是“搭讪”还是“性骚扰”，媒体应如何正确报道社会暴力事件？

　　原标题：是“搭讪”还是“性骚扰”，媒体应如何正确报道社会暴力事件？

　　河北唐山几名男子在烧烤店性骚扰以及暴力殴打几位女性的事件，在时隔一天之后，由于监控视频的流出而引发舆论场大讨论。如今，几位打人的嫌犯已被抓，相关举报就如雪花片一样飘落，唐山火速开展社会治安整治“雷霆风暴”专项行动。

　　烧烤店内的监控视频拍下了事件的全程，该视频经由微博曝光引发关注后，国内的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在沸点视频的报道里，事情的起因是“男子摸女子后背被拒”，并将其定义为“冲突”，澎湃新闻点出“酒后搭讪女子，后多人对女子进行殴打”，最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北京头条，该媒体用极其温和的表达陈述了该事件——一名男子靠近几名女子的餐桌与对方交谈，几秒后双方开始推搡直至发生肢体冲突。

　　可只要看过5分钟的全程视频，就能够立马察觉到“搭讪”“交谈”“冲突”这样的表达明显有失偏颇，用词过于“含蓄”，甚至在刻意淡化事情的恶劣性和严重性。我们再看“端传媒”的表述，毫不避讳地使用了“伸手摸”“围殴”“暴打”这样词汇，与大家亲眼所见的视频内容更加相符。

　　这是一起令女性感到集体恐慌和愤怒的暴力事件，现在舆论场关于这次事件的讨论更多围绕女性安全和男性教育这样的性别议题之上，和“女权”相关的话题似乎长期未能有定论，因为结构性不平等的存在，很难使双方站在统一战线，本期推文就另辟蹊径，谈谈作为新闻媒体，面对此类暴力事件时，应当如何报道？

　　媒介暴力指的是“电影、电视、电子游戏、报刊等媒体含有或刊载暴力内容，并对人们正常生活造成某种不良影响的暴力现象”。这一概念包含真实暴力和虚拟暴力两种形式，媒介对社会暴力的现象报道就属于真实暴力。

　　所谓“存在即合理”，媒介暴力有一重要的作用，即使得情绪得以宣泄。因为暴力的视频带来了感官的刺激，能够成为一种有效的宣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大众实施现实社会暴力来释放压力的发生。

　　但唐山打人视频，则恰恰相反。凡是看过该视频的人，无一不愤慨。尤其是女性，大家都无可避免地代入处于更弱势的角色。视频在微博上裂变式地广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公众对于暴力行为的恐惧。这也是该事件引发女性集体愤怒的重要原因，因为过程太完整、画面太清晰，事情的起承转合那么明晰，受害女性连穿衣都那么整齐保守，这样明目张胆的暴行，很难不让人恐慌。

　　按照新闻的接近性原则来说，虽然大洋彼岸的枪杀案每天都在上演，但是出门吃个烧烤就可能遇到的金链大哥还是更令我们感到恐慌。这也是监控视频得以大范围传播，又因此引发剧烈讨论的重要原因。

　　在唐山打人事件中，微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事件首先由网民通过微博最先发出，随后媒体跟进。在微博上，有关事件现场的细节、图片甚至视频都能看到，媒体详细梳理后作为新闻稿件发出。

　　在这次事件中，暴力、血腥的画面冲破媒体的把关，不加修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对于受害者及其家人来说，无疑会造成二次伤害，普通大众观看过该视频以后，也会产生强烈的愤怒和不安全感。

　　在媒体后续的报道中，对视频中某些可能引起不适的地方进行了处理。一方面，暴力画面的传播，会大大加深社会弱势群体的恐惧和不安全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暴力视频可能会产生示范的不良后果，唤醒人们的攻击性的情绪，产生以暴制暴的观念。

　　虽然各家媒体的报道饱受争议，但是仅凭监控视频，整个事件的真相依然无法还原。从这一方面来说，新闻媒体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媒体的详细报道，该事件很难得到持续的关注，事件的发展、嫌疑人身份等大众关切的问题，也将石沉大海。

　　拉斯韦尔在曾提出大众传播媒介有三个功能：第一，环境监测；第二，协调社会各部分的关联以适应环境的变化；第三，社会文化世代相传。

　　施拉姆从三个方面对新闻传播的功能进行总结，即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以及社会功能。其中，政治功能指的是监视、协调、社会遗产、法律和习俗的传递等；经济功能指的是新闻传播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功能包含协调社会、行使社会控制、向社会成员传递社会规范以及娱乐等。

　　因此，媒体有权利也有责任对社会暴力进行曝光。借助媒体的力量，往往能够将网络碎片化信息进行有效搜集，对案件的侦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通过此类社会事件的曝光，可以对社会公众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但在进行此类新闻报道的时候，应当致力于还原真相，引导正确的价值导向，体现人文关怀，同时避免对受害者及其家人带来二次伤害。

　　从媒介暴力的角度去看，文章开头的媒体似乎在刻意规避掉媒介暴力，转而用更加“克制”的表达，为何仍然被骂不专业呢？

　　答案或许是，新闻报道的关键是还原真相，而不是淡化情绪。我们从监控视频里不难看出，事情发展应该是单方面的性骚扰被拒绝后，几个男性开始动手打人，但在北京头条的笔下，“骚扰”成了“交谈”，“群殴一名女性”成了“对抗”，“暴力犯罪”成了“加入战局”。

　　这篇报道把一个严肃的暴力犯罪弱化成一次简单的冲突，不仅没能体现出基本的专业素养，还缺乏对受害者最基本的同情心。

　　恐慌起于封锁，流言止于公开。在发生暴力犯罪事件的时候，媒体毋庸置疑需要在第一时间报道。因为公众拥有知情权，通过新闻报道可以使得公众对自身深处的环境有更加清楚的认知。但是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必须要有明确的是非观，而不能含糊其辞、混淆是非。

　　“公众对社会实况的认知和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所呈现的信息，这种信息成为形成道德伦理观念和对社会进行价值判断的主要资源。”所以，如果大肆报道暴力事件，是否会带来“维特效应”，引发群体模仿？

　　杜骏飞老师认为，必须要在“报道”和“杜绝模仿”中求得平衡。那么回到上文提到大众传播的功能，施拉姆提出的社会功能包含协调社会、行使社会控制、向社会成员传递社会规范以及娱乐等。媒体在报道的同时，就必须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新闻报道才能够起到协调社会、向社会成员传递社会规范的作用。

　　正如杜骏飞老师所言，从深度报道理论视角来看，新闻不仅仅是事实，它还包括意见和趋势。在如此深重的惨案面前，我们不是不需要报道，而是需要富有责任感的、科学审慎的、有言说的报道。

　　基于此，社会暴力事件的报道更多倾向于还原事件，做正确的社会引导。任何淡化此类事件严重性的报道，都算是失败的报道。如果不强调罪犯的恶劣，很难对公众起到警示作用，如果不还原事实真相，是对受害者的不尊重，如果不强烈的谴责此类犯罪，则就是对黑恶势力的纵容。

　　在这样恶劣的社会暴力新闻中，媒体立场分明地谴责，并不是对新闻精神的违背，一味地把新闻客观性当作“操作指南”，反而失去了新闻报道该有的价值和意义。

　　媒体在后续报道中应当及时准确回应大众关切，切忌模棱两可的表述。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徐江善建议，在跟进警方通报时，媒体要密切跟踪事件原因，一是对事件原委进一步详实报道，以弥补视频直观的缺陷，如施暴者都是什么人，何以如此凶残，二是派出调查记者深入调查，深挖社会原因，一方面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另一方面为下一步追究法律责任打下基础，也警醒社会相关部门和公众。

　　除此之外，这一事件暴露出的社会治安问题、女性安全问题，都应该得到更具体、更全面的回应，对于后续新闻的追踪，需要注意的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对社会的警醒作用。

　　参考资料：

　　传媒茶话会：关于唐山打人事件，媒体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杜课：如何报道极端暴力事件？

　　注：文中图片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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