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指责土耳其近日「散布仇恨言论」，宣布于 10 月 25 日召回驻土耳其大使，

　　法国外交部25日发表声明说，鉴于土耳其政府在巴黎西北郊孔夫朗-圣奥诺里讷市袭击事件上发表不当言论且侮辱法国国家元首，法国于当天召回驻土耳其大使。

　　声明说，在孔夫朗-圣奥诺里讷市中学教师遇害后，土耳其政府没有对恐怖主义进行谴责或对法国声援，而是“散布对法国的仇恨和诽谤性言论”，直接侮辱法国总统马克龙，这种行为“不可接受”。法国25日召回其驻土耳其大使。

　　孔夫朗-圣奥诺里讷市16日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一名教师因曾在课堂上向学生展示涉及宗教的漫画，被一名车臣裔男子袭击身亡。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即谴责这起“恐怖袭击”，并表示政府将采取坚决而迅速的行动。

　　据法国媒体报道，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对法国政府的举措表示不满，并在电视讲话中称马克龙“需要做精神检查”。马克龙表示，埃尔多安的讲话“不可接受”。（新华网）

　　土耳其指责法国不检点，贼喊捉贼。

　　土耳其不要妄想加入欧盟了，法国人第一个不同意。

　　土耳其总人口约有7,900万人。 依土耳其宪法第66条规定，只要具备土耳其公民身分者即为土耳其人，而官方所承认的少数族群乃 是根据1923年洛桑条约所规定，仅有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以及犹太人等三个非穆斯林族群。 不过条约中也规定了土耳其与希腊的人口交换，当时约有110万的希腊人从土耳其回归希腊，而约38万的穆斯林从希腊回归土耳其，留在土耳其的希腊人仅剩20万左右。 换言之，在土耳其政府的眼中，其境内的少数族群仅有三个，而这三个族群基于与主流社会的宗教差异，以及种种历史因素与政治因素等，当代其占土耳其的总人口微乎其微，估计仅剩不到0.1%。

　　一次大战的战败旋即导致帝国的崩解，但却没有立即让帝国毙命，帝国的主体依然苟延残喘。 败战的帝国于1920年8月与协约国签订了色佛尔条约，解除帝国在阿拉伯世界与北非的所有权利，准许亚美尼亚独立，让库尔德族所属的库德斯坦自治，并且让希腊可以占有色雷斯东岸与安那托利亚西岸。 此条约对帝国与土耳其人十分苛刻，因而激发出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由凯末尔所率领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无法承认这个条约，并与希腊、 亚美尼亚、法国等占领部队发生战争，此即为土耳其的独立战争。 此仗由土耳其获胜，并一举推翻了帝国，也推翻了苏丹帝制以及伊斯兰哈里发制度，更于1923年7月24日与各国重新签订了洛桑条约，保留了东色雷斯，并取消了库德斯坦的自治；稍后正式于1923年10月29日建立了世俗化的土耳其共和国。

　　土耳其的库德问题可说源自于建国初期的经验。 色佛尔条约对土耳其人是苛刻的，但对库族却比较有利；相反地，洛桑条约对土耳其人较有利，但却让库德斯坦面临被瓜分的悲惨命运，分别纳入 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的领土。 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啊！

　　色佛尔条约的悲惨经验，发展出土耳其的色佛尔症候群，意即土耳其成天担心国家领土与主权有被分裂的危险，其中尤其提防差点就获得自治权（甚至独立建国）的库德族人的分裂，也因此库德族的问题才会成为土耳其的政治红线。 此一症候群进而演变成色佛尔偏执狂，在当代的土耳其族群政策里，即使有加入欧盟的强烈需求，但在面对欧盟要求土耳其要改善少数族群的权利时，土耳其仅只愿有些微的让步，一方面出于对欧洲列强曾经对其国家安全威胁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则担心万一让步过多，赋予库德人更多的文化权恐怕会更加激发库德人的分离意识。

　　凯末尔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也领导了土耳其的独立战争，共和国成立后他顺利成为第一任土耳其共和国的总统，后来也被尊称为土耳其共和国的国父。 凯末尔强烈体验了腐败帝国的衰亡，也体验了欧洲各国的强大，以及来自列强的欺凌与羞辱，更曾体验到土耳其领土和主权被瓜分的恐惧。 这一切经验型塑起他的建国理念，是为凯末尔主义，迄今都还是土耳其的重要建国方针。 凯末尔主义包含了政治、社会、文化与宗教等层面的改革，目的在去除帝国留下的遗毒，并拥抱西方的生活型态，包含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世俗化等。 在凯末尔建国之初，他即建立了一套现代化计划，企图同时进行民族打造与国家打造的工程，以建立一个与以往不同的新民族 、以及及新国家。

　　凯末尔主义主要内涵有六大项，又被称为六支箭，分述如下：（1）共和主义：以代议民主取代专制君主，奉行人民主权、自由、法治 等信条。 （2）人民主义：其定义和一般西方所强调之人民与精英对抗的民粹主义不同，而是强调人民与君主、贵族、哈里发以及封建领袖等传统统治者的对抗。 （3）世俗主义：其乃是一种政教分离的意识形态，不准宗教介入政治，也不许政治介入宗教，有别于帝国时期之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 （4）改革主义：这是一种文化与社会的改造运动，强调以西方的新制度与新思维来取代旧制度与旧思维。 （5）民族主义：强调建立一个同质性的土耳其民族国家，用以取代帝国时期准许不同宗教群体维持自治状态的米列特系统。 （6）国家主义：强调国家至上，国家是推动土耳其现代化的工具，其主权不容被挑战与分裂

　　长期以来，库族都居住在土耳其的东南部的山区或平地，当地气候环境恶劣，经济发展落后，而社会维持着部落的结构形式，宗教长老扮演着统治权威的角色。

　　库族问题的根源至少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下，不少帝国的省份宣布独立，而当时的库德族部落与宗教领袖也曾发起反抗运动， 与帝国统治群体（即土耳其人）发生了武装冲突。 不过，在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库族与土耳其人间的纷争暂时搁置一旁，联合起来对抗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俄国、亚美尼亚的联军，而库族部落与宗教 领袖也曾参加土耳其国民大会的决策。 然而，当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后，双方的冲突再次浮现。 在凯末尔主义的引导下，土耳其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试图革除帝国的传统幽灵，让土耳其变成西方化、现代化、民主化与世俗化的民族国家。 此举大幅缩减了伊斯兰的宗教角色，也影响了宗教领袖的权力。 改革运动在东部库族部落遭遇了巨大的阻碍，土耳其政府为了贯彻其决心，也采取了强势的镇压行动。 在1938年的镇压行动之后，土耳其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更进一步影响到库族，包括：（1）土耳其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试图藉由语言的统一来建立一个没有族群的同质性民族国家。 （2）使用拉丁字母取代传统字母。 （3）推行以土耳其语教学的义务教育

　　基于担心国家主权被分裂、担心库族人的分离势力的色佛尔症候群，土耳其政府对于境内库族的基本论述就是不承认其少数族群的身分，更不承认有库德族以及库尔德人族性的存在。 在官方的认知里，库尔德人就是土耳其人；更精确来说，库尔德人其实只是住在山区的土耳其人，由于他们混杂了波斯人、阿拉伯人以及亚美尼亚 人的成分，因而忘记了自己的来源、母语，并且疏离了自己原来的种族。 此一论述几乎从其独立建国开始就一直持续到今日。

　　一方面，土耳其共和国似乎延续了被其推翻之帝国统治者思维，认为库尔德人也是穆斯林，因此不能算是宗教上的少数民族。 就如同历史学者Bernard Lewis所言：“帝国有穆斯林族，但没有土耳其族、阿拉伯族、或库德族；有希腊族、亚美尼亚族、犹太族，但他们是宗教群体而非族群民族。” 另一方面，土耳其政府完全否认语言、文化、历史记忆与阶级层面对族群认同的形塑。 面对从独立建国以来即层出不穷的库尔德问题，在土耳其的国家论述里，从来不认为是族群政治的问题，而将之定位为一种 与土耳其共和国对抗的部落反动势力，也是一种反凯末尔主义的保守反动势力。 土耳其共和国代表的是民主化、世俗化、以及现代化，而库尔德人的造反则是一种政治反动、部落反抗，以及区域落后的表现。 也因此，库尔德人的反抗无关族群，而是各种前现代邪恶势力的反动，包含库尔德部落、库尔德土匪、库尔德长老等。

　　因此，从土耳其的国家论述来看，库尔德人的叛乱无关族群冲突，而是一群被共和政府废除的哈里发体系保守势力的反动，库尔德问题是哈里发旧势力对抗共和体制的问题。 在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大旗下，土耳其共和国当然无法承认任何挑战其政治整合的分离势力，也因此土耳其政府乃致力于透过政治与军事手段来巩固中央政府的权力，包含强制迁徙与同化他们认为 是落后部落的库尔德人。 例如1934年的迁徙法第十条即规定：本法不承认部落之政治与行政当局的权威……，所有过去所被承认的权利全数废除，即使这些权利有官方典章记载 ，部落的酋长统治……长老统治等所有相关组织与成分一律废除。 此一论点若从1920 年代到1930 年代土耳其独立建国之初的政治氛围来理解的话，将更能清楚掌握土耳其国家论述的要点。

　　建国之初，土耳其的首要任务是国家权力的巩固，各种反动势力自然都被视为是帝国传统幽灵的反扑，包含库尔德人的反叛。 而从当时土耳其统治者的观点来看，库尔德人确实同属穆斯林群体，实在没理由反抗，会起而反抗的若非是旧势力的反扑，就是地方土匪的造反。 因此，土耳其政府所建构出来的库尔德性就无关语言与文化，而是与土耳其性对抗的反动旧势力：即伊斯兰基本教义对抗政教分离、传统对抗现代、边陲对抗中央、 哈里发系统对抗世俗共和政体、部落政治对抗现代民主政治、落后边陲经济对抗统合的国家经济等。

　　土耳其的族群政策

　　土耳其的族群政策是由洛桑条约与凯末尔主义形塑而成。 1923年的洛桑条约乃是土耳其独立战争获胜后，与法国、英国、意大利与希腊联军签订的和约，并获得国际联盟的支持，可视为是土耳其共和国建国的基础条约。 为了确保少数族群的权利，该条约第37 至45 条规定，只有非穆斯林的群体才被承认为少数族群，且享有诸多权利，包括使用母语，政治平等，建立宗教、教育、 与社会福利机构，宗教自由，迁徙与移民的自由。 『洛桑条约』并无明确规定谁是非穆斯林的少数族群，但土耳其政府据此仅承认希腊人、亚美尼亚人以及犹太人为少数族群，这三个族群刚好也是帝国米列特系统下的 列特民族。 至于其他非穆斯林的宗教族群还包括亚述人、迦勒底人、涅斯特人等都不曾属于米列特系统，也因而不被视为少数族群。 从『洛桑条约』以后，土耳其政府除了依据1925年与保加利亚签订的友好条约，而把伊斯坦堡的保加利亚人纳入少数族群规范之外，迄今都未曾把其他非穆斯林群体纳入少数族群的保护范围，也因而引起若干的不满，尤其在基督教社群里。 根据2009年的研究估计，大约仅有9万的非穆斯林属于被承认的少数族群。

　　在『洛桑条约』所规范的少数族群权利里，土耳其政府其实存着法理上与实务上的落差，除了自由迁徙与移民这一条获得彻底执行之外，其余在实际的执行面仍有所不足，甚至三不五时就会出现侵害少数族群权利的情形 。 例如，在1930年代出现了公民讲土耳其语！运动，都市里拒绝说土耳其语的少数民族成为目标，而土耳其刑法第159条也存有所谓 的侮辱土耳其条款，就常有人被据此起诉。

　　至于对那些不受条约保障的少数族群，即使政府一再宣称土耳其没有族群问题，强调所有人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利，但实际上土耳其政府对少数族群的歧视作为仍层出不穷，尤其在早期阶段。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军队采取隔离政策，非穆斯林军人都被解除武装，被派去修筑公园、道路、以及捡拾垃圾等工作，只有土耳其人才有资格进入军校， 成为军人。 而另一个例子是，1942年颁布的资本税法，虽然这只是一次性的法律，并于1944年废除，但要求非穆斯林付比较高的税。 当时许多非穆斯林为了缴税而变卖家产，无力付税者则被送入远离家乡的劳动营。 对少数族群的歧视，另一方面则反映着给优势族群的特权。 土耳其的优势族群是逊尼派穆斯林土耳其人，虽说在凯末尔主义下土耳其强调世俗主义，然而在实际作为上逊尼派却定义了土耳其性，例如在移民政策 上就偏好来自巴尔干与高加索地区的逊尼派穆斯林移入，而在教育体系里的伦理道德规范也是依循逊尼派的教义，其他诸如阿拉维派的教义则被屏除在外，也因而阿拉 维派特别支持世俗主义，并且关注土耳其政府违反世俗主义的诸多缺失。

　　欧盟对土耳其族群政策的挑战

　　欧盟成立于 1993 年，从成立时的 6 个成员国扩大到今日的 28 个会员国。 土耳其于 1999 年获得会员候选人的资格，并于 2005 年开始与欧盟进行入会协商。 为了符合哥本哈根会员资格标准，在1999-2005年这段期间，土耳其进行了不少的政治改革，包含2002年的修宪，目的在实现其加入欧盟的美梦。 然而，如前所述，土耳其仍存有许多问题，尤其在人权与少数族群问题上，一直都是其获得欧盟认可的障碍。 欧盟也强烈挑战土耳其传统的族群规范，其中欧盟执委会透过年度的进度报告来对土耳其进行评鉴，欧盟理事会则透过领袖高峰会来把关，至于欧洲议会 则于口头与书面报告强调土耳其要善待少数族群。 欧盟执委会于1998-2005期间发表了八次的报告，其中对于少数族群、文化权利以及宗教自由的关注占了最大的篇幅，而每一篇报告都有特别关注到亚述人、库德族以及阿拉维教派的情形，而报告也都会特别强调土耳其迄今都不签署1998年通过的保护少数民族架构公约。

　　针对欧盟对其少数族群、宗教、人权等议题的挑战，土耳其是以平等原则来回应，而非差异原则，也就是说政府对待所有的土耳其公民不分种族 、族群、宗教、性别，都置于同一套权利与自由的标准上。 在少数族群的政策上，土耳其政府的反应一如往常，只承认条约所规定的少数族群，主张其余的人民皆属单一共和国里平等的公民，并不存在少数族群的问题。

　　不过，为了实现加入欧盟的梦想，土耳其还是依据前述的平等原则，释出善意并进行了若干改革，最重要的层面包括：革除歧视、改善文化权、改善宗教自由等。

　　在革除歧视方面，为了避免身分证上的宗教信仰注记成为歧视的来源，土耳其政府准许公民依据自己的意愿得将该栏空白。 此外土耳其也进行了修法，包括2003年修劳动法，禁止工作上有关语言、文化、宗教上的歧视；2004年修刑法，增加了一些反歧视条文。 教育部也修改了教科书有关少数族群歧视与偏见的内容，而宗教教科书也纳入了基督教徒所关心的内容。 针对宗教礼拜场所的部分，过去政府只补助清真寺的电费，现在则对所有宗教礼拜场所进行补助。

　　在文化权方面，欧盟主要关注的少数族群的权利，尤其是库族的问题；不过，少数族群问题（尤其是库族的问题）是土耳其的政治红线，土耳其政府还是不承认库族少数族群的地位，土耳其语仍是唯一的官方语言。 据此，为了符合欧盟要求，土耳其政府于2002年的修宪中赋予人民更多的文化权，他们可以有母语的广播节目，可以在私立的语言学校教授母语。 而在2003年欧盟和谐法中准许开设私校教授母语及方言。 尽管如此，在实务运作上，库语广播节目还是受到严格限制，一天不得超过四十五分钟，一周不得超过四小时，而库德语频道的申请流程常受到官僚的刁难，要耗费数年才能获得核准。 此外，任何不属于官方罗马拼音字母的标志与字母都不准使用（但库文里有这些字母），例如Q、W、X等，包含命名里有包含这些字母也不行。

　　在宗教自由方面，2002 年的修宪准许非穆斯林所拥有的基金会买卖财产，并简化登记注册的手续。 其他的改革还包括：准许新建礼拜场所、准许基督教文献（包含圣经）的流通、准许基督教堂自由用水等。 不过，世俗主义也是土耳其政治的另一条红线，他们担心过度的宗教自由会激发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兴起。 据此，除了洛桑条约所规定的三个宗教少数族群之外，土耳其政府并无意再承认其他宗教少数族群的地位，例如阿拉维派；其理由是一旦承认一个，就得承认其他的， 因而激发起逊尼派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反弹。 另一个例子是，土耳其也无法开放犹太男性于公共场所戴传统头饰，即使犹太人是国际条约所保障的少数族群，理由是政府基于世俗主义也禁止穆斯林妇女于公共场所戴头巾。

　　从土耳其建国初期来看，欧洲化就是民主化、自由化、世俗化、现代化等，而事实上土耳其也积极朝这个方向努力。 然而时至欧盟的时代，欧洲各国的发展层级已经超越了物质与制度的等级，而有更高的精神与道德标准，尤其在人权、少数族群的保护上更是如此，即使欧洲各国自己难免还是 会面临这些问题。 只不过，这些问题在土耳其更加严重，更加棘手。 加入欧盟绝对是欧洲化的具体实践，但是欧盟的高道德门槛却是土耳其凯末尔主义所未曾想像的。 加入欧盟是为了实现土耳其挤身富强之林的梦想，而建构一个同质性的统一土耳其民族国家更像是终生志业；可是欧盟要求更多民主开放与少数族群权利开放 问题，却严重与凯末尔主义的其他内涵牴触，成为土耳其必须抉择的困境，而鱼与熊掌之间的拉锯则是土耳其政治领袖必须审慎因应的难题。

　　举例而言，即使土耳其于2003年为了因应欧盟要求而修改刑法，但是有关于各种侮辱总统、国旗、国家机关、土耳其性等言论，仍不在言论自由保障的范围之内；例如就曾有知名小说家因为在公开场合谈论土耳其的两个政治禁忌：一次大战期间的亚美尼亚事件以及1980年代许多库族被屠杀的事件，因而吃上公然侮辱土耳其的控诉。

　　而另一个例子则是少数族群权利的问题。 在土耳其高举民族主义与国家至上的大旗下，批评政府的言论常被视为对国家不忠，而支持少数族群的权利则会被视为支持分离主义。 以少数族群语言文化权来看，虽然在私校教授母语已经合法，但在公立学校甚至大学教库德语依然不受宪法支持；土耳其教师公会在2005年时就曾被要求删除提倡 非土耳其语教学之组织条款，否则即面临被最高法院勒令关闭的命运。

　　作者简介:謝國斌

　　雲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