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老龄化社会与家庭》---中日政策与实践比较

　　一、中西方家庭理念的变迁轨迹及其争论

　　1. 在父权制中，通过男性挣钱养家，女性照料家庭的分工模式，男性不仅从家庭中女性的无偿家务劳动中获利，而且从妨碍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参与公平竞争中获利。、

　　2. 婚姻去体制化：一是从体制型婚姻向伴侣型婚姻转变；二是强调了个人选择和自我发展的个体化婚姻转变。

　　3. 在“个体化”的世界里，我们在安全与自由者两极之间歧路彷徨，整个社会中充满“若即若离的配偶”，处于“即用即取的关系”。

　　4. 许多研究表面，中国家庭至今还保留者大量所谓的“前现代”的残余，例如，家庭重心并没有从亲子轴完全转向夫妻轴，而是呈现二者并重的局面。浪漫爱情并未替代孩子成为家庭核心；家庭小型化却未完全核心化，即小家庭与亲属网格之间依然保留着密切的交往。（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其实这种与亲属网格的密切联系在急速下降，且联系紧密程度与区域经济发达程度呈反相关，这与家庭单元的单位经济水平在改革开放后的提高密不可分，家庭单元不必像之前一样对于大家庭过分依赖。）

　　5. 在中国，家庭才是理想选择，风险共担的单位，所以无论是农民工的投资，盖房还是城里人的买房，抑或是结婚，离婚，生育，照料等，都不单单是个人或是小家庭可以决定的，而往往是双方父母甚至三代直系家庭共同选择的过程（第四点中的对大家庭的依赖）

　　6. 总体来说，中国城镇家庭中两代人合力购房，体现了明显的“再家庭化”趋势，也是两代人应对风险的一种方式。

　　7. 中西方在家庭理念的变革以及争论方面经历了不同的轨迹。西方现代家庭理念呈现出从“家庭化”到“去家庭化”的转向趋势，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家庭变革则呈现出“去家庭化”到“家庭化”的转向趋势。

　　这反映了二者之间家庭争论背后以情感与亲密关系为核心的家庭理念以及以和谐稳定，互助合作为核心的理念。前者以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和浪漫之爱为前提，后者则以家庭集体的延续和责任为宗旨。

　　8. 造成农村家庭对亲代赡养资源供给不足的原因并非总是“伦理危机”，而是出现了“恩往下流”的伦理转向趋势，即个体优先将家庭资源供给自己的成年子女而不是父母，使家庭代际资源分配呈现“养老不足，爱小有余”的倾向，这也体现了在乡村社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老人自行降低福祉要求以及代际责任的“软约束”。

　　9. 唯独家庭作为成员之间共担风险的首要工具和共同体，才会依照个体的需求演绎出各种各样方便的家庭形式以及不同的支持方式，比如农民工的拆分式家庭，隔代家庭，留守家庭，临时家庭，同居伴侣等多种模式。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积极家庭”

　　1. 西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原初设计是以“男性养家”模式为前提的，当越来越多的家庭变为双薪模式时，原有的政策失效，必须做相应的调整。又如，中国在小学推行减负政策，需要来自家庭的配合，但是，城镇家庭在规划孩子教育方面的高期待和竞争心态，以及夫妻共同就业带来的照顾时间分配上的压力，促使学校改变很多做法，也引来市场力量介入（如教培行业的兴盛），后果往往是学生负担不减反增。

　　2. 对家庭来说，计划生育政策衍生的“非意图后果”既有风险，也有机会。比如只生一个的指标限制，刺激出性别选择行为，导致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又如，独生子女家庭“4-2-1”倒金字塔式结构蕴含着养老困境。

　　3. 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一项国家政策，它自上而下地、压倒性地贯彻国家的人口控制目标，并不需要考虑家庭本身的意愿。但是从“全面二孩”政策开始，政策过程已经变成了政府与家庭之间相互之间的过程。过去控制生育可以通过强制手段，但是鼓励生育不能强制。

　　三、中国老年人家庭储蓄成因

　　1. 遗产动机或许主要集中于富裕家庭，对一般家庭的老年人而言，为应对未来不确定的医疗支出的预防动机对储蓄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2. 老年人口在总人口比重将持续上升，基于以上事实，如果老年人因有遗产动机而抑制消费，将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其次遗产动机可能加剧贫富差距。

　　3. 遗产动机会抬高作为遗产商品（房）的价格，甚至出现价格泡沫

　　4. 遗产税…

　　四、个体化视角下的中国家庭代际关系

　　1. 当代中国出现了代际关系不平衡问题，即成年子女尤其是独生子女大量地接受父母在经济、照料方面的支持，但未能给予父母等量的反馈，并且家庭代际关系中权力中心重心下移，年轻一代占据主导地位。

　　2. 子女实际在用极端自我中心的所谓新“代际公平观”为自己的自私行为辩护，他们一方面要求父母无条件支持自己，另一方面又要求独立自主，理直气壮地抛开所有的社会责任，更多的研究反复论证，改革开放后，中国家庭代际关系日趋工具化，一些年轻人变得利己而忽视孝道，父母则是家庭关系转变的受害者，被动承受个体化进程带来的后果，中国出现了孝道衰落和养老的危机。

　　3. 子女不惹父母生气，尊重老年人的想法、兴趣和习惯，不干涉父母的生活同样是子女孝顺的表现，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村父母尤其如此。

　　4. “啃老族”：拥有正常劳动能力但并非正式脱产在学的青年，无论其有没有收入，只要其与父代之间的代际关系呈现不平衡的状态，即父代流向子代的经济资源（包括现金，实物，住房等）高于子代流向父代的经济资源，则认定其经济不能独立。

　　5.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加速进行，浓缩了发达国家近三百年时间面临的问题和发展任务。

　　6. 独生子女的父母因为没有选择而处于关系中的不利地位，而独生子女则因为双亲亲属关系日渐成为主流，可以选择性地建构“实践性”代际关系，从而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五、日本“单身寄生族”现象及其未来

　　1. 单身寄生族：因为经济上依靠父母满足基本生活所需，自己的收入可以自由使用，所以过着高消费的单身族。

　　2. 从配偶那里得到的亲密性，可分成以下三种类型：

　　1）交流，对方能够倾听自己的体验，能够产生共鸣；

　　2）浪漫感情，接近对象，希望获得认可；

　　3）性满足。

　　3. 西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促使个人化经济独立，去家庭化。

　　4. 现在日本“养儿防老”的观念比较淡薄，很多老年人认为麻烦子女是一种打扰。

　　5. 提高生育率不仅仅只从政策“全面放开”，也要从多方面综合考虑。

　　六、东亚地区的少子老龄化与老年人就业模式

　　1. 韩国与中国台湾急速的少子化的背景有共同点，那就是学历社会的升学竞争，使养育孩子的成本（包括金钱、非金钱方面的精力，时间等）明显提高。

　　2. 针对人口减少问题，若从劳动力的减少以及养老金对财政的压力来考虑，出路就是实施增加现役劳动人口政策。而实施这样的政策，无论什么制度的社会，能吸收的人口来源都只有3个选项，即外国人（移民）、女性（主妇）、老年人。

　　3. 在华人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女性在分娩，育儿期继续工作，中老年女性却较早的退出劳动力市场。照顾孙辈悠闲自在安逸的生活一直是华人社会追求的理想形态。

　　4. 可以看到，除了在社会保障尚不完备的农村，由于贫困，女性不得不工作以外，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老年女性不工作的社会。

　　七、育儿模式的变化与“母职”的重构

　　1.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女性在“舍小家为国家”的社会氛围下，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中，男女性别差异淡化了，孩子需要母亲等大人陪伴呵护的社会规范也未形成，因此多数家庭采用了“散养式”和“粗放式”的育儿模式。

　　2. 独生子女一代家庭开始以“孩子为中心”的育儿理念。独生子女政策使孩子数量骤降的同时、市场经济又让家庭用在孩子身上的资源增加了，这加速了“孩子至上主义”在中国家庭的大众化，同时父母大多是经历了动荡且贫困的一代，“补偿心理”让他们对孩子多了一份宠爱。

　　3. 尽管后现代家庭依然推崇孩子之上主义；但是以丁克家庭为代表的夫妇主动放弃生养孩子，而致力于在职业，个人兴趣中获得成就感和价值感。

　　4. “科学育儿”与消费巧妙地结合之后，家庭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通过消费各种育儿产品来获得自己的孩子没有落后的笃定感。就这样，当精细化育儿，密集型陪伴成为主流，当各种育儿产品既有科学的劝诱。

　　5. 现当代育儿方式：

　　（1）“谁来接送孩子”：从安全地域里的“散养”到专门机构的“圈养”

　　（2）如何陪伴孩子：从“粗放型”到“精细化”抚育

　　（3）育儿理念的冲撞：“科学的妈妈”和“传统的祖父母”；对于“打骂孩子”的差异与对儿童心理健康的关心；那些致力于成为“科学的妈妈”，一边反思，声讨自己的原生家庭在过去不重视自己的情绪，一边依然深受原生家庭教育的不良影响。

　　（4）“科学育儿”理念与消费市场的鼓动和束缚：“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当下的中国陷入了孩子至少主义，智育之上的养育文化的消费泥潭里独生子——家里唯一的希望。“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家长通过消费各种育儿产品来获得孩子没有落后的笃定感。

　　（5）新“母职”规范：“科学的妈妈”、“懂孩子的妈妈”、“超级妈妈”，今天的“好妈妈”的职责不仅煮饭做饭，给孩子讲故事，陪孩子做作业，还需要懂得孩子的心理，寻找更好的方法治疗孩子的疾病。中国女性承担着孩童的社会化和家人情绪的安定化的同时，还需要面对来自职场的角色期待，以及承担家庭一半的经济角色期待。

　　（6）“好妈妈”的两难，角色冲突、徘徊、自责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