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2010-2011年卷）

　　 

　　 

　　 

　　 

　　价值论与伦理学研究

　　（2010-2011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湖北省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

　　国际价值研究会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编

　　 

　　 

　　 

　　Edited by Hubei

　　’

　　s Center for Morality and Civ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Value Inquiry

　　School

　　of Philosophy of Hubei University

　　 

　　 

　　 

　　 

　　 

　　 

　　 

　　 

　　 

　　 

　　主编（

　　Chief Editors

　　）

　　        江畅（Jiang Chang）               戴茂堂（Dai Maotang）

　　           G.John M.Abbarno（阿巴尔诺）      Thomas Magnell（麦格勒尔）

　　副主编（

　　Associate editors

　　）

　　        强以华（Qiang Yihua）        陈道德（Chen Daode）

　　           冯军（Feng Jun）             高乐田（Gao Letian）

　　           周海春（Zhou Haichun）

　　编委（

　　Consulting editors

　　）

　　万俊人（Wan Junren）         马俊峰（Ma Junfeng）

　　王玉樑（Wang Yuliang）        邓安庆（Deng Anqing）

　　王泽应（Wang Zeying）        王海明（Wang Haiming）

　　文兵（Wen Bing）             冯平（feng ping）

　　甘绍平（Gan Shaoping）      卢风（Lu Feng）

　　朱葆伟（Zhu Baowei）        孙伟平（Sun Weiping）

　　李德顺（Li Deshun）           张传有（Zhang Chuanyou）

　　罗炽（Luo Chi）               陈新汉（Chen Xinhan）

　　杨耀坤（Yang Yaokun）         夏伟东（Xia Weidong）

　　高兆明（Gao Zhaoming）      龚群（Gong Gun） 

　　韩东屏（Han Dongping）      韩震（Han Zhen）

　　焦国成（Jiao Guocheng）       靳希平（Jin Xiping）

　　廖申白（Liao Shenbai）       翟振明（Zhai Zhenming）

　　舍尔（George Sher）           马哥里斯（Joseph Margolis）

　　 

　　 

　　 

　　 

　　 

　　 

　　 

　　 

　　 

　　 

　　 

　　 

　　 

　　 

　　 

　　 

　　 

　　目

　　  

　　录

　　东亚文化价值观的基本特质……………………………………………………………孙伟平（）

　　全球一体化与人类价值观念的媾变………………………………………………………冯军（）

　　全球化：理性的胜利，还是仅仅是资本的狂欢…………………………………………舒红跃（）

　　道德基本原则的形而上学辩护…………………………………………………………强以华（）

　　论哈奇森对洛克“感官”的继承与改造…………………………………………………李家莲（） 

　　尊严的价值内涵及伦理意义…………………………………………………韩跃红；绪宗刚（）

　　危机中的机遇：对信任危机的思考………………………………………………………倪霞（）

　　马克思恩格斯的正义论…………………………………………………………………张丽君（）

　　生态伦理：人与自然的价值规范…………………………………………………………路日亮（）

　　试析道德评价中的效果论………………………………………………………戴茂堂；汤波兰（）

　　道德的法律化及其限度………………………………………………………余卫东；费雪莱（）

　　论法律的价值生成………………………………………………………………………张丽清（）

　　宗教伦理及其现代启示…………………………………………………………………黄凯锋（）

　　伦理对宗教的两种反抗…………………………………………………………………张祎娜( )

　　儒家“以修身为本”的观念：基于对《大学》相关思想的解读………………………阮航（）

　　《论语》中求仁的方法与仁学的现代意义…………………………………蔡利民；朱周斌（）

　　从《工作与时日》看中西正义观的异同………………………………………………周海春（）

　　《淮南子》的和谐价值观初探…………………………………………………………王剑峰（）

　　中国传统天人观的伦理内涵及其价值旨趣……………………………………王义芳；罗超（）

　　“以人为本”核心价值理念的内涵分析………………………………………………胡振平（）

　　民生问题的伦理学解读………………………………………………………姚才刚；付静娴（）

　　论“幸福感”的形上本质…………………………………………………………………徐瑾（）

　　当代中国道德生活中的“德性”与“规范”……… …………………………………杨文极（）

　　当代道德生活的困境和出路……………………………………………………………孔润年（）

　　中国人的当代道德生活之思考…………………………………………………………周树智（）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实力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博弈………………………………刘孟学（）

　　论中国式腐败背后的“法”、“礼”对立………………………………………………杨曾宪（）

　　创新应是当代重要的道德规范……………………………………………余雷；喻帆；余育德（）

　　道德教育：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当代价值…………………………………………………魏 磊（）

　　论新媒体时代德性教育的媒体需求……………………………………………………彭颜红（）

　　湖北农村家庭婚姻观的变迁……………………………………………………………杨海军（）

　　 

　　 

　　 

　　 

　　 

　　 

　　 

　　 

　　 

　　 

　　 

　　 

　　Content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lue ideas of East Asia……………………………Sun Weiping（）

　　The inner logic concerning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human values……………Feng Jun（）

　　Globalization: the victory of reason or the revelry of capital………………………Shu Hongyue（）

　　Metaphysical justification of basic moral principles ………………………………Qiang Yihua（）

　　On Hutechson’s succeeding and reforming to Locke’s sense…………………………Li Jialian（）

　　Value connotation of dignity and ethics significance……………Han Yuehong；Xu Zonggang（）

　　Opportunity in crisis：thinking about the trust crisis ……………………………………Ni Xia（）

　　Marx and Engels’ Theories of Justice………………………………………………ZhangLijun（）

　　Ecological Ethics: Criteria of Value of People and Nature……………………………Lu Riliang（）

　　On the theory of effect in moral evaluation…………………………

　　Dai Maotang；

　　Tang Bolan

　　（）

　　Moral legalization and its limits……………………………………… Yu Weidong; Fei Xuelai（）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aw value……………………………………………………zhang Liqing（）

　　Ethics of relig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Huang Kaifeng（）

　　Two Revolts of ethics against Religion…………………………………………… Zhang Yina（）

　　The idea of “cultivating one's mind is the root”: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Great Learning………………………………………………………………Ruan Hang（）

　　The way of pursuiting Ren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of Confuciusm

　　………………………………………………………………

　　…………Cai limin

　　；

　　Zhu Zhoubin（）

　　From the days of work and se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justice… Zhou Haichun（）

　　the value of harmony in Huai Nanzi………………………………………………

　　Wang Jianfeng（）

　　An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People-centered Concept………………………Hu Zhenping（）

　　The 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Yao Cai-gang Fu Jing-xian（）

　　On metaphysical essence of happiness…………………………………………………… Xu Jin（）

　　 “Virtue” and “Norm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Ethical Life……………………Yang Wenji（）

　　Dilemma and Outlet of Contemporary Moral Life………………………………Kong Runnian（）

　　Reflections on Chinese contemporary moral life……………………………………

　　Zhou Shuzhi（）

　　Competition of “strength value” and “ethical value” in market economy……………

　　Liu Mengxue（）

　　Opposition of “Law” and “

　　Ritual” behind Chinese corruption…………………

　　Yang Zengxian（）Innovation should become important contemporary moral norm…… Yu Lei;Yu Fan;Yu Yude（）

　　Moral education as the way of promoting contemporary cultural soft power……………

　　Wei Lei（）

　　The needs of moral education for media in time of new-media ………………… Peng Yanhong（）

　　Changes of marriage ideas in Hubei rural families…………………………………Yang Haijun（）

　　 

　　 

　　 

　　 

　　 

　　 

　　 

　　 

　　东亚文化价值观的基本特质

　　 

　　湖北大学特聘教授 孙伟平

　　 

　　Abstract The value ideas of the East Asia, represented by China, South Korea and Japan,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and essential part of global culture. The value ideas of the East Asia ar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West. Its characteristics are as follows：including diversity and make multielement coexist；pursuing the Doctrine of Mean and harmony；Being good at studying and let it be used by us；Pursuing the truth and self- regen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variety. During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value ideas of the East Asia are undergoing serious critique from the powerful western culture. It should keep the open policy to follow the development of our times, to meet the need of modernization, and to quicke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Asia, by synthetical Innovation which keep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elf and developing the elite of our culture.

　　Key Words: the value ideas of the East Asia；including diversity and make multielement coexist； pursuing the Doctrine of Mean and harmony；Being good at studying and let it be used by us； Pursuing the truth and self- regen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variety

　　 

　　东亚文化是一条波澜壮阔、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自古以来，它一直以宽广博大的胸怀，包容、汇纳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涓涓溪流，生成为一种有着生动个性特征的世界文化瑰宝。我们难以否认，相比脉络清晰、相对“单纯”的西方文化价值观，东亚文化价值观（以中日韩为代表）显然经历了更多的沧桑变迁，包容、吸纳了更多的异域文化内涵；相比那些已经或濒临灭绝、一蹶不振的文化价值观，东亚文化价值观又保持了其历史延续性，更拥有包容、学习和自我更新的资格和能力。

　　东亚文化具有胸襟开阔，广纳兼容的特点。《周易·篆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主张学习“天行健”，刚健有为、进取不息；也要效法“地势坤”，诚厚宽容，包容和负载万物，使之相互和谐，生长繁息。朱穆《崇厚论》云：“天不崇大则覆帱不广，地不深厚则载物不博，人不敦龐则道数不远。”这种博大的气势和胸怀，这种“厚德载物”的要求，是东亚文化生成流变、丰富多彩的前提。

　　 

　　一、兼容并蓄，多元并存

　　 

　　虽然在东亚历史上，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特别是统治的稳定和秩序，在政治大一统的基础上，往往也追求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如中国封建专制者就曾发动和制造“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排佛”、“文字狱”等事件；朝鲜历史上，儒家也大多排斥儒学以外的思想，发生过“排佛”、拒斥天主教（西教）、“斥邪卫正”事件等；日本历史上，也曾毁释、排耶

　　[①]，曾封杀中国的易姓革命思想和孟子的民本思想。这些举动极大地阻滞、扼杀了文化的多样性。但总体来看，绵延悠久的东亚文化是丰富多彩、多元并存的，既有以政治、伦理为本位的儒学价值观，也有讲究顺其自然、清静无为的道家价值观，还有宣扬一切皆空、人生皆苦、企求解脱的佛教价值观，等等。

　　在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学虽然不乏排他之举，但仍然表现出强大的包容能力，不断吸纳、融合其他文化。如董仲舒包容了法家、阴阳家的思想，宋明理学吸收了佛道思想，当代新儒家更是努力与民主、人权、法治等思想相协调，等等。日本儒学相较中韩，更注重多元、包容与融合。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努力地将儒学与佛、道、日本神道共存、融合、一致起来。在江户时代之前，儒学与佛、道、以及神道能够共存，很少见到儒学对之的严厉批判。在江户时代，林罗山主张“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因无差等”，“神道即理也”

　　[②]，以朱子学之理改造和取代日本的神道，实现神儒合一；山崎暗齐的“垂加神道”则以《神道五部书》中的“神垂以祈祷为先，冥加以正直为本”为基础，以阴阳五行配合、附会日本的天神七代：“天神第一代，天地一气之神；第二代至六代，是水、火、木、金、土之神；第七代，则阴阳之神也”

　　[③]，从而实现神儒合一。这类援法入儒、援道入儒、援释入儒、神儒合一观点与举措，体现了儒学的兼容并包精神。

　　儒释道内部在发展中，出现了大量纷争，形成了不同宗派和流派。历史上则不断有人对之加以融通。例如，佛教传入新罗后，留唐生们承继中国佛教宗派传统，也出现了许多宗派和流派。宗派之间的纷争不断，甚至将无自己的宗派者蔑称为散宗。而元晓则以“各百家之诤”为己任，会通了空有、佛性有无等诸争论，创立了和诤思想体系。如《东文选》记载：“矛盾相争者有年，受乃晓公，挺生罗代，和百家之异争，合二门之同归。”

　　[④]

　　深具意味的是，多元的东亚文化之间尽管不乏对立与冲突，大多时候却是作为各司其职的不同选项而存在。如儒家文化倡导人们立德、立功、立言，内圣而外王。但士大夫、文人学士们一旦认为统治者“无道”，或者不受赏识，郁郁不得志，便“舍之则藏”，“退而独善其身”，归隐山林，与世隔绝。因而东亚古代隐士

　　[⑤]多，出家人多，和尚尼姑多，佛教道教比较发达。有人形象地说，东亚人“入仕时是儒教徒，出仕时是道教徒”。如列文森说：“历史上的中国人是‘进者儒，退者道’——他一方面具有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抱负，另一方面又追求，或者说是努力追求道家的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这正好与儒家追求的人与人的和谐区别开来。儒与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人。”

　　[⑥]

　　甚至在同一主体身上，多元、多样文化也能够共时性地相互融合，合而为一。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理论，东亚引人注目的“儒家资本主义”，足以为训。而韩国文化更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韩国文化中既有从中国传入的儒释道思想，又包含着浓烈的民族特色文化，近代以来特别是“二战”后，还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形成了具有韩国特色、复合互补的文化。这种文化将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其广泛而深厚的儒教传统，渗入到其他文化之中，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尽管韩国佛教徒、基督教徒众多，但多自认为是“儒教式的佛教徒，儒教式的基督教徒”。1997年，韩国天主教曾以信徒为对象，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表明，韩国天主教徒举行儒教式的祭祀，承认男性长者的主导权，讲究家族的排行，等等，表现出对儒教价值观的包容与肯定。

　　[⑦]

　　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多元并存，相互融合，表现了东亚社会海洋一样的开阔胸襟，造就了东亚文化广阔而丰富的特性，为文化传承与创造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厚资源。

　　 

　　二、持道中庸，追求和谐

　　 

　　在当今世界，西方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以竞争和冲突为特质的文化价值观普遍流行，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人内心的失衡日益严重。以和谐、中庸为价值取向的东亚文化价值观，明显可以对解决当前的文化价值冲突有所助益。

　　（1）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信守“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东亚文化价值观处理天人关系的重要原则是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和”是生成万物的基础，万物皆由“和”而生，并存在于“和”的状态之中。“和”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和功能，它产生新事物，并使百物丰长。而“同则不继”，“同”是无矛盾、无质的差别的同一，相同的事物相合，如“二女同居”，既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也不会促使事物继续发展。

　　东亚文化要求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顺应自然。道家强调“道法自然”，“不与自然争职”，一切因任自然，无为而治。《中庸》将自然之和表述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易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天奉时。”即顺从自然，按照自然的本性和规律办事，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和谐。“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篇》）“和”的状态在于，万物各在其位，各有其分，各得其所。这体现为“度”。适度即为“中”，“使万物无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二程集·河南程式粹言卷第一》）因此谓之“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中庸》）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都强调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强调可持续发展，这对纠正二元对立的天人关系、掠夺式的自然观，具有重要意义。

　　（2）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坚持“群体本位”，崇尚秩序与团队精神。“和为贵”，重“和”，是东亚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价值取向。儒家以仁为本位。“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人我具立，人我具达，也即人人和谐。譬若为政，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法理、人情并顾，恩威、宽猛相济，才能达到恰到好处的“和”的境界。“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礼的运用和目标也在于“和”。要做到各守其位，各司其职，相互关怀，讲求秩序，融洽相处，尽量避免矛盾与冲突。《论语·子路》进一步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允许差异、个性、多样性存在的“和而不同”，是待人处事的基本态度，是人们一切言行的出发点和判断依据。儒家的理想是达到其乐融融、和谐美好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爱无差等”和“非攻”思想，目标也直指和谐。如墨子曰：“爱人若爱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东亚一向讲究和平共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有子强调“和为贵”，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董仲舒主张“德莫大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日本7世纪初推古朝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也提出了“以和为贵，无忤为宗”主张。“和为贵”、重“和”，基于对“和实生物”的认识，它是人道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治理国家、处理各种事物的准则。这种价值取向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有助于增强社会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有助于缓解可能存在和突显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有助于避免因为矛盾激化、激烈对抗而导致的社会动荡。

　　（3）在身心关系上，力求通过修身养性，追求内在的和谐、良心的安宁。佛、道、儒等多认为，人的私欲、贪欲、功名利禄之心等，是扰乱人的心神、导致内心失衡的原因。虽然儒学等在一定意义上，确认了人类源自生物本能的利己私心的正当性，肯定私心（人欲）是人类谋求进取的原动力，但是，又多认为利己私心容易失去控制，膨胀为自私的贪欲，从而导致伦理意义上的罪恶。因此，佛、道、儒多提倡“寡欲”乃至“无欲”，抑制自己的欲望。儒家还希望，将私心升华，弘扬利他的爱心（公心），制约与导引私心，实现“两心调谐”，从而“致中和”，“与天地参”。

　　东亚传统文化甚至视人为一个小宇宙，用阴阳对立的观念解释小宇宙的均衡和谐。“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刚柔得道谓之和”。如身体出现过热现象，则应服用去热的冷性食物或药物；如身体出现过冷现象，则应服用去冷的热性食物或药物；冬天天气冷，应多用热性食物以补充之；夏天天气热，则应多用凉性食物，以维持冷热的均衡。中医中药即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理论和实践。气功、导引、拳术、以及静坐养气等，其原则也在于藉运动身体以导引阴阳之调和，进而求得内在脉络气血的均衡。

　　东亚文化传统以和谐为最高境界，对人“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的强调，对人的欲念的节制，对人的观念和行为持道中庸、追求和谐的要求，对于缓解和解决人内心的冲突与失衡，明显具有现实意义。

　　 

　　三、善于学习，为我所用

　　 

　　东亚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最善于学习的地区之一。虽然在历史上，不乏妄自尊大、闭关锁国、拒斥外来文化和对外交流之举，如日本德川幕府认基督教为邪教，予以严厉取缔，同时禁西书，实行锁国政策；中国清朝以天朝上国自居，认为自己“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无需对外交流，清初的海禁政策甚至严令“片板不准下海”；20世纪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内“大革文化之命”，对外则“反帝反修”，对外文化交流空间异常狭窄；等等。但总的来说，东亚历史上重视教育，善于学习，不拘一格吸取文化精华。其今日文化价值观的兼容并蓄、多元并存的面貌，就是长期学习的结果。

　　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实际上是诸子百家相互学习、相互砥砺、相互提升的一个过程。魏晋以后，曾经大规模吸收印度佛教，使儒释道相互学习，相互融通。近代洋务运动是中国大举学习西方的自强运动。它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立译馆，译“夷书”，开学堂，引进、介绍和传播西学；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制造洋枪、洋炮和洋船；后来还转向民用工业和商务，办起了一批民族工商企业。自此，西学东渐，西学成为中华民族学习的主要来源。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大举引进西学，以作为民族振兴的思想资源；借鉴国际经验，“与国际接轨”，探索民族复兴之路。

　　在历史上，朝鲜半岛曾经长期为中华文明的光芒深深吸引，向中华帝国学习，以“小中华”著称。“二战”后又努力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学习，通过选择、消化西方的民主制度、市场经济体制、法治模式，将之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相结合，创造了“汉江奇迹”，一跃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韩国模式及所创造的经验，目前是中国现代化的“活的教科书”，正对中国产生多方面的影响。至于以韩剧、流行音乐、“动漫”产品为主的“韩流”，在中国更是风靡一时。

　　日本是世界上善于学习、模仿、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超越的典范。日本人一向以求知欲最强的民族著称，目前人均书籍购买量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国民的扫盲率已高达总人口的99%，名列世界第一。日本近代以前长期师事中国，大举引进、吸收中国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这其中以日本大举派遣遣隋使、遣唐使为高潮，以号称“学朱子而谬，与朱子共谬也，何遗憾之有”的山畸暗齐最为典型。进入近代，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开始带来西方文化和技术，1720年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中吉下令“驰禁”后，以荷兰人和荷兰语为中介的“兰学”在日本产生重大影响。中国鸦片战争惨败后，日本备感震惊，尤其是1854年美国逼迫日本“开国”后，西洋思想大量涌入，日本知识分子很快提出了“洋务”、“变法”主张。明治维新时，更是提出“脱亚入欧”口号，全面实行“拿来主义”、“文明开化”政策，吸取西方文明成果。当时政府提出“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大众则“人人竞讲欧美之学，户户争读英法之书”。经由维新改革，不过半个世纪，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二战后，日本在美国鼎力支持和保护下，进一步实行“拿来主义”，以西方模式改造日本，大规模、全方位学习西方，并创造出“日本模式”，以令人惊叹的速度跻身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而且，自明治维新以来，东亚文化交流、影响的方向发生逆转，日本成为中韩学习、效法的榜样，也成为中韩接受西方文化的桥梁和中心。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明显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日本成了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中介。

　　文化上的善于学习，为我所用，造就了东亚面对世界多元文化，令世人惊叹的敢于和善于同化、吸收多元文化资源的能力，使东亚既能够广泛吸收别人之长，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又能够保持自己的个性鲜明，使文化始终具有巨大的内部亲和力、凝聚力。

　　 

　　四、求实顺变，自我更新

　　 

　　几乎任何文化都有保守性，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文化尤甚。在东亚历史与现实中，“尊祖法宗”，拘泥圣贤，“祖宗之法不可变”，反对变革的声音往往十分强大。如中国曾以“中央帝国”自居，基于五千年的辉煌，曾表现出“无知的傲慢”或“虚骄”：如有些人认为，中国不但无须向其他民族文化学习（典型的如乾隆皇帝所谓“天朝之大，无所不有，无需与尔等夷狄互通往来”），而且负有教化“四夷”之责。“用夏变夷”被认为是常理，而“用夷变夏”则是当然的大逆不道。但是，东亚文化确实具有深厚的辩证法传统，包含着因时利导、求实顺变、自我更新的要求与内容。

　　儒学自先秦始，便注重经（原则的绝对性）权（灵活变通）关系的辨析。虽然权总体上是从属于经的，但儒学并不否认权变。如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汉儒董仲舒也认为，在形势发生变化时，应该在根本原则（“经”）允许的前提下，采取灵活的对策（“权”）。朝鲜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儒学者栗谷李珥说：“夫所谓时宜也，随时变通，设法救民之谓也。程子论易曰：‘知时识势，学易之大方也。’又曰：‘随时变易，乃常道也。’盖法因时制，时变则法不同。”

　　[⑧]“权无定规，得中为贵。”

　　[⑨]日本中江藤树提出“时、处、位”论，认为人的行为符合“时、处、位”，才可谓之“时中”；他甚至认为“权外无道，道外无权”，将“权”提高到与“道”同体的地位。明末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理随势易”，日本幕末横井小楠主张“随势理亦不同”、“理与势相因而不离”，认为随着历史必然趋势的变化，根本原则也应该随之而变。这些都为东亚文化之求实顺变，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近代衰落挨打以后，东亚的变革历程更是惊心动魄，风起云涌。中国和日本的洋务运动是以“制夷”为目的、坚持传统纲常名教基础上的“变器不变道”的器物改革

　　[⑩]，或（佐久间象山提出的）“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以“西洋实测之学”“资吾圣学”的补充式变革。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的戊戌变法是为了“尊王攘夷”、效法西方进行的君主立宪式的政治、经济变革。二战后的日本、韩国，在美国扶持下大举变革，全面引进西方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模式，实行“儒家资本主义”。20世纪末期的中国也冲破锁国政策，将改革开放确定为基本国策，与国际接轨，全面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改革。通过这些顺应时势的伟大变革，东亚各国先后摆脱了近代以来的衰弱形象，以其成功甚至“奇迹”（如“儒家神话”、“汉江奇迹”等），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文化上的求实顺变，不拘一格，自我更新，造就了东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主体活力。顺应而不是抵牾历史大势，求实唯实而不务虚名，求新求变而不抛弃传统，使东亚文化不至于凝固僵死，总是具有广阔的活动空间，充满着生生不息的活力。

　　总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是东亚文化价值观历史与现实真实的写照，是对东亚文化多元性、复合性、包容性、和谐性、变迁性的真切描绘。“大”来自敦厚而广有所容；敦厚而广有所容，又基于其自身之“大”。正可谓“汪汪如东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永远自成一番景象，永远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几千年来，正是基于“厚德载物”、“大象无形”的品格，正是在这种多元、复合、和谐型文化的滋养下，东亚民族与东亚文化才历经沧桑，度尽劫波，却不断成长与壮大。在今天的全球化历程中，东亚文化价值观有必要弘扬“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传统，坚持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的原则，努力学习、吸纳一切先进、合理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建设具有包容性、多样性、个性化、和谐性的东亚文化价值观。同时，也要用这种境界和精神，这种风格和方式，去影响、滋养、培育全球伦理、普遍价值，使之成为进步而非腐朽、宽容而非严苛、包容而非排斥、多样而非单一、和谐而非冲突、顺变而非僵死的文化价值观。

　　 

　　 

　　 

　　 

　　 

　　 

　　 

　　 

　　 

　　 

　　 

　　 

　　 

　　 

　　 

　　 

　　 

　　 

　　 

　　 

　　全球一体化与人类价值观念的媾变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省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

　　冯 军

　　  

　　Abstract: Global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which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different country will be more and more intimate. As the core of culture, value ideas will make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be more and more similar in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be noticed that globalization will not produce one single global culture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value subjects, in this sense, culture variety will be kept, value systems will be quite different and values ideas will continue to be verified.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value convergence; value plurality

　　 

　　    人类今天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争取国家独立(联合国成立时，目前2/3的会员国还不是主权国家)，不再是冷战阴影，而是全球一体化的冲击。全球一体化已不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现实。全球一体化将会对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社会生活带来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和变革，并且这种影响和变革不仅仅限于经济生活领域，而且会影响到各国政治、军事、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世界政治、军事格局的改变。对此，我们必须正视、并且给予积极地思考和密切地关注，以保证全球一体化的结果由如在千年首脑会议上发表的《千年宣言》中所说的：“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确保全球化成为一股有利于全世界所有人民的积极力量。”

　　    在全球一体化趋势背景下，我们还应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种现实，伴随全球一体化这一过程，各个国家、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不但会越来越密切，而且会加速文化相互之间的影响、渗透、模仿、学习和冲突。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市场开放的同时必然会受到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因此我们必须从理论上加以研究——既要探索文化渗透或文化差异的本质原因，又要探索文化渗透与文化差异会对我国现实社会的影响及其应对之策，以满足我国现时期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观念。因此，文化差异主要体现为价值观念的不同，而西方文化的渗透也就表现为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冲击、西方价值观念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影响。我们认为，这既无法回避又是一次机遇难得的大好时机。我们应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除西方敌对势力从其特有的文化价值观上不断给予中国传统价值观以恶意攻击外，西方其他先进的价值观念确也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迎接全球一体化的挑战和积极推进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背景下， 必将为中华民族重构价值观念体系创造又一历史性机遇。

　　通过对中西价值观念各自内容、特点、媾变与发展过程的历史考察，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背景下，人类价值观念将既呈趋同而又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对此，我们既有必要的理论依据又有充分的现实理由。

　　 

　　一、价值观念趋同是由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内在本质规定性所决定的

　　 

　　    从理论上看，人类基本的目的价值和实现这一目的价值的手段价值具有一致性。价值观念包含价值取向、价值评价与价值规范等要素。而就价值的存在论或本体论基础正如江畅在《理论伦理学》一书中所指出的：“价值是普遍存在的，但并不是独立自存的，而是存在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之中，其基础在于事物的相互依赖性， 归根到底在于一个事物对于另一个事物的有用性(usefulness)”。从这一基本原理出发，就人类总体这个类而言，他在宇宙中作为一事物追求自身的生存、发展及人生幸福以满足自己的根本需要或总体需要，并据此产生的目的价值无论是对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是一样，它们是人类所共有的目的价值。然而，这种人类的目的价值还需要价值载体，也就是说，为实现目的价值还需要有作为“载体”的工具价值来实现目的价值以便使其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的方法、手段和途径。目的价值是人类所共有的；而作为具有工具价值特征的西方价值观念，如科学、民主、市场、法制等，通过西方社会发展的实践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来看，已证明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工具价值。就此意义而言，人类价值观念无论是目的价值还是工具价值是会走向趋同的。当然，目的价值和手段价值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这是由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程度、不同时期所至。当今，在全球一体化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背景下，应该是为价值观念趋同提供了基本条件。

　　    从实践上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主导价值观的重新确立，为价值观念趋同观点提供了其现实理由。现代化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必由之路。中国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日益进步的历史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同样也是西方先进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历史。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都已说明，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是文化更新发展的重要契机，文化封闭只能导致僵化、停滞和落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中西文化交流，已带来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如第二次“西风东渐”，中国社会传统的主导价值观终于受到前所未有的撞击。“三纲五常”、忠君孝亲的传统规范受到个体意识的挑战；“重义轻利”的古训被“重利轻义”的观念猛烈震荡；人伦道德、等级观念受到科学精神、法律意识的冲撞；“中庸之道”受到竞争、冒险、开拓观念的冲击。有谁还会怀疑，由西方所创导的科学、民主、法制、市场等价值观念亦然成为当今中国的主导价值观了。

　　从体制上看，仅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就是价值观念趋同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模式，它源于西方并为西方社会实践所证明、被认为是现实期最为有效的经济活动方式。我们发现，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在与西方价值观念广泛对话的基础上，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而三十多年开放后的中国所发生的众多变革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经济既是价值观念演变的产物同时又促使传统价值观念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转变。全球一体化的形成是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条件的，同时全球一体化也是市场经济最大范围的扩展。

　　 

　　二、价值主体的多元存在决定了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发展

　　 

　　    就价值“存在于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中”、“在于一事物对于另一事物的有用性”而言，价值必须有主体，即价值主体。从存在论的意义看，它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但从伦理学的意义上看他只能是人，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价值的直接主体是物，但终极主体还是人。作为价值主体的人可以是个体的人，也可以是群体的人和整体的人。这样就必然出现这样的情形：同一个事物对这个人有价值，对另一个人不一定有价值；对某一或某些个人有价值，对群体不一定有价值；对这个群体有价值，对另一群体不一定有价值；对某个体或群体有价值，对人类整体不一定有价值。这样也就带来了由价值主体的多元存在而产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问题。为了说明这一事实，我们有必要从以下三个基本层面展开分析：

　　第一，价值体系。价值体系是作为追求什么价值和怎样追求价值根据的内在价值原则系统。价值体系是由一系列价值原则构成的，包括目的原则、手段原则、规则原则和制约原则等一系列价值原则的协调化、系统化。人在世界中生活一般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但是，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体系与作为整体的人的价值体系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个体相对强调目的原则、手段原则，整体更强调规则原则、制约原则。若将个体与整体外推至个人与群体、民族与国家、国家与“地球村”等也都有可遵循的一般规律。不同的价值主体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其强调的价值原则就有所不同，因而也会体现在价值观念的不同，也就反映出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本质。这一本质特征是与作为人所具有的自由意志和其所处的生存环境因素所决定的。

　　第二，环境因素。价值观念多元化与各国地理环境、文化发展和民族演变等状况很难分开。如古希腊因其地理环境和民族的差异就产生发展了与古代中国绝然不同的，以开拓、进取、民主和科学探索等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精神，由此演绎出源于古希腊文明的整个西方文化传统。人类并不只有一个民族，而是由栖身各处为数众多的民族所组成，其风俗不同、文化差异与价值观念多元化也就显而易见。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它也必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存在，也许在久远未来当国家的界线和社会制度的区别消失时，民族之间的差异仍然会存在，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仍会呈多元化发展。

　　全球一体化决不意味着各种文化间的差异会逐渐消除，不必担心甚至会形成一种全球一致的文化，相反，不仅文化的多样性长期存在，而且还将继续向多样化发展。这是由于：经济活动的运作并不需要以文化的一致为前提。因为，自然环境和历史人文环境的差异，即使物质条件达到了相同的程度，文化上的差异依然会长期保持。文化的变化和发展固然离不开经济的基础，但文化的发展并不一定与经济的发展同步，既能超前，也可滞后，所以差异会永远存在。在全球一体化迅猛发展的时候，当然会对各个民族和地域的文化产生巨大的冲击，在相当程度上改变它们原有的面貌，但我们应有的态度是积极维护不同民族的、各自的文化特点，使之呈现出百花齐放、丰富多采的繁华局面。当然，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弱点，它们之间应该和谐共处，相互取长补短。越是经济走向全球化，就越需要重视全球各个民族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包括尊重文化多样这个事实。决不可能在全世界只有一副面孔、一种文化，也不可能把某一种文化、某一种价值观念强加给所有其他民族和国家，要他们照搬照用，那是办不到的事情，也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

　　    文化或价值观念的多元存在因其建立了文化发展的竞争机制，致使各民族文化共同进化、而最终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各民族内部其文化或价值观念也只有存多元发展才将更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如西方价值观念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所经历过的两次大的变革，才终于有可能使社会走向科学、民主、法治、自由；相比之下的中国社会传统价值观念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性变革，价值观念的基点，价值取向和基本内容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导致了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落后和衰微。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也必须同时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那就是文化的多样性不能成为保护落后文化、拒绝先进文化和闭关锁国的理由。我们承认迄今为止主要是一些西方大国全球一体化扩张，必然带来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由此引发了许多人的担心。但反对之声中有些观点的逻辑起点是文化孤立主义的。文化孤立主义无视数百年来各民族文化交往、相互影响的历史，反对文化交往和沟通，要求返回并发掘“未受任何外来影响的”、“以本土话语阐述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其实，这样的本土文化只能是一种假设。如果我们说的不是“已成的”不会再变的文化“遗迹”，如青铜器，古建筑之类，而是世世代代由不同人们的创造累积而成的不断发展的文化传统，那它就必然蕴涵着不同时代、受着各个层面的外来影响的人们对各种文化现象的选择，保存和创造性诠释。

　　    第三，管理模式。制度文明要求民主化管理和人的个性全面、自由的发展。全球一体化并不意味着世界会成为一个世界性集权国家。全球一体化决不应该是集权式的、专制式的，这是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表明，集权式、专制式的社会管理模式压制个性发展、阻碍社会进步，正因为如此，这种模式已经逐渐为人类所摈弃。由于整个人类的情况极其复杂，各个地区千差万别，一个包揽一切的集权式、专制式机构也是根本无法运行的。因此，全球的一体化只能是分权式的、民主式的，一体的世界是多元主体的，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这样的管理模式，也就注定了价值的多元化存在。一个国家即使在各个方面都与世界接轨，它仍然能够而且应该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有自己的独特生活方式，有自己的民族特色，仍然能够而且应该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一切事务。一句话，它必须有自己的主权。因此，国家作为主体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完整性，具有有别于其他主体国家、以本民族文化为依据的价值观念。

　　事实上，价值趋同与价值多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是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趋同以多元为前提，没有多元就没有趋同；多元以趋同为对象，趋同是多元融合式发展的基本规定。这是一个内在互动，共同生长、发展、进化的过程，这就是人类价值观念媾变的内在逻辑。上述分析已经表明，文化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不断演进以至变革的过程，是价值观念趋同与多元化的过程，永无止境。封闭的、停步不前的观念是行不通的。随着全球一体化带来的多方面冲击，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人自己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走自己的路；同时，在从事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大胆吸取西方有益的、并为实践所证明了的、先进的价值观念，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建设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华新文化。

　　 

　　 

　　 

　　 

　　 

　　 

　　 

　　 

　　 

　　 

　　 

　　 

　　 

　　 

　　 

　　 

　　 

　　 

　　 

　　 

　　 

　　 

　　 

　　 

　　 

　　 

　　 

　　 

　　 

　　全球化：理性的胜利，还是仅仅是资本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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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省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 舒红跃

　　 

　　Abstract: Originating from Europe, the enlightenment movement contains both the spirit of reason or science and the boom of capitalism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However, to lo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being restricted by practic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globalization is mainly the revelry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 rather than the victory of reason or science. It’s only by the method of comprehensive enlightenment and by propagating the spirit of reason or science that we will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construct a society which enjoys the real justice and rationality, and to add some new sense to globalization or to offer a new alternative developing approach to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fter us.

　　Key Words: enlightenment; globalization; reason; capital

　　 

　　现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是全球化运动的最大的受益者，或者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另外一个是美国）。如果把全球化仅仅局限为经济的全球化，这一认知尚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如果把全球化与理性精神的启蒙、科学精神的普及、自由与民主精神的弘扬联系起来，那么可以说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是非常狭窄的，也是非常不成功的。对于启蒙运动的发祥地欧洲，随着启蒙运动的不断发展，既有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弘扬，也有资本主义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后者只不过是前者的付产品。可是对于许许多多的后发展中国家，由欧洲启蒙运动最终所导致的全球化只是资本和技术的盛宴，而非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胜利。之所以导致这一结果，就在于全球化不仅取决于先发或推动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更主要的在于接受者对全球化的接受有意和无意地受到它们自身历史和现实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中国，受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诸方面因素的影响，我们看重的是西方能够给我们带来功利性好处的方面，我们目前的主流文化骨子里对西方的理性、科学、自由、民主等因素并不认可，其接受顶多停留在言语或口号的层面上。

　　 

　　一、启蒙运动在西方：既是理性的胜利，也是资本的胜利

　　 

　　和苏格拉底、斯多葛学派这些古代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启蒙时期的

　　大多数哲学家也都坚决相信人的理性，所以启蒙运动时期亦被称为“理性时代”。该时期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们都认为他们有责任依据人类永恒的理性为社会、道德、宗教、伦理奠定基础。正是打着理性、知识和科学的旗号，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才踌躇满志地向世人庄严地承诺，人类可以拒绝任何外在的权威而单凭自己的理性去获得自己的解放。因此人们在很多时候可以不加区别地使用“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这两个概念。

　　那么，什么是“启蒙”呢？1784年9月，康德应《柏林月刊》之请求对这一问题的作答是：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最给力的口号。

　　基督教的启示应该也是一种“启蒙”。问题在于启蒙所发出之光来自哪里。对于这一问题，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和传统基督教的思想家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并因此而引发了二者之间的激烈对抗和冲突。基督教的思想家的回答是光源是上帝，上帝是真理和价值的起点；而在启蒙运动的学者看来，真理和价值的起点只能是“人”。与中世纪相比，启蒙运动实现了“上帝中心观”（“神本”）向“人类中心论”（“人本”）的哥白尼式转向。而这个人则是大写的“人”，是一个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意识为核心，以自由为本质的人。

　　启蒙运动对欧洲的影响不仅仅有理性主义的弘扬，而且还有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方面，在西方历史上对理性的强调并非从启蒙运动才开始，而是有着悠久的文化上的传承。“理性之光”的经典比喻最早可以上溯至柏拉图的“洞穴说”。另一方面，启蒙运动所弘扬的理性主义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又有着很大的区别。在古希腊，苏格拉底改变了当时哲学研究的方向，使哲学研究的重点从早期的自然哲学变成了“人学”或“伦理学”，哲学的研究发生了从“外”到“内”的转向。而启蒙运动则把中世纪向“内”的哲学研究改变成了向“外”，也就是面向自然的研究。因此，虽然同样运用的是理性这一手段，但是启蒙运动却发展出了古希腊所没有的近代自然科学，并且是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有着很大区别的、具有实证主义特征的近代科学。也正是以这样一种性质的科学为基础才有可能发展出对经济领域，特别是工业生产产生巨大影响的近代技术。如果没有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对自然的研究就不会产生近代自然科学，就不会产生近代的各种各样的工业，因而也就不会有工业革命的发生，不会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言，资本主义的产生与西方理性主义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

　　[11]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的现代性在社会、人格或文化皆表现出“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倾向，“在启蒙辩证法中，理性作为宗教凝聚力的替代物而发挥作用”。在社会层面上，理性化的成果既有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现代国家体制，也有建立在二者之上的现代立法精神；在人格层面上，理性化体现为新教伦理的人生取向，也就是以工作和工作的成就为天职，冷静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在文化层面上，宗教生活世俗化，工具理性压倒一切，取代了知识（科学）、实践（道德）和情感（审美）的合理分化。可以说，这个理性化就是世界在启蒙中“祛魅”的过程。原有的神谕性世界图景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以科学命名的的世界图景。

　　 

　　二、中国之全球化：资本与技术的盛宴，与理性和科学无关

　　 

　　在启蒙运动的发祥地欧洲，启蒙运动的主线是理性，在理性主义的旗帜下，西方既有现代法律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建立，也有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的蓬勃发展；正是以启蒙运动为肇始，以理性主义为动力，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号来推动全球化运动的实施的。可是对于后发展中国家，它们对于全球化的参与既有意和无意地受到它们自身的历史与文化的制约，同时也受到诸多现实的政治和经济考量的影响。比如中国，我们对全球化的参与主要是着眼于全球化给我们所带来的“好处”：一是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在资源的配置上更有效率；一是只有通过开放才能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用”的方面。至于西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经济制度和先进技术是我们目前主流文化层面不甚关心的。

　　对于中国，一方面，自“五·四”乃至更早以来，我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学和民主；另一方面，不管是在现代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建立上，还是在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上，我们至今尚未有什么大的建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应在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和科学都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的，都是以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精神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如果没有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精神，欧洲既不会产生现代的政治制度，也不会发展现代的自然科学，因为理性主义是科学和民主的源头。然而在中国，不仅是清末民初对西方，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当代中国，都是以一种极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态度对待西方。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管是对内的改革，还是对外的开放，基本上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经过理性的彻底反思和考察。至于对内的改革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受既得利益集团的牵扯，政治体制改革一直难有大的作为），而对西方的开放都是立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

　　在对待西方的制度上我们采用的是实用主义态度，在对待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上我们采用的是也实用主义态度。在我国流传甚广的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说法就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态度。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可作两种理解：一是科学作名词讲，就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科学（和）技术（都）是生产力；一是科学作形容词讲，意思是科学（的）技术是生产力。中文习惯“科学”与“技术”并用，甚至有“科技”一词，可英文并无与此对应的名词:要么是“science and technology”,要么是“scientific technology”。如果科学作名词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讲的是科学和技术都是生产力，或者说都应该“出”生产力。但是，科学——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观念性和知识性的东西，不是具有客观物质属性的生产力。科学确实具有“力量”（power）——就像哲学、文学、神话甚至迷信都有它们的力量一样，但这种“力量”（power）仅仅是一种“软”（soft）力量，不是“生产力”(productivity)那样的“硬”（hard）力量，它只有经过转化或“应用”之后才可以产生生产力。科学在被应用之前，或科学在与技术结合之前只有主观的“力量”（power）而无客观的“生产力”(productivity)。

　　[12]科学与技术是两种不同的力量，科学的“power”要想转变为“ productivity”必须转化为技术才行。由于实用主义态度所导致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的误导，我们不仅向工程技术人员要“生产力”，而且向科学家要“生产力”。甚至不仅向自然科学家要“生产力”，而且还向文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要“生产力”，整个国家都患上了一种“生产力”综合征（如现在的教育部就在大力地提倡“应用文科”）。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很多成就可以说来自于我们的实用主义态度，比如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目前的经济“奇迹”源头就在于我们的实用主义态度；另一方面，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也是因我们的极端实用主义态度而产生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再继续争论我们的经济制度是不是“资本主义”，而且应该讨论我们的经济制度是“好的资本主义”还是“坏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比较公平的资本主义还是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如何在资源的配置上建立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呢？欧洲资本主义是在一系列社会、历史和经济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除了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这一必要条件之外，还有文艺复兴运动所倡导的人本主义，启蒙运动所宣传的理性主义，新教改革所提倡的“天职”（劳动）观念，以及欧洲特有的地理和历史条件等等。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就不能只看这个制度的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显性的效果，而是更要深入地研究这个制度之所以得以产生的各种隐藏着的深层次的原因。我们的开放主要是向西方的开放，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我们向西方学习最重要的不是它们的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而是这些制度得以建立、这些科学技术得以发现、发明的前提和源头。如果我们想从全球化得到更多的益处，而不仅仅是资本的盛宴，技术的狂欢，那么我们也需要一场“启蒙运动”，因为只有理性才是西方现代各种制度和成就的源头和活水。只有启蒙我们的理性，并且不断弘扬我们的理性，我们自五·四以来一直追求的民主和科学这两个目标才能够得以实现。如果只有资本的狂欢和技术的膨胀，而没有我们经启蒙的理性所建立的其他配套制度的建立，那么我们所建立的制度就只能是坏的，甚至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最终出现的是这种结局，那么我们今天唯一重视的中心工作经济建设也无法得到持续和健康的发展。只有通过对我们的民众的广泛

　　启蒙，只有通过理性和科学精神的广泛普及，并加上自由与民主精神的广泛弘扬，我们才有可能建设一个真正公平、合理的社会，也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够通过我们的发展给全球化注以一种新的解释，或者说给后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新的可供选择的发展路径。

　　在我们亟需的这场启蒙运动中哲学又能做些什么呢？最早将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向人的是苏格拉底，他建议从伦理方面对人的生活进行改革。苏格拉底的改革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他将真正令人满意的生活理解为由人的纯粹理性而来的生活。苏格拉底所追求的生活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在其中人以不懈的自身沉思和作出彻底说明的方式对自己的生活目标、生活道路和生活手段进行批判。“如果说苏格拉底将合理的生活建立在明智地证明为正当的知识之上，那么在柏拉图那里，就是哲学，绝对证明为正当的科学，支持这种知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共同体的生活支持合理的个人生活，人的群体支持个人。这样一来，哲学就变成了合理的基础，变成了真正的、确实合理的共同体及其确实合理的生活之可能性的根本条件。”

　　[13]

　　启蒙离不开理性，也就是离不开哲学。只有经过哲学、理性充分反思和批判的生活方式才是我们确实合理的生活方式——不仅对于我们个人是这样，对于我们所生活的群体和社会也是这样。对于目前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经济的生活方式，也不是科学和（或）技术的生活方式，而是理性的生活方式，也就是哲学的生活方式。

　　 

　　 

　　 

　　 

　　 

　　 

　　 

　　 

　　 

　　 

　　道德基本原则的形而上学辩护

　　 

　　湖北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省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 强以华

　　Abstract：It is not neces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