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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 |燕赵文化志| 第十章 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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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宗教文化

　　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历史现象。各种宗教在燕赵大地发生发展与传播，以及传播过程中留下的遗迹，构成燕赵宗教文化的主体，在燕赵地域文化中占重要地位。

　　燕赵宗教文化内容丰富，颇具特色，成为中华宗教文化的杰出部分。

　　燕赵自古为民族融合之地，宗教文化中的民族特色颇为突出。蒙古族、回族在进入燕赵的同时，将本民族的宗教喇嘛教、伊斯兰教等带到了燕赵。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文化的传入，使燕赵宗教文化变得丰富多采。

　　宗教异于政治，但宗教的发生与发展又与政治密不可分。十六国时期佛教在燕赵的迅速传播与发展，首先是石虎、石勒等最高统治者和士家大族们鼎力支持的结果。天师道自其产生之日，便被奉为北魏国教，成为北魏统治者利用的工具。新道教产生后，得到蒙古统治者的垂青。借重蒙古统治者的权势，新道教将燕赵道教发展推向顶峰。藏传佛教在元代传入燕赵地区，至清代，已有较广泛的传播。建于承德的外八庙等，便是藏传佛教文化传播的明证。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在燕赵的传播，无不与燕赵成为全国统治中心有密切关系。历代王朝多次定都燕赵大地，使燕赵的宗教文化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色彩。

　　    各种宗教在燕赵大地发生与传播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寺庙、宫观、塔院、经幢、石刻、壁画、塑像等，作为宗教文化的物质载体，由于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风格独特、历史久远，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在燕赵宗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第一节　道教

　　一、道教的起源与原始道教——太平道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它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宗教中的巫术。战国时，燕齐出现神仙方士，邹衍创阴阳五行说，在北方影响很大。战国末年，燕齐出现神仙方术家，《史记·封禅书》：“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东汉顺帝时，“琅邪宫崇（一作嵩）诣阙，上其师干（一作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清领书》”。此书“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后汉书·襄楷传》）。原始道教的经典开始在燕赵出现。东汉末年，在吸收了神仙思想、五行思想、谶讳思想后，原始道教正式出现，燕赵成为原始道教的一个发祥地。

　　东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巨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人张角（?—184年），尊奉《太平经》，在熹平年间创立太平道。《后汉书·皇甫嵩传》：“初，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三国志·张鲁传》注引《典略》说：“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太平道创立后，张角派出八大弟子到四方去“以善道教化”，太平道发展很快，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资治通鉴》卷五八）。由于当时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张角便利用太平道组织农民起义。他利用谶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作为起义口号，于中平元年（184年）起义，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起义失败后，太平道发生分化，一部分教徒仍以符水疗疾的方式在民间传播，被称为符水派;另一部分人主张炼丹修行，被称为金丹派，曹操统一北方，将郗俭等道士集中到邺，笼络收买，软硬兼施，强迫就范。燕赵地区原始道教传播转入秘密方式。

　　二、寇谦之与天师道

　　北魏时期，嵩山道士寇谦之对早期道教的思想内容和组织形式作了一系列改革，经过寇谦之改革的道教，称为“北天师道”。

　　寇谦之（365—448年），字辅真，上谷昌平（今北京属县）人。早年爱好仙道，修张鲁之术，信奉五斗米道。神瑞二年（415年），自称得太上老君神谕，授他“天师之位”，赐给他《云中音诵新科之诫》20卷，命他宣扬《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伪法”，倡导“礼度”，礼拜炼丹，并糅入儒家“佐国扶民”思想，使新道教与封建礼教结合起来。在冀州大族崔浩的帮助下，寇谦之引儒入道，儒道结合，创立新天师道。天师道还模仿佛教立坛宇，注重斋醮科仪，讲究修行，求积功德。新天师道帮助北魏拓跋氏建立新的统治秩序，受到北魏太武帝的极大尊崇。太武帝在魏都平城特建天师道场，“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设厨会数千人”。又改元太平真君，并“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魏书·释老志》）。寇谦之被尊为国师，北天师道成为北魏国教，在幽冀诸州迅速发展起来。

　　武定六年（548年），北齐高澄以道士伪滥，始罢邺城南郊道坛。天保六年（555年）八月，高洋在邺，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天师道遭到惨重打击，燕赵道教暂时衰落下去。

　　三、新道教三大派

　　宋金对峙时期，北方一些知识分子利用当地民族矛盾的加剧和离乱纷争中群众生活的极端痛苦，精神无所依托的情况，创立了全真、大道、太一等三个道教新宗派，把燕赵道教发展推向高峰。

　　（一）全真教

　　金代初年，王重阳创立全真教，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孝经》为主要经典，主张三教合一。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之术，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全真教创立后，发展很快。据《重修玉清万寿宫碑》记载，全真教“实倡金正隆、大定，自是以来，为其言者，雌从雄鸣，百千为曹……势如风火”。蒙古成吉思汗十四年（1220年），全真教龙门派首领丘处机受到成吉思汗召见，十九年（1224年）回到北京。成吉思汗在宫内建万安宫赏赐给他，并将他暂住的天长观改为长春宫，下旨由丘长春统辖全体道士，掌管道教的一切事务。全真教在燕赵大地迅速发展起来。《长春宫碑铭》载：“长春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及大辟玄门，遣人招求俘杀于战伐之际，或一带黄冠，而持署牒，奴者必民，死赖于生者，无虑二三钜万人。”正大四年（1227年），丘长春去世，葬于白云观内丘祖殿。

　　元朝初年，由于全真教宣扬“老子化胡”说，引起僧徒不满，导致元宪宗八年（1258年）的僧道大辩论。结果全真教惨败。宪宗召令全真道归还侵占寺院200余处，又令道士落发，焚毁《老子化胡经》及其雕版。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僧道再辩，全真教再次失败，失去蒙古统治者支持后，全真教由盛转衰。清顺治时，白云观方丈龙门派王常月被封为国师，康熙皈依于王的门下。全真道中的龙门派再次中兴。王常月普度众生，传道放戒主持白云观20余年，扩建宫观，整肃道门，严行清规戒律，住观道士常达二三百人，白云观成为全真龙门第一丛林。康熙以后，全真教逐渐衰落下去。

　　（二）大道教

　　大道教是金元时期刘德仁所创道教教派，刘德仁（1122—1180年），号无忧子。祖籍沧州乐陵（今山东聊城西南），后徙居盐山（今河北属县）。早年丧父，家境贫困。21岁时，自称遇一白发老叟，授以“道德经真言”（一称“玄妙道诀”），开始传道。初传教时，以召神劾鬼之术为人治病，一时信者甚众，自称大道教。金大定元年（1161年），刘德仁奉诏入京，得东岳真人赐号，住于天长观。五传至怀来县人郦希成（诚），受到元宪宗蒙哥召见，被赐太玄真人名号，在北京南城建天宝宫道观。大道教被赐名为“真大道教”。

　　真大道教不讲飞升化炼之术，不尚符箓，不化缘乞食。“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于人，不敬侈于己”（《元史·释老传》）。此教以《道德经》为宗旨，同时吸取儒、释思想。自刘德仁起，便订戒条九则：“一曰视物犹己，勿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守清静。四曰运势力，安贱贫，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曰毋事博奕，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衣食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宋学士文集·书刘真人集》）九条戒律既迎合统治者要百姓安份守己的愿望，又符合劳动人民希望摆脱战争苦难的心理，充分体现了金代燕赵地区的历史特点。

　　金人统治燕赵，人民饱尝战争之苦。真大道教的教义深合民心，一时州里田野，各以其所近而从之。受其教戒者，风靡水流，散于郡县。元初兴盛时，奉其教者，西出关陇，至于蜀，东望齐鲁，至于海滨，南极江淮之表。大道教已远远逾出燕赵之域，发展成为全国性宗教。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大道教内部发生内讧，元泰定（1324—1327年）年间便销声匿迹了。

　　（三）太一教

　　金天眷年间（1138—1140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萧抱珍“传太一三元法箓之术”（《元史·释老传》），创立太一教。太一之祠，起源极其古老。以太一作教名，则从萧抱珍开始。《元史·释老传》称太一教之名源于“太一三元法箓之术”，《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碑》称太一教“盖取元气浑沦，太极剖判，至理纯一之义也”。元气浑沦，太极剖判，至理纯一之义为太一之含义，太一教之教理源出于此，太一三元法箓则是与太一教教理相应的传教方法，它体现了太一教极重符箓法物的传教特点。

　　萧抱珍创教之初，“郡以仙圣所授秘箓济人，祈禳诃禁，罔不立验。天眷初，其法大行”。《重修太一广福万寿宫碑》，引自陈垣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第112页。萧抱珍弟子赵州（今河北赵县）人侯澄，深得其师之法，在赵州真定建太一堂，奉持香火，以符药济人。其子侯元仙继承父业，死后火葬时，送葬者几万人。太一教第二祖被金世祖召至燕京，任天长观住持，不满一月，太一教徒在天长观内已容纳不下，不得不挤在观外。金末元初，北方动荡，人们纷纷信奉太一教。六祖萧全佑在大都与文人名士密切交往，颇有声誉，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世祖赐以承化纯一真人名号。太一教势力迅速发展，东起山东，西至陕西，北至哈剌和林，几乎遍及整个江北地区。

　　太一教以老子思想为教旨，认为“弱者道之用”，又倡导人伦品行，笃守孝道。太一教与全真教、大道教的不同，便在于太一教极重符箓，以巫觋之术御世。因此，传至第七祖以后，太一教逐渐与正一派合流。

　　四、名山、宫观、经幢

　　道教名山、宫观、经幢，是道教发展传播的历史见证。道教自其产生之日起，便在燕赵有着广泛影响，因此，道教宫观、名山、经幢等遍布燕赵大地。

　　（一）北岳恒山

　　道教徒的信仰之一便是得道成真，出世成仙。神仙所居世界，便谓洞天福地，河北省曲阳县恒山被称为“第五小洞天”。《道藏辑要·岳渎名山记》载：北岳住有岳神安天王，领仙官、玉女几万人治理此地。《恒山志》载，西汉名士茅盈18岁（前127年）在恒山修道，返家后隐居句曲山（在今江苏句容），被尊为茅山派祖师。被传为八仙之一的张果（亦称张果老）也曾修道恒山。清顺治中，祭北岳恒山之地才改为山西浑源县。在恒山上，存有纯阳宫、九天宫、白云洞、果老岭、望仙亭、会仙府等道教遗迹，这些遗迹现已成为北岳恒山的著名景点。

　　（二）宫　观

　　宫观为道士修道、祀神、举行宗教仪式的专门场所。太平道称为“茅室”、“幽室”、“精舍”、“靖舍”等，五斗米道则称为“静室”、“靖”、“草屋”等。唐初称观，唐宋以后，道教“宫观”之称基本定型。金元以后，全真派融合三教，亦称其修道场所为“庵”、“堂”。

　　燕赵大地的道教宫观，隋代以前所建基本已不存在。唐代崇尚道教，在燕赵兴建天长观（北京）、开元观（河北邢台市）、龙兴观（河北易县）、天庆观（河北定州市）等重要道观。宋代，燕赵建有总玄观（河北曲阳）、九峻观（河北唐县）、北极层观（河北安新）、清虚观（河北栾城）等。金元时期，新道教宫观遍布燕赵，全真教宫观占十之七八，长春宫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全真教宫观。大道教在大都（今北京市）南城建有天宝观、玉谷观，在平谷（今北京属县）建延祥观，在房山（今北京）建隆阳观。太一教在赵州（今河北赵县）建太清观、真定（今河北正定）建迎祥观。元明清时期，新道教与正一派在燕赵建有许多道观，现存道观大多为明清建筑。在众多道观中，北京白云观是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道教宫观。

　　白云观坐落于北京西便门外，是全国著名道观，启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当时称作天长观。十二世纪金军攻取燕京，此观被毁，金大定十四年（1174年）重建，先后称为“十方大天长观”、“太极宫”。元代改称“长春宫”。明初扩建，更名白云观。

　　白云观建筑格局以八卦方位布局，以子午线为中轴，座南朝北，主要殿堂位居中路，东西两路对称安排四合院落。中路主要建筑入山门分为五进，有灵官殿、玉皇殿、七真殿、丘祖殿、三清阁和四御殿。山门有三洞，象征天神、地祗、人鬼三界，走入山门，意味跳出三界，步入仙境。白云殿中心建筑为丘祖殿，殿堂下埋葬丘处机的遗骨，道教称为“仙蜕”。七真殿，供奉着王喆和其七大弟子。最北端的双层楼阁，上层为三清阁，下层为四御殿。三清阁供奉三位尊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四御殿内设经坛和各种法器、经书，每逢重要祀典，要在这里做隆重道场。四御殿东有“抱元洞府”，西是“会仙福地”，均为道士修炼之处。其中元长殿又叫六十甲子堂，殿内奉祀道教六十位星宿神，诸神以天干、地支循环相配而命名，每年有一神值宿，60年一轮。白云观的山门殿堂、亭台楼阁、园庭回廊，都充分体现了道教思想。全真派实行丛林制度，道众共聚一处，推选贤者管理。全真派重要传人丘处机、王常月都常住于白云观，死后皆葬于白云观，因此，白云观被尊为天下第一丛林。

　　（三）经　幢

　　燕赵之域所存道教经幢有邢台道德经幢和易县道德经幢，易县道德经幢最为著名。

　　唐代，玄宗崇尚道教，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亲注老子《道德经》，颁之全国，下诏要求“士庶家藏一本，劝令习读，使知指要”（《龙角山记·唐明皇诏下庆唐观》），并命各州县镌刻道德经幢，供人颂读。易县与邢台的道德经幢便是此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易州刺史兼高阳军史田仁琬奉玄宗之命，在易州开元观督建道德经幢，并请当时大书法家苏灵芝书丹，镌刻唐玄宗的《道德经》注本，这便是著名的“易县唐玄宗注道德经石幢”。经幢位于易县城内龙兴观旧址，高约6米，分为幢座、幢身和幢顶三部分。幢座为一石雕仰莲，幢身为汉白玉雕造而成，竖立仰莲幢座之上为八角形柱体，主要雕刻为唐玄宗注《道德经》。幢体上为一莲宝盖，其上为幢顶，呈屋顶状，八角形，用一巨大青石雕成，雕有脊、瓦垅、檐板、飞檐和檐椽，角梁之下有斗拱承托。造型简朴，典雅美观。

　　易县道德经幢是全国保存较好、形体较大的道德经幢，它对校译老子《道德经》，研究唐代道教及其有关问题，都具有重要价值。

　　    邢台道德经幢是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邢州刺史李质遂所立。“文革”时期遭破坏，现仅存两块幢体，字迹清晰可辨，存于邢台市南长街办事处后院内。

　　第二节　佛教

　　创始于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在燕赵有广泛影响。中国佛教的诸多流派如成实、涅槃、毗昙、净土、律宗、禅宗、华严宗等在燕赵均有流传。成群的佛寺，高耸的佛塔，是佛教文化在燕赵大地广为流传的历史见证。

　　一、佛教在燕赵的传播

　　（一）佛教的传入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十六国时期龟兹僧人佛图澄来到邺城，受到石勒、石虎尊崇，佛教自此开始在燕赵大规模传播，“中州胡晋，略皆奉佛”，“皆营造寺庙，竞相出家”（《高僧传·佛图澄传》）。佛图澄前后门人近万人，所历州郡，兴建佛寺893处，邺城成为北方佛教传播中心。

　　佛教传入不久，燕赵便出现两位著名僧人。道安（312—385年），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州市）人，佛图澄弟子。道安一生总结前人译经，撰写《经录》，为佛教寺庙定立规制，划一僧人姓氏，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竺道生（355—434年），俗姓魏，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幼年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曾游学庐山，受业于僧伽提婆门下，后入长安，拜鸠摩罗什为师。竺道生一生翻译、著述颇多，他所提出的“顿悟成佛说”在中国佛学思想史上影响长达数百年。

　　东魏北齐时，佛教传播很快。不仅帝王信佛，清河崔氏、赵郡李氏、范阳卢氏、河间邢氏、勃海刁氏等世家大族也都信奉佛教，南北响堂寺、雀离佛寺等著名寺院相继建立。据《大唐内典录·历代三宝记》所载，邺城内寺观达4000所，僧尼8万人，佛教极盛一时。

　　（二）隋唐佛教与临济宗的创立

　　隋唐时期，燕赵佛教发展较快。隋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开皇元年（581年），“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佛像”，京师、并州、相州等地“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隋书·经籍志》）。唐代，燕赵佛教继续发展，各宗各派，名目繁多。唐朝后期，禅宗分为南北二派，不久南派又分为临济、曹洞、沩仰、云门、法眼五宗。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临济宗始创于燕赵。

　　慧能六传弟子义玄，受法于洪州黄檗山希运，唐大中八年（854年），他来到镇州（今河北正定），在滹沱河边建立临济院，广接徒众，创立临济宗。咸通八年（867年），义玄圆寂，敕谥慧照禅师。慧然辑录他的语要为《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一卷，简称《临济录》。

　　临济宗“应机”多用“棒”与“喝”，棒打喝斥成为其交流某种道理的中介，时称“棒喝”。义玄接引学人，有三玄、三要、四料简之法。三玄即“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三要与三玄配合，指示言说不失本宗的要点。义玄把三要三玄的理论基础概括为“得意记言”。“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为四料简，意思是说义玄的言说全在临机发挥，没有定规，但并不因此迷失本宗。义玄的宗旨，便是打破一切枷锁，他认为，佛即是心清净，法就是心光明，道则是所思所行“处处无碍”。因此，真正的学道人“且要自信，莫向外觅”，作一个不受人惑的人。义玄号召“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禅宗反对偶像，轻视教条的风气，至此达到顶端。

　　因临济宗不需要繁琐经典，也无须苦修，而是“直指人心见佛性”，“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此流传日广，元、明、清时期，临济宗以绝对优势在汉地佛教中占据统治地位。南宋时，临济宗传入日本，在日本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藏传佛教

　　公元七世纪左右，佛教传入西藏，此后，佛教与西藏地方宗教结合，形成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

　　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时期，蒙古军进入西藏地区，而藏传佛教却开始传入蒙古地区。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称大汗后，封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命其统天下释教事务。1264年，忽必烈自开平迁都燕京，于中央设总制院，以“掌天下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治之”，任命国师八思巴领总制院事。同年秋，忽必烈从八思巴受佛教秘密戒，正式皈依藏传佛教。蒙古后妃、皇子和诸王、贵戚等接踵灌顶受戒。1269年，八思巴被封为帝师。忽必烈在燕京称帝后，更加热情地扶植藏传佛教，在大都、中都开平、上都和林等地，大量兴建佛教寺院，八思巴在大都举行盛大法会，藏传佛教在燕赵地区迅速传播。

　　明代，皇室提倡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京畿地区继续发展。永乐晚年，“在京僧寺，多有番僧”。武宗、神宗之世，尤宠藏僧，京师诸寺法王至禅师437人，喇嘛诸僧789人，亲近武宗的番僧与权贵结成一伙，以兴佛寺，“瑙宫佛阁，外省直纵佳丽，不及长安（指北京）城十之一二”（《广志绎》）。

　　十六世纪中叶，藏传佛教的最大教派格鲁派（又称黄教）开始在燕赵北部的蒙古地区传播，蒙古土默特俺答汗首先皈依黄教，在库库和屯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建供奉八宝装饰佛像的甘珠尔庙，内蒙古出现第一座黄教寺庙。此后，著名的黄教寺庙大召寺、席力图召等在呼和浩特相继建成，呼和浩特成为明末清初黄教传播中心。万历十五年（1587年），达赖三世索南嘉措应蒙古左翼察哈尔部图门汗的重礼聘请，到蒙古东部讲经说法，黄教从此传入左翼蒙古各部。图门汗长孙林丹汗等信仰藏传佛教，在察哈尔部建立许多藏传佛教寺庙。十七世纪初，林丹汗组织人力，将藏文《大藏经》中的《甘珠尔》译成蒙文，丰富活跃了蒙古的思想文化。

　　清奠都北京后为加强对边疆的统治，尤重喇嘛教，1652年，五世达赖应顺治帝之约来北京，受到顺治帝优厚礼遇，并得顺治所赐金册金印与封号，此后北京地区的喇嘛越来越多。康熙三十年（1691年），为迎接喀尔喀蒙古归顺清政府，在蒙古故地多伦诺尔（今内蒙古多伦县），清圣祖组织了著名的多伦会盟，内外喀尔喀12部参加会盟，为尊重蒙古族的宗教信仰，在多伦诺尔建一座喇嘛教寺院汇宗寺，多伦诺尔很快发展成喀尔喀蒙古朝拜的宗教中心。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清圣祖召一世章嘉到北京，驻锡法源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来到北京，清高宗先在承德避暑山庄淡泊诚敬殿和万树园等地设宴隆重欢迎，后回京在南苑德寿寺亲切接见。六世班禅在京驻锡西黄寺，在那里传经说法。顺治至乾隆诸帝时期，漠南蒙古多伦诺尔、热河（今河北承德市）、归绥（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等地新建许多寺庙，僧人激增，一些上层喇嘛被敕封为呼图克图、国师等封号。到清末，漠南蒙古“旗旗有庙”，藏传佛教寺庙达千所之多。藏传佛教成为燕赵最有影响的宗教教派。

　　二、佛寺、佛塔

　　（一）佛教寺院

　　佛教寺院是佛教徒活动场所，它既是佛教文化传播的产物，同时也是传播的载体。佛寺建筑需耗费巨大资财，除佛教徒依靠自己的经济力量建寺外，统治阶层出于政治统治或宗教的目的，也在佛寺建筑上投入巨大的财力。燕赵佛教寺院体现了燕赵佛教文化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佛教文化的基本内容。

　　1.五台山寺庙群

　　五台山位于山西五台县东北，它和峨眉、九华、普陀并称佛教四大名山。北魏孝文帝时，五台山修建了大孚灵鹫寺，清凉寺、佛光寺、观海寺等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建成。此后北齐、隋唐到明清，五台山寺庙屡有修建，形成庞大的五台山寺庙群。台内现存寺庙37处，各寺建筑壮丽，雕刻精美，壁画彩塑到处可见。五台山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隋唐时已声名远播，中唐时五台山图传到日本，后又传到敦煌，画进了敦煌壁画。唐宋以后，日本、印尼、尼泊尔等国僧人与五台山均有来往。

　　现存五台山寺庙群的分布，台怀中心区有显通寺、塔院寺、罗睺寺、万佛寺、广仁寺、善财洞、黛螺顶、文殊寺、灵应寺、普化寺、圆照寺、菩萨顶、三塔寺、殊像寺、广宗寺、三泉寺、寿宁寺、慈福寺;台怀北部有碧山寺、集福寺、七佛寺、广华寺、普寿寺;台怀南部有南山寺（包括极乐寺、善德堂、佑国寺）、万佛洞、镇海寺、观音洞、龙泉寺、金阁寺、古佛寺、海会庵、普济寺、台麓寺、千佛洞等。在这些寺庙中，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罗睺寺、金阁寺最为著名。

　　显通寺位于灵鹫峰脚下，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时称大孚灵鹫寺。唐武则天时更名大华严寺，明太祖时重修，赐额大显通寺。清时重修，形成现今规模。寺宇面积8万平方米，各种建筑400余间，中轴线上有7座大殿，自南向北依次为观音殿、文殊殿、大佛殿、七处九会殿、千钵殿、铜殿和藏经殿。七处九会殿为一座砖结构建筑物，取释迦佛曾经于七处讲经九次之意而命名。因殿内供铜铸毗卢佛圣像，又称无量殿。此殿型制奇特，宏伟壮观，是中国古代砖石建筑艺术的杰作。位于中轴线后部的铜殿是一座罕见的青铜建筑物，为明万历年间妙峰祖师所铸。妙峰曾以舌尖之血和着朱砂书写《华严经》，万历皇帝的母亲拜其为师。此殿面阔三间，高不足5米，小巧精致，重檐歇山顶，外观两层，内为一室。上层4面，各装6块格扇;下层4面，各装8块格扇。格扇内壁铸有铜像，重重叠叠，号为万佛，格扇外壁铸有花卉图案，非常精美。殿内供文殊菩萨铜像，连同殿壁佛像，共称为万佛朝文殊。大显通寺是五台山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寺庙，它在中外佛教界享有盛誉。

　　菩萨顶又名真容院、大文殊寺。相传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文殊菩萨在五台山宣讲道法，成道修道时就住在菩萨顶。此寺始创于北魏孝文帝时，历代重修。明永乐年间，喇嘛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大弟子蒋全曲尔将黄教传入五台山。永乐以后，蒙藏教徒进驻五台，大喇嘛住在菩萨顶，菩萨顶成为著名黄庙。康熙、乾隆几次朝拜五台山，都住在菩萨顶。此寺现存建筑为清代遗构，形制、手法及雕刻装绘多参照皇宫宫式制度营造，金碧辉煌，极为华丽，是五台山清代佛寺建筑的典型。

　　罗睺寺在显通寺东，始建于唐，据《清凉山志》载，唐时张天觉在此见灯，有感而建寺。因相传文殊菩萨经常在这里讲经说法，故寺院落成后，名为“落佛寺”。明万历间，李彦妃为祈子登基许过愿，以巨款重建寺院。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推重喇嘛，多次修饰罗目侯寺，遂成为五台著名黄庙。罗睺寺内第一层殿为天王殿，殿内四大天王的塑制不同于青庙踏八怪的形象。西方广目天王的脸不是红色，而是棕色;不是手执绢索，而是一手抓长蛇，一手握宝珠。北方多闻天王的脸不是绿色，而是黄色;不是手执宝幢，而是一手攥老鼠，一手拿巨伞。这些均是按喇嘛教《度量经》的规定塑造。第二层殿文殊殿内的文殊塑像也与青庙不同;文殊菩萨的坐狮不在砖台或地面，而是卧在莲台上;文殊面容不是金色，而是白色;两肩膀上添了肩花，肩上一边放置智慧剑，一边放经书。这种塑法和着彩，体现了喇嘛庙文殊菩萨的一般特征。第三层殿为大佛殿，殿内三世佛及八大供养菩萨，也是按喇嘛教《度量经》的规矩塑制。

　　金阁寺座落于台怀西南金阁岭上，始建于唐。唐代宗命不空和尚建寺，铸铜为瓦，涂金瓦上，饰佛阁为金阁，因名金阁寺。金阁寺内有高达17.7米的千手观音像，为五台山第一大佛像。观音两侧有二十四诸天环侍。千手观音殿是金阁寺主体建筑，也是五台山佛教寺庙中的大型建筑之一。

　　塔院寺原为显通寺塔院，以院内舍利塔而出名，人们常将此塔作为五台山的标志。

　　在五台山之外，五台县尚有两座著名寺庙：佛光寺与南禅寺。佛光寺座落于豆村以北莲花山中，据唐著《古清凉传》，它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隋唐时寺名远播，直到长安、敦煌乃至日本。《高僧传》、《法苑珠林》等佛教经籍均有记载。唐武宗灭佛，殿宇几乎全毁。唐宣宗继位后再兴佛法，愿诚和尚重建寺宇。宋元明清都曾重修。历代名僧如解脱、法照等，曾在寺内讲经说法。寺内现存北魏祖师禅塔、唐建大佛殿、金建文殊殿、唐制经幢等重要佛教遗物。唐建大佛殿设计科学，气势宏伟，规模宏大，是中国现存唐代木构建筑的杰出代表作。大佛殿荟萃各种艺术于一处，堪称国之瑰宝。梁思成先生将大佛殿的木构、泥塑、壁画、墨迹称为“四绝”。南禅寺座落于李家庄西侧土丘上，始建年代不详，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重建。此寺内唐建大佛殿，是东亚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在佛寺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华严寺与善化寺

　　大同市的华严寺和善化寺，是辽金时期的大型佛教寺院，寺院内至今保存着辽金建筑，在佛教文化史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华严寺在大同市西部，是辽金时代佛教华严宗的重要寺庙之一。华严宗形成于隋初，兴起于唐代，唐德宗门师澄观，39岁后住在五台山华严寺，主讲《华严经》，使华严宗势力发展到高峰。唐武宗灭佛，华严宗衰微。辽代，华严宗再次兴起，辽道宗亲撰《华严经随品赞》10卷，在大同西郊建此华严寺。现存华严寺分为上下二寺，上寺主要建筑为金代遗构大雄宝殿，下寺主要建筑为辽代遗构薄伽教藏殿。因受契丹建国前流行的原始萨满教的影响，全寺主要殿宇均面朝东方。大雄宝殿是国内所存辽金时期最大佛殿之一。殿内布满壁画，面积之大、色泽之鲜艳，颇为罕见。薄伽教藏殿是一座存放藏经的大殿。辽从兴宗时起，开始校勘、刊印大藏经，用汉族文字雕印，通称丹藏。据华严寺金朝碑记载，辽兴宗时校正的藏经有579帙。薄伽教藏殿所保存的辽代木建筑和梁枋彩画、彩塑佛像、藏经柜等，十分珍贵。

　　善化寺在大同城南门，始建于唐开元年间，称开元寺。五代时改名大普恩寺。辽时寺庙主体毁于战火。金天会六年（1128年）至皇统三年（1143年），主持和尚圆满主持重修寺庙。该寺面积约1.5万平方米，中轴线上主殿为天王殿、三圣殿、大雄宝殿，东西两侧有文殊阁和普贤阁，全寺布局尚有唐代风格。三圣殿供奉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贤，合称“华严三圣”。三圣殿结构糅合宋辽建筑特点，为金初代表性木构建筑。天王殿实为山门，结构独特，前后檐柱各用6柱，共18柱，梁上还吸收了南方建筑工艺，使用月架式构件，砍削规整，形制美观。天王殿是国内现存金代佛寺中最大的一座山门。大雄宝殿是辽代遗构，金代重修，天王殿、三圣殿均为金代建筑。善化寺是国内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辽金寺院，在佛教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3.河北正定隆兴寺

　　隆兴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原名龙藏寺，至今寺内还保存有完整的龙藏寺碑一通，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宋初更名为龙兴寺，清康熙初定名为隆兴寺，因寺内有一尊全国驰名的大佛像，又称大佛寺。全寺占地约5万平方米，是全国现存时代较早、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佛教寺庙建筑群。

　　隆兴寺内现存建筑有天王殿、摩尼殿、戒坛、慈氏阁、转轮藏阁，以及隋、唐、宋、金、元、明、清各代碑刻30多通。天王殿、摩尼殿、慈氏阁和转轮藏阁为宋代建筑。摩尼殿是全国现存唯一的一座平面呈十字形的大型佛殿，其梁架结构与《营造法式》相符，整殿建筑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点与风格，立体结构富于变化，形制颇为特殊，在同类建筑中实属罕见。转轮藏阁内的“转轮藏”在柱子布局和梁架结构上作了特殊处理，是古代木构建筑中的杰作。大悲阁内的铜菩萨又称千手千眼观音，通高22米，42臂，是全国现存最大铜菩萨。隆兴寺以其丰富的佛教文物与建筑，在中国佛教文化史、艺术史、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天津蓟县独乐寺

　　蓟县独乐寺，始建于唐，重建于辽统和二年（984年）。寺内主体建筑为山门和观音阁。山门的屋顶为五脊四坡式，是全国现存最早的庑殿顶山门。观音阁是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高层楼阁建筑。建造后经历了多次强烈地震，观音阁建筑设计的抗震性能独特，是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代表作。

　　5.北京寺庙

　　辽、金、元、明、清封建统治者定都北京，北京的佛寺建筑非常发达。据1929年调查，当时北京城郊存有佛寺1074所，其中临济宗249所，贤首宗61所，南山宗45所，曹洞宗52所，莲宗11所，法相宗6所，菩萨宗2所，贾菩萨宗1所，龙池宗1所，云门宗1所，华山宗1所，喇嘛庙41所，其余或为民庙，或为无宗派庙。在众多寺庙中，云居寺、雍和宫最为著名。

　　云居寺的始建年代，一说为北齐，一说为唐贞观五年（631年）。寺内有两大奇珍，一是佛舍利，二是石刻藏经。根据记载，明万历二十年（1593年），寺内达观和尚率僧人清理石经版，在藏经洞内发现隋大业十二年（616年）置放于函内的佛舍利三粒。“发视际，异香发于函，盖石、银、金函三发，而得小金瓶，舍粒现矣。状黍米，色紫红”（《帝京景物略·畿辅名迹》）。后将舍利子放回，“安置故处”。所载明代舍利子在1981年找到两粒，1987年公诸于世。云居寺石经，建国后在该寺石经山藏经洞内出土。寺内现藏10082片，在世界上也属罕见，石经保存了1200余卷写经刻本，证实了辽刻石经就是《契丹经》刻本，实为“国之重宝”。云居寺因其舍利和石经，在中国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

　　法源寺是北京现存最早古刹，启建于唐贞观十九年（645年），时名悯忠寺，辽清宁三年（1057年）因地震倒塌而重建。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修，赐名法源寺。法源寺内建筑群布局严谨，空间多变，总布局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寺庙格局的特点。戒台寺内的戒台为明代所建，是全国著名戒坛。

　　位于门头沟区的潭柘寺，据说是北京最早的寺庙，燕人谚语说：“先有潭柘，后有幽州。”此寺从唐至清历经改建，规模宏伟。寺内遗物对研究佛教和古建筑很有价值。

　　雍和宫位于北京东城区，原为雍正帝当皇子时的官邸。乾隆九年（1744年），为给雍正帝超度灵魂，同时吸引蒙藏地区的喇嘛教信徒，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主要建筑有影壁、牌楼、山门、天王殿、雍和宫、永佑殿、法轮殿、万福阁等。法轮殿位于雍和宫第四进院内中轴线上，平面呈十字形，黄琉璃瓦，大式歇山顶，中间顶部设五小阁，阁上各建一座小喇嘛塔。形成以汉族传统宫殿加西藏宗教式装饰的独特风格。殿内供奉15米多高的大型宗喀巴铜像。像背后是用檀香木雕刻而成被誉为雍和宫三绝之一的五百罗汉山，殿内存放的大藏经和续藏经，是用藏文书写的两部重要佛教经典。万福阁位于中轴线最北端，阁三层，高30余米。阁内矗放着一尊高26米（地下8米）的木雕弥勒站像，雕造于乾隆年间。七世达赖为感谢乾隆帝的支持，将廓尔喀国（今尼泊尔）国王从印度运来的一棵巨大的白檀树买下，从西藏运到雍和宫。在察汉达尔罕喇嘛的设计指导下，由汉藏工匠一起雕造成大佛。此佛形态端庄、慈祥，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6.承德外八庙

　　外八庙是指环列于承德避暑山庄东部和北部山坡上的八座寺庙。八庙有溥仁寺、普乐寺、安远庙、普宁寺、须弥福寿之庙、普陀宗乘之庙、殊象寺、溥善寺。溥善寺现已不存。外八庙是自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陆续修建而成。八座寺庙有朝廷派驻喇嘛，由专管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院发放银饷，又位于京师之外，故称“外八庙”。外八庙的建造目的是为了尊重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宗教信仰，通过建造佛寺密切他们与清政府的关系。外八庙的建筑融合了汉藏建筑特点，是当时民族文化交流的实证。

　　普宁寺又名大佛寺。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蒙古准噶尔部达瓦齐汗叛乱，乾隆在避暑山庄宴请厄鲁特四部，分封爵位，取普天安宁之意，建普宁寺。庙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为一般佛寺的伽蓝式布局，有山门、碑亭、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等。后半部是在9米多高的台上建筑的藏式庙宇，布局为曼荼罗式（曼荼罗即喇嘛教对宇宙形象的一种认识）。大乘阁为主要建筑，围绕此阁建造的有日殿、月殿和象征着所谓“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的建筑，充分体现了藏族的建筑特点。大乘阁的式样仿照西藏三摩耶庙的乌策殿，全用木结构，气势雄伟，是中国寺庙建筑艺术的杰作。阁内空井置千手千眼菩萨立像，高21.85米，莲花座高2.2米。金漆木雕，有42只手，本身两只手作合掌状，其余40只手各拿法器，为我国著名的木雕大佛。寺庙碑林内存三通乾隆御制石碑，记述了普宁寺的修造经过，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溥仁寺修建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是外八庙中修建最早的一座。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加强了对蒙古各部的控制。康熙60岁生日时，蒙古各部王公大臣到山庄祝贺，为纪念盛况，康熙下令修建溥仁寺。寺内原建筑有山门、钟鼓楼、天王殿、东西配殿、正殿、后殿，现存建筑为正殿和后殿，建筑平面布局和建筑造型均为汉族寺庙形式。正殿内供奉的三世佛与二侍者以及东西两侧的十八罗汉，都是用贵重的髹漆夹纻造，艺术价值较高。

　　安远庙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乾隆为安抚为维护祖国统一做出贡献的达什达瓦部，同时满足蒙古其他各部首领朝觐时宗教活动的需要，命仿伊犁河北岸固尔扎庙之制，建安远庙，故此庙又称伊犁庙。庙内主体建筑为普渡殿，殿上檐建筑形制特别，在古代阁楼建筑中非常罕见。屋脊满饰花纹，正吻和合角吻作花丛状，正脊中部置三个铃状喇嘛塔，使整个殿顶极富特色。

　　普乐寺始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乾隆帝修建此寺目的，是为团结蒙古、维吾尔、哈萨克以及布鲁特各族上层人物，以加强中央集权。寺内主要建筑由前至后为山门、钟鼓楼、天王殿、配殿、宗印殿、群房、阇城、旭光阁。从山门至宗印殿，是典型的汉族寺庙传统建筑手法;后部群房（已无存）、阇城、旭光阁组成喇嘛教特有建筑。普乐寺前部主要建筑为宗印殿，后部主要建筑为阇城和旭光阁，阇城即坛城，为喇嘛教传法之处。以阇城形式建成的寺庙，普乐寺是中国仅有的实例，在宗教与建筑上都有重要价值。阇城正中是普乐寺主体建筑旭光阁，阁内建有大型立体“曼陀罗”模型，这种立体曼陀罗，除印度与西藏外，十分罕见。阁内藻井造型精美，制作细腻，中央悬有鎏金的二龙戏珠，是稀有的艺术珍品。

　　普陀宗乘之庙，建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占地22公顷，由40座佛殿、僧房组成，是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一处寺庙。此庙是为庆祝乾隆50岁大寿和他的母亲80岁大寿而建。建造时模仿达赖驻地拉萨布达拉宫的法式，普陀宗乘是布达拉的汉译。因此，该庙又被称为小布达拉宫。此庙布局形制体现了汉藏文化的结合，以藏式为主。从山门、碑亭、五塔门到琉璃牌坊，按汉式庙宇对称布局原则排列。从琉璃坊以后，根据山势，自由布置佛殿与僧房，颇富西藏建筑之趣。此庙内有一通《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是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纪念，历史价值颇高。

　　须弥福寿寺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70寿辰时，西藏班禅六世来京朝觐。乾隆为他在承德建立此庙，作为班禅居住讲经之所。庙内建筑模仿班禅六世在后藏日喀则居住的扎什伦布寺修建，所以又称扎什伦布庙、班禅行宫。庙建成后，清政府在第二年选了180名内地喇嘛在此学习藏经。寺庙外观上为藏式建筑，而平面布局、结构形式和材料装修都结合了汉族建筑的传统手法，例如主体建筑班禅打坐讲经的妙高庄严殿，坐落在藏式平顶大红台正中，周围三层平顶楼群环绕，这是喇嘛教“都纲法式”的形制。主殿高三层，采用汉式台梁式木构架，而柱网布置则采用“都纲”式的回字形。顶部用汉式方形藻井、天花和斗拱。须弥福寿之庙是汉藏建筑艺术交流、融合的结晶。

　　殊象寺建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次年完工，建筑仿五台山殊象寺，为典型的汉族寺庙传统手法。清初，曾有清帝是文殊化身之说，乾隆修建此寺之目的，意在神化自己。

　　外八庙是北京附近气势雄伟、富丽堂皇、具有皇家气派的寺庙建筑群，在宗教历史文化中占重要地位。

　　7.内蒙古的喇嘛寺庙

　　喇嘛教由蒙古族传入，内蒙古境内有许多喇嘛教寺院，席力图召（延寿寺）、庆缘寺、美岱召（寿灵寺）、五当召、延福寺都是著名寺院，在这些寺庙中，现存五当召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

　　五当召位于包头市东北五当沟，本名叫巴达嘎尔庙。五当为蒙语，意为柳树，“召”是“寺庙”之意，此庙建于柳树沟，故名五当召。初建于康熙年间，乾隆年间命名为广觉寺。全寺有6宫、3府、1陵、60多栋僧房和喇嘛塔等，苏古沁独宫是召内主要建筑，全庙性集会在这里举行。洞阔尔独宫为时轮学部，传播数学、天文、占卜历学等，却衣林独宫为宗教哲学部，殿内供奉高达10米的释迦牟尼铜像。阿会独宫为医学部，是传授医学的场所。日木伦独宫为教义学部，是传授喇嘛教义、教规和教史的地方，殿内供奉内蒙古最高的宗喀巴铜像，高达9米，巨像两侧龛内供奉有宗喀巴小塑像1000尊。五当召内的建筑是研究神学、建筑学的珍贵资料。

　　8.辽宁义县奉国寺

　　奉国寺始建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初名咸熙寺。由于遭受金、元、明、清历次战乱，寺庙一些原建筑被毁灭，独存主体建筑大雄宝殿，现有山门、牌楼、无量殿等皆清代增修。辽代所建的大雄宝殿，座北朝南，为五脊单檐式庑殿式，面阔9间，共48.2米，进深5间，共25.13米，高达21米。殿内辽代所塑七尊佛像，左起依次为迦叶佛、拘留孙佛、尸弃佛、毗婆尸佛、毗舍浮佛、拘那舍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诸佛皆端坐于须弥座上，通高8米以上，中间的毗婆尸佛则高达9米多，庄严宏伟，神态雍祥。殿两侧分置金、元、明、清重修奉国寺碑十余方，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二）佛　塔

　　佛塔是佛教传播时使用的形象实物中最突出的形象。“塔”原为梵文音译，意为坟冢，本为保存或埋葬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舍利而用，随着佛教的传入，佛塔也传入中华大地。中国现存的佛塔样式在燕赵大地几乎均有其代表性的建筑。主要塔式有楼阁式、密檐式、亭阁式、花式、覆钵式、金刚宝座式、过街式等，它们是印度佛塔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与文化传统结合的产物，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佛学价值。

　　1.楼阁式塔

　　此塔式在中国古塔中历史最悠久，因其来源于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楼阁式样，因此命名为楼阁式塔。燕赵现存著名楼阁式塔有山西应县木塔、河北定州料敌塔、涿县云居寺塔、北京良乡昊天塔、内蒙古呼和浩特万部华严经塔等，其中应县木塔、定州料敌塔在中国佛塔中占有重要地位。

　　应县木塔是全国“四大名塔（大雁塔、元和塔、千寻塔）之一，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的古代木构建筑。塔身外观为五层六檐，从地面至塔刹高67.31米，比例适度，形体端庄，塔顶作八角攒尖式，顶上立铁刹。此塔历经900多年仍然屹立，是建筑史上一大奇观。

　　定州料敌塔又称开元寺塔，始建于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历时55年建成。此塔建于高大台基之上，11层，高84.2米，是全国现存最高大的一座古塔。塔身为八角形，平面由两个正方形交错而成，整个塔结构严谨，建造精工。据记载，该塔是开元寺僧人会能去天竺取经，取回了舍利子，圣上召见后，降旨建造。此塔在佛学文化与建筑史上非常重要。

　　2.密檐式塔

　　密檐式塔最早出现于北朝，辽金时期，以砖石建成的密檐式塔盛行，在中国建塔史上，形成风格独特的辽金古塔，此塔式多为八角十三层砖塔，少数为方形，采用十三层，来源于《大般涅槃经·后分》：“佛告阿难，……起七宝塔，高十三层。”密檐式古塔主要分布在燕赵，北京天宁寺塔、通县燃灯塔、河北昌黎源影塔、正定临济寺青塔、辽宁锦州广济寺塔、北镇崇兴寺双塔、辽阳白塔、山西灵丘县觉山寺塔均为全国著名的密檐式塔。在这些密檐塔中，北镇崇兴寺双塔与辽阳白塔的雕刻艺术较高。正定临济寺青塔内埋葬着禅宗创始人义玄的衣钵，具有极高的佛学价值。近年来日本佛教界多次派遣代表团前来参拜祖塔，与中国进行佛教文化交流。建于辽大安五年（1089年）的觉山寺塔为此塔式的典型代表，其下部是方形及八角形两层基座，上置须弥座两层，上层须弥座上有斗承平座、勾栏、须弥座的束腰部分的壶门内雕刻佛像。平座以上用三重莲瓣承托塔身。塔身八角形，转角为圆倚柱;南北设门，东西为假门，其余四面设假窗，檐下砖砌额枋、斗拱。塔身以上有十三层重塔檐，均有砖砌斗拱。塔檐逐层收缩，形成优美的券刹曲线。顶上置铁刹，以八条铁链固定在八条屋脊上。除觉山寺塔外，北京天宁寺砖塔和辽宁宁城县大宁故城址的大砖塔，也是这种塔式的典型代表。

　　3.亭阁式塔

　　亭阁式塔也是中国古塔中较为普遍的一种，是由中国古亭与塔刹融合而成。山西五台佛光寺祖师塔，便是著名亭阁式塔。祖师塔位于大佛殿左侧，砖砌而成，涤以白色，形制奇特，手法苍古，造型特殊，十分罕见，它是全国仅存两座北魏塔之一，具有极高的佛学价值和文物价值。

　　4.花塔

　　花塔兴盛于宋、辽、金时期，因塔身上部装饰各种繁复的花式而命名。国内现存花塔仅10余处，正定广惠寺花塔最为典型。该塔始建于金大定年间。平面布局甚为特异，第一层为八角形，其四角附建扁平的六角形单层小塔。塔身与小塔檐下，设砖制斗拱。斗拱配制也与一般建筑物不同。二层正面门，余面均设佛龛。第三层正面留门，四侧为斜方格假窗。第四层为花束形塔身，塔身上按八面八角的垂直线，交错彩塑狮、象、人物等，形象生动，似一小型雕塑艺术宫。广惠塔造型奇特，装饰富丽，在建筑上具有很高的价值。

　　5.覆钵式塔

　　覆钵式塔又称喇嘛塔、藏式塔，是喇嘛教特有的佛塔。此塔式塔身是一个半圆形覆钵，其上安置长大的塔刹，故名覆钵式塔。喇嘛教在燕赵流传很广，内蒙古、北京、河北北部地区非常多见，著名塔有北京妙应寺白塔、北海琼岛白塔、山西五台山塔院寺白塔、内蒙古席力图召白塔等，此塔式的代表作，首推元至元八年（1271年）尼泊尔匠师设计兴建的元大都西域之释迦舍利通灵之塔，即北京妙应寺白塔。该塔为砖造，基座平面呈“凸”字形，上面置复合“亚”字形须弥座二重，其上为硕大的覆莲承托的瓶形塔身，上部塔颈作相轮状，称作“十三天”，顶端天盖上原置宝瓶，现在上面是一座小喇嘛塔。五台山塔院寺白塔又名佛舍利塔，始建于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塔身状如藻瓶，造型优美，塔顶盖铜板8块，形成圆形，按八卦方位安置。塔顶正中装铜顶一枚，高5.33米，覆盘2.33米，饰以垂带，金光闪闪。该塔有重要佛学价值，被人们视为五台山佛教圣地的标志。

　　6.金刚宝座式塔

　　金刚宝座式塔属于密宗塔形，以五方佛为供奉对象。此塔式为模仿印度佛菩提伽耶金刚宝座塔式，同时吸收中国古代建筑传统而形成。全国现存的金刚宝座式塔有10余处，约有半数存于燕赵。北京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西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西黄寺清净化域塔、五台山圆照寺金刚宝座塔、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慈灯式金刚宝座舍利塔均为著名佛塔。北京真觉寺塔是这种塔形中年代较早而又雕刻精美的代表作品，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成于成化九年（1473年），为置西域梵僧班迪达大国师进贡的金身玉佛像而建。塔高17米，下为高7.7米的四方形塔座，座上分建五塔，用砖与汉白玉砌筑而成。座子和小塔身上布满各种图案，雕刻技法生动形象。真觉寺塔在宝座上增建了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重檐琉璃罩亭，是一座融中印建筑风格于一体的佛塔。清净化域塔又称班禅塔，建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为圆寂于西黄寺的六世班禅衣冠塔。塔基与塔身均雕刻精美图案，须弥座的中段雕有班禅六世一生故事图。此塔仿照印度菩提伽耶精舍而建，造型优美，雕刻艺术极其精湛。

　　7.过街式塔与门式塔

　　过街式塔建于街衢之上，门式塔与此相似，把塔的下部修成门洞形式，它们是中国古代城关建筑与佛教建筑相结合的产物。燕赵现存过街式塔与门式塔较著名的有北京居庸关佛塔、西郊法海寺门式塔、河北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内外的各式门式塔，普宁寺红、绿、黑、白塔门等。普宁寺塔结合中原地区塔型特点和宗教的需要，塔基座均采用过街塔门式，座下开出拱门，每塔塔身均采用双层“重钵”形式，三个取覆，一个取仰。塔身装饰金刚杵与法轮。在建筑艺术的效果上，四种不同颜色的塔与周围的日形、月形、六角形、三角形等台殿建筑互相配合，衬托出主体建筑大乘阁的雄伟，共同构成了一组完美的建筑布局。

　　    燕赵佛塔由木而砖石，集中了中国建筑的精华，也融会了印度建筑的精华，形式多样，奇丽秀美，成为中国建筑史与佛教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

　　第三节　伊斯兰教

　　一、伊斯兰教在燕赵的传播

　　伊斯兰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唐朝初年传入中国，辽时传入燕赵。据史籍记载，辽耶速鲁丁奉敕建造北京牛街礼拜寺，为伊斯兰教传入燕赵之始。元代，成吉思汗对投靠他的外族人及其宗教实行宽容政策，一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开始和蒙古人接触，当时的官文书中称他们为“回回人”。1219年蒙古军3次西征后，回民大批进入中原，有许多被编入“探马赤军”。蒙古统一战争结束后，忽必烈下令各地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在燕赵定居下来，他们保留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燕京、和林、定州、易县建立了一些清真寺。易县城内礼拜寺内一幢碑，称其寺建于元朝。定州市礼拜寺内一幢碑，建于元至正八年（1348年），碑文中对回民人数、建礼拜寺及对伊斯兰教的教理、教义和一些制度都作了记述，成为燕赵伊斯兰教传播情况的最早记录。《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八八《为在大都回回户不纳差税事状》云：“今体察到本路（中都路）回回入户，自壬子年元籍，并中统四年续抄，计二千五百九十三户。”反映了伊斯兰教在北京的流传情况。《元史·赡思传》称，赡思家居真定（今河北正定），赡思是元代政治家，回族学者，他在正定的定居，为伊斯兰教在燕赵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明代，明成祖称帝后，为填补华北一带的旷地，多次下令迁民华北，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到燕赵定居。据沧县、三河、涿州、宣化、大名等县（府）志和部分礼拜寺现存碑刻，明初这些地区均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迁入。明成祖定都北京，大批官吏、商人、富豪纷纷北上，其中有不少回民为生活方便，开始在今大厂定居，逐渐形成大规模的回民居住村落。随着大批回民迁入，伊斯兰教在燕赵得到较快发展，大批宗教职业者开始出现，明正德年间的刘景省大阿訇、清道光年间的李四爷及其子李冠度、清末的海思福等，都是北方伊斯兰教界很有名望的学者，他们不仅对伊斯兰经典和汉学有很高造诣，对伊斯兰哲学、阿拉伯文学的研究也很有成就，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二、清真寺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寺院的专称，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又是穆斯林经济生活和文化水平的集中表现。它是伊斯兰教文化的主要物化表现形式。伊斯兰教在燕赵传播较广，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清真寺在各地纷纷建立。北京牛街、东四、安内、锦什坊清真寺、河北沧州市清真北大寺、泊头市清真寺、大厂北坞清真寺、定州市清真寺、易县城内清真寺、保定市清真西寺、秦皇岛市海港清真寺、山海关清真寺、天津穆家庄清真大寺、西北城角附近四大清真寺、沈阳市南清真寺、北清真寺、东清真寺、呼和浩特南大寺等，都是较著名的清真寺。其中北京牛街清真寺、东四清真寺、定州市清真寺、沧州市清真北大寺等驰名全国。

　　牛街清真寺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始建于966年。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年）赐名“牛街礼拜寺”，清康熙三十年（1694年），按明风格修葺扩建，形成现今规模。寺内主要建筑有望月楼、大殿、宣礼楼、对厅、讲堂、碑亭等。礼拜大寺为全寺中心，殿堂有3个殿顶，接合处装饰了一道垂直半弧形影壁。殿堂中设一座六角攒尖亭式建筑，俗称窖殿。窖殿正面壁龛上，雕满精巧的阿拉伯文与花卉。殿内西北侧，是聚礼日或节日教长讲经说道的木制宣教台。寺内保存有明弘治九年（1496年）用汉阿两种文字刻写的《敕赐礼拜寺记》碑，是伊斯兰教史上的重要文物。东四清真寺位于北京东四南大街，是驰名中外的清真寺之一。初建于元至正六年（1356年），明代重修。寺院建筑颇具明朝风格，将中国建筑特点与阿拉伯建筑艺术结合为一体。寺内珍藏的《古兰经》，是元朝穆斯林学者的手抄本。明万历七年（1579年）用汉阿两种文字雕刻的《清真法明百字圣号碑》，记述有穆罕默德事迹，该寺在中国伊斯兰教界占有重要地位。

　　    定州市清真寺位于定州城西。寺院布局采用传统的四合院制式，正面和两厢配有大殿、水房和南北讲堂，结构谐调严谨，功能性突出，是中国典型的民族化伊斯兰教建筑群体。寺内原有石碑13通，记载着该寺建置经过和伊斯兰教在全国的传播、发展。元至正八年（1348年）《重修礼拜寺碑》，是传世极少的元朝清真寺碑刻之一，同时也是国内穆斯林用汉文介绍伊斯兰教教义的最早文献。碑中载道：“回回之人遍天下，而此地尤多。……天下之教，儒教尚矣，下此而曰释与老，虚无寂灭不免于妄，……惟回回为教也，寺无象设，惟一空殿，……盖造物之主不可以形迹求，若拟之象则类物，殆亦渎矣。惟有想无象以表其诚，其遗风流俗之美，盖可知也。”此碑碑阴有许多元代职官姓名，并有“掌教某某”字样，表明掌教制度在当时已经形成。该寺经明清几次重修，形成现今规模。它成为十四世纪中叶迁居中国的穆斯林经过一个世纪的繁衍生息，不断发展的标志。沧州市北大寺占地面积7400平方米，寺院呈东西向，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按传统四合院布置，寺内主体建筑为礼拜大殿，大殿呈“主”字形，有81间，工艺精湛，气度非凡。寺内建筑巍峨壮观，占地面积广，在燕赵屈指可数。此寺历史上经学颇盛，不少著名阿訇、学者至该寺设帐传道，培养的学生遍及全国，在伊斯兰教界影响颇大。

　　第四节　天主教、基督教

　　天主教（罗马公教、加特力教）、正教（东正教）、新教（耶稣教）三大主要教派为广义的基督教，共同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以《圣经》为主要经典，狭义的基督教指三大派系中的新教，此概念在中国长期沿用。

　　一、天主教的传播

　　天主教在燕赵的传播始于元代。蒙古大军远征欧洲，军中士兵和俘虏很多是天主教徒。元定都大都后，这些天主教徒便在北京定居下来。1294年，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孟高维诺来到北京，建立两座教堂，传教35年。1307年，罗马教皇在北京建立总教区，孟高维诺被委任为北京总主教，管理包括燕赵在内的东方全境教务。1600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天津，1601年到北京，在宣武门内建教堂，发展教徒200余人。利玛窦在传播天主教过程中，吸收利用儒家经典解释天主教教义，编写了《天主实义》、《畸人十篇》、《辩学遗牍》等宗教著作，以利于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利玛窦还广泛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以加强同中国士大夫阶层的联系。利玛窦的传教方法，为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播起到了示范作用。1690年，北京设立教区，天主教在燕赵有了较大发展。1785年，法国“味增爵会”在崇礼县西湾子建立教堂，为天主教在长城以外传播打下了基础。康熙雍正年间，多次下令驱逐外国传教士，天主教在燕赵的势力因之大减。

　　1832年，崇礼县西湾子、高家营等地遭受自然灾害，天主教会趁机扩大势力，在西湾子建筑了中国当时第一个大教堂，“味增爵会”派孟振生任第二任丰堂司铎。1838年8月，罗马教宗将满洲里、辽东、蒙古三地教会统划为蒙古教区，西湾子定为蒙古教区总堂，成为北方第一个总堂和天主教活动中心。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天主教在燕赵发展很快。1856年，直隶西南22个州县从北京教区中分离出来，组成正定教区。同年耶稣会传教士郎怀仁从上海进入直隶东南境，先后在威县赵家庄、献县凌上寺建立教堂，发展教徒，1857年从北京教区分离，正式成立直隶东南教区（后改称献县教区），郎怀仁任主教。初在赵家庄设总堂，5年后迁往献县张庄，成为耶稣会在直隶东南的一个重要传教据点。1874年，天津设立崇德堂，成为耶稣会在燕赵的财物管理机构。1898年，永平府10个州县正式从北京教区中分出，成立永平教区，方济众任主教。义和团运动前夕，天主教在燕赵大地广泛传播。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天主教遭到沉重打击。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后，天主教在燕赵的传播重新出现高潮，成为颇具影响的宗教。

　　二、基督教的传播

　　基督教传入燕赵时间较晚，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批基督教传教士纷纷来到燕赵。早期在燕赵活动的基督教，主要有：1861年传入，流传于北京、天津、保定的公理会，流传于天津、唐山、林西、永燕（今卢龙）、靖安（今昌黎）的圣道公会，流传于北京、天津、沧州、萧张（今枣强）的伦敦会;十九世纪中叶传入，流传于北京、天津的圣公会;1863年传入，流传于保定、磁州的北长老会;1864年传入，流传于张家口、宣化的美普会;1868年传入，流传于山海关、遵化的美以美会;1891年传入，流传于获鹿、元氏、晋县、临城、赞皇、行唐、内丘、平山的内地会。

　　基督教传入后，发展很快。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基督教重视利用兴办教育事业，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成为有重大影响的宗教。

　　三、教　堂

　　天主教、基督教传入燕赵后，在燕赵大地建立许多教堂，在众多的教堂中，北京天主教四大堂、崇礼县大教堂、献县张家庄总堂最为著名。

　　北京四大堂为北堂、南堂、东堂、西堂。北堂又称西什库大教堂，其建筑规模在北京所有教堂中最宏伟。北堂原地在中南海内蚕池口，清康熙帝因患疟病，服用耶稣会教士所进西药一剂而愈，因此赐银于1703年建成此堂。1887年，清廷扩大故宫禁苑，将北堂圈进中南海之内，另拨西什库一地建成新教堂，即今日之北堂。南堂座落在宣武门顺城街（今前门西大街），是北京现存历史最久的天主教堂。1605年，利玛窦于该地建成北京城内第一座经堂。1650年，汤若望在该地建起规模壮丽的大教堂，并于1690年将其作为北京主教座堂。义和团运动中此教堂被毁，1904年重建，是为今日南堂。东堂座落在东安门外八面槽路东，明末清初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于1655年建成，是继宣武门天主教堂后的北京第二座天主教堂。教堂几度兴废，1884年，田类思主教募集巨款重建罗马式大堂，1900年被毁，1904年重建，是为今日东堂。西堂座落在西直门内大街路南，1723年始建，1811年拆毁，1860年重建。1900年被火烧后，1912年重建，为今日之西堂。

　　崇礼县西湾子教堂是长城以北传教的第一个总堂，是天主教在长城以北的传播中心。该堂始建于1829年，法国神甫薛玛窦为第一任本堂神甫。1838年蒙古教区成立，西湾子教堂变为总堂。1860年，西湾子建立新堂，计教堂40余间，其余住房及其他房屋300余间，有外国主教神甫10余名，成为塞北天主教会的活动中心和外国向中国传播天主教的重要桥梁。1895年后，西湾子教堂因传教功绩显著，得到国外教会的大力赞助，此教堂因此名扬世界。

　　    献县张家庄教堂是献县教区总堂所在地。1862年开始筹建主教教堂，1863年12月奠基，据基石文字载：“教宗庇护九世即位的第十八年，法皇拿破仑三世即位的第十一年，郎怀仁做直隶东南教区主教时，至可敬神甫柏克斯做耶稣会总会长时，可敬的戴元英做法国耶稣会会长时，李秀芳神甫做本会区耶稣会会长时，本堂的圣心大殿开始建筑;副理修士吉玉隆为建堂的工程师。”经3年精心施工，1866年竣工。教堂长15丈，宽6.4丈，可容纳2000余人，建筑风格为哥特式。教堂建立后，成为献县教区传播天主教的中心。

　　第五节　民间秘密宗教

　　民间宗教是宗教信仰领域的有机组成部分，世界上著名宗教最初都在民间传播。由于宗教或世俗的原因，一些后起的民间教派被排斥在正统宗教之外，成为正统宗教的流衍或异端，被迫在下层社会发展，成为民间秘密宗教。

　　在中国历史上，苦难人民利用秘密宗教反抗统治者的起义在燕赵大地不断出现。明清时期，燕赵民间秘密宗教发展迅速，多种教派广泛传布。它们不断吸取民间文化和民间宗教、正统宗教的营养，大胆发挥，驰骋想象，构筑了一套又一套光怪陆离的教义体系，形成了一个地下宗教王国，民间秘密宗教起义此伏彼起。

　　一、白莲教

　　白莲教渊源于佛教净土宗的弥陀净土法门。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江苏吴郡法门茅子元创白莲宗，从佛教净土信仰领域分离出来，演化成民间教派。元世祖至元五年（1267年），白莲教徒在大都（今北京市）城寅宾里太庙旁建立“无量寿庵”，白莲教传入燕赵。无量寿庵在大都建殿阁，置产业，绵延70余年，上有朝廷显贵、政府要人支持，下有地方官吏、乡里豪绅资助，又拥有众多教徒，颇为兴盛。元武宗至大元年（1380年），朝廷下令禁毁白莲教，毁其祠宇，白莲教道士隶还民籍。至大元年五月，庐山东林寺僧普度，向武宗上“万言书”，力证白莲教“念佛之道有益于国化”。至大四年正月，白莲教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普度等人在大都建莲花池，重振白莲教。元朝末年，白莲教起义遍布祖国南北，燕赵最著名的白莲教起义为韩山童组织的红巾军大起义。

　　韩山童祖籍河北栾城，“山童祖父，世为白莲会，烧香事佛，江淮河洛之众皆来从”（《明史稿·小明王传》）。后被官府以“白莲会烧香惑众”（《元史·顺帝纪五》）之罪名，谪徙广平永年县。韩山童承继祖业，以弥勒出世为名，在广平一带烧香结会，“聚为烧香之党”，宣扬“明王出世，弥勒下生”。至正十一年（1351年），韩山童被捕遇害，其子韩林儿与刘福通率众起义，起义军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起义后被元军镇压。元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白莲教脱离了与封建王朝的依附关系。明朝建立，朱元璋多次下令禁止白莲教，白莲教成为民间秘密宗教。明朝中后期，白莲教分化出诸多支派，活动在燕赵大地的民间秘密宗教罗教、闻香教、黄天教、弘阳教、东西大乘教等，都是白莲教的支派，这些教派，成为燕赵民间秘密宗教的主体。

　　二、罗　教

　　罗教，始称无为教。创教祖师罗梦鸿（1442—1527年），道号无为居士，祖籍山东即墨县，世代隶军籍。青年时到北直隶密云卫当戍军，开始执著探索宇宙、人世、命运、生死的终极奥秘，最后悟道名心，创立罗教。

　　罗教有五部经典，世称五部六册宝卷，它们是《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二册）、《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

　　罗教的教义思想，集中体现在影响深远广泛的五部六册宝卷中。教义主要内容包括：悟道成佛说、人的最终归宿、最高神祇、创世说和戒规等。

　　悟道成佛是罗教思想体系的中心。经过十多年的苦修，罗梦鸿省悟到禅宗的“觉悟成佛”之理，一个人能否成佛，完全靠个人内心的“悟”与“不悟”来决定。一旦明心见性，当下即可成佛，这种悟道方法即为无为法门，参悟出的佛法为“无为大法”。

　　罗祖认为，宇宙万物从何而来，最终还要回到何处去。人一旦悟通无为大法，识得“真空法”，就可以回到出身之地“真空家乡”。“真空家乡”是人的最终归宿。

　　罗教信奉的最高神祇是大千世界的本源“无极圣祖”。在创世说中，罗教的最高精神实体即是无形无相、寂然不动的道，此道又称无极或太虚空。罗教将此非神话的创世说，解释为无极圣祖创造日、月、星、辰及世界万物的神话创世说，以此来阐明世界的本源。

　　罗教的悟道明心、成佛作祖的思想，比禅宗更加世俗化、民间化，深受下层群众、下层僧侣和佛教徒的欢迎，五部六册宝卷于正德四年（1509年）刊行印刷后，该教迅速传播到民间。在传播过程中，该教又巧妙利用伪造《御制护道榜文》的办法，假借圣旨，大量印发五部六册。罗梦鸿生活的时代，罗教教团已颇具规模。明代后期，罗教在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迅速传播，并沿大运河，传播到江苏、浙江、福建和江西等东南沿海一带。在不少地方（如山东）甚至视罗教为佛教，但知有五部六册而不知有佛教经藏，教势超过正统的佛教和道教。

　　罗教的兴起，再次改变了中国宗教史的面貌。它的教义对禅宗大胆发挥，驰骋想象，提出对宇宙、万物、人生的看法，提出解决生与死、有与无、正与邪等一系列人生命题的方法。它的教义丰富、深刻而通俗。罗教产生后，黄天教、三一教、东大乘教、西大乘教、弘阳教等大批新型民间宗教在它的影响下相继出现。罗教的出现，冲击了正统佛教的世袭领地，在明清时代的中国宗教世界掀起一场无声的风暴。

　　三、黄天教

　　黄天教，又名黄天道、皇天道。明朝末年河北万全人李宾在北直隶万全卫（今河北属县）创立。黄天教是一支佛道相混、以道为宗的教派。黄天教之黄天即真空家乡，也就是明清时代多数民间教派所追求的彼岸世界。其修炼方法便是以修炼内丹的方法达到长生成仙之路。从表面上看，黄天教是崇佛的，但从本质上讲，黄天教受道教的深刻影响，其教义及修炼方法主要源于两宋时代道教内丹派及其后兴起的全真道。可以说它是一支流传于民间的世俗化了的道教教派。

　　黄天教倡立不久，教势日炽，迅速风靡华北及江南部分地区，到明万历末年，“如今大行，京师府县，以至穷乡山僻都有”（颜元：《四存编·存入编》）。黄天教的传播，对收元教、八卦教等民间教派产生深远影响。

　　四、混元弘阳教

　　混元弘阳教，简称弘阳教、红阳教，也称元沌教、混元门。河北永年县人韩太湖（又称飘高）在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创立。

　　弘阳教崇拜众多的神祇，在十几部弘阳教宝卷中，要求信徒崇拜的神祇有：3000诸佛、98位老祖、38位如来、48位菩萨和77位观音。其神明数量之多、名号花样翻新，前所未有。在众多神祇中，混元老祖、无生老母与飘高祖师是弘阳教的最高神祇，所受崇拜最隆重。弘阳教教义中最重要、最富有吸引力的内容便是三阳劫变。弘阳教提出：过去是青阳之世，燃灯佛掌教;现在是弘阳之世，释迦牟尼佛掌教;未来是白阳之世，弥勒佛掌教。这三世、三阳、三佛说，简称“三阳劫变”。现在是弘阳之世，弘阳教当兴，弘阳末劫即将到来，人类面临最大、也是最后一次灾难，只有信奉弘阳教，才能渡过此劫，出离苦海。另外，弘阳教教义中还有劝善惩恶的伦理说教，在教义中也占重要地位。

　　韩太湖创弘阳教后，便在“燕南赵北”的广平府曲周县传教。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韩太湖进北京活动，结交太监头目，在内厂刊印大量宝卷，弘阳教迅速发展起来，不久便传播到山东、山西等地。清乾嘉时期，多次严厉镇压弘阳教，但弘阳教并未因此而消失，直到现在，仍有弘阳教徒在过自己的宗教生活。

　　五、闻香教与西大乘教

　　闻香教又名大乘教、东大乘教、大乘弘通教、大成教、善友会。清代有些门徒又自称弘阳教、无为教，另号清净门。清代，闻香教使用最多的名称是清茶会，又名清净门，俗称清茶门。有时也称归一教。

　　闻香教是明万历年间顺天府蓟州人王森创立。王森（1524—1619年）原名石自然，又称王道森。明朝末年，罗教在密云卫传教，李宾在万全卫创黄天教，静空祖师在顺义创静空教，还源祖在永平府滦州东胜卫创还源教。王森对各家教派兼容并蓄，在滦州创立了内涵丰富但没有个性的闻香教。闻香教直接发源于罗教，在发展过程中又继承了白莲教最基本的思想内涵，同时受到周围各类宗教组织、宗教思想的影响。在其庞杂的教义体系中，“三教应劫”思想和修炼内丹是其中心内容。只有修炼内丹，才能回归本性，渡过劫难，回归“真空家乡”。

　　闻香教创立不久，内部形成了一个组织完备、等级森严，以王氏家族为核心，各级教会为骨干的秘密地下宗教王国。其教势从北直隶向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等地蔓延扩张。由于此教派鼓吹改天换地，野心勃勃地参预政治生活，清嘉庆年间，在一次震惊朝野的“邪教案”中被扫荡殆尽。但是，闻香教的影响已遍及下层社会，给民间信仰世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在王森创立东大乘教同时，北方还存在一支大乘教派，这便是京西黄村皇姑寺归圆所创西大乘教。因两教名称相同，教义相近，却又各立门户，互不统属，故遂以地区方位分为“东”“西”，以示区别。西大乘教具有比罗教更明显的道教色彩，在其系统的宝卷中，充斥着道教内容，皇姑寺供奉的神祇除佛教神祇外，还有道教诸仙，皇姑寺中尼姑的着装，也与道姑相类似。传说中西大乘教创始人吕菩萨，是一位亦佛亦道的人物，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

　　西大乘教创立于佛教寺庙皇姑寺，并以此寺为活动基地，展开宗教活动。在皇姑寺的掩护下，西大乘教得到长期稳固发展，其教势虽不及东大乘教，但在京畿地区也具有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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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板路上，铁驴铿锵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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