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危害

　　“普世价值”的形成过程

　　“普世”一词源自希腊文，意指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而“价值”则是客体对于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和作用，是反映主客体需要—满足关系的范畴。“普世”和“价值”合成一词并发挥影响，经历了由宗教化而学术化，继而政治化的过程。“普世”概念最先为早期基督教派争夺影响力而使用，后世教派曾发起“普世运动”，主张“教会是超国家、超民族、超阶级的普世实体”。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探讨“全球伦理”问题，提出“普遍价值”概念，力图建立一种为大多数人认同的“底线伦理”。随后，“普遍价值”转化为“普世价值”并被政治化，成为西方价值观的代称和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

　　当前，所谓“普世价值”，指的是超宗教、超国家、超阶级的，任何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认同的价值观念。其基本内容，就是一些西方国家大力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它们被认为具有广泛而永恒的“普适性”，在世界范围内推行。

　　政治化的“普世价值”之所以形成，既是资本主义把自己的价值观普遍化的结果，也和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论”不无关联。这种“西方中心论”或认为西方文化优于非西方文化，或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具有普遍性，代表人类发展方向。20 世纪末，美国学者亨廷顿主张：“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至此，“普世价值”成为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自身价值观、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前沿武器。

　　“普世价值”的推行策略

　　马克思曾指出，每一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将日益抽象化，它们更倾向于“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在封建时代，忠、孝、节、义等观念曾被奉为将“万代永续”，在资本主义时代，自由、民主、人权等被标榜为“普适”价值而广泛推行。

　　一是混淆主观与客观区别，将特殊价值扩张为普遍价值。自然科学可以超越国界、发现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普遍规律。而“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具有截然不同的主体差异性，不仅不同主体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判断，同一主体对同一事物也可能会有不同判断。虽然价值观念具有相对共同性，但世界上不可能存在行之四海、冠盖古今的普遍价值。西方价值作为一种特殊价值，有其特定适用范围，但如果将之普遍化，无疑会将丰富的“一个世界，多种声音”畸变为单调的“一个世界，一种声音”。

　　二是抹煞具体和抽象差异，将有限价值夸大为永恒价值。普世价值论者往往从“永恒人性”“普遍伦理”出发，推导出“普世价值”的合理性。其实，价值问题和人性、伦理问题一样，虽然有一定的社会共通性，但本质上都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动态具体的历史内涵。恩格斯指出，不存在对各阶级都“绝对适用”的“永恒道德”，在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阶级，从而“在偷盗动机已被消除的社会里”，如果有人把“切勿偷盗”宣布为道德原则，就只会遭到嘲笑了。同样，价值作为对社会存在的意识反映，体现的是具体有限社会实践发展水平。抽象化的“普世价值”和永恒人性、普遍道德一样，是并不存在的虚幻物。

　　三是忽略中国和西方不同，将世俗价值装扮为神圣价值。归根到底，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是资本主义等价交换原则的观念反映，是产生于西方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社会的世俗价值，但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实际上，不仅由于中国和西方情况差异，同一概念的内涵并不相同；在宏观层面，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权利与义务，始终是对立统一关系，片面化某些价值要素，并将之神圣化，最终将影响这些价值的实现。

　　“普世价值”的利益还原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价值无非是利益的意识反映而已，所谓“普世价值”，可以还原为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具体利益。

　　首先，“普世价值”是追逐“普世”经济利益的观念表达。“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占有尽可能大的市场，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是资本一以贯之的“普世”追求。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后，更加需要超越国界，建立跨国产业链以获取超额利润，“普世价值”正是这种利益驱动的观念表达。

　　其次，“普世价值”是谋求全球霸权的思想武器。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动世界大战谋求实现其称霸目标。现在，一些国家改变方式，推行“全球一体化”，积极“输出民主”，软硬兼施，试图改头换面地达到目的。其中，利用信息传播优势推行“普世价值”，目的是通过成为价值准则的认定者，继而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