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卡罗尔·塔夫里斯／艾略特·阿伦森《错不在我》摘录：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不觉得

　　

　　骗子、傻瓜、歹徒和伪君子为什么会容忍自己的行为？

　　1、

　　自降临人世的那一天起，我们每个人便拥有了自我辩护的冲动，我们会为自己那些具有伤害性的、不道德和愚蠢的行为推卸责任。当然，大多数人做出的决策，可能永远也不会影响到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命运。无论我们所犯错误的后果，是微不足道还是悲剧性的，影响甚微还是波及全民的，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要讲出＂我错了，我犯下了可怕的错误＂这句话，即便不能说绝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个人在情感、金钱和道义方面所冒的风险越高，讲出这句话的难度就会越大。

　　不仅如此，大多数人在面对所犯错误的证据时，不仅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或行为方式，反而会顽固地对其加以辩护。比如，政客们往往会为我们提供最直观、最具悲剧性的案例。在整个总统任职期间，乔治·W·布什充当了＂即便是拥有无可辩驳的证据，也很少能够穿透自我辩护的盔甲＂的角色。布什错误地声称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错误地宣告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联系，错误地预言伊拉克人会站在街头载歌载舞地欢迎美国士兵，他严重错误地低估了这场战争中的人员和资金的损失。布什在美军入侵伊拉克6周之后的一次演讲中，竟然郑重其事地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战斗已经结束＂。

　　即便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新闻评论员都要求小布什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但他仍为战争寻求新的辩护理由，包括除掉一个＂魔头＂，打击恐怖主义，促进中东和平，为伊拉克带来民主，增强美国的安全，完成＂（我们军队）为之牺牲的使命＂等。2006年的中期选举被大多数政治观察家视为这场战争的参照系，共和党也因此失掉了参众两院；此后不久，16家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对伊拉克的占领助长了伊斯兰激进主义，而且增加了恐怖主义横行的危险。然而，布什在向某个由保守派专栏作家组成的代表团发表演讲时竟然宣称，＂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我当时做出的决策是正确的＂。

　　当然，布什并非第一个，也绝非最后一个为＂基于错误估计并产生灾难性后果的决策＂进行辩护的政客。当年，林登·约翰逊没有听从谏言者对＂越南战争不可能取胜＂的反复忠告，陷入了＂美国一旦撤退，整个亚洲便会走向共产主义＂的自我辩护之中，他也因此失去了总统宝座。当政客们身陷绝境的时候，他们会勉强承认错误，但绝不会承担责任。哎，一定是有人搞错了，但犯错的绝不是我，这个人的名字还不宜说出口。当亨利·基辛格声称出错的是＂政府＂时，他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他实际上代表的就是政府。这种自我辩护令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

　　2、

　　自我辩护与撒谎或者辩解不同。显然，人们会通过撒谎或者编造荒诞的故事来平息爱人、父母以及雇主的愤怒，避免受到指控或者被投进监狱，保住自己的工作或权位。但是，一个罪犯为了让公众相信＂事情并非如此＂所讲出的话（＂我没有对那位女士进行性侵犯＂、＂我不是一个骗子＂），与他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前一种情境中，他在撒谎并且清楚地知道撒谎是为了保全自己。在后一种情境中，他是在自欺欺人。这也是自我辩护比显而易见的谎言具有更大的威力和欺骗性的原因，它会让人们确信自己已经尽力了。事实上，仔细想想，以下这些话是很正常的：＂我不可能再做任何其他事情了＂，＂实际上，这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我正在为国家尽我所能＂，＂那些杂种是咎由自取＂，＂我有权这样做＂。

　　自我辩护不仅会令我们的错误和糟糕决策看起来无足轻重；而且也是让那些伪君子们的行为人尽皆知的原因。它会将我们与他人的道德失误区别开来，并且混淆我们的行为和道德信念之间的不同。奥尔德斯·赫胥黎[1］曾说过，＂世上很可能不存在清醒的伪君子＂。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纽特·金里奇[2］就不太可能对自己讲：＂噢，我真是一个伪君子，比尔·克林顿的性丑闻正搞得天翻地覆，我却有权在这里搞婚外恋。＂同样，著名的福音传播者泰德·哈加德[3］显然是一个伪君子，他一方面公开斥责同性恋行为，另一方面却与一个男妓保持着性关系。

　　注：

　　[1］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英国小说家、散文家、博物学家。1932年发表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以讽刺笔法描写他心目中的未来世界。－译者注

　　[2］美国前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曾带头猛烈攻击克林顿性丑闻。－译者注

　　[3]全美基督教福音派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主席,被控与男妓有同性恋关系。－译者注

　　3、

　　我们每个人都会划出自己的道德底线，并对其加以辩护。想想看，你是否曾经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做过手脚？你可能会用＂忘记了法定缴税额＂作为借口，或者你会认为＂如果其他人都这样做，我不做就是一个傻瓜＂。你可曾有过未申报一些额外现金收入的情形？考虑到政府机构的腐败，你有权利这样做。你可曾在办公室里收发过个人电子邮件或者上网冲浪？你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更加精力饱满地投入工作，也是你对公司愚蠢制度的抗议，而且你的老板并不欣赏你多做的那些工作。

　　戈登·马里诺是一位哲学和伦理学教授，当他在一家旅馆投宿的时候，钢笔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掉了出来，于是一滴墨水滴在了丝制的床罩上。他决定将这件事告诉经理，但当时他已经很累了，而且他也不想赔偿损失。那天晚上，当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到户外散步的时候，他征求了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朋友建议我放弃做出这种道德狂热举动的念头，＂马里诺说，＂他认为经理巴不得出点类似的差错，这样就可以通过索取赔偿的方式来提高房费。他没有费多长时间，便说服了我不要去麻烦经理。如果这事发生在一家家庭小旅馆里，我可能会马上报告这起事故，但这是一家连锁酒店，正是此类情况导致了欺骗行为的发生。不过退房的时候，我还是在前台为那滴墨水留下了一张便条。＂

　　但是你会说，所有的辩护都是正确的！旅馆房间的费用，的确包含了那些笨拙的客人所造成的维护成本！政府的确在浪费金钱！我所在的公司可能不会介意我花费一点儿工作时间收发电子邮件，而且我最终会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这些说法是对是错，没有什么关系。一旦我们跨越了这些底线，我们便会为那些确认是＂错误的行为＂进行辩护，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将自己视为诚实的人，而不是罪犯或者窃贼。不论受到质疑的行为是类似在旅馆床罩上滴上墨水这样的小事，还是像挪用公款这样的大事，自我辩护的机制都是一样的。

　　4、

　　在有意识地撒谎去欺骗他人和无意识地自我辩护以欺骗自己之间，存在着一个令人着迷的灰色地带，这个地带是由记忆这个不可靠的、自利的历史记录者来掌控的。记忆往往会受到自我助长偏见的整饰与影响，这种偏见会使得过往事件的边缘变得模糊，让罪过变轻，令真实发生的一切出现扭曲。当研究者们询问丈夫和妻子他们分别承担了多大比重的家务时，妻子们会说，＂你在开玩笑吧？我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至少是90％。＂丈夫们则会说：＂实际上，我做得很多，大约在40％左右。＂尽管不同的夫妻说出的具体数字不同，但其总和都会较大幅度地超过100％。这会诱使人们推断这些夫妻中至少有一人在撒谎，更有可能的是，每个人都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回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会出现自利性扭曲，我们会忘记或者歪曲以往发生的事件，此时我们可能会开始相信自己的谎言。我们知道自己曾经做错过一些事情，但渐渐地我们会开始认为那并非全是自己的错误，毕竟当时的情况是复杂的。我们开始低估并推脱自己的责任，直到原本巨大的责任变得渺小。不久，我们便可以说服自己，发自内心地相信自己在公开场合曾经讲过的话。

　　约翰·迪恩是理查德·尼克松的白宫顾问，正是他下令密谋掩盖水门事件的真相，他对此做出了以下解释：

　　主持人：你是说那些编造故事的人，也相信他们自己的谎言吗？

　　迪恩：的确如此。当你经常把一件事情挂在嘴边，久而久之，它也就变成了事实。例如，当新闻界得知新闻记者与白宫官员的通话被窃听，此时断然否认已经不能奏效，于是便有人声称那是国家安全事务。我确信许多人相信窃听电话是为了国家安全，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是窃听行为暴露后他们虚构的辩护理由。你应该意识到，在他们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们的确坚信这一点。

　　5、

　　就像尼克松一样，林登·约翰逊也是一位自我辩护的高手。根据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卡洛的说法，当约翰逊开始相信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会＂完全地、绝对地＂相信它，而且＂不管以前有什么看法，或者事实本身如何＂。乔治·里迪是约翰逊的助手之一，他说约翰逊＂具有一种非凡的接纳能力，这种能力令他确信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坚持了应当坚持的原则。当有人摆出他以往持有不同观点的证据时，他所表现出来的那副无辜的样子尤其令人着迷。这并非一种实际的行动－他具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接纳能力可以用来说服自己，只有那些当下合宜的＇事实＇才是事实，任何与此相背离的事实都来自敌人的谎言。他会逐字逐句地将内心的想法变为现实。＂尽管约翰逊的助手们将这一点视为富有魅力的人格特征，但它很可能是导致约翰逊不能将美国从越战泥潭中拉出来的关键原因之一。

　　一个只是在公众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的总统，很可能是在试图改变公众的看法；而一个对自己进行行为辩护并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的总统，则会在进行自我矫正时遇到障碍。

　　6、不经意间的自我辩护就像流沙，会将我们拖向更深的深渊。它会制约我们发现自身错误的能力，更不必说去纠正错误。它会对现实加以歪曲，妨碍我们获取所需要的信息以及对问题进行清晰评估的能力。它会加深爱人、朋友以及民族之间的裂痕；它会阻止我们放弃不健康的习惯；它会容忍罪犯对他们的行为逃避责任；它会导致许多专家坚持那些可能对公众造成危害的错误看法和做法。

　　7、生活中，没有人能够做到不犯错误。但我们的确有能力这样讲：＂错误不会再犯，因为它已经不起作用了。＂人皆有过，但在犯了错误之后，一个人既可以掩盖错误，也可以承认错误。人们一直接受这样的教导：我们应当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但假如不能做到首先承认自己犯过错误，我们又怎能从中学习呢？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认清自我辩护的诱惑。

　　1、

　　阅读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是有趣的，有时则觉得它们滑稽可笑。但更加令人着迷的是，在预言失败、世界仍在运转的时候，观察那些虔诚信徒的所思所想。请注意，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说，＂完了！简直难以相信，我竟会如此愚蠢地相信那些胡言乱语＂。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更加确信预言的威力。这些人坚定不移地相信《圣经·新约》中的《启示录》或者17世纪自封为预言家的诺查丹玛斯的著述，他已经预言了从黑死病到＂9·11＂事件的历次灾难，问题是这些模糊不清、捉摸不透的预言只有在事件发生后才能够被理解，但是相信者却没有对此感到困惑。

　　半个世纪前，一位名叫利昂·费斯汀格的年轻社会心理学家和他的两个助手潜入了某个组织内部，该组织相信世界末日将在当年12月21日来临。他们试图搞清楚，当（组织所希望的）预言破灭时，组织内部会出现何种情形。该组织的领袖玛丽安·科琪许诺，信徒们将会在12月20日夜里被一架飞碟接走，去往安全的地方。她的许多追随者为此放弃了工作，舍弃了家业，散发了积蓄，等待着末日的到来。在外层空间，又有谁需要金钱呢？另外一些人则恐惧地等待着，或者无助地待在家中。（科琪女士的丈夫并不相信这一切，当他的妻子和追随者们在客厅祈祷的时候，他已经早早地上了床，而且美美地睡了一夜。）费斯汀格提出了自己的假设：那些没有得到预言家强大许诺的信徒（这些人待在自己家中等待着世界末日的来临，期盼自己不会在午夜死去），会很快失去对科琪女士的信任；而那些放弃了自己的财产、与其他人一起等待飞船的信徒，对她拥有神秘能力的信念则会增强。

　　实际上，他们会尽其所能让其他人加入自己的行列。到了午夜，院子里根本没有飞船出现的迹象，人群开始有些紧张。到了凌晨2点，他们变得非常担忧。凌晨4点45分，科琪女士抛出了一个新的版本：她说，由于她的小团队无与伦比的忠诚，世界已经被救赎了。＂上帝的话是强大无比的，＂她对自己的追随者们讲，＂他的话已经让你们得救－由于有了你们对死亡的祷告，本该降临地球的威胁没有机会到来。现在弥漫在这间屋子里的善行和光明，并不是从地球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的。＂

　　人们的心境由失望变为欣喜。团队中的许多成员在12月21日之前根本没有感到有必要让更多人追随自己的信仰，现在他们开始要求新闻媒体报道这个奇迹。随后他们走上街头，拉住过往的行人，试图改变他们的信仰。最终得到证实的是利昂·费斯汀格的假设，而并非科琪女士的预言。

　　2、

　　自我辩护的原动力，即导致人们将自己的行动和决策（尤其是错误的行动和决策）合理化的力量，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感受，费斯汀格称之为＂认知失调＂。认知失调是一种紧张冲突的状态，只要某个人同时拥有心理上两种不一致的认知（想法、态度、信念、意见），就会出现这种状态，例如，＂吸烟是愚蠢的，因为它能够置我于死地＂与＂我习惯每天吸两包烟＂。失调会导致心理上的不舒适感，从轻微的疼痛到极度的痛苦；直到找到某种减少失调的办法，人们的不舒适感才会得以缓解。在这个例子中，对一个吸烟者而言，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停止吸烟以减少失调。但假定她已经尝试停止吸烟但最终却失败了，那么她就只能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减少失调：

　　让自己相信吸烟的实际危害并不大，或者让自己相信承担吸烟的风险是值得的一一比如吸烟可以帮助她放松或者防止肥胖（毕竟，肥胖对健康也是一种危害）。大多数吸烟者试图通过诸如此类巧妙的（尽管是自我欺骗的）方式来减少失调。

　　3、我会寻找更多的证据来证实自己已有的看法。一一洛德·莫尔森，英国政治家（1903-1992）

　　4、

　　失调理论也推翻了＂人类作为智人能够理性地加工信息＂这种自我迎合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如果新的信息与我们的看法一致，我们会认为它是合理的、有益的－-＂我一向是这样讲的！＂如果新的信息与我们的看法不一致，我们便会认为它是偏颇的、愚蠢的－-＂这是多么愚蠢的观点！＂人们对和谐一致的需要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当他们被迫面对负面的证据时，总会寻找对其进行批评、歪曲或者清除的方式，从而使原有的看法得以维持甚至强化。这种心理偏差被称为＂证实偏差＂。＂美国传奇式喜剧演员和社会评论家伦尼·布鲁斯，在观看了1960年发生在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翰·肯尼迪之间的著名辩论（美国第一次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后，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与一群肯尼迪的崇拜者一起收看大选辩论，他们会这样评论：＂他的确将尼克松打得一败涂地。＂随后，我们一起来到另一所公寓，尼克松的崇拜者们对我们说：＂你认为他对肯尼迪的致命一击如何？＂于是我意识到，每个群体都热爱他们的候选人，即便有人对着摄像机大声叫嚷：＂我是个窃贼，是个骗子，你听到了吗？选我做总统是你们做出的最糟糕的选择！＂他的追随者也仍然会说：＂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诚实的人。只有那些伟大的人才会承认这一点。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总统人选。＂

　　5、

　　2003年，在已经确定伊拉克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后，那些支持这场战争并相信布什总统发动战争的理由有据可依的美国人也由此陷入了失调之中：我们相信布什总统，但我们（包括总统本人）是错误的。如何消除这种失调呢？

　　对于那些曾经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民主党人而言，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容易：共和党人又一次错了；总统撒了谎，他过于热衷错误的信息；我有多么愚蠢，竟然会相信他。但是，对民主党人而言，感受到的失调则更为强烈，他们大多会通过拒绝接受证据来消除失调。他们对一家网络民调机构宣称自己相信那些武器已经被找到了。这家民调机构的主任说：＂对一些美国人而言，支持这场战争的愿望可能会导致他们过滤掉那些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信息。考虑到新闻报道的密集性和公众对这个话题的高度关注，对信息的误读意味着一些美国人可能在避免产生认知失调的体验。＂事实一定如此。

　　神经科学家最近发现，这类思维偏差根植于大脑的信息加工模式－不论人们所属政治派系如何，这种偏差存在于所有人的大脑之中。例如，德鲁·威斯顿和他的同事们，就人们对来自乔治·布什和约翰·克里的失调性或一致性信息处理进行了核磁共振研究，他们发现，当实验对象面对失调性信息时，其大脑的理智区完全停止工作；而当恢复了协调的时候，其大脑的情绪区又会兴奋起来。＂这些机制为我们所观察到的＂人们一旦下定了决心，就很难加以改变＂的现象提供了神经心理方面的依据。

　　事实上，即便是读到与自己观点相反的信息，人们也会更加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在一项实验中，研究者们分别挑选了几位反对死刑和赞成死刑的人，让他们阅读两篇论证充分的学术论文，文章讨论了＂死刑是否可能震慑暴力犯罪＂这个充满感情色彩的问题。其中一篇文章得出了肯定的结论，而另一篇则恰恰相反。假如这些读者能够理性地处理这些信息，他们至少会意识到这个问题比他们原来所考虑的要复杂得多，因此，他们有关死刑威慑力的看法便可能会相互接近。但是，认知失调理论预言，这些读者会对两篇文章进行某种形式的歪曲：他们会将那篇证实了自己看法的文章牢记在心，将它称为一篇高水平的作品；而对不能证实自己看法的那篇文章，他们则会寻找一些小错误并加以夸大，由此成为不必受其影响的重要理由。这也正是在实验中实际发生的现象。两组实验对象不仅相互怀疑对方的观点，而且他们更加坚持自己原来的看法。

　　6、

　　一旦做出了选择，我们便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支持自己的决定。例如，当一向节俭、低调的朋友尼克心血来潮地卖掉了陪伴了他8年的本田轿车，又买了一辆崭新的奔驰轿车，之后他的行为就变得古怪起来。他开始批评朋友的轿车，说出＂你是不是也该卖掉那辆破车了？你不觉得自己驾驶一辆新车会更快乐吗？＂或者＂瞧瞧，驾驶那样一辆小车太不安全了，如果遇到了事故，你可能会命丧黄泉的。难道你的生命还不值额外的几千美元吗？你根本想象不到这辆奔驰让我多么放心。开着高档的奔驰车让我有了更多安全感＂之类的话。

　　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尼克仅仅因驾驶的本田轿车出了些小故障，他便理智而冷静地做出决定：最好驾驶一辆像奔驰那样的大型轿车。但我们却并不这样想。他的行为（无论是花一大笔钱去购买一辆豪华轿车，还是喋喋不休地劝说朋友也去购买）是如此不寻常，不能不让人怀疑他是在减少自己的失调：他一定感觉到自己是一时头脑发热才花费了大部分积蓄去购买这样一辆车，而他之前也认为＂那不过是一辆车而已＂。而且，在购买那辆车的时候，他的孩子正要进大学读书，这将给他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于是，尼克开始炮制各种观点为自己的决定辩护：＂奔驰轿车棒极了；我辛辛苦苦一辈子也该驾驶一辆好车了；而且它十分安全。＂假如能够劝说那些小气的朋友也买一辆，他便会感到更加心安理得。

　　7、

　　尼克减少失调的需求因其所做选择的不可逆转性而增加，他不可能在没有任何经济损失的情况下放弃自己的选择。对不可逆转性的一些强有力的科学证据，来自一项有关赛马场上赌徒们的心理策略的巧妙研究。赛马场是对不可逆转性进行细致考察的一个理想场所，因为一旦下了赌注，你就不可能改变主意。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只是拦住那些前去下两美元赌注或者另外一些刚刚离开下注窗口的人们。

　　研究者询问每个人对自己所选马匹获胜的把握有多大。结果，那些已经为自己所选马匹下过赌注的人，比那些正要前去下注的人把握更大。当然，实际上除了最终所下的赌注之外，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改变。假如事情已经覆水难收，人们会更加确信自己刚刚做过的事情是正确的。

　　你可以在顷刻之间理解失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而不必去听尼克说些什么。某种选择所付出的时间、金钱、努力或者困难越大，其结果越是难以改变，失调也就越大，而且为减少失调而去夸大所做选择有利方面的需求也会越大。因此，当你将要做出重要的购买决定或者重要的决策（购买何种轿车或者电脑，是否进行外科整形手术，是否签购一项昂贵的自助程序）时，不要去咨询某个刚刚做出这种决定或决策的人，这个人会极力让你确信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就某项治疗的效果，去问那些已经治疗了12年时间而且花费了5万美元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说，＂那位医生棒极了！如果不是因为他，我绝不可能得到真爱（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或者体重下降）。＂花费了如此多的时间和金钱之后，他们不太可能说，＂哎，我已经治疗12年了，那简直是一种浪费。＂假如你希望就某种自己想买的产品征求他人的意见，你应该去询问那些正在搜集信息而且尚未拿定主意的人。假如你想知道哪种程序对你有帮助，还是从控制条件下的实验中获取数据吧！

　　8、

　　在苏丹的丁卡（Dinka）部落和努尔（Nuer）部落中，有一种奇怪的传统。他们会拔掉孩子牢固的门牙－包括下面的6颗和上面的2颗－这样会导致孩子们下巴凹陷、下唇折叠、口齿不清。这种习俗显然是从破伤风（这种病会导致牙关紧闭）流行的某个时期开始的。村民们开始拔掉自己和孩子们的牙，这样就可以保证流体食物能够从缺口处被吸食。破伤风流行，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然而丁卡部落和努尔部落至今仍然要拔掉孩子们的牙。事情怎么会这样呢？

　　······

　　一旦自我辩护与我们有意的选择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得更为复杂，至少我们知道自己会对它有所期待。但是，它也会出现在我们没有明确理由的行为之后；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坚持某些信仰或者遵从某些习俗。例如，在引言中我们曾经介绍过的，苏丹丁卡部落和努尔部落用鱼钩拔掉孩子们几颗门牙的习俗－那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人类学家认为，这种传统是从破伤风流行的某个时期开始的，拔门牙可以保证孩子摄入某些营养。但是，假如这就是理由，那么为什么在危险过去之后，村民们仍然坚持保留这种习俗呢？

　　透过失调理论的视角，在局外人看来毫无道理的习俗便能变得完全可以理解。在流行病传播期间，村民们可能已经开始拔掉所有孩子的门牙，这样当孩子感染了破伤风后，家长可以帮助他们进食。但是，让孩子们经历这一切是很痛苦的，特别是遭受疾病折磨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为了更好地在自己和孩子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村民们只好在既成事实出现之后通过夸大这种做法的好处来支持自己的选择。例如，他们可能会让自己相信，拔掉牙齿具有审美价值（呀，凹陷的下巴的确富有吸引力）；他们甚至可能将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折磨作为一种步入成年的仪式－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没有牙齿才是美的，＂村民们说，＂那些牙齿完好无损的人是丑陋的：他们看起来就像会吃人的野蛮人。长着一副完整的牙齿，会让人看起来像一头蠢驴。＂没有牙齿的人还有另外一些审美价值：＂我们喜欢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发出的嘶嘶声。＂为了让惊恐的孩子们消除疑虑，家长会告诉他们：＂这种仪式是成熟的标志。＂这种做法最初的医学理由早已消失，但人们心理上的自我辩护却仍然存在。

　　9、

　　假如一个人直接对另一个人做出攻击行为，发泄的作用尤其会事与愿违，这恰恰是认知失调理论指出的。当你对另外一个人做出伤害行为（让他陷入困境，对他进行言语侮辱，或者对他拳脚相加）时，另外一个因素便会强烈地发生作用：你需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

　　比如说，一个男孩与他七年级的同学一起，嘲弄欺负一个比较弱小的孩子。这个男孩愿意成为这伙人中的一员，但他内心并不愿意欺负那个孩子。事后，他因自己的做法感受到了一些失调。他想：＂像我这样一个正直的孩子，怎么会对那样一个善良、无辜的孩子做出如此残忍的事情？＂为了减少失调，他会让自己相信受害者并不善良也绝非无辜：＂他是个笨蛋，还总做错事。而且，假如有机会，他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一旦这个男孩开始责备那个受害者，他就会在下次机会到来时发起更加凶狠的攻击，为自己最初的伤害性行为辩护，也为更富攻击性的行为积累条件。这便是宣泄假说的错误所在。

　　第一个得出这一结论的实验，着实让那位研究者大跌眼镜。当时还是哈佛大学临床心理学专业一名研究生的迈克尔·卡恩，设计了一项巧妙的实验，他坚信这项实验可以证明宣泄的价值。卡恩扮成一名医师，去给大学生们做测谎和血压检测，并逐个向他们说明这是一项医学实验的组成部分。在进行这些检测时，卡恩假装很恼火并对这些学生们进行言语侮辱（这些话冒犯到他们的母亲）。学生们被激怒了，他们的血压在上升。在实验条件下，学生们被允许向卡恩的导师状告他的侮辱言论以发泄他们的愤怒，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做会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但在控制条件下，学生们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愤怒。

　　卡恩，这位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被实验结果惊呆了：宣泄假说被彻底推翻了。与没有机会表达愤怒的人们相比，那些被允许表达自己对卡恩的愤怒的人对他更加深恶痛绝。另外，表达愤怒使得那些血压已经很高的人的血压变得更高；而那些没有机会表达愤怒的人，其血压则很快降到了正常水平。17在对这种出乎意料的模式寻求解释的过程中，卡恩发现了失调理论。这一理论当时刚刚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意识到该理论可以对自己的研究结果做出完美的解释。由于学生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已经给卡恩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此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让自己相信卡恩应当受到这样的对待，由此增加了他们对卡恩的愤怒，也导致了他们血压的升高。

　　10、

　　孩子们从很小便开始为自己的攻击性行为辩护：他们打了自己的弟妹，弟妹开始哭泣，他们便会声称，＂是他（她）在哭，他（她）该打！＂大多数父母认为这种孩子式的自我辩护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而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人们会冷静地思考引起如下行为的相同机制，例如，帮派对弱小孩子的欺负，雇主对工人的虐待，爱人之间的辱骂，警官对已经认罪的嫌疑人继续实施体罚，暴君对少数族裔的监禁与折磨，以及士兵对平民的施暴。在上述所有这些事实中，存在着一种恶性循环：攻击引起了自我辩护，而自我辩护又导致了更多的攻击。

　　11、幸运的是，失调理论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慷慨的行为会增进慈爱与怜悯的精神，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当人们去做一件好事，特别是当人们没有心理准备或者突然间决定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会意识到自己的善心和慷慨给人们带来的好处。人们＂放下自己手头的事情去帮助另一个人＂的认知，与＂先前可能对这个人抱有的负面情感＂之间会存在不一致。实际上，在帮助了这个人之后，人们会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会去帮助这样一个蠢货呢？有可能他并不像我曾经认为的那样愚蠢，其实，他是个不错的人，值得我放下手头的事情去帮助他。＂

　　12、失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令人厌烦的，但是对人们来讲最为痛苦的部分是自我概念受到了威胁，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人们所做的事情与自我看法不一致。假如你所崇拜的某个运动员或者名人受到强奸、猥亵儿童或者谋杀等罪名的指控，你会体验到这种强烈的失调。你对这个人的认同度越高，你所体验到的失调越大，因为你的自我会越多地卷入其中。假如你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但又从事了某种犯罪行为，你将会感受到更加强烈的失调。毕竟，人们对名人的支持可能会经常在不同的人之间变换。但假如一个人偏离了自己的价值观，他就会体验到更为强烈的失调，因为总有一天他必然要回归自我。

　　13、正如政治学家菲利浦·泰洛克在他的著作《专家的政治判断力》中所提到的：任何一种预测会准确到何种程度？我们又能够在何种程度上了解这一点？即便是专门从事经济和政治研究的职业＂专家＂在这个问题所做出的预测，也不会比我们这些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或者科琪女士准确多少。数以百计的研究表明，与建立在统计数据基础上的预测相比，依据＂个人经验＂或者＂多年训练＂而做出的预测与前者成功的概率差不多。但是，一旦专家的预测失败，他们专家身份的核心便会受到威胁。因此，正如失调理论所预测的，专家们越是自信而且越有名望，他们就越不可能承认错误，而这也正是泰洛克的发现。

　　14、减少失调的行为就像自动调温器，它会将我们的自尊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正是我们往往对自我辩护视而不见的原因，这种不经意的自我欺骗使得我们甚至否认自己所做出的错误或者是愚蠢的决策。但是，失调理论也适用于那些自尊心弱的人，以及那些自认为是笨蛋、骗子、白痴的人。当自己的行为与负面的自我想象相吻合时，他们不会感到大惊小怪。当他们做出错误的预测或者为加入某个乏味的组织而经历严苛的加入仪式时，这些人只会轻描淡写地说：＂是的，我又搞砸了，我一向如此。＂一个自认为不诚实的二手车经纪人，在隐瞒那辆将要脱手的车的令人惊诧的维修记录时，不会感受到失调；一位自认为不讨人喜欢的女士在被男士拒绝时，不会感受到失调；一个骗子在骗取一位老人一生的积蓄时，也不会感受到失调。

　　15、假如那位自认为不讨人喜欢的女士遇到一位很出色的男士，对方也在认真地追求自己时，她可能会感受到片刻的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很可能会因蜂拥而至的失调而光泽尽失：＂他看上我什么了？＂她的答案不太可能是＂太好了，我一定比自己所认为的更有吸引力＂，而更可能是＂一旦他发现了真实的我，就会将我抛弃＂。她将要付出很高的心理代价来克服这种失调。

　　16、

　　假定有两个在态度、能力和心理健康方面相同的年轻人，他们都相当诚实并且对某件事都持有同样温和的态度。例如，他们都认为作弊不是一件好事情，但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坏的罪行。现在，他们两人正在接受一场考试，这场考试将决定着他们能否考取研究生。在撰写一篇重要的文章时，他们都感到毫无线索可循。眼看就要错过这场考试了......此时他们每人都得到了一次作弊的良机，他们可以读到其他同学的答案。这两个年轻人与自己的欲望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其中一个人屈服了，而另外一个人则抵挡住了诱惑。做出这两种决策可谓一念之差，他们两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选择对方的决策。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但也付出了各自的代价：其中一个人为了获得好成绩放弃了诚实，而另外一个人则放弃了好成绩保全了自己的诚实。

　　现在的问题是：一周之后，他们会如何看待作弊？假设他们都有足够的时间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那位屈服于诱惑的年轻人会认为，作弊并没有太大的罪过。他会对自己说：＂嗨，人人都会作弊。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为了将来的前程我必须这样做。＂而拒绝了诱惑的那位年轻人则会认为作弊的不道德程度加强了：＂实际上，那些作弊的人是非常无耻的，他们应当被学校永远开除，对他们必须做到惩一做百。＂

　　在这两个学生自我辩护水平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情况：其一，他们之间的差异已经非常大；其二，他们的看法已经内化，他们认定自己一直这样看待作弊。似乎一开始他们站在金字塔顶端，相距不过几毫米；但是在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之后，他们已经滑落到了金字塔的底部，站到了塔基相对角的两端。那个没有作弊的学生认为另一个人是完全不道德的，而作弊的学生则认为另一个人是不可救药的清教徒。这一过程揭示了受到过痛苦诱惑的人是如何抵制诱惑，进而几乎要屈服于诱惑，但是在最后一刻却又抵挡住诱惑，并如何逐渐厌恶甚至憎恨那些没有成功抵挡住诱惑的人。正是那些几乎注定要生活在玻璃屋里的人们，掷下了第一块石头。

　　17、（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权威服从实验）

　　在米尔格拉姆实验的最初版本中，2/3的实验对象对另外一个人实施了他们认为会危及生命的程度的电击，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实验者不断地讲：＂实验要求你继续下去。＂人们几乎总是将这项实验归结为对权威的服从研究，事实上的确如此。但是，它还具有更多的价值：这项实验也揭示了自我辩护的长期影响。

　　假定，有一位穿着白色实验服、仪表堂堂的男士正向你走过来，他给你20美元让你参与一项科学实验。他对你说：＂我想让你对那个人施加500伏的电击（这样的电击强度会给人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以便于帮助我们了解惩罚对学习的影响。＂你很有可能会拒绝他，这点钱不至于让你去伤害另外一个人，哪怕是为了科学研究。当然，仍有少数人会为了20元钱去干这件事情。另一些人即便给他2万美元也不会去干，绝大多数人会告诉那位科学家：他们不看重这些钱。

　　现在，假定那位科学家一步一步地诱使你干这件事情。假设他提供20美元让你向隔壁房间里的那个人实施强度较小的电击（例如，10伏），以便观察这一强度的电击是否会提高他的学习能力。实验者甚至在你的身上尝试了10伏的电击，对此你几乎感觉不到。于是你同意了，这样的电击是无害的，看起来也很有意思。（而且，你也总是想知道打孩子的屁股是否会让他们做得更好。）你按照实验者的要求做了一段时间，现在实验者对你说：如果学习者答错，你就按动另外一个开关，这个开关将发出20伏的电击。这样的电击强度仍然较小而且对人体无害。由于你刚刚给了学习者10伏的电击，因此你没有理由不向他发出20伏的电击。同样，由于你刚刚给了他20伏的电击，30伏也并不比20伏强多少，于是你便会向他发出30伏的电击。学习者又一次回答错误，那位科学家说：＂请发出40伏强度的电击。＂

　　你的底线会在哪里呢？你会在何时确定电击强度已经足够大了呢？你会一直坚持到450伏，或者更大强度，去按动标有＂特别危险＂字样的开关吗？当人们在事前被问及＂想象一下自己会走多远＂时，几乎没有人声称自己会发出450伏的电击。但是当他们身临其境时，其中2/3的人会一直坚持下去，直至发出他们认为最危险强度的电击。他们在进行这一切的时候，每走一步都会进行自我辩护：强度这么小的电击没有什么伤害；20伏对人的伤害不会比10伏大多少；假如我已经发出了20伏的电击，发出30伏的电击又有何妨？伴随着每一步辩护，他们所做出的承诺也在不断延伸。当人们开始发出他们认为很强的电击时，其中大多数人发现＂要为突然做出中止实验的决定辩护＂是很困难的。然而，那些在实验之初持拒绝态度的实验对象，会始终质疑实验过程的可靠性，他们不太可能落入实验者的陷阱，而且更有可能中止实验。

　　18、

　　一个诚实的人，又是如何迷失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呢？他在某个时刻迈出了第一步，而余下的则由自我辩护来主宰。

　　······

　　虽然具体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但我们尝试进行自我辩护的行为，却是为了让我们对自己的所做、所思以及心目中的自我形象保持良好的感觉。

　　19、当你走进洛杉矶的宽容博物馆，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展示那些自己所不能宽容之人的空间之中。那里有一些熟悉的目标（如黑人，女人，犹太人，同性恋者），也有一些矮人、胖人、残疾人......你可以观看一部包含了各种各样偏见的录像片，它可以让你确信任何人都或多或少持有一点偏见，随后你会被邀请从两扇门（其中的一扇门标示着＂偏见＂，另一扇门标示着＂无偏见＂）中的一扇进入博物馆的正中央。然而，后一扇门是锁着的。当我们在某个下午参观那个博物馆时，碰巧看到四位哈西德派犹太人愤怒地敲打着＂无偏见＂之门，要求从那里进入博物馆。

　　20、

　　人类的大脑天生具有视觉和心理上的盲点，其中最为狡黠的伎俩便是：它会赐予人们具有安慰作用的错觉。当然，从我们本身来讲这一切并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失调理论就是一种关于盲点的理论，它解释了人们如何在不经意间自我蒙蔽，这种自我蒙蔽使得他们意识不到那些可以帮助他们反省自身行为和信念的重要事件和信息。由于这种证实偏差的存在，再加上其他一些自利习惯，我们的大脑便会为自己的知觉和信念辩护，并将它们视为精确的、真实的、无偏见的。

　　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幼稚的现实主义＂，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信念，即我们能够像事物或者事件＂本身真实存在的那样＂，清晰地对它们进行感知。我们假定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会同我们一样来看待事物。假如他们不赞同我们的看法，显然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对事物清晰地加以感知。幼稚的现实主义制造了一种逻辑混乱，因为它做出了两点预设：

　　其一，那些思想开放、公正的人应该赞同理性的看法；其二，我所持有的看法一定是理性的，否则我便不会持有这些看法。因此，只要我能够让自己的对手坐下来倾听我的看法，我就可以告诉他们事情的本来面目，这样他们便会赞同我的看法。假如他们不赞同我的看法，一定是因为他们持有偏见。

　　21、

　　在一项实验中，罗斯拿出了一些由以色列裔代表提出的和平建议，声称它们是由巴勒斯坦人提出的，随后让以色列居民对其加以判断。＂与被认为是巴勒斯坦人提出而实际上是由以色列人提出的建议相比，这些以色列人更喜欢被认为是以色列人提出但实际上是巴勒斯坦人提出的建议，＂他说，＂假如建议因为来自另一方而不再对你有吸引力，那么实际上由另一方提出的建议又会如何呢？＂与事实非常接近，社会心理学家杰弗里·科恩发现，如果一项极具限制性的福利建议被认为是民主党提出的，尽管这项建议往往与共和党人有关，但民主党人还是会赞同。假如一项慷慨的福利建议被认为来自共和党，那么共和党人也会加以支持。将同样的建议说成是来自另外一方的实验中，你甚至可以去询问人们是否会赞同一项由本·拉登提出的政策。在科恩实验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自身的盲点，即他们受到了自己所在党派立场的影响。相反，他们都声称自己的看法是在其对政府的总体认知的指导之下，经过对当前政策认真细致的分析后合乎逻辑地形成的。

　　罗斯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我们之所以相信自己的判断比其他人存在的偏差更少且更为独立，部分是因为我们依靠内省来思考，而且没有办法了解其他人的真实想法。当我们进行内省的时候，我们是在审视着自己的内心深处，避免失调的需要会确保我们只能持有最佳动机。我们会认为，只有亲自参与，才能确保对某一问题的认知准确明了－＂这些年来我对枪支管制一直感受颇深，因此我清楚自己所谈论的问题＂。然而，我们又会将来自那些持有不同看法的个人的感受视为偏见的来源－＂她对枪支管制的看法不可能公正，因为她这些年来对这个问题一直深有感触＂。

　　就像鱼儿察觉不到自己游弋其中的河水一样，人类也觉察不到自己的盲点，那些能够在水中游弋的鱼儿具有对河水视而不见的强烈动机。

　　22、大多数乘普通舱旅行的人将那些坐在商务舱和头等舱里的幸运者视为奢侈的小人，想象一下这些人要为一次不过6小时的飞行支付一笔额外的费用！而一旦他们自己支付了头等舱的费用，这种想法便会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自我辩护以及对那些可怜的普通舱旅客的蔑视。

　　23、在司机的视野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盲点，然而老练的司机能够觉察到这些盲点：他们很清楚要想避免撞上消防栓和其他车辆，就必须在倒车和转向单向行驶车道时小心谨慎。人类固有的一些偏见，正如两位法学家所描述的：＂就像错觉的两个重要的方面。它们会让我们从资料中得出错误的结论，即便我们已经发现了其中的骗术，它们表面上的正确性仍然如初。＂我们不可能避免自身的心理盲点，但是如果我们觉察不到它们，便会不知不觉地陷入鲁莽、跨越道德的底线、做出错误的决策。独自内省无助于开阔我们的眼界，它只会强化我们自我辩护的信念，相信我们自己不可能被蒙蔽或出现失误，我们对其他人群的厌恶和仇视并非出于非理性，而是正当合理的。盲点强化着我们的傲慢，激活了我们的偏见。

　　24、最严重的错误莫过于不觉得自己有任何错误。一一托马斯·卡莱尔，历史学家和评论家

　　25、

　　失调理论给出了答案：这是一步步造成的。尽管大量无耻的贪腐政客将他们的投票权出卖给了最大的捐助者，但是由于盲点的存在，大多数政客仍相信自己是清廉的。当初涉政坛的时候，他们所接受的仅仅是与某个说客共进午餐，因为无论如何，这不过是政治活动的运作方式，而且也是获得一项悬而未决的提案信息的有效途径，难道不是吗？这位政客会说：＂就像任何其他市民一样，说客们是在行使他们的自由言论权。我只能倾听。我将根据我所在的政党、选民支持与否以及是否有利于美国人民，来决定自己如何投票。＂

　　然而，一旦一个人接受了最初的蝇头小利而且采用上述方式加以辩护，他已经开始从金字塔上向下滑落。假如他已经与一位说客共进午餐并谈论那项悬而未决的提案，他们为什么不能在当地的高尔夫球场谈论一些事情呢？这又有什么不同呢？那不过是进行谈话的一个更好的场所而已。假如他们可以在当地的球场上谈论一些事情，为什么不可以受邀到一个更好的球场（比如说，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去打高尔夫球呢？那样做有什么错吗？当那位政客已经滑到金字塔的底部，已经接受了更大的好处并且为之辩护的时候，公众开始大声疾呼：＂怎么搞的？你在开玩笑吗？＂从某种角度上讲，那位政客没有开玩笑。多洛西·塞缪斯是正确的：有谁会拿自己的职位和名誉冒险，来换取前往苏格兰的旅行呢？答案是：假如是第一次接受这样的好处，没有任何人会那样做；但是假如此前已经接受过许多小的好处，许多人便会接受更大的好处。在自我辩护的作用下，傲慢为前往苏格兰度假铺平了道路。

　　26、

　　不久以前，绝大多数科学家并没有意识到来自商业的诱惑。1954年，当乔纳斯·索尔克被问及是否会为他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申请专利时，他回答说：＂难道你会为阳光申请专利吗？＂他的说法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迷人，也是多么幼稚；设想一下，他将自己的发明奉献给了公众，不求一丝一毫的回报。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将研究和商业区分开来，而大学则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道＂防火墙＂。科学家们从政府或者独立的基金会那里获得资助，他们会比较自由地花几年的时间去研究理论或应用方面的问题，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一个科学家如果涉足公共领域，利用自己的发明去获利，便会受到猜疑甚至鄙视。＂一个生物学家如果在进行某项基础研究的同时从事商业经营，曾经被认为是不得体的，＂生物伦理学家和科学家谢尔顿·克瑞姆斯基说，＂二者之间是不可调和的。但是，随着生物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开始致力于寻求商业出路和快速致富计划，他们改变了这一领域的精神特质。现在有声望的是那些在多方面都有所斩获的科学家。＂

　　关键性的事件出现在1980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转基因细菌因其独立的研发过程可以申请专利。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发现某种病毒，改变某种植物，分离出某种基因，或者将某种活体改造成一种＂制造出来的产品＂来申请专利。这种对金钱的追求，为科学家们铺就了一条通往圣安德鲁斯的道路。不久前，许多分子生物学领域的教授成为生物技术公司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持有一些出售与其研究相关产品的公司的股票。为了寻求新的收入来源，大学开始建立知识产权办公室，并对那些将他们的发明申报专利的研究人员提供奖励。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这种思想氛围从科学为了实现其自身价值或公共利益，转向科学能够为个人带来利润价值。在税收和专利法的制定方面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联邦政府投入研究的经费急剧下降，由工业的税收优惠所带来的经费直线上升。制药业的管制也随之放松，它已经成为过去的10年里美国最有利可图的行业。

　　随后，与部分研究者和医生利益冲突有关的丑闻开始爆发。大型制药厂不断推出新的救生药品，但这些药品并不一定是最好的，甚至可能是最差的。1989年到2000年间批准生产的3/4的药品与既有药品相比只有很小的改进，但成本却增加了将近两倍，并且具有较高的风险。到1999年，7种主要药品，包括曲格列酮（Rezulin）和罗肠欣（Lotronex），因为安全的原因被撤出市场。这7种药品中没有一种对于救生是必需的（一种用于胃灼热，一种是节食片、一种是止痛药，一种是抗生素），也没有一种比原来较为安全的药品更好。而且，这7种药品还导致1002人死亡，数以千计的人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并发症。

　　公众对这类新闻的反应，不仅包含着他们从不诚实的政客那里经常感受到的愤怒，而且还充满了失望与惊讶：科学家和医生怎么可能去推销某种他们明知道有害的药品呢？难道他们不清楚自己是在推销吗？他们怎能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辩护呢？就像那些贪腐的政客一样，研究者肯定清楚地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是受雇来做这些事情的－得到雇主所期望的结果，并将雇主不愿意听到的结果隐瞒起来，就像烟草公司的研究者几十年来所做的。但是，至少公共利益团体、监督机构和独立的科学家会揭露不正当的或者带有欺骗性的研究。更大的危险来自那些用意良好的科学家和医生的自我辩护，此类辩护出于减少失调的需要。他们的确相信自己没有受到资助公司的影响。然而，就像植物总是朝向太阳一样，即便自身意识不到这一点，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倾向于维护资助者的利益了。

　　我们是如何了解到这一点的呢？途径之一就是将独立资助的研究结果同企业资助的研究结果加以比较，这种比较往往能够揭示资助带来的偏见。

　　· 两位研究者选定了161项研究，这些研究均发表在同一个6年期间，涉及4种化学物质对人体可能带来的风险。在由企业资助的研究中，仅有14％发现它们对健康存在有害影响；而独立资助的研究中，有60％发现了有害影响。

　　· 一位研究者对100多项临床实验进行了考察，这些实验旨在确定一种新药在药效上是否超过旧药。在那些得出结果对旧药有利的研究中，有13％是由制药公司资助的，而有87％是由非营利机构资助的。

　　· 两位丹麦研究者对1997至2001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的159项临床实验进行了考察，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必须说明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研究者可以由此对那些声明存在利益冲突的研究和不存在利益冲突的研究加以比较。结果发现，当研究受到某个营利组织资助时，＂实验干预（例如，将新药与旧药比较）具有更加明显的正向作用＂。

　　27、

　　假如大多数受企业资助的科学家并未进行有意的欺骗，又有什么会导致这种偏见呢？对新药的临床实验涉及许多复杂的因素，包括治疗期长短、病人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副作用、新药的剂量、病人接受治疗的变异性。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很少是清楚明确的，这正是所有科学研究需要重复和完善，以及大多数发现允许在解释上存在合理差异的原因。假如你是一位公正的研究者，你就新药所做的研究得出了模糊不清而且令人担忧的结果，或许类似于增加心脏病或中风的几率，你可能会说：＂这有些麻烦，让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吧。这种风险增加的发现是偶然出现的吗？它是否是由药物造成的？病人是否一直存在着变异性？＂

　　然而，假如你为了表明自己的新药比旧药有效，你就可能会倾向于淡化你的忧虑，对模糊不清的结果做出有利于公司的解释。＂这不成问题。不必再做进一步的考察＂，＂不管怎么说，那些病人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在得出相反的结论之前，我们假定药物是安全的＂。这正是独立的科学家提出有关药品的风险性证据之前，受默克基金资助的研究者对该公司花费几十亿美元开发的一种止痛片所做的推理。

　　28、

　　就像科学家一样，医生也认定他们诚实正直的职业操守不容损害。但是，每当医生们接受了资助或者其他奖励来设计某项实验或程序，要求对他们的一些病人进行临床实验，或者要求他们在处方中开出某种并非比旧药好或者更安全的昂贵新药时，他们便会在病人的福利和自己的个人利益之间进行权衡。自身的盲点会让他们将天平倾向有利于自己的那一端，并且对此加以辩护：＂如果一家制药公司赠送我们钢笔、记事本、日历、午餐、酬金或者小额咨询费，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呢？当然，我们不可以被饰品和比萨饼所收买。＂调查表明，医生们认为，小礼品比大礼品在道德上更容易被接受。美国医学协会为此达成一致，允许接受来自各制药公司的礼品，只要单个礼品不超过100美元。然而，有证据显示，大多数医生受到小礼品的影响远大于大礼品。20制药公司很清楚这一点，为此他们可能会增加市场营销中对医生的投入，从1999年的121亿美元到2003年的220亿美元。这相当于多少小礼品！

　　大型制药公司在小礼品上花费如此之多的原因早已为营销者、说客和社会心理学家们所熟知：接受小礼品唤起了某种潜在的互惠欲望。富勒刷子公司的推销员们早在20年前就深谙此道，当时他们首先采用了＂打开门路＂的技巧：向家庭主妇赠送一把小刷子，她便不会将你拒之门外；一旦你没有被拒之门外，她便更有可能邀请你进屋，并最终购买你那些价格不菲的刷子。

　　罗伯特·西奥迪尼曾经对影响与说服技巧进行了多年的研究，他系统地观察了印度教克利须那派教徒们在机场募集资金的情况。请求那些充满倦意的旅客捐赠往往是不能奏效的；那些教徒的做法只会激怒他们。于是，克利须那派教徒想出了一个比较好的主意：他们走向目标旅客，将一朵鲜花放到他们手里或者别在他们的夹克上。假如这位旅客拒绝接受鲜花并且试图奉还，教徒便会表示异议并对他说：＂这是我们赠送给你的礼品。＂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教徒才会请求捐赠。此时，他们的要求往往会被接受，因为作为礼品的鲜花已经使得那位旅客产生了负债感和义务感。如何来偿还那件礼品呢？用小额的捐助或者购买一本令人着迷但价格过高的《薄伽梵歌》。

　　难道旅客们意识不到互惠的力量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吗？并非如此。但是，一旦落入了互惠的轮回，自我辩护便会接踵而来：＂我一直想得到一本《薄伽梵歌》。＂它到底讲的是什么？鲜花的威力是意识不到的。＂那不过是一朵鲜花，＂受赠旅客如是说。＂那不过是一个比萨饼。＂受赠医生如是说。＂那不过是一笔小额捐赠，我们需要这样一场教育方面的研讨会。＂做出捐赠的医生如是说。然而，鲜花的威力却是导致医生与制药公司代表联系的次数同这些医生随后通过处方开出的药品价格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的原因之一。＂那位医药代表的介绍已经使那种新药颇具说服力。或许我可以尝试一下，病人服用了那种药好效果可能会很好。

　　＂一旦你接受了礼品，不论它的价值多么小，这一过程便开始了。你会感到必须有所回馈，哪怕一开始仅仅是来自你的关注、你倾听的意愿、你对赠予者的同情。最终，你会更愿意向赠予者提供你的处方、你的裁定、你的选票。由于自身盲点和自我辩护，你的行为出现了变化，但是你对自己的理性和职业操守的看法却始终如一。

　　29、

　　卡尔·艾略特是一位生物伦理学家和哲学家，他曾经对利用小礼品骗受害者的手法做过大量描述。他的兄弟哈尔是一位精神科医生，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制止一家大型制药公司代表的游说的。他们首先请他去给一个社团讲解抑郁症。为什么不去呢，他思忖着；这是一种公共服务。随后，他们要求他去给一家医院做同样主题的报告。接下来，他们开始对他所讲的内容提出建议，竭力主张他不要再讲抑郁症，而是讲讲抗抑郁剂。随后，他们告诉他可以安排他在国内通话系统上进行讲解，＂那的确是一个收入来源＂。随后，他们请他讲解他们公司新推出的抗抑郁剂。回想到这一切，哈尔告诉他的兄弟：你就像是一位去参加一场舞会的女士，你的老板对你说，＂帮个忙，对那边的那位男士友好点。＂那个男士看起来不算差，而且你也孤身一人，于是你说：＂为什么不呢？我可以做到热情友好。＂不久，你便发现自己坐在一架没有标志的飞机上，正在前往曼谷的妓院。你开始大叫：＂不，我并没有同意这样做！＂而此时你不得不扪心自问：＂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淫的？难道是那场舞会吗？＂

　　当今，即便是专业伦理学家也在赶往那场舞会：看门狗被它们一直训练要捕捉的对象－狐狸所驯服。制药和生物技术企业向生物伦理学家们提供咨询费、承包合同以及酬金，而这些生物伦理学家的研究报告可能恰恰涉及医生和制药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卡尔·艾略特曾经描述了他的同事为接受资助所进行的自我辩护。＂代表公司进行磋商的辩护者们，往往会对来自要求他们放弃公正性或者从客观伦理批评立场上退却的企业资助不屑一顾，＂艾略特写道，＂＇客观性不过是一种神话＇，德伦左（生物伦理学家）告诉我，她从女性主义哲学的角度出发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她认为现实中没有人会参与一项结果与自己毫不相关的活动。＂这是一种减少失调的很聪明的说法：＂无论如何，完全客观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最好还是接受咨询费。＂

　　30、正如我们能够识别除自己之外任何人的伪装，正如我们显而易见地认为除自己之外任何人都会受到金钱的影响。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人所持有的偏见，唯独发现不了自己的偏见。由于有着自我保护的盲点，我们便认为自己不可能存在偏见，不可能存在对另一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持有非理性或者心胸狭窄的看法。由于我们不是非理性或者心胸狭窄的，因此我们对另一群体的负面看法便是合理的，我们对他们的憎恶便是理性的、有根据的。我们需要防范的是他们。就像那些敲打着无偏见之门要进入宽容博物馆的哈西德派犹太人－人们对自身的偏见通常视而不见。

　　31、进化论心理学家主张，民族优越感（认为我们自己的文化、民族或宗教是最优秀的）通过强化我们与初级社会群体的联系从而使我们得以生存，并促使我们心甘情愿地为他们工作、战斗，甚至付出生命。当天下太平的时候，人们会对其他文化和宗教相当宽容。甚至会对异性也相当宽容。但是，一旦人们感到愤怒、焦虑或者受到威胁，他们预设的立场就会激活固有的盲点。我们固然拥有智力和深厚的情感这些人类的特性，但是它们也会变得麻木，它们就像哭闹的婴儿，并不知道喜爱、羞愧、悲伤或悔恨的含义。

　　32、一旦人们产生了某种偏见，便很难消除。正如著名的大法官小奥利弗·温得尔·霍姆斯曾经讲过的：“去教育一个固执已见的人，就像让光线去照射瞳孔——它会自动缩小。”大多数人会投入大量的心理能量来维持他们的偏见，而不是去改变它，他们的做法往往是将不利的证据作为“规律的例外”加以排除。（有什么证据能够否定这一规律吗？我们对此感到怀疑。）“但我最好的一些朋友也会……”这类很值得嘲弄的信息被保留下来，因为当偏见遭遇例外时，这是消除失调的一种有效途径。

　　33、

　　杰弗里·谢尔曼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一系列实验证实，那些持有高度偏见的人会做好准备，努力维持他们的偏见与不一致信息之间的和谐。实际上他们对不一致信息的关注超过了一致信息。

　　······

　　在一项实验中，谢尔曼要求学生（非同性恋）对一个男性同性恋者＂罗伯特＂进行评价，根据对他的描述，他所做的8件事情与同性恋定型相吻合（例如，他曾研修即兴舞蹈），另外8件事情则不相吻合（例如，他曾经在某个星期天观看足球比赛）。结果，那些对同性恋持反对态度的实验对象对罗伯特的信息加以歪曲；与那些没有偏见的学生相比，他们将他描绘得更为＂女性化＂。为了消除由不一致事实所带来的失调，他们对他进行了扭曲的解释，将他的行为视为特定情景的产物。的确，罗伯特观看了一场足球比赛，但是仅仅是为了陪他的堂兄弗雷德去观看。

　　34、

　　当今社会，大多数美国人可以坦然面对偏见。假如人们所生活的环境可能会令他们轻易受到处罚、公开地受辱，或者因讲过一些带有某种＂主义＂的话而被解雇，那么除了可靠的、志趣相投的人，人们宁可将这些话深埋心底。然而，正如需要付出心理上的努力来维持偏见免受冲突信息的损害，人们也需要付出心理上的努力来压抑那些负面情感。社会心理学家克里斯·克兰戴尔和艾米·埃舍尔曼对有关偏见的大量研究文献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每当一个人感到情感枯竭的时候（当他困乏、沮丧、恼怒、焦虑、烂醉或者紧张的时候），他就容易对其他人群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偏见。当梅尔·吉布森因酒后驾车并发布反犹太人的演讲而被捕后，在次日必须做出的道歉声明中，他声称：＂我并不认为自己昨天所讲的一切是真实的，它们是卑劣的。我对自己所讲的一切深感耻辱.......我为所有在醉酒状态下做出的那些与自己身份不符的行为道歉。＂我们可以将他的话解释为：做错事情的不是我，而是酒精，想的倒美。但是有证据表明，在酒醉的时候，人们会更容易暴露出自己的偏见，不会首先想到要掩饰这些态度。因此，当人们在道歉时说出＂我的确不相信自己会那样讲，我太疲劳了（太担心了/太恼火了/醉得太厉害了）＂，或者像阿尔·坎帕尼斯所说的＂被暗算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确定，他们的确是那样认为的。

　　但是，大多数人对于自己持有那样的看法并不感到高兴，而且会产生失调：＂我讨厌那些人＂的想法与确信＂那样讲在伦理上或者社交上都是错误＂的判断产生激烈的冲突。克兰戴尔和埃舍尔曼认为，那些感受到失调的人会急切地进行所有形式的自我辩护，以此表达出他们的真实想法，同时又能够继续认为自己是有品行的、正直的。＂辩护，＂他们解释道，＂会令压抑得到缓解，它提供了某种遮掩物，以此维护大公无私的自我形象。＂难怪它会成为如此受人欢迎的失调缓解器。

　　例如在一项经典实验中，一些白人学生被告知将要对另一位学生（学习者）实施电击，他们事先知道这位学习者是白人还是非洲裔美国人。从实验表面上看，它是技能反馈研究的一部分。或许是为了表现他们不存在偏见的想法，最初学生们对黑人学习者所施加的电击强度要低于白人学习者。随后，他们偷听到学习者对他们加以贬低的议论，这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愤怒。那么，如果还有一次实施电击的机会，他们向黑人学习者所实施电击的强度要明显高于白人学习者。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说英语的加拿大人对说法语的加拿大人、非同性恋者对同性恋者、非犹太学生对犹太学生的研究中。在正常条件下，实验对象可以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负面情绪，但是一旦他们发怒、遇到挫折或者自尊心受到刺激，他们就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他们的偏见，因为现在他们可以为此辩护：＂我并不是一个持有偏见的人，但是他羞辱了我！＂

　　这样，偏见成了产生民族优越感的动力。它蛰伏在那里，打着盹儿，直到民族优越感将它唤醒、起来作恶，为我们这些＂好人＂偶尔做的坏事进行辩护。例如，在19世纪的美国西部，华工被雇用开采金矿，这对白人劳动者的工作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白人主办的报纸煽动起对他们的偏见，将这些华人描绘成＂堕落而邪恶的＂、＂极其贪婪的＂、＂残忍而且没有人性的＂。但是，仅仅20年后，当这些中国移民愿意承担修建横贯大陆铁路这项危险而艰苦的工作（这是一项白人不愿意从事的工作）时，公众对他们的偏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看法是＂华工是朴实、勤劳而又守法的＂。正如那位西部铁路大亨查尔斯·克罗克所讲的：＂他们可与最优秀的白人相媲美。......他们非常诚实，非常聪明，而且总是能够很好地履行合同。＂然而，铁路建成之后，工作岗位再次变得较为稀缺。特别是在内战结束以后，大批退役士兵涌入本已吃紧的劳务市场。此时，反华的偏见又一次出现，媒体将华工描述为＂罪犯＂、＂教唆犯＂、＂奸诈的＂和＂愚笨的＂。

　　35、

　　偏见会为我们想要虐待他人进行辩护，而我们之所以想要虐待他人是因为我们不喜欢他们。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不喜欢他们呢？因为他们在一个本已吃紧的劳务市场上同我们竞争；因为他们的出现，令我们怀疑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唯一正确的；因为我们希望维护自己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因为我们需要感觉到自己优于他人；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反对他们的战争；因为我们对他们的习俗（特别是他们的性习俗以及那些性乱现象）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拒绝融入我们的文化；因为他们正试图对融入我们的文化加以抵制。

　　当我们理解了偏见是进行自我辩护的工具时，便更加容易理解为什么某些偏见很难根除：这些偏见可以让人们为自己最重要的社会认同（包括种族、宗教、性别）进行辩护，减少因＂我是一个正直的人＂和＂我的确讨厌那些人＂不一致所引起的失调。幸运的是，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减少偏见的一些条件，包括消除经济竞争、签署休战协定、行业联合、更加熟悉并容忍对方、意识到对方同我们没有太大的差别等。

　　36、

　　＂在正常的环境中，＂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阿尔伯特·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人们偏离了现实，他们很快就会面临来自周围人的挖苦和批评。在第三帝国中却不存在这种矫正。与此相反，每一次自我欺骗都会被成倍地放大，就像置身于一个由哈哈镜装饰而成的大厅，一个由反复得到确认的镜像组成的虚幻世界，它不再与严酷的外部世界保持任何联系。在这些哈哈镜里，除了看到自己反复出现的面孔外，我什么都看不到。＂

　　既然每个人都会存在思维的盲点，我们进行自我矫正的最大希望便是确保自己没有置身于一个由哈哈镜装饰而成的大厅之中，确保所看到的一切不是我们自身愿望和信念的歪曲反映。在生活中，我们需要一些爱唱反调的人，需要一些愿意戳破自我辩护吹出的保护泡沫，并且能够在我们偏离现实太远时及时将我们拉回的批评者。这一点对于那些权力在握的人尤为重要。在历史学家桃瑞丝·科恩斯·古德文看来，亚伯拉罕·林肯认识到了这一重要性：在自己的周围要有愿意跟自己唱反调的人，而这在美国总统中是不多见的。林肯所组的内阁中包含了他的4位政治对手，其中有3人曾经在他竞争1860年大选时作为共和党候选人被提名，他们曾为自己输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律师而感到屈辱、震撼与愤怒。这3个人分别是：被林肯任命为国务卿的威廉·西华德、担任财政部长的萨蒙·蔡斯和担任首席检察官的爱德华·贝茨。尽管他们都认同林肯维持联邦制和废除奴隶制的目标，但这个＂由对手组成的团队＂（古德文对这个团队的称谓）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上争论激烈。在内战初期，林肯陷入深深的政治困境之中：他不仅要安抚那些希望将奴隶解放出来并赞成废除死刑的北方人，而且还要安抚那些动摇不定、随时可能加入南方联盟的奴隶主－这对于联邦政府而言将可能是一场灾难。林肯的顾问们在如何才能让双方待在同一战壕里观点各异。与这些顾问们之间的辩论，使林肯排除了＂自己所做的任何决策都能够得到一致拥护＂的错觉，但他可以权衡不同的选择，并最终赢得自己昔日对手的尊重与支持。

　　37、

　　陷入水门政治丑闻的杰布·斯图尔特·马库德，当他被卷入打击尼克松政治对手的非法活动时，仍然被自己持有的＂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很重要＂的信念所蒙蔽。而且，即便是在被逮捕的时候，马库德还有面对自己的勇气。

　　······

　　在最终分析这一切时，马库德声称没有人逼迫他以及其他人违反法律规定。＂我们本可以拒绝这一切或者辞职抗议，＂他写道：＂但与此相反，我们让自己相信那些错事是正确的，并且深陷其中。＂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用来为盗窃、窃听、作伪证以及为其他被掩盖的事情作辩护......我和其他人用＇政治常规＇、＇情报搜集＇或＇国家安全＇等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们完全错了，只有承认这一切并且为我们的错误付出看得见的代价时，才有可能期待广大民众对我们的政府和政治体制抱有更大的信心。＂

　　38、记忆学家和作家威廉·马克斯韦尔

　　我们所说的确信无误的记忆，其实不过是头脑里连续不断的陈述，而且它往往会随着陈述的变化而不断改变。

　　39、当两个人对同一事件的记忆截然相反时，观察者通常会认为其中一人在说谎。当然，一些人确实会去编造或者添加细节以操纵或欺骗他们的听众，就像詹姆斯·弗瑞在他的畅销书《岁月如沙》（A Million Little Pieces）中所做的。但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场合下既不会说出事情的全部真相，也不会刻意隐瞒和欺骗。我们并没有撒谎，我们只是在为自己辩护。当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都会添加一些细节，也会省略一些不利于自己的事实，我们会对故事进行些许的整饰，这种整饰会恰到好处，以便下一次我们还可以增加一点儿戏剧性的点缀。我们确信这些微小的、无关紧要的谎言会使故事更为合理，也更加清晰，以至于最终我们所回忆起来的事情与所发生的事情产生出入，甚至回忆起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40、记忆就是这样成为个人自我辩护的历史记录者。社会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德曾经指出，自我会被＂极权主义自我＂所控制，＂极权主义自我＂会无情地毁灭那些自我不愿意接受的信息，就像所有的法西斯领导人，他们会站在胜利者的角度重新书写历史。然而，极权主义统治者对历史的重新书写是为了流芳百世，而＂极权主义自我＂重新书写历史则是为了自身。历史为胜利者所书写，而当我们撰写自己的历史时，我们也会像国家的统治者那样，为我们的所作所为辩护，让我们看起来更好，或者自我感觉良好。如果我们犯了错误，记忆会帮助我们将自己的错误转嫁到别人身上，既便自己当时在场，也不过是无辜的旁观者而已。

　　41、在最简单的层面上，记忆会通过证实偏见让我们自说自话，会选择性地让我们忘记那些与事实不符的信息，证明我们内心所持有的信念不成立，以抚平失调带来的不适。例如，假如我们是十分理性的人，我们就会努力记住那些聪明、敏锐的想法，而不会让过去的些愚蠢的想法烦扰我们的心灵。但是，失调理论预测，我们会不经意地忘记对手精辟的观点，就像忘记自己愚蠢的想法一样。如果我们的看法得到了那些持有愚蠢想法的人的支持，自己便会感受到失调，因为这会令我们质疑自己的观点是否明智，或者怀疑那些赞同这一立场的人是否明智。同样，对手提出的明智的观点也能引起我们的失调，因为它可能会证实对方观点正确，或者值得认真对待。由于我们自身愚蠢的观点以及对方明智的观点都会引起失调，因此失调理论预测：我们要么将掌握那些明智的观点，要么会很快将它们忘掉。

　　42、日常生活中的记忆偏差和失调，会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意义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会保护我们的决策和信念。特别是当我们的动机是保持自我概念一致的时候，当我们希望自己正确的时候，当我们的自尊心需要保护的时候，当我们需要为失败或者错误的决策进行辩解的时候，或者当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已经被证明正确的观点用以解释当前问题的时候，这种歪曲甚至会更强烈。歪曲、重构以及彻底的忘却，是记忆的士兵。当＂极权主义自我＂试图保护自我免受失调带来的痛苦，或者试图消除与自我形象相矛盾、相背离的尴尬的时候，他们便会被召到前线：＂我那样做了吗？＂正因为这一点，那些研究记忆的学者都喜欢引用尼采的这段话：＂＇我已经那样做了＇，我的记忆说。＇我不可能那样做＇，我的自尊犹豫不定地说。最终，记忆屈服了。＂

　　43、

　　今天，我们将记忆比作电脑，尽管我们一些人希望能够更加方便地随意存取信息，但我们仍然假定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会＂被存贮＂。你的大脑可能并没有显示所有的记忆，但是它们都存贮在那里，等待着你某一天会来提取、欣赏。

　　有关记忆的这些隐喻，被广为流传且不断得以强化，但它们未必是正确的。记忆不像在某个考古遗址发现的尸骸，埋藏在大脑的某个地方；记忆不像那些用来做色拉的小萝卜，我们不能将它们从土里连根拔出；而且，即便它们被拔除，也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我们不能记起自己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只是选择那些重要的事情来回忆。（假如没有遗忘，我们的意识就不能有效地工作，因为它们和混乱的精神世界搀杂在一起－-例如上周三的气温、公交车上令人厌烦的谈话、所拨打的每一个电话号码）；而且，恢复记忆不像回收文件或重放磁带，它就像让人们观看几个不相干的电影镜头，然后让他们指出余下可能的情节。我们可能会采取生搬硬套的方式再现诗歌、玩笑或者其他信息，但是当我们对复杂的信息进行回忆时，我们会对其进行加工，以便与故事情节相吻合。

　　44、记忆创造了我们的故事，同时我们的故事也创造了我们的记忆。一旦开始讲故事，我们便会改造自己的记忆来与之相吻合。

　　45、

　　假如某种记忆成为你个性中的核心部分，自利偏差便更有可能出现。杰出的认知心理学家拉夫·哈伯，很喜欢讲自己是如何在母亲反对的情况下选择上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的故事。他回忆道，他的母亲希望他继续在密歇根大学接受教育，这里离家很近；但是他希望离家远一些，这样可以更加独立。＂我对此记忆犹新。当拿到斯坦福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和奖学金的时候，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满怀热情并准备向西部出发。此事已成定局！＂25年后，当哈伯返回密歇根参加母亲80岁生日时，母亲递给他一个存放信件的鞋盒子，这些信件是他们多年前写给对方的。在读到第一封信时，他了解到自己曾明确表示要留在密歇根而拒绝所有其他选择。他告诉我们：＂正是我的母亲动情地恳求我改变主意，才促使我离开家门。我必须改写有关这一矛盾的选择的全部，以便让我的记忆前后一致，让我的记忆与自己当初离家时的真实情况相一致；与如何看待当时可以离开家的我相一致；与我需要一个爱我并希望我待在她身边的母亲的想法相一致。＂顺便提一下，哈伯的专业特长是自传式记忆。

　　在拉夫·哈伯的这个案例中，记忆的歪曲让哈伯保持了自己一直很独立的自我概念。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自我概念处于变化、改善和发展之中。对于一些人来说，它是建立在完全改变的信念的基础之上。的确如此，过去的自我好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当人们改变了宗教信仰、历经了一场灾难、遭受了癌症的折磨、或者从毒瘾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他们经常感受到这种改变。他们会说，过去的自己并非＂自己＂。对于那些经历过这种变化的人而言，记忆通过改变他们的观点，来帮助他们克服＂过去的自己＂和＂当下的自己＂的不一致性。当人们回忆起和自己当前观点不一致的行为时，例如，当要求教徒们记住他们应该参加却没有参加宗教仪式的次数，或者要求反对宗教信仰的人记住他们参加宗教仪式的情况时，他们会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回忆，似乎他们是公正的观察者。但是，当他们回忆起与自己当前个性相一致的行为时，他们是作为第一见证人在讲述，似乎他们是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过去的自己＂。

　　46、

　　假如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改变，而只是想象自己发生了改变时，情况又会如何呢？记忆仍然可以帮忙。

　　在迈克尔·康威和迈克尔·罗斯所做的一项实验中，106名学生参加了一项改善学习技能的项目，就像其他项目一样，该项目也是名不副实。开始时，学生们对自己的技能进行了评价，随后他们或者被随机分派科目，或者被列入候选名单。培训对他们的学习习惯或学习成绩没有任何影响。那么，学生们会如何为这种时间和精力上的浪费辩护呢？经过了3周毫无用处的培训之后，那些参加了那堂课的实验对象认为他们的技能应该有所提高，但客观数据却显示他们的功课做得并不好。他们会如何减少失调呢？

　　3周以后，当要求这些实验对象尽可能准确地回忆他们最初对自己技能的评价时，他们进行了错误的回忆，所回忆起来的评价要远远差于他们最初所做的评价，这样他们就可以相信自己的技能有了提高，虽然实际上根本没有任何变化。6个月之后，当要求他们回忆自己在那个科目上的成绩时，他们也进行了错误的回忆，他们认为自己的成绩比原来要高。而那些被列入技能培训项目候选名单的学生，他们没有花费任何努力、精力或者时间，也没有感受到认知失调或为任何事情辩护。由于没有歪曲记忆的需要，因而他们准确地回忆起了他们当时的技能评价和成绩。

　　康威和罗斯将这种自利性的记忆偏差称之为＂通过修正你原有的，来获得你所需要的＂。在更为漫长的生命历程中，许多人会这样做：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在记忆中变得比实际情况更差，以便从认知上对自己所取得的进步加以扭曲，从而感到自己目前的状态更好。当然，所有的人都会渐渐长大、成熟起来。但是，一般而言，我们所取得的进步并不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多。记忆偏差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改变了许多，而我们的朋友、敌人和爱人却依然如故。

　　47、

　　1995年，宾札民·维尔柯米尔斯基在德国出版了《碎片》一书，该书回顾了作者童年时代在马伊达内克和比尔克瑙集中营里的可怕经历。该书记录了一名儿童亲眼见到的纳粹暴行，以及他最终被营救到瑞士的经历。《碎片》赢得了极高的赞誉，一些评论家将它与普利莫·列维和安妮·弗兰克的作品相媲美。《纽约时报》评论这本书是＂令人震惊的＂，《洛杉矶时报》称之为＂关于大屠杀的经典纪实报告＂。在美国，《碎片》获得了1996年国家犹太图书奖（传记和回忆类），美国行为精神病学协会因维尔柯米尔斯基对大屠杀和种族灭绝问题的研究而授予他海曼奖。在英国，这本书赢得了《犹太季刊》文学奖。在法国，它获得了＂大屠杀备忘录＂的称号。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还资助维尔柯米尔斯基参加了全美六大城市游。

　　但后来，《碎片》却被证实是彻头彻尾的道听途说。这本书的作者，真实姓名为布鲁诺·格罗斯让，他不但不是犹太人，而且根本没有犹太血统。他是瑞士的一名音乐家，生于1941年，他的母亲是一位名叫伊旺娜·格罗斯让的未婚女士。出生几年后他被亲生母亲抛弃，后来被无子女的瑞士夫妇道瑟科收养。他从未到过集中营，书中有关他的故事都是从他读过的历史书、看过的电影，以及杰西·科辛斯基写作的一本名为《五彩缤纷的鸟》的超现实小说中获得的一《五彩缤纷的鸟》记录了一个男孩在大屠杀中的悲惨遭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辛斯基也声称他的小说是自传，但后来也被揭穿是不真实的。）

　　让我们再一次从瑞士回到富裕的波士顿郊区，威尔·安德鲁斯（这个名字是对他进行访谈的心理学家为他取的）就住在那里。威尔是一位长相帅气、能言善辩、拥有一个幸福美满家庭的40多岁的男士。威尔认为自己曾经被外星人绑架过，并且他对过去10年里自己身体、心理和性方面的经历记忆犹新。他还声称，那位外星人怀上了他的孩子，并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现在已经8岁了。他伤心地说，自己从未见过他们，但是这两个孩子在他的情感世界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他说被绑架虽然是可怕和痛苦的，但总体上说，他很高兴自己被＂选中＂。

　　这两个人对于自己的欺骗行为有负罪感吗？布鲁诺－宾札民，也就是格罗斯让－道瑟科－维尔柯米尔斯基，是想通过编造故事而闻名世界吗？威尔·安德鲁斯是为了登上＂奥普拉脱口秀＂才捏造出被外星人绑架的记忆吗？不，我们认为他们像汤姆·伯考一样并非在有意说谎。那么是不是这些人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呢？也不是，他们过着相当合理的正常生活：有好的工作，好的人际关系，收入足以应付支出。事实上，他们是成千上万能记起自己在童年或成年时期的不幸遭遇的人的代表，他们后来的经历证明这些事从未在他们身上发生过。心理学家对很多这样的个体进行了研究，结果证明他们并没有患上精神分裂或精神失调。他们可能仅仅遭遇了一些人们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如压抑、沮丧、焦虑、饮食失调、孤独、存在感缺失等。

　　因此，维尔柯米尔斯基和安德鲁斯并没有发疯或者是骗人，而是他们的记忆出现了错误，而且是某个特定的方面出现了错误，其原因就是自我辩护。他们的故事从表面上看相去甚远，但事实上却有一些导致产生错误记忆的相互联系的心理或精神结构。这些记忆让人感觉栩栩如生，令人激动不已。这些记忆不只在短暂的瞬间存在，可能会保持几个月，甚至是几年，心理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些记忆现象出现的阶段性规律。

　　瑞士历史学家斯蒂芬·米契勒曾经采访过＂维尔柯米尔斯基＂本人和他的朋友、亲属、前妻以及其他与故事有关的每一个人，根据他的研究，布鲁诺·格罗斯让这样做的动机，并非出于自私的考虑，而是为了能够说服自己。格罗斯让花了20多年的时间把他自己转变成维尔柯米尔斯基，撰写《碎片》是他蜕变成一个新身份的最后一步，而不是他编织谎言的第一步。＂维尔柯米尔斯基在叙述录像带和见证人报告时，会给人一种他非常愉快的感觉，＂米契勒写道，＂他作为集中营受害者这一角色是非常真实的，因为他最终从中找到了自己。＂维尔柯米尔斯基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新身份，赋予了他强烈的存在价值与目标，还有数不尽的崇敬和支持。试想他是如何得到这些奖章和演说邀请的呢？这并非一个二流的单簧管手所能做到的。

　　宾札民·维尔柯米尔斯基也就是布鲁诺·格罗斯让，4岁前一直被送往各处，居无定所，他母亲只是偶尔来看他，后来母亲彻底抛弃了他，把他送到儿童福利院，直到被道瑟科夫妇领养。成年之后，维尔柯米尔斯基认为自己童年的经历或许是他出现问题的根源，也许的确如此。一个通常的故事模式是：一个没有抚养能力的单身母亲所生的孩子，最后被善良的正常夫妇收养，但这样一个故事在解释他的问题时并不充分。假如他不是被收养而是在战后获救，在孤儿院里同一个叫布鲁诺·格罗斯让的孩子进行了调换，情况又会怎样呢？＂还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吗？＂他的传记作家说，＂是否会有一种惊恐感突然袭上他的心头？或者，他的后脑是否遭受过撞击并在他的前额留下创疤？或者，他是否被持续不断的噩梦所折磨？＂

　　还能有什么其他原因呢？惊恐不过是应对压力的一种正常反应。每个人都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伤害。事实上，维尔柯米尔斯基的儿子也在同样的情景中受到过同样的创伤，这就为谜题带来了真实的答案。噩梦对普通人来说是比较普遍的，令人惊讶的是，噩梦并不是亲身经历的必然反映。一些受过精神创伤的成人和孩子不一定会做这样的噩梦，但是没有受过创伤的人倒是会做噩梦。

　　然而，维尔柯米尔斯基对这些解释并不感兴趣。在探索生命价值的过程中，他已经从试图在早期经历中寻找导致出现症状的真实原因的阴影中走了出来。首先，他对那些留下创伤的经历是没有真实记忆的，他越沉溺于回忆中，就越难解释他以往的经历。他开始阅读大量有关大屠杀的书籍，包括幸存者的叙述。他开始认同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在38岁那年，他遇到了厄里苏尔·伯恩斯坦，一位居住在苏黎世的以色列心理学家，他们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厄里苏尔·伯恩斯坦建议他回到自己过去曾经到过的地方旅游。

　　循着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