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日本人为什么称汉人为「清国奴」？

　　清国里边其他民族有没有类似的蔑称？

　　因为这是事实。汉人被满清所征服奴役，虽然耻辱但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至于那些给满清涂脂抹粉的行径，恰恰正印证了一句话：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

　　日本大肆宣扬元清非中国论为其侵略计划服务，这是事实，但并不是事实的全部。

　　在1894年，日本的战略目的是分裂清朝，让汉地人自己用行为将满、蒙、疆、藏四地分裂出去，以动摇清朝的统治基础，实现日本的侵略野心。所以在日本官方发布的《开诚忠告十八省豪杰书》中强调：“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文、同种、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

　　其内在逻辑就是：

　　汉人被外来的满清统治，我们作为“同文同种”的“兄弟”于心不忍，来帮你们推翻清朝。所以你们要欢迎支持我们到你们的土地（十八省）上打击满清。而对于普通日本人而言，将汉人鄙称为清国奴很好理解。汉人被外来满清征服了两百年，而日本虽然隔绝海外但从没有整体被外族征服同化，有了这层心理优势，凭什么不鄙视汉人？

　　就像当年美洲殖民者一样，领导者也是打着宣扬上帝福音给当地人民带来幸福的名义；但在基层士兵眼中印第安人当然是野蛮人，是理当被征服奴役的对象，只有白人才配做上帝的子民。侵略者的官方论调永远不会缺少冠冕堂皇的说辞，但其本质嘴脸往往会在其基层执行者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某些睿智之徒，会以“满清非中国论系日本在近代提出”来作为满清是中国的依据。

　　这着实是滑天下之大稽，照此逻辑，日本人都说翔是臭的，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改口说翔是香的呢？

　　日本不过是拿“元清非中国论”做文章而已。首次提出元清非中国的并非日本人，而是中国人！而且是当时中国汉人面对外来入侵心照不宣的共识！

　　王夫之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夷夏者，义之犹严者。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岂不知中国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曾任南明礼部尚书钱谦益在南明被满清覆灭后，也发表感慨诗词：

　　“崖山海角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而剃发易服的提出者、臭名昭著的汉奸孙之獬也以他的汉奸立场，将满清的外来侵略者本质暴露无遗：

　　“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日本所做的，不过是抛出一个有利于自身的真相，作为打击眼下敌人的武器。

　　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卡廷森林的万人坑是纳粹德国发现的。按照那些群体的逻辑，那卡廷大屠杀一定是假的，是邪恶的纳粹德国蓄意给伟大反法西斯的苏联泼脏水。

　　无独有偶

　　苏联曾入侵过阿富汗，而当时阿富汗反抗军的主要援助来自美国，所以二十年后当美军大举入侵阿富汗时，这一定是亚空间的苏联搞的阴谋

　　所以无论日本人说了什么，和满清之于中国的性质都不存在任何必然联系。我们应该让自己具备独立思考的判断力，而不是以个人主观好恶预设立场左右判断。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事实上，满清入关的过程中，对待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百姓是极其残暴的。比起几百年后的日本侵略者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以下几个视角切入，答案一目了然。

　　1、屠杀

　　在满清入关之前，就对辽东汉人进行了残酷的种族屠杀和奴役

　　努尔哈赤曾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李朝实录》以上这些还都只是满清在入关之前，在辽东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一小部分，而且还仅仅是努尔哈赤统治时期所犯的罪行。至于之后在明清战争和满清入关之后所犯的种族屠杀罪行，更是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

　　“屠城”、“灭族”、“尽屠”之类的记载几乎充斥着这一时期的史料，光是被满清“尽屠”的城市就不下数十。后世鼎鼎有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江阴屠城，只是显露出来的冰山一角而已。仅是有确凿证据的满清大屠杀就包括却不限于：

　　辽东之屠，赵州之屠，畿州之屠，保定之屠，三河之屠，平昌之屠，济南之屠，曹州之屠，沙镇之屠，归德之屠，大同之屠，朔州之屠，浑源之屠，汾州之屠，太谷之屠，沁州之屠，泽州之屠，朔州之屠，开封之屠，泽州之屠，南阳之屠，许昌之屠，洛阳之屠，泾县之屠，徽州之屠，溪县之屠，徐州之屠，扬州十日，嘉兴之屠，南京之屠，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昆山之屠，无锡之屠，金华之屠，舟山之屠，苏州之屠，海宁之屠，常熟屠杀，信丰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广州庚寅之劫，潮州之屠，沅江之屠，永昌之屠，曲靖之屠，澄江之屠，四川大屠杀，潼关之屠，蒲城之屠，盩厔之屠。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 John Nieuhoff ）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记述：

　　"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抢走一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凡有足够财力者，都不惜代价以赎命，然后逃脱这些惨无人道的屠夫之手。"2、文化灭绝

　　与大屠杀相配套的，则是针对汉族进行剃发易服的文化灭绝政策，该政策被满清统治者坚决贯彻执行。其推行力度之大、社会打击面之广、野蛮反动程度之深，在当时世界其他角落没有任何运动可与之相提并论。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文告：

　　"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

　　"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镇江知府告示则是：

　　"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宣布：

　　"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自古对于华夏的定义，便是“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然而，满清入关的剃发易服，使得华夏大地绵延几千年的衣冠文明就此断层，所有中国人都要被迫留金钱鼠尾发型，除了肉体的屠杀以外，不仅是对每一个中国人追求并欣赏美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剥夺，更是对几千年华夏文明道统和精神价值最直接的践踏和否定。

　　我始终认可一句话：“判断一个民族走向衰落的标志，不是政治的腐朽、也不是军力的废弛、更不是经济的衰退，因为这些都是一时的困难，真正可怕的是精神意识上的消亡。民族精神的伤害，是一个民族灵魂上挥之不去的伤口，需要用漫长而艰辛的时间去治愈。”

　　满清的剃发易服直接毁灭了汉族的传统服饰，许多依附于传统服饰的传统节日、礼仪、舞蹈也随之消亡。给我们汉人带来的精神创伤之深，影响至今。仅从这一角度来看，满清对中华文明的伤害就已然远甚于日本。

　　3、民族隔离

　　清朝时期将东三省划为禁区，从皇太极至康熙时期，还修建了数千公里的“柳条边”，传说是保护龙脉，其实是为自己留一个退路，即一旦关内不可为，那么就回到关外。因此，清朝一直不允许汉人、蒙古人进入东三省，直到光绪末年才允许河北、山东人出关开垦，这就是所谓的“闯关东”。

　　由于数百年的封禁，导致东北大地人烟稀少，尤其外东北更是荒无人烟，所以俄罗斯入侵时非常容易，根本没有遭遇抵抗。

　　与东三省一样的是新疆，因为新疆土地肥沃，尚未开辟，因此乾隆将新疆当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去新疆，而不允许汉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之后，汉人才能比较随便的前往新疆。

　　另一个禁区是察哈尔与绥远，与东三省、新疆的禁区目的有所不同，因为此地接近蒙古，清朝为了将汉蒙隔离开来，于是下令这两个地方“不准添加一户家”，只准保持原来的户籍人数。

　　最特殊的是台湾，因为郑成功经营之后，还不断有人造反，因此清朝不准福建人私渡台湾。即便在台湾内部，清政府还有隔离政策，即分界三番制度，汉人居住在沿海边的平地，“生番”居住在坪埔高山地区，“熟番”居住在山与平原之间，三者严禁越界，汉人前往其他地区私自垦荒者，或“依盗耕本律问拟” 或“依越渡关塞律问拟，田仍归番”。

　　由于清政府无端划出很多禁区，导致这些禁区有的荒落了，有的开发特别迟，在和平时代或许没什么关系，但在风雨飘摇的近代，却给西方列强侵略提供了大量便捷。

　　除了这些禁区之外，清朝实行民族隔离的第二个表现是严禁各族往来交流。

　　在蒙古地区，不仅限制汉人前往开垦，也限制蒙人前往汉地，更是划分蒙旗，禁止蒙古各区互相串联交流。即便是汉商前往蒙地，清朝规定汉商每年换领一次执照，且禁止在蒙地建造房屋。

　　在新疆西藏，同样禁止汉人进入，尤其新疆地区发行的货币，只刻有满文与蒙文，而不刻汉文，还限制内地商人进入哈密以西地区。如果新疆的王公来北京拜见清帝时，按理最适合的路线是经过嘉峪关进入内地，但清朝却规定新疆王公必须从蒙古高原绕道前往北京，原因就是防止新疆王公与汉人或汉地官员接触。

　　在苗疆地区，为了各路汉苗，还特意修建了“苗长城”，禁止汉人进入苗区，同样禁止苗民进入汉区。如果特殊情况，必须提现申请，并且逾期必惩，当官的免职，普通民众“杖八十”。客观的说，“苗长城”并非清朝原创，而是始于1615年的明朝万历末期，但清朝尤甚。与此同时，清朝还限制各族土司私自聘请汉人幕僚，但又难以全部禁绝，于是不仅要求报备，还要求审核通过才行，所谓“凡土官延幕，将姓名年龄通知专辖州县，确加查验，人果端谨，实非流棍，加结通报，方准延入”。

　　清朝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第三个表现是设立满城，禁止满汉通婚。

　　在内地地区，清朝在一些重要城市，设立“满城”，相当于城中之城，有着完备的内城墙，防御力量非常强大。清军入关之后，为了维护清帝安全，又为了避免被汉人同化，或又为了表明“征服者”的身份，于是在占领北京之后，将北京内城汉民清空，改让八旗居住，其中最靠近皇宫的一圈是满八旗，其次是蒙八旗，最外圈的是汉八旗。顺治曾经说过：“朕反复思维，迁移虽劳一时，然满汉各安，不相扰害，实为永便，除八旗投充汉人不令迁移外，凡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

　　清朝一统中国之后，为了掌控战略要地，震慑不臣之心，又陆续建立了20余座“满城”，居住者是八旗士兵及其家眷，比如南京、西安、广州、成都、荆州、镇江、宁夏、太原、杭州等城市都有满城。因此，满城是一座带有军事性质的城市，但因为是有汉人血汗供养，其内部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十分优越，与城外的普通汉人聚居区形成了鲜明对比。更为重要的是，清朝规定满城居住的八旗不准与汉民通婚（直到满清灭亡前最后十年才废除）也禁止频繁往来。说到底就是满汉分开民族隔离，满城分布全国，不是为了融合，而是为了确保其民族压迫统治的震慑力。

　　

　　在满人居住区里，所有的艺术形式和物产全都汇集于此，正如在巴黎可以感受到全世界的风情一样。王公贵族们则居住在皇宫周围，那里有各种可供他们享乐的方式。……离开满人区，来到汉人居住区中进行参观时，仿佛从最高雅的诗歌降至最粗俗的散文，落差极大。在这里，天朝的百姓们过着平常的生活，完全置身于朝廷和御林军的政治影响力之外……该区人口众多，生活着工人、无产者和一大批穷人。这里的街道嘈杂不堪，过往的行人大多衣衫褴褛，让人不禁心生怜悯。当地居民的贫穷程度已达到极致。——《中国战争纪行》除此之外清朝还一直强调各民族的身份差别，一直强调满族的民族性和高贵性，非常警惕满人汉化，出台很多优惠政策鼓励满人保持本性。将防汉抑汉，首崇满洲作为国策。这种状况一直到满清灭亡，都没有根本改变。

　　以鸦片战争为例，其实如果细细剥开尘封的历史脉络，就会发现，大家曾经以为的鸦片战争，是清政府+沿海人民VS侵略的英军。而实际上鸦片战争，则是清政府VS英军+汉奸（汉人船夫、盐贩、农民、商人）组成的联军。

　　欣赏一下当时大清各地的奏章战报，就再清楚不过了。

　　大清将士浴血奋战击退英夷，然而汉奸军队战力凶悍，给清军造成巨大损失

　　剪辫子的、纹身的、饰品上写有英文的，都是汉奸，统统要抓

　　挑拨汉奸和英夷的同盟关系使其互斗，大清就能坐收渔利

　　观音大士显灵，引洪水击破汉奸英夷进攻。

　　英汉联合舰队遭遇海啸，天恩浩荡！

　　征募当地汉族壮勇，要先通过汉奸审查，才能入伍。

　　沿海汉奸深入内地如入无人之境，可见内地也全是汉奸，互相策应。

　　汉奸太多，不消灭汉奸，根本打不了仗…

　　浙江军务部门全是汉奸，已经无法办理军务！

　　最后，朝廷的一举一动，都在汉奸的监视之中。汉奸无孔不入，无处不在！附个对照

　　钦差大臣裕谦在定海发现外国传教士居住的房间里，有大量满文书籍，感到非常吃惊，认为八旗里面可能有叛徒通夷，请求调查。

　　这回似乎不能全甩给汉奸，因为涉及到八旗了，然而大家猜道光皇帝怎么回复的？

　　道光：这肯定不是我八旗干的，朕确定以及肯定，是内地汉人偷学满语后当了汉奸……于是罪名又落在了汉奸头上。相比对汉人的“汉奸”问题的严防死守，满清朝廷对身为“大清国族”的满人则是另一套标准，坚决不相信“满奸”的存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历史教授肖布莱克·维克曼，在《广州贸易和鸦片战争》里写的道：“小商人和秘密会社的成员，都成了于西方人士有密切关系的人”。“在整个长江流域，各方面都有做英国人的军事内应，如船夫、私盐贩子等三教九流中的人物”。“满清开始分出一半兵力，去查清潜在的背叛者。这就对清朝的防御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最糟糕的是，镇江一位满族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会有汉人武装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下令，一看见行踪可疑人的人就抓起来。此后，汉族市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就惊骇逃走。显然，有些士兵经常杀死普通贫民，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统治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居民误以为是满清当局在下令屠城。”

　　对此，哈佛大学历史教授费正清，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随着英国人的新权力在中国沿海边境的确立，引起了人心向背的变化。一方面是对清政府日益疏远；一方面出现对外国人效忠的迹象。广州商人和仆役，实际上参与了西方扩张的活动，助长了这一人心转变的过程。”

　　纵观这场荒唐的战争，满清朝廷相信英军主要依靠的是“汉奸”第五纵队，在整个长江流域，清政府竟然分了一半力量来防备、清查、抵抗所谓的“汉奸”，这就对清朝的防务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也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满清把汉奸和英夷并列为敌人，以至于即使大敌当前，也要先镇压百姓，尤其是汉族百姓，才能安心。

　　而汉族百姓也不遑多让，对满清政府的厌恶敌视远超英军。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即便汉人想爱大清，奈何却被大清当仇寇……

　　以镇江之战为例，英军攻破镇江后，溃逃的八旗返回旗营，重新在旗营里聚集。英军怕出变故，组织了一小股部队驱散那些旗人，随后那些八旗准备离开镇江去往丹阳。然而，这群八旗当晚就被当地愤怒的汉族百姓袭击。而且是有组织的，汉人先在城东南鸣锣聚集，然后组团行动，现场人声鼎沸弥久不散。

　　

　　那么，当地百姓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袭击八旗呢？这其实与镇江之战，清军统帅海龄的所作所为有直接关系。

　　《草间日记》记载：“都统令旗兵满城捉汉奸，旗兵遇他县人在城者，及居人只行，或夜出者，见即追而杀之。至是捕城内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

　　

　　另一部《出围城记》则记录了海龄禁止汉族百姓出城觅食、逃难的情况，“城中炊烟寥寥，盖城闭市亦闭，饥民无处市米，亦无处市饽饽，人疑副都统欲尽汉人而后止……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

　　流传下来的镇江人的竹枝词也有相似的记载，记海龄搜杀汉奸曰：“都统差人捉汉奸，各家闭门胆俱寒。误投罗网冤难解，小校场中血未干。”

　　无独有偶，英国《剑桥晚清史》中对此也有明确记载：“最糟糕的是镇江的一位满洲将军，他确信，在英国人从前面进攻时，该城的汉人一定会从后面袭击满洲人。于是他命令一看见形迹可疑的人就抓起来，此后中国居民一看到满洲士兵走近时就惊恐地逃走。显然有些士兵一见有逃跑者就把他们杀死，用他们的尸体去领赏。这样的恐怖笼罩各地。如在上海，英国人的炮声就被一些居民误认为是满清当局在下令屠城。”

　　如此行径过后，作为执行大屠杀凶手的八旗兵遭到汉族百姓的仇视报复，也是理所当然。讽刺的是在占领镇江后，英国人震惊于普通汉族百姓对待他们的殷勤之情，随军医生克里走在一片废墟的镇江城里，不时有人向他兜售新鲜水果和蔬菜，上尉福布斯则走街串巷收集中国钱币，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群友好、善良、好客的人中。”

　　与之相呼应的是东南沿海百姓对清军采取坚壁清野的态度：浙东之战中，奕经觉得浙江地区是富庶地带，所以不用携带军粮，可以直接问当地百姓买。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地的百姓听到清军过境，竟然主动对清军采取了“坚壁清野”战术，整个村子都迁空了，让清军得不到补给。然后结果就是：清军粮绝，不战而溃。

　　而在英军以一人死亡的代价击溃浙东清军后，开始反攻慈溪的旗军大营，这时之前逃散的乡民又聚集到了周围的山头，兴致勃勃的观看战斗，毫无害怕之意。

　　同时在上海，乡绅曹晟组织了一支自卫队，他在《夷患备尝记》里也写道：“值此人心惶惶，然非担心洋人，唯虑旗军屠城。”

　　而这也得到了大清官方的实力佐证。

　　1860年，英国著名的鸟类学家兼外交官罗伯特?斯温霍随英法联军一同自香港北上，作为外交官，斯温霍的笔记不但内容丰富，而且文笔也称得上十分优美，因此这篇史料到了今天，仍然有不小的阅读价值。

　　在大沽口要塞攻防战后，英法联军的战兵和工兵们都忙于修建营地防御工事以及运送物资，而作为非战斗人员的斯温霍无事可做，便到周边的汉人村庄中闲逛，在此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十分健谈的汉人缙绅，这位缙绅看到了英国人斯温霍，非常高兴地对他说道：“这次贵国狠狠地教训了那些鞑子兵一次，真是太好了！”

　　缙绅的态度让斯温霍感到十分吃惊，他便反问道：“这么说，你不是满人咯？看到他们战败，你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我当然不是了，那些满人是来自北方蛮荒之地的一个野蛮肮脏的部落，他们来到中国所作的一切，就是压迫我们汉人，掠夺我们汉人的财富，过去两百多年里一直是如此。这次贵国的舰队和大军前来登陆，村中也有一些人担心你们会抢劫我们的粮食和女孩，但大多数人都很高兴，因为你们消灭了两千多个鞑子守兵。”这位身材肥胖、面容和善的汉人缙绅将斯温霍邀请到了自己家，用茶水和点心招待他，然后和他絮絮叨叨地说了那上面的许多话。

　　在随同联军进兵的这一路上，斯温霍就发现，那些如同恶狼一般拼死抵抗的，一定是满蒙八旗的士兵。

　　

　　而汉人军队往往会自己驻守的墩台碉堡主动让出来给联军。

　　汉人百姓则是一副殷勤而友善的模样。

　　?交战的时候，许多十里八乡的汉人百姓都来围观战斗，他们看到联军的大炮击中了清军就会欢呼雀跃，而看到清军的火炮击中联军则会扼腕叹息。

　　甚至再到后来，联军向圆明园进军的途中，一个汉人兴致勃勃地找到了斯温霍，告诉他一营镶蓝旗的满洲兵在撤退的时候路过他家时放了把火，他愿意帮联军指路去满洲兵的军营，“希望你们能把他们全都杀了。”

　　剥开历史政治正确的包装，我们会赫然发现，表面上的大清帝国拥有20万八旗兵，60万绿营军，合计80万人的常备军，4亿人口，1300万平方公里的亚洲第一大帝国。

　　实际上的满清政权从建立第一天起，就一直以亿万汉人民众为根本大敌，防汉仇汉永远是第一要务。其真实统治基础就是建立在100万八旗户口之上的20万八旗兵丁，他们一方面要监视60万汉奸绿营军，另一方面，还要与其狼狈为奸，共同压制4亿汉人民众。至于说到满清的“中国”的认同，也仅仅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统战工具使用，满清政权和八旗贵族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自外的心态，从心底里认为自己是窃据了中华帝位的“窃国大盗”，所以首崇满洲、防汉仇汉始终是其头等要务，4亿汉人民众才是其首要大敌。它从未将自己的精神意志根植于这片土地，只要能让它继续维持奴役汉人和其它各族人民的统治，它可以让自己根本没有下限。

　　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就清楚记载了满清上层统治者的这种心态：

　　戊戌政变之后，朝廷宣布康党的罪状，其中有一条正是：“又闻该党建立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殊堪发指”。将中国和大清的关系切割得泾渭分明。

　　而满清贵族守旧派的大学士刚毅，则直接将其内在逻辑和心态直白无误表述了出来：“改革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也！我有产业，吾宁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也！”

　　而当时满清的实权掌控者慈禧太后，则做了最后的总结性发言：“清非中国，辫子不能去。辫子去，中国不亡大清亡。”

　　近代清宫女作家德龄的日记中，也记载了颇多其父亲的相关言行：

　　

　　要知道，此时的满清王朝已经在中华大地存续了二百多年。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清前期，连名号和地域上的中国认同都不肯承认，至于将自身与中国对立的次数更是不计其数。

　　例如明崇祯四年八月十一日，在皇太极写给被后金军围困的明大凌河城中的明汉蒙两族将领民众的劝降信中言到：

　　“我诸申、蒙古，乃同种之国，明则异国也。尔等如此为明效死，我甚惜之。尔等之意，今若归降，恐我杀戮，故不相信耶！不惟不杀尔蒙古，即明人为我仇敌，除其拒战而被杀者外，凡来降之人，我均收养矣。”

　　清太祖努尔哈赤叛明自立的八大恨里的第七恨，翻译成文言文是：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挡之，胁我还其国，己以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岂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今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此恨七也！”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清太祖努尔哈赤认定后金（满清前身）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且与代表中国的明朝不共戴天。

　　而在时任辽东经略的熊廷弼集中，对于后金将中国与其并立的记载，更是多不胜数：

　　

　　?而这种将中国对立的认知，在1645年叛明投清的汉奸孙之獬给多尔衮上书剃发中，也体现得更加直白：“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字里行间完全将其汉奸嘴脸逻辑、以及满清自外于中国的征服者姿态暴露无遗。而他的主子——身为满清摄政王的多尔衮也是深以为然，于是全盘采纳了这一提议，于顺治二年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

　　事实上，一直到清朝中期，这种对中华文化表面选择性套用，实质戒备排斥的心态，仍然大量存在。

　　康熙四十三年，擢刑部尚书。刑部奏谳无汉字供状，拠言：“本朝官制，兼设满、汉，欲其彼此参详。今狱词不录汉语，是非曲直，汉司官何由知之？若随声画诺，几成虚设。嗣后定谳，当满、汉稿并具。”诏报可，著为令。——清史稿

　　即使到了康熙晚年，刑部还会出现找不到汉字文书的问题……这就是某些生物口中的融入中华文明吗？

　　乾隆在《皇清开国方略》里更是公开强调: “我大清兴于东海，与中国无涉，虽曾受明之官号耶，究不过覊縻各系而已，非如亭长、寺僧本其臣子也。”

　　那么问题来了，到了甲午战争时期，日军利用这些事实存在的满汉民族矛盾为其侵略服务，成效到底如何呢？

　　答案很不幸，事实证明日本人“反满”宣传的策略是成功的，它完美契合了当时中国的现实矛盾。

　　看看当年大清“国族”对待汉人百姓的态度就知道了。两百多年的相处，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心态。

　　

　　

　　

　　

　　

　　而沦陷地的百姓很多也接受了日本军的宣传，适应了日军在占领区的施政。被占领地许多乡绅、市民、贫民，自愿向日军请求保护，百姓代表恳请日军宽大施恩，垂怜拯救百姓于流离之苦，谓日军为拯救我等的大明国大元帅。

　　鸭绿江防之战，日军攻进几连城和岫岩。根据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日本随军记者因此感慨：“‘东西夕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在岫岩，居民“跪拜相迎，曰：大王到来，愚民等焉能不归顺?”

　　日军打进辽东半岛，当地也居民有人“请求天兵(即日兵)保护”，有人“高兴相迎”，主动帮日军“打柴挑水”，“挑负辎重”，“侦察军情”，“愿当顺民者众多”，并为日军“送来慰问品以买其欢心”。

　　海城失陷后，当地“居民听说宋庆率大军要来海城，非常惊慌，刚刚恢复正常的各业又为之惊动，并有人再次逃入山野。”而当日军击败清军，“凯旋海城”，并贴出“告示，居民竟为之完全放心了。”

　　日本军官高桥谦回忆：“当时，普兰店以北的路面冻得像铁一样，深深的车辙像利剑一般竖立着。所以，我军运送辎重的小车频频破损，难以使用。在普兰店兵站部，粮秣堆积如山。我向根岸司令官建议，雇佣当地中国老百姓的马车，并很快贴出告示，说明每天付银二元。第二天便雇到了三十辆中国马车，将其分成三个班，每班都派有我军士兵作为统领。十辆马车的运输能力相当于我军的一个运输纵队，而其费用还不到后者的二十分之一。尔后，便全线使用中国马车进行运输。”

　　日军进攻盖平时，因运输困难，弹药粮秣供给不上，日本军官角田自告奋勇，前往貔子窝、复州、熊岳城等地招募车夫与牛、马车，他凭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和熟谙中国式处世经验，竟在很短时间内招募到数百辆牛、马车，解决了军需物资的运输问题，大受日军指挥官的称赞，说他立下了“不可思议的功绩”。

　　这一切出现在东北战场的各个地区，并非罕见景象，日本方面的《报知》(1894.10)也曾报道，“时下我军驻屯金州，清国百姓秩序井然，城内犹如国内一样平静。当地汉人皆已归顺，小商贩用日文单语在大街上叫卖，砂糖、香烟、馒头物品丰盛。汉人主动与我兵交谈，说我军是朋友，清军是敌人，汉人争相报名应征日军运输夫谋取生计，每当我军凯旋归城、后面会跟随许多迎送的汉人，实感我皇恩威在外域之隆盛，却不思议汉人此乃一种如何的情感。”

　　可以说，如果日本能保持这种状态将侵略战争继续下去。那么中国的局势会非常危险。好在日本单方面灭亡清朝占领中国，不符合西方列强的利益。因而在列强的压力下，甲午战争以满清向日本割地赔款结束。

　　而日本也低估了汉人的实力，高估了满清的实力和寿命。它们没想到满清的统治会在短短二十年后轰然倒塌，而且是被汉人独立推翻的。

　　从那时起对于日本而言，汉人的地位就从统战对象变成了直接对手。

　　不过很快日本又看到了新的机会，推翻满清之后的汉人民国出于种种原因，没能在全国形成有效稳固的统治。之后的几十年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汉人建立在推翻满清前提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不可避免地降温，取而代之的是民族内部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于是日本抓住机会立马改口，开始极力鼓吹元清正统论，为满清招魂。

　　其内在逻辑变成了：

　　你看你们汉人自己是治理不好中国的，所以你们应该推翻自己腐朽的ZF，欢迎我们日本来帮助你们开创盛世。就像历史上的元清一样。在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历史的宣传工作则是围绕着“元清正统论”的套路进行的。日军甚至堂而皇之以清军入关之年为纪念，建立了“荣字1644”细菌部队，大肆残害中国人民。

　　而相比于基于现实存在的矛盾借题发挥创作出的元清非中国论，元清中国论显然荒谬且缺乏依据。也正因如此，日本在元清中国论上投入的工作，远远超过当年的“元清非中国”。于是乎，纵观整个抗战时期，与日本“元清中国论”相匹配呼应的，还有元清盛世论”、“元清版图论”、“游牧输血论”、“汉族劣根论”等等一系列配套理论。其目的就是尽最大的可能掩盖其逻辑漏洞，为日本侵华增添法理依据，妄图成为第三个完全意义上的征服者。

　　抗战时期发明、宣传这类观点的日本“学者”、“专家”一抓一大把，他们大多依附于日本“京都学派”和“东亚研究院”，而这两个组织在当时就是日本为侵华服务的喉舌。这里列举几个顶级喉舌人物：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中村治兵卫，稻叶岩吉、冈田英弘

　　1、内藤湖南，在以《中国史通论》为代表的一系列阐述中，提出臭名昭著的“文明中毒”概念，并相应提出“中毒与解毒”的理论。被日军在中国日占区广泛宣传，其核心逻辑便是：中华文明和人一样，也会经历成长、衰老和死亡的。当发展到高度烂熟的时候，就会产生毒素，需要外来的冲击来“解毒”。故而，当汉帝国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会有五胡乱华，由此催生出了灿烂的隋唐文明。蒙元对于宋，满清对于明，也同样如此。中华文明能够长存不灭，就是每当衰相显露的时候，都有塞外民族帮忙“解毒”。因此中国被外来民族侵略统治是一件“有利于健康的事”

　　2、宫崎市定，内藤的弟子宫崎市定进一步发展了“文明中毒”这一理论。认为华夏文明自带毒素，毒素的长期沉淀，让汉族无可救药，所以需要“朴素的征服者”（指历史上来自于西伯利亚的一轮轮胡人侵略），通过武力帮助汉族“解毒”。在《东洋朴素主义和文明主义》中，宫崎市定进一步提出华夏汉民族是一个繁缛腐朽、奴性劣等、不可救药的民族，而游牧制度是一种“实用朴素主义”制度，汉族的衰弱是自己的天性造成的，所以需要“朴素主义”一次次以武力输血、融合。作者在战后的《雍正帝》一书中也进一步重复这一套路，提出雍正是清代最关键的一环，雍正之前八旗制度是“朴素、高贵、共和”的，雍正为了汉人百姓费尽心血，却不幸染上汉人的“奴役制度”，一方面为大清续命一百多年保护了汉人的长治久安，形成“康乾盛世”，另一方面大清又被汉人拖累、被华夏汉文明污染，才导致了固化和腐化，所以清廷统治者是“善意动机导致了恶意结果”。这一套逻辑也成为了后来国内河殇、狼图腾之流的逆向民族主义的理论源泉。

　　3、中村治兵卫，在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炼出了“元清盛世论”和“汉族劣根论”。从五胡北魏、辽、金、元、清五个时期，构建出独立的“胡人史观”，以图瓦解汉民族的主权史观。认为汉族只适合被统治，只有在外来征服者的统治下才能发挥出强大的创造力和战斗力。征服者全盘汉化是本末倒置错误的，保留胡人的文化特征和征服者地位才是出路。因此征服压迫汉人就是帮助拯救汉人。以他为代表的日军，尤其喜欢将李世民称为鲜卑人，把文治武功的巅峰王朝大唐说成胡人朝代；他对清代的赞美，更是最为浓墨重彩，既是“朴素主义”，又是盛世，又是版图奠基。后世“学者”抄袭之，公开称剃发易服扬州十日是文化融合，文字狱对国家统一和“减少诋毁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清代十大贡献，李唐不是汉人王朝，云云。

　　4、稻叶岩吉，此公在所谓“满洲国史”等教科书中，为侵华日军和爱新觉罗皇室合谋的伪满洲国制造舆论，说西伯利亚通古斯人是东北的原住民，而汉人从来没有管理过东北，东北是大清带来的嫁妆，当时的整个中华民国的版图也是大清的深恩厚泽，而除了“满洲国”之外的中国其他领土，全是一片狼藉，是水深火热的地狱。所以要日军征服和大清复辟，才能建立“王道乐土”，否则华夏民族会永远轮回于无间道。以上的论调，现在听起来多么熟悉。

　　5、冈田英弘，战后日本右翼学者冈田英弘更加鲜明露骨地写出了“非汉中心史观”的专著。直接否定汉族对中华文明的代表地位，大肆宣扬汉族虚无论，将中国概念地域化。在其作品的封面简介里公开叫嚣：“正是托了日本ql的福，中国才能拥有现在的东北”与很多满清吹捧者声称的：“没有带清入关，中国就没有东北”的逻辑何其相似。其野心与恶意更是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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