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同短篇小说范文

　　男同短篇小说篇1

　　关键词：凤眼；亚裔美国文学；族裔性别身份；酷儿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112-04

　　梁志英的短篇小说集《凤眼及其他故事》。被《洛杉矶时报》评选为2000年最佳小说之一，并荣获了2001年美国图书奖。《凤眼》在书写亚裔离散族群在美国的渴望、错置和幻灭的同时，更着力直白地描写了亚裔离散族群中常常被忽视、被遮盖、被消声的“少数族”——“酷儿一族”在面对来自美国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与本族群内部的性别歧视的双重压力时对自身的族裔性别身份所产生的困惑。

　　一、书名“凤眼”的解读

　　小说集以“凤眼”为题，不仅是源于其中一篇同名小说，也在于点出作品集的主体和主题——凤（Phoenix）的寓意。

　　梁志英在小说集的扉页上援引了《山海经》中的一句“鸾自歌，凤自舞”（The male phoenix sings by itself， as it dances alone.）。中国古代奇书《山海经·南山经》中曾记载：“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1]（P80）这五彩鸟中又以雄鸟为凤，雌鸟为凰。由于凤取材于鸟禽，鸟禽又有喜火、向阳的特性，所以从新石器时代到盛行阴阳五行学说的春秋战国时期，凤大都是以“阳物”的面貌出现。而秦汉以降，凤与龙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符号成为皇权的象征，其中龙象征帝王，而凤作为其从属成为后妃的象征[2]（P241～245）。所以凤经历了由“阳”转“阴”的变化，趋于“雌性化”，逐渐成为女性的象征。此处梁志英在引文中点出凤的雄性，这与作品集中的亚裔男性人物在周遭美国白人男性眼中的形象形成呼应，影射了亚裔男性在美国主流文化中被刻意置于与美国WASP主流相对应的“他者”的位置上，其形象也被扭曲、异化、女性化，成为了阴柔的、丧失了男性气概的刻板形象。

　　此外，英文中的Phoenix源于埃及的古老传说，指不死鸟。这种鸟形似中国的凤，寿命很长，约有500余年。当不死鸟感知寿命将尽，就会为自己筑巢并点火自焚，然而灰烬之中又会飞出一只新的不死鸟。这浴火重生的不死鸟也象征了生命的轮回往复，而这又对应了小说集的结构。《凤眼》中收录了十四篇短篇小说，分为“离别”、“轮回”、“天堂”三个部分，仿佛组成了一首生命轮回的十四行诗。这些作品展现了诸多不同的人物和声音，但其中存在着一个主导叙事试图形成作品间的连贯性和作品集的完整性，而叙事者是一个年过不惑，失去了青春美好，也由于艾滋病失去了同性爱人的亚裔美国同性恋男子。不死鸟的筑巢迎接重生、火中接受洗礼以及最后的转世重生也对应了小说集中这位叙事者在“离别”、“轮回”、“天堂”三部分中对自身性别身份认识的变化。

　　从这两方面看，雄凤也可被看作小说集中这一主导叙事者的象征。

　　二、“凤眼”的含义

　　《凤眼》中的主导叙事者虽然贯穿于整部小说集，但在不同的故事中却以不同的角色出现。在与小说集同名的作品《凤眼》中主导叙事者就成为了高级男妓、美国华裔男子特伦斯。特伦斯被人称为“凤眼”因为他的双眼皮向上翘起，仿佛传说中的凤尾。“这种眼睛长在女人身上就被认为是勾人的，在男人身上就不太正常。所以，雄凤自舞自歌。”特伦斯的好友玛丽评价特伦斯的一双凤眼时曾说他纵使黝黑如农民，但他的“凤眼”却暴露了他，因为这双凤眼充盈着渴望和色欲。小说中特伦斯的这双凤眼不仅是他的外形特征，其实也暗指他的种族性别身份。英文中的眼（Eye）与第一人称主格的我（I）同音。这里强调的凤眼既显示了特伦斯的族裔身份—他的中国血统，也暗示了他的同性恋身份及在同性关系中扮演的从属角色。

　　此外书中主导叙事者不论以何种角色出现，一直沿用第一人称“I”叙事。性别研究学家莫妮卡·威蒂格（Monique Wittig）曾在《性别标记》一文中提出基于所有的言说都预示并间接地组成了整个语言体系这个假设，言说主体在说“我（I）”的同时就从自身出发，改造了整个语言体系，并拥有了运用所有语言的权力。说“我”的同时个体就成为“一个绝对的主体……没有性别差异的、普遍的、完整的。”[3]（P80）作者坚持主导叙事者用第一人称角度叙事，目的也是在于赋予被边缘化、他者化的亚裔美国酷儿们声音，恢复他们的主体性。

　　梁志英选用“凤眼”作为书的标题旨在暗示小说集的主体和主题。小说中的主体就是如雄凤般孤独的亚裔美国酷儿，而主题就是说明这一主体对待自己族裔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困扰。

　　三、亚裔美国酷儿的族裔性别困惑

　　梁志英曾为《米床之上：亚裔美国情色盛宴》（On A Bed of Rice： an Asian American erotic feast）一书作序。在这篇名为《展开快乐，拥抱种族》（Unfurling the Pleasure， Embracing the Race）的序言中，梁志英首先描述了性本质与种族的复杂关系。“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我发现我的性本质与种族交织在一起。在美国，性和种族仿佛我的兄弟姐妹，充满了爱和恨，既熟悉又被禁止。”其次他又阐述了在美国社会中，亚裔美国人在“模范族裔”的光环下被迫对自身的性本质及性差异保持缄默。亚裔美国人沉默消声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美国非亚裔人群将其作为“意淫”的对象。“作为生长在美国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的亚裔美国人……我们感到要遵从美国文化和社会的压力，有时要以丧失我们自己的文化和意识为代价。……新教的工作伦理、传统的核心家庭和婚内异性恋是社会规范。我们中那些有婚外性关系的，或是选择不同种族伴侣的，再或是爱上同性的人都会被质疑……为了顺从，我们一直紧闭双唇，几乎不描写涉及种族和性别的性差异，或是家庭外的性快感……” 。 “对于非亚裔的人们，我们通常是对待具有异域特色的亚裔性本质态度的客体，而非主体。”最后他提出只有当亚裔美国人将种族从偏见和歧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性别，认识自己的性本质，从而享受性的快乐。

　　梁志英对于性和种族的关系以及亚裔美国人如何对待自己的族裔性别身份的思考在小说集《凤眼》中也得到体现。在《凤眼》中那些亚裔美国酷儿们因为其性取向和性本质，他们在亚裔族群内部以及自己的家庭内部被当作耻辱（stigma），他们或是被族群家庭消声，或是自己选择脱离回避。逃离家庭族群的一些从事性工作的酷儿们为了生计，又不得不扮演着非亚裔美国人群眼中刻板形象化的所谓“性感”的角色，成为他们意淫的对象。面对来自族群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偏见歧视，亚裔美国酷儿们对自己的族裔身份和性别身份深感困惑。

　　在小说《凤眼》中，当主人公特伦斯告诉父母他将永不结婚，即间接隐晦地说明了自己的同性恋倾向之后，父母威胁要和他断绝关系。从那以后，他不再出现在家宴、庆生会，甚至是葬礼上。他仿佛是从家庭树上修剪掉的惹麻烦的树枝。特伦斯选择了离开。特伦斯的同性恋人彼得·谢也一直游离在家庭之外。彼得得了艾滋病不幸去世之后，报纸上刊登了他的死讯，但没有公布死因。他的家庭很显然不愿意看见或听见艾滋病。在亚裔家庭里，你只会消失。他们就是无法正确地叫出“艾滋病”的名字：其他的病名都可以——癌症、肺结核、白血病。最好自己解决，限于家庭内部。不要让别人听见。为什么特伦斯要被排除在一切家庭活动之外？为什么彼得的死因无从得知？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的同性恋身份，以及他们由于这种性取向感染了艾滋病，他们便成为家族的耻辱。这种耻辱会殃及家族的其他成员，所以他们要被消声，甚至是彻底消失。

　　四、刻板形象、角色扮演、操演

　　从欧洲殖民时期的游记开始到如今美国好莱坞的影视作品，西方主流文化中对种族和性的主导话语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人种改良学等科学理论、文学作品人物的描绘以及影视广告中的形象，虚构并不断描摹着少数族裔美国人的刻板形象，使这种形象渗透入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从而建立并不断巩固在此基础上虚构的种族等级制度。在性方面的族裔刻板形象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男性非裔美国人。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提到“黑人被简略了。他被做成器官。他是阴茎。”而亚裔美国男性则恰恰与之相反，理查德·冯在《寻找阴茎：男同性恋色情作品中被色情化的亚洲人》一文中提出亚裔美国男性遇到的问题是他被塑造成下体空空的无性人[4]（P117）。

　　理查德·冯一直致力于在美国男同性恋色情片中寻找亚裔美国男性的性表现，以弥补这一视觉上的空缺。他的发现是：首先这类色情片中亚裔演员数量极少，且角色大多为配角；其次亚裔演员扮演的角色通常是白人主演欲求的对象，常见的角色就是白人家的男仆或是性变态的武师；再次亚裔演员在影片的性行为中总是处于被动，在体位上总是处于下方。而这一切都是由于美国色情业将主要客户群定位于白人中产阶级男性，所以影片都是从这些白人男性的视角进行构思拍摄，以满足他们的性需求，从而扩大自身的销售量。所以亚裔男性角色刻板固定，演员无法具有主动性，只能被动发出压抑的呻吟[4]（P117～132）。这种压抑被动在《凤眼》中的两篇小说《伪装》和《不是布鲁斯·李》的两位作为男同性恋性工作者身上都有体现，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需求，屈从于白人客户的性幻想，痛苦地扮演刻板的性角色。

　　《伪装》中的男主人公亚裔美国人伯纳德是一家名为“伪装”的男士私人洗浴会所的脱衣舞郎，同时也是艾滋病初期患者。他每天晚上去“伪装”上班，他上班的过程也是一种伪装，一种角色扮演。首先作为马莱华裔美国人的他把自己的名字Bernard Amador Angelo Tan变成了日本名字Sakoi（迫井），因为Sakoi更具有东方情调；同时服装也随之更换成为日式和服夹克。每天晚上他靠毒品麻醉自己，在看客面前伪装高潮。而《不是布鲁斯·李》中的主人公是一名华裔美国男同性恋者，他在餐馆打工的同时兼作“具有一双西方的手和东方的触感的按摩师”。名为按摩师，实为应召牛郎。他有一名富有的老年白人客户，每次收了钱之后，他就扮演着男仆的角色，安静地遵从客户的要求动作。一次老年客户为了庆祝生日，特地准备了“蝴蝶君”式的行头，包括一件丝质的和服和头套让他穿上，并带上一根皮鞭做变态的游戏。但他拒绝了这副行头，不过仍然用了皮鞭抽打这个老人，祝他生日快乐。

　　角色的扮演在小说集《凤眼》中唯一的一部短剧《日蚀》也有体现。但《日蚀》更是一场具有颠覆性的“操演”。操演（performativity）在当代剧场理论中是重要的词语，在文化人类学的范畴中是指自我理解或主体认同的塑造过程。朱迪思·巴特勒在《性别困惑：女性主义和身份颠覆》一书中认为“操演”是一种虚构，乃主体有意识地认知自己在进行“操演”的过程，它也就是用这个方式，通过对社会上许多男欢女爱事例和情欲论述的建构，认为男性拥有权力、女性则柔顺妩媚，且以好莱坞电影中异性恋与日常生活教科书的操演，来建构一种规范。而这种规范基本上是一种虚构，即主体被操演的过程，是建立在虚构的场景当中的，因此，这种真确性（authenticity）其实是一种社会虚构的产物。巴特勒提出，借由“性别操演”可以重新赋予性别以新意义，提供某种性别颠覆的空间[5]（P183）

　　《日蚀》这场“操演”旨在颠覆对于亚裔美国男同性恋者和变性者的族裔身份和性别特征的粗暴界定。剧中主要人物包括理查德·“迪克”·库塞，一位日裔美国人类学教授，正在从弗洛伊德的压抑和欲望理论角度出发，通过比较研究亚裔美国异性恋者、男同性恋和变性者，试图界定种族、性别和性本质的定义，他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尚未“出柜”的同/双性恋者；莱塔·亨特是一个二十多岁的亚非裔美国变性者；但丁·吴是一个健硕的华裔男子，也是莱塔的朋友。故事围绕着理查德对莱塔和但丁的采访展开。理查德总是想从莱塔和但丁处得到一般酷儿们具有的普遍共性的特征，从而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依据，而莱塔和但丁却一直强调他们是特殊个体，反对理查德抹杀他们的个性，对他们进行归类。莱塔强调他/她的多族裔的血统及其简单的变性原因——他突然认为女性服装和化妆品更适合他；但丁则强调他并不认同华裔男性身份，也不像其他华裔男同性恋者崇尚白人伴侣，相反他觉得自己黄皮肤之下掩藏着一个黑人男性，所以才会被拥有深色肤色的莱塔吸引。剧中莱塔和但丁为了让理查德为这次有偿访问再加点钱，特地进行了一段表演唱，唱词中穿插了很多关于亚裔文化的陈词滥调，以此迎合理查德所作的人类学研究。最后由于理查德拒绝支付他们要求的费用，但丁怒摔理查德采访用的录音机。这出戏如题目中能颠覆白昼黑夜的日蚀一样旨在展现亚裔美国酷儿内部族裔身份和性别身份的复杂性、多样性，借此颠覆以往对其族裔性别身份的刻板界定。

　　颠覆、消除刻板形象是亚裔美国人将种族从偏见和歧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手段。然而这种手段的效力如何，我们暂时无法得知。因为族裔刻板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是非亚裔族群还是亚裔族群，就如同《不是布鲁斯·李》中男主人公酒醉之后和酒吧里偶遇的带有印第安人血统的非裔美国人 Brother Goode一夜情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翻看自己的钱包，害怕Brother Goode偷窃。他的这种怀疑其实也是非裔美国人的街头混混的刻板形象在作祟。这也使本来将他幻想成为华裔武打明星李小龙（布鲁斯·李）的Brother Goode大为恼火，大声叫骂他是韩国人，根本不是李小龙式的人物。

　　五、结语

　　梁志英认为“只有当亚裔美国人将种族从偏见和歧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真正认识自己的性别，认识自己的性本质，从而享受性的快乐。”[6]是否可以理解为亚裔美国人，特别是亚裔美国酷儿们只有在确立了自身的族裔身份之后，才能确立自己的性别身份，才能解决性别困扰。反之，他们只会永远在欲望的轮回之中，重生但没有尽头。所以游走在《凤眼》、《不是布鲁斯·李》以及《那些永生的人都住在哪儿？》中的主导叙事者最终都选择回家，或是返回故国。那么他们是否可以借此确立自己的族裔身份？确立族裔身份之后，是否能够扫除性别困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在等待答案。

　　[参考文献][1]王学典.山海经[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

　　[2]庞进.凤图腾[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

　　[3]Wittig， Monique. The Straight Mind and Other Essays： Boston： Beacon Press， 1992.

　　[4]Eng， David L.， and Alice Y. Hom， eds. Q & A： Queer in Asian Americ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6]Kudaka， Geraldine， ed. On a Bed of Rice： an Asian American Erotic Feast： New York：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Inc.， 1995.

　　[5]廖炳惠.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Ethnic and Gender Identity Trouble of Asian American

　　Queers in Terms of Phoenix Eyes

　　LU Jing-jie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Jiangsu， China）

　　Abstract：Asian American males， due to their “abnormal” sexual orientation， have been disgraced and even silenced in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However， since they conform to the feminized and castrated Asian male stereotypes， they become a fetish for the mainstream white communit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Russell Leongs first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Phoenix Eyes， to explore the ethnic and gender identity trouble faced by Asian American queers and their endeavors to develop their own ethnic and gender identity.

　　男同短篇小说篇2

　　今天给大家上课，老师从书柜中抽出了曾在九四年读过的一本小说，当时老师比你们大不了多少，小说一百六十多章，里面的字也只有课文中的四分之一大。清楚记得当年碰到这本书时，是复习参加《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考试前的最后一周，可老师竟把它放在一边，三天三夜，常常泪流满面。读完了这部小说，真有读此书“三月不识肉味”的感觉，后来虽然错过了那次考试，但我不后悔，因为是它在给我的人生不断地注入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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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凡的世界》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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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感言：一部能让我们在心灵受到震撼之后主动要求上进的小说。

　　二.作家作品简介

　　1、作者简介

　　(1)大家听说过这位作家吗？

　　(2)“他写作时，因为写的时间太长，手都硬了，只能拿热水泡。《平凡的世界》是它用生命换来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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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遥(1949—1992)，陕西著名作家。他在文学领域进行过很多有益的探索，尤以小说成就最高。代表作有短篇小说《人生》、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曾获茅盾文学奖。

　　短暂的人生，永恒的精神。

　　2、作品内容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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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以陕北黄土高原双水村孙、田、金三个家族两代人的命运为中心，反映了从文革后期到改革初期广阔的社会面貌。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既流露出作者对家乡父老温馨动人的情愫，又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富有哲理性的深刻思考和理解。

　　全书共三部，162章。

　　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

　　从哪句话可以了解到小说人物生活的时代环境？

　　[明确整部小说的大背景]

　　三.明确本课学习目标

　　课本中的这一篇选自《平凡的世界》的第三章，起名为《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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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培养阅读《平凡的世界》的兴趣。

　　2、学会欣赏小说，准确把握人物形象。

　　3、树立不仇恨苦难，不自卑贫穷的人生观。

　　四.探究学习文本内容

　　(一)整体感知

　　1、交流：同学们都到亲戚朋友家做过客吧？有时轻松、快乐，可以和朋友聊天，打牌，玩闹，顺便可以美餐一顿，可有时很窘、拘束，甚至不想去，是不是？

　　2、快速浏览课文节选片段《做客》，用一句话概括课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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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少平到县革委会副主任家做客。

　　3、讨论：感知孙少平此时的生活处境。

　　(1)他怎么去的？(参考：被润叶姐邀请)

　　(2)他情愿吗？(参考：润叶姐已经过来了，扯着他的袖口拉他了。)

　　(3)他为什么不情愿呢？他的处境和我们相比共同点是什么？不同点呢？(参考：读高一，来自贫穷、苦难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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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空旷的院坝的北头，走过来一个瘦高个的青年人。他胳膊窝里夹着一只碗，缩着脖子在泥地里蹒跚而行。小伙子脸色黄瘦，而且两颊有点塌陷，显得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脸上有看来才刚刚褪掉少年的稚气。

　　他来到馍筐前，先怔了一下，然后便弯腰拾了两个高粱面馍。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漫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已的大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嘶啦声像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他端着半碗剩菜汤，来到西南拐角处的开水房前，在水房后墙上伸出来的管子上给菜汤里搀了一些开水，然后把高粱面馍掰碎泡进去，就蹲在房檐下狼吞虎嗯地吃起来。这就是学生时代的孙少平，贫穷寒酸。

　　补充第二章的精彩内容

　　(4)指名读孙少平时怎样吃午饭的。

　　(二)分析孙少平做客的心理

　　1、默读课文，将文中写得真切的能够表现孙少平心理活动的地方画出来，最好能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参考：文中的神态、动作语言、心理独白等。)

　　2、讨论：文中的描写刻画了孙少平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参考：惶恐、紧张等。)

　　3、这样的惶恐、拘束、紧张是由什么带来的？如果

　　到郝红梅家、润叶家呢？(参考：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贫穷苦难给他带来的自卑和自尊。)

　　4、欣赏丈中用景物描写衬托人物心理的方法。

　　(1)讨论：做客回来，孙少平还紧张吗？作者有没有直接写孙少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参考：舒畅、结尾部分的环境描写。)

　　(2)文中还有两处环境描写，同学们课后分析一下。

　　(3)小结：生活中，环境造就人。小说中的环境映衬人物，烘托人物丰富的心理。其实同学们在周记中也经常运用这种写法，举例略。

　　(三)总结

　　以上我们通过对文中的心理描写、环境描写的解读，感受到孙少平这次做客，由最初的惶恐，到后来的紧张，再到最后的心情舒畅，作者把一个少年自尊而又自卑的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孙少平的这次做客，让他感受到了人间温情，丰富了他的人生阅历。

　　五.拓展延伸，留给我们的思考

　　孙少平在整个做客过程中表现出的是由贫穷而导致的自卑，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那怎样才能战胜自卑，摆脱人生的窘境呢？

　　1、分组讨论，然后代表回答。

　　2、提示：我们在课文的其他地方能读到他的不自卑吗？(参考：课文第六自然段“友谊”、“读书”等。)

　　3、延伸阅读。

　　(1)看看《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中，田晓霞对孙少平的评价，指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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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同短篇小说篇3

　　关键词：《等待》 哈金 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

　　一、引言

　　哈金是著名华人作家。他自1985年离开中国去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留学，已经著有两本诗集；三本小说集，《光天化日》（Under the Red Flag）赢得1996年弗兰纳里?奥康纳短篇小说奖（Flannery O’Conner Award for Short Fiction），《好兵》（Ocean of Words）赢得1997年“美国笔会/海明威奖小说奖”（PEN/Hemingway Award），《新郎》（The Bridegroom）和《池塘里》（In the Pond）。[1]《等待》（Waiting）是他的第二本小说，作者凭借这部作品斩获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 for Fiction）和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奖小说奖”（PEN/Faulkner Award）。这部作品得到美国文学界的认可，《纽约时报》书评指出“一个悬念十足、坚韧真实的爱情故事――具有强烈的寓意”。[2]

　　《等待》描写了军医孔林与远在家乡鹅庄的妻子淑玉并没有爱情，而在其工作的木基市的部队里，他与护士吴曼娜相爱多年。为了能结合在一起，孔林每年休假都会回家乡试图与妻子离婚。但他的妻子到最后关头总会改变主意。部队规定：“只有分居十八年后，部队干部才可以不经妻子同意，单方面离婚。”于是每一年都未成功离婚的孔林，与其女友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等待。孔林终于在同妻子分居十八年后与吴曼娜结婚，但那时这对夫妻已值中年。漫长的等带来的并非长久以来期待的结局。

　　二、女性形象分析

　　（一）孔林之妻――淑玉的女性形象分析

　　孔林在外读书期间与淑玉结婚，当时孔母病重，孔父在公社没时间照顾她，遂让孔林娶同村淑玉为妻。他们之间的结合没有爱情。从文本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孔为何对淑玉没有爱情。当初孔娶淑玉第一目的是为尽孝道，是同意父母的决定找一个好媳妇来照顾母亲。起初“孔林的父母给他寄了一张淑玉的黑白照片，他就答应了这门婚事，觉得她是个模样周正的正常姑娘。她那年26岁，只比他小一岁”。但初见真人时“心里凉了半截――她看上去那么老，好像已经四十多岁，脸上有皱纹，手像硬皮革那样粗糙。她的一双小脚像只有四寸多长。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谁还会看上一个裹小脚的女人”？由此可见，在容貌上孔已经不满意淑玉。

　　淑玉这一形象是当时农村女青年的典型，她们艰苦朴素、勤劳善良、恪守妇道，但思想依旧传统。在《等待》中，孔林一次次回乡与淑玉离婚，每次她都同意了，但到法官面前她便转而改变主意，到了最后关头才表现出其最真实的想法。著名的法国女权主义者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说：“我知道‘女人’不能代表什么，不能说什么话，她被排斥在术语和思想外。”[3]351小说中的淑玉就是这种女人的典型，她就连最后在法官的问话上也只有点头、摇摇头、说出的“是”字几乎听不清。在法官最后问她同不同意离婚时，“她没有回答，眼睛盯着地板上翘曲的宽大的木板”。从她的反应上可看出她心里的真实想法，她的内心在呐喊：“不，我不想离婚！”这个传统的女人对丈夫是顺从的，所以就连内心最深处的呐喊也是无声的。1950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一条款中有：“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力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4]122“首先丈夫和妻子在家庭中拥有平等地位。新中国不再承认‘户主’的说法。条款第7条提到：夫妻为共同生活的伴侣，在家庭中地位平等。”[4]123但传统的封建思想在妇女身上留下的影响是深刻的，尤其是在教育匮乏的农村。“中国是在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影响下，铸造了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5]58在以男人为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故在她们身上新时代赋予的新思想仍受到压制。

　　淑玉在思想和外貌上都不得孔林喜欢。与其说是不得孔林喜欢倒不如说是不得传统观念的喜欢。

　　“到了一九六七年夏天，他结婚已经快四年，女儿也有十个月大了。他走到街上，只要遇到手拉手的夫妻，就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心底渴望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样，他结了婚，却过着鳏夫一样的日子。难道他就不能享受家庭生活的温暖吗？如果当初他不同意父母给他找媳妇，如果妻子长得漂亮，没有裹小脚，或者他们两人再年长十几岁，城里人就不会笑话她的小脚――他也会有正常的家庭生活。”

　　传统观念认为婚姻应门当户对。从家庭出身来看，孔与淑玉是门当户对的。但这两个拥有不同履历和不同社会经验的人结合在一起，用城里人，即孔社会关系之内接触的人的观点看他俩确实是不般配的。然而孔家乡的人――亲戚、村民、甚至镇上法院的法官依然怀着传统道德观。他们找不出除了孔与木基市一个女人相好外的其他申请离婚原因。故他们对孔的离婚持不理解甚至反感态度。

　　虽然孔和淑玉都出身农村，但两人的成长环境是不同的。淑玉一直待在农村，思想上固守着传统，而孔林接收过良好教育，身为部队医生军官，大部分时间在木基市度过。他们两者思想上的差距是明显且难以调和的。没有思想的交集，进而导致没有话语的交流。淑玉是无法满足孔林的情感渴望的。

　　但从作为一名女性和妻子的角度看，淑玉是坚强的。自成为孔媳妇以来她为孔家辛勤付出，悉心照顾两位老人，孔在城市工作长期不能回家，她也从不抱怨。淑玉将自己作为一名农村妇女的角色演绎得非常地道，孔要和她离婚的原因里并没有她的过错。所以淑玉从内心里是自信的。同时她是坚强的，在没有丈夫陪伴的十八年岁月里她将自家的生活经营得不比别人差，并将她和孔的女儿华抚养成人。在其与孔离婚，孔与曼娜结合后，等待的主动者又变成了淑玉，她和女儿华默默等待孔的回归。

　　（二）吴曼娜的女性形象分析

　　从吴曼娜这个角色出场开始，我们就可以一窥她对待个人感情的态度及在感情中将扮演的角色。

　　1963年底孔林进入木基市一所部队医院当医生。1964年吴曼娜进入该医院办的护士学校学习，孔为其解剖学老师。那时的吴曼娜是个生机勃勃的妙龄少女。一次偶然邂逅，曼娜与分区来的无线电台台长董迈相识，后者遂向她展开爱情攻势，他们相爱了，董甚至炽烈地向曼娜求婚。但出于顾虑和道德上的克制，曼娜最终忍住而没有过早答应董迈。但虽然行动上没有答应，却心意已决要跟董在一起。但后来董被调至中苏边境，因不忍其艰苦环境而与身在上海的表妹订婚，为的是能转业回上海并拿到上海户口。对于吴曼娜来说，董迈是第一个追求她的男人，在军纪严明的部队，曼娜的少女情怀被压制着，当有人燃起她心中火，她便会付出自己的真心以回报。可最终意志不坚定的董伤透了曼娜的初心。她感到愤怒和委屈，在参加排球赛时她“扣球特别凶狠，队友第一次冲她喊‘好球’！她的脸上满是汗水、泪水，为救起一个球，她整个身子脸朝下重重摔在铺着石子的篮球场上……她慢慢爬起来，看到血从皮肉里渗出来”。随后的反应是一直哭，直到“病了几星期，感觉自己老了许多”。第一次被男人背叛，她只有躺在床上默默哭泣。在爱情的破裂面前她病了，木然绝望，可是她能做点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她只有被动地接受。在父权社会，男人占据主动权，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感情上，女人只能被动接受。从她对待这件打击性事件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她的感情观――消极、被动。处于女人的位置她是柔弱的，她可以展示女人的美好，但在爱情里她缺少果敢、坚毅与主动性。曼娜的这一性格品质与后面故事的发展有很大联系。

　　在曼娜与孔林的关系发展上，曼娜起初对孔林只有尊敬和对兄长般的友爱。但两人毕竟有相互吸引的品质，曼娜“虽不十分漂亮，但是身材苗条修长，有种大方自然的风韵。她的嗓音也很动听”。而曼娜则觉得“他亲切随和……她逐渐恋上了这个个子高高、文文静静、待人和气的男同志，不管谁同他说话，他总是耐心地听着，尊重说话人的意见。他只有三十岁，显得老成持重，不像其他年轻军官们那样毛愕。他鼻梁上的眼镜也给他增添了几分洋气和学者的派头”。再次，经历了被董迈背叛及拉练时孔的悉心照顾，曼娜心里充满了对孔的感激。这种感激之情渐而演变成对孔的强烈的好奇。女人所拥有的这种强烈的好奇心在某些事情的促使下，个体就会有所行动。在曼娜怀疑孔与“驻辽宁省第三十九军副军长”的女儿，“文学名著读得多，有管着一个图书馆的”马萍萍在处对象时，她决定要采取行动了。于是，她大胆地以行动来向孔表明爱意。孔林对曼娜的接受是出于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个亲近的聊得上话题的女人陪伴他，他和妻子淑玉之间没有共同话题。所以，当曼娜主动跟这个男人交流的时候，他的心是被充实的。但他们不能结合，军队的纪律、社会传统道德都约束着他们。当他们的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孔只有下决定与家乡的妻子离婚来成全工作之地――医院里结下的爱情。我们知道，孔一次次回家与淑玉离婚，却一次次失败而归。

　　不同环境有不同观点，不同环境下的人有不同文化，所以孔林一再没有离婚成功。当他置身两个不同环境的时候，他的想法是变化的。孔林和城里的曼娜是乡人眼中的“不知羞耻”，孔林与家乡的妻子淑玉则是他们眼中的障碍。但让其纠结的是，毕竟他的事业在城里。在这无数个回家离婚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曼娜的变化。起初，在成功的希望面前，曼娜流露出了喜悦、幻想和陶醉；但在事实的失败面前，即孔离婚未成，她异常失望、充满消极悲观情绪。另外活在周围人们的眼光之下，加之曼娜的猜疑心重，她必定要遭受很多心理的折磨。“吴曼娜却变得脾气越来越坏”，一次次的离婚失败导致了曼娜的悲伤积累。吴曼娜可以说是在“恶毒的阴影中”等待了这么多年。

　　当孔林与分居十八年的妻子淑玉离婚，终于能够和曼娜结婚时，他们已经分别五十多岁、四十多岁。这期间曼娜除了被杨庚强暴过一次，除此之外她从没有过性生活。所以这么多年来她都压抑着自己的性冲动，故终于在与孔林的夫妻生活上让后者招架不住而倍感压力。这多年来的磨难使得曼娜变成了一个庸俗无趣的女人，加之生活的琐碎使孔林终于困惑与淑玉离婚而同曼娜结合是不是正确的选择。这多年的等待换来的并不是想要的幸福生活。在故事的结尾，曼娜换上了癌症。曼娜的性格和她的生活太过压抑，“每个人都得经受弗洛伊德所谓的‘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对‘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的压抑，但是对于我们有些人来说，甚至对整个的社会来说，压抑都可以变得过度而让我们致病”。[6]132小说结尾采用开放式的结局模式，作者没有简单地抛给读者一个看似顺应情节发展的结局，但是读者可以预测，这家平凡人的故事还会继续平淡地过下去。

　　三、结语

　　《等待》中作者描述了一段关于离婚和等待为主旋律的故事。小说围绕主人公孔林、淑玉和吴曼娜展开，作者以写实手法将故事娓娓道来，在平淡的叙事中让读者感受到文字的朴实与震撼。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来自农村和城市的女人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演绎着自己不同的人生，她们的命运尚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她们不同的性格也造成了自己不同的人生遭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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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哈金.等待[M].金亮，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3] 朱立元.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 茱莉亚?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M].赵靓，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

　　[5] 阮新邦，罗沛霖.当代中国农村研究[M].北京：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

　　男同短篇小说篇4

　　季羡林先生是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国际著名东方学家、印度学家、梵语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教育家，精通梵文等12种语言，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先生一生著作等身，功成名就，在治学态度、处世品德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而大师的婚恋，尤其让人钦佩不已：季先生和年长他四岁、只有小学文化的妻子彭德华历经坎坷，恩爱如初，留下一段婚恋佳话。

　　十一年生死不明：娶了你就不能伤害你

　　季羡林1911年8月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一个农民家庭。季羡林的父亲兄弟十一人，因为家贫，五兄弟被送人，下落不明。余下的六兄弟有五位生下女儿，季羡林成为季家的一根“独苗”。年幼时的季羡林在叔父的培养下，饱读诗文和小说，才华过人。1930年，季羡林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录取，季羡林选择了清华。

　　早在1929年，季羡林就被叔父安排了一门亲事，与年长他四岁的彭德华结为夫妻。彭德华是季羡林叔叔的邻居，只有小学文化。步入洞房的季羡林内心有些忐忑，担心夫妻间缺乏共同语言。季羡林很喜欢读小说，他的堂妹们都和他一起躲过大人的监视读《红楼梦》、《西厢记》等，内心充满浪漫的情怀。季羡林问彭德华：“你喜欢读小说吗?”彭德华摇摇头说：“我从来没读过小说，不知道喜不喜欢。”季羡林对她不由得有些失望。但是日后的婚姻生活里，季羡林感觉妻子虽没什么文化，但聪明、有智慧、品行端庄，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1935年9月，季羡林被清华大学公派到德国留学。到德国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季羡林所在的哥廷根大学成了一座与外界隔绝的孤岛，大多男同学都被征召去打仗了，学校里只留下女同学和少数外国留学生。“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同学们都望眼欲穿地盼望家书。季羡林连盼的奢望都没有，他知道老实的妻子不会给他写信，那时，也不可能收到遥远的中国的信。战火纷飞中，季羡林很担心家中的老人妻子和幼儿，他夜夜失眠，从此患了失眠症。

　　焦虑万分却又无可奈何的季羡林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学习上，只有疯狂地学习，才能让他暂时缓解对家人的思念和担忧。季羡林的勤奋好学引起一位女同学的青睐，她叫伊姆加德。因为季羡林不会使用打字机，在写博士论文那几年，他经常到友人迈耶家里，请他们的大女儿伊姆加德打字，季羡林则坐在伊姆加德旁帮助她认识他那潦草的字迹，往往工作到深夜。正值妙龄的伊姆加德皮肤白皙，貌美如花，是很多男同学倾慕、追逐的对象。季羡林对伊姆加德的情感了然于心，但他不动声色，依然发疯似的学习。

　　不久，参加战争的男同学纷纷回校。出发时他们都是英俊健康的青年，回来时却大都成了残疾人，不是少只胳膊，就是被炸掉了一条腿，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在楼道里此起彼伏，让人听了寒心。伊姆加德炽热的目光里渐渐有了难掩的忧伤。她既为眼前的情景感伤，又为自己的爱情而忧郁。一位男同学看不过去，忍不住说季羡林：“伊姆加德那么美丽可爱，我不相信你不动情!”季羡林平静地说：“我没有资格动情。”“你怎么没有资格?每个人都有爱和被爱的资格!”季羡林说：“我家里有妻子。”“有妻子怎么了?你的事情我们又不是不了解，你那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说不好听点儿，就是包办婚姻。而且你们已经那么多年没联系了，国内到处都在打仗，家里人是死是活你都不知道，你还固守什么?”“我固守的是夫妻感情。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既然选择了娶她，就要负起责任!”

　　季羡林的话辗转传到伊姆加德耳中，她无声地哭了。她说她理解季羡林的选择，她也相信爱情就是一爱到底。同学听出了伊姆加德的话外之音，善意地提醒季羡林：“你想过没有，如果伊姆加德为了你终身不嫁，你会心安吗?你只考虑到不让你妻子受伤害，伊姆加德也会受伤害呀!”

　　季羡林长叹一声，黯然无语。他在日记中写道：“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更真实的原因，其实是季羡林不能放弃糟糠之妻。

　　1946年5月，季羡林拒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执意回到日思夜想的祖国。见到阔别11年的妻子，季羡林不禁潸然泪下。当年离别时，妻子的额头还光洁饱满，如今她的额头和她的双手一样变得粗糙，布满了折皱。季羡林看着沉默依旧的妻子，慨然长叹：“家贫、子幼，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回国后的季羡林应邀在北京大学执教。精通12种语言的季羡林，在北京大学仅当了一周的副教授，就被直接提升为正教授、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此时的季羡林刚满35岁。他没有忘记老家的妻子，他把妻子接到北大，夫妻俩在美丽的未名湖畔团聚。

　　生死抉择：赴死的身后有妻子的泪眼

　　季羡林和妻子团聚后，过了一段幸福平静的生活。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季羡林成了被批斗的对象。一天夜晚，季羡林和妻子刚刚睡下，一群人气势汹汹来抄家，季羡林见妻子吓得噤若寒蝉，不禁心如刀割。彭德华见丈夫精心收藏的古玩字画很多都被毁掉，心疼得直掉眼泪。季羡林用眼神安慰她：“只要人好好的，东西不要紧。”人群散去后，季羡林和妻子回到卧室。季羡林见妻子精心为他准备的热水袋也被那群人刺破，热水流了一床，忍不住怒火中烧。彭德华劝慰丈夫：“不要紧，我把被褥都换掉，再为你换个热水袋。”

　　躺到温暖干爽的床上，握着妻子的手，季羡林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季羡林有强烈的预感，那些人不会就这么放过他，抄家只是序幕。季羡林对妻子说：“如果我倒下了，你一定要挺住，家里还有老人和孩子，全靠你撑着。”妻子无声地回握住季羡林的手。

　　此后的一段日子里，季羡林每天都要被拉出去批斗，有人对他又撕又打，有人竟把浓痰吐到他的脸颊上。季羡林每天回到家里，彭德华都默默地为丈夫清洗伤口，细心地为他涂抹药膏。夫妻俩很少交谈，偶尔目光对视，季羡林从妻子的眼神中看到剜心的痛楚。季羡林知道妻子心疼他，不光心疼，还要为他担惊受怕。

　　每天被拉出去批斗时，妻子都眼巴巴地看着他。每次回家来，妻子眼神里先是惊喜，很快又被痛苦淹没。日子久了，季羡林夫妻俩的精神都濒临崩溃。

　　对季羡林来说，士可杀，不可辱。季羡林打定主意，决定自杀，于是开始暗中计划。他把治疗失眠用的药片悄悄积攒下来。终于攒到了足够多的安眠药，季羡林却又为在哪里自杀犯了愁。

　　家门有人守着，不能随便外出。如果夜晚在家里自杀，让妻子第二天看到他僵硬的尸体，该是多么惊骇和悲痛!而且她日后还要在这个家里生活，那对她会是怎

　　样的折磨?想到这里，季羡林立刻放弃了在家里自杀的念头。不仅不能在家里自杀，而且还要找一个隐蔽的地方，不能让妻子看到他的尸体，不能给她留下任何阴影。

　　季羡林想到圆明园里有一片池塘，池塘里长着高高的芦苇，如果躺在芦苇丛中服下安眠药自杀，很难被人发现。季羡林又想到，如果自杀在荒芜的芦苇丛中，会被野兽或者鸟类发现，经过一番撕扯咬啄，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热爱文学、追求完美的季羡林很难接受这样的结局，但一想到这样做不会给妻子的心里留下难以忘却的阴霾，他宁愿选择这种方式。

　　季羡林把积攒的药片装进一个布袋里，找出存折。看着存折上不多的存款，季羡林一阵揪心，上有老人下有幼子，靠这么点儿积蓄生活，只能过节俭的日子了。季羡林强忍住泪水，不让它流下来掉到存折上。季羡林把存折递给妻子，彭德华默默地接过存折，她的眼里也饱含着泪水。她紧咬着下唇，不让眼泪掉下来。

　　季羡林带着满满一包安眠药，正准备翻墙逃到圆明园去，却传来了擂门声，那些人又要来揪他出去批斗。季羡林的自杀计划就此搁浅。半夜，他带着满身的新伤回到家里，妻子的脸上显露出了一阵重生般的狂喜。她给季羡林清洗伤口，大滴的眼泪成串地落下。季羡林知道妻子什么都明白，她只是不说出来。

　　季羡林好奇地问她：“既然你不想让我死，为什么不阻拦我?”

　　彭德华擦了把眼泪说：“现在这世道，活着比死还苦。我愿意替你受苦，照顾好老人和孩子。”

　　妻子的话，让季羡林忍了很久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对妻子承诺：“你放心，不管多苦，我都要和你一起熬下去，不能把苦丢给你一个人承受!”

　　季羡林彻底打消了自杀的念头。“文革”过去后，季羡林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因为长时间的挨批斗，给他的身心留下很深的创伤。他走路含胸驮背，不敢抬头。妻子每天无微不至地关心他，每天做他最爱吃的饭菜，不需要他说任何话做任何事。宽松的家庭环境让季羡林得到很好的恢复。过后回忆起那段日子，季羡林常常说：“我很庆幸在这些黑暗的日子里，德华一直在身边陪着我。”

　　有一次，季羡林主动和妻子谈起伊姆加德，彭德华静静地倾听，既不插话也不发表意见。季羡林感叹地说：“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好不好。她现在年纪也大了，也许不会有多少人记得起她。”“你心里挂念，就去看看。”彭德华突然开口说。季羡林愣愣地看着妻子，半天说不出话来。面对沉默寡言的妻子，纵然有万般感谢，他也说不出口，说出来就变了味，显得自己矫情。

　　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来到哥廷根。此时距离上次离开已经过去了34年。34年后重返校园，季羡林百感交集。他四处打听伊姆加德的消息，却没人知道她去了哪里。因公事出国的季羡林没来得及仔细寻找伊姆加德，就匆匆率团离开了哥廷根。

　　季羡林知道妻子心里牵挂着伊姆加德的情况，他反过来安慰妻子道：“她是一个美丽娴静的女子，肯定能找到意中人，过上幸福的生活!”彭德华相信丈夫的判断，想到那个异国女子也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她露出难得的宽慰的表情。

　　天堂相聚：质朴夫妻还要续写奇妙姻缘

　　彭德华扫除了季羡林的一切后顾之忧，让他潜心做学问。在妻子的全力支持下，季羡林翻译了《罗摩衍那》(七卷)，《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并著有《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牛棚杂忆》等。季羡林不仅著作等身，而且在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被誉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丈夫成为国学大师，彭德华一如既往做她的贤妻良母。彭德华和过去一样，对季羡林的学术研究不闻不问，也不探究其中的意义。一年冬天，北京下了一场很大的雪，彭德华打开屋门，见大门外的雪地上写了很多字，她没有多想，就把门前的雪连同那些字清扫干净。

　　季羡林起床晨练，一位教授羡慕地对他说：“大清早我就看到很多年轻的学生蹲在你家门前的雪地上写祝福语，密密麻麻写了很多，我看了都很受感染，很感动!”季羡林有些茫然，他根本没看到学生为他写的祝福语。季羡林明白，一定是妻子扫雪时把那些字扫掉了。雪地留言的奇观惊动了很多人，不少人向季羡林提起这件事。彭德华心里有些不安，担心丈夫责怪她。季羡林反过来安慰她说：“没事儿。那些祝福你看到了，就等于咱们收到了。”彭德华不好意思地说：“我都没仔细看，我上小学时学的那千八百个字，早就还给老师了。”

　　季羡林幽默地说：“还给老师好，没有负担了。别人给我的那些个称号，我早晚也要想办法去掉。”季羡林很喜欢妻子一生朴实无华，本色地做她自己，不需要任何修饰。在妻子的影响下，本来就随和的季羡林更加没有大师的架子，功名卓著的他既没有高处不胜寒的冷清，也没有曲高和寡的痛苦。

　　1993年底，彭德华病重。季羡林放下手头的工作，陪在妻子的病榻前陪她聊天。回忆起在德国留学的11年，没收到家里的只言片语，季羡林对妻子说：“那时候我多盼望你能给我写封信啊!诗里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对我来说，家书抵亿金。”彭德华腼腆地笑着说：“不是没想过写信。你知道我这个人从不撒谎，到处都在打仗，家里粮食不够吃，还要四处躲藏。不写信是想让你安心学习，不让你担心家里。”“我能不担心吗?”“有我在，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妻子朴素的一句话让季羡林感慨良多。当初去德国留学，原本定的是三年，出国时家里就已经捉襟见肘，他也是犹豫再三才决定出去的。因为打仗，有家难归，三年的学业被延长到11年。战乱中的11年，靠一个弱女子支撑偌大一个家，她需要多大的勇气!

　　“你有没有想过，我万一回不来呢?”

　　“不管你回不回来，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家支撑下去。”

　　季羡林再次热泪盈眶。妻子仅仅小学文化，她没有读过任何一本浪漫的爱情小说，也从不跟他谈情说爱，但她对爱的理解是多么深刻。爱就要爱到底!妻子做到了，季羡林也做到了。

　　1994年，彭德华安然离世。痛失妻子的季羡林写了篇散文《我的妻子》，文中说：“她对我一辈子搞的这一套玩意儿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她似乎从来也没有想知道过。在这方面，我们俩毫无共同的语言。

　　“在文化方面，她就是这个样子。然而，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上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她是一个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她对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诚恳，从来没有说过半句闲话。她不会撒谎，我敢保证，她一辈子没有说过半句谎话，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她应该榜上有名……德华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妻子病逝后，季羡林的身体状况也大不如以前。病榻上的季羡林仍旧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著书立说。2006年季羡林出版《病榻杂记》。在《病榻杂记》中，季羡林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外界给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季羡林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已在天堂的妻子：“三项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男同短篇小说篇5

　　让—皮埃尔·莱奥德（JeanPierre Leaud）所饰演的安托万·杜瓦内尔拥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严肃气质，仿佛早在影片所展示的故事开始之前就承受过莫名的心灵创伤。《四百下》是演员莱奥德与导演特吕弗长期合作的开始，在短片《安托万与柯莱特》（Antoine and Collette，1962）、正片《偷吻》（Stolen Kisses，1968）、《婚姻生活》（Bed and Board，1970）、《爱情狂奔》（Love on the Run1979）中两人延续了安托万这一角色。这几部影片各有优点，《偷吻》更是特吕弗最好的作品之一，但《四百下》以其简洁的风格、丰沛的情感自成一格。这是特吕弗的第一部长片，也是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开山之作之一。我们感到这部影片是特吕弗的肺腑之作，他将它献给声望卓著的法国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Andre Bazin），当特吕弗处于人生转折点时，是巴赞将这个没有父亲的年轻人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帮助他拜托动荡不安的生活，走上电影创作之路。

　　《四百下》很少为制造某种效果而做什么处理，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使最后一幕更有冲击力。影片向我们展示的安托万只有十几岁，跟母亲和继父一起住在一套没有电梯的狭小公寓里，进进出出都得从别人身边挤过去。他的母亲（克莱尔·玛瑞埃尔【Claire Maurier】饰）一头金发，喜欢穿紧身上衣，贫困的生活、爱惹麻烦的儿子以及与男同事的婚外情使她心烦意乱。他的继父（艾尔伯特·雷米【Albert Remy】饰）还算不错，为人随和，对继子也挺友好，但两人间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父母双方都难得在家，也没有耐心去关心孩子。他们仅仅从他的外表来判断他的品行，不然就听信那些误解他的人所打的小报告。

　　在学校，安托万被老师（居伊·德康比【Guy Decombie】饰）打上了捣蛋鬼的标签。他的运气很不好，同学们传阅的性感美女挂历一到他手上就被老师逮住了。他到墙角罚站，却向同学做鬼脸，还在墙上写了一首小诗。老师罚他写出这首大不敬的作品的各种变位，他因此没能完成家庭作业，又不想空手回学校，索性装病逃学。第二回缺课，他则说母亲去世了，可她却好端端地出现在学校，并且怒气冲天，于是他成了说谎的孩子。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安托万在权充卧室的小壁龛里全神贯注地阅读巴尔扎克，这位文豪所记述的人间百态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法兰西作为一个国家对自我的认识。他对巴尔扎克无比热爱，老师要求他作文记述生命中的一件大事。他便写了“祖父之死”，几乎完全照搬巴尔扎克，因为后者的文字早已烙印在他的脑海里。然而，这篇作文并没有被当成向巴尔扎克致敬之作，反而被视作抄袭，这下，安托万的麻烦越来越大，情况从此急转直下。他与朋友合伙偷了一部打字机，又无法出手，去归还时给逮了个正着，于是他被送进了少年管教所。

　　安托万的父母将他丢给社会机构的情景是全片最令人心碎的一幕。做父母的与少管所工作人员谈话时神情悲哀，显然认为这孩子已经没救了：“他就算回家也只会再逃跑的。”于是，警察将安托万登记在案、关进拘留室，随后又把他和妓女、小偷一起塞进警车，驶过巴黎黑暗的街道。他透过铁栏向外望，那张脸如同狄更斯笔下的少年英雄。同样的表情在片中其他地方反复出现，画面总是黑白的，背景总是严寒时节的巴黎，安托万总是竖起外套领子抵御寒风。

　　特吕弗这部影片并不是一曲挽歌，也不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影片标题“四百下”本身是一句俗语，意思是“闹事儿”；片中还有不少诙谐的地方，例如下面这个妙不可言的场景：镜头俯视街道，只见一位体育老师领着男生们在巴黎街头跑步，学生们一对一对地溜走了，只剩下老师在前头跑，身后跟着两三个男孩。片中最欢乐的一幕来自安托万所做的一件傻事：他给巴尔扎克点上蜡烛，却把纸板做成的小神龛烧着了。幸好他的父母扑灭了火，他们虽然生气，终究难得地原谅了他一回，全家人随后去了电影院，回家路上有说有笑。

　　上电影院的情节在《四百下》中多次出现，与之相伴的是安托万仰起他那张严肃的脸望着银幕的画面。我们知道特吕弗本人年少时总是一有机会就溜到电影院去。片中有这么一个镜头，安托万与朋友一起走出影院时偷了一张明星海报，这一幕后来在特吕弗的另一部影片中得到引用。在《日以作夜》（Day for Night，1973）中，特吕弗亲自饰演一位电影导演，一个闪回镜头表现了这个角色的童年回忆：年少的他沿着漆黑的街道溜到影院门口，揭下一张《公民凯恩》（Citizen Kane，1941）剧照。

　　弗朗索瓦·特吕弗曾反复表示，是电影挽救了他的人生。电影令这位一度十足的顽劣学生找到了人生的追求，在巴赞的鼓励下，他成了电影评论家，又在27岁生日之前创作了这部电影。许多人认为法国新浪潮标志着古典电影与现代电影的分水岭，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特吕弗大概是最受欢迎的现代导演之一，他的影片能令人感受到电影创作最深沉、最饱满的激情。他喜欢挖掘老电影中的特殊效果，典型例子包括《野孩子》（The Wild Child，1970）中的圈入圈出镜头，他另几部影片的叙事手法；他也喜欢向大师致敬，《黑衣新娘》（The Bride Wore Black，1968）、《骗婚记》（Mississippi Mermaid，1969）均可以见他的偶像希区柯克的影子。

　　特吕弗（1932—1984）年仅52岁便死于脑瘤，可谓英年早逝，然而他在短短的一生中留下了21部影片，短片和剧本还不算在内。他的《零用钱》（Smal Change，1976）再一次表现了令他记忆犹新的学校生活，表现了比安托万·杜瓦内尔更年少的学生们，更回忆起了当墙上挂钟的指针一点点逼近下课时间时，教室内那种令人难以承受的紧张气氛。即使再一年前拍一部片子的忙碌时期，他仍然能挤出时间来写作，评论其他影片和导演；他甚至对希区柯克做了一次长长的访谈，逐部讨论后者的作品，并根据访谈内容写出了一部堪称经典的谈话录。

　　男同短篇小说篇6

　　对话者简介

　　张楚:1974年生,男,现供职于河北省唐山滦南县国税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合同制作家。从2001年起,已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青年文学》《上海文学》《山花》《中国作家》等杂志发表小说50余万字。其多部中短篇小说入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21世纪文学之星2005年卷》等。作品曾获河北省优秀作品奖和第10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2004年《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等。

　　张昭兵:男,山东微山人。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及当代文学批评。曾担任《芳草》文学杂志(网络版)“现场评刊”评论员,《山花》杂志“全国大学生原创小说展”栏目专评,主持过《延河文学月刊》的“博士论坛”,参与创办并主持《青春》杂志的“青春热评”栏目,龙源期刊网“名家名作”栏目的签约作家。已做过多位当代著名作家的访谈,发表文学评论及研究论文近二十万字。

　　张昭兵:“唐山大地震”作为一次地质事件已是历史,但作为一次精神事件,却依然空气般弥漫在当地的现实生活中,氤氲在几代人的心灵世界里。作为唐山人,作为作家,这次大地震对你的影响应该是多方面、多层面的吧,请具体谈一谈好吗?

　　张楚:唐山大地震时,我刚刚两周岁。我父亲当时在外地当兵,据我母亲说,她是抱着我从窗户里跳出来的,这对当时的她应该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因为半个月后,我弟弟就出生了。我们家的房子没塌,但没人敢住,全住在简易棚里。我还记得简易棚里的床太短,晚上大雨,晨起时我母亲的腿浮肿得非常严重。马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说,一个社会中记得某件事情的人数超过了一个门槛限度就可以称作为共同记忆。对亲历过灾难的唐山人来讲,那次死了24万人的“共同记忆”已经用刀刻在心里,他们懂得感恩,所以汶川地震时,唐山人光捐款就4.2亿,那确实是种骨子里对亲人的疼爱与怜惜。而就我的“个人记忆”而言,那年的地震就是一个依稀的梦魇,不太真切,但委实存在。我在小说《刹那记》里曾经写道,“整座城市死了二十四万人,据说当时天崩地裂鬼哭狼嚎。有时候樱桃会胡乱地想,这座城市是个栖息着诸多幽灵的城市,那些魂灵并未抛弃苟活下来的亲人,他们在黑夜里孑孓徘徊,在风里睡眠在麦田里散步,同时嘴唇里发出虚无的、忧伤的叹息。”我写这些字时,内心里是茫然的。

　　张昭兵:你有一个中篇小说名字叫《疼》,“疼”似乎是你大部分作品共同的主题,它的含义大概有两个,一是“疼痛”,二是“疼爱”,也就是说一半是伤害,一半是抚慰。请问这样的写作倾向与你本人的成长经历有关吗?

　　张楚:小时候经常随父亲跑东跑西,在山西大同时我们家住山沟,没有小学三年级,他就把我寄养到城里的老乡家,住了半年就得了过敏性紫癜,搬进了医院。我觉得医院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非常丑陋的仙境:有人很快出去,有人再也没有出去。当你在里面吃喝拉撒睡、打针输液做化验,翌日醒来仍然安然无恙,你就会觉察到异样的甜美和忧伤。那段经历让我体验到生命黑暗的一面,也让我体验到生命明亮的一面,黑暗与明亮总是纠缠不休,伤害与抚慰也总是息息相关。我的很多小说里,好像也总有这样的气息。

　　张昭兵:税务官张楚与小说家张楚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张楚:公务员张楚是我的物质生活,小说家张楚是我的精神生活。税务官张楚在同事眼里粗俗、世俗,小说家张楚在朋友眼里真心、真性情。不管怎样,他们都是我自己。

　　张昭兵:为什么会走上写作之路?是因为儿时的梦想,现实中的某些诱因,还是因为自己天生就是个作家?你认为成就一个作家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张楚:我上小学时特别喜欢武术,迷恋《射雕英雄传》。在大同时我曾央求父亲送我去武术学校,但被他严词拒绝了。还喜欢看小人书。喜欢小人书也跟武术有关,从摆摊的那里看完了《萍踪侠影》、《七剑下天山》和《飞狐外传》,5分钱一本。当时对写作文还是很惧怕的。有次刚学完《鲁迅踢“鬼”的故事》,老师让写篇破除封建迷信的作文,不会写,我妈就给我编了个故事,说跟弟弟去看电影,走山路的时候发现了一堆黑影,以为是鬼,恰巧部队的叔叔来了,用手电筒一照,原来是几头从猪圈里跑出来的猪。作文被老师表扬了,自己也有了信心,觉得不再怕写东西。上初中的时候老幻想能当作家,还给自己起了很多笔名。其实在写作上我是个极度不自信的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鼓励自己说:你还是有点天赋的,除了写,你还能把什么事做得更出色些呢?

　　在我看来,敏感、自卑、善良、睚眦、骄傲,都可能是成就一个作家的因素。

　　张昭兵:《多米诺男孩》的语言比较诗化,结构有点散文化,整篇小说像一首青春咏叹调。小说发表在《大家》2008年第2期上,但是我注意到小说1998年秋就已完成,为何时隔十年之久才拿出来发表呢?另外,这篇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与你目前对小说的理解相吻合吗?田耳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说法――小说的思维,你认为小说需要怎样的思维呢?

　　张楚:其实当初写这篇小说完全是因为太喜欢《多米诺女孩》了,小说本来有个前言,就是“献给作家李冯”。写这篇小说时我在镇上的税务所上班,天天捧着李冯的《中国故事》看,有点心不在焉,有点无所事事,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是篇只有我在二十三四岁才能写出的故事,里面有对性的幻想,尽管这幻想有点抑郁,有点洁癖;里面也有对理想幻灭后的失望,因为我仿佛已经置身于烟尘滚滚、鸡毛蒜皮的世俗生活中。小说写完后就不知道丢到什么地方,若干年后找出来,觉得还不错,主要是怀念里面的那种有点甜又有点腐烂的青春气味吧?后来给了朋友郑小驴,不到两个月就发了。那是我在双月刊上发得最快的一个中篇。不过好像还给他们造了点麻烦,有人去宣传部门告状,说是黄色小说。尽管事情后来平息了,但我对某些国人在性上的敏感与龌龊还是耿耿于怀。在我看来,这是篇非常干净美好的小说。我现在再也不会那样写小说了,也许是年龄的关系,我已经厌倦了在小说里耍花腔。小说需要技巧,但技巧不是小说最核心的部分。田耳关于“小说的思维”的说法很好。在我看来,小说的思维其实就是一块判断好作家和庸俗作家的试金石。

　　张昭兵:《刹那记》似乎是《樱桃记》的续篇。樱桃曾经遭遇的伤害还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而继父的形象却作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为什么不把两个中篇合成一个小长篇来写呢?有没有把樱桃的故事再继续下去的打算?

　　张楚:《樱桃记》里的矿工继父在《刹那记》里已经死了,所以我让樱桃的母亲另嫁他人,也就是那个鞋匠。《樱桃记》写于2003年,《刹那记》写于2007年。写《樱桃记》的缘起是弟弟的一个同学,我从小就认识她,长得又黑又胖,大概是我见过的最丑的小女孩。上初中的时候,她收到一封倪萍姐姐的回信,但有男同学说是假的,于是她写了封血书,拿了菜刀要跟那个男孩决斗。20年后我在邮局看到她。她还是那个样子,只是五官膨胀了一些。她穿着臃肿、油亮的羽绒服足足打了半个小时的手机。当然,她肯定不知道一个男人在观察她、揣摩她。后来听人说,因为长得丑,只得从县城嫁到农村。很长一段时间,她晃着走路的姿势、总是攒着眉头的样子让我心里觉得很难受。于是就写了《樱桃记》。这其实是个短篇,从被一个坏男孩追逐戏弄开始,到她奔跑着追逐男孩结束,这个过程,其实是性心理复杂成长的隐痛过程。当年这个小说获了“大红鹰”文学奖,很多朋友也喜欢,于是我琢磨她稍稍长大后的样子。我是个没有计划的人,直到2007年冬天,我又想起了樱桃,于是顺手写下去,没想到写得很快,35000字只写了十来天。后来给了《收获》。《人民文学》和《南方论坛》去年在凤凰召开青年作家论坛,施战军老师碰到我时说,《刹那记》是篇“可以留下来的小说”,让我小小得意了一番。

　　本来今年有个打算,继续写写樱桃,连小说名字也想好了,但里面很多细节还很模糊,于是还在等。我是个很有耐心的人。

　　张昭兵:《夜是怎样黑下来的》与《被儿子燃烧》似乎可以对照着阅读,都是写的父子关系,所不同的是后者着重于人物外在行为的“燃烧”,而前者着重于人物内在心理的明暗;后者更具有原生态的乡土气息,而前者更像是知识分子带自虐倾向的心理分析。请问你是先写出的哪个作品呢,你本人怎么理解这两个作品的关系?

　　张楚:《被儿子燃烧》写于1998年,其实是我舅舅的真实故事,《夜是怎样黑下来的》写于2007年,其实是我同事的真实故事。如果你不提这个问题,我根本想不起来这两篇小说会有关联,呵呵。我的好朋友、作家黎晗读了《夜是怎样黑下来的》,给我发短信,说:一个脏的父亲对儿子净的生活的期待,居然有了救赎的苦楚;老辛与其说是害怕张茜这个准儿媳,不如说是检讨自己的一生。我觉得黎晗把这篇小说看透了,因为《裸者与死者》的作者诺曼?梅勒说过:“重要的不是你说的,而是你没说的。因为字里行间所表达的意思才是最重要的意思。”

　　张昭兵:我个人认为《地下室》是个很饱满的作品,两个主要人物宗建明和曹书娟的性格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向了两个极端,反而形成了一个球形的相互吸引的磁场。小说撑圆了情节,便同时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感受和思考的心理空间。请问你本人如何评论这个作品?

　　张楚:《刹那记》写完后有点累,因为《刹那记》是正襟危坐着写的,于是特想随心所欲地写一个。这就是《地下室》。我个人很喜欢这篇小说,但它的发表却很坎坷,先后被《人民文学》和《十月》终审时毙掉。后来我给了何锐老师,何老师说,调子虽然有点灰,但还不错。我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读过它,从来没有人跟我好好聊聊它。它在我的小说里是个异类,它有故事,但故事被我消解得很安静,它也有离奇的情节,但情节被我轻描淡写地化掉,总之它即便到了高潮的地方,也是在隐忍地呻吟。我觉得只有那些很静的读者,或者情感繁复的人,才会疼惜它吧。

　　张昭兵:《大象》写得很感人,但读起来还是觉得不太过瘾,可能在结构上有点问题吧,为什么要设置劳晨刚这条线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引出白血病女孩的亲生父母以便与养父母形成对照吗?白血病女孩的形象宛如天外之音,纯净但也虚飘,为什么不直接聚焦这个女孩,而刻意把养父母和亲生父母推向前台,这样的处理想达到怎样的艺术效果呢?

　　张楚: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如果直接写明净这个女孩,按照传统小说的笔法一点一点推进故事,就没意思了,太平。当时正在读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很是艳羡,便想何不东施效颦?这个故事由两条线索分别展开:一条线索是,孙志刚、艾绿珠夫妇为谢恩进城寻找曾资助过养女孙明净治疗的捐款者,却在进城的过程中不断遭受侮辱侵害,欲报恩而不得;另一条线索是,孙明净的病友劳晨刚替她寻找亲生父母,试图说服他们为之移植骨髓,却被他们拒绝。在小说前面部分,人物的动机一直隐着,只是展示他们的外在行止,而当动机显露出来,我觉得,之前人物一个个看似琐碎甚至猥琐的举动会获得完全相反的意义,而一直潜伏的力量也会随之爆发出来。

　　北大的陈新榜老师评论这篇《大象》时说:“作者开始时只从外部观察人物,随着叙述的展开,对人物心理的刺探悄然增加、深入,让读者不知不觉中走进人物内心,一同体验他们的多舛命运和汹涌情感。本篇精心的结构也在小说里被‘不经意’地点出了――‘不相交的两条直线叫平行线;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与它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人物关系的枢纽孙明净在小说中没有直接现身,当平行而不交叉的孙氏夫妇和劳晨刚即将相遇之时,小说戛然而止,给人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作者本篇所用的双线结构以及铺垫照应的细密编织能力《多米诺男孩》(《大家》2008年第2期)中就已颇为纯熟,在此处,由于故事的强大吸力,这些技巧的运用更显无形。总之,一方面,对孙志刚们生活现实的发现和心灵世界的挖掘,使作者完全摆脱了炫技的空洞;另一方面,不动声色的冷静叙述巧妙地遮掩着那些最动人的内容,有效避免了此类题材易见的煽情感伤。于是,《大象》给人的感觉如同海底岩浆一般,不停地被海水冷却,却始终炽热地翻滚喷涌着。”

　　我觉得他说得很好。

　　张昭兵:与此相似的是另一篇小说《细嗓门》,这篇小说在情节上可谓煞费苦心,好象前面所有的叙述只为了成就最后揭示一起杀夫案的谜底,幸好还有林红心中那只儿时的“红乌鸦”和包里的那盆微型蔷薇,不然小说也就成了一篇故弄玄虚的侦探故事了。请问你本人怎么看这个作品?

　　张楚:这篇小说我写得非常累。作为一个中篇,写作之前偏偏故事没构思成熟。这个小说起源于我的两个高中女同学。其中一个离婚了,另外一个打电话给我,让我安慰安慰她。女同学丈夫有外遇,她于是提出离婚,男人死活不肯,后来在她终于偃旗息鼓后,丈夫却执意要求离婚。她只好净身出户,把房子留给丈夫,女儿也被判给丈夫。她手里捏着男人打的一张三万块钱的欠条,拎着个皮箱,独自去汾阳继续经营她的灯具用品。我想到了这两个女人年轻时的样子。那时她们的眼睛都很大,瞳孔里满是欢喜。她们非常要好,像《细嗓门》里描写的那样,穿一样的衣服,梳相同的发式。到了课外活动,她们就买些零食,边吃边大声朗读张晓风的散文。多年后我还记得阳光安谧地照耀着她们脖颈上的细小汗毛的场景,也许,对于一个男孩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场景更纯净。于是,我开始构思这篇小说,我打算让一个女人去探望另外一个受伤害的女人。她想帮助朋友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在最初的打算中,我想把它写成埃.萨瓦托《暗沟》那样的心理小说,一点一点进入,用最缓慢的速度和最精确冷静的语言,如剥茧丝。但是由于能力有限,小说最后的样子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

　　张昭兵:我本人比较喜欢你早期的两个作品《曲别针》和《关于雪的部分说法》,我认为这两个作品对未知空间都有一种试探性的触摸,而又能把握一定的分寸,从中可以感受到文学在现实的泥淖中轻轻一跃的独特魅力,请问你本人对此有何看法?

　　张楚:这确实是我早期的两篇小说。还是说说《关于雪的部分说法》吧,关于《曲别针》,我说得已经够多了。2000年我刚学会上网,经常去网易的一个聊天室。那时大家都喜欢公聊,你一句我一句,热闹非凡。其中有个叫“天狗”的男孩,老在聊天室里等“刀鞘”。大家都知道“刀鞘”是舞蹈学院的学生,跳芭蕾的。大家喜欢看她跟“天狗”在聊天室甜言蜜语。他们商量着一些重大的私人问题,比如结婚。他们一个在青岛,一个在沈阳。于是,在青岛还是在沈阳结婚、结婚时开奔驰还是开宝马――诸如此类的琐事经常让他们争吵、伤怀、愤怒……“天狗”和“刀鞘”的故事时断时续上演着,直到有天“天狗”喝多了,跟我说了实话。他说“刀鞘”出去卖淫得了性病。我说“刀鞘”怎么会去卖淫?那么好的姑娘。“天狗”说“刀鞘”哪里是什么姑娘,是个男孩啊,家里穷,又喜欢花钱,人又笨,出去卖,跟人家就睡了,结婚早晨醒来,人家早走了,他只得把祖父赠他的一块上海牌手表押在酒店……他说的很随意,我则不是一般得震惊。“天狗”和“刀鞘”原来是对同志爱人。后来聊天室关闭,那些从未谋面的朋友从此各奔东西。一晃多年,“天狗”和“刀鞘”生活得如何?不得而知。“天狗”其实是个职校毕业生,父亲是海员,母亲开了家美容院,他在店里帮忙给客人洗头。后来父亲患癌症去世,母亲找了男朋友,便想把他送到国外。聊天室关闭后我鸟枪换炮,开始在“新小说论坛”玩。论坛刚开张不久,多是些浙江作家在那里贴小说。有天我看了艾伟的《一起探望》,不动声色,温和冷酷,是个隐讳的同志故事。于是我想起了“天狗”。于是就有了这篇《关于雪的部分说法》。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写“天狗”的故事。写得时候有些心虚,毕竟对他的生活了解不多,于是不得不投机取巧,加了一条副线,那就是“我”和“我老婆”的故事。两条线交织在一起,写起来就顺手许多。我没有见过“天狗”,只是和他聊过天,但我对他说话的方式非常熟悉。那年冬天,美容院打烊后他会经常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以前做过电台DJ,还为一种男士香水拍过广告,当然,在广告里他不是主角,他只是扮演香水购买者,而且只有一个侧脸镜头。他还学过柔道,到底是几段我已忘却。他还为青岛晚报拉过广告,不过由于费用低廉只好收手。他还擅长哪些技艺?他强调说,他会做鲁菜、会唱美声、会针灸、会拍DV电影,还养过一条狼……总之他的生活丰富多彩。有时他的话又离谱,让我不得不怀疑事情真实性,比如说,他的同学在新西兰想家了,他母亲便派了一架私人飞机把他接回来……写作的时候,我耳边一直回响着“天狗”的声音,也许他的声音让我印象格外深刻。小说写到中间部分,便堵塞了,我该怎么样安排人物的结局呢?后来有天喝了酒,喝了酒我会无端伤感,于是我便让小说里的“颜路”死了,还让他当了把凶手。说实在的,我觉得挺对不起“天狗”的。

　　小说写完后,给了几家杂志,但因题材缘故,一直在手里压了五年。后来连内容也淡忘了。等拿出来读,竟有些陌生。也许以后我不会写这类题材的小说了。在我看来,“同志”跟“非同志”除了恋爱的对象不同,在爱情中表现出来的嫉妒、宽容、残忍和惩罚欲并不二致。应该是这样子吧。

　　张昭兵:你把很多小说献给了孩子和女人,孩子多半病态或早夭(如《U型公路》、《安葬蔷薇》、《樱桃记》、《献给安达的吻》),女人多半外表偏执而内心柔弱(如《草莓冰山》、《长发》、《穿睡衣跑步的女人》、《惘事记》等等)。请问这种“弱者情结”何以会在长相帅气英俊的作家张楚心中总也挥之不去呢?

　　张楚:我的朋友曹寇曾经说:他很佩服那些能书写一个女人命运的男性作家。《包法利夫人》写女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完全是个情绪线索,串接的是十二钗;沈从文的几个代表作,《萧萧》、《边城》和《丈夫》也无不是写女人;汪曾祺《大淖记事》里那个姑娘给十一子灌尿治病时,先自己尝了一口,委实让人动容。兴许,男人不具备怜香惜玉之情大致是当不了好作家的?

　　我想,男人如果能像苏童、毕飞宇那样把女人写活,是不是一件值得格外骄傲的事?

　　张昭兵:你很会给小说取名字,每篇小说的名字都很有味道,我想知道你是先取好名字再写呢,还是写完再取名字,还是写着写着就有了名字?

　　张楚:一般情况下都是先起好题目再开始写作。也有想不出名字先写的,比如《疼》和《细嗓门》。

　　张昭兵:我注意到你的语言叙述渐趋成熟、老道而有力,你喜欢自己现在的语言吗,在语言上你有怎样自觉的追求呢?

　　张楚:年轻的时候激情澎湃,喜欢用欧化的复句,后来老了,就喜欢用短句。写《刹那记》的时候,我老在读《宋词三百首》,我觉得那些词人太牛了,景色描写真是让人叹为观止满嘴生香。另外,我觉得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最好不要去刻意追求,他的生活会把他锤炼成一个用某种方式说话的人。

　　张昭兵:你小说中的很多细节描写镜头感很强,是否受了电影的影响呢?你认为小说与电影的相通之处在哪里,他们各自的独特性又是什么?

　　张楚:上大学时,除了读小说就是泡东北财经大学的“镭射电影厅”。1994到1997那几年,我几乎每周都看三场电影,而且都是最新的片子,比如《肖申克的救赎》、《情欲空间》、《人生交叉点》、《野兰花》、《美国往事》、《黑色小说》、《十三猴子》、《费城故事》什么的。尤其是《美国往事》,我看了有四五遍。我觉得我的小说注重细节,可能与电影有关。电影的特写镜头不就是小说里的细节描写吗?在我看来,一部电影只要有五个美好的镜头,就是一部好电影,一篇小说如果有两个动人的细节,那么它就是一篇好小说。

　　很多好电影都是根据好小说改编来的,比如《肖申克的救赎》、《现代启示录》,比如《霸王别姬》、《活着》。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前几天读的一篇文章说得非常好,中国第6代导演们试图超越电影艺术与文学样式和审美风格的同构历史,突破第四第五代导演的文学情结,并由此建立电影发展屏障。80年代文学和电影所共同塑造的历史隐喻式的中国镜像场景:庭院、姬妾、黄土、霸王、土匪、红灯和红辣椒不见了,基于青春往事中的琐屑欲望和平静生命中的迷惘与寻找,成了他们挥之不去的情结。女杀人犯(《过年回家》)、精神病人(《悬崖》)、吸毒的演员(《昨天》)、人生游离的同性恋(《东宫西宫》)、非常态的行为艺术家(《极度寒冷》)、无限寂寞的小偷(《小武》),构成了中国电影对现实和人性思考并呈现的全新谱系。独立制作的低成本艺术电影,如英国丹尼?博伊尔《猜火车》、丹麦的“道格玛电影小组”的《黑暗中的舞者》所创立的纯粹个人电影的新范式,影响了新一代电影人的创作观念。虽然他们离文学作品越来越远,但是他们的电影跟好小说一样,离人性越来越近。

　　张昭兵:到目前为止,你对自己的作品比较满意的有哪些,有没有一气呵成的小说,有没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苦闷,有没有“吟妥一个字,拈断数根须”的艰难?有没有遇到过写作的瓶颈,你是怎样克服的?写作对你来讲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乐趣又是什么?

　　张楚:写《细嗓门》时特别憋闷,写《刹那记》时特别顺。写不下去的时候,通常找哥们喝酒,要么读读书,给作家朋友打电话发发牢骚。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写作过程中怀疑自己的写作是否有意义,最大的快乐就是一篇小说结束后,觉得写作还是有意义的。

　　张昭兵:在你的阅读体验中,有没有让你百读不厌的作品,有没有让你拍案叫绝的作品,有没有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作品?除了阅读文学作品之外,对你的写作有影响的还有哪些方面的书?

　　张楚: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每年都要读。卡佛的《大教堂》让我惊艳。网络流行小说(穿越的、盗墓的、同人的)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男同短篇小说篇7

　　关键词：文学隐喻 同性恋 性虐谋杀 二级意指

　　一、引言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是当代英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其作品以选材角度特别、用优雅干净的文字揭露社会中人性最阴暗的一面而闻名。暴力、死亡、同性恋、异装癖、乱伦、性虐待这些离奇古怪、荒诞不经却又无比真实的题材，在麦克尤恩细腻犀利的文笔下，幽幽展现出来，让读者最初隐隐察觉到一丝古怪，而到最后恍然大悟，内心猛然掀起千层浪，不由得感叹人性的恶的一面和人类欲望的挣扎和扭曲。虽然题材涉及伦理禁忌区以及人性阴暗面，但麦克尤恩擅长用隐喻来表达表层之下的意思，让文本看起来干净优雅，其表达的实质却可以震撼人心。

　　他的作品多以短篇小说为主，《陌生人的慰藉》又可翻译为《只爱陌生人》（The Comfort of Strangers），是麦克尤恩在1981年的作品，是继《先爱后礼》（1975）、《床第之间》（1978）、《水泥花园》（1978）之后的又一力作。之后的《时间中的小孩》、《黑犬》、《星期六》等各具故事特色，其中的《赎罪》是部长篇小说，获得了美国国家书评人奖文学奖，后被翻拍成电影，红极一时，由此可见麦克尤恩在英国的影响程度。本文将从隐喻的角度分析他的《只爱陌生人》，来看看麦大师精妙的文笔描述出一个奇特的故事，反映出人性欲望的扭曲和变态。

　　二、故事的隐喻性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视隐喻为建立在相似基础上的比喻。隐喻意义并非词语意义，它是语境创造的意义。也就是说，包括通过话语以及在话语中出现的，由字面意义向引申意义转换的所有形式。通过隐喻来说话就是通过某种字面意义讲出的东西。在描述性语言中，有初级意指和二级意指。初级意指是句子明确提出的东西；二级意指是句子暗示的东西。比尔兹利说，文学作品的作者需要做的是发现对象，这种对象或者是物质性的对象，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种思想，或者是一种事态，再或者是一个事件，而围绕这些对象我们集中了一系列的叙述。这些叙述交叉起来而结合的东西使作者运用具有多义性的话语，因为他给话语所指涉的对象赋予了他的话语的第二级意指。

　　《只爱陌生人》讲述了一对情侣，玛丽和科林到一个小镇度假，他们的关系看起来如漆似胶，整日纠缠在一起，却又貌合神离，彼此排斥。文本用隐喻手法让读者感受到二人微妙的两性关系。他们是一对感情倦怠期的情侣，其中玛丽已婚，有两个孩子。科林长相漂亮迷人，有典型的女性气质，用玛丽的话来说就是，你长得真是精致。科林的美貌就是一种性的隐喻。两个人来到小镇却又不出去游玩，整日待在小旅馆里，做爱、睡觉，只有饿了才会起身出去找吃的，而且还经常迷路，却又对此不在乎。他们被当地人罗伯特盯上了，他是一个同性恋，但文本并没有直接表述，而是通过一系列隐喻，让我们看透了薄纱下的同性恋罗伯特。罗伯特的妻子卡洛琳表面温婉贤淑，其实是性受虐狂，这些都是到文本最后才真相大白，之前都是用隐喻的手法让读者隐约感受到震动，犹如惊喜前的铺垫。她和罗伯特的性虐待已经达到了要杀死对方才能得以高潮快感的地步。就在此时，玛丽和科林的出现满足了二人的欲望空白。科林漂亮的外表、迷人的女性气质让罗伯特痴迷，罗伯特偷拍、跟踪科林，和卡洛琳私自享受着科林照片带来的性幻想的愉悦，最后他和妻子卡洛琳设置了陷阱，让玛丽和科林心甘情愿地一步步跳进来。

　　通过《只爱陌生人》可以看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也可以是文本特征的形成因素。当我们从语篇中发现较多的隐喻，特别是隐喻的内涵渗透于整个语篇，渲染语篇的主题时，应该认为隐喻的使用构成了这个语篇的文体特征。隐喻不仅能拓宽语篇的视野，而且能提供对创作过程和语言本身的感受。隐喻是把两个不相关的不同事物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使读者感到惊奇。

　　三、隐喻对同性恋的完美演绎

　　创作者之所以运用具有多义性的话语，仅仅是因为他给话语所指涉的对象赋予了他的话语的第二级意指所展现出来的特点。文本中多处用隐喻手法表现罗伯特特别的性取向，用罗伯特的肢体语言暗示他的非正常心理。他第一次见到玛丽和科林时，对科林可谓是亲密，用手紧紧抓着科林的手腕。按理说，一个陌生人再热情也不会第一次见面就紧紧抓住同性人的手腕不放。以后几次见面，罗伯特都对科林有肢体上的接触，罗伯特带着科林去酒吧时，把科林的手抓住而且手指交叉而且用力握紧。在一次临别时，还用手轻轻抚摸了下科林的头发。当他带领科林参观他的家时，一直不放开科林的手，说话的同时还轻柔地按摩着科林的肩膀。在房间里，罗伯特试探性地击打科林的腹部也进一步表明了他对科林特别的感情。麦克尤恩并没有直接说明罗伯特就是一个同性恋，而在酒吧里，另一个男人在科林转身时使劲拧了一下他的屁股，就隐喻着同性恋的在场，这是一个同性恋酒吧。而后文印证了这一点。而且到文本最后，他深深吻上科林被涂抹猩红的嘴唇，露出他加倍的阳具，才彻底让读者明白他的性倾向，但还是没有直接说，罗伯特就是个同性恋。

　　而对科林的性虐待在文本最后是通过玛丽模糊的视角进行的，文本描述得很隐晦，有很多隐喻在其中。如：“科林坐在一个小水潭前，水潭被透过百叶窗投射下来的带条纹的菱形光柱给映红了，百叶窗现在已经拉下来一半。在接下来的整个夜里，玛丽不断梦到呜咽和哀告，还有突然的喊叫，梦到几个人性扣锁在一起并且在她脚下翻滚，在血泊里翻腾。”[1]通过这些描述可以从字里行间意会到作者的意思：科林被割开手腕后，流血刺激了罗伯特夫妇的变态情欲，二人把科林从性进行了虐待、翻滚、呜咽、人性的扣锁，欣喜若狂得大喊大叫都是对性虐场景的一种代替手法。 这种隐喻的手法就是为了保持文本表面的艺术化，让读者内心有更多自己的认识和感受。麦克尤恩优雅的艺术手法可见一斑。

　　四、性虐待和欲望对象的隐喻化

　　罗伯特夫妇的性取向在卡洛琳对玛丽的一番表真相白后，清晰表现出来。在玛丽和科林离开罗伯特家，关门的一瞬间，“啪” 的声响卡洛琳被打，关系很正常的两个人如何会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彼此，隐喻二人表达情感的方式比较特别。后文中卡洛琳的独白证实了这一点，他们恨不能杀死对方以达到性爱的高潮，以至于卡洛琳的脊椎断裂。卡洛琳询问玛丽和科林的关系，不仅是为了证实玛丽和科林冷淡的性关系，同时也是对设计好的阴谋的初露弥端。对科林较多的话语和评价也隐喻罗伯特夫妇准备好的对科林的“进攻”，让玛丽对这样的陷阱意识到的同时也踏了进来，无法脱身。文本最后对科林的虐杀也运用了隐喻的方式，没有直接用惊悚的文字描写虐杀现场，这样的艺术表达是“恐怖尹恩”的招牌。

　　对美的摧残破坏，科林在这里就隐喻欲望对象。这场阴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