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命》：梁晓声的女性关怀与命运咏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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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晓声

　　

　　在新近出版的《我和我的命》中，梁晓声采取了一位“80后”女性的视角，在家庭、城乡、成长的阔大背景上，通过女主人公“方婉之”阴错阳差的前半生，书写了活在“人世间”的我们需要与自己相依为“命”的故事。在本文作者看来，这部作品与其说是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后创作活力的体现，不如说是他驰骋文坛40年后借女性之口对自我价值观的确认与阐发。

　　■ 孙桂荣

　　提起梁晓声，人们会想起《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中浩然正气、慷慨悲壮的热血男儿。作为知青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他是以有情怀、有理想、有追求的印象留在新时期文学史中的。新近出版的这本《我和我的命》（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却别出心裁地采取了一个“80后”女性人物的视角，在家庭（原生家庭-寄养家庭）、城乡（深圳-贵州村庄）、成长（亲情-友情-爱情）的阔大背景上，通过“我”（方婉之）阴错阳差的前半生，书写了活在“人世间”的我们需要与自己相依为“命”的故事。

　　“我命由我不由天”

　　“我”的生父母是贫瘠、闭塞的贵州神仙顶村的普通农民，一出生就被遗弃了，后被一对受人尊敬的无儿女夫妇（“校长妈妈”和“市长爸爸”）收养，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因为养母的死、身世的暴露、初恋的背叛、对养父的误解，“我”在大学时期突然陷入了濒于崩溃的人生困境。这是“我”无从选择出身、只能被动悉听“天命”的结果。“我”主动退学、仓皇中逃离校园，从情节上来说有些突兀，但却是“我”成长的起点。“我命由我不由天”的主题就是从主人公闯深圳开始的。

　　从底层干起、独立、奋进是“我”青年时期的故事主调。不同于有些作品往往在主人公感情生活上有太多泼墨，梁晓声着眼于人物的立足、生存，一分一分赚钱、攒钱中的艰辛与充实，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收获的友情。“我”与李娟间知己知彼、肝胆相照的闺蜜情，贯穿了小说后半部分。这种作者浓墨重彩铺叙的女性情谊，曾被养父误认为是“同性恋”，但却是携手共进之情，带有“女汉子”之间的惺惺相惜意味。相形之下，“我”与高翔的恋情却被处理得轻描淡写。这种“重友轻色”的描写，是需要联系作品主旨（女性打破宿命、“我的命运我做主”）来理解的。有太多的女人将男人视为自我抬升的途径，甚至不劳而获的衣食之源（像小说中的倩倩），但立志靠自己的努力打破宿命魔咒的女人却不会这样。友情的力量让依靠双手打拼的女性活得实在却不艰辛、坦荡而不孤单。小说氤氲着一种梁晓声作品中常有的“人间正道”，这是时下不少文艺作品所稀缺的。

　　伦理现实主义下的“好人好命”

　　挖掘主要人物真善美的正面品格，在传统道德、人伦角度叙写关爱底层的“向善”情怀，是这部小说一个突出之处。尽管自出生就被遗弃，但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后，“我”并没有对神仙顶的穷亲戚们袖手旁观，而是克服种种困难，以钱、物、介绍工作等各种方式帮衬他们。这里既有血缘亲情的牵扯，也有扶危济困的正义伦理与共同富裕的集体伦理在起作用。批评家李敬泽将其称为“伦理现实主义”——“在中国，几乎没有一种与他人无关的个人幸福，也没有一种与别人无关的‘命’，顺应大势……是我们想要的‘善好’生活。”不光是“我”，李娟也为贫困的家乡、残疾的弟弟做了很多。可以说，在这种伦理现实主义下，两个女性人物不光努力争取“我命由我”，还以一颗向善的心关爱他人，而小说也以朴素的笔调写出了生活中“好人好命”的温暖底色。

　　不同于某些渲染人性暗黑、颓废的残酷叙事，这部小说在主要人物塑造上是暖色调的，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除了“我”和好友李娟，“我”的养父母、丈夫高翔也都是正面形象。“校长妈妈”与“市长爸爸”尽管在当地名声响亮、位高权重，但在为人处世、教育子女等问题上，却并没有骄奢蛮霸的权贵做派，而是生活中精英知识分子、党员干部的化身。即便南下深圳、离开这个家庭之后，养父也是“我”精神上的良友与导师。“我”之所以能够成长为一个励志的女性角色，寄养家庭的熏陶是一个重要因素。另外，“我”在感情上尽管受过初恋的伤害，但后来的恋爱、婚姻却非常美满，丈夫高翔不但有才华，还与“我”一样的正直善良，与“我”的养父也能进行精神层面的沟通。小说甚至写到了养父晚年与“我”婆婆发生黄昏恋、在“我”与丈夫支持下幸福生活在一起的情节。积极向上、拼搏向善的人，终将会迎来命运的馈赠。小说写出了这种“好人好命”的人间温暖现象，但因为有着伦理现实主义的情节铺垫，并不让人觉得有太多矫情、虚假之处。

　　凡人不卑微的“自修命”

　　在中学时代，养母“校长妈妈”曾对“我”讲过，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曰天命；二是由自己在生活中的经历所决定的，曰实命……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这是一段重要的点题文字，小说就是围绕女主人公如何打破“天命”、正视“实命”，尤其是一个平凡的人如何在日常文化积淀中提升“自修命”而来的。小说设计了“我”遭遇家庭变故后大学退学这一情节，也是为要把“我”塑造成一个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而来的。做帮厨、下车间、开超市、公司打工，“我”在小说中的职业身份与社会精英完全不沾边，在自我剖析中也多处写到了自己的平凡普通，但“我”的文本形象却不卑微，而是活出了自我价值感，即使是最后患癌，也成了励志的“抗癌明星”。一生做好人的凡人，也可以是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是这部小说的一个深层命题。

　　“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不矫情；我不信‘他人皆地域’，这使我活得不狡猾”“人是自我给出的意义的践行者”“做一个好人，与天分与能力无关”……这些自我剖白之语，使小说在平实朴素中又充满了哲思妙想，既是一段生活经历的表述，也是一种人生姿态的见证。因此，这部作品与其说是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后创作活力的体现，不如说是他驰骋文坛40年后借女性之口对自我价值观的确认与阐发。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