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们的地下战争：揭秘人际交往中的隐性攻击（4）

　　尽管布朗和我一样发现，许多工薪阶层背景的女孩不愿将愤怒带入亲密关系中，但她总结道“她们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愤怒在文化大环境中不算合理情绪，而是因为她们需要朋友”。而曼斯菲尔德的女孩会立刻承认并逃避愤怒，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关于女孩与攻击行为的图景。

　　选择肢体冲突

　　2000年元旦后不久，我收到了这封邮件。“我是一名白人女性，以前常和非裔、墨西哥裔美籍女性发生肢体冲突。我不是攻击者。我只是保护自己，两个姐姐也会帮我。我们绝不容忍被人欺负，会狠狠揍那些欺负我们的女孩。但是请别误会，我绝不找事，绝不想打架。”

　　28岁的邦尼在中西部一所大学攻读社会工作硕士学位。“我打了许多架，”她在邮件中写道，“我被县里所有学区都开除了，高中教育彻底完了。1989年，我终于从就业训练团（Job Corps）[?]拿到普通高中同等学力证书。”她在南加州乡村长大，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她是最小的。哥哥过世后没多久，他们举家迁至圣何塞一个工薪阶级社区，“我们住在市区，”她指出，“但是对我来说不像（市区）。”

　　邦尼的母亲养家糊口，她曾遭受多名男性的家庭暴力，其中一任丈夫会打邦尼和她的姐姐们。邦尼高一那年，两个姐姐已经是高年级学生了，她们对邦尼来说就是一切。如果说在这段暴风雨一般的阶段邦尼有真正的精神支柱，那就是神圣的姐妹情谊。“如果出现什么危机了，”她解释道，“我们都会告诉对方，随时准备互相帮助……不管我们多么生气，总会配合得很好。”她回忆道一位姐姐是守护天使：“我遇到麻烦的那些奇怪时刻，她总是会出现。”

　　邦尼的新学校奇怪地融合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典型的小团体文化和狂热的音乐亚文化。非裔美籍学生热爱嘻哈文化，而邦尼则是沉迷于利塔·福特（Lita Ford）式的摇滚文化。照片中，邦尼一头金发向后蓬起，身上的李维斯（Levi's）牛仔裤紧紧包着腿。第一年她过得很艰难，一月份，她几乎全科不及格，逃学时间比上学时间还长。

　　邦尼常常和非裔美籍同龄人发生冲突。她们在走廊里使不怀好意的眼色，互相辱骂对方的衣服和风格。回忆起敌对故事，邦尼对自己在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毫无悔意，拒绝承认是自己招惹别人的。“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欺负者，”她坚持认为，“也不是骚扰或侮辱别人的家伙，但如果有人欺负我，我会保护自己，维护我的尊严。”

　　邦尼承认自己的社交技巧不怎么样，但她也迅速指出自己持友谊至上的态度。“有件事情我们都会很骄傲——交朋友。被人接受，”她说道，“我明白要怎样对待别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一天，在学校南边，摇滚重金属小圈子在街区聚集，那是他们的地盘。邦尼的一个熟人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她拒绝了一个喜欢她的非裔美籍男生，这让某位喜欢该男生的非裔美籍女孩特别生气。

　　20分钟后，女孩们就看见一群非裔美籍女孩从榆树街走来。“白色垃圾！”那些女孩喊道。其中一名女孩离邦尼很近，特别危险。她告诉我记不清谁先抓住对方的，“我记得是我们——我们抓住她，把她推到地上，然后跳到她身上。”接着混战开始了，邦尼抬头看到她的一位姐姐被三个女孩围在一起，有一个已经开始挥拳。

　　这次她同样不记得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脑子一片空白，我一定是疯了，”她告诉我，“我朋友说我把那些女孩推到篱笆上，疯狂地揍她们。”

　　邦尼被开除了，去了另一所高中。如果她半年不打架，就能返回原来的学校。在新学校，她下定决心要回到姐姐们身边，所以没有打架。但她因为青春期惹事又转学了，用邦尼的话就是：“又惹了一堆破事儿。”邦尼更生气了，逃了更多课。

　　卡特两年来都是邦尼最好的朋友，她好斗、粗暴，总是喜欢违反规矩，屡教不改，常常引发周围人的怀疑。邦尼也不例外，尤其是当她终于第一次认真谈恋爱的时候。“我说：‘你可以为所欲为，你可以和任何人在一起，但是不要惹我，别抢我男友……‘听着，如果你敢和我男友睡，我会狠狠揍你，我会的。’”

　　当邦尼得知卡特和她男友厮混时，她在学校走廊里走向卡特。“我不想那样的，”邦尼告诉我，“但大家知道我说过那话，我得说话算话。我不得不那样。我别无选择，只能揍她。我说：‘你他妈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我不想揍你的，但现在不得不揍你。’”邦尼把她带出学校，以免再次受到违纪处分。

　　“我知道如果我不揍她，别人就不会尊重我了，”她说道，“那样我就会遭到更多威胁和不尊重。我反反复复告诉她‘别这么做，不然后果严重’。”她补充道，也许是便于我理解，“我想我是在欺负人，但我只是在告诉她这么做的后果。”

　　邦尼知道，如果不和卡特打架，就会辱没姐姐们的名声，这是她绝对无法忍受的。“我们真的声名在外，绝不能忍受被欺负，”她解释道，“如果我退缩了，大家都会随意走过来揍我们。”邦尼面对卡特，最后重复了一遍条件，卡特违规了。邦尼抓住卡特，向她胸口塞了一拳，卡特没有还手。邦尼又对着她的胳膊肚子打了四五拳，卡特软绵绵地倒在那儿，一声不吭，不愿还手。

　　“你没听懂吗？”邦尼吼道，“你这么做，后果就是这样。我告诉过你了。”

　　卡特不回答。

　　“我不想伤害她，”邦尼说道，“但我可能下手太重了。”

　　许多白人中产阶级女孩会通过隐秘的方式来伸张正义，但邦尼描述了一个愤怒和复仇深深根植于校园文化的环境。在这里，攻击没有被忽视或避开，而是成了获取或维持社交地位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对邦尼和姐姐们来说，冲突是维护尊严的基本手段。

　　生活的艰难让邦尼习惯了采用肢体攻击，其中包括不停目睹家庭暴力的童年。她对女性社交规则的蔑视并非有意识、上纲上线的对抗。她凶猛的性情被谨慎、甚至有时避免社交的个性中和了。她告诉我：“没人帮你的时候很不好过，不需要任何人也不好过。我很独立，很坚强。什么都想自己动手。我不想对人做自我介绍，不想让别人了解我，也不想真诚相待……我看人很清楚，之所以那样看待别人，是因为我受生活条件限制，我生活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我得看清潜在的威胁。”

　　许多工薪阶层和有色人种女孩都表现出邦尼这种自愿承受的孤立，尤其是那些视流露感情或脆弱为懦弱标志的女孩。“即便是那些更自由地表达愤怒和对权力或性爱的兴趣的人，”吉尔·麦克莱恩·泰勒（Jill McLean Taylor）和她的同事们写道，“他们的主导动机依然是‘保持自我’‘别和任何人说话’‘把感情藏起来’或‘什么都别跟人说’。”而长期的孤立状态会阻碍认知和感情的发展。

　　保持真实

　　在里奇伍德初中等待下一次访谈时，我注意到一个高高瘦瘦的非裔美籍女孩笔直地坐在大门边上的石凳上。她一动不动，好像屏住了呼吸一样。最后一辆黄色校车离开停车场后20分钟，一辆白色皮卡出现了，停在大门正前方，扬起一阵淡棕色的沙尘。一位年长的非裔美籍女性走下车，看起来高大威猛。她大步走向坐着的女孩，扬起粗粗的胳膊。

　　“我早就告诉你了，丫头。有人揍你，你也揍他们！你应该脱掉球鞋甩在她脸上！”祖母穿过校门时，女孩直直盯着前方。皮卡车的客座车门开了，另一个女孩跳了出来。她冲向第一个女孩，大喊着：“我要揍她！我要揍她！”

　　“你这样学校会开除我的！”高个子女孩喊道，突然站住了，“你希望这样吗？”

　　“那等放学以后，”另一个姑娘回答，“没人管得着。”

　　高高的女孩坐回板凳上，带着蔑视抿紧嘴，球鞋轻轻拍打着地面。女子足球队慢慢走进停车场，校长助理帕姆·班克突然悄悄出现在我身旁。她道歉说迟到了，扭头看看那对姐妹，一言不发。“有个男孩找她弟弟麻烦，她打算揍那个男孩的姐妹，结果自己被揍得很惨，现在她还想打。我告诉她，姑娘，你看看你衣服都扯破了！”

　　大门甩开了，丝丝缕缕灰白头发向后梳起的校长信步走出，后面跟着在高一讨论组发言积极的女孩凯莎。凯莎丰满强壮，穿着时髦的黑色紧身裤和紫色衬衫，领尖被纽扣钉着，还有一双与着装相称的凉鞋，其中一只鞋拎在手里。她走路的样子正符合我祖母对我的要求，昂首挺胸。

　　“那就是揍她的女孩。”帕姆低声道。

　　凯莎跟着校长走到一辆厢式轿车跟前，轻车熟路地打开车门。

　　帕姆叹了口气：“校长送她回家。”

　　我在里奇伍德第一周就遇到了凯莎。她似乎很喜欢我们的小组讨论，她让屋子里充满欢笑，还说了很多故事。她的小组是由驾驶培训和自习室随机抽取的女孩组成的，大部分是非裔美籍姑娘。“如果你对某人感到生气，你会告诉对方吗？”回答这个问题时她毫不犹豫。“我会，”她说道，“我会让她知道的。如果我难过，我会表现出我很难过。我不愿意假装微笑，好像每天都特别完美似的。我不高兴的时候，别和我说话。小心点。”

　　“是啊，你最好别那样！”她的朋友布里特妮确认道，一边窃笑一边假装退缩。

　　“是啊，如果我跟你生气，我会告诉你是哪件事惹我生气了，”凯莎继续道，“我不会憋着不说的。那样很幼稚，呆呆坐在那儿，生闷气，甚至都不——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怎么说。”许多女孩点头表示赞同。我问她们，跟谁学到和惹自己难过的人当面对质时，回答差不多是异口同声的：“妈妈。”

　　非裔美籍母亲“会在贬低黑人女性的社会中塑造健壮、自我实现的女儿”，她们在这方面拥有强大的决心，且以此著称。研究表明，许多父母培养女儿将独立和自信当作抵抗潜在压迫的手段。学者贾妮·沃德（Janie Ward）评论道：“父母会为孩子示范思考、观察、行事的方法”，这种“心理脚本”会在代际遗传，旨在让子女更强大。女孩学会了通过努力和受教育来获取权力。

　　这些母亲知道，“如果女儿在限制黑人女性机会的环境中过于安逸，就会继续承认自己的从属地位”。像一些工薪阶层女孩一样，黑人女孩需要学会看清融入集体和开口发声之间的界线。沃德还发现，许多非裔美籍父母会使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自身情感向后代介绍种族问题。一位家长告诉研究者：“我不会告诉孩子这是公平的竞技场、人生来平等、好人有好报。”

　　非裔美籍家庭通常有强大的亲戚网络，一些孩子有“干妈”，女性共同养育孩子。这些女性实践着“一种更为广泛的关爱伦理，黑人女性有责任关爱黑人社区的所有孩子”。克拉拉·巴顿学校一位高一学生告诉我，一个女孩让她很是苦恼，她试图忘了这些事情，但她的同辈亲戚塔尼娅无法忍受。“塔尼娅会说‘跟她直说！’，我会说‘不行，我不想，我不想’。她说‘告诉她’，然后走上来说如果你不告诉她，我就打你屁股。”

　　她解释道，身边的女性长辈“会告诉你，你应该这么做那么做，她们只是在教你，像教比赛规则一样。这是一场更大的比赛，你不得不参加，比赛还有别的选手，这是选手的比赛”。

　　养育方式上的明显差异令一些黑人女孩至少在两个重要方面有别于白人中产阶级同龄人。首先，心理学家将女孩自尊较弱同回避真实的关系和感受联系起来。而许多非裔美籍父母显然对自己身为黑人公民所遭遇的痛苦和愤怒直言不讳。因此，他们的女儿在某种意义上避开了“理想化关系”，正是这种关系预示着一个女孩开始疏远真实的自我。这些女孩的家长要求她们与人类行为的现实进行正面斗争，尤其是采用攻击形式。

　　其次，有色人种女孩日常面对着种族歧视和压迫的威胁，将关系放在第一位、“友善”对待所有人会令她们的处境很不安全。我见到的非裔美籍姑娘，不论是中产阶层还是工薪阶层，都会用自己的语言划清自己和他人的界限，因此避开了那些最终会损害许多女孩友谊的社交状况。在小组和一对一访谈中，她们把“朋友”和“伙伴”（associate）区分开来：前者是相互信任的同龄人，后者是关系一般的熟人。她们用这些词明确划分出谁值得信赖，谁不值得。另一方面，我也和布朗和吉利根一样，听到了白人中产阶级女孩会“区分‘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相信不会在背后说自己坏话的朋友以及‘一般’朋友——可能在背后说自己的人”。

　　“伙伴”的概念点明了那些尚未证明自己能做真正朋友的女孩的地位。这个概念回绝了女孩必须成为所有人的朋友的期望：她们应当友善并接纳遇到的每一个人。“伙伴”允许女孩选择关系而不是假定关系存在，让她们更具自主权。

　　非裔美籍女孩会进一步区分“伙伴”和“两面派”，后者指会说谎或做出其他欺骗行为的人。对一些女孩来说，被人揭发是“两面派”足以成为正面冲突的理由。白人女孩对频繁出现的背后议论感到无可奈何——“一旦走出这间屋子，我们就会讨论每个人说的话！”而许多非裔美国女孩则明确表示自己会避开这种人，并表示母亲一直教她们这样做。

　　我和克拉拉·巴顿学校的丹妮拉谈话时，她告诉我，与在背后说自己坏话的人当面对质很重要。“我是从街上学到这一点的。我是在两个……国民住宅计划中长大的。两个地方都让我学会为自己说话，你不能被别人推倒，要对人们说出自己的感受。”里奇伍德一位五年级黑人学生告诉我，当她听说有人背地里说自己坏话时，“我会说：‘如果你想说什么，当面说。’”

　　其他女孩将这种两面派行为视作友谊违规者，或当作红色警戒。六年级学生塔米卡说道：“如果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要用两种方法做事才能做自己，那么你的朋友就算不上朋友。”她的同学伊夫琳表示赞同：“如果一个女孩在另一个女孩背后说坏话，被说的女孩不知道另一个说了她什么，那我就不想和她做朋友了。”里奇伍德高一学生查妮尔评论道，“一个女孩背着另一个女孩说她，我觉得就像偷了她男朋友或做了其他特别伤害她的事情一样。”

　　不同阶层背景的非裔美籍女孩通常会用“真实”一词来描述值得信赖的真朋友。真实的人不会做两面派的事情，而是会直接和你摊牌，摆出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我见到的许多非裔美籍女孩有效地创造了关于女孩关系的词汇。她们让我们看到了女孩相处方式的另一种选项，关系是可选择的，正面冲突是有必要的。在协商日益复杂的关系时，一种共同的语言为女孩提供了依托，帮助她们说出那些常被藏掖起来的背叛。除了在文化上允许女孩公开表达攻击性，语言还充当了社交压力的缓冲带，让女孩不必迫于压力陷入与人毫无冲突却虚假的关系中。语言能够提供一种表述途径，让女孩始终感受到真实的自己。

　　在一些市区的拉美裔和黑人社区中，描述关系的语言很常见。倘若一个女孩在冲突中失败或逃避冲突，可能会被叫作“窝囊废”，更容易遭遇暴力。“像窝囊废一样躲闪”指的是被袭击时不愿反击，即“打不还手”，这在一些地方可是大罪。“我敢肯定，如果有女孩打我，”波多黎各裔高二学生尼迪娅告诉我，“我不会打不还手的。如果我打不还手，那所有人都觉得可以挑衅你。”里奇伍德六年级的黑人女孩劳伦解释道：“有时人们会骂你说‘哦，你长得真丑’，你不能说‘好吧，谢谢’，你得说‘好吧，你妈妈太胖了，都进不了车门！’”

　　15岁的杰奎琳·鲁伊斯是索杰纳·特鲁斯的一名波多黎各裔高一学生，她说窝囊废“不会为自己说话，不会思考，不敢捍卫自己，别人冲她吼或骂她，她只会始终一声不吭”。尽管杰奎琳时而会有避免正面冲突的冲动，但她还是总结道，从长远来看，直白会更好。“经验告诉我，”杰奎琳解释道，“你得说出来，有很多办法可以说。如果一开始就想办法解决问题，以后就会少很多麻烦。一声不吭，人家就开始说你是窝囊废，你自己可能也会感觉自己像个窝囊废。你不对那个惹你生气的人说，她就会继续那样对你，这样只会让事情更糟糕。”

　　文化碰撞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感受、区分不同级别的友谊以及大胆直言的意愿并不能让黑人、城镇或工薪阶层女孩与青春期的自卑感彻底绝缘，她们也无法彻底克制采用另类攻击的冲动。研究者指出：“在一些场合下大胆直言，并不代表在各种关系中都会自信自愿地大胆直言”。例如，成绩优异的非裔美籍女孩在心理层面也许并非表里如一，慢慢进入主流白人学术文化圈后，她们可能会越来越沉默，努力不让他人对自己的成就产生怨恨。其他黑人女孩也许会诉诸对自己有害的对抗形式，让这种坦率行为危及自身和未来。

　　我遇到的中产阶级非裔美籍女孩称在白人社交世界中很难获得成功。这些女孩的经历出奇地一致，都承认尝试实话实说的时候曾受挫乃至被惩罚。“我试着说实话，”米歇尔举例时向我解释道，“但她们都觉得我是个贱人。”这些女孩身处社交沙漠之中，要么保持“友善”，不表露丝毫的怒气，要么就被人骂“贱人”。她们有着自信和讲真话的女性认同，而这种认同被文化环境和大多数女孩视为“刻薄”“贱”或“惹人嫌”。

　　我遇到的一些城镇拉美裔女孩表达了参与正面冲突的意愿，而这在一些拉美社区是不被推崇的。拉美女孩的社交生活与白人中产阶级同龄人差不多，拉美文化以家庭为中心，父母按传统性别界限教导孩子适应社会。妻子和女儿应该是不具攻击性的，应该尊重男性权威。“理想化的传统女性就像圣母玛利亚一样，纯洁、具有自我牺牲精神”，女孩的行为规范非常严格。

　　我遇到的多米尼加和波多黎各女孩大部分来自工薪阶层或较为贫困的第一代移民家庭。她们的父母英语不太好，或一点儿都不会说，学校通知和报告发下来的时候，孩子们需要翻译给父母听。这些女孩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更为传统、有父母庇护的世界，另一个则是与之截然不同的青少年世界，规则不同，诱惑不断。她们的性格受到不同文化力量的影响：一面是自己族裔施加的传统的顺从美德，一面是在低收入社区中生存所必需的自我保护意识。

　　13岁的贾丝明来到了一个条件更为优越的世界中，与她工薪阶层的成长环境形成鲜明对比。她赢得了全额奖学金，就读于阿登日校，我去该校调研时，贾丝明坐在我近旁，常常举手发言，积极参与。放暑假几周后，我们在学校附近一家比萨店碰面了。贾丝明有着一头长长卷卷的黑发，圆润的脸很美，她每天都会化精致的妆。贾丝明之前在她家附近的非裔学生公立学校读了七年，她是该校唯一一名拉美裔学生，随后转入阿登读七年级。

　　贾丝明的妈妈是一位多米尼加共和国移民。“可以这样描述我的家庭，”贾丝明哀怨地告诉我，“像一个结维系起来的一股绳子似的，那个结是我祖母。”从前，全家人每逢周末都会去祖母的小公寓聚会，吃饭聊天。祖母过世后，贾丝明说“这团线散开了，分离了，整个家庭分裂了”。祖母过世前，贾丝明与她日益亲密，她去世后贾丝明非常痛苦。

　　贾丝明悲痛欲绝，她和维系这个家的祖母有许多相似之处。贾丝明告诉我，她自己的母亲“优柔寡断”。这与贾丝明本人的果断截然不同，让她感到很不舒服。“她总是听别人的。”贾丝明认为自己母亲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一时允许她做某事，随后可能又会毫无理由地禁止。两人达成一致后，母亲可能又会反悔，说她不配得到她想要的东西，贾丝明对此非常反感。

　　“我觉得自己（配得上）很多东西。我早上5:00起床上学，晚上6:30回到家，我做作业、熨衣服、洗澡、睡觉。我常常一两点才睡，早上5:00起来。”贾丝明抱怨说，母亲周末让她用于打扫房间的时间太长了。“她忘了我刚满13岁，她总是觉得我很成熟，她设想我很成熟，觉得我可以承担很多事情和责任。”

　　母亲无法做主让她很沮丧，尤其是需要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也许正因如此，贾丝明告诉我：“我妈妈不如我的朋友了解我。”

　　从某种意义上，贾丝明的抱怨是典型的青少年苦恼——妈妈不理解我，她让我做得太多了。然而，贾丝明的沮丧更深，她的愤怒指向一种隔阂，自己和母亲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中，而这两个世界存在隔阂。她的母亲不会说英文，贾丝明小心翼翼地说道，她认为“这是停留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文化，她不了解这里的形势”。贾丝明在学校学到的价值观讲求的是竞争、有志向、争取个体成功，而母亲努力给她灌输的价值观是相互依靠，二者发生了冲突。为了忍受这种困惑，贾丝明独立自主地坚持自己的声音。

　　贾丝明告诉我，从来到新私立学校的第一天起，她就决心要坚持几件事情。“我有自己的态度，这就是我，你喜欢我很好，不喜欢也罢，我不会因为不喜欢我的人改变自己。”她吸引了非常多的朋友，多到令她惊讶，但也有女孩会带着敌意看她。“我不会为了让别人喜欢我而去讨好他们的，我觉得我比较坚定自信、敢作敢为，也许这吓到别人了。我觉得我不是优柔寡断的人，我觉得自己很强大，这让别人感到害怕，因为她们不是那样的。”

　　贾丝明认为，在公立学校“你不能示弱”，而私立学校则是情绪的温床。然而，她对同龄人的不安全感和表里不一感到困惑。“许多人特别虚伪，”她告诉我，“她们假装是你的朋友，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这更糟。”如果她试着告诉别人自己的感受，她们常常觉得那是“刻薄”，她们被贾丝明的直白冒犯了。“她们为什么接受不了自己就像我说的那样？”贾丝明评论道，“别试着改变事实，我只是说实话。”

　　贾丝明对莫名其妙的抛弃感到难过，也曾被最爱的女孩们折磨得沉默不语，有一小圈朋友的所作所为让她质疑自己。她迷惑不解，非常难过，竭力维持友谊，她记得自己思考过：“我到底做了什么让大家不想理我？为什么我的友谊总是失败？我总是错在哪里？如果生活中出现特定模式，你就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然而，她最终意识到单方面的努力、期望和渴望还是不够。“友谊中你只能管好自己，”她简洁地说，“不能是一个人真心付出110%，另一个付出5%。”她告诉我，一些不和她说话的朋友承认是因为嫉妒。

　　贾丝明很讨厌这种事情。“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努力争取来的，对我来说，没什么可以伸手就拿到，但这里许多女孩可以。这是私立学校，我用的是奖学金，我没付学费。好像她们就是不明白你必须努力才会收获，不是想要什么都能伸手拿来的。”她随后告诉我，“我经历了很多事情，现在我明白了，有时候人就应该好强，不那样的话就会被人利用。”

　　贾丝明显然是依靠自己在争取一切，这让她与朋友们的关系更加复杂。她发现与其他女孩竞争非常不愉快，所以她更乐意和男孩交朋友。说起憎恨她优异成绩的女孩，她很反感。“我必须考得好一点！”她抗议道，“我必须这样，不然就不能留在（这所学校）或上其他好学校，她们就是不明白。”

　　贾丝明对女生朋友之间的相互依赖感到迷惑不解，尤其是她们需要不停询问对方自己看起来怎么样，到底该怎么做。“我不需要那种感觉，‘天啊，我得天天活在朋友的意见中’。我的确会询问意见，我会问，你怎么看？但我不会因为别人不喜欢什么就改变，如果我觉得我应该做，我就会去做。”

　　不管是以前的公立小学还是在阿登，贾丝明都是少数族裔，在这所几乎全是白人的学校中，她对自己的身份感到很自在。然而，她发现“人们容易忘了自己是谁，会做出一些事情”。在学校，少数族裔学生很少参加为有色人种学生举办的聚会。“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她问道，“他们好像忘了自己的文化遗产，有点迷失了，我的朋友雷就是多米尼加人，令人难过的是，他不会西班牙语。”她告诉我自己只能用西班牙文写一点点东西，这让她很羞愧。“你希望成为怎样的人呢？”她反问道，“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

　　她注意到自己的白人同龄人会试戴大方巾这种“贫民窟”潮流，模仿她的西班牙语俚语和多米尼加口音。一位同学把贾丝明的地址告诉其他人，警告说贾丝明“住在贫民窟”，她默默想象，也许这个同学常常到自己家附近溜达。贾丝明说，在那里不能戴大方巾的，因为那代表帮派结盟。

　　我问贾丝明她会向谁求助，她的回答和研究者采访的许多城市女孩一样。“大部分时候我谁也不告诉，有时我说说，但大部分时候自己解决。”

　　贾丝明是工薪阶层拉美裔出身，生活在白人中产阶级文化中，这让她对两个世界都有点陌生。她被夹在中间，自我调节，避免让泛滥且相互矛盾的信息扰乱心绪。贾丝明坚持自己的立场，牢牢记住祖母的形象。如果接受的不同信息发生冲突，她就会选择依靠自己，倾听自己的声音，这是她唯一清楚的。

　　在我与城镇女孩的讨论中，父母显然在努力让孩子变得更强。许多父母都教育孩子必要时采用肢体方式进行自我防御，这让我很震惊。在一些情况下，女孩们会因为挨同龄人揍而被父母打。一个非裔美籍女孩打架输了，但妈妈表扬了她。“我妈说至少你努力了，她不希望我被人捉弄，谁都不傻。”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女孩的家长普遍都不希望女儿被人捉弄，只希望她们遭遇挑衅时奋起反击保护自己。她们的话证实了研究者的观察，一些家长在训练孩子维护自己的尊严。

　　马丁·路德·金小学的孩子们主要是非裔美籍和来自波多黎各及多米尼加家庭的孩子们。我每周去开展两次小组讨论，每次到那里时，一楼总是沉浸在放学后的混乱中，栗色的球从体育馆飞出来，撞在柜子上，孩子们去参加活动时一路欢声笑语。

　　学校的课后活动负责人尼托扎克选了一些已知的霸凌者和目标与我交谈。这些五六年级的女孩围坐在教师会议桌边上。昏暗、雾气蒙蒙的光线从百叶窗透过来，女孩们在超大的椅子中晃来晃去，紧张地看着尼托扎克。

　　“在我们学校，”尼托扎克难以置信地摇着头说道，“女孩们总是打架，有时比男孩还多。”我们碰面的第一天，她站在全体学生面前，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她说她也和我一样，很想知道答案。我心存感激，因为她在场，女孩们非常配合。“为什么，”她眯起眼睛尖锐地问道，“大家总是喜欢打架？”

　　“我们总是打架，是因为有人散播谣言，得告诉她们要当面说，这些人到处瞎编乱说，说你妈妈坏话，说你家亲戚死了。”罗莎说道。

　　“我们打架有时就像是说，如果想说闲话，当我面说！”玛丽索尔补充道，“我姐姐告诉我‘如果有人骂你，骂回去。如果她们乱说，别放心上，因为那不是真的’。”

　　“我妈说如果别人揍你，你就揍他。”蒂法尼主动说道。

　　“你不能打不还手地挨揍，”拉托娅解释道，“如果你不还手，她们会说：‘哦，你这个窝囊废，怎么还不还手？’”

　　罗莎向尼托扎克示意道：“虽然你告诉我们别打架，但我们爸妈总说不能打不还手任人揍你。”

　　“三年级的时候，”杰茜卡说道，“我就是个窝囊废。有个男孩揍我，我不愿意还手。我回家哭，妈妈会说：‘怎么了？’有次他对着我的嘴打了一拳。我妈说：‘如果你不打他，我就会打你。’”女孩们爆发一阵欢呼，分享着原则相近的家庭教育。

　　随后讨论结束，有几个学生逗留，罗莎走过来。“我不想打，”她说道，“但我感觉我不得不打。我爸说：‘把她们打得屁滚尿流。’但我不想。如果我回家时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我爸会冲我吼，所以我还是得打。”

　　一些女孩之间的肢体冲突和第三章探讨的非暴力结盟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密西西比九年级非裔美籍女孩蒂法尼解释，女孩之间的斗殴往往会延长，因为需要别的女孩加入支援，这和女孩间的结盟行为颇为相似。

　　“她们要叫来小圈子，”她解释道，“她们需要时间，女孩要找来小圈子，因为……她们会突然加入支援你，就那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东北部和密西西比的女孩描述自己会站在朋友一边支援，但她们说观战者很少亲自动手参战。

　　不过，蒂法尼解释道，这些女孩的在场“能告诉你真正的朋友是谁”，并补充道，朋友在身边“你会感觉自己更强大”。蒂法尼引用节奏布鲁斯歌手吉尔·斯科特的视频《挡路》（Gettin'in the Way）来举例，其中斯科特决定自己必须诉诸肢体暴力，来说服她男友的前任不要再破坏自己和男友的感情。斯科特冲到那个女人门前，后面跟着自己的闺蜜（还有一大堆围观的邻居），扯下那个女人的假发，大家哄堂大笑。

　　杰奎琳解释道：“如果你的朋友在场，你就是在威胁对方。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找惹你生气的女孩当面对质，她可能说话时就不会那么紧张。或者说她不会感到是件大事。但如果有朋友在场，你就占上风了，因为你们是两个人。”就像使用感情结盟的中产阶级女孩那样，这些女孩会达成肢体支援协议。

　　我问14岁的阿曼达波多黎各社区男孩打架时是什么情况，她分享了自己的深刻见解。阿曼达看过男孩靠赢取一对一打斗爬上社交高位。“如果他赢了，就比被打败的男孩强大……他们会说：‘哦，我把他揍扁了，下次他就不敢说什么了。’”男性的规则需要展示出个体力量。女孩之间的打斗，她告诉我，有着不同的目的。女孩“会继续争吵。一般女孩那样做的时候……就会挨揍，会害怕另一个女生，或者让更多人参战。男孩们，打一架，有人赢了，就完事了。要是女孩打架，就会打很多次”。打输的女孩常常等下一次机会再打，“好像总是反反复复的”。

　　第一章中提及的珍妮，为了向当年欺负自己的女孩报仇等待数年，和她一样，斗殴后伺机报复的女孩也能积怨多年。蒂法尼解释道：“斗殴后的女孩想报仇，谁打赢了，就要不时提防那个打输的。”

　　和结盟差不多，中间女孩也可能会引发争斗，肢体打斗的女孩同样描述了教唆者。“有人会挑事，她们会说‘哦，她这么说你’，生气的女孩就会当面冲别人去了。然后，你知道的，她们根本不打算听人解释。”

　　凯莎解释道：“她们会挑事情的，然后打斗就发生了。”

　　出乎意料的对抗

　　通常在我们走投无路之际，内在力量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刻爆发。对一些女孩来说，跌落谷底正意味着找到出路。来势汹汹的霸凌行为会将人逼向绝境，但这种极端情况同样也可以激活不同寻常的个人力量，好比一位惊愕的父亲将汽车从被压的孩子身上托起一样。

　　这些决定反击的女孩面对的似乎就是这种时刻。和生活在经济或社交压力之下的女孩一样，被逼入绝境的女孩也会发现自己别无选择。然而，这些女孩通常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是有意为之。与之相反，这一切源于自我保护和维护人格尊严的直觉，只能算得上是半清醒反应，更多源于绝望而非渴望。

　　她们曾经从朋友那里汲取自尊和力量，而遇到的孤独催生了新的视角和自我意识。正如我朋友阿斯特丽德所回忆的那样：“这一切抽走了我所有的外部自信来源，我只能从内部汲取自信，这时候我发现自己实际上拥有强大的力量和人格。”谢利·麦卡洛从中明白了自己的局限性，其中之一便是需要从与他人的关系中汲取力量。这个意识对她今天的交友理念有重大影响：“我知道该怎样面对问题了，我更了解自己了，我知道该怎么处理事情了。”

　　阿莉扎发现受欢迎的女孩们的残酷运动显然不会停下，于是她从加州搬到新泽西和父亲一起住。当其中一名女孩偷了她的球鞋并不愿归还时，她最终忍无可忍。阿莉扎当面对质，那女孩还是不愿归还，阿莉扎把这个女孩推到柜子上，对方称阿莉扎抽出了一把刀。阿莉扎被停学了，此时她无比愤怒，愿意去任何地方，哪怕远在3000英里开外。

　　在新泽西，阿莉扎决定重塑自己的形象。她精心整理衣柜，希望融入新环境。差不多15年后，在跟我说起上学第一天发生的事时，她依然可以详细地从自己当时穿的外套细数到衬衫领子的角度。“你的鞋怎么了？这是我爸穿的那种鞋。你买不起袜子吗？为什么她屁股上有一个三角形？写着Guess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衬衫上有一匹马？”

　　阿莉扎说道：“这时候，我什么都做不了了，我已经用尽全力了，在这里我一点儿机会都没有。我在想，去你的，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第二天阿莉扎穿了自己喜欢的迷彩印花裤和黑色紧身无袖衫，她把头发束起来。“那些女孩说我耳朵上有鱼饵，我就瞪她们。”

　　阿莉扎在餐厅里交到了朋友，那是一个与她看起来有共同点的女孩。“大家都说她从保温杯里喝漂白剂，因为她不想活了。我坐下，自我介绍，就这样。我想，既然她和我一样被排斥，那么我们一定能好好相处。于是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直到今天都很亲密。”

　　正当我努力弄明白是什么引发了这些改变时，阿莉扎解释道：“我觉得我就是不在乎了。我想，我不打算努力做谁的朋友。如果你喜欢跟我玩，那很好，但我不会拼命展示自己、告诉你我的小秘密，我不打算冒这个险。”

　　在加州，阿莉扎拼命讨人喜欢，都没空参加学校活动。她的整个世界都围绕着如何赢取他人喜爱。后来她变了。在高中，她开始自己做衣服，加入新闻社、校报社和戏剧社团。她成了第一个编辑校报的低年级学生。

　　“我成了我自己，我决定不能再失去自我了，我不想再经历那种痛苦。我想，如果我不能交到很多朋友，那就让自己忙一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就是那样通过参加活动结交朋友的，而不是到处跟别人转、跟风做事情。”

　　对一些女孩来说，被排斥反而是否极泰来，因为她们中许多人因此成了更专注于真实自我的人。成为落单女孩，帮助娜奥米摆脱了渴望和失望的重负。“我感觉没什么压力了，不管我怎么做都好不起来，因为没人在乎。那我就不必按别人期待的标准生活了。我看着那些受欢迎的女孩，她们的男友很普通。我感到——这些女孩，必须保持漂亮和光鲜，又不能太性感。她们希望被人追，又不能让人感觉太放荡。她们需要完美，可完美真的不太现实。而我什么都没感觉，我很自由，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因为怎么做都没人看。”

　　对12岁的阿利克斯来说，被欺负让她得以明白，要在关系中寻求尊重，需要别人尊重她本来的模样，且不会苛求于她。“这教会我做我自己，我希望别人因为我本来的模样尊重我，而不是看重我假装的模样。”露丝现在20多岁了，她说：“我的沟通方式更勇猛了，因为我需要努力争取，”她补充道，“这教会我同情和独立，我可以孤身一人，也没有不安全感。”

　　被人欺负过的女孩会带着新力量从这段经历中站起来，她们长大后会选择健康的关系，避免虐待的关系。她们自己的经历会催生辨识有害人群的能力，能够在被伤害前就识别出这些人。如果文化环境在女孩经历痛苦时能够重视她们的感受，她们中会有更多人得以脱离困境并从中受益。

　　如果女孩进行公开攻击，就会被病态地称为不够女人味，或被贴上更可怕的标签。人们常常对少数族裔和低收入家庭的女孩产生刻板印象，认为她们具有攻击性、吵闹、容易扰乱秩序，从而产生她们“很危险”的偏见。“那些吵闹的黑妞”就是用来贬损豪爽的非裔美籍年轻女性的典型措辞。在吉尔·麦克莱恩·泰勒和她的同事们邀请城市女孩填写的问卷中，有一问是：“什么会给我带来麻烦？”她们发现过半女孩都回答“我的嘴”或“我的大嘴”。这些女孩回答起来“好像在重复某个上级领导赐予的符咒一样”。

　　男孩之间的打闹虽然会立即遭到惩罚，但人们仍然把这种情况视为男性青春期时可预见的“副作用”。而女孩发生肢体打斗，则会被视作偏离常态的行为。这种双重标准会导致严重后果，暗示女孩只有进行间接或隐性攻击才能被接受。更糟糕的是，肢体攻击主要出现于工薪阶层和有色人种女孩中，所以她们会遭受更多惩罚，官方也会因此对她们形成刻板印象，暗示只有这些群体的女孩才会打破规则。毫不奇怪，学者们在研究这些有色人种女孩时，常常是为了研究高危行为、离经叛道或社会问题。

　　我们的文化病态地将黑人母亲视为霸道的女家长，认为黑人母亲教唆孩子不守规矩，是刚愎自用的规则制定者。文化对黑人女性的愤怒，实则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她们的嘴上。黑人女性清晰呈现了文化对女性力量、声音和攻击的压制：她们愿意在公开场合发声，捍卫自己，维护家庭，且不顾是否有男性在场，她们敢于说出所思所想——这一切都有悖于社会的社交和性别秩序。

　　我们对女孩关系的有限了解主要基于对白人中产阶级女孩的研究。的确，本书大部分故事同样来自该群体。其他种族、少数族裔、不同阶层背景出身的女性关系丰富多彩，但长期以来都被研究者忽视了。

　　那些参与正面冲突的女孩也许并没有实际的社交权力，这算是一个可悲的讽刺。一些少数族裔女孩表现出的强硬态度反映出的并不一定是自信心，而是身处社会大环境之中的脆弱，她们的声音的确与本书其他章节描绘的间接性攻击图景形成鲜明对比。然而，更多情况下她们的直白源自这种意识：只有通过肢体暴力或危险言论进行表态，才能让别人听见自己的声音。这种直白源自她们边缘化的地位，因此也很难成为对抗女孩无力感的范例。

　　能否有效地处理无力感，对于防止女孩丧失真实的自我来说至关重要。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从那些坚定自信的女孩身上学到的东西，对于制定对策、打击令女孩丧失真实自我的现象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对这些女孩的了解越多，对她们的声音越是尊重，就更有可能制定出对抗各类女性霸凌行为的具体策略。

　　[*]贝尔·胡克斯为作家格洛丽亚·琼·沃特金斯（Gloria Jean Watkins）的笔名，来源于其外曾祖母。她刻意使用小写，以便与她外曾祖母的姓名有所区别。——编者注

　　[?]美国劳工部于1964年启动的计划，为16—24岁青年提供免费教育和就业培训。——编者注

　　第9章家长大声说

　　正当苏珊·科恩准备与6岁女儿的老师进行紧急约谈时，她突然感到一阵不安。她站在教室紧闭的门前，思考着要怎么和老师谈论女儿的同学的虐待行为。“我突然意识到我要把这个孩子描述（成）极度具有控制欲、竞争欲、不诚实的人。用这些来描述一个6岁女孩——听起来就像疯了似的。”

　　她说的一点没错。在一个拒绝将此类行为归类为实质性攻击的体制中，人们对关于间接攻击、社交攻击和关系攻击的投诉不以为然。因此，直面女孩霸凌问题的家长从一定程度上和自己的孩子一样沮丧。在没有用来讨论霸凌行为的公开语言的情况下，讨论时一不小心就会掺入“撒谎精”“狡猾”或“操控者”等蔑称。正如女儿们对问题公开化和潜在报复行为充满恐惧一样，父母也害怕被学校贴上“歇斯底里”或“过度溺爱”的标签。在女儿必须克服社交地位低下的尴尬时，父母可能会默默担心自己犯下的错误会让女儿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本章的女孩霸凌故事中，最强大的潜台词之一便是父母试图降低对老师的要求。在与四位常常聚在华盛顿一家咖啡馆聊天的母亲们坐在一起时，我请她们解释这一点。

　　“我们家长明白，老师对自家孩子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艾伦说道，“无论如何，你不希望损害这种关系。”她的朋友们点头表示赞同。克里斯蒂娜补充道：“我觉得父母会担心，生怕自己的行为方式会影响到老师对待孩子的态度。”由于抱怨另类攻击行为常常被视为对日常校园行为反应过激，许多母亲非常害怕自己被称作班里的“歇斯底里妈妈”。她们强调，保持冷静客观是关键。

　　相比孩子生活中遇到的其他事情，霸凌也许更是将每位父母都在努力权衡的问题摆到了他们面前：我应该代表孩子介入多深？——这个问题的答案要看孩子怎么想。她能够保护自己吗？让她现在就面临危险是不是太早了？——答案大多数时候取决于其他人会做何反应。其他家长会觉得是一种冒犯吗？学校会做出有效回应吗？或更糟，会不会惩罚自家孩子？考虑到大多数学校连基本的课外活动目标都完不成，想在忙碌的老师那儿推动此事免不了一番苦战。

　　为女儿讨公道的父母面临着文化和人际的重重阻碍。最令人心生畏怯的是，人们普遍忽视另类攻击行为，很少将其视为合乎情理的社会问题。更多时候，校领导会认为这是小问题，甚至会责怪被霸凌者。许多父母都表示，自己的女儿在没什么问题的情况下被送去接受心理咨询治疗；或是被建议接受昂贵的社交技巧培训，但实际上需要帮助的应该是攻击者；又或者因为攻击者十分隐秘而遭到忽视，最后双方各执一词。毫不意外，许多父母最终选择了沉默。

　　羞愧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发现自己的女儿在社交问题中挣扎叫人痛苦，但发现女儿不是肇事者也算不上欣慰。每个家庭的处理方式都有所不同。琳达承认自己感到羞愧，这既刺痛心扉，又荒唐可笑，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这就是那种让人不得安宁的事情，我从来没遇到过，”她告诉我，“说起来都很困难，但是我有时候还会想。虽然我从来没对（我女儿）说过，但我内心深处会想：‘我的孩子不受欢迎？她难道不算是个酷小孩？’虽然我知道这些不是我真正想要的，但你希望孩子很棒。”苏珊·科恩下了不小的决心来克服对这件事置之不理的冲动。她回忆道，等待老师时，“我悄悄地想，会不会有人反过来说：‘为什么汉娜自己不能说？为什么你不教她为自己说话？为什么她允许别人这样对自己？’”尽管这些感受对任何一位处理过孩子麻烦的家长来说都很正常，但倘若大部分人都将这个问题视为孩子成长过程中无足轻重的必经之路，家长的愧疚感会更加沉重。

　　倘若孩子被发现患有学习障碍，有专家可以诊断支着。怀疑存在这个问题的父母会利用可接触到的资源，向专业人士表达担忧，然后家长们会得到宽慰：这不是父母的错，也不是罕见的问题。没多久，孩子可能就会得到特殊照顾，相关部门会为其提供满足不同学习需求的工具，尽可能激发孩子的潜能。

　　倘若孩子成了另类攻击的靶子，往往无人相助。没有规章制度可循，也没有能够描述孩子痛苦的语言，父母深知面对这种问题开局不利。正如苏珊所解释的那样：“要是我在她的社交问题上说得太多，你知道，别人会说：‘好吧，你家孩子都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她怎么了？为什么不能直接走开，不理睬这些？’我很尴尬——我会因为表露自己的真实感受而尴尬。”

　　沉默是美国家庭的另一面。我们会努力表现出最好的一面，然后在遇到问题时拉上窗帘不让人看见。而当孩子陷入困境时，我们会默默责怪他们的父母。中产阶级家庭尤其注意对孩子的社交、情感以及学习问题进行保密，特别是心理问题。一位母亲吐露了对女儿问题保持沉默的压力，她简单将其总结为：“我们害怕孩子不够完美，孩子反应的是母亲的育儿水平，我们会担心别人说我们对孩子管得太多或管得不够，这些问题反映的是家教。”

　　展示孩子的机会越来越多，父母积极比拼，努力塑造孩子愉快社交和不屈不挠的健康形象。他们收集战利品，在生日会上自豪地炫耀。分享女孩霸凌行为带来的绝望之感，这对许多父母来说是难以承受的。玛格丽特·卡普兰解释道：“如果我走到别人跟前，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还会告诉谁呢？会有多少人知道呢？这事会被传成什么样？这会变成‘哦，卡普兰一家：他们有麻烦了，我们就没有，我们都很完美，我们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尽管苏珊·萨斯曼可以有力地组织父母们要求学校增加艺术课，但听我提议组织父母们对抗另类攻击行为时，她苦涩地笑了。“我没办法组织父母们对抗女儿天天遇到的残酷行为。”她说道。

　　苏珊·帕特森称，在里奇伍德，再小的事情都能成为午餐时的话题。采访时她41岁，女儿被一个亲密的朋友欺负，她决定不与镇上任何人聊起自己家的生活。她甚至不愿和我细谈，苦涩地把我打发走，流露出无尽的失望之情。“这地方谁都会成为话柄，”她愤愤道，“他们早上迫不及待地起床，就是为了知道谁离婚了、谁跟谁睡了。我是说，这里的生活永远都是这样的。”她努力施压，让女儿自己处理。“我希望她成为独立的女人，我一直在想，事情没有看起来那么糟。我不想把事情想得和看起来一样糟。但实际上情况真的真的很糟糕。”

　　在举国上下关于霸凌的对话中，父母仅仅被视为小角色。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攻击者、目标和沉默的同龄人身上，评论者指责电视和电影助长了同龄人的暴力文化。而父母的角色却被弱化，仅出现在这场灾难的苦涩尾声中：他们不是做得不够，就是行动太迟或毫无作为。

　　本章中，五位妈妈将向大家讲述各自女儿遭遇的霸凌经历，并探讨老师在回应家长时遇到了哪些问题。每位妈妈的故事都独一无二，并且和女儿一样，在故事中保有自己的回忆和看法。这些故事展示了父母对女儿社交选择的影响，向我们揭示了父母在压制、不承认女性攻击的文化中是怎样回应孩子的痛苦的。

　　责怪

　　帕特里夏在里奇伍德经营一家小小的儿童看护机构。傍晚时分我去拜访，她身着一件长长的开领衫、皱皱的卡其裤。她高大结实，看起来能够摆平任何一件事，无论是系鞋带还是修整草坪。她的声音温和低沉得令人吃惊，眼睛扫视游戏室，其中一个孤独的孩子正在安静地玩耍，等妈妈来接。我们个子都挺高，在圆桌旁的小椅子坐下谈话时，膝盖都弓在胸前。她咧嘴笑了，耸了耸肩，脸有点红。

　　帕特里夏从未想到，和本还有他们的女儿搬到此地四年之后，人们还会像他们刚搬来时一样对待他们。本被聘用为高级药剂师，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获得了难得的晋升。他立刻举家迁居里奇伍德，那时霍普三年级才上了一半。

　　霍普是寒假后转学的，她的突然到来让同龄人感到不安。其他女孩立刻就开始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她，并将她视作现存小圈子的威胁，最初的短暂回避发展成了长达一年的欺辱。霍普知道有人给她下马威是因为自己不是土生土长的孩子，但在里奇伍德住得越久，就越容易陷入自责。

　　五年级时，霍普加入了教堂的一群女孩，她们一起参加合唱团和周日学校。在学校，小圈子的领导者常常要求霍普去别的地方待着，或粗暴地评价霍普的外观和性格。帕特里夏问女儿为何还要跟她们做朋友，霍普坚持说她们一起在教堂时情况没那么糟。

　　六年级的一天，其中一个女孩通知霍普，小圈子不想再和她做朋友了。随后几周，她们都无视霍普的存在。“就是没人搭理她了，”帕特里夏含泪说道，“每天放学回家，她都会哭着回来。‘她们今天不喜欢我，她们不想当我的朋友了，我该怎么办？她们为什么不喜欢我？我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不能和我交朋友？她们为什么不想做我的朋友？你觉得呢？’”她恳求一般地问。

　　“你是怎么做的？”我问道。

　　“好吧，她那时候很情绪化。”帕特里夏清清嗓子说道，声音不再颤抖。她靠向椅子，伸直长长的腿。“我敢肯定这和她正在慢慢长大有关系，你知道，像是青春期开始了什么的，情绪开始变得波动。”听她这么说，我怀疑帕特里夏是否在回避孩子的痛苦，将其归结于会影响孩子成长的“合理”因素。

　　帕特里夏问女儿，她小圈子尖锐的批评是否属实。“我问，她从心底有没有想改变自己的地方。”霍普想出了一些，然后反驳说她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我问帕特里夏，她是否认为霍普应该改变自己。

　　“霍普性格外向，”帕特里夏解释道，听起来几近是在道歉，“她是个热情奔放的女孩，也会犯傻。可能不太好形容她的性格，但我觉得她也许会让人烦，也许那就是让她们生气的原因，也许她们会感到厌倦。霍普觉得自己应该冷静一点，你知道的，不要过于欢快或直白。”想不出女儿为何遭遇折磨，她只能怀疑是霍普的问题。她恳求女儿再找新的朋友，霍普拒绝了，说那是她仅有的朋友们。

　　帕特里夏试图通过劝女儿祷告来安慰她。“虽然现在很艰难，但我们知道上帝会把这件事变成你生命中的好事。也许过几天或明天就没事了。”她停下说，“我得克制自己，不然我要哭了。”

　　我们沉默地坐着。

　　“我想走到那些孩子跟前说：‘你知道你们都做了什么吗！’我想告诉她们的妈妈，你知道，但是你会停下来想：‘好吧，我只听到了女儿自己的说法。’我信任霍普，也相信她会跟我说实话，但你不能认为自己的孩子绝不会错。”

　　“如果当初我意识到霍普非常痛苦或沮丧，或者你知道的，真的出现生理或健康问题，我也许会换种方式处理。”帕特里夏说道，“大部分时候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你得学会怎样应付那些对你不公的人。”此时，帕特里夏通过她的家教哲学表达了社会对待霸凌的态度，甚至在和我面对面坐着时，她都在小凳子上耷拉着肩膀，抹着眼泪，质疑自己的话语。

　　我问她可能会换哪些方式处理，她叹口气，看着我说道：“我希望我多做点什么，努力让那些妈妈聚到一起喝个咖啡什么的，”她说道，“你知道，用一种不带威胁的方式，我绝不想让她们觉得我家孩子更好。如果我们一起努力，也许会帮助她们。她们的支持体系也许会强大一些。”

　　帕特里夏害怕激怒其他父母，这阻碍了她采取行动维护霍普，并将霍普遭受的折磨合理化。访谈中，大部分母亲都表达了担心，害怕其他家长回应时会非常愤怒。关于家庭教育，我了解到的第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没有父母希望别人告诉他们该怎样管教自家孩子；第二条是批评别人的孩子会让你深陷危机。许多人将他人批评自家孩子的行为视作含沙射影地攻击自己的育儿能力，因此会变得更具有防御性，有时会变得很不理智。许多目标的父母直接说自己“试都不会试”。

　　母亲们对参与直接冲突的恐惧最甚。在小社区中，正面冲突的代价非常高。母亲们可能是同事、一起在学校或教堂做义工的熟人乃至好朋友，父亲们也许彼此之间有现存或潜在的顾佣关系。联系另一位家长，很容易遭受女孩世界之外的余波震荡的影响。

　　有时，霸凌者和目标这层关系可能会从争斗的女孩之间上升到她们的母亲之间，引发第二层间接攻击和愤怒关系。出于本能，攻击者的父母自然会保护自家女儿，尤其在涉及秘密攻击时，这种指控常常遭到质疑。主动联系的母亲本来就心存怯意，担心自己也遭遇压制或欺负。

　　说起吉尔被欺负的经历，一大堆记忆涌上她母亲的心头。初中时，吉尔的朋友突然抛弃了她。对费伊来说，看着吉尔遭遇的一切，更让她坚信刻薄女孩无处不在、无可避免。吉尔有时被最好的朋友忽视，有时又重获她们的关注，这让她发生了很大改变。“她以前是最快乐的孩子，”费伊告诉我，“以前她是那么无忧无虑，她以前开心得飘飘然，那样真美好。”然后在一年级左右，吉尔变得越来越害羞。当她的第一个最好的朋友“狠狠地”抛弃她后，吉尔变得自卑起来。如今吉尔五年级的朋友私下对她还不错，费伊便不打算干预。她总结说，保护孩子不受这些事情困扰，这没有道理。这种事随处可见。

　　这次，欺负吉尔的是费伊朋友的女儿。据费伊称，这位女士强大、有控制力、社交圈子广。因此，那个女孩也有很多朋友。“我们讨论过（两个女孩友谊的问题），”她说道，“但是你不能告诉别人，说她女儿有问题。”由于吉尔不止一次陷入过友谊问题，费伊认为是吉尔的自卑吸引了这些伤害。“如果你自我感觉不够好，别人知道了，别人还知道这个人不喜欢你，那其他人也会跟着不喜欢你。”

　　我问她是否尝试过向女儿的学校求助，她退却了。“其他妈妈会给另一个妈妈打电话问：‘怎么了？’我从没想过要那样做。从来没有。现在我会问自己：‘我当初应该打电话吗？’我当时应不应该……嗯……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妈妈根本没干预过这种事，她生活中遇到了很多其他事情，这不是大问题。我想，按1到10的紧急程度分级来看，这和有人在受癌症折磨比起来不算大事。你知道，她会长大，她会找到好朋友的。她会没事的。”

　　有那么几分钟，费伊拼命地将女儿的困境轻描淡写，她突然陷入绝望之中。“她这辈子都躲不开这些事，我们都躲不开。”她简洁地说。

　　恐惧

　　一个寒冷刺骨的二月清晨，我驱车在华盛顿特区一条算不上主干道的街上缓缓挪动，去和一位朋友的太太进行午餐访谈，我和那位朋友已多年没有见面。在地下停车场寻找车位时，我想起梅丽莎会带母亲一起来，她母亲正好从纽约北边过来看她。

　　走进餐馆时，梅丽莎抱着一大堆购物袋，站在吧台边上。她同我年龄相仿，有一头闪亮卷曲的黑发，肩膀窄窄的，脸上带着令人愉快的灿烂微笑。芭芭拉站在女儿身后，她是位身材矮胖的中年女士，有一头长长的花白卷发。两人都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不过坐下后，芭芭拉就故意装作在研究菜单了。

　　点完健怡可乐和沙拉后，梅丽莎开始了。

　　“我承认受欢迎对我来说很重要，”她说道，好像在承认某种丢人的事情，感觉是在坦白，“我觉得自己总在受欢迎的那个圈子里。在外人看来，我在这个圈子里跟谁都是好朋友。人们总是——总是认为我属于这个圈子。”她迅速补充道，但现实并非如此。

　　卡米尔一直是她最亲密的朋友，两家住得很近，放学后一起拼车回家也很方便，女孩们还一起参加许多课外活动：游泳、体操、芭蕾、足球还有希伯来语。哪怕放学后没什么要一起做的，梅丽莎也会和卡米尔一起玩。

　　卡米尔漂亮、有魅力，一进屋就会吸引所有人的注意，这意味着会有很多女孩和她一起玩耍。梅丽莎不禁感到自己很渺小，生活在卡米尔的阴影中。她脑袋里总是听到嗡嗡的声音，说自己太粗壮、太平凡、不够酷，这让她很苦恼。如果梅丽莎喜欢某个男孩，这个男孩喜欢的肯定是卡米尔。当卡米尔和男生在一起时，她会表现得蠢呼呼的，当梅丽莎不存在。在希伯来语学校，如果其他学校更受欢迎的女孩在场，卡米尔就会甩开梅丽莎。梅丽莎常常因此感到嫉妒和羞愧。

　　卡米尔和妮古拉是最要好的朋友，她们两家之间只隔一条街，她俩只要在一起，就会开始说谎。她们会假装没有计划，所以梅丽莎问卡米尔打算做什么，她总是变着说法告诉梅丽莎“哦，还没定呢”。梅丽莎毫不气馁，她常常给卡米尔打电话。有一次，她骑车路过卡米尔家时，看见卡米尔和妮古拉正在车道上用粉笔涂涂画画。“哦，我们刚刚才碰上！”卡米尔坚持道，“我们没想到你也打算来。”梅丽莎告诉我，卡米尔会让人感觉“她会鬼鬼祟祟地做这些讨人厌的刻薄事情，你根本没法和她对质”。

　　七年级时分班了，除了卡米尔和妮古拉，梅丽莎的其他朋友都被分走了。这种变化让社交往来彻底改变了。到十月，两人已经开始针对她了。

　　“她们基本上就不把我当朋友了，但偷偷摸摸的，”梅丽莎边说边搅动苏打水，“她们做什么都不邀请我一起，放学后不会喊上我一起玩，有什么计划也从不告诉我。她们很恐怖，让我感觉像生活在地狱中一样。”

　　但两人一直维持着友谊的幻象，梅丽莎也一样在维持。若非火眼金睛，很难发现真相。“卡米尔的直觉是对每个人都要友善，绝不能说刻薄的话。她就是会躲着我，偷偷摸摸的。”所以梅丽莎依然和她们一起吃午饭，但用餐时没人会和她说话。她依然和这两个女孩一起上厕所，虽然有一次卡米尔发火了，突然冒出一句：“梅丽莎，你为什么总是跟踪我们？”在电影院，她看到这两个女孩一起看电影，她简直想钻到座位底下消失。

　　“我本来很喜欢和人交往的，很外向，这简直是创伤。我每晚回家后都会哭。但另一方面，我感觉不得不留在那个圈子里面。”梅丽莎回忆道。

　　由于她总在两个一直无视她的女孩身边晃悠，她回忆道：“我特别擅长仔细听对话，我记得我会四处探听形势，我会走在她们后面，听她们在说什么。我很擅长调查。”

　　“嗯。”芭芭拉清清嗓子说道，我回过头去，都忘了她在场。她一直在将鸡尾酒餐巾折成小块塞到高高的苏打水玻璃杯下面，盯着柠檬从底部浮出来。她的脸似乎僵住了。

　　“呃，说实话，”她说道，眼睛仍向下看，“是我一直怂恿梅丽莎和卡米尔友好相处的。我觉得，你知道，有个犹太女孩做朋友很好。”

　　梅丽莎迅速瞟了母亲一眼，好像告诉她“说得没错”。“我记得常常一个人回家，感觉非常非常孤独。我感觉不安全，觉得自己很丑，很惹人嫌，很沮丧，我躺在床上，想着这些可怕的念头，想着人们都不会在乎……”她说不下去了。

　　“我觉得我一定是个糟糕的人，连朋友都讨厌我，”她继续道，摇了摇头，“我一定很惹人嫌，说不出半句好话。她们觉得我很烦，我是这个年级里最烦的人。任何嫌弃自己的想法，我都能想到。”

　　“你处理得不错，”芭芭拉说，“每次你说起来的时候，我都想哭。”我还来不及转头看梅丽莎的反应，芭芭拉已经站起来走到桌边搂住哭泣的女儿，她自己也满脸泪水。

　　“我没事，”梅丽莎抽噎道，手掌稍稍从桌上抬起，“我非常了解自己的感受，我不得不说，这段经历让我成了更好的人，我学到了重要的一课，我真的明白了自己需要什么。”

　　“我觉得有这个酷酷的小圈子的朋友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维持跟她们的友谊。我不知道为什么。”

　　芭芭拉回到了座位上。我们的菜上来了，梅丽莎擦着眼睛。我静静等着，努力显得漫不经心，我不想让梅丽莎尴尬。芭芭拉大口吐气，既像叹息，又像粗重的咳嗽声。这次她开口说话时与我四目相对：“梅丽莎说起这些时我非常痛苦，我觉得有点崩溃，说不出自己到底是什么感觉，”随着餐馆背景的白噪声响起，她停顿了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一手造成的。”

　　芭芭拉成长过程中患有肥胖症，朋友不多，她遭遇了许多女孩的刻薄对待。光是回想一下自己硕大的身躯与纤细女孩的对比，都会让她畏缩。她悲伤地看着女儿，“我不想让梅丽莎遭遇那种痛苦”。梅丽莎出生时，芭芭拉就决定要让她成为受欢迎的女孩。芭芭拉告诉我，等梅丽莎稍微大一点，“我就鼓励她和周围邻居的孩子交朋友，”她顿了一下，“是我把她推向这些人的”。

　　我问了一个无可避免的尴尬问题，她是否知道梅丽莎经历了什么？

　　“知道，”她说道，我看到梅丽莎的脑袋突然转向母亲，“我感觉自己太无能了，”芭芭拉的眼睛闪着泪花，“我感觉自己特别丑、特别胖，等我有了孩子，我原来的恐惧和不安都冒出来了，我得不停地告诉自己‘梅丽莎不是我、梅丽莎不是我’。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不希望她经历那种痛苦，我希望她开心，希望她受欢迎。”

　　芭芭拉在社区游泳池遇到了卡米尔的母亲艾丽斯，那时两个女孩还很小。艾丽斯有四个惹人喜爱的孩子，散发着芭芭拉梦寐以求的随和与自信。然而，芭芭拉回忆道，“艾丽斯有时候控制欲也很强”。但芭芭拉非常崇拜这位女士，因为她成功地养育了几个适应能力很强的孩子，芭芭拉想取到育儿经。“如果梅丽莎和卡米尔一起玩耍，她就能受到很好的影响，”她推测道，“当然，梅丽莎本来就是个好女孩。”

　　我追问道：“你试着跟艾丽斯提过卡米尔怎么对梅丽莎的吗？”

　　“我想说来着，”芭芭拉嘟囔道，“我觉得艾丽斯是个非常友善的人，但她也可能在背后说人坏话。”片刻后，她补充道：“我感觉我需要艾丽斯的帮助，学做一个好妈妈。如果能回到过去，回到30岁重来一次，一切都会不一样。我觉得我不会……把梅丽莎推向那些事情。”芭芭拉没有找艾丽斯，而是去找了学校辅导员，辅导员推荐梅丽莎看心理治疗师，但治疗师告诉芭芭拉她女儿没问题。

　　“一方面，”梅丽莎说道，“我倒不是在怪你，妈妈，我难过是因为你问我：‘你要做什么？卡米尔和妮古拉在干吗？你打算做什么？为什么你不和她们一起玩？’你会不停地问我。”她转向我说道：“这些话都是亲妈对我说的，我不是想让你难受，”她说道，回头看着芭芭拉，“但真的是这样。”

　　“我现在能承受得了。”芭芭拉说。

　　“我不是怪你，”梅丽莎继续说，“虽然你只是想鼓励我，但我有时候总感觉你在拿我跟她们比较，觉得我不够好。”一次，梅丽莎回忆道，她和妈妈在咖啡馆看到卡米尔换了新发型。“你带我去剪头发了，你希望我看起来像她一样。”梅丽莎告诉母亲。

　　“是你想要那个发型。”芭芭拉说。

　　“不，”梅丽莎坚持道，“就是在我们遇见她以后。”

　　在我们相聚华盛顿共进漫长的午餐之前，芭芭拉和梅丽莎从来没讨论过她们的困境。看着她们，我立刻明白这是一大宝贵收获。父母在回应霸凌状况时，总是本能地将愤怒和责备倾泻在霸凌者身上。尽管区分此类困境中的情感非常困难，但芭芭拉的故事说明，父母有必要留心自己对女儿的社交选择产生的影响。

　　芭芭拉和梅丽莎也让我明白，父母与子女进行坦诚的交流颇有益处。她们的故事让我意识到，父母仅仅为孩子抹去眼泪、拍拍肩膀以示鼓励是绝对不够的。倘若当初芭芭拉愿意说出令自己将孩子推向受欢迎群体的压力，分享那种脆弱和痛苦，女儿的生活会因此大有不同。在梅丽莎眼中，芭芭拉看起来并不脆弱，而这让梅丽莎的负罪感更强了。

　　芭芭拉不惜一切代价让梅丽莎成为受欢迎的女孩，这显然是有意识的选择。然而，并非所有选择都是有意的。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创造机会重蹈覆辙，让错误像遗传基因一样传给下一代，传到我们最爱的人身上，这是一种苦乐参半的人之常情。

　　两代人

　　我通过一位大学朋友认识了唐娜和特蕾西·伍德，我和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母女俩分别进行了电话访谈。特蕾西走出困境已经15年了，但两位女士在讲述故事时体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都非常开诚布公。

　　特蕾西幼年在罗利的一个大农场度过，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兄弟或小马驹玩耍。父母离婚后，母亲唐娜赢得了监护权，带着孩子搬到镇上。她身边有一群喧闹的女士们，安慰她、保护她，为她的新家带来温暖，也会善待特蕾西。然而特蕾西去父亲那儿时，父亲会从肢体和精神上对她施虐，他的情绪会间歇性发作：有时把特蕾西当成掌上明珠，有时就当她不存在似的。每次无监护探视都让特蕾西觉得很伤脑筋。

　　四年级时，特蕾西开学第一周就完成了数学练习册，这让老师们大吃一惊，她很快就跳级进入了一个因刻薄而臭名昭著的班级。五年级第一天，女孩们不让她一起坐在午餐桌上，口口声声说她不算真正的五年级学生。她们迫使特蕾西一个人吃饭。她在餐厅孤身一人吃了几天饭，随后把指甲油带去自娱自乐，却被监督员训斥，于是又开始一个人默默吃午餐了。

　　午餐时间的孤立很快就成了受欢迎女孩们的消遣。初中阶段她们继续排斥特蕾西，说她很蠢，说她开玩笑不好笑，说她总是穿不对衣服。10岁那年，这些女孩嘲笑她没有胸罩，说她平胸。一天在卫生间，特蕾西听到小圈子的领导者在隔间里警告她唯一的朋友别和她一起玩耍。特蕾西再见到这个朋友时，对方冷若冰霜。一个暑假，她和一个在当地农场骑马的人气女孩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九月开学，这个女孩却假装自己不认识她。

　　多年来，特蕾西都默默承受着。“我记得每一天，”特蕾西告诉我，“真的很糟糕，没人喜欢我，我什么都做不好，做什么都会被调侃。包括老师在内，没有一个人有同理心或足够成熟，能站出来说一句这样不好，快停手吧！”

　　五年级开始的三年后，特蕾西坐在沙发上，和母亲讨论勇气的概念，特蕾西抬起头说道：“你不知道我每天上学需要多大的勇气。”

　　唐娜问女儿这话是什么意思。特蕾西答道：“别的女孩不让我和她们坐在一起。”唐娜很是震惊，她多年来都与学校保持联系，了解女儿的进展（但她对此并不知情）。20年后她依然心痛，告诉我：“在这所小小的私立学校，他们甚至都不屑于告诉我，别人不允许我孩子课间或午餐和她们坐在一起。我感到非常震惊，我什么都没为她做。”

　　现在，秘密不再是秘密了。唐娜很自然地认为，转学会让女儿如释重负。

　　其实不然。

　　受欢迎的女孩们在残酷行为中掺杂着令人迷惑的善意信号，这让特蕾西陷入一个死循环，她总是认为自己能努力感化那些折磨她的人。有些日子，好像会有一丝希望：一丝善意的眼神，没有评论或嘲笑的一天，在饮水机边一起大笑。对特蕾西来说这就足够了。她向我解释道：“我感觉事情就是这样的，我得改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觉得自己可以战胜困难，让她们喜欢我，然后得到那个年纪我想得到的一切。”转瞬即逝的友好和交朋友的希望让她留在那所学校，唐娜不得不努力应对执迷不悟、拒绝放弃的女儿。唐娜努力和女儿的老师们交流，同时也尽量不让他们感到为难。她努力听特蕾西诉苦，尽可能满足她的需求。而此时，她也惊恐地意识到，只有在家的时候，女儿才能感受到尊重。

　　但特蕾西的对抗最终变成了抑郁症。由于偏头痛，她平均每周会缺课三天，她不得不注射杜冷丁（哌替啶）镇痛。一天，她不停地反反复复读着历史课本的同一段内容。有三个月，她一会儿昏迷一会儿清醒，小狗蜷缩在她身边守着。

　　突然，周日晚上到了，她周一得回到学校。“我想，”特蕾西说道，“我宁愿去死都不想再去上课。”

　　特蕾西设了半夜的闹钟，醒来后走下楼梯，去厨房拿出刀具。“很疼，”她说道，“我坐下，睡着了，早上却醒来了，心想我连自杀都死不成。”特蕾西去了母亲的卧室，妈妈说她不用去上学了。特蕾西住院几周，连打电话慰问的人都没有。

　　对于重度抑郁的女儿，唐娜说道：“她非常无助，那真是一种挫败感，真的很明显。她以前绝对是古灵精怪、有趣的孩子，但那种感觉消失了。我会想，我的小宝贝到底怎么了？好像她在消失一样。她那么沮丧，都不是她自己了。她告诉我，虽然我说了关爱鼓励的话，但是我并不了解真相——说我不知道她其实既不聪明，也不漂亮，没有价值。”在试图说服女儿的过程中，唐娜感到一阵阵挫败感。“有时我想晃动她，但她就是不动，她几乎不说话，你只能看到她的沉默，看到她情绪激动地思考着。”

　　心理治疗几周后，特蕾西明白了，自己不愿离开这所学校的固执源自她与父亲的关系。“我觉得爸爸一会儿把我当成宝，一会儿又不理我，这让我走进一个循环，希望赢取别人的心，但是别人并不想接受我，”特蕾西解释道，“就像相信，如果我足够优秀、如果能穿对牛仔裤，一切都会好起来那样。”多年后，特蕾西仍然对自己在制造痛苦中扮演的角色感到震惊。“我当时根本没意识到，天哪，她们真是胡来！”她告诉我，语气中流露出吃惊。

　　唐娜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现在她认为自己忍受丈夫的虐待让特蕾西觉得，只要足够努力，什么都能适应，无论过程多么痛苦。“这就是特蕾西为什么会陷入虐待友谊却不愿意离开。”唐娜说道。她本人数年后才从离婚的创伤中恢复过来，许多朋友抛弃了她，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挣扎，经济拮据，酗酒。对于自己为何不能从细节中看出问题，唐娜很现实：“当时我还没有从自己的遭遇和孩子的遭遇中恢复过来，还在处理我自己的事情。”她说道。唐娜自身的经历引发了深重的愤怒、沮丧和焦虑，而她用这些情绪去回应自己的女儿。

　　有时，父母会将夫妻之间的关系的状态转移到女孩身上。女孩会与承担照顾者职能的母亲产生认同感，这一点很明显。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关系成了生活的主要资本，也会存在极大风险。本书中不惜一切代价忍受虐待友谊的女孩，和唐娜这样忍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将在最后一章进一步讨论霸凌和关系暴力的联系。）正如女儿也许会从母亲身上学到如何去爱一样，她们可能也会学到不去终结那些危险的关系。

　　无助感

　　谈论乔安娜和埃米的友谊问题时，乔安娜的母亲伊莱恩和女儿坐在一起。“我得告诉你，”伊莱恩前倾将胳膊肘撑在膝盖上说道，“太痛苦了，这是历史重演。我当时被自己最好的朋友背叛了，她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知道（乔安娜）的感觉，我什么都做不了。自己经历一遍已经很痛苦了，但看到孩子又经历一遍，真的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她凝视着女儿，回到当下。“乔安娜（被欺负），我感到没有防御的力量，很无助，很受伤。我说不出什么安慰人的话。至少，你很想保护孩子使他们不受任何伤害，尽力保护孩子。把孩子喂饱，给他们温暖的家，给他们爱，还有所有自己可以掌控的事情。接过婴儿的时候，这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感觉，你爱这个孩子。”

　　无法帮助女儿令她惊慌失措。“你是妈妈，就应该能解决任何事情，”伊莱恩说道，“尽管你知道不可能解决所有事情。但从感情上来说，还是希望可以。也许这是我感到自己不能保护她的真实时刻之一。”泪水沿着她脸颊落下。伊莱恩说自己看到乔安娜接种疫苗时不由自主地流泪，因为看到女儿痛苦。想到乔安娜被埃米折磨的痛苦，她不禁去想女儿心里到底是什么感觉。“这些时刻会改变你的。”她激动地说道。

　　忧伤可以在母亲和孩子之间传递，毫无疑问，看到孩子在外受伤，父母会发自肺腑地感到痛苦。但被欺负的女孩的父母则表示自己对女儿的情绪很复杂，其中包括愤怒和沮丧。

　　母亲们会感到惊奇，我的孩子怎么能忍受被最好的朋友残酷地对待一周，周五却欢快地坐上车去朋友家过夜？她怎么能在我腿上哭得很惨，大口喘气，都快扯烂我的衣服了，现在却在电脑前咯咯笑着发送即时消息，把秘密输入网络空间？我的心都快碎了，看着她痛不欲生，半夜因焦虑睡不着，想象另一个孩子的残酷行径，简直想掐住那个孩子母亲的脖子，但今天孩子却会让我感觉我才是那个疯了、精神错乱、不理智、无情记仇的人？

　　被亲密朋友伤害的女孩，最容易让父母坐上感情过山车。在黑暗的日子里，家长会被女儿因悲伤而产生的额外照顾需求折磨得筋疲力尽。没多久，孩子又会擦干眼泪说自己明白了。孩子一脸微笑，表现得似乎什么都没发生。可以理解，母亲会产生冲动，抓住孩子领口，对她进行老一套的说教。这时反而常常是女儿感到母亲疯了。

　　随着女孩长大，在社交世界的迷宫中变得越来越自立，母女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大。母亲会难以理解女儿的社交选择，女孩愿意回到霸凌者身边、忍受刻薄——这在母亲看来显然是荒唐的行为——对女孩来说完全说得通，很奇怪。无论父母怎样苦苦哀求，对一些女孩来说，比起孤立，其他都不算糟糕。

　　对母亲来说毫无道理的事情，在女儿看来却一清二楚。13岁的谢利敲打着桌子，对母亲摸不着头脑的反应感到愤怒：“她就是不明白，你不能直接走到别人跟前说：‘我真不敢相信你会对我这么刻薄。’这不是处理事情的办法！”第三章中的埃琳与朋友和解时，母亲惊得目瞪口呆。“我真的很担心，我对那些孩子很生气，我不想让她们接近女儿，我不信任她们，我担心她们又会把她逼成从前的样子，”她补充道，“人们告诉我‘你需要宽容一些’。我尊重的人这么说！我第一反应是，等等，当时你可没看到！你没有看到过她们眼中的恶意，简直像刀子一样能划破空气！”

　　说起女儿，琳达承认：“她不听我的建议，真让我难以忍受。我逼得太紧了，她很被动。我希望她采取行动。看她什么都不做，感觉太糟糕了。我知道有人在伤害她，她也不会自我保护。但我什么都不能为她做。”

　　对一些母亲来说，女儿向虐待屈服就是懦弱的标志，这令她们愤怒。一位母亲被女儿的不理智行为震惊了，折磨女儿的两个孩子坚持说她们是同一天在同一间屋子里出生的。“丽贝卡知道她们生日不同，但她还是不相信自己的判断！”那些努力为女孩做出坚定自信榜样的母亲更是会感到强烈的沮丧。玛吉的妈妈安德烈娅解释道：“我试着推她一把的时候，她总是无助地说‘我不能，我不能’。有时我对她感到很生气，因为我自己是直白的人。我从来没有不愿说话的时候，所以我希望她能大胆说话。我可以给她提供建议或其他什么东西，为什么她就不能这样呢！”困难时期，母亲和孩子关系的削弱，会让解决霸凌危机难上加难。

　　宿命

　　在应对女儿的困境时，一些母亲深受对女性和攻击行为的刻板印象的影响。一个被霸凌过的女孩在日后成为母亲时，会对女儿的同龄人感到多疑、充满焦虑和愤怒。这些女性透过自己的苦难去看待女儿的痛苦。玛丽的女儿被欺负时，她决定什么都不说，她解释道：“她遇到糟糕情况时，我没办法总是介入帮忙。但就算等你长大，这些事情也不会改变。总是有和孩子一样背后伤人的成年人。”我追问时她开始沮丧，当她的女儿看过来时，她爆发了：“我是说，女孩就是——我没多少女性朋友！因为你要判断可以信任谁，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女孩没有男孩那么友善。她必须学会怎样选择朋友！”

　　一个周日清晨，玛格丽特带我穿过一群孩子，他们冲过来围在我腰边上，在走廊穿着袜子跑来跑去，然后尖叫着冲上楼。“这里有点乱，”她翻起眼睛热情地微笑着，“但愿我们能找到安静的地方。”我们走进一个看起来一年大概只用两次的房间。玛格丽特邀我过来谈论她的女儿克洛艾（见第七章）。我们坐下，她的脸布满乌云。

　　“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告诉我，手紧握在大腿之间，“我看到她，就像看到了清水一般，清澈明亮，每天都很美好，她对世界好奇，她喜欢与人交往，然后她和其他女孩发生奇怪的事情……这种背后中伤，这种嫉妒，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玛格丽特的女儿美丽而活泼，她对此既敬畏又生疏。“我当年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她简单地说道。约30年前，她的小圈子每周都会选个女孩挑刺，几乎总是选她。有时她们假装她不存在，玛格丽特就会躲在图书馆吃午餐。这种受伤的感觉依然挥之不去。“要想得到认可，知道自己正常，你真的很依赖朋友，”她说道，“然后她们会突然改变你信任别人的方式，让你不再确定是否该相信别人。”她说，从那以后，她对结交新朋友非常犹豫。她不那么相信别人了，她更愿意与男孩交朋友。“你怎么知道谁和你站在一边，谁不是？”玛格丽特说她在人群中感到最孤单。即使是朋友来她家吃饭，她也会孤身一人洗盘子。

　　“所以我比较阴暗，”她告诉我，“不信任别人，我不开心。但我不想因为这种成见让我的孩子觉得每个人都很恐怖。”这很难。如今，女孩的规则也许更是捉摸不透。克洛艾被女生朋友惩罚了，因为她课间与男孩一起打橄榄球。“这两年，”玛格丽特说道，“打橄榄球可能还算正常，然后她是否错过了时机，没发现规则变了？规则总是在变，永远不知道什么算对，什么算错，谁时髦，谁过时，什么是好的，什么不算好。”

　　她对克洛艾正在成熟的身体也不是很乐观。“我女儿，”她说道，“会是个引人注目的人，我对她的自信感到吃惊，她昂首挺胸地走来走去，看起来很爱自己。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受。”她补充道。玛格丽特确信，克洛艾的自信和美丽会让周围的每个人都感到害怕。我问为什么。

　　玛格丽塔深受痛苦童年的影响，直到今天才结交了一些女性朋友，而这也影响到她对女儿未来的思考。她最常担心的是会被其他女性评判，始终摆脱不了这种感觉。“我们总是在看谁染的头发发根长出来了：‘哦，她该做做头发了。哦，她变胖了。’我们总是在评判别人，因为我们总是拿镜子对着自己。她的发根该补色了，我的呢？我发根露出来的时候，有人在背后议论吗？”

　　女儿的社交生活也一样，她告诉我。“如果孩子学习遇到了困难，”她压低声音说道，几近耳语，“这就是家庭秘密。你和老师起了矛盾，你是唯一一个遇到麻烦的人。你不能告诉任何人。”随后她承认道，“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在观察别人，等着评判。”

　　玛格丽特认为，女性主义运动并没有让女性团结起来，比如职场妈妈常常以高人一等的姿态看待全职妈妈。在社交聚会场合，她总是感到自卑。她告诉我，一个朋友会惊讶地问她：“你每天都在做什么呢？”她扮了个鬼脸。“我们做不到互相尊重，我们能不能别互相找碴了？我们应该一起努力，互相帮助。如果你是职场妈妈，我能帮助你，让我帮你！我们还要和男人竞争，”她说道，“为什么我们还在闹内讧呢？”

　　在思考父母和霸凌行为的关系时，我会联想到飞机上的安全指导：如果机舱失压，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再帮助孩子。如今，父母在试图支援深陷社交危机的女儿时面临着巨大阻碍。他们需要一套新的话语体系来讨论女孩间的攻击行为。父母可以用这些词汇来和校方交涉，讲明女孩关系之间的真相，并重新获得对情况的掌控。如果女孩能明白很多同龄人都有这样的遭遇，她就敢大胆说话。如此一来，家长就能养育坚强的女儿，让她们既懂得自己的经历是普遍的，也懂得在成长过程中珍视其他女性。

　　第10章帮助女孩应对闹剧、霸凌和介于两者间的问题

　　本章中，你会读到我与数万名女孩、家长和教师共事十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我收集了来自顶尖专业人士和经验丰富的父母的智慧和策略，还有女孩们的心声。他们告诉了我当自己需要帮助时，哪些方法有效，哪些方法无效。

　　接下来你要读到的一些道理看似不言自明，事实也的确如此。但请记住，倘若遭遇此类问题的是自家孩子，你可能会急得不知所措。在那种情况下，你也许会意气用事，忘记理智和深思。用本章内容帮助自己冷静面对问题吧，听从理智可靠的建议，反观自己的感受，寻求解决方案。

　　第一反应：表达同理心

　　采访时，我请每一位成年女性和女孩为父母对她们困境的第一反应做出评价。结果很明显，那些积极倾听的父母最能帮得上忙。这些父母每天都会询问学校生活如何，在女儿哭泣时把她们紧紧搂住。他们会满足女儿的特殊需求，无论是晚一点去学校、放学铃声响起后立刻接走，还是准备特别的美餐。第七章提到的伊丽莎白向我吐露：“要不是妈妈，我一定会疯掉。她尊重我什么都不想说的需求，也尊重我希望她安安静静陪着我的需求。（我只需要她）抱住我，搂着我。”

　　这些表示基于同理心，是每个父母在尝试和孩子感同身受时都会做的。同理心是你的女儿陷入社交斗争时最渴望得到的东西。请记住，你的女儿的同龄人文化常常拒斥或否认感受：“你太敏感了”“我没那样，你误会了”“我只是开玩笑”。那么多人都说她的感受毫无根据，她需要你的帮助，才能认可自己的感受。同理心看似微不足道，却能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人们惊恐焦虑时，同理心往往是最先被抛在脑后的。首先，就像火警一响我们就去灭火一样，我们觉得自己可以靠让问题消失来让孩子好受点，这情有可原。从孩子一出生起，父母就习惯这么做：饿了就喂，困了就睡，哭了就抱。然而，随着孩子慢慢独立，同龄人对她的影响力会日渐增强，让麻烦“消失”几乎是不可能的。（依我的经验来看，大部分女孩比父母先接受这个事实。）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反而让同理心反应短路了。

　　其次，感同身受会令人痛苦。这需要父母慢下来，承认并思考孩子受伤、被拒绝或悲伤的感受。这对父母来说也许是种痛苦的体验。同这些感情联系起来，会让你感到无助和手足无措。因此，如此之多的父母倾向于火速行动，这是可以理解的。琳达略带懊悔地回忆起自己对女儿的第一反应。事后想来，她说道：“我真不该步步紧逼（让她反击）……那样就成了按我的需求走，而不是按她的需求，有时我会想自己之所以犯下那种错误，是因为太揪心了，看不下去。”

　　向霸凌行为的目标女孩表达同理心，语气大概是这样的：

　　“发生了这种事，我很难过。”

　　“听起来太可怕了。”

　　“换了我，我也会感到很_______。”

　　“听起来你现在很_______，可以理解。”

　　同理心和表露情绪不是一回事，这不是你分享自己感受的时候。如果父母在孩子最需要同理心的时候哭泣或倍感无力，会让孩子感到非常不舒服。她们会感到需要照顾的是父母，而不是自己。你的反应会影响到女儿继续倾吐秘密的意愿，她可能会觉得不该让你知道这些混乱的感受，这是为了你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不太适合与你分享。

　　苏珊娜·科恩总是很难将自己的感情与女儿的感情分开。汉娜备受折磨时，苏珊娜差点崩溃。“我分不清哪些是（我的感情），哪些是她的。”她告诉我说。在一位治疗专家的帮助下，她明白了自己不能代女儿受苦，她的行为让汉娜感觉自己需要安抚母亲。“我希望自己能做好，”她说道，“但某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不是说谁要做好什么，而是只需要静静听着。（我需要）给她肩膀，让她发泄，让她将这种情绪释放出来，我是母亲，不能替她解决问题，只能给她关爱，而不是自己替她战斗。”最终，苏珊明白了她在女儿的经历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既尊重孩子的情绪，也能保持自我。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她如是说。

　　常言道，控制你的情绪，否则就会被情绪控制。为了避免在女儿的情绪中迷失自我，你需要反观自己的感情。正如第九章提及的母亲们那样，许多人都和女儿一样经历过霸凌行为。你对女儿的反应，印着你的从前、恐惧和童年记忆。请思考下列问题：

　　· 成长过程中，我与同龄人相处时最艰难的是哪一部分？这可能会对我现在的反应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

　　· 这种情况下，我最怕什么？这种恐惧理智吗？这种恐惧会让我产生怎样的反应？这种情绪能让我有效帮助孩子吗？

　　· 如果是我最好的朋友在指导孩子渡过这种难关，我会给他或她哪些建议？

　　了解自己的感受，能让你脚踏实地。如果你知道自己会愤怒还是恐惧，就能更好地自我控制，并反思自己的冲动——更有可能扼制那些不假思索的破坏性冲动。如果你知道自己的情感从何而来，做决定时就会三思而后行。

　　若想在回应女儿时正确地保持镇定，可以回顾一下她当初是怎样学走路的。当她滑倒摔跤时，如果你表现出惊恐之情，她就会感觉到你的惊慌，号啕大哭。如果你笑着说“哎哟！没关系！站起来！”并平静地把她扶起来，她也会更乐意继续练习。在关心的同时帮助她重获信心，激励她坚持下去，这才是你现在应该为她做的。金·卡明斯基（Kim Kaminski）是一位资深学校心理辅导员，她督促父母从自己的惊恐中走出来，做女儿坚强的后盾。“家长就应该有家长的样子，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