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漂浮的次大陆02

　　随着穴居生活的结束，比莫贝特卡逐渐不为人所知，唯一的记载是19世纪时，有人发现这里曾经有人居住的痕迹，并把它当做一个佛教的遗址。但由于地表发现物并不多，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1957年到1958年，一位印度的博士毗湿奴?施里达?沃侃卡发现了这里的岩画，由于古人使用了天然的红色和白色颜料，在一些雨水淋不到的地方，这些不褪色的颜料保存至今。沃侃卡发现岩画后，人们对附近的地区进行了清理，发现在周围的五座小山上，分布着大约400处岩穴，而整个山区则有700处。比莫贝特卡就是其中一处小山，也是岩穴最丰富的一座，在这里共有243处岩穴，其中133处带有岩画。

　　岩画中最古老的部分有12000年的历史，比目前发现的所有的古印度河文明遗址时间都要早。更难得的是，这里远离印度河，深入到了印度大陆的中央，表明在印度河文明之前，印度的古人就已经居住在印度大陆最核心的区域了。

　　除了我是走上山的之外，其余的人大都乘车到达。这里与洛塔尔一样，仍然以印度人为主，他们热情地打开车窗向我挥手，却没有一个人邀请我乘车。当我到达后，他们却纷纷与我合影。

　　岩画在一座小山的顶部，入口有一条人工铺就的小径，通往一组巨大的岩石，岩石间的缝隙，就是古人用来居住的地方。我去过北京的周口店，那儿的原始人群居住在一个山洞里，如今那座山洞虽然顶部已经坍塌，但从现有的规模上看，我们仍然可以想见当年的规模。比莫贝特卡却迥然不同，它的山洞和缝隙都很小，有的能容纳几个人，有的只能住进一两个人，但是山洞和缝隙的数量却足够多，可以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聚落。

　　在一片红色砂岩上，我看到了第一幅岩画。颜料是用比石头更红的矿物质做的，在石头上画着栩栩如生的牛、羊、鹿、老虎等动物，还有一些意义不明的符号。最吸引人的是一个手印，据说，这是一个孩子的手印，也许某一天早上，一个顽皮的孩子把自己的手放在岩石上，围着手的轮廓用颜料画出了这个印迹。他一定没有想到这个手印会穿越时光留到了现在。在我前面的印度人把手掌放在告示牌上复制的手印上，对比着手掌的大小，得出的结论似乎印证出，古人的手比现代人的更加粗壮。

　　接下去，就轮到了那块著名的叫做动物园的石头。在这块石头上密密麻麻地分布着453个图像，其中有252个动物，以及90个人，甚至还包括一些战争的场面。这里的图像大都是用一种当地的白色颜料画出来的，动物们层层叠叠，向着同一个方向，让人们觉得仿佛自身到了非洲大草原上动物迁徙的现场。

　　在所有的动物中，画得最栩栩如生的是大象，在一幅幅岩画中，大象也是最常出现的形象之一。翘起的象鼻、锋利的象牙、粗壮的身躯，说明当地在古代曾经遍布着这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大象也成了印度战争中必备的元素，甚至在冷兵器时代，大象的出场有时足以决定战争的成败，在列阵时，阵前的大象是冲散敌人阵型最有效的武器。

　　大象还成了宗教的一部分，在南印度的许多寺庙中，除了养牛之外，也会养一两头大象。他们相信，在祭祀中以大象的鼻子触碰人们的头部，会带来吉祥如意。

　　在动物园附近，三位印度小伙子看见了我，礼貌地要求和我合影。于是，岩画上的形象仿佛从石头上走下，来到了现实之中，他们也许就是穴居者的后代。当年的穴居人离开了洞穴，进入了西北的河谷和平原，并散布到南方的海岸线上，遍布全印度，成为印度的主人。接着，雅利安人来了，虽然新的人种占据了印度的主要舞台，穴居人的后代却一直在印度南方和中部生生不息。

　　整个景区以一块巨大的蘑菇状岩石作为终点，在这块岩石上，画着一幅巨型岩画：一头方头方脑、头上长角的怪兽在追逐着一个无助的人。这幅图画想表现的，也许就是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生的苦难。对于古代的印度人来讲，世界显然不是美好的，他们必须与动物、疾病、食品匮乏作斗争，他们没有搭建的居所，只能住在岩穴之中。也许正是为了对抗这种不确定性，人们发明了房屋和城市，然后有了印度河文明，以及后来的印度世界。

　　从山上走下来时，我又遇到了那三位印度小伙子，他们三人共乘一辆小巧的摩托车，从我的身边缓缓经过，后面的两个人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不停地回头招手。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摩托车前进了几十米，又在我的前方停下了，坐在最后的小伙子再次回头招手让我跟上，他们想让我搭车。不过，我实在看不出这辆小小的摩托车能够载四个大男人，况且我还背着一个硕大无比的旅行包。

　　“这就是印度，”最后的小伙子说，“印度的摩托车最多可以载六个人。”他的屁股朝前挪了挪，给我腾出了地方，我坐了上去。摩托车歪歪扭扭地上路了。

　　好在一路下坡，司机几乎不用发动机就下到了山脚的公路上，在那儿，我可以搭车回到博帕尔，再乘晚上的车去往卡朱拉霍（Khajuraho）。我挥手和他们告别的时候，仍然在想他们就是岩画中跳下来的人们。

　　第三章几千年前的白种人入侵

　　虽然古印度河文明被发现了，但20世纪初的印度人却并不一定喜欢这个发现。

　　实际上，这个文明的出现让他们的身世更加复杂了。在发现印度河文明前的百年里，印度人一直以为自己是雅利安人的一部分。雅利安，这个“光荣”的名字把他们和他们心中的欧洲“高贵”的血统联系在了一起，而不是和亚洲“低贱”的血统相配。

　　他们相信，几千年前在北欧生活着一群高贵的人种，叫雅利安人，在几千年前，其中的一支从北欧迁往了俄罗斯境内，再顺着欧亚草原到达了中亚，最后进入了印度，占领了这片没有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所以，印度人和欧洲人一样，都是雅利安人的后代。

　　19世纪，正好是人种学研究的高峰时期，大部分的人们相信人种有高低贵贱之分，有的人种聪明，有的则比较笨拙。那时的欧洲人普遍认为，雅利安人是最高贵的，犹太人是最低等的，这和我们现在的认知恰好相反，现在我们认为犹太人是最聪明的。

　　这种理论后来被希特勒所利用，希特勒认为，高贵的雅利安血统在欧洲只存在于德国，而在亚洲则只存在于西藏的某地，有一部分雅利安人曾经顺着欧亚草原到达了西藏。他甚至派人去西藏寻找这些高贵的人，但无功而返。

　　在这样一个对西方崇拜、渴望脱离亚洲的氛围里，印度人却突然被告知，印度有一个土生土长的文明，和欧洲毫无关系，的确不容易让印度的精英阶层所接受。

　　但这些精英阶层很少意识到，雅利安人，这个被他们视为光荣的称呼，也是一位英国人“赠予”印度人的。

　　在18世纪时，印度的雅利安血统还没有被认定时，人们普遍认为印度人的血统单独成为一体，既不同于欧洲人，也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亚洲人，有可能是来自非洲的黑人，而黑人则被认为是最低等的人。当时统治印度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印度人视为低贱的人种，认为其不配享有与英国人同等的地位。

　　但是，在这时，一位叫做威廉?琼斯的英国人进行了一项令英国人吃惊不已的研究，他宣称印度人和英国人是同种的。

　　1786年的加尔各答，琼斯爵士宣布了他的发现，不过，这个发现并非来自于任何实体的文物，而是出自一种语言的奥妙。

　　琼斯是加尔各答的法官，也是位著名的语言学家。在他的时代，在印度的一部分英国人正逐渐本地化，他们乐于承认自己是印度的一部分，也愿意和印度人接触。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东印度公司的军队还在利用野蛮的武力摧毁印度的当地政权，将印度变成殖民地；另一方面，又有众多的英国精英开始学会尊重印度文化。

　　琼斯爵士是一位语言天才，他精通13种语言，旁通另外28种语言。在他的倡议下，英国人组成了一个研究机构，叫亚洲学会（The Asiatic Society），这个学会后来成了英国人研究东方文明的一个中心，并逐渐也对印度人开放了。

　　亚洲学会至今仍然存在，在加尔各答，学会与现在的加尔各答博物馆（Zndia Museum）比邻而居，甚至博物馆原来就是学会的一部分，用来存放会员们发现和捐赠的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直到后来，他们意识到这些古怪东西也是公众财富的一部分，应当对公众开放，于是，加尔各答博物馆成了印度最早的博物馆。

　　在孟买，距离著名的孟买门不远，有着亚洲学会的一个分部，形成了一个公众性的图书馆。

　　也就是在成立亚细亚学会后，琼斯突然写文章论述了一个堪称伟大的发现。他学习了印度人使用的古老梵语之后，宣称梵语和欧洲人使用的语言是同一来源演化的，并从语言学角度旁证了印度人和欧洲人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

　　琼斯写道：梵语虽然古老，却构建得那么美妙，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并且比两者都要精致。但不论是在动词的词根上，还是在语法结构上，它们又都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共性，这些共性绝不是偶然可以解释的。这些共性如此强烈，以至于没有一个语言学家在检验过三种语言后，会不相信它们是从一个共同的来源演化来的（即便这个来源现在也许不存在了）。同样的原因（虽然不是这么明显），凯尔特语和哥特语虽然有了不同的混合，可也和梵语有着共同的来源，古波斯语也可以加入到这个名单之中。1786年2月2日，琼斯在亚洲学会发表此演讲，正式提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同源。（这段演讲的原文可见《威廉?琼斯爵士文集》。——编者注）这样，原本为欧洲人看不起的印度人、中亚（伊朗、阿富汗）人，都获得了身份的正统性。

　　琼斯爵士的研究掀起了轩然大波，欧洲人对于他的研究成果充满了敌视，认为他不应该凭借对语言的一知半解就胡乱地下结论。与此同时，印度的精英阶层却乐于接受这样的理论，他们的民族情绪正在逐渐积累，琼斯的研究能够给予他们足够的自信心，英国人再也不能以血统低下为借口拒绝授予印度人统治权。

　　这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畴，进入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的领域。不管是以后的政治学术团体梵社，还是纯粹政治团体国大党，都以作为雅利安人而骄傲。

　　后来的研究证明了琼斯爵士是正确的，现在，人们已经相信，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茫茫中亚草原上、里海的附近，是雅利安人居住的地方。这里的雅利安人或者由于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其他原因，分裂成了两支，一支前往欧洲进化成了现代的欧洲人，另一支进入了伊朗、阿富汗，再越过兴都库什山脉，顺着开伯尔山口进入了印度河谷地，最终扩散到整个印度。

　　印度人的自豪感持续了一百年，却又被另一事件——印度河文明的发现——而击碎了。另一个英国人马歇尔告诉他们：印度大地上有一个更古老的文明，这个文明不是由雅利安人创造的，而是由一个皮肤黝黑的民族创造的。这个民族可能真的来自于非洲，而雅利安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入侵者。

　　对于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这样的事实他们能接受吗？

　　与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一样，他们考虑的不是事实，而是如何将事实变成自己需要的面目。于是，伴随着印度河文明，前前后后兴起了各种修修补补的理论。

　　首先出现的，是试图证明马歇尔只对了一部分，印度河文明的确存在，但建设印度河文明的就是雅利安人。

　　然而年代学证据却表明，印度河文明始于公元前5000年，雅利安人在印度的历史却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两者之间有着几千年的差距，显然印度河文明更加古老。

　　当第一条路被堵上的时候，人们开始寻找第二条路：证明雅利安文明与印度河文明的关联性。他们开始千方百计地把印度河文明变成“印度河—雅利安文明”，并为此提出了一个新的术语“印度河—萨拉斯瓦提文明”（Indus|Saraswati Civilization）。所谓萨拉斯瓦提（Saraswati），是雅利安人时代的梵语经典《吠陀经》中经常提到的一条河流。每一个文明都会有一批早期的经典留存下来，中国的经典是四书五经，希腊的经典是荷马史诗和柏拉图，犹太人的经典是圣经，对于印度来说，雅利安人到达印度后形成的第一批经典就是《吠陀经》，这些亦诗亦文的经典中记载了他们来到印度后的征战、生活片段。在《吠陀经》里，经常提到的是一条叫做萨拉斯瓦提的河流，但这条河不能和现在的任何一条河流对应。

　　但印度人相信这条河的确存在，现在的印度教徒往往相信萨拉斯瓦提河存在于人的心中，或者信仰之中。印度最神圣的两条河是恒河和亚穆纳河，这两条河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汇成一条，继续向西，在加尔各答附近流入大海。印度教徒们相信，在阿拉哈巴德汇合的不仅仅是两条河，萨拉斯瓦提——这条存在于信仰中的河流也在这里与恒河汇合，共同流向大海。

　　但有的考古学家却相信，萨拉斯瓦提河实际上是一条早已干枯的河流，在古代曾经非常重要，位于印度河以东并与之平行。这条河流在如今的拉贾斯坦邦城市杰伊瑟尔梅尔（Jaisalmer）的西北方，如今那儿只是一片沙漠。

　　这些考古学家认为，所谓的印度河文明，实际上是印度河与萨拉斯瓦提河共同的文明，那些文明的城市也大都分布在这两条河的流域。直到有一天，萨拉斯瓦提干涸了，只剩下了印度河还在继续向南流入印度洋。

　　关于这条河是否存在，是否就在杰伊瑟尔梅尔的西北，如今仍然没有定论。但考古学家们之所以非要提到萨拉斯瓦提河，除了考古学之外，更是社会学的需要，因为《吠陀经》提到了萨拉斯瓦提河，他们需要找到这样的一条河，把印度河文明纳入到《吠陀经》、也就是雅利安的体系之中去，证明印度河与雅利安文化的联系。

　　经过考古发现，印度河文明的砖结构建筑并不见于雅利安文化之中，印度河的代表文物——各种各样的小印章也是印度河文明独有的。没有太多迹象表明雅利安与印度河的继承关系。

　　事实仍然是：在雅利安人到来之前，印度大地存在着一个更早的、独特的印度河文明。雅利安人入侵建立的政权与印度河文明迥然不同，而现代的印度社会，是在雅利安人重新建造的文明上成长起来的。印度的文字、社会、宗教大都是雅利安化的，而不是印度河化的。

　　即便民族主义情结再浓的人最终也不得不向事实低头。

　　后来的证据证明，雅利安人来到印度，更像是哥特人侵入欧洲，或者蒙古人侵入中原那样，是一个半游牧民族（信仰中还带着萨满教成分）入侵成熟文明的典型案例。雅利安人并非如同人们想象的品质高贵，反而更像是一群野蛮人，如同潮水般涌入了印度。

　　在古文明时期，印度就已经高度社会化，但雅利安人初到印度时，印度社会反而像欧洲中世纪那样出现了组织和文化倒退，直到几百年后才又恢复了繁荣。

　　历史本无对错可言，只是事实的陈列，把雅利安人入侵神圣化或者妖魔化都没有必要。

　　令印度人感到意外的是，承认印度河文明的事实并没有降低他们的身份，反而让印度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地位更高了。首先，他们拥有了一个比欧洲人更古老的文明，其次，他们还分享着雅利安人的血统。于是，在半推半就之间，他们终于从心理上接受了印度河文明。

　　当人们承认了雅利安人入侵之后，下一个问题也随之诞生：这个古老的文明为什么会无法抵抗雅利安人？

　　答案是：入侵者来到的时候，当时的社会恰逢衰败。

　　仿佛是一个果实会成熟，也会熟透、腐烂一样，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印度河文明并没有继续扩大影响，而是开始收缩，科技上也没有大的创新，最终变得碎片化、无足轻重了。印度河文明的衰落是一个不解之谜，雅利安人只是利用了其中的空档期，趁古文明衰落的空档，恰好来到了印度。

　　幸运的是，从现有的证据看，雅利安人的到来并不是以屠杀开篇的。证明印度河文明被屠杀的例子并不多，除了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出土了不少意外死亡的骸骨之外，其余地区看不到屠杀的痕迹。而摩亨佐?达罗的骸骨也不一定是雅利安人干的，很可能来自于印度河文明内部的冲突。

　　雅利安人是幸运的，他们来到印度时，发现这片广袤的次大陆上虽然已经有人居住，但这些人却缺乏抵抗他们的手段，比起他们在草原上的拼杀，印度人是温和的。雅利安人发挥了游牧者的天性，尽情驰骋着，赶着马儿开拓着新的领地，凡是马所到的地方，就宣布为自己所占有。开始，他们只在印度的西北部活动，后来渡过了一条条从喜马拉雅山流下的河流，逐渐占领了整个印度的北方地区，最后渡过了恒河，向南方的高原和海滨挺进。

　　几百年后，整个印度次大陆都已经被纳入了雅利安人的控制之中。他们建立了无数的国家，到后来，已经没有新的领土可供占领，于是雅利安人之间开始了南征北伐，互相争斗。这时候，印度历史进入了它的下一个篇章：十六国时代。

　　在雅利安人征战并接管印度的控制权时，原始的印度河文明的人种又去了哪儿？难道他们也像欧洲的尼安德特人一样，被后来的人种灭绝了？

　　没有灭绝，他们至今仍然与雅利安人的后裔一起生活在印度广袤的大地上。

　　在人类历史上，文明和人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任何一个古老文明灭绝后，它的人民并不会完全消失。比如，古埃及文明因为亚历山大的入侵而衰落，并在罗马帝国时代彻底消亡，但古埃及的人种却保留了下来，即便现在到尼罗河边，看到那些矮小皮肤黝黑的农民，也立即会想到古埃及神庙和陵墓里那壁画上的人们，几千年来他们基本上没有变化。

　　巴比伦、波斯的文明也几经替代，但他们的后裔却还在那儿。

　　印度河文明的人种也并没有消失。在南印度的广大地区，还是有当地人把自己称为达罗毗荼人的后裔。所谓达罗毗荼人，是与北部的雅利安人相对的概念，他们声称自己的祖先存在于雅利安入侵之前的印度，是更加原初的印度人，他们拥有自己的语言系统，并为自己的种族而感到骄傲。根据研究，这些人的人种可能与印度河文明的人种是一致的。

　　在从海德拉巴通往果阿（Goa）的火车上，一位印度人热情地向我解释着印度语言的分类。他告诉我，印度的语言分成两类，这两类语言的出处是不同的。印度河文明遗留下来的达罗毗荼人大多数居住于南方，于是，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属于达罗毗荼语系，并从中诞生了现代的泰米尔语、泰卢固语等，这些语言至今仍然是南方各个邦的官方语言，比如，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使用泰米尔语，安德拉邦（Andhra Pradesh）的语言是泰卢固语。而北方随着雅利安人的入侵，逐渐使用梵语，又从梵语派生出了印地语、乌尔都语等现代语言。

　　实际上，到达印度后，我很快发现，印度人的面相可以很容易地分成两种类型：一种带着白种人特征，高鼻梁、深眼窝、额头饱满；另一种更像是澳大利亚土著人，鼻翼肥厚、嘴唇偏厚、额头短小。这两种人共享的特点是黑色的皮肤，由于印度阳光强烈，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即便原来的白人也变成了黑人。不过，第二种人，也就是所谓的达罗毗荼人，比起第一种显得更黝黑一些。

　　印度历史的一个神奇之处是，虽然雅利安人入侵已经发生了几千年，但是，直到现在，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的血缘融合还是没有完成。达罗毗荼人还是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还是雅利安人。这一点与中国多么不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无数次的异族入侵，但很快入侵者都与被入侵者合为一体，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分不清哪些人是犬戎、匈奴、鲜卑、乌丸、羯、羝、羌、契丹、女真的后代，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带着这些民族的血统，可我们已经属于一个共同的民族。

　　中国被这些少数民族入侵的时代都晚于印度的雅利安人，那么，为什么雅利安人和达罗毗荼人并没有完成最后的融合，而是保持了几千年的隔绝呢？

　　因为强大的种姓制度。

　　第四章史诗时代

　　当蒙古人的铁骑踏遍整个中国的时候，蒙古人感觉到，以少量的蒙古人想统治人数庞大的汉人是不容易的，除非采取种族隔离制度。于是，整个中国社会被划分成了四个等级：蒙古人、色目人（眼珠非黑色的中亚人）、汉人（北方原辽金辖区内的汉人）以及南人（南宋统治区域内的汉人）。这种划分以血统和体貌为依据，与美国、南非的种族隔离具有很相似的特征。

　　这也是一种类似于种姓的制度，社会财富、血统只能在同等的种姓内部流通，不同种姓只能从事特定的工作。特别对于低种姓而言，没有机会从事宗教职业，更没有可能进阶统治阶层，他们在出生的时候，命运就已经注定。为了限制低种姓的后代得到晋升，通婚也只能在同等种姓内部进行。

　　这样做，实际上是少数入侵者统治广大被入侵者，并保持不被同化必须采用的技巧，否则，不出多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被打乱，入侵者所原有的文明形式也就消失了。

　　在印度，雅利安人所建立的种姓制度也是一种为了保持统治阶层文化的手段。由于雅利安人数量少，只能建立上层政权，下层供养统治阶层的，仍然是原来的达罗毗荼人。为了保持统治地位，必须设立一定的游戏规则，阻断达罗毗荼人升到高阶的可能性。

　　最终形成的四种姓制度显然满足了这样的要求。在四种姓中，担任宗教和精神领袖的是婆罗门种姓，国王和武士则出身于刹帝利种姓，吠舍种姓则主要从事商业，再接下来则是更低层的首陀罗。

　　然而，除了四种姓之外，还有一些没有种姓的人，被称为贱民，这些人可能就是当初的原住民。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及：如果一个人从出生开始，他的一切进阶路线都已经被断绝了，他的子孙也没有进阶的可能，那么这种制度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低阶的人们会通过暴力的手段来打破这种桎梏，完成进阶。

　　可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旦建立，就维持了三千年，至今仍然对社会有着广泛的影响。即便到了后来，婆罗门种姓中已经有人没落，变得贫穷不堪，但他们仍然带着种姓的骄傲，不与富裕的低种姓通婚，也拒绝接触那些贱民。

　　这种制度为什么能够维持如此长久？

　　因为虽然制度阻断了贱民们的出路，却给他们开了一扇虚无缥缈的窗，作出了虚假的承诺。

　　印度种姓制度的成功之处在于，人们把这种制度融入普遍的大众宗教之中，并成为其核心内容，这个宗教在早期我们可以称为原始的婆罗门教，到了后期，发展成了印度教。

　　掌管婆罗门教的，往往是婆罗门阶层，他们与国王们的刹帝利阶层共同组成了统治集团。婆罗门教的核心教义是为了避免贱民们的反抗而制定的，教义强调，人们的灵魂是轮回的，这一世为人，下一世可能成为动物，也有可能升为更高种姓的人类。比如，一个循规蹈矩的贱民在下一次轮回中可能升为刹帝利，成为统治者的一员，而一位不守规矩、充满了野心的贱民则会降格成为动物。

　　通过把循规蹈矩纳入到信仰体系中，使得人们遵从于现世的社会制度而不加反抗。于是，庞大的贱民阶层为了寻求来世的幸福，放弃了自己的今世和血缘上的子孙，他们更看重的是灵魂。

　　我们可以把印度教和中国的儒教做一个对比。

　　当一个社会无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时，必须把那些所得最少的人纳入秩序之中，如果他们游离在外，就太危险了。中国的儒教也是为了维持持久的社会秩序而建立的，它强调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样是为了让人们各安其位，不要随便反抗社会。

　　不同之处则是，儒教强调的是今世的循规蹈矩和为子孙修得福分，通过血缘关系完成社会进阶，而印度教强调的则是灵魂。两者虽然路线不同，但从实践看，都是成功的。甚至原始婆罗门教和印度教更加成功，印度社会非攻的特征比中国社会还要明显。同时，印度人善待动物、尊重任何生命体的性格，也可以从他们六道轮回的教义中找到根源，毕竟人的下一世可能就是动物，谁能保证，那些动物中没有自己的亲戚朋友呢？

　　然而，为什么印度教在印度如此成功，却走不出国门，在国外的影响极小呢？

　　这也和儒教在中国如此成功，却无法向外扩散是一个道理。

　　世界上的所有宗教一般都包括了信仰和伦理两方面的内容，其中信仰是一种个人化的体验，主要关系到个人与神之间的沟通，而伦理是一种社会化的体验，主要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每一个宗教都有这两方面的特征，但是侧重点却并不相同，根据侧重点的不同，世界上的宗教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更加强调信仰，另一类更加强调伦理。

　　基督教、佛教属于第一类，印度教、儒教属于第二类。伊斯兰教则介于两者之间。

　　第一类宗教，也就是侧重于信仰的宗教，传播往往更加广泛，因为个人化的体验更容易在不同民族中产生共鸣，而伦理方面却由于各个民族的生活习俗和传统不同，无法在其他地方加以复制。

　　但是，伦理型宗教一旦在一个社会内部铺开，就会产生强大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甚至可以维持几百年、数千年。这就是印度教长盛不衰的秘密。即便中途有过佛教、耆那教的冲击，也终归还是要回到印度教本身。

　　印度教的神祇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确立，形成了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主神，以及无所不包的各种神仙。从印度的神中，我们不难看出萨满教的影响。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一座山、一条河、一块石头都能成为神，印度教的神更是多如牛毛，每一个神都可以无数次转世，于是又有了无数的化身。

　　其中，破坏神湿婆是受到最广泛崇拜的神。湿婆同时也是生殖力的代表，于是，印度有了崇拜生殖、崇拜阴茎的传统。在印度教供奉湿婆的寺庙中，湿婆的化身往往是一根石柱，象征着阴茎和生殖力，叫做林伽（Linga，Lingam）。这根石柱从磨盘中戳了出来，那个磨盘象征着女性的阴部。

　　由于对湿婆神的崇拜，在遥远西藏的外喜马拉雅山脉中，一座形同男性生殖器的山峰也得到了崇拜，这座山在西藏被称为冈仁波齐，在印度则称为凯拉什山，被认为是湿婆的化身。冈仁波齐是藏传佛教、苯教、印度教共同的神山，曾经被认为是宇宙的中心。许多印度人都把前往冈仁波齐当做朝圣的极致，就像当年西欧的基督徒们朝圣耶路撒冷一样。

　　冈仁波齐之所以成为朝圣的极致，还与它的路途遥远、需要经历艰辛才能到达有关。印度人为了这趟旅程，往往需要花费十几万卢比，折合人民币将近2万元，对于印度人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相对而言，我在印度游历了55天，到达了70座城市，加上在尼泊尔还待了十几天，吃喝住行加门票全包，一共花了5000元人民币。

　　签证，对于印度人来说也是一件难事，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严格的签证政策使得许多想朝圣的印度人无法得到签证，与我如此容易就拿到印度签证相比，印度人拿中国签证的难度要大得多。

　　于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印度人如果想到冈仁波齐朝圣，他必须努力工作积攒一笔巨款，还要忍受签证的不确定性。如果有幸得以前往，他们还必须忍受高昂的花费，从中尼樟木口岸过境开始，必须包价格不菲的吉普车前往，在车上晃悠两天后才能到达。大部分的印度人还不适应西藏的高海拔和寒冷，他们还必须忍受高原反应，同时带上大量的装备。由于不习惯西藏的饮食，许多印度人甚至不得不带上硕大的煤气罐。到了冈仁波齐，他们不仅要承担昂贵的门票，还需要雇佣牦牛和马匹，开始三天的转山行程。

　　但不管如何艰难，在冈仁波齐的转山路上，仍然可以看见成群结队的印度人骑着马、带着庞大的行李队，步行跋涉着。

　　在印度的南部城市坎奇普拉姆（Kanchipuram），有一个叫做凯拉沙的神庙，与冈仁波齐（凯拉什山）有着某种联系。到达那儿时，一位印度的妇女告诉我，她很快就要前往冈仁波齐朝圣了，我祝福她，并告诉她如何省钱，但从她快乐的眼神中我看出她压根没有听进去，对于她来说，朝圣这件事本身已经超出了经济的范畴。

　　这个时期也是印度史诗描述的时期。随着印度最早的梵语经典《吠陀经》的成型，印度的传奇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也逐渐流传开来。特别是《罗摩衍那》更是家喻户晓，大神罗摩蓝色的身躯在印度处处可见。

　　根据史诗，罗摩是一位贤明的国王，也是湿婆的化身，他的妻子悉多被居住在斯里兰卡的魔王劫走后，罗摩借助神猴哈奴曼的帮助前往斯里兰卡救出了妻子。猴子之所以在印度如此受欢迎，与神猴哈奴曼有着密切的关系。2000多年后，哈奴曼在中国有了化身，变成孙悟空出现在《西游记》之中。正是借助于罗摩，人们对湿婆的崇拜也更加广泛。

　　虽然罗摩更多是一个神话，但印度人始终在试图寻找那些和罗摩相关的古迹。他们认为罗摩出生在一个叫做阿约迪亚（Ayodhya，古称阿谕陀，拘萨罗的首都）的地方，甚至认定其出生地就在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的下面。这座清真寺由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拓者巴布尔建立，他们相信巴布尔为了建立这座清真寺，曾经毁掉了一个印度教的寺庙，而这个印度教寺庙就是为了纪念罗摩的出生。

　　当教派冲突最严重的时候，1992年年底，印度教的极端分子甚至将清真寺强行拆除，这不仅引起了教派的冲突、导致数千人丧生，还引起了这个已存在几千年之久的地方到底属于谁的争论。对于中国人来说，如果一个人持着民国、甚至清代的房产证请求现在的住户搬出去，这样的请求往往是无效的。然而在印度由于承认政权的连续性，把事情搞得无比复杂。

　　当印度教徒把寺庙拆除后，考古学家立即进场，在清真寺的废墟下果然发现了一座印度教神庙的废墟。而更加复杂的是，在印度教神庙之下可能还存在着一个佛教的废墟。于是这个官司层层开打，从地方法院打到了最高法院，印度的最高法院将这片地方分成了三份，以满足各方对土地所有权的要求。但至今，这场官司仍然没有最终结案。阿约迪亚仍然是风声鹤唳、遍地军警，成了比克什米尔布防都严密的地方。

　　关于罗摩的另一个地点在印度和斯里兰卡中间的海峡，这里，现代人称之为亚当桥。斯里兰卡如同是印度的一滴眼泪，孤零零地伫立在次大陆东南部的海水之中。在地理上，对于印度次大陆来说，斯里兰卡很像台湾岛对于中国大陆，位置相近，大小合适。更神奇的是，在远古时期，有一条天然的堤坝把斯里兰卡海岛与大陆连接了起来，仿佛是一座桥，沟通了两岸的交通。

　　随着海水的上涨，这条堤坝沉入了海底。如今，在斯里兰卡与印度之间，只有一连串的小岛还在海平面之上，大部分的堤坝只能从卫星图片上海水的颜色区分出来。

　　雅利安人到来的时候，这条堤坝或许已经不通，但他们却听到过这条堤坝的传说，于是，在史诗《罗摩衍那》中，罗摩的妻子被魔王抓到了斯里兰卡岛上。神猴哈奴曼花了五天建造了一座桥，沟通了斯里兰卡岛与大陆，救出了她。因此，这里被印度的人们称作罗摩桥。

　　如同施里曼在荷马史诗的启发下，发现了特洛伊和迈锡尼，如今的印度人仍然热心于将现实比对史诗。所谓史诗，或许就是人们把现实映射进了文学作品。到这时，印度的历史距离现实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

　　印度的历史从神话走向真实的最后一步是由佛教和耆那教来完成的。在这两个宗教的经典中，他们谈到了印度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以及国家分布。这使我们知道，在佛陀和大雄出现之前，印度的雅利安人已经从部落变成了国家，他们建立了大大小小无数的国家，其中最大的有十六个，这就是十六国时代，也是印度的春秋战国时代。

　　关于十六国，不同的典籍也有不同的记载，目前能够较为确定的国家包括：位于巴基斯坦北部的甘蒲耆（Kamboja）和犍陀罗（Gandhara）；位于恒河和亚穆纳河河间平原西部的俱卢（Kuru）、苏罗萨（Surasena，首都在马图拉）和般庶（Panchala）；位于恒河和亚穆纳河河间平原东部的跋差（Vatsa，或者Vamsa，首都在俱赏弥，Kausambi）；伽尸（Kashi，首都在瓦拉纳西， Varanasi）及其北面的拘萨罗（Kosala）；现在的巴特那城南面的摩揭陀（Magadha）、北面的末罗（Malla）和跋耆（Vrijis，这是一个部落组成的共和国）；比哈尔和孟加拉交界地带的鸯伽（Anga）；印度中部的阿槃提（Avanti，首都在乌贾因，Ujjain）和车提亚（Chedi）。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如马兹雅（Machcha或Matsya）、阿萨卡（Assaka或Asmaka）等。

　　这些国家中，对接下来的历史影响最大的是四个国家，它们分别是摩揭陀、拘萨罗、跋差和跋耆。这四个国家互相毗邻、互相争战，逐渐形成了恒河平原上最强大的政权。

　　而摩揭陀又是四大强国中最强大的，它扮演了中国战国时代秦国的角色，通过征伐逐渐削弱了其他国家的实力，并最终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帝国。

　　于是，佛陀和阿育王登上了历史舞台，印度进入了史实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