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解读】卫建国 王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生态伦理意蕴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生态伦理意蕴

　　【摘要】恩格斯在对人—自然辩证关系的阐发中，说明了自然界的物质先在性、辩证性质，劳动实践和科学技术是人与自然联结的纽带和桥梁，人在自然面前的受动性和主动性。人类对自然辩证法的漠视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恩格斯从资本批判、异化劳动批判和“自然—历史”这三个维度揭露与批判了人—自然关系异化的原因，包含着恩格斯对未来生态文明向度的思考。积极阐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伦理，实现恩格斯生态伦理的当代价值转化，这需要搭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平台，实现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要摒弃资本逻辑，发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优势;积极应对生态危机的全球扩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关键词】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生态伦理【作者简介】卫建国，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樊，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生态哲学是当今世界人们关注的显著议题。随着生态问题成为20世纪以来严峻的社会问题，人们在对生态问题的思考中，恩格斯的生态伦理重新回到学术视野和现实实践中。恩格斯的人生经历从青年时期的自然之思《乌培河谷来信》《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写作到逐渐形成的文明之痛《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这两大阐发自然辩证法姊妹篇的完成，与马克思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反映和展现了他在自然辩证法中对自然—人—社会三者关系理解的逐层深入，启发着后世人们认识和对待生态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一、恩格斯生态伦理何以可能恩格斯生态伦理何以可能?就是在探讨恩格斯思想中有无生态伦理，即恩格斯生态伦理的合法性问题。生态伦理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破坏后从而萌发出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再思考。恩格斯在对自然辩证法的阐发中包含着现代生态伦理的萌芽，其一，恩格斯生态伦理是其阐发自然辩证法的逻辑结果和必然要求;其二，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开创者在理论贡献方面既有共同旨趣，但也有差异性，马克思重在阐述社会辩证法，恩格斯偏向阐述自然辩证法，这就意味着恩格斯对人—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阐发得更多、解释得更深入，对当代生态伦理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一)恩格斯生态伦理是其阐述自然辩证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要求生态问题及研究产生于20世纪后半叶，但是并不意味着恩格斯思想中不蕴含生态伦理，恰恰相反，恩格斯生态伦理是其阐述自然辩证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要求。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生态问题已经产生，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关系显露无遗，所以在19世纪已经产生具备现代意义上生态伦理的历史条件了。恩格斯作为敏锐观察的社会活动家，在总结近现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同时阐发了自然界的辩证规律，在自然辩证法规律的阐发中亦蕴含着深厚的生态伦理意蕴，原因包括:其一，对自然的认识内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其二，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隐含着对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因此，恩格斯有系统完整的生态思想既合乎社会历史的发展要求，也合乎恩格斯总体思想的内在逻辑。(二)马克思重在阐述社会辩证法，恩格斯偏向阐述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都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他们的共同旨趣，但二人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马克思倾注主要精力写作《资本论》，其主要任务是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进而揭示人类社会的辩证法;恩格斯倾注主要精力写作《自然辩证法》，其主要任务是通过自然科学的发展揭示自然界的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和社会辩证法各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翼，再加上思维辩证法才共同构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1]积极阐释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生态伦理，可以给我国生态建设提供更多的有益启示。二、恩格斯对人—自然辩证关系的阐述生态伦理主要研究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话语，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所以具有道德意义，归根到底是因为对这一关系的处理最终会对人的社会现实生活产生影响、触及人的利益。[2]因此要首先阐明自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性质及相互联系，为人们漠视自然辩证法要遭到大自然报复的思想奠定客观依据。(一)自然界的物质先在性、辩证性存在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中，必须首先认识到自然界的物质先在性，坚持物质第一的唯物主义原则。恩格斯吸收了费尔巴哈思想中的“基本内核”和黑格尔思想中的“合理内核”，从而恢复了自然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和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确立了“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3]。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相继发表了自己的独立宣言，自然界得以从中世纪神学目的论“存在之链”中解放出来，费尔巴哈明确指出了自然界的“感性存在”，他认为我们应该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质朴地理解自然界”[3]，并承认自然界先于人类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而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3]。恩格斯批判、继承、发展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摆正了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肯定了自然界存在着客观辩证法，而主观辩证法不过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这样恩格斯就确立了新的自然观，即“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3]。自然界亦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恩格斯以具体自然科学的发展如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的发展中引申出自然界同样遵循“客观辩证法”的规律。既然辩证法是自然界的固有规律，人类显然就应该遵循辩证法，而蔑视辩证法必将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二)人与自然联结的纽带和桥梁1．劳动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中介。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人亦是从自然界进化、分化而来，正是人的劳动实践实现了从猿到人的转变，使自然界打下了人类的活动烙印，自然界由“自在自然”向“人化自然”的转变，从而确立了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和人对自然界的主体性地位。动物是被动地适应自然，它们的行为活动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而人是“经过事先思考、有计划”地改造自然界，使得“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3]，而造成这一差别的根本原因就是劳动实践。人类为了进行物质生产活动和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需求，不得不开始走上“劳动”之路。劳动使人手脚分化、开始直立行走，这就迈出了从猿过渡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手的解放意味着生产工具的使用，能否使用工具进一步划清了人与动物的界限，劳动的发展促进了社会成员间的分工协作，他们意识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3]，于是语言和意识产生，人在劳动中不断发现和认识自然规律，使得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劳动实践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必要中介，正是劳动实践增进、加强了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关系。2．科学技术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手段。自然界是怎样的存在?人怎样认识自然界?自然界是否可以言说?从古希腊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到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人类对自然界的哲学解释从未停止。恩格斯认为，古希腊哲学家以他们天才的直觉和想象描摹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自然界，希腊人对自然的总体把握是正确的，但是缺乏细节描摹的科学依据;而近代实验科学精确实证地分析自然界，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和人们对自然界的进一步认知，但是僵化的、保守的形而上学自然观却阻碍了人类探索自然能力的继续发展。康德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第一个突破口，厘清了人们认识上的错误，接着地质学、化学、生物学迅速发展，特别是19世纪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这三大自然科学发现。恩格斯之后的20世纪，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给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在为科学技术进步欢呼雀跃之时，科学技术也为人类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带给人类无尽的灾难。核武器等化学武器的使用，切尔诺贝利、福岛核电站事故造成了世界范围的生态灾难;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的运行，缩短了地球上的时空距离，但是也加快了人类开发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的速度，形成了温室效应，引发了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生物物种变异的灾难;农药等化学试剂的发明，遏制了一定量病虫害的发生，但是也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增强了病虫害的进化能力，鲜活美丽的自然界呈现出“寂静的春天”。现代科学技术是一把利弊相间的双刃剑，它不仅可以为人类的自由发展提供技术环境，同样会对自然界和人类本身造成伤害。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至关重要，我们要防止违反自然规律的科学技术的滥用，加快推进绿色技术的创新与运用。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技术创新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4](三)人在自然面前的受动性和主动性人来自于自然而又不同于纯粹的自然，因为人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存在”，这就决定了人在自然面前的受动性和主动性。人由自然界分化而来，依赖于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所以人在自然面前具有受动性。首先，自然界是人类生活资料的来源和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人靠自然界生活，是“人为了不致于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5];其次，自然界是人类生产资料的来源，“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产生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材料”[5]。最后，自然界是人类意识或精神活动的源泉，自然界不仅具有资源价值，还具有科研价值、医疗价值和艺术价值，自然界展现了人生存和发展的多重维度，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是“艺术的对象……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5]。自然界不仅对人有制约作用，人对自然还具有能动性。人一开始生产自己的生产资料，人就与动物区别开来，环境不仅能改变人，人也改造着环境。费尔巴哈以机械唯物主义的眼光看待自然界，忽视了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性和改造作用，他“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直观的形式去理解”[5]，而没有从主体“现实的人”和“感性的活动”出发，因此作为客体的自然界只是与人隔离的存在物。费尔巴哈并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仍然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5]，正是人才建立了“一个包围自己的第二自然”。虽然人对自然界最开始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但随着劳动实践使人逐渐脱离动物和自然界，人对自然界的主体地位逐渐确立，人对自然界的预见性、改造性也逐渐增强。虽然“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5]。人正是在主动改造自然中创造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自然，并能让自然惠泽人。三、恩格斯对人—自然关系的批判路径及现实维度人—自然关系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但是现代社会生态问题愈演愈烈，造成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原因何在?只有明晰了生态危机的产生根源，我们才好对症下药，挽救、弥补和防范生态危机造成的灾难后果。(一)资本批判的维度:生态危机根源的深刻揭示对资本及资本主义的批判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思想脉络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辟地指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本身，创造剩余价值。”[6]恩格斯亦提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生活关系都以能否赚钱来衡量，凡是不赚钱的都是蠢事，都是不切实际的，都是幻想”[7]。他们控诉着资本给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带来的巨大灾难，资本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代言者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是生态环境恶化根源的观点，揭露了他们为资本主义代言的伪善性，说明了资本主义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所在，因为资本的本性就是增殖，具有扩张性和贪婪性，资本对利润追求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导致生态失衡和生态危机。首先，资本对自然资源毫无节制的掠夺。资产阶级为了开辟世界市场引入原材料，在世界上开拓殖民据点，造成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等生态问题。其次，资本导致生态环境“新陈代谢”的断裂。自然本身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的环境污染，大自然也具有一定的修复能力，但是大规模的环境破坏就造成了自然界生态链的断裂，生态循环有固定周期，但是资本的贪婪本性则要求流通越快越好，这就使得环境保护与资本增殖完全相悖。最后，资本对人居住工作环境的破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比了资本主义产生前后人们生活环境的变化，展现了前资本主义时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田园牧歌场景和资本主义时代人们恶劣糟糕的生活环境，而造成工人阶级的悲惨境况应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5]。恩格斯历时21个月，调研了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城市英国伦敦的环境状况，以大量翔实具体的调研展现了工人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生动反映了资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工人身心的戕害情形。他写道:“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5]“工厂里的空气通常都是又潮又暖，而且多半是过分地暖;只要通风的情形不很好，空气就很恶劣，令人窒息，没有足够的氧气，充满尘埃和机器油蒸发的臭气。”[8]“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8]“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发散出臭味来污染四周的空气。”[8]“街心是一堆一堆的粪便，一摊一摊的死水。”[8]“到处是一堆堆的垃圾和煤灰。”[8]住宅“转头摇摇欲坠，墙壁现出裂痕，涂在里面的泥灰也已经脱落”[8]。最后，资本盲目刺激消费导致资源浪费。资本要实现增殖，就必须刺激消费，“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3]。资本主义无法克服其固有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上的不协调以及消费无限扩大和人们购买力缩小的矛盾，生产者与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被强制隔离开来，造成经济危机的周期循环和工人反抗运动的频繁爆发。(二)异化劳动批判的维度:主—客异化的逻辑起点劳动，首先是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为了自身发展不得不进行的行为，亦是对人本质力量的肯定。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肯定自我力量的劳动变成了否定自我的异化劳动，肯定性劳动展现了劳动主体与客体双方肯定性的对象关系，正如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中不仅改变了外在的客观世界为人所用，同时也彰显了人自身的本质力量，那么人与自然之间就是双向协调、互相肯定的过程，但是异化劳动却造成了人与外在自然及人与内在自然(即人自身)的紧张对立，异化劳动遂成为主—客异化的逻辑起点。恩格斯认为，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构成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将材料转变为财富，在主体人和客体自然的互动中，劳动改变了人自身和自然界的样态，他高度赞扬劳动对人的影响——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主客和谐变成主客对立，造成了人与人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马克思在这方面有精彩的描述，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异化劳动的两种表现，即“自然界同人相异化”和“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5]。人创造的东西反而使人成为它支配的对象，人改造自然对象为“第二自然”，客观的“第二自然”反过来奴役、支配、统治人的身心，正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造成了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状态，私有制造成了“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状态相应的并从这种状态产生的劳动本身的断裂”[5]。因此，“主体与客体被完全对立起来，人与自然之间有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9]。人与自然的关系完全成为主奴之间的支配驱使关系，恩格斯为解决这个问题明确提出，必须建立“自觉的生产组织”来“协调人与自然的供需平衡关系”，从异化劳动到自由自觉的劳动，从而实现劳动的解放，使人与自然走向辩证统一的真正具有生态意义的劳动。[10](三)“自然—历史”观的维度:恩格斯生态观的世界历史视野人类通过劳动实践在自然界打下了自己活动的烙印，纯粹的自然界从此进入人类历史活动的视野，自然史与人类史交织发展，自然史也即人类史。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指出:“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是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7]两种历史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人由于自己的实践活动将自然划分为未经人改造的自在自然和经人认识与改造的人化自然，自在自然遂进入了人类历史的视野。人由自然进化、分化而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同样折射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展现着人类走向文明、不断发展的前进趋向。前资本主义时期，人类敬畏、依赖自然，人与自然之间总体上保持着自发的、低水平的、被迫的自然顺应的原始和谐。但在资本主义时期，人类在控制、征服自然中形成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的关系，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在现当代，人们才逐渐树立起人与自然共生共长的和谐关系意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互关联、作用，人类的每一活动也会引起自然界或好或坏的变动，一旦打破了自然界的动态平衡，人类就会受到惩罚。人类不顾后果地食用野生动物，使得野生动物的病毒在人身上寄生，原本对人类社会无害的野生动物对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恩格斯用生动具体的实例说明了人对自然的破坏导致了自然对人类的破坏的严重后果。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的居民为得到耕地而毁坏森林，现在竟发展成了不毛之地，导致古巴比伦文明古国的覆灭;阿尔卑斯的意大利人为发展畜牧业而滥伐森林，导致了山泉的枯竭和平原的淹没;西班牙的种植场场主焚毁森林以种植咖啡树，结果导致热带雨林的消失，留下了裸露的岩石。我们应看到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互联关系，不能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扩大，对自然的破坏力度也逐渐增大，自然反过来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也空前严重。但是我们与自然是一体的，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的，所以我们决不可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可能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人类社会脱胎于自然界，适用于自然界的辩证法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恩格斯在书中也阐述了自然辩证法与社会辩证法的一致性。[11]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同样也制约着人们之间的狭隘关系，因此，妥善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妥善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前提，妥善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之策。四、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未来生态向度及当代价值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并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阐发了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设想。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提出“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2]，恩格斯提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7]的“自然同自然和解”思想。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当今世界，生态问题日益严峻和紧迫，恩格斯生态伦理中未来生态向度启发着我们，要树立正确的生态理念，坚决摒弃资本逻辑，积极应对生态危机的全球扩展，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发展提出可行的解决之道。(一)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超越——搭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平台近代以来自然科学高歌猛进，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提出了具有普遍怀疑精神的“我思故我在”命题，康德讴歌人的主体性，高举“人为自然立法”的理性大旗，人类俨然成为自然的统治者和主宰者，生态学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潮应运而生。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宰者，自然对人具有工具价值，而不承认自然界对人的内在价值，人类以征服者的形象耀武扬威。但是随着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日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发展，人类逐渐意识到自然界的外在威力和内在价值，遂走向了另一极端——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自然环境为中心，强调自然界的独立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态问题，缓和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也消解了人对自然的主体地位，抹杀了人对自然的改造价值，因为“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7]。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各执一端，未能很好把握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生态伦理的意义恰恰在于“既肯定人类主体的价值性，同时又不能忽视自然客体的价值自在的特征”[13]。恩格斯认为人既依赖于自然界，自然界有其内在价值和客观规律，人类必须遵从，自然规律办事;同时也认为人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3]。恩格斯展现了生态系统是“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的自然界辩证图景，日耳曼人迁入时期的德意志的“自然界”到现在所剩已经微乎其微了，人类以自己的实践不断改变着地球的气候、植物界和动物界等，世界是一卷展开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大书。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同脐连带，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大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系统。比如，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14]，强调了人与自然界是相互共生的有机统一整体，人与自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共存共荣。为此，我们要不断加强对生态环境的系统治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的综合治理，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建设，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提高环境治理水平，维持生态平衡，维护生态功能。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办事，“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一脉相承:“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15]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绘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景:“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5]当人与自然真正和解时，个人也真正实现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为此，我们人类应该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为推进我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搭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平台，是对恩格斯生态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现实可行之。(二)摒弃资本逻辑——发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优势资本逻辑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摒弃资本逻辑的根本解决之道只能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及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越性。为此，恩格斯写道:“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3]但是当前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为了摒弃资本逻辑，我国应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建设生态文明中的独特优势。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意味着没有资本逻辑，我国要警惕资本逻辑的二重性。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利益问题交错凸显，人们在逐利过程中对生态的破坏日益严重，掠夺式开发矿产资源，乱砍滥伐森林，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是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生态问题的逐渐重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到了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五位一体建设等同的高度，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的科学理念，这些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了国家治理高度。妥善处理生态问题，就要注意到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良好生态环境与人民福祉之间的关系。“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这两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证，绿色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有力地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我们既要实现经济发展也要保护好生态环境，因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是实现人与自然更高层次的和谐共处模式。资本主义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大量输出生态垃圾和生态赤字，并逃避自己在解决自从近代工业化以来所造成的世界性生态问题的责任，甚至继续在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和生态霸权主义。[16]旨在满足少数人利益，罔顾人际之间、代际之间、国别之间平等的生态享受权益，显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和反生态性，而社会主义制度充分保障人民权益，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既需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要求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的生态民生政策，发展经济和和保护环境都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5]优美的生态环境为我们提供了舒适宜居的场所，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们新的幸福生活的增长点。不同于西方铺张浪费的消费观，我国大力倡导节约型社会和低碳的生活方式，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监管，推进环境保护督察，做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我们要有节制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从爱惜每滴水、珍惜每粒粮食做起，身体力行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立，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充分发挥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势，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三)应对生态危机的全球扩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生态危机，现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诸如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垃圾泛滥、能源短缺、地球增温、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受威胁等生态问题层出不穷，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引发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空前关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和扩展，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资本逻辑向全球扩张，资本主义国家转移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同时转嫁生态危机到发展中国家，以邻为壑、输出污染，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正义问题和生态殖民主义危机。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理想，保护生态环境也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责任，任何国家都责无旁贷、履行相应的环境责任和生态义务。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国家正在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机制，建设清洁美丽、生态宜居的国家，中国对环境治理的显著成就也为当今世界处理环境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积极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与合作，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合理发展，体现了我国在处理人类社会难题时的大国担当。我们只有通过加强生态保护国际合作，共筑生态文明之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家园越来越宜居美丽。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首次提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着重阐述“万物和谐”理念，体现国家领导人对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的深刻思考，更传递出对人类社会走向何处去的科学把握。生物多样性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见证，当前全球环境破坏严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加快，引起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坚持生态文明，增强建设美丽世界动力;第二，坚持多边主义，凝聚全球环境治理合力;第三，保持绿色发展，培育疫后经济高质量复苏活力;第四，增强责任心，提升应对环境挑战行动力。[17]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传递出中国对世界自然保护的决心和态度，中国将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力量，2021年10月将在云南举办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主题:“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从国家领导人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再到地球生命共同体，反映出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不断加深，整体生态文明观逐渐形成，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将更上一个层次，这将有力推动我们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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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习近平．对标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继续啃硬骨头确保干一件成一件[N]．人民日报，2019－01－2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6，52，55，137，155，15，67，75，56，32，165．

　　[6]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69，871．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7，516，63，220．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442，306－307，342，346，308，325．

　　[9]何景毅，张秀华．从回归、负责到“互蕴共容”: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三重向度[J]．学习论坛，2021(5):101－107．

　　[10]李蕙岚，孙清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其现实径路:基于恩格斯自然观的考察[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0(5):12－17．

　　[11]陈凡，程海东．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哲学创新和当代价值[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36－43．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6．

　　[13]王艳．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21．

　　[14]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36．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94，209．

　　[16]李崇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及其现实意义[J]．湖南社会科学，2011(5):19－25．

　　[17]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10－01．

　　文献来源：《湖南社会科学》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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