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电影《Secretary（风流老板俏秘书）》？

　　个人觉得电影拍的很好。尤其是当导演利用极少的对话和恰如其分的背景音乐以及高超的镜头营造丰满的环境语言时，我被折服了。另一个细节。影片的最后，Lee的眼神不是受虐者的软弱，而是颇具坚定感，甚至存在强烈的控制感和一定的攻击性。个人理解，受虐者在此时已然成为权利的控制者。影片是否传达了这一观点呢？希望有专业的老师能详细分析电影的拉片技术以及主题的深刻内涵。

　　在影片的结局，秘书李穿着婚纱坐在老板格雷的办公室，双手放在桌上，绝食等待“主人”归来，许多人前来劝阻。其中的一位女性建议李阅读“女性受苦的作品”。我们似乎能够听到她未出口的责问：你身为女性，不为了自己的权利奋斗，反而一心渴望被男人统治和使唤——你为什么不觉醒？

　　虽然还有人继续觉得受虐爱好者是恶心的变态，但也有观众会意识到这种质问的不妥，继而替女主辩解：“BDSM只是角色扮演的游戏，不是抛弃人格成为附庸！女主是因为性癖自愿受虐的，她这样很爽啊！我不觉得有任何问题！”

　　尽管对“女人当m有违女性解放”的批评简单粗暴，并不可取，但女权主义和BDSM碰撞的议题却有着值得注意的时代背景。《秘书》设定在还使用打字机的美国70、80年代，这是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初兴的时代。当女性遭遇家庭暴力、职场歧视、污名化与性骚扰，而毫无制度组织的保护——她们不想再沉默了！轰轰烈烈的麦金农反色情女权主义运动，让社会首次对角落中的BDSM进行了法理拷问。人们追问女性在BDSM中受虐与受伤害的界限。直到90年代的SSC（safe, sane and consensual.安全、理智、同意）原则出台，规范了BDSM的社群守则，向大众交出暂时的答案。由此，女M可以声明自己不是受害者，她们的“受强迫”是主动的，她们在调教之前和施虐者达成了契约，进行“知情同意的权力让渡”。可是，反色情主义者依旧不承认受虐者的主体性：你们如何证明自己在受控制的状态中保持着主体意志，从而维护这份“赋权”的有效性？

　　哪怕到了如今，网络对BDSM的关注和批评也延续不断。顺性别同性恋者之间的BDSM实践较少受到大众有关性别压迫的质疑。而逐渐走入大众视野的女施虐男受虐以及第四爱实践，则被视作女性力量对父权秩序的颠覆——女S/dom往往容易得到女性的赞美和接纳，但是男M/sub却会陷入自己“不像个男人”的文化耻感，所以男性switch经常以s/dom的身份活动，却隐瞒自己的受虐倾向。在诸多BDSM关系中，男施虐女受虐由于像把自古以来的男尊女卑模式拉扯到极致，进而常常被推到性暴力嫌疑的风口浪尖。女性受虐者关于自己“主动自愿”的声明，往往在“你不过是误入歧途”的批评浪潮里被淹没。

　　可是，若外界继续抱着居高临下的态度质问女性受虐者，他们得到的回答只能有无视——不管大众鄙夷与否，BDSM活动每一天都在发生。研究者想要进入田野，只有从另一种路径出发：我们首先要让女性受虐者自己说话，尝试理解她们，而非急于判定她们的主体无效——她们的BDSM实践本身就是主体对于常态社会发声的方式。（黄咏梅，2015）这一点是笔者尤其赞同的。如果从更加形而下的女性史的眼光来看，主体性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女性参与了这件事，女性就是主体。女性自己书写了这段文字，这就是女性的声音。研究者去记录女性自己的逻辑，而非把她套进别人的解释模板，这就是还原女性的主动性。当然，在具体研究中，我们不能认为女性说出来的话直接反映了她们的主体声音与需求，而需要注意社会规范与权力如何嵌入了这种需求话语的构建。（黄盈盈，2017）

　　进言之，笔者在思考，女性在受虐实践里能不能掌握主动，也就是BDSM“是在取悦谁”的问题，是否可以理解为施受虐幻想的戏剧脚本里话语模型的互动问题。

　　个人复杂多元的生命体验和情欲幻想，想要通过语言载体上升为具有脉络的文本，就一定要经历被抽象概括，并划分出叙述重点的过程。从而，人们站在不同的视角，对BDSM的理解形成了各种话语模型，推动它们的传播和受认同。然而，这些模型之间没有共享认同的必然理由。比如德勒兹分析了影响广泛的萨德主义（《索多玛120天》）和马索克主义（《穿皮裘大衣的维纳斯》）故事母题之间的关联，认为他们完全是两位施虐者/受虐者各自发展的两套互不相通的故事和美学。（黄咏梅,2015）

　　于是，我们容易理解，如果有人要定出一套“理想型”式的正统规范以发展BDSM社群，那么这些话语模型之间就形成了竞争的关系。那么，女性受虐者幻想的BDSM故事，会不会与男性推崇的有着不同的文本结构？

　　举例言之，《秘书》原作小说的作者写过另一个短篇《浪漫周末》，展现了一个受虐者女性寻求玩伴的经历。她脑海中关于BDSM的期待是“躺在蓝色的绒球和鲜花之间”，在爱之中尝试以前没做过的事，是一种在被掌控之中得到关爱、联结和安全感的话语。然而，她的幻想和男性玩伴对“语言羞辱”和“圣水”的喜好并不吻合。于是，自大无礼的对方挑剔起她“男子气”的发型和举止，还斥责她不是真正的受虐狂——真正的BDSM应该是他主张的那样。

　　在此，笔者并不是主张女性没有激烈的性幻想，而是想指出——女性的声音需要被理解倾听。如果要找寻异性恋女性受虐者在BDSM里的主体性，可以从这里切入——拒绝让男性视角的话语模型垄断并规训社群的幻想与实践——这是笔者认为的女权主义的回应。这当然不是说男S不能实施幻想，只能充当一个“服侍系”的工具人，而是不要傲慢地把女性不同的需求当做对自己权威的冒犯。（你们冒犯女性的习惯还不够多吗？）

　　当然，就本文而言，笔者并没有进入BDSM社群的田野，而只是观察流行影视站在外来者的角度对BDSM亚文化交出的“速写作业”。《秘书》电影通过女性的第一视角，塑造一个异性恋女性受虐者。我们接下来就要抱着找寻主体性的目的，考察它落实的效果如何。女性是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女性的性幻想之船如何在父权文化的汪洋大海里航行？

　　如果只看片名，还有这张包含长和翘臀的火辣海报，《秘书》电影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部关于办公室艳情的三流片。然而，它的原作小说是一个女性主义故事。这让笔者认为，在开始其他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进行一层去符号化的工作。

　　我们观众是那么熟悉女秘书的红唇、OL装、丝袜、高跟鞋......影视里面的秘书往往是年轻漂亮、细心体贴的女性，身为掌权男性的助手和红颜知己。“秘书”像是“空姐”、“前台”、“护士”一样，被父权文化默认为女性特质适合的职业，承受着无数男人的情欲幻想，仿佛她们生来就是被凝视的性感符号。可当被凝视的女性一个个反过来直视你的眼睛，你可知道她们的痛苦——“秘书”的职业身份如何与女性在职场被歧视的历史挂钩。

　　如果我们坐上时光机，来到19世纪的美国，我们能找到这里女秘书职业的源头。南北战争期间，因为大量有文化的男性办事员参战，美国政府不得不雇佣女性以填补劳动力缺口。乡村家庭手工业、个体农户被大工业淘汰，也让女性更多地离家进入城市，进而走入办公室工作。但是，摆在这些女性面前的不仅是发展的机遇，还有无法逃脱的隐形规则。

　　其一就是，女性与男性相比同工低酬，职业发展空间也更为狭隘。我们能看到女主在《秘书》电影中接受的打字训练，和她喜欢枯燥工作的宣言。20世纪初的美国社会主要任用女性进行速记和打字工作，以及担任秘书，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女性更能容忍枯燥、不涉及创造力的工作，以及职业的难以晋升。在《秘书》电影里，我们也能看见女性遭受求职障碍：李去应聘秘书的时候，格雷一上来提出的问题，“你怀孕了吗？你计划怀孕吗？你结婚了吗？”这些都是职场性别歧视的体现。

　　其二是，当女性进入办公室，她们被性的目光审视，在男性长期统治的职业领域被异化为“他者”。当经济萧条、薪资停滞重挫了晋升缓慢的男性办事员，女性可以自己赚钱，还会接触比他们地位高的男性的境况，打击了他们的求偶信心。人们创作利用美色不断勾引上司、向上攀爬晋升的“淘金女郎”形象，污名化职场女性。他们还用女秘书嫁给老板的童话，美化办公室令人反感的骚扰，试图辩称女秘书职业晋升上的遗憾可以通过婚姻获得补偿。随着时代变迁，女性的职业空间大大拓宽，老板和秘书的爱情故事才不容易引起反感，在随后发展的商业影视里被归类进入灰姑娘与白马王子式的流行套路。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秘书》电影展现的是浪漫邂逅，它的故事蓝本却出乎我们的意料，讲述了老板性骚扰秘书的负面故事。

　　原作同名小说出自美国女性主义作家盖茨基尔（Mary Gaitskill）的短篇小说集《坏举止》（Bad Behaviour，1988）。小说集描绘了若干尝试非常规性行为的女性。《秘书》起于一位女性寻找工作的经历。女主黛比没有精神疾病，但她从头到尾都无法挣脱家庭、工作环境的压抑冷漠。在雇主律师模糊的性接触/性骚扰行为后，她沉默容忍，幻想自己日后能与对方发展出相爱的关系，还产生了受虐后的性冲动。然而，律师让她不适的行为变本加厉，她终于清醒明白对方毫无关爱之心，而仅仅把自己当成骚扰对象，此前的性接触被明确划分为性侵，她产生了尊严被践踏的气恼恶寒之心。由此，惩罚女主打字失误的上司不但没有成为女主的伴侣，还以道德败坏、被人举报的负面形象结局。

　　然而，这篇小说并没有简单地声讨男性同情女性，而是做了更有意义的去符号化工作。它抛弃了把女性受虐放在创伤或愉悦的二元框架下观察的做法，承认女性情欲的复杂性。盖茨基尔批评过女权主义的“受害者”话语，认为它们忽视了个人实际经历与性同意原则之间存在距离。黛比对自己和律师关系的持续模糊认知，也许是盖茨基尔所认定的过度简化的解毒剂。（Estelle Noonan，2010）由此，我们讨论的“去符号化”的关怀，不仅在于声明女性不是可以无视意志、被物化凝视的客体，还在于承认女性在性关系里是能动的主体，而不是只有无能为力的弱势身份。

　　相比之下，电影的改编是正面的、浪漫的、暖色调的，带着童话故事和乌托邦的美好寄寓。不同于盖茨基尔的故事——“受虐者”的身份是松动未成形的，具有欲望的女性始终处于不被理解的孤独之中，电影展现的关系里，李感受到了格雷强烈的关注爱护她的心，他们形成了紧密的联结。秘书的工作打开了李封闭空无的精神世界，而进入到有色彩的幻想之中。李把自己和兰花联系起来的瑰丽自慰场景就是这样的体现。

　　男主给兰花授粉，这里有明确的性暗示意味。兰花在美国文化里代表了珍惜难得、优雅娇贵等意象，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把女主和兰花联系起来。对于一个长期在精神疗养院居住，自我评价极低的人，这种自己被珍视的感觉让她欣喜满足。我们很清楚，女主角服从于格雷的性统治，是因为她清楚自己喜欢和这个男人相处。所以尽管后来遭到拒绝，她尝试了寻找别的伴侣，却最终坚定地要回到格雷身边。

　　然而，在男女主角“天生一对”的设定之下，他们依旧面临挑战——这就是社会文化对BDSM关系的审视。其中涉及的核心，则是BDSM是否具有病理性的讨论。

　　2013年，当世界通行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BDSM-V)把BDSM倾向剔除——BDSM爱好者终于不再被视为变态了。然而，此前的很长时间里，BDSM都被当成疾病来讨论。人们谈起施虐狂、受虐狂，仿佛大街上狂奔着发狂的公牛，又像黑暗里的乞丐需要被阳光拯救。

　　上映于2002年的《秘书》电影就站在大众的立场上，试图开出药方，用爱情“治愈”受虐狂，营造一种BDSM实践者融入社会的主流化、正常化叙事。

　　首先，《秘书》采取了“浪漫喜剧”的电影叙事类型，让BDSM搭档走向必然的婚姻。这种话语结构赋予了“夫妇”的角色以特权，表明异性恋婚姻内的夫妻实践为“好的BDSM”；反之，个人的、自虐的BDSM行为成为了“坏的BDSM”。（Walters，2012）电影使用的“治愈”性的叙述，展现李如何从孤立状态走向社会，开拓事业和爱情。它试图说明，社会制度在精神疾病患者恢复健康中发挥了极大的效力。李与格雷施虐受虐关系的反常性，通过婚姻的制度仪式被同化和净化。（Ruth Mcphee，2014）

　　但也有学者认为，电影并不遵循单线片面叙事，影片高潮的“桌前绝食”剧情中，我们既可以说Lee勇敢追爱，试图通过绝食来获得格雷对爱情的认可；也可以说Lee以激烈的受虐方式服从了统治者格雷的指令，展示了自己的忠心——从而，对一段女性经历的不同叙事在同一时间空间里并存，给了我们走进其中的不同视角。（Estelle Noonan，2010）

　　但是，就现实而言，BDSM社群中的人们对于从BDSM和爱情的关系往往有着另一套叙事。他们不会觉得玩BDSM是一种病态的缺憾，因为BDSM关系本身就足够完整而有活力，不需要爱情来填补那个不存在的口子。虽然有一小部分人遇到了各方面都具有吸引力的对象，走向主奴与情侣/夫妻身份的叠加与平衡，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主流情况。很多人认为，追求“宠溺”的爱情会损害维系主奴尊卑的快感；反之，BDSM的施虐与掌控会威胁恋爱关系需要的平等沟通与和谐扶持。万一和BDSM拍档发展出婚姻可能，那么他们也会放弃原来的主奴关系。进而，他们把寻觅BDSM关系看做自由的生活方式，把到了一定年龄以后“退圈”并步入婚姻家庭视为一种向现实的无奈妥协。

　　其次，《秘书》试图展现施虐者如何带领受虐者走出心理障碍，回归社会化的主流轨道。这个设计的前提，在于默认受虐幻想是有病理成因的。我们很少看到荧屏塑造一个日常积极健康的普通女性产生BDSM受虐幻想与实践，似乎每个受虐者都有着童年阴影——尽管社会学调查证明这没有根据。在影片中，我们看到李因为格雷的劝告而放弃了自残习惯，而接受看起来伤害可控的spanking。随之，主人公爱情关系中的BDSM，被明确表示为一个更健康的、替代自残的事物。（Barker, Gupta and Iantaffi，2007）

　　从而，电影迎合了支配医疗话语的“健康”/“有害”的二元观念，从而把那些立场激进、不符合“正常化”议题的BDSM实践排除在外，回避了例如刀割爱好这类与医学定义的自残表现相似的情况。（Walters，2012）然而，从自伤者的角度，他们对制造伤口的性质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比如自残者将伤口视为解脱、忍耐或惩罚的私人表达，不希望被别人看到。受虐者则可能把这些可见标记当做“荣誉徽章”佩戴，并把其作为欲望的提醒物来珍惜。（Ani Ritchie）

　　此外，有学者指出，电影还试图展现一种成长与进步的叙事，让李从一个家庭中自闭幼稚的成年人，向社会里自信的职业女郎转变。随之，她放弃了幼稚的阴蒂自慰与自残，走向男女生殖器结合的成熟性爱与受虐。（Walters，2012）笔者认同讨论社会化成长的观点，但是她试图套用弗洛伊德的理论说明电影展现“阴道性交优于阴蒂自慰”，笔者很不赞同。

　　首先，这就很难解释李对于和男友皮特进行阴道性交的索然无味。其次，BDSM倾向者的性唤起机制要做区别考虑。李的幻想本来就不是以香草性爱的“插入”为中心的：晚餐吃豆子的指令，秘书与服从者身份的叠加，拍打与训斥，都能带给她性愉悦。而性交的特别之处，在于意味着她“被使用”以满足主人的欲望，能证明自己的价值，是一种光荣的赏赐。再次，如果从爱情的角度，则可以把她渴望阴道性交，理解为能更加亲密而毫无保留地拥有对方，但这不意味着她以后就要放弃阴蒂自慰。

　　总之，我们的女主角逃脱不开异性恋浪漫和婚姻的结局，以及被男性引领至成长完善的父权叙事。治愈受虐者的叙事，把BDSM加以陈旧的病理审视，当做对自残“以毒攻毒”的治疗方式。如今，我们需要有选择地接受《秘书》呈现的“进步”叙事，因为其中过时的价值观定义了什么是好的、应该实现的BDSM，而把BDSM的多元包容成分加以排除。

　　尽管《秘书》电影中包含很多刻板的性别规训，但是它也流露出某种不与父权传统合作的意识，这突出地体现在女主李和施虐者格雷的去模板化的关系上。

　　打开流行影视作品，我们发现施虐者经常被塑造为异性恋男性精英。这些人拥有权力、财富、名声，高大强壮的外形，强硬的性格。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性生活里完全掌控女人。影片的逻辑常认为前面几项条件导向了最后一项结果。由此，影片把施虐者定义为社会性别语境中具有完美“男性气概”的强者，而认为女性受虐者对他们的跪拜是一种被强者的占有。于是，男性施虐者的形象演化成了他们被社会期望承担的领导者角色的翻版。男性在社会生活里的统治和性生活里的统治形成了符号叠加，女性再次落入父权附属品的身份圈套。

　　我们会发现，这类霸道总裁式的BDSM影视，总是试图展现男主高出平凡女主若干层次的魅力，如同神祇一样闪闪发光。可是在《秘书》之中，尽管格雷是李的雇主，似乎赋予了他高于她的权力地位，但他也被塑造为一个支离破碎、古怪不亚于女主李的角色。

　　我们观察主角的第一次见面，格雷因为紧张自己的形象而低头用手梳理头顶，这滑稽的情景被进门的李看见了，这种喜剧的冲突消解了律师和雇员之间的严肃等级尊卑。还有几次格雷在角落里偷窥李和男友皮特的剧情，这洋溢着荒谬的气氛，格雷隐藏的身体使他在屏幕的更大空间内显得渺小和焦虑。以及，当格雷的前妻来办公室时，他躲在一个柜子里，让李去解决这个问题，给了她权力，而他却显得幼稚和顺从。李和格雷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自信和怯懦，支配和顺从，分裂和完整，揭示了他们之间相互平衡的权力。（Ruth Mcphee，2014）

　　格雷明显不是一个完美大男人，但他却是一个对女性而言有魅力的施虐者。Spader合理的演绎，使得格雷的孤僻木讷、不善于处理亲密关系，不仅没有让他显得猥琐，反而增添了传统“阳刚”角色没有的、由脆弱生发的吸引力，能让观众产生移情。这和他沉浸到施虐者角色以后强势严厉、充满欲望的气场形成了对比，可以说是一种反差萌。当他为了克制自己对女主的欲望，笨拙而气喘吁吁地通过运动缓解，观众发出会心一笑——这个可怜的、为情所困的家伙！

　　进一步而言，格雷在镜头下“没有人设”的表现，使得他不可能是那种在BDSM关系里端着高人一等的架子、不愿承认自己是普通人的dom。正如同那段让李放弃自残、找到自己的对话中，格雷并没有显摆自己指导他人的能力，而是坦言自己曾经非常害羞，但是努力克服这一点，以适应社会工作的要求。在这个语境下，他对李的劝告，也可能是他自己在不适的成长挫折之后领悟到的一些经历。如果把这段剧情视作DS的训诫，那么格雷作为dom的表现可以说是真诚的、有益的，能让人亲近依靠的。

　　而当我们关注作为受虐者的李，我们发现《秘书》包含同类描绘女性受虐的电影中极为活跃的受虐欲望。（Ruth Mcphee,2014）

　　当色情一直以來都被视为男性主导的场域，由男性制作、男性消費与男性满足，以女体、阳具、以及男性凝視作为主要的影像符号（林芳玫，2006）然而，女性不能谈性、不能接触色情，逾矩的女人被视为淫荡、羞耻与不纯洁的。这些都只是文化论述与权力结构下的产物，具有历史性的性別规则，並非性別属性的本质。（陈雅雯）

　　可是，在影片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李的大量性幻想。在《秘书》的镜头中，寻求性愉悦的女人不是洪水猛兽，而是自信性感的。相比之下，十多年后拍摄的50度灰反而没有正面认可女性享受快感的态度，而是试图说明：这个女孩本来是纯洁的，对BDSM不感兴趣，她是因为爱男主而配合他的变态癖好，因而受尽折磨。从而，女性观众在代入的时候可以抵消自己主动产生欲望的性耻感。而在《秘书》中，李不是这样的被动接受者，她和格雷共同用性虐的角色扮演场景对“老板——秘书”的关系加以解构与再创造，使办公室成为制造愉悦的场域。

　　随着剧情的发展，李在发展这段BDSM关系里的主动地位逐渐浮现。比如她阅读时尚杂志提供的“泡仔”建议，主动摆出受惩戒的姿势，制造各种让格雷注意自己、欲火中烧的小把戏，往信里夹蚯蚓、往床上扔蟑螂。可以说，李的受虐偏好有着brat的一面，通过破坏规则、制造麻烦来引起惩罚，像是一个通过调皮捣蛋来引起父母注意力的孩子。我们不禁为她的主动出击而拊掌——她就要把男人追到手了！比起缺乏合理的心灵火花，女性就因为霸道总裁的优越条件和强势宠溺迅速地爱上了他们，然后为他们忍受肉体痛苦/成为欲望的奴隶，李和格雷“怪人相遇，一见如故”的模式更具有亲密关系发展的说服力，以及天然的亲切感。

　　尽管《秘书》电影的女性主体呈现并不完美，但是它在展现女性主动性方面足够有启发。笔者的观点是，当BDSM影视被父权秩序卷胁，女性主义需要做的不是谴责创作女性受虐故事的合理性，而是需要更多走出模板化的女性中心故事。

　　BDSM是关于权力秩序的戏剧游戏。在公共生活里，不管是父母打孩子、老师训学生、监狱关犯人，肉体的痛和心灵的都是社会机器惩戒的工具，用以维护高于个人意志的秩序。（李银河，1998）BDSM活动模拟了社会惩戒机制，其中权力对性的控制，通过快乐的管理来达成。（福柯）以人类繁衍为中心，性应该是生殖器之间的互动，服装的遮蔽、语言礼仪的禁忌围绕生殖器而产生。然而，BDSM却把非性的器官，甚至是种种恋物的象征符号纳入到情爱之中。不受常规监控的情欲，让这种活动成为了让人们恐慌的“变态行为”。

　　然而，看似可以打破秩序的BDSM活动，却无法脱离社会文化的土壤。女性即使抱着掌握身体自主权的积极心态参与其中，也无法避免父权制的影响。你以为BDSM只是玩伴之间的事情，是主人在调教奴隶的穿着打扮、一言一行。可是，社会文化在不断告诉你的主人——女人该是什么样的。比如色情文化会渲染着女性如何有着“天然的奴性”，压抑而纯洁，等待着被“开发”、“引导”至情欲的完美境地。（黄咏梅，2015）于是，一个有着丰富经验和探索活力的女性受虐者就成了他们眼中的“不够听话”的怪物。女性的主体性变成了可以隐没的存在。

　　但是，当我们回到BDSM幻想的迷人多元性，女性受虐者的形象还有着很多的可能。她们可以同时是性生活的“顺从者”，和父权文化的“冒犯者”。如果拍这么一些BDSM片子：女高管情愿被帅气的男大学生用宿舍里的破衣架抽打，而要和她行事霸道的男总裁老公离婚；普通女白领忙着加班没空谈恋爱，于是和朋友一起预约付费的男S解决性需求；牙医家里的独生小姐是不婚主义者，继承了家里的房产，和贫穷的工人结成了BDSM伴侣；女侠客不去比武招亲被起点男主抱回家，而是沉迷于被病弱清秀、涂着指甲油的长发“娘炮”画家捆绑身体......让保守的观众大喊“乱套了！一群滥交的女人！这世道天理无存！”，会不会更有趣味呢？

　　女权主义对女性受虐者的关怀还有很多研究的空间，值得我们关注最新的研究动向。开展对于活生生的人的身体与情欲的研究，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质性研究方法，尤其是日常生活的经验研究是很重要的。研究者需要更为建设性地去激发“主体”的声音，了解日常生活的逻辑以及日常地生活着的人。（黄盈盈，2017）

　　参考文献

　　[1]尼基尔·萨瓦尔：《隔间：办公室进化史》，吕宇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2]亚伦.强森：《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成令方，王秀云，游美惠等译，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3]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王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

　　[4]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5]李银河：《虐恋亚文化》，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

　　[6]黄盈盈：《女性身体与情欲:日常生活研究中的方法和伦理》，《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1期，第97页-103页。

　　[7]黄咏梅：《欢迎来到我们的受虐主义小宇宙》，“亚太地区第一届皮绳愉虐情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5年。

　　[8]陈雅雯：《女性的性欲再现与性別颠覆：女性向色情影片的分析与诠释》。（从书单下载的pdf，没找到期刊出处）

　　Barker M, Gupta C.and Iantaffi, A. “The power of play: The potentials and pitfalls in healing narratives of BDSM, in Safe, Sane, and Consensual: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Sadomasochism”, 2007, 197–241.

　　[10]Palgrave Macmillan, Vivien Burr, Jeff Hearn, “Sex, violence and the body: the erotics of wounding”，New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11]Estelle Noonan, “Towards an S & M Quotidienne?Rethinking ‘Bad Behavior’ in Secretary , “Women: a cultural review”, 2010,135-152.

　　[12] Caroline Jessica Walters, “Discourses of Heterosexual Female Masochism and Submission from the 1880s to the Present Day”, a thesi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Sexuality and Gender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Exeter, Exeter, March 2012.

　　[13]Ruth Mcphee, “Female Masochism in Film:Sexuality, Ethics and Aesthetics”,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