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预期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2亿 [1]。对老年群体进行研究已非常必要，其中主观幸福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国外有研究表明，主观幸福感水平是衡量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 [2]。因此，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至今已步入成熟的阶段，研究成果突飞猛进，这些成果为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且将有助于认识和改善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1.主观幸福感的概念

　　对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的定义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其中心旨意基本相同。一般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某个阶段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它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 [3]。

　　主观幸福感包括认知成分和情感成分，情感成分又可分为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 [4]，从而我们得到衡量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1）认知评价：即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估；（2）正性情感：包括诸如愉快、高兴、精神饱满、觉得生活有意义等情感体验；（3）负性情感：包括忧虑、抑郁、孤独、厌烦、难受等情感体验 [5]。

　　主观幸福感有以下三个特点：（1）主观性：指主观幸福感是根据个体的生活体验界定的，无法借助外部的标准来框定参照框架；（2）整体性：主观幸福感是反映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是一种综合评价，包括上述三个维度 [6]；（3）稳定型：只有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的长时心境才能反映个体对生活是否感到满意的程度。

　　2.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按照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来源，将这些因素概括为四大类：社会因素、家庭因素、个体因素和其他因素。

　　2.1 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中有多个因素被证实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有文化差异、社会支持等。

　　2.1.1 文化差异的影响

　　处于不同社会环境中的人，会将所在社会特有的文化特征内化为自身观念，从而影响其评价和判断，主观幸福感也会因不同文化背景而产生差异 [6]。我国学者邹琼指出，主观幸福感的实现既有文化共性又有文化特殊性，国家之间的平均主观幸福感存在稳定差异 [7]。雷秀雅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自我肯定意识比日本老年人积极，她认为虽然日本老年人在物质生活上要优越与中国老年人，但在精神生活上中国老年人所享受的社会及家庭的尊重是日本老年人所不能及的，这可以说是中国老年人幸福的根基 [8]。

　　2.1.2 社会支持的影响

　　社会支持是指一个人通过社会互动关系所获得的，能够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支持与帮助 [9]。郑宏志等人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各指标与社会支持各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的相关性达到显著水平，且社会支持各维度中除了主观支持外，均对主观幸福感各指标有显著预测作用 [10]，这表明社会支持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吴捷发现，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社交孤独和情绪孤独体验越少，主观幸福度越高 [11]。以上研究均证实了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社会支持越多，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越高。

　　2.2 家庭因素

　　我国学者对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家庭因素中的几个子因素进行过研究，其中包括亲子支持、婚姻状况、养老方式等。

　　2.2.1 亲子支持的影响

　　罗扬眉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亲子支持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 [2]。王大华等人通过研究，得出结论，亲子支持通过影响老年人的自尊感、恩情感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12]。养老方式作为亲子支持的一个方面，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李德明等人的研究里，不同的养老方式，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不同，住养老院和家人同住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均显著高于独居老年人 [13]。以上研究均表明亲子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老年人若得到成年子女的支持将有助于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2.2.2 婚姻状况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婚姻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为显著 [2]。郑宏志等人的研究表明婚姻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有配偶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好于无配偶的老年人 [10]。这些结论与梅锦荣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梅锦荣等人的研究中指出中国社会强调家庭取向，尤其在退休后个体的活动中心由社会转向家庭，所以婚姻生活在老年人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婚姻生活是否幸福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体的主观幸福感的高低 [14]。由此可见，婚姻状况是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中的重要成分，婚姻状况良好的老年人生活质量高，主观幸福感也高。

　　2.3 个体因素

　　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所影响的个体因素主要有人格特质、健康状况、控制感等。

　　2.3.1 人格特质的影响

　　个体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人格因素。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尽管外在客观事件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影响，但是外在因素往往是通过内在主观因素而起作用的。Costa和McCrae总结了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认为不同的人格特质会导致不同的正性情感、负性情感及生活满意度 [15]。他们假设外向和神经质是影响幸福感的两个维度，其他的实验也证实了这一假设。有许多研究 [15]都证实了一个结论：外向（E）与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有关，因而能提高幸福感水平；神经质（N）则与消极情感稳定的相关，从而降低幸福感水平。因此，老年人应该注意培养自己有利于幸福生活的人格特质，从而促进和提高自身的幸福感水平。

　　2.3.2 健康状况的影响

　　唐丹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同时健康状况还通过一般自我效能感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16]。国外的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均证实了在老年人生活状况诸因素中，健康状况与生活满意度最为密

　　切 [16]。由此看来，健康状况这一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容忽视。人到老年往往会受到许多慢性疾病的侵袭进而会给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造成影响，老年人应注意增强抗御疾病的信心，同时提高自己抵御疾病的能力，这样才有助于老年人保持较高的幸福感。

　　2.3.3 控制感的影响

　　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是指主体知觉到的自己能有意识的产生预期的结果、预防不好结果的程度。王大华、申继亮的研究结果表明，控制感各维度（人际环境控制感；物理环境控制感；假想环境控制感）与主观幸福感的正性情绪维度存在显著正相

　　关 [17]。沈烈荣、刘华山的研究也表明人际控制感同正性情绪有关 [18]。各研究结果证实，人际控制水平越高，则显示个体生活满意度越高，体验的正性情绪越多，相应的总体幸福感水平越高。

　　2.4 其他因素

　　包括文化程度、经济水平等都会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2.4.1 文化程度的影响

　　在文化程度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出现不一致结论。陈芬等人的研究结果显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老年人对生活充满信心，自觉幸福感较高 [19]。而在吴吉惠的研究中显示，文化程度高，主观幸福感反而低 [20]。我们认为，总体来说，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较高，因为受过教育的老年人思想较开明，对自身认识较充分，具有良好的调节和适应能力，这可能有利于维持较高的主观幸福感。

　　2.4.2 经济水平的影响

　　经济状况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较大，经济富裕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是经济困难老年人的11.5倍 [13]。而在吴吉惠的调查分析中，经济收入相对较低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经济收入相对较高的老年人 [20]。国外也有研究表明，经济收入仅在人们非常贫穷时对其主观幸福感有影响，一旦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经济的影响就很小了 [21]。这些研究说明了经济收入的高低和主观幸福感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关系。

　　3.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1980年以来，我国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和改进。

　　3.1 关于主观幸福感概念的界定

　　由于主观幸福感纯属于主观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幸福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目前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限于能“表达的幸福感”，用量表评定时更是如此。所以如何更准确的界定主观幸福感仍需要研究者的进一步努力，以便能很好的促进其测评研究。

　　3.2 关于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在研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时，这些变量的概念、测量工具并不一致，以致出现一些相互矛盾的结果。另外，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很多，但目前对于有些因素的研究并没有进行详细深入的研究，且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也较欠缺，对于各因素的影响力及有些因素是否还可以再分也未有相关研究。因此，在主观幸福感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建构解释模型，从而更加深入了解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仍是一个有待努力的方向。

　　3.3 有关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干预研究

　　目前，有关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虽已起步，但是有关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干预研究尚未展开，如何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无疑对老年人生活有这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这也是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研究领域亟待展开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陈可冀. 老龄化中国：问题与对策[M]. 北京：中国医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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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王燕. 国内外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展[J]. 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7（2）：9-12.

　　[4]苗元江. 幸福感：研究取向与未来趋势[J]. 社会科学，2002（2）：51-56.

　　[5]高晶.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SWB）综述[J]. 社会心理科学，2005，20（2）：19-37.

　　[6]李志，谢朝晖.国内主观幸福感研究文献综述[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4）：83-88.

　　[7]邹琼.主观幸福感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5，28（3）：632-633.

　　[8]雷秀雅. 关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对中国及日本老年人幸福观的调查分析. 社会科学研究，2004，6：105-109.

　　[9]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J]. Psychology Bulletin， 1984， 95（3）：542-575.

　　[10]郑志宏，陈功香. 314名城市老年居民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德相关性研究[J].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14（9）：820-821.

　　[11]吴捷. 老年人社会支持、孤独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 心理科学，2008，31（4）：984-986.

　　[12]王大华，佟雁，周丽清，申继亮.亲子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J]. 心理学报，2004，36（1）：78-72.

　　[13]李德明，陈天勇，吴振云. 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8，22（7）：543-549.

　　[14]梅锦荣.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社会性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2）：53-55.

　　[15]Costa PT， McCrac RR. Influence of Extravers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Happy and unhappy peopl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eychology， 1980， 38（4）：668-678.

　　[16]唐丹，邹君，申继亮，张凌.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0（3）：160-162.

　　[17]王大华，申继亮. 老年人的日常环境控制感特点及其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 中国老年学杂志，25（10）：1145-1147.

　　[18]沈烈荣，刘华山.人际控制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增龄变化[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07，27（11）：2215-2217.

　　[19]陈芬，张庆豪.老年大学学员主观幸福感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5，13（2）：153-154.

　　[20]吴吉惠. 老年公寓60岁以上老年人幸福感与应对方式调查分析[J]. 社会心理科学， 2007，22（2）：194-199.

　　[21]段建华.主观幸福感概述[J] .心理学动态，1996（1）：35-36.

　　致 谢

　　首先，我要感谢指导我论文写作的曾荣侠老师，她不仅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很多帮助，而且耐心的帮我理顺思路，对论文进行修改，没有曾老师的帮助，这篇论文不会完成的这么顺利。

　　其次，要感谢给我讲授《心理与教育研究方法》的许莹老师，是许老师教我查阅文献，以及论文写作的整个流程。最后要感谢给我讲授《发展心理学》的荆建华老师，是荆老师启发我早早关注老年人心理，并尝试写作。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室友、同学和朋友们，在这充实的大学四年生活中，他们与我共同成长，并在我论文写作过程中提供英语和文字编辑方面的帮助。

　　同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参阅、引用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在这里向有关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是初次写作，水平有限，还请对此感兴趣的学者不惜赐教。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分析哲学家赖尔批判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否认了独立的心的存在，将心灵还原为行为，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但同时也面临方法论和本体论上的困难。由于其包含了物理主义的本体论，故成为一种"无头脑"的心理学。行为主义如何对待精神存在的事实?这也正是唯物主义必需直面的问题。

　　身心关系历来是哲学界反思的对象,在解决自我认知和他心知问题的过程中,哲学家们对心灵的认识范式不断发生转换,并在新的层次上有所迈进。笛卡尔范式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实体：物质和心灵。物质的本质属性是广延，心灵的本质属性是思维，心灵状态只为个人所私有。对心灵的认知就是自我认知。笛卡尔范式引发的心灵认知问题上的唯我论和怀疑论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和批评。其中以赖尔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范式给予人们莫大的启发。豪无疑问,对身心问题的解答还没有理想的答案,也许问题是永恒的,答案是暂时的。文章试图从赖尔的行为主义身心观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梳理和分析，以理清脉络促进新的认识。

　　一

　　在对心灵的不同方式的理解中,在行为主义学说中,赖尔是其主要代表。赖尔的心身学说主要集中在1949年出版的《心的概念》一书中。在该书中赖尔旨在从语言分析的角度来澄清有关心的问题的陈述和概念，以消除混乱。简言之，他的目的不是建设，而是批判或"治疗"。他在《心的概念》一书导言中开篇便提出了自己的问题，明确提出自己的目的是想修正我们已经具备的关于心的知识的逻辑地图。他说："可以有所保留地说，本书提供了一种心的理论。不过，它并不给心的问题的研究添加新的信息……本书所做哲学论证的主旨并不在于添加我们对心的认识，而是想修正一下那张描给我们早已具备的种种知识的逻辑地图。"[1]

　　赖尔在驳斥其身心二元论时是借用逻辑范畴作出了有的放失的分析。他所及的范畴是指语句的逻辑类型--语言习惯。在一般情况下，范畴错误有两种表现，而心身二元论正是出现了范畴错误的两种表现，因而是错误的，这就是赖尔否定心的独立存在性的根本方法。

　　范畴错误的第一种表现是将某一逻辑范畴的语句误认为属于另一逻辑范畴，也即在表达中使用了不该使用的表达习惯。这种有范畴错误的陈述，从语法形式上看似乎是正确的。如：

　　（一）华盛顿既可指美国的一位总统，又可指美国的一座城市。

　　（二）克林顿既可指美国的一位总统，又可指美国的一座城市。

　　很显然，以上两个句子语法形式完全相同，但句子（二）实际上却是错误的。

　　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说，句子（二）犯的就是一个范畴错误，它被误作为句子（一）的同一范畴。同理，信奉"机器中的幽灵说"的人们相应于"身是什么，身在何处"，他们把不属于同一范畴的"心"归属于"物"并类推出了"心是什么，心在何处"的错误提法。笛卡尔的"心是什么，心在何处"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也就无所谓心的独立存在。

　　赖尔别出心裁的以范畴理论来反驳笛卡尔的二元论，显示出其高超的逻辑思维水平，虽然这只是其行为主义理论的第一步。

　　二

　　赖尔进一步分析了笛卡尔范式的错误根源。在他看来，笛卡尔的权威学说的错误是伽利略的机械论推广所导致的副机械论的结果。物理学发展到笛卡尔时代，正是所向无敌一路凯歌行进的时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可以用物理学的机械论来说明、解释。这些解释都可以归于用"事物"、"属性"、"状态"、"变化"等概念概括而成的框架。于是，心是不同于身的事物，它的"属性"、"状态"、"变化"等属于与机械论概念框架不同，却相类似的另一个框架，它也有原因和结果，只是不同于躯体运动的原因和结果。"机械论的否定者把心说成是因果过程的另一个中心，它有点像机器，但与机器又有很大差别。" [2] 因此，赖尔认为这些人的理论是一种副机械论的假说。

　　这种副机械论的假说与伽利略的机械论是属于同一逻辑类型的。笛卡尔力图避免机械论的错误，即不能接受人也是机器，只在复杂程度上与钟表有所不同的观点。笛卡尔想表明，心理事物不是机械事物的一个种类，于是他只是用一些对应的词汇来描述心的状况。但机械论的思维方式使笛卡尔依然使用了机械论的词法，"他对心理活动的描述不过是描述身体的特定词语的否定。说他们不位于空间，不是运动，不是物质的变形，无法被公开观察到，心不是钟表的零件，而是非钟表的零件。" [3] 更进一步的考察，身受机械规律控制，相应的，心受非机械规律控制。"物理世界是一个决定论的系统，心理世界也必定是一个决定论的系统。" [4] 这无疑又把心纳入了机械论的决定论系统中。可见，身心二元论实则是落入了与机械论同逻辑范畴的副机械论。

　　三

　　赖尔借以上分析，是要阐明并不存在精神这种与身体相对立的东西，即无所谓独立的心灵的存在。作为一个分析哲学家，赖尔并没有直接回答"心是什么？"，而是换了一种方式，也就是用描述的方法回答"心是怎样的"。因此，他把出发点放在考察那些像"精明的"、"谨慎的"、"愚蠢的"的心理谓词语句，并详细研究了"记忆、知觉、想象、理智、意志"等许多表示心理属性的概念。他说："谈论一个人的精神……就是谈论这个人在做某些类事情时所表现的能力、倾向和爱好……" [5]。他要证明的观点就是：正是由于人们的行为方式才使我们认为人们具有这些心理属性，这是并不涉及任何纯属个人世界的存在。

　　赖尔事实上是用"作出行为的人"取代了"精神"概念。同很多分析哲学家一样，他并没有明确的回答"是什么"，因为他认为，搞清楚相关概念的含义更为重要。因为，在他看来，心灵是什么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不存在独立存在的心，能观察到的，只有人的行为。

　　通过对描述心灵的相关词汇可以看出，对心灵的描述并没有说明别的，只是描述一种活动、功能，而不是描述实体。心灵不是第二剧场，"谈论一个人的心灵，……就是谈论人在做某类事情时所表现出的能力、倾向、爱好……实际上，认为可能有两个或者十一个世界的说法是毫无意义的。" [6] 因此在赖尔那里，真正存在的只有身体和物质，真正发生的只有物理事件和物理过程。他相信描述心理状态的句子等值于描述行为的句子，从而为消除他心知问题上的怀疑论和唯我论提供了一条途径。

　　四

　　赖尔的行为主义范式相对于笛卡尔范式无疑是一个突破，然而赖尔的观点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赖尔把心灵还原为行为。但这面临一个问题是，对行为倾向的认识为什么就是对心理能力的认识？其逻辑根据或基础是什么？赖尔认为：是归纳，即从所观察的行为和反应向类法则命题的归纳。然而众所周知，归纳法的可靠性是倍受质疑的。即使有一定的可靠性。

　　再者，赖尔把心灵还原为行为，虽然二者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但却不仅仅是外部可观察到的行为。有些心理状态与某种特定的外部行为并没有明确的关系。而且两个行为上完全相同的人很可能在心理上是根本不同。由行为推断心理过程也是很不可靠的的，而且人的行为也是可以隐藏的，如心怀痛苦却面无痛苦的表情，如此一来如何辨析之？所以行为主义者在解释自我的意识状态时碰到了巨大的难题。

　　行为主义作为一种温和的物理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从形而上学的层次上对心进行理解的.在本体论上,它主张把心的本质理解为行为,但是科学发展已经证明,逻辑行为主义对心的词汇的物理分析是不可能的。

　　回首赖尔在批判笛卡尔的理论时说："每当一门新的科学首次获得一个重大的成就时，它的那些狂热的信徒们总是想入非非，认为只要将其解决问题的方法推广开来，那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了。" [7]然而，他有没有想过，他的行为主义心灵观是不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参考文献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逻辑经验主义　证实原则　科学哲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B0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0)01－0001－06

　　一、导言：波普杀害了逻辑经验主义吗

　　在学术自传《没有终点的探索》中，波普首先引证了巴斯摩的一句话：“逻辑经验主义已经死亡，或者说，作为一个哲学运动，它死亡了。”波普接下来有点得意地问：谁负责?谁是凶手?他回答说：“恐怕我必须负责任。但我不是故意的：我的唯一的意图是指出一些我看到的根本错误。”具体地说，波普认为他的《研究的逻辑》(德文版)或《科学发现的逻辑》(英文版)摧毁了逻辑实证主义(后来叫做逻辑经验主义)。本文要论证的是，首先，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被杀害；其次，即使逻辑经验主义被杀害了，主犯也不是波普。

　　波普哲学的核心，是用证伪主义来取代实证主义。他把可证伪性用作科学划界的标准，这个标准他后来自己也放弃了。在波普看来，归纳既不是科学理论创新的逻辑也不是理论检验的逻辑。真正的科学逻辑是证伪的逻辑。但是，证伪概念同样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一个概念，并不是波普本人的发明。在《意义与证实》一文中，石里克多次谈到证伪：“陈述一个语句的意义等于陈述该语句的使用规则，这也就等于陈述它被证实(或证伪)的方式。”石里克谈到，一个语句必须符合逻辑语法的规则才有意义，“你不能证实或证伪一串单纯的字词。”

　　逻辑经验主义从它的证实原则引申出它关于科学知识的一切主张。语句有意义的标准是可证实性。观察命题是直接可证实的，而理论命题只有间接的证实。观察命题是单称命题，得到证实即为真。而理论命题的真假由它与观察命题的逻辑关系来决定，因而只能确定部分的真理性、验证度(degree of con-firmation)或概率。于是，逻辑经验主义致力于构造现代归纳逻辑。对于逻辑实证主义来说，命题被反驳即为假。但假并不是科学的目的，高概率或接近真理才是目的。它有理由忽略证伪问题，不是因为证伪不重要，而是因为证伪的逻辑相对来说明确得多，证伪的逻辑只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波普只是发展了逻辑经验主义哲学的一个方面。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都主张可检验性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只不过是前者强调可证实性，后者强调可证伪性。现在回顾历史，不难理解，最初许多人把波普看作逻辑实证主义者，甚至一些维也纳学派的人也持有这样的看法。

　　波普同逻辑经验主义者一样，主张科学的合理性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形式合理性，科学发现与科学评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哲学对于科学具有独特性，科学是逐步走向真理的过程。如果同后来的发展相比，显然，波普更接近逻辑实证主义而更远离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者，更不用说后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了。如果说逻辑经验主义衰落了，其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波普，而是因为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二、一个基本立场：证实原则

　　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受到许多批评。这条原则是一个意义标准，也是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还是清洗形而上学或玄学的有力武器。对这种原则的许多批判，有些是出于情绪上的反感，如形而上学家：有些是出于误解。其中一种误解是证实原则被理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唯我论。产生这种误解的一个代表人物是刘一斯(C.I.Lewis)。按石里克的引证，刘一斯批评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说它“对重要的哲学讨论施加了一些限定，这些限定有时使这种讨论完全不可能，有时使它局限到不可容忍的程度。”一些人感到，如果接受经验意义标准，那么很重要的问题就成为无意义的了。这里有两点必须强调。

　　第一，当逻辑经验主义者说有意义和没有意义的时候，他们指的是认识意义。当他们说形而上学没有意义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形而上学不是科学，不表达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区分并不是重要与不重要的区分，而是知识与非知识的区分。我们知道，小说、诗歌、绘画、音乐、电影等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并不是一种求知活动。卡尔纳普的《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一文第七节标题是：“形而上学表达生活态度”。他说：“形而上学确实有内容，只不过不是理论内容。形而上学的(假冒[pseudo])陈述并不用于描述事态，既不描述存在的事态(如果这样它就会是真陈述)，也不描述不存在的事态(如果这样它至少是一个假陈述)。它们用于表达人对生活的总态度。”此文写于1932年。卡尔纳普在1957年写了一个附言，其中说：“今天我们区分多种意义，具体地说，一方面有认识的(指称的)意义，另一方面有非认识的(表达的)意义成分，即情感的和动机的意义。在此文中，

　　‘意义’一词始终是指‘认识意义’。因此，形而上学语句无意义这个论题应该被理解为，它们没有认识意义，没有断定性的内容。这里并不否认它们有表达性的意义这个明显的心理学事实：第7节清楚地陈述了这一点。”因此，当逻辑经验主义者断言形而上学无意义时，并不是说形而上学不重要，而是说它不是科学。当然，卡尔纳普的有些话的确令形而上学家不高兴。他说：“艺术是这种基本态度的恰当表达，而形而上学是不恰当的表达。”“形而上学家是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

　　第二，为防止产生刘一斯那样的误解，石里克一方面强调可证实性不是已经证实，而是可能的证实；另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经验的可能性和逻辑的可能性。“经验可能性是指与自然律相容”，一切不违背自然律的事情都是经验上可能的。而“一个事实如果能够被描述，即如果用来描述那个事实的语句服从我们为语言规定的语法规则，那么它就是逻辑可能的。”然后，石里克指出“意义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可证实性，可证实性就是逻辑层次上的可能性。”经验可能性有程度的不同，而逻辑上要么可能要么不可能，没有程度的区别。因此，语句要么有意义，要么无意义，没有程度问题。如果一个语句中的名词指称可能的存在对象(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也许可观察也许不可观察)，谓词指称可能的性质和关系，而且语句的构造符合语法，那么它就是有意义的。这样，所有的科学假说，不论多么抽象，不论它谈论的事物多么微小或者多么遥远，都是有意义的。石里克讨论的两个问题是“月球背面是什么样子”，“死后还有生存吗”。在他看来，这些都是有意义的问题。因此，证实原则并不对我们研究的问题做过多的限制。

　　证实原则作为一个意义标准，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分开来。凡是科学的问题，都是有可能回答的。凡是对科学问题的回答，都是可检验的。这条原则仍然在科学的发展中起作用。一些历史上专属于哲学领

　　域的问题，其实也是可以用实验方法来研究的。仅举两例。由于对策论(game theory)和当代神经科学的发展，西方学者在利他主义等伦理学问题上的实验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比较突出的有费尔(Ernst Fehr)研究小组的实验研究。另一个事例是关于自由意志问题的实验研究，如李伯特(B.Libert)等人关于短程决策中的自由意志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在短程决策中，从神经系统的潜在行动倾向(readiness potential)到肌肉运动开始的时间为550微秒。从潜在行动倾向开始到行动者意识到这种行动倾向需要350微秒，这时行动者可以有自由意志决定行动还是终止行动。但到肌肉运动发动前50微秒，已经不可能改变行动了，因此自由意志的时间是150微秒。这只是关于短程决策的研究，也许还有待继续深入，但它指示了一个方向，它有着从发现生物电到太阳能电池和核电一样的前景。单纯的摇椅思辨是不可能产生这些结果的。

　　石里克的一个非常有趣的论证是论证实原则不是一个唯我论的原则，而是反对唯物论的有力工具，从而使逻辑经验主义可以回答主观唯心主义的指责。他的论证采取了三个步骤。首先，石里克主张经验是无主体的经验。不是某个人的私人经验。这一点是一个事实性的论证。从神经科学提供的证据看，同样的神经组织和神经过程产生同样的经验。第二步是论证我的感觉经验取决于我的身体，这是一个经验事实，不具有必然性。

　　唯我论的论题可以细化为：

　　我只能感觉到我的疼痛。(Q)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是一个经验命题，那么它陈述一个事实，即陈述了我们获得知觉的方式：当我的身体受到刺激时我产生感觉，当我的身体受伤时我感觉到疼痛。由于我们的身体的特殊构成。在这个经验世界中，只有当我的身体受到伤害时我才感觉到疼痛。由于这是一个经验事实，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所以事情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在这之前，在论文的第三部分，石里克严格区分了逻辑可能性与经验可能性。这就是说，当我的身体受到伤害时我感觉到疼痛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偶然的事实，事情可能是别的样子，即当别人的身体受到伤害时我感觉到疼痛。我们可以设想，我们在进化过程中获得了这样一种机制，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别人的疼痛：由一个人的刺激信号接收系统获得的信息通过无线发射系统发送到一定距离内的每个人。因此，当别人睁着眼睛出现在奥巴马面前时我看见了奥巴马。如果人类进化中偶然获得了这种机制并且有利于生存，那么我们现在的知觉就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在这个意义上，Q可以解释为：

　　只有当身体M受到伤害时我感觉到疼痛。(P)

　　由此可以推出：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疼痛也能感觉到别人的疼痛。(R)

　　这里的“能”是逻辑上的可能性。由于我只能感觉到自己的疼痛这个事实是一个经验事实，就如同拿破仑碰巧矮小一样。因此，这里并没有自我中心的困境。

　　石里克论证的第三步指出：当唯我论者拒绝把Q解释为P的时候，他们违背了我们的语言的用法规则，因此使Q成为一句空话。

　　唯我论者主张，我感觉到的疼痛只能是我的疼痛，不可能是别人的疼痛。在这里，唯我论者一方面把“我不可能感觉到别人的疼痛”中的“不可能”规定为逻辑不可能。这样这句话就没有任何经验内容，也就是说没有做出任何断定。它只是对“疼痛”下了一个定义，但这个定义是不恰当的。在一个语句中，只有当“我的”可能被别的所有格代词替换，如“你的”、“他的”等，“我的”这一用法才有意义。但是，如果有可能被别的所有格代词替换，唯我论就消失了。唯我论者不允许用别的词来替换它。因此，在唯我论的语言中，“我的”并无意义。如果“我的”并无意义，那么，我们还是没有得到唯我论想要的那个自我中心的论题。

　　三、一种方法：逻辑分析

　　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方法可以简洁地概括为，采用基本的逻辑手段达到概念意义的清晰性、语句形式的正确性和逻辑推理的有效性。分析哲学发展已经超过100年，但是，分析的方法自维也纳学派以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逻辑经验主义者、维特根斯坦、罗素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断定形而上学的命题没有认识意义，是空话(nonsense)；形而上学的问题是假冒问题(pseudo-question)。他们也指出了产生空话和假冒问题的根源，即语言的误用或滥用。形而上学是如何误用语言的?罗素在《论指称》一文中说明摹状词是语句的语法主语，但并不是逻辑主语。把语法主语误当作逻辑主语，产生了一系列的无意义的争论和空洞的假说，甚至导致逻辑矛盾。而在《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一文中，卡尔纳普则清晰地阐明，nothing一词，在语法上可以做主语，也可以做动词宾语，但在逻辑上，它既不能做主语也不能做宾语。卡尔纳普以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形而上学》的话语为例，通过严谨的逻辑分析说明形而上学的混乱是如何产生的。卡尔纳普的意图不是论证海德格尔的学说没有任何价值，而是论证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命题或问题并不表达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自我知识。

　　逻辑经验主义者并没有忽视语言有多种功能。石里克讨论了疑问句和命令句，他说到，如果我们违背语言的逻辑语法规则，“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想要引入关于那些词语的新定义，或者我们不在意使用没有意义的词并乐于说空话。”在这段话后面的括号里的文字是，“我绝对没有不分场合地指责这种态度：在有些场合――例如在《艾丽丝奇遇记》里――这也许是唯一合适的态度，比起任何逻辑论述都要可爱得多了。”语言有表达知识的功能，也有表达情感的功能，海德格尔没有区分这两种功能，不仅误解being和nothing的逻辑形式，而且把一种单纯的语言表达手段当作事实陈述来对待。我们发现，只要超出德语(或英语)这种特殊的语言，海德格尔并没有讨论一个哲学问题，甚至不能说他讨论了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因为他提出的问题，只是欧洲语言特有的语法现象产生的，并不具有哲学问题应该具有的普遍性。欧洲语言语法的一个特点，是S与P之间的那个“是”。作为主词与谓同之间的联系词，古代汉语没有系词(偶尔有例外)，日语也是一样，但西语一定要有。在英语或德语中，be或sein不仅是系词，而且也是表示时态、语气、语态等不可缺少的成分，并因语法功能的不同而有很多变化，还根据主词的单数复数之别而有不同的形式。总之，西方人要说话，没有这个东西是不行的；西方人对万事万物的描述，没有这个东西也是不行的。于是自然造成一种想法：这个东西比具体的事物更重要、更基本，海德格尔说，哲学的核心问题是Being的意义问题，只有知道了Being的意义，才能够理解事物。可惜的是他讲的都是这个问题多么多么重要，却并没有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很显然，这样的问题在汉语中是无法提出来的。在后期，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是Why is there anything but rather nothing。汉语说，你看见什么了，你没有看见什么。但英国人会回答说，I see nothing。于是问题来了：这个nothing是不是某种东西呢?它与某种东西的关系是什么呢?它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呢?人为什么能提出这样的问题

　　呢?这也是西方语言的形式特点产生的，这样一些问题在汉语中是没有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海德格尔的哲学只能是西方哲学，它不可能是中国的，也不可能是世界的。

　　卡尔纳普所引用的海德格尔的那几句话，给人的感觉是有点玩文字游戏的味道。其中一段现在的英文翻译是：What should be examined are beings Dnly，and besides that--nothing；being alone，and further－nothing；solely beings，and beyond that－nothing。What about this nothig?本来开始说的应该研究的东西是beings，此外没有什么要研究的了。但文字游戏玩过后，nothing变成了要研究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尝试同海德格尔玩一下，他说：Science wants to know nothing of the nothing。你瞧，关于这个noth-ing，科学还要知道并且可知道它的nothing，而形而上学关于nothing只知道something。这样，科学可就成了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了，它比形而上学可以高明得多。我们看到，在许多情况下，形而上学是自我反驳的。

　　四、一个学科体系：科学哲学

　　逻辑经验主义建立了一门哲学学科。一个研究领域要能够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它有独立的研究领域和特有的问题，它有一套专属的概念系统，它运用这些概念对专门问题提出解答。把许多领域拼凑起来并不能形成一个学科。

　　逻辑经验主义建立之初，它的专门的研究领域是科学逻辑，它的核心问题是把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并且以科学的评价为核心。它建立了一个特有概念系统：理论、假说、定律、证据、检验、证实、证伪、理论陈述、观察陈述、理论语言、观察语言、理论名词、观察名词、科学发现、科学辩护、说明、预测、科学变化、连续性等等。在这个学科里，出现了实在论、反实在论、工具主义、证实主义、证伪主义、可误论(可错论)、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逻辑主义、历史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后现代科学、女性主义科学等等多种多样的立场和学派。

　　科学哲学的建立维护了哲学的学科地位。逻辑经验主义所反对的是把形而上学看作科学，但并不取消哲学。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仍然是合法的。但是，随着科学哲学的发展，批判逻辑实证主义似乎一度成为时尚。在库恩之后，科学哲学向着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和科学技术学(STS)发展。但是，这些发展对科学技术做实证研究，从总体上说已经不再是哲学。

　　我们以爱丁堡学派布洛尔的强纲领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个纲领的核心是四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因果性原则：根据导致某种信念或知识的各种社会因素来说明这种信念或知识产生的原因，而不加上我们自己关于“知识”和“真理”标准的任何外在判断。它所寻求的科学知识的因果性说明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人格化的自然观和自然化的世界观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二，经济、技术、工业发展与科学理论内容之间的因果联系。第三，非科学的文化形态(政治、宗教等思想体系)与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之间的因果联系。第四，科学家所受科学训练的背景知识与他们的科学信念之间的因果联系。显然，这些研究都属于社会学而不属于哲学。第二个原则是无偏性原则：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等对立的双方都需要加以说明。第三个原则是对称性原则：这些说明应该按同样的方式来进行，即按照同样的方式来寻求对立双方的社会根源。第四个原则是自反性原则(reflexive)：说明的模式必须能应用于社会学本身。

　　在布洛尔的SSK中，实在、真理、合理性等科学哲学的关键概念完全失去了作用。他不相信预设实在论有助于说明各人信念的差异。“总的结论是，在所有各不相同的认识反应中，实在毕竟是一个共同的因素。作为一个共同因素，用它来说明那些差异，没有什么前途。”既然所有的人都面对同样的实在，而人与人之间的科学信念有极大的差别，那么信念的原因就不是实在而是别的东西，即社会因素。

　　布洛尔虽然也使用真理概念，从他的四条基本原则看，他无意探讨真理的本质、标准和获得真理的方法。他的第二条原则说，真信念和假信念都是他做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而且公正无偏地对待真、假信念。在他看来，科学史上的真理只不过是那些与我们共有的信念，而且他还警告我们，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求知利益(interests)，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求知利益去取代古人的求知利益。他通过普里斯特利发现氧这一案例来说明，将“哲学的”真理观念引入科学中是不合法的。他否认真信念比“假”信念更符合实在――独立于我们求知的利益。

　　SSK不再关心科学合理性的规范说明，这导致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这样做并不会使科学哲学受多少损失。基耶尔(R.Giere)是这个倾向的代表。㈣基耶尔虽然不怎么认同布洛尔的论证，但他还是承认，布洛尔的哲学敌手没能证明在实际的科学实践之外有一个单独的“科学合理性”领域。基耶尔用“工具合理性，，来说明科学的成功，而巴恩斯(Barry Barnes)用“自然合理性”表示大致相同的意思。

　　在取消了实在和真理的概念、用科学知识社会学取代了科学的逻辑之后，哲学在布洛尔看来就成了

　　科学的障碍而不是助力。布洛尔认为，哲学家最突出的特点，不过是加强了那些来自自然实在论的不良习惯。因此，哲学家对合理性和真理的要求，不管说起来多么有理，其实都是鼓励那些自然倾向。“我想提出的论断是：除非我们对于知识的性质采取一种科学态度，那么我们对这种性质的掌握不过是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关切的一个射影罢了。我们的知识理论将随着相应的意识形态的兴衰而沉浮，它们将缺乏任何自身的自主性或发展基础。认识论将成为一种纯粹的隐性宣传。”一些哲学家批评SSK具有相对主义的反实在论的倾向，但Lewens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与实在论是相容的。我们完全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SSK是科学而不是哲学，因此它与任何哲学主张都是相容的。

　　作为哲学研究者，所有的人都关心哲学的学科地位问题。逻辑经验主义使哲学成为一门学科，而SSK和STS则取消了哲学。在我看来，哲学之为哲学，不只是由于它的方法，而更是由于它也有独立的研究领域，包括知识、实在、信仰、伦理、正义、审美等等。而且，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表明，在很大的程度上，哲学话语是二阶话语。不过，对这一点的论述，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最后，关于逻辑经验主义是否已经被杀害了，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明，逻辑经验主义者提出的科学知识的问题，仍然是当前科学哲学界讨论的主要问题。我们可以用2005年和2007年这两年国外部分有关科学哲学的期刊所发表的论文的内容来说明这一点。

　　2005年，《英国科学哲学》(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认识》(Erkenntnis)、《探索》(Inquiry)、《国际科学哲学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心灵》(Mind)、《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综合》(Synthese)7种期刊共38期(本)(统计时个别期刊，如《科学哲学》，至2006年7月统计时仍未到齐)，共244篇(不包括书评、讨论等非论文文章)。论文主题分布如下：科学说明、科学还原问题21篇；科学推理、归纳逻辑、概率逻辑问题59篇；科学的本质、科学合理性、科学认识论、心灵哲学问题54篇；意义、指称、实在论与科学真理问题41篇；科学史、具体科学的哲学、数学哲学问题46篇；后现代主义2篇；其他21篇。

　　2007年《认识》、《哲学研究》、《国际科学哲学研究》、《科学哲学总论》(Journal of General Philoso-phy of Science)、《科学哲学》、《综合》、《哲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8种期刊共51期，其中关于科学哲学的论文总数为308篇。论文的主题分布如下：科学说明、科学预测和科学还原问题28篇：科学推理、科学方法的辩护及概率逻辑问题70篇；科学的本质、科学合理性、科学认识论和心灵哲学交叉问题96篇；意义、指称、实在论与科学真理问题44篇；科学知识的增长、科学史、科学社会学问题6篇；具体科学的哲学、数学哲学问题34篇；其他30篇。

　　以上数据表明，理论评价、科学说明、科学合理性、科学实在论等问题仍然是英美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而解决或探讨这些问题、寻求答案的主要手段，仍然是意义、指称、归纳与概率逻辑、形式逻辑等基本概念。而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他领域特别是时兴的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想，在科学哲学界影响甚少，也很少受到关注。在主流科学哲学期刊上，这方面的论文非常少见。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罗伯特?潘?沃伦；《国王的人马》；成长小说；成长的引路人；重塑自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080-02

　　一、引言

　　成长小说即以叙述人物成长过程为主题的小说。它通过对一个人成长经历的叙事，反应人物的思想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

　　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1905-1989）被誉为20世纪美国文坛最博学多才的作家之一。荣获普利策小说奖的《国王的人马》是沃伦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堪称美国文学史的一部经典。评论家们常把罗伯特?潘?沃伦列入“历史作家”中，其实沃伦主要致力于诠释在当今物欲横流的分裂社会中对于重塑“完整的人”的探索。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叙述者杰克通过客观报道老板威利的发迹与衰落史，不断深刻地反思和剖析自我，并最终认识自我、重塑自我。小说诉尽了杰克成长的烦恼，展示了杰克从无知到知之的心路历程，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

　　本文拟从迷失自我、成长的引路人和重塑自我方面深入分析《国王的人马》的成长主题，揭示杰克艰难的成长历程。

　　二、迷失自我

　　每个人的成长之路中往往会出现一个或多个重要的转折枢机――自我的迷失，意味着他或她从“清纯的快乐坠入对人生的困惑与迷惘”。

　　杰克成长的转折枢机在于他家庭的变故和爱情的夭折。杰克曾有过幸福的家庭和快乐的童年。伯登埠头是他回忆中爱的港湾，是小杰克诞生成长的地方。“小杰基从前常常在下午划着船到海湾钓鱼，然后回家来吃晚饭，九点半钟的时候，他跟他美丽的母亲道过晚安，做完祷告便上床睡觉”。但是，杰克六岁时，父亲突然离家出走，抛弃优越的生活转而笃信基督、沿街传道。而母亲频繁改嫁，来他家定居的“继父”对他没有感情。母亲最后一个丈夫竟然和杰克年龄相仿，但志不同道不合，二人毫无共同语言。出于对父亲抛家弃子的怨恨，对母亲用情不专的厌恶。成年后的杰克开始用怀疑、冷漠的眼光来审视周遭的一切，也开始了他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浪子人生。他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没有生活方向，没有梦想，唯有疏懒散漫。

　　对于爱情，他曾有过强烈的渴望，那就是他的童年好友、前任州长的女儿――安妮。在杰克心里，安妮纯洁无暇，不容亵渎。他们有过美好的过往和甜蜜的回忆。但是，感情上，杰克深受父母的影响，他自己所信奉的逃避主义人生哲学让他无法理解安妮给她的暗示：“爱情是想办法生活，是寻找一种生活方式”。杰克缺乏信心面对未来，安妮也无法理解他的人生哲学。他们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几年后，杰克娶了洛伊丝，可兴趣、行为与处事方式方面的巨大差异最终导致了二人的离异。

　　家庭、生活的变迁严重影响了杰克，他从天真瞬间坠入迷惘与困惑。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扭曲。他发明了“大睡眠（Great Sleep）”来逃避现实、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大睡眠象征着杰克童真的幻灭。小说中出现了三次“大睡眠”，意为杰克童真的终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次是杰克无法用自己的人生观理解远亲马斯敦的罪恶论，无法完成博士论文，最后只能用“大睡眠”来逃避抉择；第二次是在他走出公寓，洛伊丝要求离婚前；第三次是杰克失业时。

　　伊?谢?科恩在《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中提到：“绝望、忧郁、苦闷和寂寞等心理状态的发现是个性反思和发展的重要标志”。经历“大睡眠”后的杰克，逐渐失去了往昔的快乐、活泼，终日与忧郁、空虚为伍，潜藏在其内心深处的孤独自我慢慢浮现出来，一如他自己描述：“我略微吃惊的发现自己在喝咖啡，换钞票，逗女人，饮酒，在水里漂浮。就像个得了健忘症的病人独自在医院玩纸牌……上帝与虚无有很多相似之处。不管你正视上帝，还是正视虚无，你肉体的感受是完全一样的。”

　　根据伊?谢?科恩的理论，“自我”会带给人一种模糊的不安感和空虚感，这种空虚必须通过诸如增长交际需要和提高交际选择性来填补。此时，杰克被穷小子威利坚定的信念和实现理想的干劲所深深吸引。杰克在威利身上找到自己长期渴望但缺失的奋斗精神和抗拒挫折的战斗力，现实主义者威利成为理想主义者杰克的精神之父，他填补了杰克父亲离家后留下的空缺。他的言行影响了成年后的杰克，也成为杰克成长之路上的引路人。

　　三、成长的引路人

　　成长的引路人是美国成长小说中必不可少的建构要素。芮渝萍在其《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提到：“从社会心理学得角度看，每个人的成长都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这些人从正、反两面丰富着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对社会的认知”。[4]在杰克成长的心路历程中，欧文法官和威利分别扮演着正面引路人和反面引路人的角色。在他们身上，杰克领悟到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处事原则。

　　（一）正面引路人――欧文法官

　　在杰克的青少年时期，欧文法官一直是个在知识和道德上接近于完美的引路人。欧文法官是杰克家的邻居，老伯登的好朋友。他坚强勇敢、学识渊博、和蔼可亲。他也代表着杰克生命中的理想父亲形象。杰克幼年时期，欧文法官教他骑马、开枪、打猎，带他读精装本历史书。尤其是在老伯登出走后，有别于继父们的虚伪嘴脸，欧文法官将他视为己出。在杰克心目中，欧文法官是个了不起的人。欧文法官跟杰克的童年好友斯坦顿兄妹一样，都是心怀使命感的理想主义者。潜意识里杰克认同他们的理念，只是在现实中深陷逃避主义的泥沼不可自拔。因为欧文法官支持威利的政敌，不齿威利的腐败行径，杰克奉威利之命调查欧文法官的过去，企图以历史污点来讹诈法官，让其改变信仰、听从威利的指挥。

　　杰克最初不愿意接受这个研究任务。但是为了证明法官的清白，威利的实用主义理论，抱持着历史专业学生“求真”的精神，杰克决定深入调查研究。不久后，他发现了多年前欧文法官曾和前任州长为私利相互勾结、贪污讹诈并置人于死地的罪行。调查结果摧毁了杰克心目中的完美偶像，让他非常震惊。因此他不得不接受威利那套关于“人是罪恶的结晶”的理论。

　　出乎威利党羽的预料，欧文法官敢于承认罪行，但拒绝以此屈服于威利，而是以开枪自杀的方式承担应负之责。从母亲听闻法官死讯时撕心裂肺的哭喊中，杰克突然明了原来欧文法官才是他的生父，是母亲唯一相爱之人。杰克觉悟到自己不能凭着老伯登的善良度过人生，而应继承欧文法官的坚强、勇敢来面对一切。他不能回避自己在生父之死中应承担的责任。欧文法官之死触发了杰克的顿悟。由此，他拒绝继续为威利卖命、讹诈别人。杰克终于为成为“完整的人”迈出了新的一步。

　　（二）反面引路人――威利

　　小说中，威利出身贫穷，是个致力于社会改革但最终被权力和贪欲腐蚀的人物。他信奉实用主义原则，反复强调世界是邪恶的，人们只能在“恶”中创造“善”。换言之，不管动机如何邪恶，手段如何卑劣，只要目的正确即可。这中理念为他那行贿收买、威胁讹诈的不法手段提供了说辞，弱化了他的不当行为。

　　早年，威利并非是个纯粹的实用主义者，而是个一心改革世界拯救人民免于苦难的理想主义者。他充满活力，也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是那些成就背后潜藏着人们难以察觉的肮脏交易和违法行为。

　　威利是个悲剧人物。为了弥补之前的罪行，他决定履行自己执政为民的承诺――修一所真正为民服务，不为腐败所玷污的医院。但是，由于他此举未让随从达菲获利。在被达菲挑拨与亚当的关系后，威利被亚当刺杀。亚当也随即被威利的保镖枪杀。

　　杰克在威利身上找到了他渴望成就的自我，找到了自己生活中所欠缺的果敢和毅力。他不顾亲友的反对，毅然加入威利的班底，成为威利忠实的追随者和打击政敌的爪牙。杰克明白自己所作所为并非善举，但“大睡眠”和逃避主义为他提供了保护伞。他坚信这些恶事与己无关，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更不愿意去探究威利的善恶理论是否可行。杰克期待用“大睡眠”的方式来代替现实生活中的抉择。其实他是愿意正视现实的。他试图回到动物状态，以结束来开始新的生活。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大睡眠其实是一种渴望回归的“内子宫存在”（intra-uterine existence），这暗示着杰克潜意识里缺乏安全感，暗示着他对新生活的渴求。威利和好友亚当的死再次迫使杰克面对现实。他意识到是自己促成威利和亚当的合作，自己对二人之死有着无法推卸的责任。威利在临终遗言中表达了自己对往昔的悔意。这让杰克发现，威利是伟大的，因为他最终觉醒了，发现了自己的不足。

　　四、重塑自我

　　沃伦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真知，真正的了解自我和世界，认识到自身和世界的局限性，从而努力完善自己和整个世界。这个过程是十分痛苦的。而在一个人对自我的认识中，对内的省视不可或缺。

　　杰克在寻求真知的过程中，通过发掘他人的人性污点而内省，进而惊觉自己其实也是满身罪孽。在一系列的变故发生之后，杰克开始有意识地脱离逃避主义原则，学会从其他视角来认识自我。通过欧文法官、威利和亚当的死，杰克发觉到身边的朋友一直都在捍卫自己的信念，都在为理想而奋斗，不管生前如何，在最后，他们都用各自的方式表达了对于人生和责任的态度。在母亲身上，杰克发现世上还是存在持久的真爱。他所认为的“没心肝的女人”，他那冷漠无情的母亲，其实一直在默默坚守心底那份真正的爱，这也彻底唤醒了杰克麻木的自我。

　　亲友死亡和离开让杰克终于意识到自己此前所奉行的虚无主义宿命论是多么的荒谬、可笑。他也觉悟到世上善恶并存.一个人只有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并且勇敢地承担责任，他就能成为‘完整的人’。最终，杰克回到伯登埠头，回到成长的起点，与安妮结婚。“走进动乱的世界，承担起时间的可怕的责任”，与安妮一道谱写人生的新篇章。

　　五、结语

　　杰克的故事就是寻找自我的故事，这个自我是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自我。正如故事结尾时所述“如果一个人不能接受往昔及其一切包袱，就没有未来；如果你能接受往昔，你就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因为你只能从往昔的时光中创造未来”。沃伦的人生观、道德观贯穿故事的始终。正如小说中马斯敦所宣扬的,“人皆有罪，人必须勇敢地承担责任，才能得到自我的救赎。有些人不能承担自由和责任的要求……他们不是‘完整的人’，都要走向灭亡”。沃伦通过这个故事，揭示了20世纪美国南方社会的现实，深刻诠释了其道德观和人生观。

　　参考文献：

　　[1]芮渝萍.文化冲突视野中的成长与困惑――评波?马歇尔的《棕色姑娘,棕色砖房》[J].当代外国文学，2003（2）.

　　[2]罗伯特?佩?沃伦.国王的人马[M].陶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伊?谢?科恩.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M].佟景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

　　[4]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Cleopatra, Sr. The Novels of Robert Penn Warren. New Delhi: Associated Publishing House, 1985.

　　[6]陶洁.译者前言[M].罗伯特?佩恩?沃伦.国王的人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4.

　　[7]Warren, Robert Penn. All the King's Men. New York: Time Incorporated, 1963.

　　心理学认识自我论文范文第5篇

　　1859年，当马赫大学毕业时，适逢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接着，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又出版了。此前不久，亥姆霍兹已经把能量守恒的普遍原理置于物理学研究的中心。马赫没有像通常的自然科学家那样，致力于增加各不相关的发现相信息的积累，他独立自主地选择了适合于自己的道路和工作方法。他把着眼点放在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交叉领域，并注意历史地、批判地研究它们，这导致了他的关于知识本性的一系列观点的全面复兴。马赫就是这样从科学本身出发，经过科学史而达到科学哲学的。其结果，这位在各个知识领域无偏见地漫游、而无意于作哲学家的马赫，竟然“在今天被认为是对于我们这一代最有影响的、最典型的上一代启蒙哲学家” 。

　　马赫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和启蒙思想家中找到了他的精神发祥地。他在《力学史评》中写道：“在18世纪的启蒙文献中，似乎第一次呈现出一个广泛的基础。人文科学、哲学科学、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当时有了接触，并且彼此激励向着比较自由的方向前进。凡是经历过这种高翔和解放的人，那怕只是部分地经验到的，通过这些文献都会对18世纪感觉到一种忧郁的怀昔之情。” 他盛赞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极力谴责莱辛对伏尔泰的攻击。但是，对启蒙运动的倾倒并没有使他把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家加以偶像化，相反地，他接过了那些伟大的启蒙人物的批判精神，同他所处时代的误用概念作斗争，正像他们同他们所处时代的误用概念作斗争一样。在他与之作斗争的概念中间，碰巧有许多是18世纪启蒙者所宠爱的概念，这些概念大部属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马赫的启蒙哲学和启蒙精神在他1883年出版的《力学史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部历史批判著作中，马赫以深切的感情洞察了力学的成长，追踪了在这些领域中起开创作用的研究者的工作，—直到他们的内心深处。他分析了古典力学中流行已久的概念(不是依据它们的形而上学建筑，而是依据它们同观察的相互关系)，指明了它们的正确性和适用性所依赖的条件，揭示了它们是怎样从经验所给予的东西中产生出来的。他以坚不可摧的怀疑主义和独立性，批判了古典力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后人对它们的误用，批判了当时居统治地位的力学先验论和机械自然观。他通过剖析力学中的神学、泛灵论和神秘主义观点，表露了自己的内心思想和理智倾向。马赫的启蒙式的批判，唤醒了在教条式的顽固中昏睡的物理学家，为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从而发出了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

　　对于马赫的这种启蒙作用，爱因斯坦多次给以充分的肯定：“可以说上一世纪所有的物理学家，都把古典力学看作是全部物理学的、甚至是全部自然科学的牢固的和最终的基础，而且，他们还孜孜不倦地企图把这一时期逐渐取得全面胜利的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也建立在力学的基础之上。甚至连麦克斯韦和赫兹，在他们的自觉思考中，都始终坚信力学是物理学的可靠基础，……是恩斯特•马赫，在他的《力学史评》中冲击了这种教条式的信念；当我是一个学生的时候，这本书正是在这方面给了我深刻的影响。” 甚至连马赫的激烈反对者普朗克也承认马赫学说对心灵的启蒙作用。

　　当然，启蒙哲学也有悲剧性的特征。正如弗兰克所指出的：它破坏了旧的概念体系，但是当它建造新体系时，它又为新的误用打下了基础。因为没有一种理论是没有辅助概念的，而这样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被误用。科学的进步处于永恒的循环之中，创造性的力量必然会创造出会枯萎的芽。它们在人类意识中被那些以破坏为标志的力量所破坏。尽管如此，要使科学不致僵化成一种新的教条或经院哲学，需要的正是这种水不止息的启蒙精神。假如物理学变成宗教教义，马赫也会大声疾呼：“我不愿被人称为物理学家！”

　　马赫是一位具有罕见的独立判断力的自由思想家。“他对观察和理解事物的毫不掩饰的喜悦心情，也就是对斯宾诺莎所谓的‘对神的理智的爱’如此强烈地进发出来，以致到了高龄，还以孩子般的好奇的眼睛窥视这个世界，使自己从理解其相互联系中求得乐趣，而没有什么别的要求。”([4]，p．83)作为思想先驱者的马赫，他的智力的原始创造物和无意识的构造，并没有假设一种外在的形式，它们的形式就是它们本身。在马赫身上，孩子般的单纯与大人般的成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普通人的心灵的思想进程是无法与之相比的。普遍人心灵的思想进程就像处在被催眠状态中的人的行为一样，并非自愿地按照催眠者的话语在他心灵中所造成的想像而行动。而马赫的心灵则处于高度的清醒和自由状态，其思想进程出自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唯一的前提只是思想对事实的适应以及思想对思想的相互适应，而不是对至高无上的权威和亘古不变的教条的顺从。

　　马赫坚决否认科学理论是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的神话，他认为这些理论停留在未完成的、甚至永远也不会终止的经验上。康德在提出“纯粹自然科学怎么是可能的”问题时，他并不是把物理学和化学设想为历史的现实，而是在某种意义上把它们看作是柏拉图的理念。对马赫来说，科学首先足现在给定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某种实际友现形式。他从生物进化论出发，把科学的历史看作人类进化史的一部分。康德认为，哥白尼学说是“一次”革命，它在这个专业领域里清除了以前的错误并建立了一个永远正确的绝对真理。马赫则明确指出，哥白尼学说也只不过是我们认识宇宙的一个确定阶段，它可能由于吸收新事实而再次被修正，甚至会被完全不同的领域的新发现所修正。科学的发展表明，马赫的见解是正确的。马赫自认有自我启发的强烈欲望，他要作一个不受他所接触的专家们的成见所影响的物理学家，他更喜欢思想自由。

　　马赫在早期科学生涯中，对自然现象采取了彻底的机械论的解释，并且承认原子论，对物理现象采取了富于哲理性的原子论描述。但是不久，他在抛弃机械论的同时也激烈地反对原子论——否认原子的实在性。在本世纪初，当原子的存在似乎有了确凿的实验证据时，马赫在1914年致友人的信中把他年轻时所写的《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1872年）说成是“与事实不符，过时的和怪癖的” 。据推断，这很可能是指书中反原子论和言论。尽管马赫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是否承认原子论(他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并不反对原子论)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76岁高龄的马赫还保持着内心的自由，乐于承认错误，甚至把他年富力强时所持的观点作为“怪癖的”东西加以摈弃。这也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人和科学家的高贵品质。

　　马赫不仅保持着内心的自由——这是大自然赋予每一个人的最珍贵的礼物，而且也大力呼吁创造外在的自由。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前的10多年，马赫就曾提出，在受偏爱的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政府的“机构应限制在些最重要的和最基本的方面，因为其余的个人的自由应该被保护。否则，即使是在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奴役也可能变得比在君主国家或寡头政治的国家里更为普遍和暴戾。（[6]）回顾一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人们不难从马赫这段深中肯綮的言论中获得丰富的教益。

　　尽管马赫就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发表了大量的言论和著述，但他并没有自封为哲学家，也反对别人加封他为哲学家。他在《感觉的分析》(1886年)里郑重声明：“我不自命为哲学家，我只是要在物理学内采取这么一个观点：当我们的眼光转到其他科学领域的时候，也无须立即放弃它，因为归根结底，一切事物都必须成为一个整体。”“我仅仅是自然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我仅寻求一种稳固的、明确的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无论在心理生理学领域里，还是在物理学领域里，都能指出一条走得通的道路来，在这条道路上没有形而上学的烟雾能阻碍我们前进。我认为做到这一点，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他在《认识和谬误》(1905年)中再次强调：“首先是不存在马赫哲学。至多只有科学方法论和认识心理学；这二者像所有的科学理论一样，是暂时的、不完善的尝试。对于借助外加配料由这些尝试能够编造出来的哲学，我概不负责，……超验的领地对我紧闭着大门。如果我坦率地供认，这个领地的居民根本不能激起我的好奇心，那么你们便可以估计出，在我和许多哲学家之间存在着宽阔的深渊。为此理由，我已经明确地宣布，我决不是一个哲学家，而仅仅是一个科学家。不过，假若有人偶尔叫嚷着要把我列入哲学家的名单，那么我对此不负责任。当然，我也不想作一个盲目地把自己委托给纯粹哲学家指导的科学家，就像莫里哀的医生期望并要求他的病人所作的那样。”

　　马赫的郑重声明既不是轻视哲学，也不是什么伟大谦虚，而是极力设法在他自己的学说和传统的哲学学说之间划出一条鲜明的界限。纵观上述引语中的“哲学”一词，联系马赫的整个思想，人们不难发现，马赫是以两种方式定义哲学的。当他在反对的意义上提到哲学时，其“哲学”一词的含义是指形而上学，例如康德的关于物自体的学说，贝克莱的以神的存在为原因的学说，一切无法用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假定等等；相反地，当他在赞同的意义上提到哲学时，则是指批判地把各种特殊科学统一为一个整体的事业。历史已经证明，那些自己不要求成为哲学家的哲学家并不是最不成器的哲学家。正由于马赫以反对形而上学和统一科学为目标和己任，孜孜不倦地追求和探寻科学的起源、发展、结构和本性，而没有拘泥于具体的专业领域，因而他客观上成为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为了对历史负责，人们还是把哲学家的头衔加在他的身上。不过，马赫不是纯粹的哲学家，而是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在这方面马赫和科学家们的志趣相投：他们都不需要一种专门的哲学，而需要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对科学方法和作为一切科学出发点的事实做出细致的分析。

　　弗兰克认为，马赫的主要哲学倾向可以用这样两个口号来描述：“科学的统一”(即经济的描述)和“清除形而上学”。这是很有道理的。的确，马赫曾一再申明他的这种意向：“一切形而上学的东西必须排除掉，它们是多余的，并且会破坏科学的经济性。”“科学的任务不是别的仅是对事实作概要的陈述。现在逐渐提倡的这个崭新见解，必然会指导我们排除掉一切无聊的、无法用经验检查的假定，主要是在康德意义下的形而上学的假定。如果在最广泛的、包括了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研究范围里，人们坚持这种观点，就会将‘感觉’看作是一切可能的物理经验和心理经验的共同‘要素’，并且把这种看法作为我们最基本的和最明白的步骤，而这两种经验不过是这些要素的不同形式的结合，是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一来，一系列妨碍科学研究前进的假问题便会立即销声匿迹了。”([7]，pp．iii，iv~v)在谈到科学统一时马赫说：“在我的著作里，人们不难发现我重视真正的哲学的努力，即努力把许多知识的溪流引导到一条小河中去，……”([2]，pp．xxiii~xxiv)他还说：“谁想把各种科学集合而成为一个整体，谁就必须寻找一种在所有科学领域内都能坚持的慨念。如果我们将整个物质世界分解为一些要素，它们同时也是心理世界的要素，即一般称为感觉的要素，如果更进一步将一切科学领域内同类要素的结合、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研究当作科学的唯一任务，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期待在这种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统一的、一元论的宇宙结构，同时摆脱恼人的、引起思想紊乱的二元论。”([7]，p. 240)

　　从这些言论中人们不难看出：第一，马赫的两个口号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要实现科学统一，就必须清除形而上学；只有清除形而上学，才能为统一科学的进程扫除障碍；马赫正是通过清除形而上学来实现科学的统一的，从而成为“科学统一运动”的思想先驱。第二，马赫之所以引入感觉要素，因为它对统一科学和清除形而上学是一种特别有用的手段。马赫所谓的“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其真正用意并不在于宣布一条本体论的论断和关于实在世界的一种性质的陈述。如果死死抓住马赫用以达到口的手段(“感觉要素”)不放，而忽视马赫哲学的真正意图——统一科学和清除形而上学，那就大大误解马赫的苦心了。

　　卡尔纳普从语言的角度分析了马赫的意图。在马赫看来，要使科学统一成为可能，只有把一切科学命题都表述为一些关于知觉(在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上)的复合的命题。凡是叙述关于我们观察的命题，总含有某一术语，例如“绿”、“热”等等作为谓词——卡尔纳普称这些术语为知觉术语。如果一个命题不能还原为谓语只包含知觉术语的命题，它就无法用经验来检验，它就是形而上学命题。因此，对马赫来说，“清除形而上学”这种说法就意味着要清除所有这样的句子，即不能化归为只含有知觉术语作为谓语的句子。因此，如果我们向科学要求一种关于我们经验的经济表象，即用一种统一的概念体系来做表象，我们就必须从承认可以化归为仅含有以知觉术语为谓语的命题。由此可见，马赫并不想提出一个关于世界是由什么组成的这样一个问题的陈述，他只是想指出，为了使科学有可能统一，科学命题应当怎样来构成。

　　马赫坚信，他的统一科学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这是因为，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人本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科学家的思想也不会在自然界之外，而且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没有那个事实或真理能够与经验无关地建立起来。马赫一生在各个知识领域漫游，正是为统一科学而作的尝试和努力。他正是通过引入中性的“要素”说，将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结合为一个整体的。

　　值得指出的是，马赫也是一位富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科学家。他追求真理，酷爱和平，主持正义，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投身于人类思想解放事业，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一边，反对教权主义，争取民众的民利和工人的合法权益。兴趣广泛、古道热肠的马赫，不仅力图使自然科学各学科得以统一，而且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也在他身上取得了和谐的一致。“在读马赫著作时，人们总会舒畅地领会到作者在并不费力地写下那些精辟的、恰如其分的话语时所一定感受到的那种愉快。但是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吸引人一再去读，不仅是因为他的美好的风格给人以理智上的满足和愉快，而且还由于当他谈到人的一般的问题时，在字里行间总闪烁着一种善良的、慈爱的和怀着希望的喜悦的精神。”([4]，pp．89~90)

　　马赫一生对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怀有浓厚的兴趣。要知道，这二者不仅自身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而且它们也是联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有效中介。马赫在科学哲学方面所采取的立场是为统一科学服务的，他对科学史的研究也超出了纯粹的专业价值。他说：“对科学发展的历史进行调查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以免在科学发展中所积存起来的原理变为一个一知半解的法定体系，或者更糟糕，变成偏见性的体系。对科学的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通过揭示历史上存在着的大量的传统性的和偶然性的东西，不但能够加深我们对现今科学发展的了解，而且能给我们带来科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他强调指出：“(科学的)启发只有一种方法 —学习历史!”

　　在马赫的哲学中，既可以看到先前哲学家(如贝克莱、休谟、康德、孔德、内在论者)影响的痕迹，也可以发现时代科学精神(如达尔文的进化论、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所打上的烙印。但是，马赫观点的形成主要并不在于继承前人的思想，而是通过长期的自我探索形成的。他的思想既没有受既成的、僵硬的体系的束缚，又超出了一般科学家的视野，从而使他能够以独创性的贡献(如上面提及的关于科学的本质、目的和对象问题)站在他所处时代的制高点上。

　　像几乎所有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一样，马赫既不热衷于构造庞大的哲学体系，也不迷恋于追求完备的世界观。马赫认为，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和有可能完成的一切科学和哲学，同日常生活中的朴素实在论相比，都是短暂的产物，而后者则是用作为千万年进化结果的日常语言表达的。

　　马赫埋怨他的观点常常被人误解。他说：“这些批评家还责难我没有将我的思想适当地表达出来，因为我仪仅应用了日常语言，因此人们看不出我所坚持的‘体系’。按照这种说法，人们读哲学最主要是选择一个‘体系’，然后就可以在这个体系之内去思想和说话了。人们就是用这种方式，非常方便地拿一切流行的哲学观点来揣度我的话，把我说成是唯心论者、贝克莱主义者，甚至是唯物论者，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关于这点，我相信自己是没有什么过失的。”([7]，p．38)

　　无论怎么看，马赫的实证论观点都是十分明显的。但是，恰恰是这种观点，“从各方面来说，对于维也纳学派逻辑实证论的产生和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马赫‘给科学以新的精神’，没有马赫这样的实证论的经验论传统基础，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如石里克、汉思、纽拉特和卡尔纳普是无从借助现代物理学、数学和逻辑的发展创立所谓新实证论即逻辑实证论或逻辑经验论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用马赫自己的话来说，是‘一般文化发展的产物’。无可讳言，马赫对这种一般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洪谦教授的评论，正确地揭示了马赫实证论思想在哲学史乃至一般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

　　人们对马赫实证论观点的某些误解，既有对实证论一般的牢固偏见的原因，也有仅仅抓住马赫片言只语而不及其余的原因。其实，正如伯格曼 所指出的，尽管实证论者与实在论者在观念上分歧多么大，他们在实际上并无原则性的区别。实在论者确信我们周围的物理世界的存在，并且把我们的实验、观察和测量看作是发现这些外界性质的手段。实证论者在其纯粹的形式下，认为追究独立于我们观察而存在的世界的实在性是没有意义的，只承认通过感觉印象给予我们的世界，他们贬低或排除形而上学之类的探究，主张科学的目标是把我们的经验系统化，发现持久的特性和规律性，或者预言尚未完成的实验结果；认为一切断言只有在它们能够被证实的程度上，即是说在最终能够把它们还原为与感官知觉有关的陈述时，才是有意义的。由于这两个派别的科学信念和哲学信仰不同，因此其争论必定会长期存在下去，远远不会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但是，实在论者和实证论者主张的差别，感情上的成分多于逻辑上的成分。实际上，在科学实验室中，或者在解释记录数据的过程中，二者几乎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马赫的实证论对于摧毁旧的教条无疑是必不可少的锐利武器，便是它决不足纯粹的“否定论”，用马赫自己的话说，其破坏性仅仅是针对掺入我们概念中的多余的、会迷误人的东西。它也具有某种建设性，逻辑实证论的兴起，物理学革命的成果，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马赫思想的印记。连普朗克也认识到这一点，他说：“要给它(马赫的实证论)以充分的荣誉，因为面对着威胁性的怀疑论，它再次树立起一切自然研究的唯一合法的出发点，即感官知觉。”

　　毋庸讳言，由于马赫主要的任务是为自然科学的经验方面辩护，反对先验论和绝对论的未经证明的主张，因而不可避免地忽视了科学结构中的数学和逻辑方法。排除同经验没有对应概念的科学，在理论中只应使用那些从观察得到的现象的陈述中推断出的命题，马赫的这个总目标似乎也显得狭隘，因而难以适应高度抽象性的现论科学的发展。但是，马赫在这里也没有把事情推到极端。对于科学框架而言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即事实和思想，他一方面承认感性事实是科学家用思想适应经验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另一方面又强调思想具有头等的重要性，肯定思想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带来的根本变革，并认为自然科学家的直观表象与概念思维之间的鸿沟并不是很大的、不可跨越的。他甚至提倡超越实际可能的界线、达到在逻辑上不可能的对象的想像。马赫本人就具有诗人的想像力，他认为诗人的梦想不仅是一切心理发现的开端，而且是经验本身即作为事实存在的东西的完善调整的源泉，从而也是假设和理论形成的源泉。

　　还在马赫在世日时，他的观点就被人指责为唯心论或唯我论。对此，马赫本人的态度是鲜明的：“造成这种误解的部分原因，无疑在于我的观点过去是从一个唯心主义阶段发展出来的，这个阶段现在还在我的表达方式方面有痕迹，这些痕迹甚至在将来也不会完全磨灭。因为在我看来，由唯心主义到达我的观点的途径是最短的和最自然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这种误解“再三抗议”，反对把他的观点和贝克莱的观点“等同起来”。他对“唯我论是唯—的彻底的观点”这种说法感到“惊奇”，认为唯我论只适于“沉思默想、梦中度日的行乞僧”，而不适于“严肃思维、积极活动的人”([7]，pp．278~279，276)。

　　马赫的态度获得了一些科学家的理解。奥斯特瓦尔德写道：“像恩斯特•马赫这样一位明晰的、深谋远虑的思想家，竟被看作是空想家，这无法使人信服的，一个了解如何做出如此完善的实验工作的人怎么会在哲学上讲—些令人生疑的昏话呢。”（[9]）爱因斯坦在提及马赫的哲学研究时也说：“他把一切科学都理解为一种把作为元素的单个经验排列起来的事业，这种作为元素的单个经验他称之为‘感觉’。这个词使得那些未仔细研究过他的著作的人，常常把这位有素养的、慎重的思想家，看作是一个哲学上的唯心论和唯我论者。”([4]，p．89)

　　爱因斯坦的辩护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的确，马赫的研究同世界究竟是由感觉还是由物质组成的这类问题毫不相干。这只不过是传统哲学所惯用的提问题的典型方式，而马赫大力反对的正是这种提问题的方式。在马赫看来，既然感觉和感觉的复合能够是并且必须是关于外在世界的那些陈述的唯一对象，那就根本无需假定在感觉之后潜在的、不可知的实在，这样他就把康德的物自体抛弃了。马赫认为，他的观点是排除一切形而上学问题的，不论这些问题是此刻不能解决的或是根本永远无意义的。他觉得拒绝回答这类无意义的问题，绝不是无所作为，而是科学家面对大量可以研究的事物所能采取的唯一合理的态度。

　　马赫既拒绝唯心论，也拒绝唯物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试图在它们之间采取中间立场。在他看来，这两大派别都是形而上学的命题体系，都不是科学理论，因为它们无法用经验证实或证伪。想用科学成就来支持任何一方的企图，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马赫发现：“哲学唯灵论者往往感到，要使自己的那种用精神创造出来的物体世界具有其应有的坚实性是很困难的；同时唯物主义者又感到，要使物体世界有感觉，也不知所措。”([7]，p．11)为了克服精神与物质、自我与世界的尖锐对立，把认识论提高到新的科学实践的高度，马赫才把要素(感觉)置于第一性的地位(而不是把自我或物质)。正是通过感觉，物体世界变就了我们能够抓得到的东西，变成活生生的、为人的世界，就此而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存在原则性的差别。问题恰恰在于，要避免走这个危险的极端：唯心论在苍白的唯灵论中消失，唯物论的生气在机械论中枯竭。

　　把马赫的哲学说成是唯心论或唯我论，这就无法解释，它怎么十分容易地就蜕变为物理主义呢?在维也纳学派中，很快就从卡尔纳普和石里克使用的现象语言，转变到纽拉特主张的物理语言了，而物理主义所使用的语言是非常接近于唯物论的。更何况，马赫认为科学家的思想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比单纯的物理主义还要彻底得多。在这里，我无意于把马赫划入唯物论的阵营。对于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而言，他们的哲学是作为科学研究的副产品而开始的，他们的思想火花往往是在科学研究中突发的，但实际上则是对科学中的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长期沉思的结果，他们是被问题的逻辑指引获得这些前所未有的结果的。他们在实践中并不愿意背负着现成的认识论体系去寻求答案，也无意于把针对具体问题找到的答案编织成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我们又何必把他们强行纳入普罗克拉斯提斯(希腊神话中的强盗)的床上呢?

　　其实，马赫并不想排除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粗糙的物质概念，也没有否认朴素实在论，他认为这二者都是自然地、本能地形成的。对于后者，他说：“假如朴素实在论可以称为普通人的哲学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就有得到最高评价的权利。这个观点不假人的有意的助力，业已发生在无限久远的年代；它是自然的产物，并且由自然界保持着。虽然承认哲学的每一进展，甚至每一错误，在生物学方面都有道理，但哲学做出的一切贡献，与这个观点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瞬息即逝的人工产物。事实上，我们看到每个思想家，每个哲学家，一到实际需要驱使他离开自己的片面理智工作时，都立刻回到了这个普通的观点上。”([7]，p．29) 在科学实践中，马赫始终坚持，每一个促使我们调整和改变我们思想的动机，都来自新的、反常的和不理解的事物，它使有较强思考能力的人立即使思想与观察到的现象相适应。他还认为，最令人愉快的思想并不是来自天国，而是从已有的观念中产生的。这就是思想对事实的适应和思想彼此之间的适应。马赫断定，科学无法想像出这样一种原理，它能使一个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关于这个世界知识的人构造出一个经验世界来。马赫的这些见解，并没有隐含唯心论或唯我论的意思。

　　马赫的哲学观点从它们问世一直至今天，不断有人提出批评。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中的批评，其真正目的是针对马赫的俄国信徒的，也即是布尔什维克的政敌的。弗里德里希•阿德勒1909年写信告诉马赫说：“不懂这个问题的人在该书中所能够发现的所有论据部结合得很巧妙。列宁过去并不关心哲学，而现在花了一年时间研究哲学，……当然他没有时间详细思考解决的方法。他实际上认为要素是骗人的把戏。……人们不可能在他的书中找到任何必须认真对待的论据。”对于列宁的批评，马赫认为与他感兴趣的问题相距甚远，因而没有答辩。但是列宁的毁灭性批判却在社会主义国家宣布了马赫哲学的死刑，因为人们此后很难自由地、不带偏见地评论马赫。“要是列宁本人还活着，看到这种情况，他很可能会对自己的书由偶然的政治论战著作预料不到地变成了声望极高的认识论经典著作而感到惊愕。”（[6]）

　　早年对马赫思想十分推崇的爱因斯坦，在1917年春致贝索的信中对马赫哲学表示不满，并在1922年4月访问法国时对马赫哲学进行了公开批判。爱因斯坦的批评主要是([4]，pp．106，438，169，212，214，438)：①马赫或多或少地相信科学仅仅是对经验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