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艺术研究 · 全文推送】梁晓萍，徐瑶 ｜ 《理想国》对艺术的伦理规定

　　《理想国》对艺术的伦理规定

　　梁晓萍，徐瑶

　　摘要：艺术是柏拉图构建理想国、治理城邦的重要依凭，伦理功能是柏拉图对艺术及艺术创作主体与艺术文本的重要规定。艺术创作者的品德比才华更重要，在承担城邦教师的角色时应秉持以德治德的教育宗旨；治心是艺术存在的主要价值，优秀的艺术作品应当包含扬善弃恶的文辞和恰切的曲调与节奏。柏拉图基于城邦与公民维度的艺术伦理思考，开创了西方艺术审视道德化的先河，在今天依然具有强劲的现实意义，然而，也存在因过度强调他律功能而造成艺术审美失效的嫌疑。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诗乐艺术；道德；教育

　　作者简介：梁晓萍，山西大学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徐瑶，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2019级艺术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美学与艺术学关键词研究”（项目批准号：17ZDA0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民族艺术研究》杂志2021年第6期“艺术学理论”栏目刊出  2021年12月28日出刊

　　《理想国》[1]中，柏拉图对于艺术活动中的主客体有诸多伦理规定，对此，后世学者或基于“美”与“善”的紧密联系，肯定其艺术审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统一性，或视其为一种消极认识，认为其并未给诗人、诗歌以相应的定位。价值评判固然重要，不过，我们依然需要回到具体语境，全面审视柏拉图《理想国》对于艺术的伦理规定，弄清其何以如此，何以在《理想国》的第10卷对诗人下了驱逐之令。

　　经历了雅典城邦衰落以及亦师亦友的苏格拉底之死等事件后，柏拉图意识到人们的心灵已然被侵蚀，并决心改变政治局势混乱的状况，重振雅典正气，为此，他构建了一个完美的“理想国”[2]，也称作正义城邦。那么如何来培养公民美德和声张城邦正义呢？柏拉图认为，以善为本的诗乐艺术教育[3]至为重要，因为“古希腊人相信，美的事物应该是有用的；在文艺范围中，美的或好的作品应该反映人积极向上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美好的艺术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塑造人的性格，规范人的行为”[4]。柏拉图十分重视诗乐艺术在道德培养和人格塑造方面的作用，但同时也不认为所有的诗乐艺术都有利于美德的培养，“艺术应以于理想有益为最终目的，以善德为出发点和评判是非的标准。因此，艺术只许描写和宣扬善德，而不许有其他‘诲淫诲盗’的内容，凡是不合符这条戒律的文艺都要摒弃在理想国之外”[5]。柏拉图倡导诗乐艺术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理想王国，而最直接的目的则为培养公民的品德，促使每个阶层各安其位、各守其善，因此，评判艺术的标准首先便是其应有利于公民美德的培养和城邦正义的声张，也正是基于此，柏拉图对艺术创作主体和艺术文本均提出了明确的伦理要求。

　　一、以德育德的艺术创作者

　　“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6]，在古希腊文化中，当每一个个体进入城邦、成为城邦当中的一员时，便与城邦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个人是依赖于城邦而存在的，个人的一切行动以符合城邦的利益和目的为前提，个人的文化观、价值观应当与城邦的文化观、价值观融为一体，由此，城邦中艺术创作者的目的也必然从属于城邦目的，即培养公民美德，建立正义城邦。同时，艺术创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城邦教师的角色，他们对城邦的道德风气起着引领作用，是整个城邦的道德温度计和风向标，因而，公民美德的培养和正义城邦的建立依赖于诗乐艺术创作者。这两方面将艺术创作者与城邦公民的道德建立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那么，怎样的艺术创作者才有益于公民道德建设呢？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我们首先要审查故事的编者，接受他们编得好的故事，而拒绝那些编得坏的故事”[7]，而“编得好”与“编得坏”的评判标准便在于编者是从有益于公民道德养成的角度出发来评判的。艺术的形成与创作者的人格密切相关，每个创作主体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并在创作时将其投射于作品中。邹细林先生在《纪录片创作伦理》中有言，“在纪录片的艺术创作中，创作主体将自己的伦理观贯穿于纪录片作品中，用直接或者隐喻的手法来表达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和态度，形成自己的道德判断”[8]。我们可以从艺术作品这面镜子中窥探出创作者的道德涵养——那些天生品性有所欠缺的人，必定会在其作品中露出马脚；而那些品德高尚的人必将真情流露，描绘一幅关于“善”的风景画。反过来看，“好言辞、好音调、好风格、好节奏都来自好的精神状态，所谓好的精神状态并不是指我们用以委婉地称呼那些没有头脑的忠厚老实人的精神状态，而是指用来称呼那些智力好、品格好的人的真正良好的精神状态”[9]。拥有良好精神状态艺术创作者的存在是柏拉图政治抱负得以实现的基础之一，如果让道德败坏的诗人在城邦中横行霸道、肆意妄为，那么整个城邦将乌烟瘴气、不得安宁，各居其位、各尽其善的理想国家也将不复存在。柏拉图认为，艺术创作者不应只是通晓文字、谙熟音乐的诗人，而从未做过高尚和卓著的事情。“相反，人们应该唱诵那些诗人的作品，他们人品可靠，行为高尚，受到公众的尊重，哪怕诗才差些，音乐作品魅力稍逊”[10]。很显然，柏拉图对于创作者的要求，首当其冲的是心灵和高尚的品德。

　　“对于心灵的塑造远比身体的塑造要更加谨慎和精细”[11]，只有创作者的心灵被“善”滋养着时，他才有可能用其健康的心灵去教育和影响其他人的道德修养，尤其是儿童的心灵。儿童是文化的传承者，是城邦的未来，因此他特别重视儿童教育。儿童的心灵是最纯洁、最无邪，最容易改变也是最适合改变的。“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它塑造成什么形式，就能塑成什么形式”[12]，艺术创作者就是那个塑造者，他要培养儿童敬神明的美德，仰慕英雄的情感，帮助儿童树立高尚的情操。所以，柏拉图认为，“我们要强迫诗人们在诗篇里培植良好品格的形象，否则宁可不要有什么诗篇，甚至要阻止任何形式的艺术在任何艺术作品里表现邪恶、放荡、卑鄙、龌龊的坏精神，倘若让儿童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必然耳濡目染、近墨者黑，在心灵上铸成大错，因此他希望寻找一些艺人巨匠，用其大才大德来为儿童开辟一条阳光大道、建立一座健康之乡，让儿童们目光所及、耳听之处都是美好，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在不知不觉之间受到熏陶，从童年时便和优美、理智融合为一”。[13]创作者的责任就是保证孩子们能学到“好”的东西，在他们心灵中描绘一幅关于“善”的蓝图。柏拉图希望诗人成为城邦的净化师，树立起城邦公民心中的标杆，以其善良的心去治愈儿童的心，以其高尚的品德去影响受众的品德，从而达到以心治心、以德育德的教育效果。

　　二、扬善弃恶的文辞

　　在柏拉图看来，诗歌应当是培养公民美德和净化城邦风气的一种工具，然而，由于诗人可能讲好的故事，也可能讲不好的故事，我们无法保证诗人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有益于公民美德的培养以及城邦风气的净化，“舞台演出时诗人是在满足和迎合我们心灵的那个（在我们自己遭到不幸时被强行压抑的）本性渴望痛哭流涕以求发泄的部分”[14]，诗人本来能创造奇迹，但是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把自己的初心和社会职责抛诸脑后，而试图娱乐大众。为了保险起见，为了教育工作的开展，“为了使我们的护卫者敬神明，孝父母，重视彼此朋友间的友谊，有些故事应当从小就讲给他们听，有些故事就不应该讲给他们听”[15]，柏拉图认为，管理者必须对诗乐艺术作品进行全面审查，筛选出真正好的艺术作品：若是于情操陶冶、性格塑造、行为规范有益，则选择留下；若是无益，则进行剔除；更进一步，柏拉图对“诗乐”的文辞提出了“扬善弃恶”的伦理要求。

　　在古希腊文化中，诗乐艺术作品主要展现为当时流行的各种神话和传奇故事，这些诗乐艺术对感受力很强的儿童影响极大，那么，如何使这些诗乐艺术发挥良性影响便成为柏拉图极为关注的问题。然而，柏拉图发现，事情并非如他所想那样，“在那里面神和英雄也犯平常人所犯的罪恶，互相争吵，互相陷害，说谎欺哄人，奸淫掳掠，爱财受贿，怕死，遇到灾祸就哀哭，贪图酒食享乐，如此等类的榜样决不能教育青年人学会真诚，勇敢，镇静，有节制”[16]，柏拉图因之首先对诗乐作品的文辞进行认真审视和重新规定。

　　柏拉图首先考察了关于神的描写，并提出两条规则。

　　其一，描写神的“善”的本质。神应当是善者，是好的事物发展的诱因。作为“神性力量”的存在，它应当为人们树立榜样，带领人们前行，给人以力量、希望和美好的期冀，所以，最荒唐莫过于把最伟大的神描写得丑恶不堪。诗人在描写神的时候，必须把神的“善”本质描写出来，而不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而随意增强故事性，比如关于太阳女神赫拉乱伦、各神之间打斗的故事等，便不应该讲给孩子们听，他们幼小的心灵很容易被黑化，果真如此，以后即便碰上了残害父母朋友的恶人，他们也不会觉得愤怒，他们只会觉得这是模仿神的行为而已。柏拉图认为，大人应该让儿童相信，城邦内的公民从不会发生争执，如果发生了，那便是不可饶恕的犯罪行为，因此，可能影响孩子们的神只应该产生善，对于神会产生恶的说法，便应该毫不犹豫地加以反对。

　　其二，维护神的单一真实性。在柏拉图的视野中，神具有真实的品质，神始终不失其本相，绝不可能是变化多端的魔术师，也从不使用乔装打扮的把戏来欺骗世人，神若要发生改变，必定来自两种原因——外因和内因。首先，任何事物处于最好的状态时最不容易被他物所改变，而“神和一切属于神的事物，无论如何都肯定是处于不能再好的状态下”[17]，因此，神不可能由外因而改变。其次，若神要自己改变自己——一方面，它已然尽善尽美，不可能比现在更好；另一方面，它必然不愿自己在美善方面有所缺失。因而，神也不可能由内因而改变。神只能处于单一的、既定的、“完满”的形式之中。所以，绝不许有人说“诸神乔装来异乡，变形幻影访城邦”，若在任何故事和诗篇中听到关于神奇奇怪怪的言论，我们都要告诉儿童：这都是谎言，必须远离它们。

　　精美的文学和艺术有助于培养人们善好的性格，低劣的内容则容易毁坏人们的心灵，诗乐艺术作品作为培养健康心灵、敏锐美感、理性精神和美善兼备的理想人格的工具，必须对其内容进行严格把关，那些不利于人格塑造、品德培养、性情陶冶的文辞必须剔除出艺术作品行列。

　　为了锻炼战士的意志，激发战士的锐气和勇敢，柏拉图认为应该督促讲故事的人赞扬地狱生活，删除史诗中诅咒地狱的章节。比起地狱来说，战士应该更加惧怕成为奴隶，这对他们来说不仅意味着失去自由，更是一种耻辱。那些可怕凄惨的名字也应该被剔除，比如“阴间”“死人”等，这些词汇听了让人害怕，会使战士们变得软弱消沉，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坚强勇敢。

　　为了培养人们内心的坚定和自我克制，柏拉图认为不能把神和英雄描绘成容易情绪激动的形象，而应该把英雄人物号啕大哭的章节删去，例如，“一个好人断不以为死对于他的朋友——另一个好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18]。一个英雄在面对任何不幸和可怕的事情时，他都能泰然处之，这样的榜样才会使得整个城邦充满了和谐稳定的正气。那些著名的挽歌也应该删去，特洛伊老王看见儿子赫克托的尸体遭到凌辱时，他哀号道，“我心伤悲啊此生英儿，英儿在世啊常遭苦恼”[19]，若使年轻人听多了这些故事，他们会开始麻木不仁，一旦这些悲伤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也会如此表现，怨天尤人，无法自我克制。对于那些描述神和英雄纵情狂笑的场景——“赫淮斯托斯手执酒壶，绕着宴会大厅忙碌奔跑；极乐天神见此情景，迸发出阵阵哄堂大笑”[20]，柏拉图也主张删除这些。多变的情绪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以及斗志，这足以毁坏一个城邦，所以，一个具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必然处变不惊，在面对刺激时也能自觉控制内心的情感，保持稳定的心态，减缓外物给心灵带来冲击，应该给儿童和青年人多讲一些名人受到侮辱而能克制忍受的故事。

　　除此以外，柏拉图还绝不允许诗人将伟大的英雄描写成收人钱财的卑鄙小人，因为绝不能让年轻人相信阿喀琉斯这个英雄的性格是混乱低劣的。好的文辞不仅要告诫年轻人，神不可能会产生邪恶，英雄就是人们的榜样，而且要年轻人知道，要想获得真正的快乐，必须做到正直。柏拉图对诗乐艺术中文辞的内容进行了审查、删减和修改，只为保证儿童和青年能够学到好的作品，养成勇敢、节制、正义的良好品格。

　　诗乐文辞的内容传递道德思想，而其写作方式影响着内容的表达效果，柏拉图在考察文辞的表现形式时指出，撰写故事和诗歌可以采用三种文体表达方式：一种是纯粹叙述，作者站在第三者的位置将故事叙述出来，常见于赞美歌这类抒情诗体；一种是摹仿叙述，作者完全被同化于故事中的角色，以故事人物的口吻和语气来进行语言表达，一般用于悲剧和戏剧之中；还有一种是混合体，作者时而纯粹叙述，时而摹仿叙述，一般在史诗和一些其他诗歌中能够找到。柏拉图认为纯粹叙述最好，摹仿叙述最差，因为“摹仿对于保卫者们有很坏的影响，一则一个人要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才能做得好，摹仿许多人物的许多技艺，必定一无所成；二则摹仿比自己低劣的人物，习惯成自然，性格便不免朝低劣转变”[21]，即便是摹仿，也只能是关于“善”的摹仿。

　　总之，柏拉图对诗乐文辞的内容和表现形式都进行了审查与规定，强调好的文辞内容必须是对神的善性的描述，对英雄的讴歌，对美好的颂扬；指出在描写文辞时最好采用纯粹叙述的形式，这样的诗乐文辞才是最好的文辞，才利于人格的塑造。

　　三、恰切的曲调与节奏

　　在艺术作品的调式与节奏等方面，柏拉图也基于城邦统治的需要而提出了独特的伦理要求。在古希腊诗乐艺术中，诗与乐的关系密切相连，不仅诗以配乐，吟唱时由各种乐器伴奏，而且诗中有乐，在进行诗文创作时便依据一定的声韵和格律。诗乐作品的特点不仅凸显在文辞的内容上和形式上，也表现在其音乐性上，也就是曲调和节奏之中。那么，曲调如何帮助诗乐达到尽善尽美呢？

　　柏拉图在论及古希腊音乐系统时，列举了六种不同的传统调式：混合的吕底亚调、高音的吕底亚调、普通的吕底亚调、伊奥尼亚调、多利亚调和佛里其亚调。柏拉图认为曲调是跟随文辞的，那么必定不需要挽歌式的曲调，前两种曲调就属于这类，听起来“软绵绵懒洋洋”，这类音乐使人容易进入醉态，只适合用于饮酒作乐。第三种和第四种属于靡靡之音，容易诱导人们纵欲放任。这四种曲调都不适合用于教育儿童和年轻人,相较之下，柏拉图推崇后两种曲调。多利亚调带有斯巴达精神，容易让人联想起斯巴达人的生活风范，“适当地模仿勇敢的人，模仿他们沉着应战，奋不顾身，经风雨，冒万险，履险如夷，视死如归”[22]；佛里其亚调多用于祭祀场合，使人从善如流，毫不骄傲，谦虚谨慎，顺受其正，表现出虔诚、节制的美德。为了帮助人们在音乐中塑造良好品格，柏拉图认为这六种曲调中的前四种可以抛弃，只保留后两种：多利亚调和佛里其亚调。不同的音乐调式不仅会给人带来不同的听觉感受，也会对人产生不同的心理影响，柏拉图从道德教育这一实用目的出发，选择了适合理想国公民道德教育的曲调。

　　节奏是格律的产物，“通常，把文词音节的长短与读音的重轻在反复中连接起来，便构成抑扬顿挫和起伏波动的日常言语节奏；把诗歌以及器乐中节拍的长短和音调的高低按照一定的音步或音阶形式组合起来，那便构成诗歌的韵律节奏或音乐节奏”[23]。那么，什么样的节奏可用以净化这个城邦呢？柏拉图指出，“我们不应该追求复杂的节奏与多种多样的韵律，我们应该考虑什么是有秩序的勇敢的生活节奏，进而使音步和曲调适合这种生活的文辞，而不是使这种生活的文辞凑合音步和曲调”[24]，为此，我们必须搞清楚，哪些节奏易于引起卑鄙、凶暴、疯狂或其他邪恶的情感，哪些节奏适宜养成高尚、礼貌、谦和与其他善好的德性。根据公元前5世纪著名音乐家戴蒙的说法，节奏大概有以下三种形式，“表现战争气势的复合节奏、代表多利亚音乐传统的长短格和英雄诗体节奏”[25]，第一种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可鼓舞军队士气，第二种必然带有多利亚曲调中英勇果敢的品性，第三种必将体现英雄的雄伟豪壮气概。虽然柏拉图在这里没有具体分析节奏中的音步拍子，但是，他对节奏做出了道德性质的判言，“美与丑是紧跟着好的节奏与坏的节奏的；好的节奏紧跟好的文辞，有如影之随形；坏的节奏跟坏的文辞，至于音调亦是如此；而文辞的风格是和心灵状态一致的”[26]。在柏拉图看来，护卫者不仅要像一般运动员一样增加体力，还需锻炼他心灵的激情部分，使其精神达到一种中庸的状态，既不过分粗暴也不过分脆弱，而恰当的节奏恰可以使城邦的卫士更加合格。“假定一个人纵情乐曲，让各种曲调唱腔，甜的、软的、哭哭啼啼的，醍醐灌顶似地，把耳朵当作漏斗，注入心灵深处，假使他全部时间都沉溺于丝弦杂奏歌声婉转之间，初则激情部分，像铁似的由粗硬变得柔软，可以制成有用的器具。倘若他这样继续下去，像着了魔似的，不能适可而止，他就开始融化了，液化了，分离了。结果就会激情烟消云散，使他萎靡不振，成为一个‘软弱的战士’”[27]，柏拉图认为，专注和痴迷于节奏婉转音乐文艺的人，过度地发展了其人性中“温文”的部分，其刚硬的精神会被消磨殆尽，使其变得过于脆弱，过分软弱，合适的节奏方可使其温文而秩序井然。艺术和道德是互通的，柏拉图对诗乐艺术曲调与节奏的伦理规定，体现了他对艺术作品的道德关切：唯有那些有益于人性的陶冶，有益于儿童和青年人的教育的作品才真正值得留存。

　　结  语

　　如上可知，柏拉图对于艺术的伦理规定是基于其对城邦统治以及城邦公民培养后的认真思考，为此，他强调艺术创作者务必要品德高尚，要求“立法家可以劝告甚至强迫拥有天赋的诗人来创作高尚优美的诗句、适当的节奏和优美的旋律”[28]，因为好的精神状态孕育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故虽然他在《理想国》第10卷中抨击过诗人和诗歌，但事实上他抨击的矛头并非直指诗人和诗歌本身，而是针对那些传达低劣思想、破坏城邦和谐的诗人和诗歌。他强调诗乐艺术要具有“净化城邦”的功能，认为外在美感并不直接决定艺术的好坏，对于艺术作品，更要关注其道德职能，选用原则“是以有益于心灵(psychē)与精神(ēthos)健康的道德化教育为基准”[29]，以使其成为培养公民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等美德的软实力。除此之外，柏拉图对于“公民如何才算一个合格的艺术接受者”，或者说，“艺术如何才能抵达一个可以称之为‘艺术接受者’的人的心灵深处，使其成为一个合格的城邦公民”等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限于篇幅，留待他论。柏拉图关于艺术创作主体与艺术作品的伦理思考显然有其积极的意义。当代中国的文艺界，屡屡出现道德问题甚至触碰法律底线的情况，譬如创作主体（包括二度创作的表演主体）以市场收益为创作旨归，迎合低俗趣味，片面追求感官娱乐，以彰显欲望为其能事，甚或以身试法，形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譬如艺术作品或抄袭模仿，同质一面，或不负责任，以短、频、快的速度制造精神垃圾。针对上述诸种艺术怪相，习近平总书记曾郑重告诫：“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铜臭气”[30]，强调作家艺术家当“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31]，文艺作品当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而柏拉图的艺术伦理思考也有助于规约艺术创作意图与作品内容，净化艺术界活动的空气。当然，学习和借鉴柏拉图，也要警惕过分强调艺术教化作用而使艺术陷入为道德、政治捆绑的历史泥淖。

　　(责任编辑 王喆)

　　参考文献：

　　[1]《理想国》的中译本较多，主要版本有20世纪20年代吴献书的文言译本，80年代朱光潜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王太庆的《柏拉图对话集》节选本，顾寿观的《理想国》全译本，王晓朝的《柏拉图全集》译本等。本文主要依托郭斌和、张竹明合译全本《理想国》，该译本所据是Loeb古典丛书本希腊原文和牛津版Jowett & Campbell的希腊原文，并参考了多种英译本。此外参照朱光潜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该译本文字精美，体现了柏拉图的文学性。

　　[2]理想国存有三个阶层，第一个阶层是治国者，他们依靠智慧来统领这个国家；第二个阶层是卫国者，他们依靠勇气来保卫国家安全；第三个阶层是农民和其他技工，他们凭借自己的欲望去创造丰厚的利益，但他们需要学会自我克制。在柏拉图看来，这个城邦最理想的状态是各个阶层的公民各司其职、各尽其善，以此来达成整个城邦的正义。

　　[3]柏拉图力倡“七科”教育，这七个科目的排列顺序为：诗乐、体操、数学、几何、天文、声学和辩证法。诗乐教育称为“蒙学”。古希腊文化中的“音乐”，作为一门艺术包括了女神缪斯所兼管的任何艺术形式，尤其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音乐”和可以用来歌唱的“诗”，而柏拉图所说的“诗乐”也是在此意义上使用的，因此，本文第二部分所讨论的艺术作品主要指的是诗乐艺术作品。

　　[4]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27页。

　　[5]赵红梅：《柏拉图文艺伦理观的双重背景》，《求是学刊》1996年第2期。

　　[6]［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页。

　　[7]［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1页。

　　[8]邹细林：《纪录片创作伦理》，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0页。

　　[9]［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9页。

　　[10]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37页。

　　[1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2页。

　　[12]［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1页。

　　[13]［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9—110页。

　　[14]［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09页。

　　[15]［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3页。

　　[16]［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

　　[17]［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8页。

　　[18]［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6页。

　　[19]［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8页。

　　[20]［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9页。

　　[21]［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2页。

　　[22]［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6页。

　　[23]王柯平：《〈礼法篇〉的道德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

　　[24]［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7页。

　　[25]王柯平：《〈理想国〉的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7—129页。

　　[26]［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08页。

　　[27]［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24页。

　　[28]《柏拉图全集》（第三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7页。

　　[29]王柯平：《〈礼法篇〉的道德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5页。

　　[30]新华社：《习近平：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铜臭气》，《青年记者》2014年第35期。

　　[31]习近平：《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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