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 泽 华：“三纲五常”新解及其管理智慧

　　(四)“常”的说文解字

　　“常”字具有以下含义：1）裙子。东汉许慎《说文》曰：“常，下裙也。”2）规则，规律。《荀子·天论》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3）伦常，纲常。如汉儒董仲舒倡导的“三纲五常”。4）平常、经常。常还表示“长久，经久不变或永久不变”等。

　　二、三纲五常的历史渊源与意义

　　(一) 三纲五常的历史渊源

　　1. 尧舜创立并力推五伦

　　《孟子·滕文公上》曰：“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所说的圣人可能指古代的圣人尧帝，契是尧帝时期的官员，主管民事、土地和教化等。尧帝作为古代圣王，确定了父子、君臣、夫妻、兄弟、朋友等五伦关系。舜帝一生笃行五伦，被后人奉为古代二十四孝之首。要推行五伦，实现这五种关系的和谐，仍需要纲常。纲常是认知事物主次，化解矛盾的人生道德律令与管理智慧。

　　2. 孔子正君臣父子纲纪创建儒家伦理思想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孔子与齐景公的对答揭示了君臣、父子之道，即：做君主的要像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这八个字道出了君臣、父子双方的责任与权利。孔子一生倡导君臣父子之纲纪。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君臣关系，并有精彩的论述。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国人，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责任不仅在人伦纲纪中占据第一位，而且在现代管理“责权利对称”等基本原则中，责任仍是第一位的。不明确责任、不履行责任，就无法推行管理，人就无法立于天地之间，事业也不可能获得真正成功。

　　《论语·为政》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2]《韩非子·忠孝篇》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韩非子强调了单方面的义务，即“臣、子、妻”对“君、父、夫”的忠诚、敬畏、依顺与服从。《乾凿度》（上卷）曰：“《易》者，所以经天地、理人伦而明王道。是故八卦以建，五气以立，五常以之行，象法乾坤，顺阴阳，以正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易经》中的五常为“木火土金水”，儒家五常则为“仁义礼智信”，二者相呼相应、相辅相成。

　　3. 董仲舒倡导三纲五常

　　董仲舒的重要思想有“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大一统”“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和“三纲五常”等。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上天“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五行则是天道的表现。要顺应天道，实现天人合一，君王之德行应该符合天意。董仲舒综合了儒家、道家、法家等学说创立了新的儒家思想体系[3]。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不能专起，其终不得分功。”董仲舒提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成为正统。后人多误解了董仲舒的三纲，强调“君、父、夫”单方面的权利。事实上，董仲舒不仅倡导“臣、子、妻”要服从“君、父、夫”，还倡导“君、父、夫”应该做“臣、子、妻”的楷模，在伦理笃行中率先垂范。可以说，“三纲”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特殊的道德关系，过于强调双方的义务或责任，而漠视双方权利的对称。《汉书·董仲舒传》写道：“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笔者认为，文中“谊”通“义”。班固在整理编辑的《白虎通德论》一书中对“五常”进行了释义，文中曰：“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爱人也。义者宜也，断诀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者也。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4]《三字经》中亦有：“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4. 王凤仪先生的“三纲”

　　王凤仪（1864-1937年，名树桐，字凤仪，人称王善人），我国近代民间教育家、伦理道德宣传家、女子教育的开拓者。他在东北三省长期游学，通过性理疗法，讲病救人，兴办女子学校600余所。王凤仪先生认为：君为臣纲得率性，父为子纲得正心，夫为妻纲得修身。他所倡导的三纲是指性纲、心纲、身纲，重在以身作则。提倡“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天赋给人的性，地赋给人的命，父母赋给人的身”“性存天理有仁；心存道理有智；身尽情理有勇”[5]。

　　(二) 三纲五常的意义

　　1. 积极意义

　　从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挖掘“三纲五常”的伦理思想与新的内涵对塑造中华民族之性格、人格与品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起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6]。如：分清人际的主次，自我定位，下级服从上级，已尽本分；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个人气节与品德的培养；自我节欲，发奋立志，自强不息；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笃行义务与责任，立楷模，树榜样，倡导率先垂范，先忧后乐等[7]。

　　2. 消极影响

　　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长期利用三纲五常维系封建专制统治，尤其过分渲染了君权、父权和夫权之权威，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服从，甚至是绝对服从，助长了君父夫对臣子妻的统治与压迫，却没有将“责”置于“权”之上，颠倒了“责权利”之基本原则，在助长君父夫绝对权威的同时，压制了臣子妻的正当权利，扼杀了人性及其自然的欲望与需求，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三、三纲五常新解与管理智慧

　　(一) 三纲新解及其管理智慧

　　纲——榜样，以身作则；表率，率先垂范；模范，楷模示范。传统“三纲”忽视了君父夫的表率、榜样与楷模作用，漠视了“责权利”的对立与统一[8]。事实上，“纲”在当今社会，仍然存在于万事万物中。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纲”反映了民主基础上的主次、主从关系，“三纲”则是在民主与人权平等基础上的职责划分——它遵循“责权利对称”等管理原则。尽管当今没有封建皇帝了，但君臣之道则被推广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只要有组织就有“领导者与被领导的关系”，这就是“君臣之道”的遗传与变异，是决不容忽视的。父子之道反映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种血亲关系是人类存续的重要基础。夫妻之道反映的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夫妻不仅是一种合约，更是一种阴阳共生体，是家庭的重要载体。人生、事业、国家、宇宙皆生态也。不论是个人与家庭之和睦，还是组织与国家之和谐，乃至区域、种族与世界之和平，皆不是绝对的自由、平等关系，而是在复合生态系统运行中动态平衡与不平衡不断交替的运行状态。自然界的矛盾都有主次之分，君臣、父子、夫妻之道，皆是矛盾的对立统一[9]。当今，管理发展的趋向是伦理道德管理。这需要率先垂范，正己化人。如果领导能做部下的表率与榜样，父母能做孩子的表率与榜样，丈夫能做妻子的表率与榜样，凡事率先垂范，能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勇于承担并履行责任，不滥用权力，则君臣、父子、夫妻之关系自然就趋向和谐了。而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和谐，需要遵循共同的价值取向，这就是“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五常作为人生大智慧充分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双方各自的责任与义务。笃行仁义礼智信，夫妻就和睦，父子就和气，君臣就和谐，从而达到“和为贵”之境界，如图1所示。图1 从三纲五常到和为贵

　　(二)五常新解及其管理智慧

　　“仁义礼智信”所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古就有，其基本原则所依托的是天道，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儒家五常与道家五行相互对应，如“仁”对应“木”，“义”对应“金”，“礼”对应“火”，“智”对应“水”，“信”对应“土”。真正的仁者不仅秉承天地之性，爱己爱人，而且必然明礼，知晓“仁者爱人”的道理，从而做人行事合乎礼仪。知礼者必然“诚实守信”，也只有守信，才是真正地明礼，守信者合乎道义，勇于承担责任，包括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而知义者往往产生大智慧，通晓理义，将智慧化为生命中的正能量，真正的智者必然追求内心的仁慈。因此，“仁→礼→信→义→智→仁”在相生中实现循环，促进了不同个体之间的共生，从而有利于复合系统的稳定与和谐。相反，不仁必然导致失信，失信是不智或愚蠢的行为，愚蠢自然容易失礼，失礼了还能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吗？五常也分阴阳，其阳相生，其阴相克。笃行五常，则相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朝着“善”和“好”的方向发展；反之，就相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朝着“恶”和“坏”的方向发展。如图2所示（其中，实线代表“生”，虚线代表“克”）。图2 五常生克关系

　　1. “仁”及其管理智慧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也是儒家学说的根本。孔子最早提出了“仁”的学说，作为“礼”的理论基础。孔子曰：“仁者，爱人也。”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也。”董仲舒认为“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并提出了“仁在安人”的思想。《说文解字》曰：“仁，亲也，从人从二。”清代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解：“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仁字从人二。”事实上，“仁”的左部首是一个“立人”，右部则是“二”，也就是两个人的关系，不论是君臣、父子、夫妻，还是兄弟、姐妹、朋友，还是家庭与家庭、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两两的关系。因此，世界再复杂，都可以一分为二，都可以从最简单的两两关系入手，化繁为简。在长期的思悟中，笔者将“仁”的右部“二”解释为：“二”字上边一横道代表天（乾卦，阳刚），下边一横道代表地（坤卦，阴柔），“仁”也反映了天地阴阳之间的和谐。

　　古语“仁者无敌”不是“仁者能打败所有的敌人”，而是在仁者眼里和心中根本没有敌人。当今的企业管理日益复杂，而“仁”则是处理复杂关系的核心理念，也是建功立业的法宝。“仁”不仅体现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还反映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害与生克关系，“仁”的实质是天地人的共生。因此，在企业中要推行“仁”，首先要“自爱”“克己”，并在此基础上关爱他人，利益他人，建立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共生系统。也可以说，“仁”是在尊重关怀他人的基础上，获得他人的尊重与关怀，即所谓“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国的企业要在全球化背景下持续发展，就必须继承弘扬儒家“仁”之思想，并强调“仁”之实践。“仁”是符合天地自然规律基础上的“自爱”，从“自爱”换位思考到“爱人”。可以说“仁”体现了“尊重生命，珍爱生命，维护生命”的思想，保护和维护地球生命系统是“仁”的至高境界。“仁爱”也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健康、持续、和谐、良善发展的基础。中国著名的药店“同仁堂”的大堂对联“同声同气，济世济人；仁心仁术，医国医民”就体现了“仁”的思想。“同仁堂”正是出于对民对国的仁，才能历经百年风雨而久盛不衰、历久弥新。

　　2. “义”及其管理智慧

　　“义”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之一。“义者，宜也”。宜亦即合宜，是指人的动机与行为必须合乎道理与规矩，人坚持一定的规则与规范，做合乎伦理与道理之事。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也。”董仲舒曰：“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董仲舒认为“义之法，不在正人，在正我”。儒家主张“义以生利”“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利并举”等。义是什么？义就是义务、道义、责任。繁体字的“義”有深刻的内涵，上部左右两点，左边一点属“阳”，表示“吉”，合乎道义的就应该做，做了就幸福吉祥；右边一点属“阴”，表示“凶”，不合乎道义的坚决不做，做了就会遭遇凶险与灾难。中部是“王”。孔子曰：“三贯一为王。”“王”最上面的“一横”代表“天”，中间“一横”代表“人”，最下面的“一横”代表“地”，三横则代表天地人，一竖则把天人地贯通、合三为一了，这就是天地人的共生系统。王下面才是我，我就是“自己”，“我”相对于“王”是个体。这引申出了“个人服从领导”“个体服从集体”等基本原则。个人不仅要支持王的“天地人合一”，服从王的领导，笃行自己的职责与义务，同时也受到王的保护。

　　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中，责权利是对称的，责任是第一位的，获取利益必须符合道义。符合道义并获取利益是企业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当然，追求利益，获取利益不仅要预测市场需求，遵守市场规则，还必须尊重自然，遵循客观规律。在企业经营中，需要遵守于人于己有利而无害的基本准则，决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更不能“损人利己”“图财害命”，从而陷入“拜金主义”的深渊。企业作为社会细胞必须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为社会尽义务、尽道义，才能提高形象。企业表里如一，才是良善，才符合义，才能获得健康、和谐、持续、良善发展。

　　3. “礼”及其管理智慧

　　“礼”是儒家重要的礼仪与规范。它往往泛指各类礼仪、规制与规范。它起着调节人际关系，达到社会安宁和谐的作用。与体现人之内在良善的“仁”相比，“礼”则是“仁”的某种表现形式与外在行为。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董仲舒认为“质文两备，然后礼成”，也就是说，内在的“仁”与外在的“礼”要协调一致，以仁做人才是君子之道，依礼做事才能取得成功。“礼”产生“秩序”，秩序的基础是制度，制度则规范人及组织之行为。“礼”的繁体字“禮”有深刻的内涵，左部“示”字是“神”，“正直为神”，人要有正直之精神，要学会敬畏与感恩；右部上边是“曲”，“曲”代表音乐，反映精神；下边是“豆”，“豆”是食物，反映物质。任何精神的产生与弘扬都是曲折的，是以物质为基础的。三个字合而为一，表示精神快乐与物质生活的幸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尊礼守礼”也是“神”的旨意。精神在物质之上，表示精神与物质相比乃更高层次，属于“形而上”的范畴，物质属于“形而下”的范畴。有了精神追求，才能创造更好的物质基础，有了物质基础，才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物质决定精神”的辩证关系。

　　“礼”作为道德规范，建立在自律基础上，自律必须遵循规律、遵守规则、遵照规范。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看，礼就是企业秩序，体现在企业宗旨与价值观中，表现在公司章程及企业制度等方面。“礼”不仅是企业必须遵守的准则与礼仪，也是企业赖以生存、延续的规制与秩序。在现代管理中，企业需要尊礼守礼，对内对外都要遵守礼仪。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共生、共存、共荣、共赢与共享，促进企业良性发展。

　　4. “智”及其管理智慧

　　“智”是儒家重要思想。“智者，才智也”，它是智力、智慧与才能的综合。《说文》曰：“智，从日，从知，知亦声。”《韩非子·显学》曰：“智，性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也。”《孝敬注》写道：“智深识远曰智。”董仲舒强调：“为人必仁且智。”“智”字上部是“知”。《说文》曰：“知，从口，从矢。”其本意是“口口相传，像箭一样能相传致远”。“知”也有“知识”“知道”“知学”等含义。下部为“日”。《说文》曰：“日，太阳之精也。”“日”取太阳之轮廓，有阴阳之“阳”，“阳光”“吉祥”等含义。“智”是“知”与“日”合二为一，表示每天都要学知识、长知识、增见识，每天都用知识，每天都把知识转化为生命之力量。认清了知识之道就会产生韬略与智慧。“慧”是用扫帚经常反扫自心，即孟子所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从而获得精神与物质的双丰收。

　　全球化需要战略管理，战略是管理的核心问题。战略管理最重要的是智慧与韬略，智慧是制定战略及策略的基础。智慧反映人的本性，仁善是智慧的基础。有人说“管理就是管人”，其实真正的高品位管理是正己化人，通过端正自己，率先垂范，从而教化他人，感化他人。这种富有人生大智慧的管理就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成为人生自强不息，事业永续发展的动力源泉。真正的大智慧是“仁者爱人”“以人为本”“正己化人”。

　　5. “信”及其管理智慧

　　“信”是儒家重要的道德规范。当今，“诚信”也是做人、经商的基本规范。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又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孟子曰：“信，言合于意也。”董仲舒认为“信在为人”，“无信”则“无仁”。“信”也是为人成仁的前提。《说文》曰：“信，诚也。”信，会意。从人，从言。字形上，“信”字左部是“人”，右部是“言”，表示“人言”。其本意为真心诚意。也就是说，人之言论应以诚实为基。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宋）周敦颐曰：“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是“信”之因，“信”是“诚”之果。“信”是人立着说话，以诚实的态度说话，堂堂正正地说话，说的是人话。人说话，能够履行承诺，才可信；说人话，千万不可妄语，要衡量履行诺言的德行与能力，才能取信于人。躺着或睡着了说的往往是梦话，坐着喝酒可能说的是醉话，梦话与醉话皆属虚妄，不可信也。

　　当今，经济社会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的，离开了“诚信”，经济与社会都无法正常运行，也必然增加社会交易成本，而“诚信”则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道德基础。诚信是做人之基，也是经商之本。“诚信”要求做人要真心诚意，心口如一；做事则要诚实守信，履行责任。离开了诚信，交易或经商往往出现尔虞我诈，增加双方或多方之间的防范成本。在全球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的当今，不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企业之间的竞争或斗争愈加激烈了，利益之争的强度与风险也增大了。因此，一个企业要应对复杂多变与竞争激烈的环境，并获得健康、和谐、持续、良性发展的权利，就必须取信于人，把利益与言行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企业通过诚实守信，才能赢得信任，获得良好口碑，从而提高企业良善形象，促进自身良性发展。

　　四、 结语

　　“仁义礼智信”之五常是人生之大智慧。这需要不断学习、认知、领悟、体会，更需要长期弘扬、笃行、实践。“仁义礼智信”是贯彻“三纲”的核心理念与行为准则，离开了“仁义礼智信”，“三纲”必然走向专制、霸权、独裁，直至灭亡。企业发展也需要从“三纲五常”中不断汲取管理智慧。五常运转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三纲的对立统一，在共生中达到和谐的状态。“和”字的结构是“和=禾（食物、利益）＋口（口舌、是非）”。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众口难调”。在激烈的竞争中，伦理道德是基础，利益分配是关键，规制规范是保障。因此，在企业管理中，笃行“三纲五常”，就是要以良善心态正确处理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企业与社会、企业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维护复合生态系统的循环、协调、持续与共生。企业在推进“三纲五常”中，要树立“忠恕”思维，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换位思考，才能朝着和谐方向良性发展，从而在共生的基础上，走向共荣，实现共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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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刘立夫,李玲.“三纲五常”中的精华与糟粕[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8(1):129-131.

　　[1]笔者曾在拙著《发展循环经济背景下工业企业与生态工程良性发展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前言中写了一副对联：“忠恕心，清净心，慈悲心，心心相印，一心厚德去吾欲，天地生，阴阳生，雌性生，生生不息，共生载道成自然。”就是对儒释道及现实的生态环境有感而发。事实上，上下联的“心”与“生”相合，不就是“性”吗？性，包括天性、禀性和习性，忠恕、清净、慈悲皆是人性的反映与表现。

　　[2]何晏在《论语集解》中说：“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也。”事实上，在孔子时期，并没有明确提出“三纲五常”。何晏引用马融的话，可能是马融的揣度或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