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一本为旅行者准备的文学指南6

　　第六章 欲望与爱情

　　Venise, notre amour en forme de ville——威尼斯，吾爱之城

　　（迭戈?瓦莱里，Venise, notre amour en forme de ville）

　　所有到过或是读过威尼斯的人，不会不了解它备受争议的声誉，以及它传奇的性行业和大胆的性行为，自文艺复兴时期便臭名昭著。十六世纪后期，在总人口13万人中，有3000位女性贵族，2000位中产阶级女性和2500位修女，但是有不少于12000名宠妓。

　　船夫们（他们有幸见证了威尼斯历史的方方面面）经常热衷于告诉游客，这个城市保存着一份关于宠妓的官方目录－《评级威尼斯的宠妓》，其中包括她们的地址，优点和费用。这是共和国对于泛滥的性行业的宽容和对一切事务严密的掌控例证。凭借美貌与技巧，高等妓女举世闻名，这对男性游客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他们在威尼斯的行程通常包含嫖娼——正如托马斯·科里亚特所声称——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心。随着《诚实的宠妓》凭借音乐和文学上的修养和才华赢得的传奇般的声誉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逝，十七世纪旅行者开始将她们描述成普通的妓女，许多游客如蒙田以及他的同胞弗兰西斯·马克西米利安·米宋记述了他们的失望。米宋在1688年的意大利之旅中哀悼：

　　快乐的女孩充斥着所有街道，将自己奉献给初到者，与众人黑色及深色的穿着不同，她们明红艳黄，抹粉施脂，繁花缀耳，似郁金香大方的坦胸露乳，在门前窗后摇曳生辉。

　　然而在同一章节，米宋指责了城里女人们被无耻的对待和利用的方式。这些年轻的女人并不比小孩大多少，在很小的年纪就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送去修道院或者嫁给他人。同时，他谴责了许多父母鼓励孩子从娼的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出卖她们。

　　在十五世纪的威尼斯，体面的贵族女性与高级妓女之间的界限有时很难界定。科雷尔博物馆中卡巴乔的一副画作被称为两位宠妓，直到画作遗失的另一半（现在存放于盖蒂基金会）被发现，这两位所谓的宠妓才被证实实际上是尊贵的威尼斯妇女，她们正在等待从潟湖狩猎归家的丈夫。她们袒露胸肩的服饰、珠宝、鞋屐和白色手帕以及某些动物的存在（一只鸽子，孔雀和忠心的狗），还有桌子上的水果都是社会地位的象征，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本应该显示她们社会与道德地位的标志和符号被彻底曲解。

　　夏尔·德·布罗斯在其生动的《意大利家书》的第十四封家书中，叙述了他经由船夫介绍去拜访巴加特府邸的经历，她是一个高级妓女，当他抵达一座美丽的宫殿时，一个女仆介绍说，“这个巨大的华丽公寓的富丽堂皇的装饰甚至超过一个公主的宫殿”。这位女士去参加了一个为威尼斯贵族女性准备的聚会。颇有争议的女士是阿巴提侯爵夫人，她体面地嫁给了一个威尼斯贵族。然而当他第二天再被邀请过去的时候却发现实际上她是一个高等妓女。他说到最初的想法：“我看见一个身材高挑匀称的女士，差不多35岁，高雅端庄，穿着华丽的服饰，缀满珠宝”。他被这个幻影打动，“为了避免钻石的光辉被平庸抹杀，他将钱的数目加倍”。

　　威尼斯被普遍认为是维纳斯的城市，威尼斯——英勇的城市。一部关于威尼斯的短篇书《凤凰的灰烬》（2000年）的作者吕西安·德宰，尽可能地在结构特征中寻找无可争议的女性形象，“圣马可教堂五个丰满的穹顶，除此之外还有圣扎卡里亚教堂，圣乔凡尼和圣保罗教堂，城堡区的圣彼得教堂，圣乔治教堂，齐泰来教堂或是救世主教堂的穹顶，总是让我们联想到对于美丽胸部的颂扬，它是威尼斯民间传说中最具有吸引力和令人愉悦的部分”。出人意料的是，他略而不谈优美的圣玛丽亚福莫萨教堂，其名称被广泛地理解为美丽和匀称。传说这座教堂建立于圣玛格诺第初遇圣母之时，他被她惊人的美貌打动。这个奇迹般的场景被18世纪的女画家朱利亚·娜玛所描绘，在教堂里就能看见这幅画作。

　　在里亚尔托桥附近，有一座被称为乳房桥的拱桥，根据当地的历史学家朱塞佩·塔西尼说，它坐落于一片非常繁华的红灯区，这获得了城市理事会的一项法令的认可。据说女孩们会斜靠在窗前，坦胸露乳以吸引潜在的客人。塔西尼甚至建议，城市的管理者应当热烈鼓励这样的做法，鉴于他们正在密切关注非法鸡奸行为的泛滥——“恶劣病态的鸡奸”，诸如萨努托等记录者的记载如此。威尼斯的档案包括这样的记录，有男子在作案时被逮捕，悬挂在圣马可广场的两根柱子之间被审判，之后他们的尸体会被焚烧。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威尼斯当地政府对待这种特定罪行的态度逐渐松懈，他们的宽容开始吸引来自德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游客，因为在当地鸡奸仍然是一种严重的罪行。许多正在大旅游的旅行者因为这个原因来到威尼斯，其吸引力不逊于这个城市的艺术和建筑。

　　根据威尼斯历史学家蓬佩奥·莫尔门蒂1882年的著作《威尼斯的私密生活》的描述，参观者们即使没有感到震惊也会惊讶于十八世纪威尼斯的情夫和侍卫骑士习俗，，在丈夫的公开同意下，一位女士可以由绅士陪同护卫。他们惊讶于威尼斯开放的性行为，威尼斯历史学家Pompeo Molmenti在1882年《威尼斯的私人生活》中描述到：

　　贵族们经常有女仆陪伴，他们会与身后另一艘贡多拉上的绅士交换女仆，在棕色大理石宫殿、水和天空欢快的颜色之间，他们微笑着眨眼，将爱的阴谋留在这条独特情欲世界的“街道”上。夜晚，小夜曲在大运河上萦绕，灵巧的女人的面庞在璀璨的阳台浮现。

　　旅行者查尔斯·鲍德温在1712年毫不矫揉造作地说：他们享有某种自由，但这仅仅是放荡主义，他们变得如此可耻，我认为他们的整个城市很可能是欧洲的妓院，我大胆地说，在世界上任何角落，贞洁都不会如此难堪，恶行都不会如此猖獗，我相信在威尼斯的任何时期也不会如此。

　　自公元421年3月25日（也是圣母领报的日子）建立之日起，威尼斯便形成了对圣母玛利亚专注的狂热崇拜，她由此成为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守护神。这份崇拜一直盛行，每年11月21日，络绎不绝的威尼斯人前去拜访安康圣母大教堂。在1630年人们请求圣母使城市摆脱瘟疫，1670年11月21日，为圣母而建代表她的圣像被放置在教堂的主圣坛。 这座教堂与众不同的圆形穹顶是建筑师巴尔达萨雷·隆盖纳独具匠心的构想，它像是被两只丘比特捧起的圣母的华丽皇冠，他们的头和翅膀自大运河的水面上浮现，“伟大的圣母，请俯瞰这座你选择降临的城市，它正是你母爱的载体”，一个威尼斯修道士在1746年恳求道。

　　在很多其他地方，你也能感受到她的无处不在：例如里亚尔托桥上圣母领报的装饰画，大量的小房子（小神龛）和普遍虔诚的标记。在城市周围的541座神龛中，217座供奉着圣母。其中很多晚上还在亮着，在十三世纪的威尼斯，它们提供了公共照明。当地很流行的一句话是，“水面每一处光的投影，都像是一个爱情故事的诞生。”

　　这个城市一直是风流韵事发生的最佳地点，过多的悲剧也似乎并没有阻止多情眷侣持续涌入威尼斯的浪潮，无论年龄和出身，这里始终是他们的浪漫终点。几个世纪以来，这里发生了太多的悲剧，最有名的可能是莎士比亚悲剧中的奥塞罗和苔丝狄蒙娜，之后是威尔第的歌剧奥泰罗，时隔47年，2013年这部歌剧改编后在威尼斯重新上演。

　　在威尼斯发生过的少有的幸福爱情中，仍然能被人记起的是比安卡·卡比洛（1548-87），这个美丽的女孩诞生于威尼斯强大的卡佩洛/莫罗西尼家族中。她在1563年爱上了一个年轻的佛罗伦萨职员，并和他私奔到佛罗伦萨，尽管会另其家族蒙羞，但她还是如期结婚。威尼斯政府努力试图去逮捕她，但因为她受到佛罗伦萨大公爵柯西莫的庇护而徒劳无功。当她的婚姻开始出现问题时，她偶然遇见了科西莫的儿子，大公爵弗朗切西斯深深地爱上了她。尽管他已经结婚，而且是好几个孩子的父亲，弗朗切西斯还是将她当作自己的情妇。在弗朗切西斯继承他的父亲后，他将比安卡安置在一个宫殿里，他们的儿子即继承人唐·安东尼奥·德·美第奇就在这里出生。1578年，弗朗切西斯的妻子去世，1579年6月12日，他与比安卡在佛罗伦萨旧宫成婚，威尼斯当局公开参加婚礼庆祝活动。无疑，因为政治因素，她仿佛已经被遗忘。然而，幸福的结局并不长久，这对夫妇因感染疟疾在1587年10月的同一天去世，或者更可能是中毒。威尼斯诗人Maffio Venier （1550-1586）写下了一篇十四行诗，以歌颂这位美丽英勇的女士敢于面对家族的震怒，并颂扬威尼斯这个爱的国度，自此以后，这个故事成为众多作品的源泉。

　　美丽平静的面庞，浮现爱情失色的黎明

　　绚丽的光辉将陋室变为天堂

　　同样以这个故事为灵感，英国剧作家托马斯·米德尔顿（1580-1627）创作了一部悲剧《女人当心女人》（他死后，于1657年出版）。

　　十九世纪法国作家Fran?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受这个故事影响，穿过城市来到比安卡卡比洛桥（现在被称为弯桥）。它在叹息桥的后面，靠近比安卡出生的宫殿。在1806年他写道：“在比安卡卡比洛桥，我构思了一个完美的浪漫小说。哦，我多么年轻！”

　　然而更著名的是，威尼斯是一个情色作家蓬勃发展的地方，比如皮埃特罗·阿雷蒂诺、乔治·巴福和贾科莫·卡萨诺瓦，这仅仅是名声最差的几个。现在几乎被人遗忘的诗人彼得·阿雷蒂诺（1492-1556），曾经不得不离开罗马教皇的城市，作为口无遮拦的讽刺作家和情色作家，因为尖酸的话语，他在罗马树敌无数。他于1527年3月25日抵达威尼斯，原本计划的一个短暂旅程却占据了他大部分的人生。对于他，威尼斯是一个避风港，这里可以容忍他放荡的行为，他能够书写在其他地方会招致起诉的内容。他很快与许多顶尖的画家成为朋友，包括萨巴斯提亚诺·德尔·皮翁波和提香，他们因慷慨好客而闻名。在许多阿瑞提诺献给提香的诗歌中，在提香1548年献给朋友的画作中（现收藏于纽约弗里克美术收藏馆），威尼斯伟大画家与诗人之间的这份友情不朽永存。

　　阿雷蒂诺的出身颇为与众不同，他的父亲是一个修鞋匠，他的母亲玛格丽塔·代·邦奇·黛拉·蒂塔是一个高级妓女、画家与雕塑家的模特。如此卑微的出身意味着阿雷蒂诺经常缺钱，需要依靠资助生活，甚至偶尔需要乞讨和勒索。他在1530年定居于博拉尼宫，这是宗徒圣殿教区大运河上的一个小宫殿，离提香的住所并不远，他非常羡慕和赞赏提香的住所，该遗迹仍然竖立在比里大道，毗邻丰达芒特诺夫。尽管从未设法支付房租，他仍然在那里住了22年。他卧室的天花板是丁托列托于1545年为他特别装饰的（也可能是免费）。1551年，当他终于被迫离开，他搬进了一个更加大的房屋，在里亚尔托桥边的卡尔本河岸上的卡·丹多洛，这里属于强大的丹多洛家族。这次的房租由他的资助人和朋友科西莫·德·美第奇承担。阿雷蒂诺于五年后去世，被葬于附近的圣卢卡教堂。在里亚尔托市场新鱼市的外墙上，能够看见一张阿雷蒂诺的画像。它是一个现代的赤陶浮雕，效仿了著名雕塑家亚历山德罗·维多利亚的大奖章。这是为了纪念他曾经住在市场对面的博拉尼宫。画像也象征着一个墨水池和一支羽毛笔，暗示阿雷蒂诺作为一个辩论作家的技艺，并且引用了他的一句名言：“Verit as filia temporis”（“真相，时间的女儿”）。

　　阿雷蒂诺的许多作品都以威尼斯为背景，尽管他1543年在威尼斯出版的戏剧《宠妓》是九年前在罗马完成的。剧中的两位角色，瓦莱里奥和弗拉米尼奥，在比较了罗马（还有腐败的罗马宫廷）与威尼斯后认为威尼斯更合心意，它以公平的制度和舒适的生活方式为人称赞，如“正义的天平只有在威尼斯保持平衡，贡多拉是一首舒适的赞歌。为什么要骑马？骑马是对鞋子的嘲弄，它戕害身体，让所有家庭万念俱灰。”城市提供的丰富多彩的娱乐方式也值得颂扬，“我被de la calza公司（译者注：de la calza公司是十五十六世纪威尼斯的喜剧协会。该协会成员穿着与众不同的袜子[calza在意大利语是袜子的意思]聚在一起组织娱乐活动，如宴会和游戏。）的欢庆盛会吓呆了，（原文：I was astounded by the triumphal pageants of the Compagnie de la calza [. . .]）这么多杰出的参议员，这么多贵族，这么多年轻人，这么多财富。”他提到了大使，同时也提到了艺术风貌，“我绕过了众多画家和雕塑家，这是光荣、神奇、伟大的提香，他的色彩与生命脉动的肉体没有区别，还有无价之宝桑索维诺，他为了威尼斯离开罗马。”

　　桑索维诺、提香和阿雷蒂诺，作为建筑师、画家和诗人，同在一个作家与艺术家的圈子里，他们时常出没于幽灵之家，店名据说是得名于云集于此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有说是因为有时鬼魂会在这里出没。这些朋友也会在提香在丰达芒特诺夫的住所聚会，据说提香曾邀请朋友们在他的花园里举办夏日派对，当时那里能看见北潟湖美妙的风景。在J.A.克罗的《提香的生活和时代》中有一段这样的描写，“这栋房屋在威尼斯的最北边，依偎着海，从这里你能遥望远处小小的穆拉诺岛和其他美丽的风景。”提香于1576年在这里去世，现在在丰达芒特诺夫的后面是一个堤岸，它提供到岛上和机场的交通，提香的住所和美景都所剩无几。

　　阿雷蒂诺在威尼斯如鱼得水，他总是被朋友、门徒、爱人和仆人包围，宽容的资助人给了他极度的艺术自由，让他能够从事挚爱的写作。“在威尼斯当船夫要好过在宫廷当仆人”，阿雷蒂诺在一封信件中写到，这是他寄给朋友、熟人和资助人的成千上万的信件中的其中一封，这些信件在1538年出版。信件的最终出版非常成功，在之后的五年里再版十次。它提供了关于16世纪上半叶，对威尼斯文学和艺术的直接见解，涵盖了城市的政治、宗教和文化生活，以及倾诉了对于威尼斯这个真正的共和国的赞美。因此阿雷蒂诺有时会被认为是现代第一个记者和宣传员，“出版界第一个伟大的冒险家”。阿雷蒂诺现在最为人知的是他的情色文学，尤其是16首艳情十四行诗，I Sonetti lussuriosi，它以及附带情色书I modi由胡里奥设计，马卡托尼欧印刻，全部在1527年于威尼斯出版。同时，阿雷蒂诺还创作了戏剧，严肃诗歌和宗教文学，他从未停止赞美这个拥抱他的城市：“人们可以将威尼斯描述成城市和人民的本，就像太阳是所有事物的本质，日食是整个世界的损失。”在给他的朋友－建筑师桑索维诺的信中，他也称赞了威尼斯的宽容：“在这里，一个优秀的外来人不只是被作为公民接受，更是一个绅士。”

　　184-187

　　阿雷蒂诺幽默、聪慧、人脉广，他得到了很多最具权势的威尼斯人的支持，包括总督安德里亚·格瑞提。他也是一个有天赋的艺术品经销商，并乐于将自己定位于“国际化”。与威尼斯的贵族不同，他能够与国外的外交官交往，他待人如友，为他们的皇家赞助人搜寻绘画、艺术品，以及珍贵的书籍和简介。为了感谢他帮助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搜寻手稿和书籍，他收到了很多来自法国大使的礼物。然而他的工作并不总是那么轻松，他生命中受到了一系列的打击，其中一次是发生在1547年，在英国大使的煽动下，威廉·哈维尔对于阿雷蒂诺控告他转移了一笔亨利八世寄给他的款项，感到非常生气。但其实那笔钱是奥地利国王查理五世授予他的奖金，他们在1543年还曾经会面，为了感谢他的慷慨，几年后阿雷蒂诺为他的私生女取名为奥地利（他的大女儿叫做阿德里亚，是为了纪念威尼斯海）。阿雷蒂诺鼓励提香为查理五世工作，并扩展了提香在海外的名声。然而他遭到人们的嫉妒，在威尼斯树敌很多，“他乐意诋毁贵族和其他人”（据马里诺·萨努托所说），曾经因逃逃避亵渎神灵和鸡奸的指控不得不两次离开威尼斯。虽然如此，在威尼斯他似乎很擅长在可允许的行为与违法行为之间，取得一个很好的平衡。在他去世两年后，他所有的作品被列为天主教禁书。

　　身边围绕着最美丽和最性感的女人，包括维罗妮卡·弗朗科和上流社会的女人，这个放荡的诗人不免会坠入爱河。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与阿德里亚的母亲凯瑟琳·桑德拉同居，但是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阿雷蒂诺在1537年出版的很多诗作都是写给一个叫做安吉拉·德·托里贝里的情妇，她是他一个朋友的妻子。在1536年这件事情结束后，他写了一封伤感的信：

　　我希望她完全是我的，但我却完全地失去了她。但我将永远活着，因为我并未因失去她而死掉，或者我将忍受死亡，就像我忍受着折磨我的痛苦。我发自内心地爱她，没有甜蜜的欺骗。拥有她时，我谦卑地爱着她，无私地供养着她。

　　然而，他很快就恢复了，在45岁时，他深深地迷恋上了一个14岁的女孩，佩里纳·里卡。他完全被她的品格迷倒：“她的优雅、仪态和美德，让你觉得她是上帝的女儿。”当她生病时，为了诱惑她与他同居，他写道：“你忘了在这里你会恢复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好？我的房子是永葆青春的源泉，是威尼斯的中心。女人们渴望参加我的派对，提香是我的宾客，王子们会派使臣来我家。”但她已经嫁给了阿雷蒂诺的一个门徒保罗·巴尔托里尼，博拉尼宫的紧张局势导致她逃跑，他因此而暴怒和绝望。由于罹患肺结核，她又回来并接受他的护理，因为疾病她不再抗拒他：“她凝视时可怖的目光，令人惊恐的面颊以及和眼神一样令人厌恶的嘴唇，她的容貌和嘴都已经失去了平日的光辉，熟悉的光彩，以及内在的优雅。”

　　身体恢复之后，变换无常的佩里纳又逃走了，阿雷蒂诺再一次陷入深深的绝望中，他的心思“专注在她的身上”。当她病情危急返回时，他请了城里最好的医生试图挽救她。当佩里纳最终病逝，他向她的母亲倾诉：“我爱她，我爱她并且会爱她直到末日审判。你是她的血缘上的母亲，我是他情感上的父亲。”他对一个朋友说，“我要告诉你真相，当她死掉的那一刻我也死了，我将永远活在爱情带来的巨大痛苦中。”

　　乔治·巴福（1694-1768）是18世纪威尼斯的另一个情色文学作家。他一直不太出名，虽然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对他大加赞赏：“闻名遐迩的巴福，他的脸上有梅毒的印记，被称为“淫秽的人”。他可被视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色情诗人，同时也是18世纪最好的抒情诗诗人之一，他用威尼斯方言创作了大量不同类型的杰出作品。”阿波利奈尔认为巴福是“爱情诗人，以宽广的自由和壮丽的语言来吟诵。”从对他有限的了解中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贵族，甚至是权力强大的四十人委员会（作为最高法院的四十委员会）（译者注：四十人委员会或四十人高级法院，是威尼斯共和国的最高宪法机构之一，是拥有司法和政治职能的最高法院。）的成员。他公开批评教皇克莱门特八世，并谴责淫荡的牧师和无能的官员。他还参与了针对卡罗·哥尔多尼的戏剧改革的辩论。

　　P187-P188

　　尽管阿波利奈尔试图在地狱恋人（Les diables amoureux）（1910）中恢复诗人的声誉，巴福仍然几乎被遗忘，有部分原因是道德评论家和强大的敌人的反对，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的十四行诗，在原文语境威尼斯方言中才能被充分领悟。此外，他的作品可能非常粗糙，但阿波利奈尔认为他“值得被了解和欣赏，即使他确实很淫秽，但是可以说是一种高贵的淫秽。” 这位法国诗人也试图揭示巴福的生活，并告诉我们，“他拥有一座宫殿，是圣索维诺的作品，他住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在这座宫殿里，他度过了人生最后几年，贝拉维特宫和索伦佐宫在圣毛里齐奥坎波，可能由圣索维诺修建并且最初由维罗纳用湿壁画装饰。

　　阿波利奈尔赞扬巴福用威尼斯方言写作：“威尼斯方言听起来有一种独特的美感。优雅与柔和以如此和谐的比例共存，最重要的是他们鼓励情色抒情诗，虽然方言文学总是讽刺性的。”他还提到了巴福和与他的同时代的放荡朋友贾科莫·卡萨诺瓦之间的关系：“卡萨诺瓦年轻时就在威尼斯认识了他，卡萨诺瓦的母亲是一个女演员，人们认为是她的美貌吸引了巴福，尤其是因为卡萨诺瓦称呼他‘我父亲的密友’。”卡萨诺瓦在他的著作《我的生命史》（Histoire de ma vie）中提到了巴福与他的父母之间的亲密友谊，但是却忽略了这个诗人是他的生父的可能性。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巴福肯定对他关爱有加。

　　在十八世纪威尼斯的激情浪潮之中，最有名的是莫扎特的词作者洛伦佐·达·彭特和贾科莫·卡萨诺瓦，两个嗜毒成瘾的赌徒。莫扎特在维也纳遇见了洛伦佐·达·彭特，在布拉格遇见了卡萨诺瓦，他并不完全是一个玩乐者，但他经常与他们在相同的地方出没，并且特别热爱台球。他们是躁动不安的旅行者，并且愿意但更常是被迫，在一段时间四处流亡。他们可能和他们的赞助人一样，都是共济会成员。

　　因为常常身无分文，极度需要工作和金钱，他们的生计一直依赖于变化无常的贵族和皇室。从相对贫困的出身来看，他们并不是积极的倡导者，而是总体性社会变革的支持者。在招待贵族的音乐会后，例如，莫扎特通常被带去和佣人们一起吃饭。天才作曲家并不乐意接受这样不公平的境况：“人的高贵来自于心灵，即使我不是伯爵，我比很多伯爵享有更多的荣誉；不管是仆人还是伯爵，如果羞辱我，他就是一个混蛋。”虽然威尼斯人卡萨诺瓦和达·彭特都是威尼斯贵族的宾客，并且与在欧洲其他地方的贵族阶层混在一起，但反过来他们又经常被贵族们虐待，被很多国家驱逐，包括威尼斯。

　　法国剧作家博马舍在《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两部剧中谴责了这样的状况。不足为奇的是，莫扎特和他的词作者达·彭特选择将后者改编成喜剧型歌剧。这是一个勇敢的选择，因为戏剧强调自我，专业和政治自由。

　　有人声称，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的灵感可能来自于传奇的贾科莫·卡萨诺瓦，塞恩加尔骑士（1725-98），他出生于威尼斯的圣萨姆耶尔教堂附近。他的父母都是演员，在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离开威尼斯去欧洲各地追求她的演艺事业，最终在德累斯顿去世。她几乎遗弃了他，将他留给祖母照顾。卡萨诺瓦住在母亲在圣萨姆勒的房子里，以及巴福在圣毛里齐奥坎波的房子。

　　1. 皮耶罗大道的匾额，卡萨诺瓦出生的地方（图片）

　　卡萨诺瓦被送去帕多瓦学习古典文学、音乐最后是法律（他厌恶法律——宁愿选择的是医学），卡萨诺瓦之后拿到了次级神品，回到威尼斯考虑从事教会事业。1745年，他在圣萨姆耶尔教堂布道，参与人数众多，他收到了来自会众中的女士的情书和慷慨的募捐。经历一些灾祸后，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这个职业，并意识到“女人才是我的主要志趣”。之后他在军队里短暂地体验了一下，并最终成为了圣萨姆耶尔剧院（现在荡然无存）的一个小提琴家。在两个威尼斯大家族联姻的庆典中演奏小提琴，卡萨诺瓦他幸运地救了一个富有的大贵族－参议员马特奥·布拉加丁的命。感激的参议员收养了他并继续资助他，并从1746年至1755年，与他同住在城堡区的布拉加丁宫，他美丽的宫殿里。在那里安顿并拥有自己的贡多拉和丰厚的月钱后，他过上了“威尼斯的美好生活”。卡萨诺瓦积累了战利品和债务，在赌桌上浪费大量时间，劣迹斑斑，他承认：“我有一些混蛋”。他在回忆录里声称，例如他会在黑暗的掩护下去剪断贡多拉的缆绳。现在他有能力旅行了，他游历了罗马、科孚岛、君士坦丁堡和法国，在法国他成了共济会成员，获得了塞恩加尔骑士的称号，并正好学习了法语。回到威尼斯后，他与人树敌，在1755年被逮捕，并被指控堕落和亵渎神明，之后他被定罪，在监狱里监禁了五年，这个可怕的监狱正好在总督府的铅皮屋顶下。

　　P189-P191

　　监禁一年多后，他设法在有些困难的情况下于 1756年10月越狱，以一个英雄的姿态回到巴黎，被众人追捧，并因为他的奇遇而出名。 “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他获得了进入巴黎上流社会的入场券，” 朱斯蒂娜·薇恩在1758年惊讶地写到。“他很自负，而且愚蠢的自大。总之，他令人难以忍受[…]，除了他说到自己逃亡的故事会很精彩。”这是他的美好时光。促成1757年的彩票引进，并且经营着不太成功的小丝绸生意，他在一段时间内变得富有。之后，他游历了英国、德国、西班牙和俄国——他的朋友德·博尼斯，前法国驻威尼斯大使，指派他去国外做间谍或是线人，这项任务报酬很低。流亡多年后，他终于在1774年被允许返回威尼斯：“在十九年后抵达威尼斯的那一刻，我为这是我生命中最好的时刻而高兴。”因为急需用钱，在1774年和1782年之间，他再一次做起了线人的工作，这一次是为威尼斯宗教法庭，但他并非特别擅长这份工作，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信任。他显然冒犯了很多人，在1782年年底，他最终醒悟并离开了威尼斯。他的一位朋友，查尔斯·德·利涅王子在1784年如此描述他：

　　如果他不是那么邪恶的话，其实他是一个好看的人，他的身材高大就像大力神，但却是非洲人的肤色，他的眼神充满生命力和热情，却敏感而谨慎——这让他看上去神情凶残。让他发怒比让他快乐更容易。他很少笑，但很会逗其他人笑。他说话的方式让我想到了丑角或是费加罗，因此他说的话听起来很风趣。

　　在维也纳，他曾短暂地担任过威尼斯大使福斯卡里尼的秘书，当大使在瓦尔德斯坦去世后，另一位共济会成员提供给卡萨诺瓦一个职位，于是搬去照看他位于附近的多克斯城堡的图书馆。但他经常去维也纳，在那里他再次见到了达·彭特，最终他在1787年与莫扎特在布拉格相遇，那正好是莫扎特新剧《唐璜》正式开幕的前几天。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歌词还没有完成，莫扎特顶着巨大的压力需要将它完成。达·彭特已被召回维也纳，但卡萨诺瓦在布拉格挽回了局势，帮助莫扎特完成了歌词。根据当时在场的一些音乐家的证言，卡萨诺瓦在排练期间参观了剧院，莫扎特正在那里努力完成音乐的最后部分。演员们非常沮丧，他们将莫扎特锁在一个房间里，并告诉他完成歌剧完成他才能被释放。据说卡萨诺瓦说服他们将他释放，并稍微调整了几个关键场景的歌词。这段故事出现在187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由阿尔弗雷德·迈斯纳撰写的《洛可可图像》（Rococo-Bilder）。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卡萨诺瓦到底做了多少贡献，都很难去估量，但事实是，在杜克斯档案馆发现的几张有着卡萨诺瓦笔迹的纸上面记录着这部剧第十场第二幕的注释。

　　在卡萨诺瓦参与的首场演出结束后，一个朋友问他是否看过这部歌剧，他应该会笑笑并回答“看过？它简直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人们很容易相信歌剧《唐璜》与他有关，这个史上最伟大的骗子，最极致的好色之徒。最初这部歌剧是基于1613年西班牙剧作家蒂尔索·德·莫利纳所写的剧本，他选择的背景是塞维利亚，之后它被改编成各种版本，包括莫里哀的《唐璜》。但莫扎特和达·彭特的版本加入了很多威尼斯的特色，在各种演出中得到认可。

　　设计师西蒙·海格莱特最近在爱丁堡的演出，选择了发生在十七世纪威尼斯的《唐璜》，他说，“这是一个关于阴谋，伪装和化妆舞会的歌剧。我不能想象《唐璜》发生在任何其他地方。”在1979年，约瑟夫洛西同样拍摄了他的电影《唐璜》，他因为放荡而被惩罚，是在威尼托靠近维琴察的一个交叉路口拍摄。最后一幕，唐璜被卷入地狱，是在穆拉诺岛一个玻璃吹制的火炉里拍摄。

　　莫扎特的唐璜选择的原型包括伯爵弗朗西斯科·法拉提·卡斯尔曼。莫扎特在1771年住在莫林宫，上面一层是伯爵的公寓。在一封信中，他称之为看台上的房子（Casa Cavalletti），与它当地的名字法拉提（Ca'Falletti）在发音上很像。伯爵在1752年因性放纵和亵渎神明而被判处死刑。

　　卡萨诺瓦在1788年出版了《我越狱的故事》（Histoire de ma fuite des prisonons），并因其成功而备受鼓舞。在杜克斯，他生病和沮丧时，他感觉自己被“活埋”了，作为抑郁症的解药，他的医生建议他写下他一生的经历：“让我不至于发疯，或是悲痛至死的唯一解决方法。”岁月催他老去，他失去了他的美貌、他的魅力、他的牙齿，也就是他的诱惑力。他显然非常渴望在共和国沦陷后回去看一看威尼斯，但没能成行， 1798年他于杜克斯去世。他用法语书写的回忆录手稿，囊括了他1774年之前的生活，那时他被允许返回威尼斯。这份手稿直到1822年才得到他家人的允许发表，许多缩减版以德语出版，之后被差强人意地转译成法语，最多可达500个版本。完整的《我的生活史》（Histoire de ma vie）在1960年至1962年才出版，之后的1966年至1971年间，在这本书完成两个世纪后，第一本英语版的《我的生活史》（The History of My Life）才出版。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卡萨诺瓦并没有被视为一个严肃文学作家，而是一个色情作家，可能是因为出现在德国和其他地方的缩减版回忆录里包含了大量色情插图，但它也让威尼斯作为一个邪恶城市的神话不朽。

　　事实上，完整的回忆录生动而有趣，令人愉悦，它展现了那个时代以及卡萨诺瓦奇幻人生中探索过的国家的方方面面。他已成为这个城市最臭名昭著的神话之一，并继续成为大量文学和至少30部电影的主题，包括1927年由亚历山大·伏尔科夫导演的关于他的生活的著名电影，费利尼饱有争议的《卡萨诺瓦》（1976），以及最近由莱塞·霍尔斯道姆导演的《卡萨诺瓦》。

　　P192-P194

　　许多已出版的书籍，追溯了卡萨诺瓦在威尼斯共和国的行踪，从他接受洗礼位于圣萨姆耶教堂位于格拉西宫（现在属于法国艺术收藏家伯纳德·皮诺特）与引人瞩目的马利皮耶罗宫之间的教堂开始，马利皮耶罗宫醒目的花园里种满了玫瑰，为大运河增添了一抹色彩。

　　当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1756-1791）于1771年2月11日到达威尼斯时，卡萨诺瓦正好不在，莫扎特与父亲利奥波德在这里呆了四周，直到嘉年华结束。这趟行程是他由1769年底开始的意大利长途旅行中的一部分。莫扎特被意大利人称为爱乐骑士（Il Signor Cavaliere Filarmonico），当时他仅15岁，已经创作了大约100首音乐作品。他的父亲在卡菲拉提（Ca’Falletti）租了一个公寓，位于巴卡洛里桥（Ponte dei Barcaroli）旁，靠近他们工作的几个剧院， 圣莫伊兹（San Moisè），圣贝内代托（San Benedetto），圣塞缪尔（San Samuele）和爱多托诺瓦（Ridotto Nuovo）。可能因为圣贝内代托（现在的罗西尼剧院）几年后在1774年被全部烧毁，附近新建的剧院被命名为“费尼斯”（Fenice）——涅槃重生的凤凰——当它于1792年建成时，莫扎特已无缘再见。他们是德国丝绸商人约翰内斯·怀尔德和他的威尼斯妻子维托莉娜的客人。莫扎特由约翰·洛伦兹·哈格诺埃引荐，他是他们在萨尔茨堡的房子的主人，以及他们的一个重要资助人。在写给哈格诺埃的信件附言中，利奥波德·莫扎特补充道：“我在怀德先生的房子里写这封信给你，[…]昨晚为了庆祝嘉年华的结束，我们在这里用餐，之后去跳舞，我和佩丽丝[怀德的女儿]还一起去了新的爱多托，我玩得非常开心。我太喜欢威尼斯了。”他们参观了兵工厂，教堂和修道院（一直在寻找音乐），在复活节咖啡店吃冰淇淋，去看歌剧。小莫扎特在美丽但有些过度修复的卡瓦利-弗兰克宫演奏过，它靠近学院桥，里面有一个小剧院，还有巴尔比宫，也在大运河上多尔索杜罗旁。由于一些有帮助的社交，他们被威尼斯久负盛名的格里马尼，莫塞尼戈和道芬家族所接纳。瓦莱尔家族和这个城市的宗主教乔瓦尼·布拉加丁给予他们大量的礼物。

　　关于莫扎特在威尼斯时的实际位置尚存争论。意大利音乐学者保罗·卡特兰近期出版的著作《莫扎特：在威尼斯的一个月》（Mozart, un mese a Venezia）试图澄清这些事实。现在普遍认为，所有来自费尼切的人，都能在塞雷尼提的住所见到，由彭特·德·巴卡拉尼雕刻的匾额，本该位于附近的卡菲拉提，莫扎特曾在那里住过。

　　（图片）2.莫扎特的匾额被裱在了错误的房子上，在彭特·德·巴卡拉尼

　　他们坐船离开威尼斯，从布伦塔到帕多瓦，继续前往维罗纳和米兰。三年后，当莫扎特于1772年回到意大利时，未在威尼斯停留，他之后的作词家洛伦佐·达·彭特，在一年后到达威尼斯，即1773年。他们直到很晚才在威尼斯相遇，被威尼斯共和国流放之后，1779年达·彭特在威尼斯被皇帝约瑟夫二世任命为帝国剧院的诗人。达·彭特承诺会为莫扎特写一些东西，莫扎特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提到但并不完全确信：“但是谁知道他会不会兑现诺言——甚至是否想要？你知道这些意大利绅士什么样：当面对你很礼貌[…]但我多么期待能在意大利歌剧中展现我的才华！”幸运的是这份承诺成就了他们在三部伟大歌剧中的合作：《费加罗的婚姻》（1786），《唐·乔凡尼》（1787）和《女人皆如此》（1790）。

　　很可能在唯一一次逗留威尼斯时，莫扎特对焦尔达诺·布鲁诺（1548-1600）有所听闻，他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文艺复兴哲学家，数学家和占星家。1592年，在担任威尼斯强大的莫瑟尼格家族的导师期间，布鲁诺被他的主人乔万尼·莫瑟尼格向宗教法庭告发，并因被指控亵渎神明，伤风败俗和异端邪说而被逮捕，最主要是因为他的自由思想。他在罗马的审判历时七年，由于他拒绝认罪，其命运与莫扎特剧中的唐·乔瓦尼相似，在火刑柱上被大火烧死。当然，为个人自由而抗争的理念（“自由万岁！”唐·乔凡尼大叫道）对莫扎特很有吸引力。

　　洛伦佐·达·彭特（1749-1838）出生于埃马努埃莱家，是一位犹太鞋匠的儿子，名为科内利亚诺。他出生的塞内达的小镇上，，在威尼斯北部的内陆，现在被称为维托里奥·威尼托。按照当时的习惯，年轻的埃马努埃莱取了当地主教的名字洛伦佐·达·彭特，他曾在1763年为他以及他的兄弟姐妹施洗。洛伦佐离开家乡，被送往波尔图格罗神学院学习，然而后来他说，成为一个牧师“完全违背了我的气质，我的性格，我的原则和我的学业。”当他作为一个牧师在1773年抵达威尼斯时，这个职位并没有妨碍他过上彻底淫乱的生活，这在当时被广泛认为是城市的乐事：“早上集会，下午赌博，晚上嫖娼。”临近生命尽头时，他用法语在回忆录中如此戏谑地（但不完全准确）描述。这个聪明英俊的年轻人喜欢写作。在1777年，他和卡萨诺瓦在圣麦克纳的麦莫·马库拉宫第一次偶遇，宫殿属于一个强大的威尼斯人－贝尔纳多·麦莫，达·彭特在此担任导师。他也在彼得·泽古里在圣毛里齐奥坎波的寓所工作，担任秘书。麦莫和泽古里显然也是共济会成员，以及剧作家焦尔达诺的重要支持者，他们在自己家里款待自像乔治·皮萨尼一样公开倡导启蒙运动的自由思想家。

　　提到与自己仿效的卡萨诺瓦的会面，达·彭特写道：“在泽古里或是麦莫家，我都有机会与他相识，进行亲密的对话，他们俩热爱卡萨诺瓦的优点，不理会他的缺点，他们教我也这么做[…]这个奇特的男人从来不愿意犯错。

　　达·彭特充分享受了威尼斯。“在这个特定时刻，我被女人爱戴，被男人尊重，被资助人宠溺，满怀希望。”在里亚尔托附近的圣卢卡教堂任职期间，他在圣卢卡坎波与安奥列塔同居，他与这个已婚女人生了两个孩子，他们在出生时被立即送往皮耶塔孤儿院。

　　传言称他与麦莫的年轻情妇通奸。他不道德的生活和煽动性的文字，导致1779年被一封由圣瑟梅教堂告密箱投进的匿名信告发，他被逐出威尼斯，永不能返回，当时他30岁时。因为受卢梭启发写了一篇短文，《人天生自由》（L’Uomo per natura libero），他也被特雷维索驱逐。经过多年漂泊，1782年在维也纳找到了所谓的避风港，他被开明的皇帝约瑟夫二世雇佣，让他从事一份新的工作，为作曲家写剧本，包括萨列里。在这里，他与莫扎特相遇，并开始了他们的举世闻名的合作。在回忆录中，达·彭特希望强调他的贡献：

　　沃尔夫冈·莫扎特，上天赐予他的音乐天赋，可能比过去、现在和未来世上任何作曲家的都要多，因为敌人和阴谋，他的天赋在维也纳未能迸发;他鲜为人知，如同埋藏在地球内部的宝石，耀眼的光辉被隐藏[…]我难掩欣喜或自豪地想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力量和坚持，才让整个欧洲和世界发现了这个无与伦比的天才。

　　他还提到，《唐·乔万尼》在布拉格的首演成功之后，这部歌剧在维也纳并没有那么成功。皇帝对达·彭特说：“那部剧真是绝妙，可能比《费加罗》还要精彩，但它并不符合我们维也纳人民的口味。我告诉莫扎特，他并不心烦，他说：“留给他们时间去消化吧。”

　　约瑟夫的继承人利奥波德二世不是一个艺术爱好者，他不喜欢达·彭特，于是将其解雇。达·彭特之后在伦敦呆了很久，之后去了纽约，并在1826年首次将《唐·乔万尼》（以及莫扎特的其他作品）搬上美国的舞台：“这部歌剧从始至终都很受欢迎：台词、音乐、表演、演员，一切都很棒，尤其是拉·马利夫兰对于泽里拉的诠释。”

　　在七八十岁时他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洛伦佐·达·彭特在塞内达写下的回忆录》（Memorie di Lorenzo Da Ponte da Ceneda scritte da esso）。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它生动地记录了他在18世纪的威尼斯、奥地利、伦敦和美国的生活，1838年达·彭特在美国去世。

　　威尼斯的文学指南里不能遗漏卡罗·哥尔多尼（1707-1793），威尼斯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戏剧流行至今。他与同时代人，维瓦尔第、卡萨诺瓦和提埃波罗一样，在他们的家乡多产而成功，但他选择最终在1762年离开威尼斯，搬到巴黎的法国皇家法院。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的资助人路易十六被处以死刑，失去资金支持后，他贫困而亡，几乎被人遗忘。

　　哥尔多尼在威尼斯放弃了早期的律师生涯后，加入了一个成功的戏剧公司，并开始创作大量喜剧并在圣安吉洛剧院上演。在1750年，他于一年内创作并导演了十六部新的喜剧。其中一些符合现代人口味的剧仍然在上演，如《两个大师的仆人》（Arlechino servitore di due padroni）（1745）以《一仆二主》的剧名在伦敦和纽约上演。值得被铭记的是，这个剧作家曾试图对戏剧表演进行改革，这份提议刊登在1751年出版的宣传册《喜剧》（Teatro comico）上。作为莫里哀的崇拜者，他建议在戏剧中少用面具和传统用于喜剧艺术的滑稽元素，取而代之，尝试描绘更深层和更现实的情景、人物和情感。他的戏剧最令人难忘的是对于十八世纪威尼斯民间社会的讽刺：《咖啡馆》（La bottega del caffè）（1750），《女房东》（La locandiera）（1753）。他的人物用威尼斯方言对话，有时甚至是某地的方言，例如基奥贾的方言，一个哥尔多尼熟悉的岛屿，因为他曾经在那居住，在1762年一部关于岛上派系之争的戏剧中他使用了当地方言。

　　在威尼斯，他的戏剧在十五个营运的剧院中的三个上演：圣塞缪尔（在1894年被拆毁），圣安吉洛（在1803年关闭，现在荡然无存）和圣卢卡。圣卢卡得以幸存，改名为哥尔多尼剧院，那时他名字和作品在长时间无人问津之后重新复苏。当时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没有法律上和经济上的所有权，哥尔多尼为作家争取权利进行了漫长的斗争。

　　他改变戏剧的尝试受到另一个同时代非常成功的剧作家卡洛·戈齐（1720-1806）的质疑，他现在几乎已被遗忘。接下来的激烈冲突可能促使哥尔多尼决定离开威尼斯。通过阅读哥尔多尼在1784年于法国开始撰写的《回忆录》，可以了解这些事件。卡洛·戈奇同样写了他的《无用回忆录》。两位作家都生动详尽地描述了城市的文化生活，以及他们琐碎的文学争论，从内心进行了巧妙地剖析。

　　遗憾的是，哥尔多尼死于贫困，在流亡中被遗忘。这个威尼斯剧作家，是一个无情的旅行者，他总是很开心，1734年当他重回故乡，对于城市美丽的景色再度惊叹：“平民百姓多么快乐，多么活泼！小贩们卖东西时唱着歌，学徒们从工坊回家时唱着歌，船夫们等客人时唱着歌，街道上、运河上，每一个人都在唱着歌，他们并不为虚荣而唱，只是纯粹的喜悦。”

　　他对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的评价现在看来令人惊讶，他们曾经在创作上有过合作:

　　今年[1753]上演的戏剧不是全新的，他们选择了格瑞瑟达，阿波斯托尔·芝诺和帕里亚缇的一部歌剧[..]准备将它改编成音乐的是作曲家神父维尔瓦第，因为红头发他被称为“红头发的神父”[…]这位神父是一个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但是是一位平庸的作曲家。

　　实际上，哥尔多尼认为加卢皮（布拉内洛）是一个更好的作曲家，他现在无人不知。

　　爱情的主题在他的许多剧本中反复出现，虽然哥尔多尼不是像卡萨诺瓦或洛伦佐·达·彭特那样的放荡之徒，也不会公开吹嘘他的风流韵事，和情欲的胜利和冒险。他于1736年在热那亚与尼克莱卡·科尼奥的结婚，在他的《回忆录》第三十九章中简要提到：“我当时是世界上最快乐和最满足的人，快乐之后可以没有烦恼吗？在婚后第一晚，我被感冒和天花困扰，小时候在里米尼经历过的天花又回来侵扰我。”如果他与其他女人有过爱情纠葛，他似乎对此非常谨慎，尽管他曾被卡萨诺瓦的母亲，萨内塔·法露丝迷倒，她是一个美丽的女演员，他如此描述，“一个非常漂亮，技艺精湛，名为萨内塔·法露丝的寡妇，她在舞台上常扮演年轻的恋人。”她当时为剧院导演伊默尔工作，他可能是她的情人，在他的嫉妒的启发下，哥尔多尼在1734年创作了一部音乐芭蕾舞剧《守护者》（La pupilla）。 “这部剧的灵感来源是导演伊默尔的私人生活，我观察到他被自己的同事－一个寡妇迷倒，我看到了他的嫉妒，我将自己想象成他。”

　　哥尔多尼还承认，他借用了自己对于《恋人》（Gli innamorati）的现实争论的观察，这是一部关于被强烈的嫉妒摧毁的、不幸的爱情的戏剧：

　　我在两个星期内开始并完成了一部只有三个角色的戏剧，名为《恋人》。 […]我认为可以为它做一个场景，让一些人大笑，让其余的人震惊[…]我准备就这样将爱的疯狂描述出来，这比其他更能激发热情和精神。

　　哥尔多尼知道，在舞台上爱情永远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主题，无论它是不幸的、滑稽的或是悲剧的。威尼斯后来曾两次向哥尔多尼致敬：第一次是在1883年，在里亚尔托附近的圣巴托洛梅奥坎波，由达尔·佐托建造了一座雕像，现在多用作会议场所，之后是在他的出生地圣托马区的圣塔尼宫内的哥尔多尼博物馆在1953开幕。

　　P195-P202

　　像哥尔多尼，达·彭特和卡萨诺瓦一样，作家和艺术家在十八世纪颠沛流离，因为政治和经济压力，许多人被迫流亡。一个英勇的英国女人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1689-1762）尤其值得被铭记，因为她为了威尼斯离开伦敦的原始动机是爱情。在那个时代很少有女人可自由做决定，更不用说放弃他们的家园。她1689年出生于伦敦，是伊夫林·皮尔庞特和玛丽·菲尔丁的女儿，一个聪明博学任性的女人。她违背父母的意愿，嫁给了爱德华·沃特利·蒙塔古，当他于1716年被委任为大使时，他们一同去了土耳其。她是亨利·菲尔丁的表亲，也与其他作家相处融洽，包括亚历山大·波普（虽然这段关系之后恶化）。她写诗歌，而且是一个痴迷于书信的作家，有时会被拿来跟萨维尼夫人对比，虽然她评论说：“阅读萨维尼夫人的信是我人生最大的快乐，如此优美，但我不无虚荣地坚信，我的书信在四十年后也会同样好。” 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也是前卫的女权主义者，慈善家和天花疫苗的早期支持者。

　　1736年，年近50岁的她在伦敦遇见了充满吸引力的威尼斯人弗朗切斯科·阿尔加洛蒂，他当时24岁，这次会面永远地改变了她的命运。和许多包括她的朋友赫维爵士在内的人一样，她爱上了他。，。为了放弃一切跟随他，她在1739年去了意大利，表面上是出于健康原因，其实是希望在威尼斯与阿尔加洛蒂获得幸福。她带着仆人和书来到威尼斯，但令她失望是没能见到阿尔加洛蒂。直到两年后他因外交任务在都灵时，他们才再次相见。他们的关系仅限于书信来往。尽管事情有所转变，她仍在威尼斯愉快地居住了一段时间，当她1739年10月抵达威尼斯时，写了一封信给她丈夫：“我对这里毫无怨言。”

　　她的丈夫并没有因为她的离去而心怀怨恨，而给予她稳定的经济支持，她住在大运河上的莫塞尼戈宫，虽然她没有找到魂牵梦绕的爱人，但她找到同样重要的东西：“普遍意义上的自由，这是与生命达成的最好的协议”。摆脱了社会习俗，她在另一封信中自豪地宣布：“在哲学上，我已经摆脱了所有习俗和绝对顺从的桎梏。”她开始忙碌的社交生活，并以自己在莫塞尼戈宫的住处的沙龙而自豪：“我的房子完全是文人们的集会点”。她款待正在大壮游的年轻英国人，甚至接待过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如果你拥有我，我会将从外交大臣们口里听到的所有消息告诉你。” 她声称自己挺有用的，因为她招待过外国大使和有势力的威尼斯朋友，包括总统格里马尼。尽管她生活方式不依惯例，但可以利用她单身的身份：“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大臣，因为没有公事可做，他们乐于结交认识陌生人。因为我是这里目前唯一的女士，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会向我献殷勤，放佛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在给各种朋友和家人（包括她坚忍的丈夫）的大量信件中，她特别详细地描述了各种事情，包括圣娜莎每年闻名的耶稣升天节庆典。

　　她生动的信件对十八世纪威尼斯进行了灵巧而愉悦的描述，她在这里呆到1740年10月。阿尔加洛蒂未能回应她对于承诺的恳求：“请让我知道你的意图，我已经离开威尼斯，随时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我等待你要求来安排我的生活。”她离开威尼斯，在法国和意大利度过了许多年，1756后她回到了帕多瓦和威尼斯，在那里她最后一次见到了阿尔加洛蒂。在威尼斯的第二段时光并不那么好，她与英国大臣约翰·默里，他的朋友和继兄，以及领事约瑟夫·史密斯有争执。由于身体不适，以及女儿的压力，玛丽女士最终决定于1761年末返回英国，在22年的流亡后，她经由鹿特丹开启了漫长而煎熬的归程。几个月后她在伦敦去世。如果她的女儿没有为了避免公开的窘境，将她的日记和一部分信件烧毁，我们能够了解更多关于她在威尼斯和意大利的时光。

　　她的倾慕对象，弗朗切斯科·阿尔加洛蒂（1712-64），出生于威尼斯的卡莱拉尔加德博泰尼，是一个富商的儿子。虽然他来自富有的家庭，但他并不属于贵族，这可能是他短暂的一生基本不在家乡度过的部分原因。阿尔加洛蒂是一个多产的通晓多国语言的记者，他的信件揭示了他对于当时社会诙谐而机敏的看法。

　　他的旅行穿越欧洲最远到达俄罗斯。他的很多信件给寄给了他在伦敦的朋友 ——切斯特菲尔德爵士，托马斯·格雷，乔治·利特尔顿，亚历山大·波普和托马斯·霍利斯，他定期与他们通信——在巴黎时，他和伏尔泰在一起，伏尔泰无疑被他迷得神魂颠倒，将他称为“我们的苏格拉底”以及他“亲爱的帕多瓦天鹅”。伏尔泰将他介绍给赫维爵士，后者又将他介绍给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阿尔加洛蒂由此卷入了一场双性三角恋。经常被比作贾科莫·卡萨诺瓦，阿尔加洛蒂对玛丽·沃特利·蒙塔古夫人态度恶劣，她为他倾倒，完全任他摆布：“如果你有事在身不能回英国，我可以安排行程来意大利。”尽管已计划在威尼斯与她相见，但他却出国旅行，可能是想逃避她。他才华横溢，充满魅力，但却是一个恬不知耻而变换无常的投机分子。在此之前他也是一个真正的欧洲人，正如伏尔泰钦佩地说：“他属于欧洲。”，后来他在萨克森和普鲁士定居七年，弗雷德里克二世于1740年为他以及他的兄弟博诺莫授予爵位。传闻说他成了弗雷德里克的情人。

　　P203-P205

　　在1750年，他和波诺莫买下了威尼斯的科尼亚宫，它建于1550年，位于丰达芒特诺夫后侧，其中一部分现已成为一家奢华酒店。里面由与他同时代的艺术作品装饰，阿尔加洛蒂为他的关系人购买，也为私人收藏而购买，同辈人为此而钦佩。这里有大约200幅画，其中包括贝里尼，丢勒和普桑的作品。他对于新古典主义以及废墟景观的热爱，使得他更偏爱像帕尼诺、诺盖里、贝诺托和卡莱纳托这样以城市景观（vedute）闻名的艺术家。他对自己的好友蒂耶波洛也格外喜爱，有可能曾将他引荐给卡尔·菲利普·冯·温策斯劳斯，后者委托为其维尔茨堡的宫殿绘制杰出的壁画。 阿尔加洛蒂基于兴趣写作，他在1775年提出了一个简化的正歌剧模式，影响了克里斯托弗·威利勃尔·格吕克等作曲家，在1756年他还写了一篇关于建筑和绘画的文章。他回到意大利后继续旅行，奔波于威尼斯、米兰和比萨之间，后因结核病逝于比萨。弗雷德里克二世在桑托坎波（公墓）为他建造了一座纪念碑。

　　十八世纪威尼斯的爱情并不都是放荡的。一些浪漫的风流韵事发展成为长久的友谊，如法国艺术家多米尼克·维旺·德龙（1747-1825），他于1788年10月抵达威尼斯。他刚于英国女王酒店安顿，就被有权势的威尼斯朋友安杰洛·奎里尼引荐给威尼斯美女，伊莎贝拉·特托克·艾不利兹（1760-1836），他一见钟情。伊丽莎白·维格·勒·布鲁姆于1792年为她绘制了肖像画，展示了这位活泼而充满异国情调的年轻女人。“我渴望，寻求并找到了爱情”这位痴情的法国艺术家如此写道。

　　当时伊莎贝拉在圣卡西亚地区有一个著名的沙龙，但嫁给伯爵阿伯里齐后，她搬至引人瞩目的阿尔布里齐宫，一座位于圣安东尼教堂旁的一个十六世纪的宫殿，里面有一个秘密花园（不要与位于卡纳雷吉欧区的另一个阿尔布里齐宫混淆，那里会举办热闹的意德协会）。

　　在他们长期交往过程中，维旺·德龙给她寄了至少350封信，后来集结为《致贝拉》（Lettres à Bettine）出版。维旺·德龙十分享受他在“威尼斯的六十个月”，绘画和结交朋友。然而，他的行动和变革的想法引起了当局的怀疑而被跟踪。在1793年7月，他被驱逐——可能不公正——鉴于被认为是“一个可疑而危险的人”，并被正式指控拥有淫亵的雕刻。他离开威尼斯后，女伯爵艾不利兹开始的失望并未持续很久，便爱上了一个17岁的意大利作家，乌戈·福斯科洛（1778-1827），他穷困但浪漫且前途无量。他们之间的感情持续了几年后，演变成为一段长达30年的友情。她设法与艾不利兹伯爵离婚，并邀请福斯科洛与她同居。他写了一部半自传体书信小说《雅各布·奥蒂斯的遗书》，出版于1802年，书中的女主角特里萨，灵感来源于伊莎贝拉。因为政治活动，他在威尼斯不受待见，流亡至瑞士，之后去了伦敦，在那里他几乎被人遗忘，1827年在伦敦郊区特伦格林贫困而亡。尽管他被埋在奇斯维克的圣尼古拉斯墓地，现在却只剩一个纪念碑，称他为“疲惫的公民诗人”，因为他的遗骸在意大利国王的要求下于1871年被带到佛罗伦萨，作为象征意大利统一的形式之一。

　　作为一个努力的作家，伊莎贝拉·特托克·艾不利兹描绘了当时的时代，并形容她年轻的情人有着“紧皱的眉头，火焰般的头发，凹陷的脸颊，有张力的外貌，严肃、仁慈、忠诚、聪明而真实。”在一本未完成的小说《我的第六本书》（Sesto tomo dell'io）中，福斯科洛向她致敬道：“我为这位维纳斯女神奉献了最美好的青春。她喜欢女人的美德，避免[..]她们的恶习[..]她自己活着，也让别人活着。神秘拉开并关上了她的床帘[..]她是仅能做五天的情人，但却是一辈子的朋友。”

　　同时，维旺·德龙在1805年重新出现在威尼斯，是由波拿巴委托去挑选和购买珍贵的威尼斯艺术品。被逐出威尼斯后，他在巴黎成为了约瑟芬·德·博阿尔内的朋友，她将他介绍给了自己的伴侣波拿巴，他随后邀请他加入1798年的埃及运动。他获得了波拿巴的全部信任，并于1798年被任命为巴黎卢浮宫的第一任馆长，现在在卢浮宫的维旺·德龙馆是对他的纪念。1807年，拿破仑在威尼斯的历史性十天中，维旺·德龙回到了这个城市，这对恋人在12年的分隔后再次相遇，之后他们于1817年在巴黎见了最后一面。1826年，他去世前一年，维旺·德龙回忆起他们的长期来往：“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比自己所说的还要更爱彼此，这是与整个欧洲共享的秘密，但没人知道我们应以此为耻。

　　P206-P208

　　不应被遗忘的是，拿破仑战争期间，维旺·德龙和他的同胞代表法国在威尼斯和意大利以及欧洲大陆其他地方有组织地掠夺了大量的艺术品。引起威尼斯人持续关注的是，许多艺术品仍然被法国占有，包括委罗内塞的《最后的晚餐》，仍留在卢浮宫。

　　和艾不利兹伯爵夫人一样，玛丽娜·奎里尼·班宗（1757-1839）也有一个成功的沙龙，在大运河上典雅的班宗宫举办，很多名人来参加，如雕塑家卡诺瓦、拜伦勋爵（似乎她曾试图诱惑但并未成功）、司汤达等人。她纷繁的风流韵事也同样令人难忘，诗人安东尼奥·阿尔伯蒂（1757-1832）曾受她启发创作了威尼斯船歌，《贡多拉上的金发女郎》（La biondina in gondoletta）。这首歌非常露骨，被奥地利占领军所禁。如今，所有威尼斯人都将这首歌牢记于心。这是劳拉·萨尔蒂的译文（它有几个不错的版本）：

　　我心无旁骛地凝视着爱人的容貌，

　　她娇小的面庞如此光滑，还有那嘴唇，和那可爱的乳房;

　　我的内心涌动着渴求和欲望，

　　以及难以名状的快乐。

　　但最终我受够了她漫长的睡眠

　　因此我表现得厚颜无耻，但我并未后悔；

　　因为，天啊，我说了多么美妙的话语，我做了多么愉悦的事情！我的生命再也不会如此快乐！

　　玛丽娜·班宗，一个美丽，原始，聪明又无拘无束的女人，她并不害怕打击。司汤达在一封信中如此生动地描绘她：

　　她的宫殿在大运河上里约米希尔的角落里。她是城里的一个名人，体型傲人：非常高挑紧实，她令威尼斯人大为震惊——威尼斯人通常不容易恼怒，他们授予她“空心床垫”的称号—— 她穿着单薄的衣衫，与乌戈·福斯科洛一起环绕着自由之树跳卡尔马尼奥拉舞，自由之树从1797年共和国的秋天起，就竖立在圣马可广场上。

　　班宗正在庆祝波拿巴的侵略军的到来。许多人对波拿巴和法国革命可能带来的变化抱有初始的浪漫热情——这些希望在威尼斯很快全部被深重的幻灭取代。

　　三十年后，这个城市上演了一场更广为人知的悲剧爱情故事，故事的主角是法国作家乔治·桑（1804-1876）和风流倜傥的浪漫诗人阿尔弗雷德·德·缪塞（1810-1857），他们于1833年6月在巴黎相遇，便立即卷入激情纠葛。他们决定一起离开意大利，但未能对目的地统一意见，于是抛硬币决定是否去罗马，作为拜伦勋爵的热切崇拜者，缪塞一直对那里魂牵梦萦。在1829年，他已经写下了关于威尼斯的令人回味的诗作《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故事》（Contes d’Espagne et d’Italie）。

　　1830年，他的第一部戏剧《威尼斯之夜》（La nuit vénitienne）在巴黎的舞台上并未获得成功。在叙事诗《波西亚》中，他描绘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城市，圣马可广场被植被覆盖：

　　威尼斯的一小时，小夜曲的时光，

　　在圣马可旁阴翳下的拱廊里，

　　脚下踩着露水，手中拿着面具，

　　在远古的宫殿里无声干扰

　　柱廊下圣徒的威严。

　　这对情侣在1833年12月31日乘坐贡多拉抵达，在刺骨寒冷的冬季里一切并不顺利，也毫无浪漫可言。乔治·桑住在达涅利酒店一楼的景观房里，与她同住之前，缪塞第一晚住在毗邻的欧洲酒店。由巴黎开始的整个旅途中，桑备受痢疾重症之苦，刚抵达就卧床不起：“我漱漱发抖，感觉这艘船非常阴郁。这艘黑色狭窄、低洼封闭的贡多拉像一副棺材。我感觉它在水面滑行。”由于当地医生彼得罗·帕吉罗（1807-98）的专业护理，她在两个星期后痊愈，便开始游览这座城市。现在她准备爱上威尼斯，“我的梦想之城”。

　　（图片）1. 乔治·桑和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居住的10号房的景致（达涅利酒店的恩惠）

　　同时因为无聊，缪塞在读卡萨诺瓦的《我的生活史》，并追随其偶像拜伦的脚步。他游览了圣拉扎罗岛（拜伦曾在此学习亚马尼亚语）、莫塞尼戈宫（拜伦曾在此住过几年）、朱代卡岛、基奥贾，还探访了当地的妓院和酒馆，无疑也拜访了拜伦勋爵。

　　乔治·桑刚痊愈，缪塞便高烧病重，最后行为近乎癫狂可怖。温顺的医生帕吉罗便回来照看病重的诗人，与乔治·桑长期日夜守候在塞缪身边。她对于自己生病期间诗人的疏忽感到气愤和失望，可能为了报复，一天夜里她给帕吉罗写了封纸条，似是爱情宣言。然至三月，缪塞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时，他才发现了乔治·桑背着他和威尼斯医生之间的联络。

　　由于经济原因，缪塞和乔治·桑离开了达涅利，住在卡莱德莱勒塞拐角处的房间。随着感情破灭，他们的关系结束了。他在酒馆里喝酒时，她便去菲尼斯看歌剧和音乐会。他们一起去游览丽都岛的犹太公墓，这趟旅程给他们留下了悲伤的印象，他们的心情如此：

　　可怕的丽都，

　　在墓园的草地上，

　　灰暗的亚得里亚海即将衰亡。

　　缪塞描绘了他们在墓地上的争执：

　　我想要和她一起坐贡多拉离开这里。一路上，她无言以对。在丽都岛下船后，她开始奔跑于犹太公墓之间，从一个坟墓跳到另一个坟墓，我跟着她，在她身后跳。终于，她坐在墓碑上，因愤怒而开始哭泣。如果我是你，我说，我会放弃所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你无法得到帕吉罗医生，也无法将我关进收容所。你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妓女？我承认，她回答道。而且是一个悲惨的妓女，我补充道。在口头上赢了她，我便带她回家。

　　痛苦的裂痕是无可避免的，3月29日他们一同来到梅斯特雷，她的“内心装着一个忧伤甜蜜的秘密”，他从那里独自回到巴黎，再没有到过威尼斯。乔治·桑搬去了菲尼斯剧院旁的米内利剧院，住在彼得罗·帕吉罗楼上的房间。

　　在之后美妙的春日里，他不用在医院时，她便在威尼斯恋人的陪伴下享受着威尼斯。作为一个关怀社会的作家，她并没有无视人们的不幸，她将自己目睹圣塞尔沃罗岛上凄惨的囚徒时心中的震惊写下，那里后来成了精神病院，她写道：

　　一个瘦弱苍白的老人坐在窗前，将手肘倚在窗台上。他用一只手捧着额头;空洞的眼神望着远方。片刻，他将手举起，露出一个窄小的秃头，转瞬又陷入最初的凝望。它承载了某些极其可怕的东西，不由自主地将我的眼神吸引。

　　P208-P212

　　圣塞尔沃罗如今相当舒适，有一个会议中心和威尼斯国际大学，但疯狂博物馆仍能让人回想起它冷酷的过往。

　　总之，尽管写作有截止日期，尽管他们经济上有问题，但乔治·桑在威尼斯享受着悠闲的节奏和体面的生活。

　　威尼斯人与土耳其人一起生活了几个世纪，共有懒惰和宿命论的特点。由于大自然的慷慨，它无私地提供海洋和陆地的果实，因此他们无需工作便能生活，沉醉于愉悦的怠惰——这与巴黎狂热的生活全然不同，在那里人们每天都得为了生存而奋斗。

　　她喜欢在贡多拉上听大运河上的音乐，她与彼得·帕吉罗同坐于船中，他在水上给她唱为她而作的威尼斯船歌夜曲，《在沉睡的水域上》（Sopra l'acqua addormentata）。歌曲的前两个节表现了当时的情景：

　　不要让忧愁的思绪烦扰你，

　　来，让我们坐上贡多拉船，

　　向空旷的大海前进。

　　我们将穿过城市周围的海湾和岛屿，

　　太阳将从晴朗的天空中消失

　　月亮会出现。

　　潟湖上多么欢乐，多么美丽，

　　当万物无声，

　　月亮爬上天空，

　　在沉睡的水面上，

　　飘散着它柔软的发丝，

　　它看着倒影，

　　爱抚着自己，

　　仿佛恋爱中的女人。

　　在她很多作品里，尤其是《旅行者的信》，那些关于威尼斯细致而感性的描写都透露着她的热情。威尼斯经常出现在她的小说中，《莱昂内·莱昂尼》（1834），《康斯薇洛》（1842），《马赛克设计大师》（Les ma?tres mosa?stes）（1842年），以及《他和她》（Elle et lui）（1859）。最后一部作品是由她与阿尔弗雷德·德·缪塞之间关系，以及命中注定的威尼斯旅程改编的虚构故事。 缪塞的版本（非常不同）写在《世纪之子的自白》（Les confessions d'un enant的siècle）。

　　在1834年夏天前，乔治·桑因工作和家庭原因已被召回巴黎，但她不愿离开这个城市，在这里她终于找到了爱情和幸福：“我还会回来的，因为我已品尝过此地的滋味，动身去巴黎就仿佛被驱逐出天堂[...]威尼斯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地方。”

　　然而她并没有单独离开，在彼得·帕吉罗的陪伴下，他们于8月14日抵达巴黎。在这个阶段，她或许已厌烦了浪漫，它无法在威尼斯以外的地方存在。她回到残酷的现实，承担起家庭和职业的责任，并暂时恢复了与缪塞的复杂关系。之后她移情别恋，彼得·帕吉罗独自留在巴黎，在他力有不逮时，乔治·桑的朋友陪伴着他，例如欧仁·德拉克罗瓦，以及与他没有共同语言的法国艺术家们，可怜的彼得·帕吉罗于10月24日独自回到威尼斯，再未与乔治·桑相见。

　　帕吉罗继续创作和翻译意大利诗歌，并因为一些专业的医学文章以及对于自己与乔治·桑之间爱情的描写而被铭记。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深情地回忆道，她会对他说，“你是一个天使”，他会自嘲地回答，“没错，但少了一个g”（在法语原句中，他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傻瓜，一头驴）。

　　1834年6月25日，乔治·桑在给一位法国朋友的信中写道，“当一个人恋爱时，生命便是这世上最美的东西，但当一个人失恋时，它便成了最讨厌的东西。在我看来，爱是一切[...]真正的爱情是心灵、精神和身体都彼此理解和融合。”

　　多年后的1860年，古斯塔夫·弗劳贝特的情妇路易斯·科莱，特意去达涅利酒店参观“阿尔弗雷德·德·缪塞差点在这里死掉的房间”。她与缪塞曾经恋爱过，因此毫无意料，乔治·桑被她从游记中忽略。这家酒店始终以10号房的知名游客“世纪之子”（les enfants dusiècle）而自豪，这也是黛安·克里斯1999年拍摄的电影的名字，电影复述了他们的故事，包括在他们威尼斯悲喜交加的经历。

　　威尼斯欢迎和接纳和麻烦和古怪的游客，例如抽雪茄的乔治·桑，穿着男装在城中闲逛，用男人的名字在酒店登记，并公然沉溺于淫乱的行为。外国人能够在威尼斯获得的自由，吸引了在英国或德国等更保守的国家不得不压抑性欲的人。威尼斯共和国并不总是善待那些被告发或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人。来自城市档案馆的文件和萨努多的日记表明，过去的罪犯会被囚禁，受到酷刑审讯，最终被判处死刑，在皮亚泽塔的两柱之间被烧死，或被斩首后焚烧。十七世纪状况得到缓解，自十八世纪初，当地同性恋者，尤其是游客，不再受到骚扰或公开谴责。在任何情况下，外国人都很少被起诉，他们的财富允许他们纵乐。

　　这些外国游客大多来自德国或英国，在那里1885年的《刑法修正法案》规定，在双方同意下私自发生同性性行为，判处两年劳役。奥斯卡·王尔德的命运在英国起到了强大的威慑作用，可能迫使很多人（包括亨利·詹姆斯），过上了孤独而秘密的生活。一百年前威廉·贝克福德写道：“我总得戴着面具，活得多么累。它粘得多么紧——我感到疼痛。”他发现离开英国才是明智的选择（或者被鼓励这样做）后陷入了与年轻人威廉·科特尼的恋情，不久之后，拜伦伯爵也因相同的原因出国。

　　大约与拜伦同时代的德国诗人和剧作家奥古斯特·冯·普拉滕（1796-1835），得到一笔由他的朋友和赞助人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提供的资金，能够在意大利度过短暂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或许发现这里的生活相比容纳度更低的德国更加轻松，他成了威尼斯的常客。在1824年9月的第一次旅行中，冯·普拉滕乘船抵达并定居于朝圣者客栈，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酒店，位于圣马可广场的马尔恰纳图书馆附近，最初提供给朝圣者。这位德国的诗人曾经遇到过歌德和贾科莫·莱奥帕尔迪，自17岁起便开始写日记，并寄了很多信回家，例如讲述他如何适应这个非同凡响的地方：“在这里我无法写任何东西，至少在最初的几天里，你可以会说，我仍然对所见的一切目瞪口呆，无法安心。”作为一个投入的游客，圣乔治教堂令他失望，它并没有为帕拉迪奥分享歌德的激情。尽管住在圣马可广场，他喜欢探索城市中低下的区域，如卡纳雷吉奥，“这里有有美丽宽阔的街道，十分笔直，道路两侧是水流清澈的运河，这是威尼斯罕见的景致”。他热衷于与不同社会背景的威尼斯人会面，并对第一次威尼斯之旅感到满意。他于1829年10月返回威尼斯，这次他经由布伦塔河，到达时恰逢他的生日。当时在下雨，是一个不祥的开始，但他停留了一个月。

　　在第三次逗留时（1832年7月25日至8月17日），冯·普拉滕住在卡萨卡利的房子里，享受里约圣梅瑟的景色。他绝望孤独，对于偶遇并不感兴趣，渴望有一个值得爱的人，但似乎并不可行。当时嫖娼在城中盛行，一部分原因是大部分人被贫困困扰。诱惑无处不在。他说在去基奥贾的路上，一直被年轻的男孩追求：“许多金发小男孩一直陪伴我们，他们在游在我们前面喊‘主人？’”

　　P213-P216

　　在某一阶段，他记录说在剧院看完一部喜剧后遇见了一个年轻人：

　　某日，我去了正在上映《黑帽》的剧院，一个横笛吹奏者的美貌打动了我。两天后我在剧院再次遇见他，并有机会与他说话。他叫安吉洛·萨尔维蒂，二十五岁，是一个极其温文尔雅，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从那时起，我们几乎每日见面，我甚至开始上他的长笛课，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消解孤独，也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支持安吉洛，他有一个妻子和孩子，收入微薄。

　　像他这样的独居的外国人，与贫穷的威尼斯人，常常是船夫，建立感情，并为他们整个家庭给予经济支持，在威尼斯很常见。

　　冯·普拉滕也在马尔恰纳图书馆或是当地博学的历史学家埃马努埃莱·安东尼奥·奇科尼亚的公司里花时间用功阅读，并享受带领同胞游览观光的乐趣，因为那时他已经很了解这个城市。1834年他再次回到威尼斯，住在圣帕特尼亚坎波（现在的马宁坎波）的加洛客栈。这是他最后一次逗留，并于1834年5月12日离开威尼斯。1835年12月，他在西西里岛的锡拉丘兹逝世。他说过，为了深刻地了解意大利，一个人不得不去“柠檬树繁盛的国家”，正是他去世的地方。他的病情有很多疑点——可能是霍乱——导致他的死亡，类似于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中的主要角色阿申巴赫的死亡。

　　他的日记（用法语写作）中坦然描写了男孩和年轻男人对自己的吸引力，除此之外，受威尼斯启发，他写下很多优美的诗歌，包括发表于1825年的《威尼斯十四行诗》，它构建了一个忧郁的城市，映射出他的孤独，正如在十四行诗14篇中（这是1914年雷金纳德B·库克的翻译）：

　　每当我心中的哀痛变得深重，

　　我会在里亚托的货摊间嬉笑，

　　为了确保虚荣心不会迷惑

　　心灵，我寻求终结一日的平静

　　[...]

　　当我站在这些大理石的码头上

　　目光迷失于黑暗的海面，

　　从今以后，眼中不再有总督的心，

　　有时，在这沉默的幻想里，

　　在远处的运河上

　　船夫们高亢的口号丝毫没有烦扰我。

　　冯·普拉滕的“船夫们高亢的口号”，也是英国诗人和艺术史学家约翰·阿丁顿·西蒙兹（1840-93）在威尼斯度过这么多时间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罹患肺结核，他因健康的原因成为意大利的痴迷游客，并被这座不可思议的文化名城深深吸引。

　　威尼斯，你海城的诱惑，

　　由海市蜃楼创造，建造于海上，层层台阶。

　　作为一个艺术史学家，他对于梦幻般的色彩和光的品质非常敏感，并曾在一封信中对其进行热情赞美：

　　威尼斯似乎是为了证明生命是一场幻梦而存在 [...]运动轨迹难以察觉，浓郁华丽的色彩引人瞩目，大片古老的镀金，仿佛笼罩着琥珀棕色迷雾的光辉，洁白的穹顶，被时光变成珍珠色，大理石看起来不像是石头，而是夏日云彩的切块[...]这些都是幻梦的组成部分，描述起来太熟悉了。

　　他喜欢在春季和冬季与妻子及孩子一起来，借宿或租住于码头区的丹凤园的夹层，他的朋友霍雷肖·福布斯·布朗和母亲居住于此。他们的生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西蒙兹曾经是布朗在英格兰的老师；布朗自1879见起便是威尼斯的永久居民。他们一起时便会花很多时间在布朗的桑多洛（sandolo）（一种传统的威尼斯船）和菲索勒(Fisole)中。

　　P217-P218

　　毫无疑问，西蒙兹和其他前人一样被威尼斯对同性恋的相对宽容，以及能够接触到有魅力的年轻人吸引而来。有趣的是，西蒙兹并未试图以任何方式隐瞒自己是同性恋，并且是最早公开尝试改变人们对其态度的人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其行为遭遇了不理解、假仁假义和个人或官方的谴责。在他自费出版的著作《现代伦理学的一个问题》中，他公开主张对于男性之间爱情的公开认可。他是一个勇敢的、非同寻常的“男性之爱”、“希腊之爱”，他也被称为“不可能之爱”的倡导者。

　　在威尼斯时，他坚持写日记，直到去世后一个世纪，他的日记才在1984年作为其《回忆录》中的一部分出版。其中详细讲述了自己如何被年轻的船夫安吉洛·福桑托（24岁）所吸引，1899年5月，他们在丽都岛圣·玛丽亚·伊丽莎白的费克提葡萄酒商店相遇。他这样描述他：“炽烈的灰色大眼睛，神色紧张，放射出强大的电流。特里登（译者注：希腊神话的寓言海神）般的狂野神情[...]安吉洛的眼神里蕴含着火焰和蛋白石玻璃的亮光，威尼斯海域最精华的颜色在他眼中被赋予生命，内在激情的源泉为它提供能量[...]他让我神魂颠倒。”强烈的感情纠葛激发西蒙兹创作爱情十四行诗，《阿尼米·菲古拉》、《不可能之爱》，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的关系维持了至少八年，之后变成“一份稳定友谊”。

　　西蒙兹充分意识到问题所在，感受到负罪感和卷入这段关系的危险：“我的理智在反抗，道德上我是个傻瓜，法律上我是个罪犯。理智每一次将他击倒后，无望之爱总能死灰复燃。”安吉洛的财务上需求或经济上依赖是他们关系的基础，但他并没有被这些糊弄：

　　他天生粗心大意，受环境影响而贫穷，他决定挣钱，却无所适从。此外，从他的话中我了解到，威尼斯的船夫对于转瞬即逝的恋人的反复无常的要求已习以为常，并不愿意取悦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精心遵守着传统却死板的荣誉守则。

　　尽管如此，他们的关系仍然有进展：“越了解他，我就越喜欢他。”“他通过一百种细微的感觉吸引我，高等动物强大而炽烈的男子气概，威尼斯的多愁善感，潟湖风景中极度的喜悦，以及人类某些透彻的悲哀集合在他身上。”按照公认的方式，西蒙兹将安吉洛雇为私人船夫，给予他经济支持，让他与曾为自己生过两个孩子的情妇结婚。

　　顺带提一下，英国诗人和古典学者阿尔弗雷德·爱德华·豪斯曼（1859-1936）在1900年到访威尼斯时，也结交了一个23岁的船夫安德里亚，多年来他们一直保持联系，安德里亚生病时，豪斯曼甚至照顾他和他的家庭。但1902年他们最终分别，那一年钟楼倾塌（它于1912年重建）：

　　安德里亚，再见；

　　威尼斯，再见；

　　那座曾经矗立却又倾塌的高塔

　　重建时我已不在。

　　西蒙兹与船夫安吉洛如影随形。他们曾经一起到过波焦吉拉朵一个英国贵族家，这位贵族被预先告知西蒙兹将与一个重要的伴侣，“一个老农民”一起来。她惊讶地见到他和“一个33岁身形优美的威尼斯船夫”一起出现。西蒙兹发现只要这种关系是永久的，威尼斯是能容忍这些的：“我已经在这里[...]安吉洛和他的妻子在小房子里照看着我，”西蒙兹垂死之际在给朋友和作家艾德蒙·戈斯的信中写道。西蒙兹最终因肺结核病逝于罗马时享年53岁，安吉洛伴于身侧。

　　听闻他的死讯后，他的遗稿保管人霍雷肖·福布斯·布朗，立即销毁了约1500封信件。他与艾德蒙·戈斯协作完成了西蒙兹生活的删节版《约翰·艾丁顿·西蒙兹传》于1895年出版，其中关于同性恋的部分被删除。当霍雷肖·福布斯·布朗本人于1926年去世时，他将西蒙兹的回忆录遗赠给伦敦图书馆，并规定他们50年内不能出版，这是为了尊重西蒙兹的意愿，他在1891年12月写给布朗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不希望它在我死后被销毁，但还是保留一段时间后再出版，以确保不会伤害我的家人“。他的女儿凯瑟琳在1949年获得使用权，《回忆录》于1984年出版，现在可公开。

　　值得一提的是，在康斯坦丝·费尼莫尔去世时，安吉洛·富萨托是她的船夫，可能正是他带着亨利·詹姆斯划入潟湖的噩梦之旅，当时这位作家奋力想淹没康斯坦丝的衣服（或许他们一起时他内心有负罪感）。

　　霍雷肖·福布斯·布朗（1854-1926）与另一个船夫安东尼奥·萨林保持着密切而长久的关系，他们与布朗的家人一起住在码头区一栋房子的一楼（西蒙兹经常住在这里）。这样安排很方便：

　　我找到了门，窄小的楼梯间上方是安东尼奥，他在水盆里洗头，甩动湿淋淋的浓密头发，仿佛酒神巴克斯从丁托列托最美的画中走出，或是无勇不胜的圣·约翰。他穿着黑白法兰绒衬衫，腰上围着蓝色腰带，双手拿着毛巾，他的双眼在笑，仿佛脸庞刚被洗净。

　　布朗与威尼斯居民比邻而居，他了解他们的信仰、传统和迷信，他专注于自己1884年的著作《潟湖的生活》：“致我的船夫，安东尼奥·萨林，我在威尼斯和威尼西亚永恒的伴侣。”这本书的前页印着一个英俊男人的肖像，有可能是安东尼奥。

　　当时布朗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不同一般。他也是威尼斯英国社团的一个中心人物，以及圣乔治的圣公会教堂德高望重的成员。在周一开放日，布朗会招待英国社团的各式成员或是路过的游客，为他们提供点心，威士忌和三明治。这些活动被不知好歹的客人弗雷德里克·罗尔夫，又名巴伦·科尔沃（1860-1913），在1934年其身后出版的小说《所有的欲望和追求》中有所描述。在小说中，罗尔夫将霍雷肖·福布斯·布朗指代为麦克塔维什：“麦克塔维什位于码头区的茵库拉比尼宫殿[...]是阴暗的。克拉布认为自己是一个傻瓜，三个周一晚上都忘记去那里。大约23点，会有三明治、饼干和饮品一起提供。”尽管有免费食物和饮品的吸引，罗尔夫还是经常不愿意参加，正如他希望与布朗的母亲谈话，却不得不听她说“关于她年轻时对于游泳的探索，无休止的、难以理解的回忆。”

　　与一同做客的艺术家约翰·辛格·萨金特和瓦尔特·理查德·西克特（1860-1942）的聊天不那么乏味。西克特在1900年绘制了霍雷肖·福布斯·布朗的肖像。除了创作传统的肖像画和布景，如萨洛特，西克特也会挑选自己的模特，他们中很多是来自圣西尔维斯特洛的乔尔乔涅酒馆的妓女。

　　P219-222

　　到威尼斯之前，罗尔夫的背景非同寻常。他成长于伦敦齐普赛街，一个中下阶层的严格的新教徒家庭，14岁时他的胸部已刺上一个十字纹身。离开牛津大学后他转变为天主教，并于1889年12月离开英国前往意大利，在罗马进入苏格兰学院。他因为古怪或是同性恋被驱逐，并于1890年回到英国。放弃成为牧师的想法后，他于1908年回到意大利，并装备齐全地抵达威尼斯（之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将行李装在一个洗衣篮里，胸前刻着巨大的十字架，带着一支装满红色墨水的巨大的钢笔，罗尔夫于1908年夏末离开英格兰，”塞西尔·伍尔夫在罗尔夫出版于1963年的《威尼斯书信》的引言中写道。罗尔夫发表了一个20年的独身誓约，并坚守终身。 他现在48岁，失去了已经开始染红的头发。他最初计划与一个朋友和资助人道金斯教授一起，在圣马可广场（现已不在，但当时靠近钟楼）的俄罗斯贝尔维尤酒店住六周。他完全着魔了：“她独一无二。我难以想象自己能够离开这里。他们说，当一个中年男子坠入爱河时会倾尽全力：我竟然已经爱上了威尼斯。”

　　希望在威尼斯完成一些他最疯狂的梦想和幻想，他打算成为比威尼斯人更道地的威尼斯人。这意味着得获得一艘船，一艘巴齐达，以及两位英俊的年轻船夫，贝伊科洛和卡伊洛，他们坚持威尼斯风格，将为他上划船课，以及当地方言和习俗课。他开始广泛地探索这座城市，尤其是较罕为人知在潟湖，圣克里斯蒂娜，拉帕卢达德拉罗莎和圣阿里亚诺，他曾在那里见到一幅可怕的景象：“我瞪大双眼紧盯着[...]完整的和破碎的人的骸骨，我第一眼判别是否为男性，便是依靠骨盆[...]两只黑蛇从我脚下头骨的孔洞中穿过，滑进灌木丛。”圣阿里亚诺是托尔切洛附近的藏骨堂岛，被威尼斯人用来放置过剩的墓地。

　　热衷于船只和划船，他还加入了里约造币厂，由来已久的皇家赛艇俱乐部，在之后的困难时期，他依靠这里提供的食物生活。他喜欢在大部分时间里留在潟湖中：

　　我每天去游泳六次，从苍白的黎明开始，至日落之后结束，落日让整个潟湖仿佛紫水晶和黄玉绽放光彩[...]有一天，我在布拉诺补充了我的储备; 日落时我们划船去寻找一个夜晚停驻的地方。想象一个朦胧的世界，这里有无云的天空和平静的海洋，都是由温暖，流动，清澈的青莲，紫罗兰和薰衣草组成，镶嵌着绿宝石的锃亮的铜带，另一边，融化成孔雀骄傲的眼中深不可测的蓝色，这里明月升起，红润得仿佛珍珠母。

　　由于威尼斯是一个追求年轻人的好地方，当罗尔夫耗尽道金斯资助的资金时，在这里他能得到善意之人的乞讨, 六个星期的逗留持续了五年，直到他去世，。他时常出没于方达门塔欧司马林一个特别的妓院，并将其介绍给感兴趣的游客，“引导富裕的外国业余爱好者，进入对于城市自然美景的沉思，和对创作者最卓越的作品的致敬。”换句话说，他在拉皮条，并声称自己能够提供给潜在客户第一手资讯。他特别喜欢年轻的船夫埃尔梅内吉尔多·维亚内洛（吉尔多或次尔多），在他的小说《所有的欲望和追求：威尼斯的现代罗曼史》中，维亚内洛变成了古尔多，改编自他在这座城市里的生活。在他私人的通信中能够看出，他对于男孩，船夫和年轻的威尼斯男人，显而易见的欣赏和生理吸引力，这些信件之后出版为《威尼斯信件》：“敏锐迅捷，平视的眼睛，高贵结实的脖子，宽阔的肩膀，坚实的臂膀，宏伟的胸膛，紧实的臀，修长纤细，丰满结实的腿，嵌入(同时来自)柔软强壮的身躯。”

　　当他无法依靠一些慷慨的人为生，尤其是在寒冷的天气里，他无法在自己的船上睡觉时，他找到了各种能够维持生存的微不足道的工作，尽管如此他自夸道：“我几乎一直在我的巴切塔船上，工作，生活，睡觉。”

　　作为一个古怪的素食者，他有时会一整个星期不吃任何食物。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英国社团的救济金生存，但他与日俱增的古怪，和执拗尴尬的行为另他很不招人待见，更别提他有钱时放纵的消费。因无法支付贝尔维尤酒店的账单，他无家可归，被英国国教会牧师，朗斯代尔·拉格教士援救，在康达里尼宫为他提供了一个没有供暖的房间，并将他引荐给英语社区的一些资深成员，包括霍雷肖·福布斯·布朗和莱亚德女士。后来，他搬至艾波雷缇餐厅楼上的房间，仍在学院桥附近。他无法负担租金，并再次得到援助，这次是英国的范·索梅伦夫妇，他们在自己居住的科纳莫塞尼戈宫为他提供住宿。这对夫妇对于租客正在完成的小说非常好奇。罗尔夫原本计划写一个，有着幸福结局的同性爱情故事，然而《所有的欲望和追求》，很大程度上记述了罗尔夫1908年至1909年，在威尼斯前15个月的生活。它残酷地讽刺和嘲笑英国社区的各种成员，他们长期驻扎于威尼斯或只是路过，包括他的宿主，他们曾经试图帮助他，并为他提供了九个月的食宿。

　　角色的名称几乎没有更改，或是很容易猜到。其中一个受害者是莱亚德女士（1843-1912），英国社区的一个核心人物，在书中被称为帕什女士或帕什：“强大的帕什女士，威尼斯是她的洗手盆。”她的丈夫亨利先生，是一个激情澎湃，成功富有的艺术收藏家（他骄傲地拥有真蒂莱·贝利尼的画像《穆罕默德二世》，于1865年买下），莱亚德女士在1888年协助维护威尼斯的英国教堂的安全。这对夫妇已凑够钱买一个合适的地点，并对位于圣维奥坎波的这栋建筑进行了结构改造。罗尔夫不愿意应邀参加卡佩罗-莱亚德宫的圣诞派对，他带着怨恨描述这些善意的人：“他不认识帕什女士，只是看见一群憔悴女人中，一张长长的马脸，（当然）被头顶带着的一顶长而窄的帽子拉长，僵硬直立的蝴蝶结颇似一只顽固的母马的耳朵。”

　　这部小说还记录了作者的争论和阴谋，并公开表达自己是同性恋。其标题改编自柏拉图的《会饮篇》：“所有的欲望和追求都被称为爱”。这本书同样以前所未有的特殊视角描述了威尼斯——这里没有“贡多拉日”，只有当地单纯的劳动人民，其中有他追求的年轻男子。它非同寻常地描述了自己大部分时间在水上的生活，探索运河和桥梁，以及潟湖上被遗忘或遗落的岛屿，对于这里，他和本地人一样了解，有时甚至比他们更了解，他以此为傲。

　　当范·索梅伦夫妇熟知这本书的内容时，他们感到震惊和气愤，并让罗尔夫选择删除无礼的段落，或立即离开这栋房子，他选择回到街道上和水面上不稳定的生活。

　　离开莫塞尼戈宫后，他在丽都的海滩上度过了很多夜晚，由于酒店老板埃瓦里斯托·巴尔别里的怜悯，他最终回到了贝尔维尤酒店。他确信自己有一天能偿还。但他并未做到，在1911年寒冷的1月，罗尔夫回到了自己的船上，他显然（难以置信地）在那里呆了将近一整年。但他承认：“这艘船，成了一块老树皮，铺着一块无法固定的木板，在潮湿的夜晚睡在上面并不舒服。”到头来他在英国医院住了三个星期，之后在朱代卡岛，他已被执行临终祈祷，却从如此严重的肺炎中恢复。由于圣乔治教堂的牧师的慷慨支持，康复之后，他于1912年春搬去卡瓦莱托酒店，显然并不是现在的奢华酒店，他声称自己在那里两个月内捉了61只老鼠。令所有人包括业主惊恐的是,“愤怒的男爵”将整个房间涂成深红色，也许为了与他的头发协调。然而他再一次花光钱，无法支付酒店帐单，罗尔夫于1913年3月搬至卡纳雷吉欧区的马尔切洛宫（靠近文德拉明-卡拉基宫，现在以威尼斯赌场而著称）。可能由于多年的感冒和忍饥挨饿而变得虚弱，1913年10月26日上午，他被发现去世——并非如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