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访问:wap.265xx.com治疗哲学(二)
作者:B.Contestabile
翻译:吴航(willer1997@163.com)
译者序:
很多人试图从哲学活动中寻找能够让自己觉得满足、快乐、与众不同或者自我实现的东西。哲学真的可以做到这些吗?我翻译的这一系列的文章讨论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安慰心灵的方式的功用,或可以帮助大家厘清一些概念,避免一些误解。
本文比较粗糙地介绍了印度教、佛教以及斯多葛学派,尼采和维特根斯坦等关于哲学的理想的生活方式的探讨。然而它本身也有一些缺漏,首先,它排斥了基督教方面的回应,当然,这可能和作者本人所表现的自然主义的倾向有关,作者似乎比较排斥通过基督教传统中回归神的怀抱的方式获得身心安顿。其次,作者对于中国哲学也没有任何提及,而在我看来,儒道的一些思想,是应当被容纳其中的。最后,它本身的一些词句的意思是不明朗的,这种不明朗并非指其文辞繁复不清,而是其有许多当言之处、未尽之意未曾表达。不过,作为一个简介而言,也勉强可以接受。
文章略有删修,不影响原意主旨。如果要以任何方式转载引用,请标注译者作者。
摘要
1.定义
2.历史
2.1古代哲学
2.2现代哲学
3.治疗形式
3.1治疗目标
3.2治疗方法
3.3与人格心理学的联系
4.作为对现实的适应的治疗
4.1概述
4.2佛教(本次翻译止)
4.3斯多葛主义
4.4尼采
4.5弗洛伊德
4.6维特根斯坦
5.作为风险伦理的治疗
6.作为追求美好生活的治疗
7.与心理治疗的比较
7.1共同点
7.2差异
8.与宗教的比较
8.1古代哲学
8.2现代哲学
参考文献
其他文献
治疗形式
治疗的形式为目的和方法所刻画。我们将开始于对目标进行粗糙的分类:
3.1治疗目的
自我评估
当代的哲学咨询目的在于实现一种苏格拉底式的生活,即一种进行诚实的自我评估和对于目的的理性探究的生活。简而言之,是经过检查的生活[Van Hooft,20]。接受治疗的动机通常是一个具体的问题,但也可能源于弥散的苦难或不满。苏格拉底式的检查可能导致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解决[Van Hooft,24],亦或者导致一种更深刻的治疗的需要的显现。以下的对于目的的分类所指示的是后者。
自我约束与自我实现
所有形式的哲学治疗试图促进关于自我的知识,并因此获得更多选择的自由。内在的自由可能受到不受控制的欲望(情绪,激情)以及(无意识的)对于欲望的压抑的限制。因此,有两种痛苦以及相应的疗法:
1.欲望引起的痛苦。相应疗法的目的是消除不适当的(不合理的)欲望。
范例:希腊化哲学家 [Van Hooft,6,8,10]
2.压抑欲望造成的痛苦。相应疗法的目的是实现西方式的对自我实现的理解。
范例:尼采 [Van Hooft,7],弗洛伊德
欲望疗法[Nussbaum]趋于规范;而实现自我的疗法往往是个人主义的。
持存(survival)与不存在(non-existence)
哲学并不一定要充当(遗传意义上的)持存的工具。发现对于轮回的反思可以减轻痛苦成为了佛教的源头。这导致对治疗哲学的不同分类:希腊传统:制定生存策略。应付苦难。佛教传统:从轮回中解脱。处理对于自我的认知。
当代大多数哲学家对于治疗哲学的解释致力于使用一种(对于生活积极的)希腊概念,并与当今扩张主义(expansionism)(按:不知道这个扩张主义的历史时期指代什么,据后文似乎指一种对于自我的扩张。我对这位学者所讨论的尼采、叔本华等几乎都一无所知。而且这位学者也并不知名,因而如果有朋友看到明显的错误,请帮忙指出。)的历史时期相吻合。相反,佛教传统则培养了对无常和毁空的认识。这种扩张自我的疗法有别于消解自我的疗法。
3.2治疗方法
下图表格采用了西方对于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的理解
在古代哲学中,“真实的自我”来自对(失去的)普遍性(universality)的重新发现[Ganeri,120,126]。(按:不知道这里的普遍性指代什么。据后文,我猜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将自我做黑格式的理解,世界上真正存在的是绝对精神,作为个体的自我在世界的本体论层面上不具备优先地位。真正的自我是城邦或者精神,而不是个人的自我。另外一种理解指的是,我与物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自我本质上就是如浮云青烟一般的东西,就像泛神论万物皆有神性一般,我与万物也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按照现代的理解(尼采,弗洛伊德),“真实的自我”源于对于个人个体性的真实发现。[Martin,27-28]。

交流形式
根据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观点,哲学论证的特征在于论据,精确推理,逻辑严谨和定义精确性[Banicki 2015,612]。但是,根据主题和听众的不同,古代哲学家使用了许多不同的技术和风格来传达知识。例如,佛教著作使用诸如寓言,隐喻和上下文描述之类的文学形式[Burton,196-198]。
在西方哲学中,我们发现了真正的个人对话,书面对话(柏拉图),道德演讲(亚里斯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书信(塞内卡),慰问书(Boethius as dialogue,Kierkegaard),沉思录(笛卡尔) ,论文(Montaigne),证明系统(斯宾诺莎)。它们都包含论证,但是其处理方式各不相同(Michael Hampe)。
在现代哲学家中,弗洛伊德坚持认为,他对人类思想的见解正是我们文明的创造者所期望的[Cavell 2004,287]。他把寓言当作精神分析的寓言。一般说来,这些寓言开启了患者不得不摆脱的幻觉[Cavell 2004,284]。文学更适合交流情感知识,而简单明了的风格(如弗洛伊德的散文)更适合交流分析的知识(按:真的吗?我不信)。
最后,术语语言还包括图形语言和视觉语言。美国哲学家和美学教授史丹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提出了电影可以教好生活的观点[Cavell 1981] 。卡维尔(Cavell)诉诸弗洛伊德(Freud)和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观点,考虑了案例研究的哲学电影,在这些电影中,抽象的伦理观念变得具体。古代和现代哲学家的实践表明,通常与术语“ 哲学疗法”或“ 哲学咨询 ” 相关的认知疗法[Martin,17-18] 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生活形式
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语言的使用根植于“生活的形式”,而生活的形式最终是在世界上行动的方式[O'Grady,239]。他的治疗方法是揭露这些根源。以下是与佛教生活形式有关的两个例子:
如果语言(这种东西)表达了,所有事物都是无常的,那么我们立即就会意识到执着是徒劳的。在某些佛教传统中,“ 颜色 ”一词 与“ 欲望 ”一词相同。颜色是一切事物的特征,同时又是短暂的象征。这些传统因而促成了对性的禁欲忧郁观,反映了所有欲望的易变性[Seelmann,2009]。
在这里无法检查朝鲜语受佛教影响的程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朝鲜语言不了解“ 自我 ”一词,因此促进了人们对自己的需求、欲望和行为的冷漠的感知。例如,韩国人不说“我渴了”,而是说“嗓子干了”。他们也不说“我很生气”。他们说“愤怒上升了” [Seelmann,2012]。
表征的清晰度
语言是有目的的。它可以支持或阻碍洞察力,而洞察力是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所必需的。消除语言混乱(例如,苏氏助产术)是追求表述清晰的主要工具。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最初始的哲学活动是对他和其他人关于道德事务所说的话进行语言分析[Navia,48]。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为表达清晰所做的努力是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并适用于每种特定的关乎生活的哲学。在第4章中,我们将把佛陀,斯多葛派,尼采和弗洛伊德的哲学视为“生活的方式”,并在描述和比较它们时力求代表清晰。
3.3与人格心理学的联系
下表将上述哲学家与沟通风格相关联,这些沟通风格已在人格心理学中进行了探讨。从交互行为的事实分析中可以得知沟通风格[DTV,第213页] [Berkowitz]。它们可以用两个因素来描述:主导和联盟顺从和抽离

该图说明改变生活的哲学可以动摇人格。在第一章中,我们使用术语“ 自我转变”来改变人格。“自我转变改变了决定人对外部事件的反应方式的内部倾向” [Sellars,83]。在下文中,我们研究了为什么哲学家获得了自我转变的能力。
作为对于现实的适应的治疗
4.1概述
苏格拉底式的思维方式出现在意识形态不确定的时期,当时宗教受到科学的挑战,人们正在寻找一种新的,可靠的方向。第3章中提到的所有形式的哲学治疗都是如此。它们都试图调整依于批判理性世界观而产生的感知。超越性由宗教形式转化为世俗形式的(见第8章)。
在古希腊,异教徒信仰的取代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这种异见是如此之多,以至于Pyrrho认为追求幸福的最佳策略是悬置判断[Sellars,88-103]。显然,“以真理为导向”并没有排除彼此冲突的疗法,即使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将研究范围扩展到不同文化中,那么我们甚至可以找到治疗目的相反的方式。这何以可能?主要原因可能是哲学家关注现实的不同方面,然后据此制定了不同的适应策略:

4.2佛
早期佛教
与大多数印度教流派相反,佛陀通常避免形而上学的思索,而特别拒绝永恒灵魂的存在(Fowler 1999,81)(Webster 2005,96)。佛陀对现实的看法是三自性(存在的三个标志),世界无常,生活与苦难密不可分,对自我的感知在更深层次上是一种幻觉[Beckwith,26- 32]。 结果,对无常的价值(特别是自我)的执着被视为痛苦的主要来源。佛教早期实践的无私和后撤导向型的生活是对这种观点的合理适应。
1.痛苦
根据佛陀的主要门徒舍利子(Sariputra)的说法,真理是:
“不知道苦难的体验(experience),不知道苦难的成因,不知道避免苦难的途径——那是致命的无知” [Baus,11]。
这使人想起了苏格拉底的说法,即没有人会故意犯错误或犯错误。只有受苦的经验才能揭示受苦在伦理上的优先性。情感知识与智力知识一样重要。现实原则的措词如下:
“佛陀说受苦的原因是什么?难道与我们社会问题的原因不一样?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精神状态(kleshas)的根本原因是无知(按:无明)——我们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对世界的看法被系统地扭曲了。我们生活在集体的疯狂(collective madness)之中。” (adapted from Buddhismus, Santikaro Bhikkhu)
这让人联想到柏拉图式的灵魂分析:
灵魂有不同的层次,只有我们当中的一部分是真实的,并且知道真理(…)。我们生活在梦中,被黑暗的面纱包裹着……[Clark,99]。
2.无常
佛陀说,集体的疯狂是为了生存和繁殖而进行的斗争,这是一种对于无常的价值的执着。当我们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损失,疾病,衰老,死亡)时,我们会遭受痛苦,并且对生活感到失望——妄想无法维持(德语“ wir sindent-t?uscht”)。佛教疗法通过避免执着,特别是对自我的执着,努力避免这种失望。
在这方面,佛教哲学疗法是关于培养“放手”的态度。我们认为如此重要的事情不值得对(…)感到焦虑,不满和生气。情感和欲望是我们对世界的诠释。如果我们的解释与世界的实际情况不符,那么就会导致不快乐[Burton,192]。
This shall ye think of all this fleeting world:
a star at dawn,
a bubble in a stream,
a flash of lightning in a summer cloud,
a phantom of a dream.
Diamond Sutra [Fowler, 1]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金刚经》
3.无我
在佛教中,自我的概念被完全放弃了(见Anatta)。自我实现被对无我(non-selfhood)的洞察力所取代。
在Simile of the Lute中 ,佛解释说,如果一个人进行内省和觉察,他就会只发现心理因素,而不是自我,就像一个人试图发现琵琶的声音,他的行为将是徒劳的。[ Ganeri,128]。
因此,清楚地知道没有持久的自我被视为治疗哲学的成就。任何需要人们承认持久自我存在的情感,例如后悔或占有欲,都无法通过这种外科手术式的观点而幸存[Ganeri,124]。贪婪是一种对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长存的观点的无知。并且贪婪本质上是无法满足的[Ganeri,130]。
没有痛苦和苦难的状态也是没有快乐的状态,因为快乐和痛苦总是混杂在一起的,就像一个想要服用苦毒的人将其混入蜂蜜中一样[Ganeri,124]。认为理想状态是一种非愉快的状态,可能会导致我(即便不是放弃所有的快乐,因为那不是现实的人类的目的),被我已有的快乐所滋养,并抵制主动寻找新的快乐(……)因此,哲学将使我们能够(……)稳定地对准我们的目标,即没有苦难的生活[Ganeri,135]。
三自性观否定上帝的特性(以及天堂),这些是早期Zorastrian和早期婆罗门教的神:一个在一个完美的世界的无因的,完美的,永恒的存在 [Beckwith, 151-152]。早期的佛教徒的直觉是:人间的苦难是无法忍受的和不可战胜的。只有逃脱的机会。解放必须来自内部。
如果有佛教政治之类的东西,那么早期佛教的逃避主义性质是值得商榷的[[Conze,120]。为打击不公正而获得资源通常意味着与统治性的(ruling)经济,政治和军事机构纠缠。从长远来看,任何可能肯定生命的活动都会适得其反,因为它们为难忘的进化过程提供了永续的痛苦[Zimmer,214-215]。(按:我似乎有一个与之相合的直觉:人生来注定是痛苦的。这种痛苦直接来看是欲求的不能满足。但是,放在一个更加宏阔的视野来看,这是生命乃至存在的本性。那将要长存的东西一定要不断的聚合,那聚合的力量一定要来自内部,那种内部的结构性的聚合力量,就生命而言,就是痛苦,求而不得,才会痛苦。但是,只有痛苦,才会渴求,只有渴求,才能长存。)
佛陀独身生活,徘徊在苦行僧中[Beckwith,46,93]。但是, 逃避主义的学说如果没有同情友好的社区就无法生存。僧侣们解释和教导该学说,而世俗社区则使它活着。在佛教的历史上,修道院经常奉行一种非政治策略,向各种统治者提供精神支持,以换取保护。没有赞助,捐款和军事保护,寺院就无法生存。
世俗佛教
世俗佛教是关于佛教和世俗精神的新兴形式的宽泛的术语,它基于人文主义,怀疑论和/或不可知论,以及实用主义和(通常)自然主义,而不是宗教(或更具体地说是超自然的)信念。世俗佛教徒通常以一种理性,往往是证据主义的方式考虑佛陀所居住的时代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以及三藏的写作背景来解释佛的教导和佛教文献。在世俗佛教的框架内,佛法也可以从各种传统信仰和被认为是迷信的东西以及无法通过实证研究的测试的东西中剥离出来,比如:超自然生灵(如天神,菩萨, 纳迦, 恶鬼,佛陀等),业报,轮回,佛教宇宙论(包括庄严净土和地狱的存在)等。传统的佛教伦理,例如对堕胎和人类性行为的保守观点,也可能会受到质疑。
在世俗化的路径中,佛陀似乎不是一个宗教弥赛亚,而是更像是当代希腊哲学家,在动荡时期应对人类的困境(……)[Higgins,117]。
克里斯托弗·贝克威斯(Christopher Beckwith)提出佛陀是一个赛斯基教徒(Saka)[贝克威斯,5-6]。如果佛陀确实是一个游牧民族,穿越旷野并访问村庄,那么他的主要职业就是流浪,而不是坐在枕头上沉思。游牧民族自然比村民更不喜欢物质。此外 ,在经历了物质和精神的漫长旅程之后,佛陀以放松的状态到达了尼瓦瓦纳,而不是由于痛苦的锻炼。他实践了后者多年,但最终拒绝了他们,转而采用一种中间化的方式,介于肉欲放纵和自我牺牲的极端之间。我们还必须想象佛陀是一个团体的成员(或团长)和才华横溢的辩论者[Baus 2006,16] [Burton 189],而不是一个完全退出社会的人。
四圣谛(按:苦集灭道)还有效吗?亦或者是它们已经为科技进步所拒斥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关于苦难和风险的演变,有大量的经验数据。如果痛苦持续存在或增加,则必须将整个文化视为需要治疗的患者。在这种情况下,只是建议患者过上合理的生活,而不同时分析会永久性地产生新患者的文化(就像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满》中所做的那样)是不太合适的。对进步的信念可能类似于宗教上对救赎的诺言,只是许可这个世界上巨大苦难的另一种借口。
如果将佛陀的思维方式[Steinkellner]迁移到当今的话,可以假设他会把他的学说与科学的世界观相调和。如果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轮回,那么对生殖的渴望的消除就终止了个体的基因轮回生。悲观的早期佛教理想仍然为了实现平静而主张无子女胜于对于家庭责任的承担。就目前而言,世俗佛教与反生育主义之间有亲和力。但是逃避主义形式的世俗佛教如果没有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对于生活积极的社区就无法生存。
世俗化意味着,对宇宙正义的信念转化为对世俗正义的追求。就此而言,世俗佛教徒参与了关于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一些学校,特别是西方佛教学校,在社会问题上采取更加进步的立场[Burton,214]
这种进步的态度带有一种最小程度的乐观:即使世界永远不会是“好”,也有可能使它“减少恶”:
The Star Thrower
Someone is walking along a beach that is littered with exposed starfish that are dying in the low tide.
He sees a young woman who carefully picks one and flings it into the ocean.
Young lady says the observer don’t you realize there are miles and miles of beach and starfish everywhere?
You can’t possibly make difference.
She listened politely, then picked up another and tossed it into the water saying
It makes a difference to THIS one.
[Barash, 132] adapted from [Eisele](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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