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亲身经历的历史，与后来重构的历史迥然不同

　　▲《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的旅程》，柯文 著，刘楠楠 译

　　[前记：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声名卓著，其专著《在中国发现历史》《历史三调》等受到中国学者的广泛关注。这部柯文先生治学中国历史六十载的回忆录，生动讲述了这位近90岁高龄学者的学术生涯及学术思想的发展之径，其间还穿插了他与导师费正清、史华慈及美国和中国学界同行的交流，以及出版专著时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并非生来就是历史学家的料。后来怎样成了历史学家，是个一波三折的故事。我生于1934年，在纽约州长岛北岸的大颈（Great Neck）地区长大。高中时我数学学得最好，职业测试说，我大概会成为工程师那类人。我父亲威尔弗雷德（Wilfred）及他的几个兄弟，还有我祖父约瑟夫（Joseph）都从事男装制造业。父亲以为我也许会对工厂的生产加工感兴趣，所以在我大概16岁时，有一天他和我坐螺旋桨飞机从拉瓜迪亚（La Guardia）机场到费城——父亲公司的工厂设在那里，而业务和销售办事处则在纽约市。我们花了一天时间检查男士正装、休闲西装、西裤的生产机器，跟工厂工人、经理聊天，然后返回机场，坐上飞机，到家正赶上吃晚饭。孩提时代以来，我对商业整体抱着消极的态度——似乎全是挣钱而已。（1954年初，父亲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人生的前17年，你一直轻视金钱，视金钱如粪土，认为富裕如同犯罪。”）费城之行后不久，我就告诉父母不想从事制衣行业，他们一向了解我的喜好，因此对这个决定并不感到奇怪。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上高中时，有些女性在家庭之外还有工作，偶尔也听闻一些女性在事业上相当出色。但当时与现在截然不同，比如，今天美国法学院、医学院男女新生平分秋色。虽然我的一位姑姑曾是纽约市公立学校的西班牙语老师，还有一位姑姑是颇有名气的舞蹈家、编舞家，但就像我母亲罗斯（Rose）以及她那个时代的许多女性其实并没有自己的职业。除了参加一些志愿活动，婚后大部分时候我母亲就是一位家庭主妇。作为她唯一的儿子，我自然要有远大宏图，既然选择不做男士成衣，那么未来做什么就全凭自己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