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医学论文通用六篇

　　【关键词】藏医药；发展；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7）08-0008-03

　　Abstract：Tibetan medicine has entered the period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has entered the best period of development， but how to embody the times and maintain the national character in the development is indeed a considered problem. Tibetan medicine and Tibetan Buddhism， philosophy， astronomy， phenology， folk customs and other cultural ties， with its unique national character. Therefore， its development should “always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the Tibetan culture，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Tibetan medicine theory， unique Tibetan medicine processing， regional medicine use， take advanced treatment methods”. We should take its essence andabandon its dregs， maintain the heavy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let the Tibetan medicine can be a practical medicine for modern Tibetan.

　　Keywords：Tibetan Medicine； Development；Nationality

　　民族性的基础是文化认同，包括语言、文字、历史等[1]。藏医药的理论体系与藏传佛教、天文、物候、民俗、哲学等文化门类联系紧密[2]。藏医药虽属于医学体系，但透过它的文化内涵和发展过程，它更是藏文化的结晶。因此，当代藏医药的发展必须保持其独特的民族性，民族性认知是藏医药的基础，它引导和预示着藏医药学的未来。

　　1藏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沿革

　　据《玉妥?云丹贡布传》记载，最早在地区流行的医学被称为“本医”，当时还没有出现系统的理论，仅使用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例如放血疗法、涂摩疗法、火疗法等。公元4世纪，来自天竺的著名医学家碧拉孜和碧棋嘎齐开始在地区传播五部医典，对“本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吐蕃王朝时期最杰出的医学家玉妥?云丹贡布（708-835年），是藏医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他博采多家医学之所长，并结合自身所学，编著了30多部医学论著，初步建立起藏医学的医学体系[3]。相传玉妥?云丹贡布编著了藏医学的主要医典《居悉》（即《四部医典》），标志着藏医的“三因W说”、“人体七大物质”和“三种排泄物”等基本理论体系、治疗体系的形成[4]。

　　在五世达赖时期，为使藏医药文化得到发展，第司?桑吉嘉措等众多藏医药先辈们在拉萨药王山创建了专职的医学教育机构，名为“药王山医学利众院”[5]，学院主要负责传授藏医药理论和进行医疗临床实践。为支持各寺庙教授医学，地方政权制定了相关的扶持政策，为喇嘛开展医学教学活动创造了条件。在七世达赖的重视和支持下，药王山利众院制定了教学纲要，明确了有关教学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公元191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创办了“医学星算利众院”，明确了以藏医理论、医药制剂、医疗技术、语言文化及天文历算为主要教学内容。创立了一整套规章制度，专门建立了门诊制度，并特意设立“帮仓”，相当于现代的住院部，用于收留救济贫苦病人[6]。公元1925年，确立了藏医药教育与临床医疗的分工，初步形成了藏医药教育与医疗分设的格局。在此期间，藏医药逐步走向规范，获得到了较大发展，但藏医药知识和技术仍主要掌握在喇嘛和极少数藏医学家手中，主要为统治者服务，并未走向普通民众，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藏医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2现代化对藏医药民族性的挑战

　　挑战是必然，融合是趋势，如何既融合又保持特色，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威胁到了藏医学的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短短的20年间现代医学急剧发展，大量的新内容和新知识冲击着传统的藏医学，而这一剧增仍呈加速度态势发展[5]。相对于此，藏医学仍在2000多年的理论体系中徘徊。随着交通的迅速发展，与外界的交流增多，诊断清楚、治疗明确的西医学正在渗透和侵蚀着藏医学。面对时代的挑战，藏医学应在吸收新知识的同时保持独特的民族性，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持自我。

　　在藏药现代化发展的推动下，作为藏医治疗疾病主要手段的藏药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其理论没有根本性突破，但藏药作为一种治疗疾病的物质，对其化学、药理、临床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且一部分研究已与现代药学融为一体。可以说，作为藏医治病防病主要工具的藏药已经渐渐融入现代科学和技术之中，藏药现代化已经起步，并正加速发展。藏医如不守住根本、力图发展，藏药现代化发展的结局，有一种可能就是药兴医废。

　　现代藏医药多数已脱离寺庙，藏医药发展的主体，已经历史地落在藏医院。藏医药发展专业化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西化的倾向已经出现，特别是一些藏医院，大量引进西医方法、手段、药物，没有很好地保持藏医药主体发展方向。一些现代藏医，使用藏药少、使用藏医治疗手段少，主要治疗手段、医疗收入来自西药、西医，这种现象对于藏医药的发展存在很多不利。

　　3当代藏医药的发展必须保持民族性

　　31藏医药理论必须保持完整性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只有保持藏医药理论的完整性，临床治疗才不会偏离轨道。有自身完整医学理论体系的医学，才能称得上是一门医学，否则只能算是医术。没有系统理论指导的用药，只能是民间单验方、经验用药。

　　藏医药的发展必须在藏医药学理论的指导下开展，切忌出现藏医西医化和中医化的现象。做好藏医药基础性理论研究工作是保持藏医药民族性的关键。藏医药文化的历史积淀非常深厚，但是面临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由于历史及传统思维的定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发展，所以加强对藏医药基础性工作研究尤为关键，如藏医药基础理论的规范、藏医药医疗诊断规范、藏药标准化规范、道地药材研究规范等[7]。

　　32藏药的制作发展必须保持独特性当下要使藏医药走下高原、走向世界，获得进一步的认同和发展，就要在保持传统工艺的基础上，规范处方加减的原理和方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和方法来分析研究藏药的成分、炼制过程、作用机制及疗效评价，进一步研制、开发以及推广藏药成药，以逐步实现与现代医学的有机衔接。

　　藏医在药物炮制方面，具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科学的、实用的东西，特别在重金属、矿物药物的使用方面独具特色。比如：奶制寒水石[8]，使用复杂的方法去水银毒，黄金及宝石的加工及成品的检验，沙棘膏[9]、渣驯膏的制作等，都是藏医独特的药材加工方法。

　　藏医在药物的配伍上，有自己的经验。比如仁青系列药物的配方及珍宝药物中左塔的使用理论及经验[10]、解乌头等毒性的方法[11]等，其用药和思路充满藏族的文化特色，凝聚了藏族发展历史长河中的智慧。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不能故步自封，独特的炮制加工方法仍然需要不断发展。比如加工左塔[10]，使用的时间、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需要进行科学的论证。合理地运用现代技术分析藏药配伍、炼制过程的物理、化学反应，不H省时省力，还简化了藏药成药的程序，为进一步开发以及推广藏药成药提供了便利的先决条件。

　　33藏医的发展必须保持民族性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许多疾病只出现在藏区，这就保证了藏医药存在的独特性和必要性[12]。藏医治病的手段很多，仅《四部医典》，就记载了包括药物、器具（如各种灸法，熨法，烙法，针法，放血等等）、独特的自然疗法（如温泉、奶酪等）等各式各样的治病手段。

　　藏医的发展要保持民族性，就要维护并发展传统的特长、优势，比如在白脉病、培根病、风湿、类风湿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上，应考虑充分利用藏医特色疗法等。随着藏区与外地的交流增加，许多疾病流入藏区，针对新出现的“现代”疾病，藏医的治疗手段也应该随之改变，在传统治疗方式的基础上，研究探索出针对新出现的疾病的现代藏医药治疗手段。同样的疾病，如果藏医治疗和西医治疗疗效接近，应首选藏医的治疗方法。

　　藏医治疗的工具，在保证使用效果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借用现代技术改进，比如皮肤、关节疾病使用的烙法，可以改为使用电加热；独具特色的藏药蒸，可以使用现代的蒸洗机器，在温度、时间、药物浓度上都便于调节[13]。

　　4保持民族性的手段

　　41传承和教育为保持藏医药的民族性，传承和教育是重点，培养藏医学人才是关键。目前，很多综合性民族院校设立了民族医学院，已经建立起以本科教育为重点，包括研究生教育、成人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的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的人才培养体系，为培养高层次藏医药人才搭建了良好的教育平台。但在院校教育中，应以藏医药学习为主，西医学习为辅，其他民族医学作为各家学说，并注重在教授过程中融合藏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的相异性，区分藏医药与其他民族医药的相似性，克服培养高层次藏医药人才周期长的困难，培养出更多高学历、高职称的藏医药人才。

　　藏医药的发展与藏文化和宗教密不可分，在大力开展院校教育的同时，不能忽略寺庙教育传承的重要性。对于寺庙医药学，也应积极鼓励继承和发展，如对德格印经院、八蚌寺等寺庙的佛学书籍和医学书籍都应投入资金进行整理出版，对口耳相传的寺庙教育展开调查和研究，尤其是这种口头医药知识的各种诊疗经验与技术，对于丰富藏医药临床的诊疗方法、丰富藏医药学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规范化行医国家标准的执业医师资格考试，是国家教育的指挥棒，也是藏医药发展的指挥棒，因为在法制国家，即便是少数民族的医生，也要取得执业资格，否则就是违法。国家的藏医执业医师考试，笔者建议能否根据藏医药学专业理论与临床的实际情况，只考藏医药理论、基础、应用基础和临床，而西医部分，只需要考试解剖、生理、检验，不考西医诊断知识，为藏医药的特色保持、提高藏医临床疗效把好关口。另外，根据中医师带徒和有一技之长特殊人员行医管理的经验，可以直接对寺庙教学或以藏医药专家师带徒方式培养的藏医药人员进行单独考试，让他们作为一技之长的医师，取得区域性或限制性的行医执照，以传承藏医技术，造福藏族民众。

　　42吸取教训藏医药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要吸取某些中医医院发展的教训：挂中医医院之名，行西医之实，中医特色不浓、中医优势不显、中医疗效不彰、中医人员不多，个别中医医院甚至基本“西化”。藏医医院的发展一定不能重复这些中医医院走过的路子，在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坚持藏医理论主导、发展藏医技术、使用藏药配伍，以主要治疗手段是藏医、主要特色是藏医、主要优势是藏医、主要药物是藏药为核心，为藏民族留下宝贵的财富。

　　43保护资源高原地区生长的藏药不能过度开发，使用尽量做到区域性。因为藏药生长与地理、气候、环境有很大关系，而高原藏区的生态和环境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气候、物候、生物多样性有很大影响，如青藏高原的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恢复的难度很大。而高原地区野生的藏药，产量并不大，不适宜现代化、规模化生产，人工种植还没有完全成功的实例，使得自然资源保护已成为严峻的问题。藏药供应地区使用问题并不大，因为人口少、消耗小、破坏程度低，如果全国、全世界都使用某种藏药，其消耗自然资源的速度是惊人的。中医药已经有惨痛的教训，历史的经验必须注意，藏药不能重蹈覆彻。

　　5小结

　　发展藏医事业，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一件大事，也是维护稳定团结的重要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藏医药本身应该有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下要准确、全面认识藏医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原则的指导下使藏医既有厚重的藏医药民族特色，又有浓郁的时代气息，让藏医药真正成为藏族的实用医学，进一步造福各个民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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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中医伦理文化；藏医伦理文化；传统医学；比较研究

　　医学伦理文化是在医学领域范围内形成的，指导医务工作者的行为应该如何规范和规范在医务工作者身上形成的职业伦理。中医藏医伦理文化的发展历史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零星到完整，从萌芽到成熟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医藏医伦理文化丰富，都有浩瀚的医学典籍，历代医家辈出。国内学者对中医伦理文化较多，研究藏医伦理文化的学者较少，可借鉴的成果匮乏，比较研究有相当的难度。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医藏医伦理文化的比较研究，来继承和发扬传统医学伦理文化，为我国各民族传统医学间的比较研究积累一些经验。

　　1中医藏医伦理文化比较研究内容

　　中医和藏医伦理文化的比较研究包括三项任务：寻找相似；发现差异；从相似之中发现差异，在差异之中寻找相似。在具体比较研究中应该结合中医和藏医文化的相似和差异的背景下来讨论相似点，重视两者的差异。藏医伦理文化反映了藏族社会特有的文化及其形成的医学伦理文化特色。我们在比较研究中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比较研究要全面，通过全面比较研究来说明问题。比较中医藏医伦理文化不仅要比较其历史发展进程、文化背景，还要利用文献资料对其医学伦理文化的共性和差异进行比较研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指出：“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来比较，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这样可以保证可比性，而“暂时地或有条件地撇开其他方面”，则不能忽略其他方面，要做到客观、全面、准确地把握比较的事物或概念，使比较得出客观和科学的结论。其次，比较研究要始终贯彻公正原则。科技史学家汉斯?波塞尔指出：“科学史关心的是某一科学理论的历史变化，至于这些理论用今天眼光看来是对是错，有用与否，则无须管它，关键是在思想上这些理论是怎样形成的。同样主要的是，当时采用的是何种方法，至于方法今天看来是不是恰当亦不是研究的中心问题。”在研究藏医伦理文化时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民族虚无主义，认为藏医学的理论是吸收中医和印度医学的，没有多少自己的东西；一是妄自尊大，不切实际地夸大某些文化特点与优越性，避开其缺陷和历史局限性。我们必须明确藏医文化在吸收中医和印度医学的先进医学技术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独特理论和技术传承，有其历史的、民族的改造。最后，比较要合理，不合理的比较是没有可比性的。

　　通过对中医藏医伦理文化的文化背景、发展史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发现它们既有其相似的一面，也有不同的地方，总的来说是大同小异。它们的相似性是民族传统医学伦理文化的共同发展要求，也是中医和藏医文化交流的结果。中医藏医伦理文化都遵循救死扶伤，有利，无伤，公正，人道和重生原则。它们的差异是地理因素，历史因素，文化因素决定的。青藏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宗教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藏医文化的特殊性。宗教文化和医学伦理文化的密切结合，是藏医伦理文化的一大特色，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虽然宗教文化具有唯心性，但其“慈悲、平等”的伦理观念，是可以被医学伦理文化所接纳的。中医和藏医伦理文化在各自历史文化土壤中发展，文化背景的差异是影响了医学伦理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在当代医学文化背景下，对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医学伦理文化作了一些思考。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坚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满腔热情，深入细致，有则有之，无则无之，多则多之，少则少之，不轻易否定，不随意拔高”的态度，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传统医学文化。

　　2研究方法

　　从总体而言，中医藏医伦理文化的比较研究应该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不仅要从现象本身去认识现象，还要从现实社会关系去研究现象，必须具有科学思维能力和使用科学的方法。为了更好的学习和研究我国的传统医学伦理文化，本文主要采用了文献资料法和文化比较研究法。

　　文献资料法是搜集、分析和研究相关文献资料，从中选取资料分析和使用，以达到某种调查研究目的的方法。所运用的资料主要有各类历史著作、书籍以及相关资料。文献资料法适用于历史文化研究。

　　文化比较研究法是利用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作为样本，对其资料进行比较研究，探求他们的相同点和相异点，来发现事物本质的研究和学习方法。这种方法在理论和实际中都具有重大意义。例如对不同民族的医学伦理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医学伦理文化的异同，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3研究中医藏医伦理文化的意义

　　中医藏医伦理文化在我国传统医学及相关专业学科中有极高的地位，中医藏医文化的发展是我国传统医学发展的必然要求，研究中医藏医伦理文化有助于培养德术兼备的医学人才，有助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有助于促进卫生事业的发展，有助于构建和谐卫生文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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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王明旭主编.医学伦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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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王尧主编，蔡景峰著.藏医学通史[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

　　【关键词】社会历史；文化；迪庆；藏医药

　　【中图分类号】R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3）10-0005-02

　　藏医药是迪庆起源最早的医学体系。从德钦县境内的永支、纳古、石底一带的石棺墓文物资料证实，早在新石器时期，藏族的先民就已分布在德钦县境内。在同大自然及疾病斗争过程中，逐渐产生了藏医药的原始疗法“苯医疗法”。从最早的“苯医疗法”至今的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藏医药与中医药学、天竺和大食医药学不断碰撞涵化，在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逐渐形成藏医的理论体系，于元朝时随藏传佛教的传播进入迪庆，流传于中旬、德钦一带。迪庆藏医学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藏传佛教和苯教的影响。

　　1、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7世纪初，松赞干布在拉萨建立了吐蕃王朝，其势力约在此时扩张到滇西北地区。唐初，佛教传人藏区，并发展为有自身特色的藏传佛教。吐蕃势力南到南诏，藏传佛教随之传到迪庆，并在迪庆设身川都督府，迪庆大部分地区脱离了吐蕃的统治。元朝时期，蒙古蒙歌汗“元跨革囊”，通过迪庆腹地，进入大理。元朝统一中国后，大力推行土司制，明王朝大力扶持木氏土司，希望通过木氏钳制迪庆。此举成功的阻止了势力南下云南。形成了藏汉、藏纳西等各族文化交融的局面。清朝，迪庆归滇和改土归流的政策，使迪庆人民接触到更多的内地文化。

　　1660年开始，迪庆属于地方政权的管辖下，由于在1653年顺治帝将的宗教权交给五世达赖，故有规定，迪庆大寺院的喇嘛名额由达赖奏请清帝确定；喇嘛若要取得高等学位（例如“哈郎”和“格西”），必须要在拉萨三大寺学习和考试。这些制度成为连接内地和的政治军事文化枢纽。特别是迪庆归滇后，清朝结束了硕特部蒙古势力对迪庆行政和军事的管理，开始了清朝直接管理的历史，并划分、四川和云南的地界，将中甸、德钦和维西归属云南。

　　迪庆地区也是连接内地和的贸易枢纽。1688年达赖经康熙批准在中甸互市。迪庆经济以农牧为主，还有金沙矿业。但是农产品勉强自给，可供交换的只是皮革、山货、药材和金银。经贸结构与此相似，对内地货物的需求也与迪庆地区一致，主要是盐、茶、糖、绸、布和金属制品。中旬的中心镇从那时起就成为滇藏之间的商品集散地，并在季节性的贸易中孕育出特有的房东制度和驮运行业。经济因素影响了藏民的生活质量、藏医的发展水平以及其对外交流的程度，促进了藏医学同中医学和其他民族医药的交流、吸收和借鉴，使其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不断得以丰富和发展。

　　迪庆在归滇和改土归流之前，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与保持一致，但在其之后，迪庆藏医药就融入了更多云南内地的其他民族医药和汉族医学的特色。迪庆归滇是的迪庆历史上的又一重大转折点，也是迪庆藏医药发展的一大转折点，是造成迪庆藏医药文化多元性的一个重要条件。

　　2、藏传佛教的影响

　　藏族宗教文化中的苯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公元7世纪左右佛教传到，在雪域高原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与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相互斗争、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形成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对于藏民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在于，从某种意义上讲，藏传佛教是藏民赖以生存的文化基础，它对藏民族自身发展壮大始终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地处滇、藏、川结合部的迪庆藏族全民信教，宗教问题具有更为突出的长期性、复杂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明、清时代，藏传佛教在迪庆境内进一步传播，“白医法”、“黑禳法”、“华寿法”等有关藏医学及养生方法的论著随之传入。故不管是地域的便利，还是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宗教的联系，迪庆藏医学的理论体系和藏医学体系一脉相承，但又具有“和而不同”的特点。

　　藏传佛教与藏族医生医德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四部医典》把医方（学）称作“是无须诵经即可获得的护身符，是迫使勾命鬼畏而远离的转，是消灭一切病魔的英雄汉，是人体康泰的保持者。”它对医生的身、言（语）、心（意）三界之德做出了具体的要求：要终生之业尽其身界，备齐药物，为患者尽责；尽其言界，准确指出所患疾病，并好言劝阻患者；尽其心界，深入分析思考。医生在身、言、心三方面，都要为众生做出榜样。对此，李晓林作了如下推论：宗教竟然成为了一种后来世俗化的职业界定的道德规范。在这里，宗教和医学如此完美的结合起来，带给人精神和身心的慰藉和关爱。

　　3、苯教的影响

　　关于藏医的起源问题，学者甄艳认为藏族最早的医学著作是苯教文献中的《医学九经四部》（朵古崩习），而辛饶米沃且的弟子之一杰普赤席实为藏医的鼻祖。南卡诺布先生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四部医典》中祗请仙人之名和医疗咒语均原封不动地保持了象雄语。可见，这些咒语来源于苯教是可信的。据《宇妥·元丹贡布传》记载：“藏区最早流行的一种医学叫‘本医’，它与藏区的原始宗教‘苯教’非常密切，如‘苯教’仪式中的‘祛病延寿’仪式，由苯教巫师首先对藏王的丧葬进行仪式开始，逐渐发展到为病人举行献祭驱病仪式，祈求疾病早日痊愈。”藏族民间最早流行在原始医学与原始宗教“苯教”的流传有关，故称“苯医”。

　　在迪庆地区，高僧用佛教咒语劝解病人静养、排杂念、自身调节的“项夺”疗法：把金汁或上等墨汁写成的经书烧毁后用水冲服，有安神、凉血作用，称“项撒”疗法；还有以药物与矿水配制的“项赤”疗法（又称“佛水”疗法）等。

　　《四部医典》是继《医学大全》、《无畏的武器》、《月王药诊》等代表名著之后的一部藏医学经典著作,藏文原名《华丹据悉》。全名为《甘露要义八支密决窍续》、《四部医典》系原著简称,意即全书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总则本》共六章,有彩色挂图4幅,它概括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论断及治疗。第二部《论述本》共31章,有彩图35幅,主要论述了人体生理解剖病因和规律,诊断方法和治疗原则,药物的性味功效。第三部《密决本》共92章,有彩色挂图16幅,专门论述各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第四部:《后序本》共27章,有彩图24幅,主讲脉诊和尿诊,药物剂型配方和功效。这是一部古代藏医药学巨著,治用至今是藏医药人员的经典读物。

　　《四部医典》是公元8世纪著名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等所著。他们吸收了《医学大全》、《无畏的武器》(均失传)和《月王药诊》等著作的精华,并总结了藏医药的临床经验,亦吸收了中医药学,天竺和大食医药学的内容,用了10年的时间,于公元773～783年著成。《四部医典》全书156章,原著是用9个字一句的藏文写成的韵体文,全书内容丰富,篇幅较多,但归纳起来有5个方面:①基础理论;②生理和解剖;③疾病的诊断方法;④治疗原则和方法;⑤药学基础理论和用药原则。

　　藏医学基础理论:藏医理论认为,人体内存在三大因素:“龙”(气),“赤巴”(胆),“培根”(涎);七大物质基础;即:饮微,血、肉、脂肪,骨、骨髓,精;三种排泄物,即:大便、小便、汗。三大因素支配着七大物质基础及三种排泄,即:大便、小便、汗。三大因素支配着七大物质基础及三种排泄物的运动变化。在一定条件下,上述三者保持相互协调,维持人体正常的生量功能活动。

　　生理功能和活动:《四部医典》中关于人体生理解剖方面记载得比较详细。对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胃、大肠、小肠、胆、膀胱、精府),肌肉、脉络(血管和神经)的位置、数目均有记叙和绘图,在生理方面,主要对月经周期,胚胎发育、分娩、神经和消化系统的功能等作了详细论述。

　　疾病的诊断方法:藏医的疾病诊断方法是问、望、切三诊。问诊:所包含的内容和中医问诊相同。望诊:除与中医相同外,还特别注意鸟诊,尿诊是藏医观察病症极为重要的手段之一。切诊:切诊的部位和方法基本上与中医相同,即寸、甘、恰(系寸、关、尺的偕音)。

　　藏医诊病除问、望、切外,还有药物试诊法。总之,根据三诊诊断得到的印象,加以综合分析和归纳,从发病原因判断病症的性质,从症状和体征判断疾病的类型,这与中医的诊断方法基本相似,从而说明藏医学与中医学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病症的治疗原则和方法:藏医学理论认为一切病症的起因有内外两种因素,内因是三大因素失调,外因是起居不适,生活不当及环境变化。病证有404种,其中101种需经药物治疗而愈,101种经药物、手术等治疗而愈,101种不需治疗而自愈,101种治而无效。病症的种类归纳起来只有热性和寒性两大类。龙、培要病属寒性病;赤巴、血病属热性病。

　　关键词：藏医，养生旅游，甘肃省

　　一、藏医养生文化和藏医药产业的发展

　　藏医养生文化起源于青藏高原，具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是藏族人民在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中，通过长期丰富的生产和生活实践，逐渐积累，不断完善而形成的，是藏族先民留给世界的宝贵遗产之一。目前藏医药已用于某些慢性病和疑难杂症的治疗，国际上对藏医药的认知逐步形成。藏医药产业即将进入黄金发展期。藏医养生旅游的发展，更是藏医药产业潜力的进一步释放。

　　二、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的发展优势

　　（一）资源优势

　　甘肃省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浓郁独特的藏民俗文化和高原绿色生态资源，构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也使自身的藏医养生旅游资源类型多样，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发展空间，

　　（二）产业优势

　　1、 特色的传承模式--"曼巴扎仓"

　　曼巴扎仓的建立源于藏传佛教的寺院教育， 它以寺院教育的独特方式培养了一大批既有理论造诣、又富实践能力的藏医药人员，其中成就卓著的名家学者层出不穷，这为甘肃省藏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实践基础。

　　2、在传统中创新的藏医院

　　甘肃省于1978年创建了全国第二所全民所有制藏医院，藏医院科室齐全，人才济济，自制藏药有300余种，不少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36种藏成药及9种单味被收入六省区《藏药标准》。

　　（3）藏医药服务网络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甘肃省藏医药事业在科研、临床、制剂研发等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果，陆续建成36所藏医药机构，累计培养了400多名藏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藏医药科研水平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藏医药对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影响力不断扩大，当地的藏医药服务网络基本形成。

　　三、存在问题与制约因素

　　（一）市场认知度低，对藏医养生认知存在偏差

　　中国的养生旅游起步较晚，虽然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国外相比，只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状态，虽然养生游的热潮席卷中国，但人们对养生旅游的认知度并不是很高，大多数人对藏医养生的基本知识和原理的认知有限，使人们对藏医养生缺乏信任。

　　（二）缺乏相关配套设施及整合资源的有效途径

　　以藏医养生为主题的酒店、饭店在市场上还属空白，藏医养生旅游产品的设计和开发还都处在萌芽状态，其服务设施的相对欠缺和滞后。虽然开发藏医养生旅游为资源的整合提供了良机，但如何借助政府力量和市场的杠杆，来突破行政壁垒对资源整合的负面影响，这一问题悬而未决，也会制约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的有序发展。

　　（三）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和专业人才的培育

　　目前藏医养生旅游的理论研究还少有涉及，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的发展势必会受到限制。在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同时，甘肃省还面临着专业人才严重短缺的尴尬局面，大部分从业人员都不具备专业的藏医养生知识和和旅游服务技能，这直接影响了旅游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四）行业标准不健全，法律法规不完善

　　藏医养生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产业化规模尚未形成，更没有相关的行业标准，这会严重影响藏医养生旅游的健康发展。若无完善的法律法规为其保驾护航，一旦产生纠纷，不管是旅游者还是旅游经营者，其权益都将无法保障。

　　四、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开发对策与保障措施

　　（一）整合优化藏医养生旅游资源

　　为了加快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发展的步伐，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在原有旅游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调研，对自身的藏医养生旅游制定一个系统的发展规划，相关政府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与保障措施，旅游企业要积极响应、全面配合，多管齐下，将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的发展提高到全省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

　　（二）加快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关键是实现养生旅游设施的转型，要从居住设施、康体理疗服务设施、生活服务设施等细节入手、层层突破，最终解决藏医养生旅游目的地建设中环境氛围营造、服务设施升级等问题。

　　（三）大力培养藏医养生旅游专业人才

　　加强人才队伍培养，是发展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极其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除了加强对现有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培训和大力引进相关的专业人才之外，相关院校也应顺应趋势，积极与有关藏医药企业合作，共同商议人才培养方案，建立起一支既精通旅游业务，又谙熟必备语言和藏医养生知识的专业人才队伍，这是解决夏河县藏医养生旅游人才匮乏的有效途径。

　　（四）提升藏医养生旅游的社会认知度

　　提升大众对藏医养生旅游的感知度与认可度，具体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一是对政府和企业的宣传，其目的是让他们知道藏医养生旅游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重视并加强这方面的规划与建设；二是对旅游者的宣传，其目的是让他们知道藏医养生旅游除了具有旅游活动的一般功能外，还具有养生与保健特殊功能。

　　（五）加强藏医养生旅游资源的保护

　　原生态的藏药材资源是发展藏医养生旅游的根基，开展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就必须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首先要通过宣讲和立法，提高当地居民保护生态坏境的意识。其次是加强对藏医养生旅游从业者的生态保护教育。再者要加强对游客以及潜在游客的生态保护教育。

　　五、结 语

　　随着人们健康理念的日渐提升，养生观念的不断加强，藏医养生旅游作为养生旅游的一种新形式，有着广阔的开发潜力和市场前景。甘肃藏医养生旅游资源得天独厚，但由于缺乏整合及规划，其资源价值没有充分体现。本文分析了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的发展优势，也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制约因素，对甘肃省藏医养生旅游的开发对策和保障措施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抛砖引玉，让藏医养生旅游受到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2.连续出版物

　　[1] 李俊林.简述甘肃甘南藏医药学发展史[J].光明中医 ，2011（7）：1493-1494

　　[2] 杨睿.夏河地区藏医药现状调查研究--以拉卜楞寺曼巴扎仓为例[D].兰州大学，2010

　　[3] 朱琳.西峡中医养生旅游开发研究[D].河南大学，2013.

　　1.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成都 611137；2.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610041

　　【摘要】目的：通过对藏医药古籍的收集、整理及挖掘，厘清藏医药学术渊源、学术流派及成就，为藏医药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提供借鉴。方法： 以西藏、青海、四川等几大藏族聚居区的藏医学院、图书馆、藏医院及民间个人收藏为主要收集对象，走访关键人物、田野调查等收集藏医药古籍文献资料，整理、核对相关信息，规范术语，建立数据库，探索数据挖掘方法。结果：共收集藏医药古籍410部，涉及藏医、藏药、及综合藏医药类知识，分别建立藏医药古籍书目数据库、图片数据库等，并根据古籍类属特点分别确立聚类、关联规则等数据挖掘方法研究模式。结论：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手段对藏医药古籍进行整理及挖掘研究，不仅可实现对藏医药古籍的原生性保护，也使其中蕴含的精髓得到科学体现。

　　关键词 藏医药；古籍；收集；整理；数据挖掘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4-0001-02

　　基金项目：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四川南派藏医药古籍文献的抢救性挖掘整理及数据库研究 （No13XTQ012）。

　　作者简介：聂佳（1981-），女，在读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民族医药文献。

　　1研究背景

　　1.1意义藏医药学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藏族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民族医药古籍文献作为民族医药文化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与民族性。藏医药古籍文献资料记载了历代名医专家重要而丰富的临床医疗经验和精辟的理论，整理发掘其中的藏医药学文献资源，是后人在从事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可供学习与借鉴的宝库。

　　1.2研究现状

　　1.2.1藏医药古籍特色显著，保护、研究形势紧迫藏医药古籍既有文物价值又具学术特色，其以藏文、古藏文记录为主，民族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种类齐全、蕴藏量巨大。如四川甘孜州是藏医药的发祥地之一，南派藏医药的故乡，当地绚丽多姿的康巴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中甘孜州南派藏医药、德格印经院、噶玛噶孜画派唐卡等典型代表进入了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3］。据初步统计，目前国内先后抢救挖掘藏医药古籍文献2000多部（函），整理出版800多部，完成《藏医药经典文献集成丛书》（100部），《藏医药大典》（60卷），《四部医典唐卡大详解》（18卷）等重大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工程。目前在藏医药古籍整理中，尝试引入包含普查和典型调查在内的田野调查法、藏医药文献藏文特色数据库，以及藏医古籍信息化平台等新思路。但由于版权保护、文化信仰等原因，藏医药古籍产生的即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不突显，加之藏族聚居区生活条件艰苦、科研经费匮乏、古籍存储条件简陋、古籍保护专门人才缺乏等等，很多古籍仍处于“尘封”状态。随着南派藏医药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唐卡·昂翁降措等大家的去世，精通古藏文和藏医药专家的减少，整理研究队伍更是人才匮乏，因此，藏医药古籍保护研究工作刻不容缓［4-5］。

　　1.2.2藏医药古籍研究有待深入挖掘藏医药古籍是不可再生的知识资源，若保护措施不力容易破损或老化，目前，许多科研机构虽都意识到了保护古籍的重要性，加大投入对其修复和扫描数字化，用缩微技术或者电子扫描的方式制作成电子版本，从而代替传统的纸质文本保护中医药古籍纸本，但是数字化程度均比较初浅，主要停留在通过扫描进行数字化的录入阶段，只是对古籍文献资源进行汇集和扫描，未对资源进行深入数据挖掘和开发利用，未能揭示潜在的知识和内容价值，其中所蕴含的巨大而宝贵的信息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6-7］。

　　2藏医药古籍的收集、整理

　　2.1确定调研对象以西藏、青海、四川等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医院、藏医学院、印经院、藏传佛教寺庙等藏医药古籍代表性收藏单位以藏医民间个人等所收藏的藏医药古籍为调研对象，广泛收集，核定版本。

　　2.2确定调研规范参照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制定的文献古籍普查规范，以及古籍定级等相关标准，研究制定藏医药古籍调研的项目、数据采集规范标准，并制定相关数据汇交方案。

　　2.3文献征集通过实地调研、检索、访谈等方式，结合参考《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藏医药经典文献集成》等对纳入调研范围的对象进行调研，采集相关数据，并适时汇交。

　　2.4数据汇总进行项目交流汇总，对全部调研数据进行整合、校对，厘清历代藏医药代表人物姓名、著作及著作所藏地。

　　2.5编目在四川省民族医药文献书目课题前期工作以及各地文献整理情况梳理汇总的基础上，系统开展调研，编纂410部藏医药古籍文献目录，包括书名、语言类别、著者等基本信息，如表1。

　　2.6古籍扫描、图片处理①根据扫描仪、古籍数字化平台特点，参考国家标准，拟定古籍图像扫描规则，图片编号和文件夹命名方法；根据确定的书目，进行扫描古籍；扫描过程中，记录文献的页码和破损情况。②为便于古籍数字化平台识别，须按照平台要求对扫描的古籍图片逐页地进行黑白转化、倾斜度调整。③为下一步对古籍进行源数据著录，构建相关数据库，待古籍图片的逐步扫描和处理完成后，将已转化的图片上传至服务器。

　　3藏医药古籍挖掘研究

　　3.1藏医药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采用目前流行的C/S与B/A/S多层结构设计，以J2EE技术架构构建藏医药古籍数字化应用平台，基于古籍数字化应用平台，以确定的书目为研究对象，参照《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藏医药经典文献集成》等工具书，根据国家相关标准制定藏医药古籍源数据著录标准，完成所有书目的源数据著录；随着源数据的完成，构建藏医药书目数据库。厘清历代藏医药著作，信息包括书名、版本类型、著者姓名、籍贯等基本信息。该库对研究藏医药学术渊源、学术流派及传承关系、学术特色及成就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3.2藏医药古籍图片数据库在整理已收集藏医药古籍书目的基础上，通过扫描、加工处理，将收集的藏医药古籍的主要信息页面扫描，转化为既能为古籍数字化应用平台所识别又可供电子阅览的图像格式，构建藏医药古籍图片数据库，用于存储和交流检索、查阅，实现对资源的再生性保护，为后期研究奠定基础。

　　3.3数据挖掘模式研究

　　3.3.1显性信息将书名、著者、疾病、症候、方剂、药物等基本字段导入Access表后，建立基本数据表，参考《藏医学》、《藏药学》等工具书，进行规范，采用频数统计方法，实现显性信息的挖掘。

　　3.3.2隐形信息对于隐性信息的研究，由于其具有隐含性、未知性等特点，以Access基本数据表为来源，利用数据挖掘相关方法揭示出其潜在的价值信息，能够更好地为临床、科研服务。数据挖掘方法众多，其中聚类分析方法又称群分析，它是研究（样品或指标）分类问题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关联规则方法是描述数据库中数据项之间所存在的关系的规则，即根据一个事务中某些项的出现可导出另一些项在同一事务中也出现，即隐藏在数据间的关联或相互关系［8］。根据所收集的藏医药古籍情况，按藏医、藏药等不同分类属性分别采用聚类、关联规则等挖掘方法实现藏医疾病治疗中诊断、处方规律等显性化、可视化。

　　4结论

　　利用计算机技术手段对藏医药古籍进行整理及挖掘研究，不仅可实现对藏医药古籍的原生性保护，也使其中蕴含的精髓得到科学体现。目前，藏医药古籍研究尚未有统一的术语规范标准，在对其进行数字化研究过程中，需充分结合藏医药理论体系和藏医药文化特点，参考相关国家标准，才能真正实现藏医药古籍知识的现代化传承与利用。

　　参考文献

　　［1］周毛.浅谈藏学研究文献的馆藏建设及利用［J］.中国藏学，2009，（4）：124-127.

　　［2］冯岭.藏医古籍文献数据库研究［J］.中医研究，2010，13（1）：77-78.

　　［3］邓都.甘孜南派藏医药［J］.中国藏学，2011，（4）：138-145.

　　［4］蔡景峰.民族医学古文献概述［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1998，4（4）：3-5.

　　［5］冯岭，黄福开.从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角度看民族医药古籍整理［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9，15（8）：9-10.

　　［6］张菽晖.略论民族古籍及其翻译问题［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4，（5）：62-65.

　　［7］帝玛尔·丹增彭措.晶珠本草［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