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和群体，在什么情况下会走向极端？

　　极端主义并非一时一地的特殊现象，在历史上一些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中，在当下的社交媒体里，它跨越族群、地域，古老而常新地存在着。为什么个人和群体会拥抱极端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也经常进入一种极端化的误区中，人们常常会急于得出一些符合直觉的看法，比如认为极端主义源自贫穷、高失业率、缺乏教育机会——这对于解释某一类极端意识形态例如恐怖主义的发生似乎很有意义。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解释也有着天然的吸引力——因为他们会感觉自己的能力有了用武之地，可以凭借政策的改进消除这些结构性的因素。

　　另一个十分流行且有害的假设是，极端主义主要由普遍意义上的宗教或某一特定宗教引起。政治学学者J.M.伯杰指出，这些假设都有相应的实证研究予以证伪。对于极端主义的起源这一重要的议题，我们必须超越陈词滥调，寻找到更多理性、科学的解释。在《极端主义》一书中，他通过梳理历史上极端主义的多种形态，给出了他对极端主义的清晰定义：极端主义指的是一种这样的信念，即内群体的成功与续存，与对外群体采取敌对行动的需要密不可分。通过分析划分内群体-外群体的心理机制，我们能从一个更全面的视角回答“人为什么会变得极端”这一问题。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极端主义》，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极端主义》，作者:[美]?J. M. 伯杰，版本: 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文化，2023年7月。

　　个体与群体

　　极端主义的讨论有时模糊了个人激进化和群体激进化的区别。它们尽管紧密相关，却泾渭分明。除了完全独创的意识形态理论家——在暴力极端主义者中占比0.0001%，而人群中0.01%的人成了暴力极端主义者——群体激进化先于个体激进化。

　　只有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如大学航空炸弹客，个体极端主义者的行动才会和现存的运动截然分开。但即使在该案例中，虽然泰德·卡辛斯基这一票搞得相当有特色，他也吸收了过往的成果和观念。卡辛斯基同样影响了其他极端分子，包括挪威 屠夫安德斯·布雷维克，他将大学航空炸弹客发布的宣言挪为己用。

　　尽管激进化几乎总是涉及对特定意识形态的吸纳，但理解这个吸纳的过程比只研究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更有教益。如果当本应聚焦于过程的激进化研究变得过分关注内容，那么经过弯弯绕绕的复杂分析后得出的结论依旧一团乱麻。以内容为导向的研究方法会生产出一锅大杂烩，里面充斥着相互矛盾的理论，这些理论只有在单一时间点的单一运动背景下才有意义，例如极端主义由殖民主义或宗教原教旨主义引起之类的论点。当这些理论被运用于其他运动时——哪怕是非常类似的运动——往往会失去效力。

　　所以，以下探讨的模型虽然看起来非常抽象，但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标准，足以分析具体的案例，并用以制定打击极端主义的策略。

　　这里介绍的群体激进化框架来自对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基督徒身份”、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文本的研究。个体激进化框架源自对白人民族主义者和“圣战”分子的在线招募以及行为模式的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了抽象化处理，但它们并不完全是抽象的。个体理论家和极端主义分子们的领袖会因为各种原因来运用这些框架，他们具备一些难以言喻的特质，比如个人魅力，这本身就是对其观念的一种助推。对一些人而言，这可能是一种追逐权力的犬儒行为。例如在“伊斯兰国”内部，一些领袖是真正的虔信者，另一些人只是借机上位而已。极端主义通常只被少数人视为事业，即使领导者们相信这会给他们带来权力。

　　奥萨马·本·拉登舍弃其财富和地位，东躲西藏，打一场毫无希望的“圣战”。很难想象他的行为是出于追求权力的世俗动机。至于其他人，如阿道夫·希特勒，就不清楚他对权力的渴望究竟终结于何处，对纳粹信念的真实信仰又起始于何处了，但事实大概就介于这两极之间。与此相对，11世纪一连串罗马天主教皇出于一些纯粹的世俗和政治考量，妖魔化并随后抹除了清洁派，尽管信仰的某些要素也起了点作用。

　　成为理论家或虔信者的过程，以及领导或加入极端主义者群体的过程，最终都要落在个体的心路历程上，几乎有多少参与者，就有多少种心路历程。但这些心路历程几乎总是会落入我们所能理解和应用的观念和文本的统一的社会框架中。就像汉娜·阿伦特援引柏拉图的话所言，政治实体“不会从橡树和岩石中蹦出来”，也不会“从我们的个性和个体自身中蹦出来”。

　　群体激进化

　　上文将群体激进化的诸要素定义为一系列假设，我们可以为之大致排序。并非每场极端主义运动的发展都会严格遵循同样的顺序。但是基于本书的定义，一场运动要发展为极端主义，必定会遵循以下步骤：

　　1. 定义内群体：在一场运动变成极端主义之前，必须定义某种内群体。这些定义可能具体或含糊，但一定要有内群体的某种集体认同，这样才能使运动产生凝聚力。

　　2. 定义外群体：内群体成员可以是热心的、虔敬的，甚至是狂热的，但这还称不上极端主义者。要发展成极端主义，必须清晰而详尽地定义一个外群体。对某些极端主义运动来说，可以用失格内群体代替正式的外群体。

　　3. 将外群体的存在定性为内群体的严峻危机：对外群体的描述——哪怕以不友好的方式——都不足以让一场运动跃进到极端主义的程度。外群体身份必须被视为对内群体健康本质上的障碍或威胁，正在急速酿成一场危机。这种危机不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或能够妥善解决的。它必须被认为与外群体的存在密不可分。

　　4. 界定必须对外群体采取的敌对行为（对策）：就定义而言，一场危机要求一个果决的回应。在确定危机之后，内群体对外群体必须诉诸敌对行动，该运动才会被置于极端主义的光谱上。

　　这四个条件将一场运动置于极端主义的光谱上。一旦置于光谱上，一场运动可能激进化（通过采纳对外群体不断增长的负面观感和支持不断增加的敌对行动），也可能缓和（通过改善对外群体的看法或调低敌对行为的程度，如放弃对实施种族灭绝的意识形态承诺而代之以隔离）。作为名词时，“温和化”一词暗示着非极端主义的方向，但作为动词时，则意味着运动向一个不那么极端的方向发展。极端主义群体不是非要成为“温和派”才能“缓和”。

　　在这四个条件各就各位后，一场极端主义运动必须把自己与包括历史信息、经文和预言、新闻（真的和假的）、分析和阴谋论等信源勾连起来，去充实每类描述。随着这些细节的填充，一场运动的身份构建就会变得更为稳固。随着更多关于外群体的负面信息被收集起来，危机的程度会变得更为极端，并且解决方案也会变得更为暴力。

　　在这个激进化的过程中，身份建构与危机-对策构想结构耦合之后会制造符合极端主义价值的主张：

　　1. 一场由外群体引发的危机正在困扰着适任者内群体；

　　2. 适任者内群体要解决该危机，只能加入极端主义内群体对外群体的敌对行动。

　　个体激进化

　　对极端主义招募行为的研究显示，个体激进化与任何政治动员的过程差不多，但会强调身份认同和危机-对策的建构。成为激进主义者的个体通常会经历以下几个阶段，但未必遵循该次序：

　　1. 对（适任者）内群体的认同：在激进化之前，个体会把自己与某一主流身份联系起来，如黑人、拉丁裔、白人、佛教徒、基督徒、犹太人、穆斯林等。

　　2. 对外群体的负面看法：个体对一个或多个外群体产生负面看法，这些看法基于他们固有的身份而非短期冲突。该阶段可能发生在意识到危机或产生对极端主义运动的好奇心的前后。

　　3. 对危机的感知：个体开始相信，一场危机正在困扰着适任者内群体。对危机的初步认知可能会将危机与对外群体的负面看法联系起来，也可能不会。

　　4. 对极端主义内群体的好奇：个体通过阅读文本或与信徒直接接触，了解到某一极端主义运动的存在，并寻找更多与其意识形态相关的信息。个体可能会在发展出对外群体的负面看法或意识到危机之前就已对极端主义内群体发生兴趣。

　　5. 对极端主义内群体的思考：个体回顾他们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及其信徒的了解，评估进一步参与的利弊。在这个节点，最重要的问题是个人是否认为极端主义内群体能够为适任者内群体所面临的危机提供真正的解决方案。许多人顺利通过了前面四个阶段，但这一阶段开始筛人，接下来每前进一个阶段，人数都会锐减。

　　6. 对极端主义内群体的认同：个体开始自视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盟友或信徒，认同极端主义内群体提供的危机对策。他们与其他极端主义内群体的信徒可能建立了直接联系，也可能没有。

　　7. 自我批评：个体自问他们对适任者内群体或极端主义内群体的支持行动是否足以应对危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个体就会将自己的认同感维持在当前水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个体可能会决定提升自己对极端主义运动的参与度。自我批评会定期重复，并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8. 升级：个体如果认为自己对危机的反应不够充分，他们可能会为了极端主义内群体而升级其行动，包括冒更大风险去痛击外群体以应对增加的危机（如仇恨犯罪、恐怖袭击或到境外战斗）。

　　9. 行动后的复盘：个体会评估他们提升参与度后，在有形和无形中是否更有益于他们自身和群体。按照这次复盘得出的结论，个体可能会走得更远，也可能通过重新思考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来降级行动，或者维持在当前的水平上。

　　从最初的阶段一直到决意投身其中，一些人花了数年时间才走完这整个激进化的过程；一些人只花了几个月甚至几周的时间；还有些个体干脆跳过了某几个阶段。所谓的“独狼”恐怖分子可能完全跳过了许多步骤。然而，如果有人发动了“独狼”式的袭击而从未明显经历激进化的过程，我们应当怀疑他们究竟该被理解为极端主义信徒还是病态的大屠夫更恰当。后一类型的人可能会随意援引他们并未真正参与的极端主义运动。

　　归类与去人格化

　　当个体接纳了一个集体身份时，分类就开始了。许多实验和研究结果证明，仅仅将自己视作内群体的一部分，就与歧视或敌视外群体的倾向相关。

　　这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情况。例如，处于竞争环境中的群体对外群体的负面态度比处于合作环境中的群体要强烈得多。但是处于中性环境下的群体也会对外群体产生负面观感，这表明对外群体产生负面态度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固有的——要么产生于个人的意识中，要么是我们在许多社会互动的情形下必然的副产品。

　　身份叙事的系统性建构可以在一些主流群体中发现，在极端主义群体中则尤为明显，他们利用这种倾向来强化对外群体的偏见。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用对内外群体的事无巨细的描述来为每个群体创造原型，然后将其推而广之直至演化为刻板印象。原型的特性——“态度、信仰、价值观和行为”——与本书中描述的身份定义密切相关，这些定义源自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文本。正如社会心理学家迈克尔·A. 霍格所言：

　　当我们把某人归类为一个群体的成员时，我们也把这个群体的原型属性赋予了这个人，并以原型的标准来审视他们；不再把他们视为独特的个体，而视为或多或少合乎原型的群体成员——这一过程被称为去人格化。

　　学习偏置推动了负面数据的积累。当人们对他们所遇到的事物（如对外群体）抱有负面观感时，他们可能会倾向于避免进一步的接触，这会阻碍他们获取可能纠正负面看法的新信息。对于极端主义运动而言，当意识形态激进到敦促内群体成员避免与外群体接触的程度时，信息壁垒俨然已成为制度的一部分。

　　不确定性对极端思想的影响

　　使人们倾向于极端主义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不确定性。人们倾向于安于现状。心理学家约翰·T. 约斯特和罗德里克·M. 克莱默认为：人们倾向于用有关群体和个人的观点来正当化现状，因此现存的社会安排被认为是公平正当的，甚至是自然且不可避免的。

　　人们有一种普遍的认知偏见，即认为现状是公正公平的。这种对现状的偏好可能有许多原因，包括合理化当前生活体验的渴望、接受现状的系统性奖励（如社会和经济成功），以及缓解不确定性和焦虑。研究表明，偏好现状的倾向强大到足以克服对外群体的偏见，即使现状对自己所在的群体不利，而让竞争群体处于优势地位。因而，一个稳定的现状是激进化难以攻克的堡垒。

　　当现状被颠覆时，人们的安全、生计以及在世界和社会上的位置一下充满了变数。能打破现状的方式数不胜数——包括经济、技术、政治、军事和社会变革。例如，战争会导致巨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内战，会把之前的友人和邻居瞬间变成对垒的敌人。战争也会把人们从由自身所主导的内群体迁徙到将他们视为外群体的另一种身份集体所控制的区域。

　　通信技术的革命可能为群体间的社会接触创造新的机会，或成为点燃群体间冲突的新导火索。一波移民潮足以改变一个国家内群体的人口统计数据甚至定义，影响到业已存在的，如种族或宗教等要素交织在一起的群体身份的定义。

　　从个人层面而言，深刻的个人创伤，如失业或所爱之人的死亡也会导致不确定性，这一点在许多“独狼”极端分子和其他类型的大屠杀刽子手的个人经历中都可以看到。另一条线索可以在宗教恐怖主义尤其是“圣战主义”中被发现，这些群体中改宗者往往不成比例地出现。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弄明白他们自己和他们在世界中位置的基本问题，接受了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人会被吸引去探索其他宗教身份。

　　剧烈的变化侵蚀了内外群体的界限和定义，特别是当人们感到在身体上、经济上或社会上无所适从时。由于人们倾向于认为现状是公正的，这些戏剧性的变化可能会被认为不公正，颠覆了被认为基本上公平正确的规范。

　　不确定性让人感到不安，并产生焦虑，直到问题得以解决。大多数人会以健康的方式应对不确定性，但也有许多人不会——这已足以产生统计学上的差异。据迈克尔·A. 霍格所言，尽管人们有许多方式来减少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但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是采用一种“独特而明确定义的”群体身份。霍格是克莱蒙研究大学社会心理学项目主任，不确定性-身份认同理论的创立者，该理论试图描述不确定性和极端主义之间的联系。

　　在较低层面上，就像当人们面对一个他们认为可以解决的问题或挑战时，不确定性可以激发正向激励和高效的行动。但是当人们面临他们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或威胁时——因为这些问题太大了，或他们缺乏必要的资源去解决——他们就会采取消极行为。

　　除了强有力的实证支持，不确定性框架还有助于补救在本章开头强调的一些被推翻的结构性论证。例如，贫困和失业可能与恐怖主义无关，但经济环境突然的破坏性变化可能会制造不确定性，从而加剧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面临人口结构变化或引入新技术时，人们可能会感受到不确定性。虚弱的国家、叛乱和内战导致高度不确定性，因为这会分裂内群体，制造新的外群体，且公然违抗公正的解决方案。更多历史研究可能在这些问题上予以我们启示，并有助于阐明极端主义会在怎样的环境下泛滥成灾。

　　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为何会起作用

　　极端主义意识形态通过提供一种被称为“群体实体性”的特性来满足人们对确定性的需求。“群体实体性”被定义为“一个群体的属性，这种属性基于清晰的边界、内部同质性、社会互动、明确的内部结构、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命运”。所有这些特征都有助于使各群体觉得真实可信，其中大多数都被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明确加工过。极端主义理论家用下述工具培育群体实体性：

　　清晰的边界和内部同质性：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极其明确、严格的标准，来界定谁属于内群体、谁属于外群体，以及在什么情况下适任者内群体成员有被归于外群体的风险。反观非极端主义身份认同，内外群体的边界更加灵活，也不那么被强调。

　　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命运：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耗费大量精力去定义内外群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实践，通常会把这些信息组织在一个互相关联的、以一场终极对抗告终的叙事中。相比非极端主义运动，极端主义群体可能会更为详尽地描绘未来的蓝图，他们也倾向于将其期望投射于压缩的时间线上，更接近即将发生之事而非遥远之事。实践可以说是极端主义身份定义中最重要的元素。尽管我们可能会因为外群体成员的信仰或特质而厌恶他们，但依据他们的所作所为来构建危机和动员行动要容易得多。

　　社会交往：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所制定的社会交往的规则，包括要履行支援和保护内群体同胞成员的义务，及严格控制与外群体的往来，通常禁止与外群体保持友好关系，而鼓励与外群体保持敌对。

　　清晰的内部结构：这一点在不同群体间差异很大。以国家为基础的极端分子能够提供界限最为分明的社会结构，而非国家形式的极端分子则会尽其所能地使用诸如头衔、服装、入会仪式或效忠誓词等仪式化元素（例如，这些都是三K党的重要特征）。“伊斯兰国”在其鼎盛时期的成功展现了类国家结构的力量，其宣传中大力强调了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原型国家的实体特性。

　　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被设计成充斥着提供高度群体实体性的内容，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化了日益广泛多样的信息来源后，极端主义叙事也会变得更加复杂。产生的内容越多，该运动也就会积累越多的“群体实体性”。

　　危机-对策的构想也旨在应对不确定性。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主张，内群体已经抵达一个转折点，需要采取戏剧性且果断的行动，意识形态对此也做了清晰的描绘。

　　最常见的极端主义危机叙事——阴谋论、反乌托邦和天启大灾难——进一步解决了不确定性。阴谋论是让世界“有意义”的有力工具。它们将问题置于内群体的痛苦都是由外群体蓄意、用意明确的行动所导致的背景之下。尽管这些理论本身错综复杂，但旨归直接明了：内群体的问题源于外群体的行为。反击外群体才能解决问题。

　　反乌托邦和天启大灾难的危机同样清晰明了，有如预言一般。它们将危机描述得如此重大严肃，以至于极端的解决方案已成定局，熔断了深思熟虑的必要。反乌托邦和天启大灾难的性质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赢得和平”的需求。在反乌托邦中，推翻腐败的体制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因为取代它的东西不会更糟，细节问题可以以后再解决。

　　对于天启大灾难和千禧年的信徒来说，对策还可以更简单。有时他们只需露个面。信徒受命经受一场大灾变，其结局和后果都是神祇预先定好了的。一些末世启示录群体的领袖可能依然会在策略上有所选择，正如“伊斯兰国”在2016年所做的那样，当时它放弃了之前推动的一场预言中的战斗。但对绝大多数信徒来说，参与第一。

　　人类是复杂的，很难用某种单一的理论去解释他们的行为。有几条进路可供进一步研究，以帮助理清这些问题。在官员和学者（前者多于后者）成年累月的探讨和辩论后，“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本成因”这个问题依然毫无头绪。但我相信不确定性框架具有重要的前景。

　　不确定性涵盖了极端主义在其中兴起的一些社会和政治情境，包括那些导致政策制定者诉诸错误解释的情形。不确定性也有助于解释奉行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个人的行为，尤其是所谓的“独狼”，他们在参与暴力活动前往往经历了打破生活常态的创伤性事件（如失去工作或父母）。而且，除了我对极端主义文本研究的补充性发现，还有大量实证研究的证据支持不确定性-身份认同假说。

　　无疑，还有更多工作需要去做，但是，不确定性-身份认同理论和社会心理学家的相关研究，为极端主义及其起因提供了比目前任何替代方案更实用、能提供更多洞见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