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十篇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篇1

　　陆益龙，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户籍制度研究、水资源与社会研究。

　　主要著作：《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等。

　　摘要 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多元化与平常化特征。而在基层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则出现了多元化与权威化的并存格局。较多的纠纷经历者选择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纠纷解决方式，这并非出于对权威的认同，而是受工具主义的权威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影响，纠纷者主要根据权威介入对自己效用的大小而作出选择。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既要建构法制权威，更要加强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

　　关键词 基层社会 矛盾纠纷 化解机制 社会秩序构建

　　中国社会转型新时期，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社会秩序也将面临诸多构建与重构任务。如何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将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未来的新发展，因为秩序是任何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

　　问题、理论及意义

　　秩序是指社会关系相对均衡、社会交往互动正常有序的状态。秩序构建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机制。探讨转型中国的秩序构建机制，如果从社会学的本土方法论角度看，那就要关注和研究矛盾纠纷的发生及解决机制。因为在本土方法论看来，要想知道社会的常态是何以建构的，就必须先弄清哪些因素或行为会造成反常。所以，要想把握转型过程中如何构建起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就要探究影响秩序的社会矛盾纠纷是如何发生以及如何解决的。

　　基于这一理论视角，本研究所关注和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快速转型的中国，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究竟呈何状态、有何特征，这些矛盾纠纷是如何发生的、又是通过哪些途径或方式解决的，以及人们为何要选择这些方式化解矛盾纠纷。

　　关于现阶段社会矛盾纠纷的现状及发生机制问题，目前学界流行这样几种理论解释：一是“新生社会矛盾”论。如李强提出，当前的社会矛盾纠纷主要是由国内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利益群体的分化所引发的，可以说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新生社会矛盾”或“新生社会问题”。①像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和阶层结构的变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弱势群体，以及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开发建设和征地拆迁权益分配问题等，都属于新生的矛盾问题。

　　二是社会转型期“矛盾纠纷凸显”论。有较多学者倾向于认为，②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由于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触及利益格局的变化，并将导致价值观的变迁，从而引发社会矛盾纠纷的高发和凸显，社会快速转型期也是矛盾纠纷的凸显期。

　　三是“人民内部矛盾”论。此类观点主要是运用了的矛盾论思想，将当下的矛盾纠纷视为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将会异常尖锐、复杂，突发性群体矛盾增多。③因此，正确认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有效调和、化解这些矛盾，对于社会秩序的构建与重构有着战略性意义。

　　以上几种理论解释主要是从宏观角度对当前及未来社会矛盾纠纷的性质、特征和趋势进行了整体性理论推导，而对于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中矛盾纠纷的发生机制和解决机制，可能没有直接的帮助。

　　此外，本研究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从基层矛盾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经验事实中，呈现出了什么样的法律性（legality），这种法律性与新时期社会秩序的构建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所谓法律性，指的是法律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表现，或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的与法律的关联，即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关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与法律性的关系问题，涉及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基础。推进法制建设，构建法制秩序，需要结合国情、联系社会实际，而不仅仅是法律专业技术的推进过程。从对居民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经验考察中，可以更具体地认识社会的法律性特征，从而为法制建设的推进提供更有针对性、更加有效的策略。

　　关于法律性与社会秩序构建的关系问题，昂格尔认为经典社会理论主要有两种传统：一是工具主义理论，二是合理性理论。④工具主义强调法律在社会秩序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工具性的，居民通常将法律视为公共工具或资源，当法律有助于实现其个人利益时，就会利用法律；而合理性理论或共识理论则强调，法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主要在于其合理性或正当性。由于人们认为法律规则是合理的、正当的，所以愿意遵守法律原则，从而构建起法制秩序。

　　法律性的建构论则认为，“法律性并非完全依靠诸如宪法、法律条例、法院判决等正式的法律或诸如合同履行这类国家权力的直接表现来支撑的。相反，法律性是长久的，因为它依赖并唤醒了日常生活的平常图式。”⑤在人们发生纠纷和处理纠纷的日常实践中，同时建构起法律性的特征。由此看来，一个社会的法律性并非单一的、固定的，而是多样的、变动的。

　　无论是法律工具主义论还是法律合理性论，都存在将法律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及特征作单一化看待的弊病，由此忽略了法制建设实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法律性建构论试图从工具与规范、结构与能动性之间寻找兼容性，然而由于在强调法律建构性的同时，也导致过于突出法制建设的变动性和相对性，从而可能使法制建设实践变得无所适从。因此，在对居民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选择的具体经验考察中，我们就需要极力回避把法律与秩序构建的关系加以模式化或图式化的困境，而要从具体经验中探寻一些共性特征或规律。

　　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与平常化

　　综合社会调查（2005、2006CGSS）关于基层矛盾纠纷发生情况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居民在一段时间内（4～5年）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在12%左右，其中与政府机关的纠纷发生率在2.4%左右；2010年的调查显示，有9%左右的居民声称受到政府机关或工作人员的不公正对待，但真正发生纠纷的可能比例要低。所以，就当前纠纷发生的规模而言，基层矛盾纠纷并未显现出“矛盾凸显”的特征，因为无论从纠纷发生比例还是从纠纷发生的增长趋势来看，都难以发现现阶段的基层矛盾纠纷具有“凸显”之趋势。

　　从居民所经历的纠纷类型结构来看，在城市基层社会，较为多发和易发的矛盾纠纷主要是劳动与保障方面的纠纷、住房与拆迁方面的纠纷以及婚姻与家庭方面的纠纷；在乡村基层社会，较为多发和易发的矛盾纠纷则主要是邻里纠纷、婚姻与家庭纠纷以及土地方面的纠纷。除了这些相对多发的纠纷类型之外，现实中发生的矛盾纠纷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干群纠纷、借贷纠纷、合同纠纷、医患纠纷、环境纠纷、侵权伤害纠纷等。即使在同一类型的矛盾纠纷当中，纠纷的性质和形式也可能是不同的。如在城市劳动与保障方面的纠纷中，既有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导致的结构性矛盾纠纷，也有居民在劳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劳动争议和普通民事纠纷。可以用多元化来概括基层矛盾纠纷的现状特征，即现实中的矛盾纠纷是多类型的，而不是某个维度、某种类型的矛盾纠纷格外凸显。

　　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特征还在纠纷经历者的构成上得以体现。实证分析表明，除了性别因素对个体间纠纷发生有较为一致的影响（之外，即男性较之女性与他人发生的纠纷更多）其他诸如受教育水平、职业、收入和阶层等个人的社会性因素与纠纷发生并未显示出方向一致的相关关系，说明纠纷经历者在社会构成上并没有某种突出特征，也就是说，在经历过矛盾纠纷的当事人中，他们广泛分布于社会中的多种群体、多阶层，而不是集中反映在某些阶层或群体间。

　　此外，在当前基层矛盾纠纷的类型和结构的多元化特征里，实际还包含了基层矛盾纠纷的平常化趋势。纠纷平常化趋势反映的是，大量的基层矛盾纠纷实际是在平常的生活实践或社会互动中发生的，而并非某种不均衡的结构所导致和引发。所以，从平常化的角度来认识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为了避免将现实中的所有矛盾纠纷都与结构联系在一起。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既有结构性矛盾，也有生活性的或平常的纠纷。

　　基层矛盾纠纷的平常化、生活化，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会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偶然发生，这些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存在，其实是现实生活的构成方式之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平常的生活性纠纷对秩序构建没有消极影响，因为有些生活性纠纷也会演化为。

　　基层矛盾纠纷所显现出的多元化和平常化特征，其实与当前社会关系及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是一致的。随着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增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类型、关系性质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在更为频繁、更为复杂的社会交往互动中，发生多种多样矛盾纠纷的可能性无疑也随之增大。⑥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不仅进行着现实的面对面交往，而且还会在网络上进行虚拟社会交往。在网络交往中发生的纠纷或问题，也就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新型纠纷或问题。但是，新的矛盾纠纷的出现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矛盾的凸显，而是反映出矛盾纠纷的时代特征，或者叫作“转型性特征”。其中较多的矛盾纠纷实际上依然属于平常的生活性纠纷，因为这些纠纷不过是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的交往互动中出现的一般问题，此类问题的多与少并不能反映出诸如“矛盾凸显”那样的特殊意义。

　　鉴于当前基层矛盾纠纷的多元化和平常化的现实状况，在纠纷管理或治理策略方面，首先需要正确对待社会中的矛盾纠纷。一方面，不宜过度突出或强调矛盾纠纷的消极面。构建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并非要防止所有矛盾纠纷的发生，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存在，也是社会秩序的构成形式之一。一个阶段矛盾纠纷的增多或减少，其实都是日常生活世界中的正常现象。另一方面，要重视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基层纠纷虽难以预防，但和谐的社会则需要有健全、有效的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以便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生活中的平常纠纷。

　　其次，需要针对多元化矛盾纠纷采取多元的纠纷管理策略。尽管基层矛盾纠纷走向多元化，但我们可以根据矛盾纠纷性质将其主要分为两种：一是结构性矛盾纠纷；二是生活性矛盾纠纷。在应对生活性矛盾纠纷方面，可以用平常的态度、常规的机制去对待和处理。在纠纷管理上可以采取基层―调解―化解的管理策略，这一策略更加注重在基层建立起完善的民间纠纷化解机制。针对结构性矛盾纠纷，则需要有战略的眼光、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去加以应对，在纠纷管理策略上需要用顶层―调整―解决的治理策略，也就是以宏观结构调整来解决不均衡的结构问题，重视通过深化改革和制度创新调和结构性矛盾。

　　基层矛盾纠纷成因的非转型性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总会体现一个时期的时代特征。社会转型可以说是当今的时代特征，所以这一时期的社会矛盾纠纷也就具有“转型性特征”。不同时代的重要变迁事件、特别是涉及不同群体利益的事件，总会在社会关系的结构特征上得以体现。如在城镇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下岗再就业的职工群体，他们与企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乡村社会，随着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村镇干部不再需要直接向农户征收税费，农村的干部和群众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社会关系的结构变化过程也会在矛盾纠纷的发生和演化上有所显现。

　　当前，基层矛盾纠纷所具有的转型性特征，并不说明社会转型是各种矛盾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关于矛盾纠纷与社会转型的关系，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战略机遇期与矛盾高发期并存”论，或“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矛盾凸显”论。⑦这一论断，表面看似乎与当前形势较为相符，然而进一步从理论和经验事实两个层面加以分析和考察，就不难发现这种观念存在着把社会转型视为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直接原因的误导作用。

　　社会矛盾纠纷有其自身的发生及演化机制，任何矛盾纠纷都是结构关系或互动关系失去平衡的一种状态。发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矛盾纠纷，并不一定就是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换言之，社会转型不必然导致矛盾纠纷的增多和凸显。恰恰相反，正是改革开放和结构转型的推进，调和和消解了诸多结构性的社会矛盾。所以，对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纠纷之间关系的认识，需要跳出简单的因果推论和决定论的认识论陷阱，聚焦于现实社会中矛盾纠纷发生的具体情况，通过揭示矛盾纠纷的转型性的形态和特征，来理解和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

　　尽管基层矛盾纠纷的成因是复杂的、多样的，不同纠纷的发生都会有具体的诱因，但如果概括起来，基层矛盾纠纷的主要成因大体分为三大类：一是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的分化；二是个人或组织间的权力（力量）配置的不均衡或失衡；三是社会交往实践中的行为冲突。

　　对于大多数社会矛盾纠纷而言，纠纷的发生皆因利益的纠葛，即相关主体因利益诉求的冲突而产生争执。利益主体多元化和利益诉求分化引发矛盾纠纷的机制是，当社会中不同个体的各自利益追求或诉求不断增强时，社会共同体和结合体中的利益主体和利益需求也就出现分化和多元的格局。当多元的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发生交汇或交叉时，就会产生利益关系。而当不同利益主体在交互作用过程中出现利益行动不相一致或相互冲突时，也就会产生矛盾纠纷。所以，矛盾纠纷发生的关键在于交互利益关系的冲突。社会系统中均衡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通常有两种原因：一是单方的行动造成利益结构的客观变化，这是引发矛盾纠纷发生的常见原因，如劳动欠薪纠纷、征地拆迁纠纷、人身财产损害纠纷、借贷纠纷等。二是一些群体成员利益观念的变化导致新的利益诉求或权益主张，从而改变已有利益关系格局，由此也会诱发矛盾纠纷，如劳资矛盾纠纷、环境维权及消费者维权等。

　　在一些结构性的社会矛盾纠纷中，权力或社会力量配置的不均衡实际是其发生的重要原因。权力或力量的不对称、不平衡，使得交互作用的双方难以维持关系的均衡，由此引发矛盾纠纷。例如干群纠纷、农民工欠薪纠纷、消费纠纷等，这些矛盾纠纷发生的根源，其实就在于对不均衡的权力关系缺乏有效制衡机制。

　　此外，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通常也会因为某些偶然因素而在交往互动过程中发生行为冲突并由此引发纠纷。那些平常化的纠纷可以说是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其成因及演化过程都包含较多不确定性，基本无规律可循。因而，预防此类纠纷的发生几乎不太可能。较为理想的应对策略是及时对纠纷加以管理和化解。

　　从基层矛盾纠纷发生的主要成因来看，有些成因与社会转型或改革存在一定联系，而有些原因则并不具有转型性，因为，这些矛盾纠纷都可能会发生。

　　揭示基层矛盾纠纷成因的非转型性，其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正确地看待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与矛盾纠纷的关系。如果过于强调社会转型与社会矛盾纠纷凸显的必然联系，就有可能误导人们对社会转型、改革创新持以消极的态度；同时也可能诱导人们以预防矛盾纠纷发生为理由，拒绝结构转型和改革创新。对转型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纠纷加以理性分析和对待，有助于我们不断推进结构转型和改革开放趋于合理，促使矛盾纠纷得以有效化解，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与权威化并存

　　社会秩序的构建与重构离不开社会矛盾纠纷的处理和化解。在矛盾纠纷解决过程中，通常既反映出居民对不同纠纷解决途径和策略的选择倾向，同时也会反映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特征，因为人们解决纠纷的行动策略选择也可能是根据社会环境作出的。

　　根据“纠纷金字塔”理论，人们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即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金字塔型”的特征。这意味着大多数人会选择在基层化解矛盾纠纷，或者说，大多数矛盾纠纷是在基层得以解决的，而选择向上级正义系统申诉、特别是进入司法诉讼程序中的人和纠纷都会逐渐减少。对一个社会来说，在矛盾纠纷总体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基层解决的纠纷越多，“纠纷金字塔”的塔尖部分就会越小。⑧

　　经验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社会的纠纷解决经验与纠纷金字塔的理论假设并不十分吻合。在矛盾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方面呈现多元化与权威化并存的特征。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特征主要体现为选择忍忍算了、双方自行解决、上诉到行政正义系统和诉讼到法律正义系统等几种主要纠纷解决方式的纠纷当事人的比例已经较为平均。这说明，现实中人们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来解决所遇到的矛盾纠纷，而不是集中依靠某一种方式或途径。一般的观念认为，绝大多数人对生活中所遇到的纠纷会采取容忍或自行协商解决方式予以解决，而经验调查则显示，仅有半数左右的人在处理个人间纠纷时会选择这两种方式；更多的纠纷当事人、特别是权力不对等的纠纷当事人，如干群纠纷和环境纠纷的经历者，则倾向于选择权威正义系统（包括行政和法律系统）来解决纠纷问题，由此显现出纠纷解决方式的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特征。

　　当前，纠纷解决机制之所以呈现出多元化与权威化并存的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矛盾纠纷的多元化；二是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适应性和有效性较为有限；三是居民对权威及权威解决方式的作用的社会建构。随着人们所遇到的纠纷趋于多元化，为了解决不同性质和不同形式的纠纷，人们也就要去寻找和选择不同的、适宜于纠纷解决的方式和策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是与纠纷多元化发展分不开的。

　　然而，在人们选择多种多样方式和策略解决矛盾纠纷的同时，还显现出权威化或上层化的趋势，这说明目前基层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矛盾化解能力和有效性还是有限的。由于较多的矛盾在基层得不到有效化解，人们不得不选择上诉至更高层的行政和法律正义系统。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化或上层化特征的形成，与人们对权威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建构有着一定关系。在法制宣传中过于强调法律途径对矛盾纠纷解决的有效功能，以及行政机关对上访者采取的“拿钱摆平”策略，一定程度上建构起了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矛盾纠纷解决的社会氛围。经验分析也表明，越来越多的人运用行政的、法律的权威来解决纠纷，并不是出于对权威的认同，而是将权威视为一种工具而加以利用。

　　有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积极的意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不等同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⑨而是注重由多种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和力量参与到基层纠纷管理和化解之中。当基层社会生活能提供更多种矛盾纠纷化解的途径和力量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基层解决纠纷问题。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实并不存在一种最有效的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只有当社会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途径和方式，更多的人能够从多元的纠纷解决方式中找到并选择对自己最适合的、最有效的方式，社会总体的矛盾纠纷解决效率才能达到优化程度。

　　纠纷解决机制的权威化或上层化趋势体现在当前的一些上访事件和中，这一趋势特征虽在一定意义上反映民众的权益主张和法制意识在增强，但如果越来越多的平常纠纷依靠权威介入的解决机制，不仅对社会秩序构建系统的自身调节功能产生负面影响，而且过多的纠纷集中到行政和法律系统后，会导致公共行政和司法资源的拥挤，同时也会提高民众解决纠纷问题的成本。权威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对短期内解决纠纷问题可能是有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很好地化解矛盾和不均衡的关系。鉴于基层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权威化的负面社会效应，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治理策略，积极预防这一趋势的进一步演化和强化。要缓和纠纷解决的上层化趋势，一方面需要完善和加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建设，发挥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的积极效能；另一方面需要理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和社会氛围，引导民众理性选择纠纷解决方式。

　　法律意识、权威运用与秩序构建

　　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及其解决机制也折射出居民的法律意识或法律性的特征。法律意识的范畴虽然较为广泛，但居民对法律权威的观念及态度是其核心。经验调查显示：当前居民的法律权威意识与法律合理性意识都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同时也显现出工具主义法律意识更为突出的特征。80%以上的居民赞同无条件服从法律，但与此同时，又有70%以上的人表示只有在法律合理的情况下才遵守法律。这说明居民对法律权威的意识和态度并非一维的，而是在动态的社会建构之中。一方面，多数居民意识到法律规范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会根据实际需要而采取对待法律的态度和行动。也就是说，多数居民的法制意识并未形成规范内化的特征和趋势，即“法律正当性意识”尚不普及，⑩人们还没有真正将法律视为正当的、合理的行为规范来调节自己的行为选择。

　　实证分析还显示，居民的法律意识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人们是如何认识和看待法律的，与现实中矛盾纠纷关系的产生没有明显关系；但是，居民的法律意识则对他们选择纠纷解决方式有着一定的影响。具有法律权威意识的居民，选择法律解决机制的可能性越小；越是把法律视为一种工具的人，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越大。这一现象表明，对法律权威的认同和服从意识，对人们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并不起促进作用；而工具主义的法律意识则能提高人们运用法律方式解决纠纷的可能性。

　　对权威认同与纠纷及解决方式选择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分析，同样揭示了居民的权威认同情况与选择权威介入的纠纷解决方式之间并无显著关系，而居民的权威选择意愿与纠纷类型的相互结合则显示出较为显著的影响。由此可认为，居民选择权威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原因主要是对权威效用的预期，也就是纠纷当事者结合自己所遇到的纠纷类型，选择自己认为对该类型纠纷解决更加有效的权威介入。人们选择法律权威介入纠纷解决，也主要是因为他们预计法律权威在解决所遇纠纷中会发挥最有效的工具性作用。

　　当前，居民工具主义法律意识与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之间所呈现出的密切关系，既是基层社会法律性的现实特征，同时也可能反映了法制宣传教育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这一现象至少说明，目前的法制宣传让民众接受了更多法律工具性的内容，而对促进居民接受法律规范性意识作用不太明显。

　　工具主义的法律意识及工具主义的法律使用行为虽是法律性的一种存在方式，也是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形态之一。然而，法律工具主义的泛滥，不仅可能影响到法制建设的进程，而且也会对社会秩序的构建产生消极影响。从经验分析中我们发现，在一些对公共秩序构成较大威胁的及集体上访事件中，那些有过利用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经历的人，参与到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纠纷当事者倾向于工具性地使用法律方式解决纠纷，那么他们都会期望从这一纠纷解决过程中获得收益或“获胜”，然而法律方式特别是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总会有“胜诉”与“败诉”的判决。如果人们不是真正认同法律权威的公正性和正当性，那么纠纷中的“败诉”一方就会产生新的不满或纠纷。正是因为这一机制的存在，现实社会中的涉诉上访、涉诉才得以发生。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中的居民权威认同与权威选择分离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居民与权威的关系。对此，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类似于“基层精英论”、“法律服从论”所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即认为社会秩序之所以可能、之所以建构起来，是因为人们对某种权威的服从或遵从，也就是精英和权威对秩序构建起到核心作用。按照这一理论命题，在社会秩序的构建过程中，我们需要重点建构一种核心权威，并促使广大民众服从与遵从这种权威。那么，推进法制建设，构建法制秩序，也就是要在社会中构建起以法律为中心的权威。然而，现实经验表明，权威的建构并不等同于秩序的构建，构建起法律权威并不一定意味着构建起法制秩序。由此看来，推进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还需要与时俱进地把握法制建设的社会基础，一方面要推进社会的法制化，让法律的规范意识广泛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也要推进法制的社会化，使法律系统的建设更加贴近社会生活。

　　余论

　　在当前快速转型期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并未呈现出特别严重的迹象。已发的矛盾纠纷虽具多元化特征，但较多矛盾纠纷依然属于平常生活性纠纷。即便是群体性纠纷事件，其中有些冲突也是由偶然的、平常因素所引发的，并未显现出对社会秩序构成的系统风险。所以，社会转型、改革创新和新的发展机遇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高发或凸显，中国社会在推进新发展的进程中，不宜“因噎废食”。维持社会和谐稳定工作的重点不需要放在预防或减少矛盾纠纷之上，而需要放在深化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之上。改革、创新和转型进程会不可避免遇到阻力或利益冲突，只要这一进程是朝着正当的、合理的目标迈进，这些阻力和矛盾会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得以迎刃而解。但如果停止改革创新的步伐，一些结构性矛盾会越积越深，对社会秩序构成的系统性风险会更大。

　　目前，基层社会矛盾纠纷之所以显得突出和敏感，一个重要原因是基层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具有权威化或“上层化”的特征和趋势，较多的矛盾纠纷当事人在处理纠纷问题时，不是倾向于在基层化解矛盾，而是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向行政的和法律的权威机关上访和诉讼，也就是不断地寻求权威介入矛盾纠纷的解决。这一现实经验反映出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还不够完善，基层社会秩序的自我调节功能依然较低。因此，基层社会建设需要注重和加强矛盾纠纷化解的能力建设。二是已有的法制宣传教育可能还不够全面。目前的宣传偏重于鼓励公民“拿起法律的武器”，而对教育和培养公民的法制精神以及按照公正合理原则行事的规范法律意识方面则强调不够，由此对较多居民形成工具主义的法律意识产生一定影响。工具主义权威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广泛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公共权威资源的滥用，同时也可能造成公共权威机关的公信力的降低。

　　推进法制建设，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的重点任务就是要让法制精神真正地广泛深入人心；在矛盾纠纷管理上，针对结构性矛盾要注重从宏观改革和制度创新上调和利益关系，而对平常生活性纠纷则要注重构建立足基层的多元纠纷化解机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经验与秩序构建研究”的最终成果，项目编号：10BSH008）

　　注释

　　李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6期。

　　吴忠民：《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社会矛盾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第1～6页；魏佳蓉：“转型期社会矛盾化解之道――以提高法律实效为视角”，《理论月刊》，2012年第4期。

　　于咏华：《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论》，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1页。

　　[美]昂格尔，《现代社会的法律》，吴玉章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3页。

　　[美]尤伊克?西尔贝：《法律的公共空间》，陆益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4页。

　　⑥陆益龙：“纠纷管理、多元化解机制与秩序建构”，《人文杂志》，2011年第6期。

　　王郅强：“转型期中国社会矛盾的基本形态与性质分析”，《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7期。

　　Felstiner， W.R. Abel and A. Sarat， "The Emerg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Disputes"，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5： 631-54.

　　范愉：《非诉讼程序（ADR）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12页。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篇2

　　【关键词】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机制；对策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经济开始迅猛发展，在经济的带动下，我国社会也随之转型，这为社会矛盾的产生与激化提供了土壤。为避免由社会矛盾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我国应尽快建立完善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机制，并积极将其运用于实际的社会纠纷解决中，有效缓解社会矛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在环境。

　　一、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社会矛盾多元调解机制的建立能有效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社会矛盾冗杂，部分地区甚至频繁出现有社会纠纷引起的暴力事件，如此不良事件会在很大程度上败坏社会风气，激化社会矛盾，增加问题的处理难度，给人们和社会增添不必要的负担。政府应高度重视社会矛盾纠纷，加大矛盾的处理力度，从思想领域着手，将创新精神融入到矛盾处理中去，建立完善多元化的矛盾处理机制。中华民族自古崇尚“和为贵”的事件处理原则，该原则在现代法律体系中集中体现在以调解为手段的法律制度。调解提倡以德服人，通过疏导与教育纠纷双方使双方实现友好沟通交流，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自愿协议，化解双方的矛盾，这种解决矛盾的手段根植于中华传统美德，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我国调解职能由人民、司法和行政三方掌控，在调解过程中三方各自为政缺少必要的沟通与交流，这导致调解过程冗长调解成效却不明显。在新的历史时期下，调解部门独立的工作模式逐渐为时代所淘汰，转而带之的是多元化、规范化的调解机制。新的调解机制实现了调解部门的良性互动，使得社会矛盾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效的调解，这对社会发展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二、针对社会矛盾多元调解制度完善措施的探讨

　　社会矛盾多元调解制度的建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该体制的建立不仅需要创新精神的融入、政府政策的倾斜，还需要广大社会群众的认知与支持，具体而言，完善社会机制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明确思想，提升工作效率

　　政府与党委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高度重视社会矛盾调解机制，将稳定社会与发展社会放在同等重要的战略角度，切实解决社会矛盾，缓解社会纠纷，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搭建平台。在社会矛盾的处理中，相关部门要秉着调解优先的处事原则，以劝解和教育为主要手段，对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使得双方达成共识，进而有效化解矛盾。社会调解部门要加强自身责任意识，将多元化调解社会矛盾方式切实贯彻在日常工作中，实现多元化调解矛盾与各级领导干部的绩效考核挂钩，并对其工作效果进行严格监督，保障多元化矛盾调解机制在各地方的落实。

　　（二）搭建网络平台，健全联调机制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为有效发挥调解的实际效能，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网络平台的搭建。随着调解组织的逐步壮大，调解组织也逐渐渗透入企事业单位中，成为企事业单位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为实现多元调解社会矛盾机制的有效运转，各级部门应进行明确的职能划分，在有效交流沟通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本地区实际发展情况的矛盾纠纷联调中心。在对具体案件进行处理时，根据矛盾的本质对各级联调机构进行任务分配，力争做到主次分明，各级通力合作实现矛盾纠纷的合理化解决。

　　（三）重视基层排查，将隐患扼杀在摇篮中

　　扩大信息网络覆盖面，增强网络信息的辐射力，使得基层矛盾纠纷信息能在第一时间送达相关部门，并有相关部门判断信息所潜在的社会危害程度，进而对各种信息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以免矛盾纠纷被激化成为棘手的社会问题，最终危害社会。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体系，贯彻落实基层排查，在排查过程中对基层矛盾纠纷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将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中。矛盾纠纷处理部门要重视排查结果，对排查结果进行客观的分析，整理归纳排查结果，进而得出基层矛盾纠纷产生及处理的相关理论，并在实际工总中得到验证，这对领导部署调动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完善衔接机制，加强制度建设

　　为保障社会矛盾多元调解顺利进行，各级联调机构应加强联系，积极进行有效沟通，还应完善相关制度，使调解工作做到有规章制度可以依靠。要实现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各级联调机构要做到明确分工，衔接流畅。司法部门要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的、专业的人民调解组织，并根据调解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完善衔接制度；政治法制部门要以法律为基础引导仲裁调解组织与行政调解组织走向规范化；部门要从本部门职能出发，规范制度及具体实施步骤。总而言之，各级联调部门要发扬创新性精神，明确目标，将自身的任务有机融于调解中，实现调解全过程的流畅，保障矛盾纠纷有效解决，为广大人们谋取福利。社会矛盾调解要以相关法律为基础，同时还要根据事件的具体情况作出适当调整，进而保障矛盾纠纷合理化解决。因此，在调解前的衔接上，联调机构应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信息的自由流通。在调解中的衔接要以联合调解机制与协助机制为基础。调解后的衔接要遵循调解确认机制、调解协助以及强制执行机制。可见，实现调解全过程的有效衔接，对矛盾纠纷解决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篇3

　　一是谋划建立纠纷责任单元。我们根据每个村、社区面积的大小、所属人口的多少、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以及居民的整体素质为主要依据，对网格责任单元进行细划，按照“网格-组格-片格”模式，建立覆盖全街道的网格化管理责任区域。以村民小组、居民小区、楼栋单元为基本单位，将街道内划分为98个网格单元，每网格单元设立1-3名矛盾纠纷排查信息员，负责对本区域内的矛盾纠纷排查和隐患信息收集，倾听单元格内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信息报送工作。以3-5个网格单元组成1个网格组，将街道98个网格单元分为30个网格组，每网格组由1名调解员任矛盾纠纷排查组组长，负责本区域内矛盾排查指导和隐患信息汇总工作，进行信息确认，加强重点信息跟踪和信息上报工作。以5个村、社区为片，组成片格，每片格由村、社区调委会主任为片长，负责本区域内矛盾纠纷的排查指导、情况分析和排查信息汇总工作，参加本区域各网格单位排查，掌握面上情况。

　　二是完善构建纠纷传送基站。每一个信息员就是一部社情民意的实时摄影头，我们将一些热情关心支持纠纷网格化管理工作的社会力量，如小区楼栋长、治安积极分子、老党员、企事业离退休人员吸纳为网格单元的信息员，不断提高覆盖网格的“摄像头”，达到从而实现纠纷发现无盲点。为提高信息员发现纠纷，处理纠纷的能力，今年以来，街道采取集中培训、以会代训等形式，先后开展了4次信息员业务能力培训。

　　三是建立规范长效排查机制。街道坚持每半月排查分析一次，村、社区坚持每周排查分析一次社会矛盾纠纷。实行重点人员“逐个排查”、重点时期“拉网排查”、重点地段“反复排查”、重点事件“专项排查”，切实做到不留盲点、不留死角，对可能发生的社会矛盾纠纷，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把问题消灭在萌芽、解决在基层。

　　四是完善网格管理机制建设。在网格化管理上，街道着力完善规范、高效的运行机制，建立了会议制度、培训制度、重大纠纷信息快报制度、纠纷信息分析研判制度、联席会议制度、督办、跟踪检查制度、登记统计制度、考核评比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坚持用制度管人、管事确保网格化平台运行正常。

　　五是打造坚强有力保障体系。首先，街道大调解中心成员挂钩相应片区，负责联络和指导责任片区矛盾纠纷网格化管理工作。通过实行网格、组格、片格层级负责制，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和隐患预警工作，及时掌握跟踪各种纠纷隐患。再者，强化完善奖惩制度，将处理或参与处理矛盾纠纷工作情况记录在案，直接与本人年度绩效考核挂钩；对履行职责不力，导致矛盾激化的单位和个人，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篇4

　　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实现小康目标，重点难点在农村。不容讳言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里，“三农”问题仍然是困扰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很多又以涉农纠纷和案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如何依法化解农村矛盾，特别是涉农纠纷和案件，平抑农民之间的权利冲突，这对增强司法能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构建和谐平安农村，巩固加强党的执政地位；对服务新农村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都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农村矛盾凸现

　　在国际上，人们普遍认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最容易产生种种不和谐。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利益调整的过程，往往由一部分人利益的改善引起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这就容易产生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

　　原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在美国耶鲁大学作了《中国司法：挑战与改革》的演讲，他坦陈：中国的传统社会是非讼、厌讼的，但那是封建专制年代的情形，公民缺乏权利意识，政府也压制诉讼。而今天的中国人则似乎与美国人一样的“好讼”了。20多年来，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每年的民商事案件平均只有50多万件，而20多年后的今天则上升到了500多万件，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未的10倍。可见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生活的活跃，民商事纠纷也相应增加。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民商事纠纷，很大部分就是涉农纠纷案件。

　　以我们南康市为例，2007年南康市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106件，与往年大致持平，说明我市的社会治安形势比较稳定。但受理的各类民商事案件1673件，比2002年1291件，增加382件，上升29.59%，而这些民商事纠纷案件中，涉农纠纷达953件，占当年民商事案纠纷56.96%。

　　除传统的劳务纠纷、相邻纠纷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略有下降外，其他涉农纠纷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一是债权债务纠纷案件居首位。特别是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大量增加，2007年受理此类纠纷案件112件，占当年涉农案件的11.75%。

　　二是土地纠纷增多。农业向规模化、契约化发展，过去无人问津的荒山、荒岭、山坡、滩涂成了“寸土必争”的黄金之地。中央减免农业税后，农民开发性农业勃兴，土地、山林、果园、鱼塘、滩涂的占有、使用、收益、相邻纠纷增幅很大，2007年，受理此类案件107件，占当年涉农案件的11.23%。

　　三是传统婚姻家庭纠纷有所下降，但近年来，“打工青年”离婚案件居高不下。众多的打工青年为社会、为家庭作出了贡献，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由于打工青年流动性大等原因，给婚姻家庭带来了很多不利因素。2007年，受理此类案件83件，占涉农案件8.70%。

　　四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和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增幅很大。而且呈现出案件多，标的大的特点。

　　此外，还有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以及毒害耕畜等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案件。此类案件往往由于农民缺乏维权意识、证据意识、时效意识而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保护。有的农民则采取极端报复手段来实现权利。如高安农民胡某在福建老板林某的砖厂打工，被搅泥机扎伤，法院判决林某赔偿胡某10多万元。到期后，胡某不申请执行，而是邀集亲友数人，绑架林的2个女儿，结果构成犯罪被判刑，成为《站在被告席上的受害人》，教训极为深刻。

　　二、权利冲突是农村矛盾纠纷核心内容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矛盾当前集中表现为各种权利冲突，当前的农村矛盾尽管纷繁复杂，但其规律和特点：

　　第一、现阶段农村矛盾纠纷反映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这些矛盾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农村，讲三者利益，说到底是国家、集体给农民什么，农民为国家、集体负担什么。时期，负担的载体是生产队，农民吃的是“大锅饭”，农民负担的矛盾潜伏着。现在，农民个人是独立的负担载体，负担的轻与重，直接关系到农村的稳定与不稳定。近年来，国家免除了农业税，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党的农村政策。但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集体”，因为“集体”曾使农民大受“一平二调”之苦，现在加重农民负担，又往往出在花样百出的集资办“集体”的事上。因此，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压力仍然很大。

　　第二，领导干部是一系列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且处于主导地位。农村社会的一系列矛盾，都在农民群众与农村干部这一对矛盾上交汇。有些乡村干部，本质上是农民，带领群众致富，自己也要致富，如何摆正“小家”与“大家”的关系，就不能不成为农村干群关系的“焦点”。如果乡村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

　　，，越权执法，作风上，就有可能影响干群关系，甚至造成。

　　第三、涉及面广，利益主体分散，各种矛盾互相交织，呈现多元化状态。农村的矛盾很多，引发的各种纠纷异常繁杂。少到几元、几十元的小额诉讼，多到上百万的“官司”；小到家庭邻里间宅基地争执，大到区域间土地、山林、水面权属的纷争；分到个人打官司告

　　状，合到聚众越级上访等等。另外，农民收入提高了，但与其它行业相比仍处于最低水平；农民素质提高了，但仍有很多文盲、法盲。加之，封建迷信、宗族势力与“黑黄毒赌”等丑恶现象的搅合，使得农村矛盾纵横在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容易激化，形成连锁反应。因此，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认识，花更大气力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农村矛盾，大力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三、构建多元农村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设想

　　有社会就有纷争，有纷争就要有相应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当前农村社会中，建立一个功能互补、程序衔接、能够满足农民多种需求的多元化解机制是当前依法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发展方向。其合理性主要有：其一，多元化的农村矛盾纠纷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伴随利益的调整、重分，规则的修正、重建，表现在农村的矛盾纠纷在内容、性质和形式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纠纷成因、纠纷类型和纠纷层次呈现多元化，这就要求解决矛盾和纠纷的手段、方式的多样化。其二，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差异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就纠纷解决方式而言，无非有诉讼和非诉讼两种方式。诉讼代表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属于一种公共性的纠纷解决机制，是纠纷“法律”解决的典型形式。与诉外纠纷解决方式相比，它更具正统性和权威性。但存在成本高、周期长、过于刚性化等制度上的功能障碍，诉讼并非纠纷解决的最佳方案。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尽管程序不如诉讼严谨、处理不如诉讼精确，但灵活、便捷的功能优势，更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和特定纠纷的解决。其三，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决定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不同的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对纠纷解决方式也会作出不同的选择：侧重权利实现的，往往从法定权利义务角度出发，力求选择诉讼实现权利最大化；而侧重效益考量的，往往从纠纷解决和实现正义的成本、效益出发，力求通过便捷、经济、协商的诉讼外方式解决纷争。只有推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才能从不同角度满足不同主体解决纠纷的需求，使当事人有可能充分行使选择权，获得便利、经济和符合情理的纠纷解决途径。在我国，社会矛盾争讼有五大解决途径：协商，民间调解，申诉（行政调解），仲裁与诉讼。总体来看，在司法实践中，近年来我国诉讼调解工作得到了加强，这符合社会主体对司法需求越来越高的趋势，这是好的一面。但人民调解和民间调解、仲裁则有弱化的趋势，因而产生农村矛盾纠纷解决渠道不畅通的问题，大量纠纷涌入法院，增加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成本的增加。因此，要大力加强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初步构想建立以人民法庭为骨干，以乡镇调解委员会、司法所为调解工作站、以村组调解员为工作联系点的“庭、站、点”调解工作网络，按照“小纠纷由村组调解员调处，即不出村；一般纠纷由乡镇调解工作站调处，即不出乡；大纠纷由人民法庭（人民法院）裁决调处”的原则，从而实现功能互补互动，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保障和维护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四、几点建议和对策。

　　当前农村矛盾凸现，除了要构建多元矛盾化解机制外，笔者认为还要在以下方面下功夫：

　　首先，坚持积极疏导的方针。民意如水，宜疏不宜堵。加强疏导，就是对农民群众的意见、愿望和呼声要主动听取，对于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主动解决，对于农民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要主动办理。尊重和保护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热情。要在农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做到荣之事多做，耻之事不为，不以荣小而不为，不以耻小而为之；同时倡导和谐家庭关系和科学文明的健康生活方式，让文明新风吹遍千家万户。

　　（二）落实司法为民举措。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对依法化解农村矛盾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我们要牢固树立“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执法指导思想，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建立健全便民诉讼网络，充分发挥便民诉讼网络的作用，便利群众诉讼；加大司法救助的力度，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对他们的诉讼提供快捷高效服务，最大限度保障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能打得起官司。在审理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案件中，要关注民生，维护民权，对一些社会影响较大、对立情结较强、涉及面较广的民商事案件，要多做调解工作，防止“官了民不了，案了事不了”，促进农村地区的和谐稳定。

　　（三）加大法律宣传力度。应当肯定，几年来，我市的普法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普法形式过于单一，效果不够明显的问题。人民法院、人民法庭要充分利用审判工作优势，采取以案讲法、以案释法、巡回审理、就地开庭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农民群众法治观念，引导农民群众以合法的形式实现自己的权益。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篇5

　　如何化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以构建社会和谐、维护治安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从现阶段实际情况出发，发挥政治优势，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失为一条较好的出路。

　　近年来，我县的社会矛盾纠纷数量不断上升，形式日益多样，性质越加复杂。从矛盾主体范围来看，过去的纠纷主体主要是自然人之间的婚姻家庭、邻里关系、民间债务、损害赔偿、买卖合同、加工承揽等纠纷，而近年来职工与企业、村民与村委会、单位与单位、个人与行政机关、法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纠纷也日益增多；从矛盾主体数量来看，过去主要是一对一的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纠纷，而近年来往往是利益相同、要求相似的多数人形成的群体性纠纷，如拆迁安置、征地补偿、企业改制、拖欠工资、社会保险、自然资源权属等；从纠纷处理难度来看，呈越来越难的趋势，这既有当事人利益要求过高原因，也有群体性纠纷涉及面广、影响大、矛盾易激化的原因，还有因新类型纠纷缺乏法律调整而无法可依的原因等等；从人民法院审理情况来看，一方面大量的矛盾纠纷涌到法院，使法院人少案多任务重的矛盾更加突出，另一方面由于一些当事人不能正确地对待法律与情理、法律事实与客观真实的差异，不能正确处理个体利益与大局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关系，一旦败诉，则怨气冲天、四处投诉、缠讼缠访，使人民法院处于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承受着重大压力，有些矛盾纠纷不仅不能做到案结事了，而且也损害了国家法律权威。

　　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的社会矛盾纠纷量大面广和多样复杂的问题，这是改革开放深入，相对利益调整，认识观念冲突，社会与经济发展，人流物流增多与增速，以及城市化建设推进中所产生的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也是不能避免的必然趋势。但是一些民间纠纷和官民矛盾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化解，又往往会引起矛盾纠纷激化，甚至导致暴力、恶性等事件发生，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危及社会稳定。

　　如何化解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各种矛盾纠纷，以构建社会和谐、维护治安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从现阶段实际情况出发，发挥政治优势，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不失为一条较好的出路。一是可以满足社会主体对矛盾纠纷解决路径的多元化需求及理念。人们需求的多元性，必然要求有多渠道解决矛盾纠纷的机制，单凭法院诉讼的解决纠纷，已经难以满足社会需要，有些当事人并不知晓法律，尤其是群体性纠纷的当事人并不希望通过法院诉讼的司法程序解决纠纷，他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高效快捷的政治思想协调工作或行政程序，或要求党委政府组织统筹解决。二是可以有效地节约社会资源，尤其是有限的司法资源。如果将大小不一、难易不等的各种矛盾纠纷都不加区别地适用同一司法程序或同一解决方式，势必造成有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和不堪重负。三是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功能相济、有制衔接、资源整合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这将从机制上赋予当事人对解决纠纷程序的选择权，从法律上保障当事人对实体权益的处分权，体现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整合力量、健全机制，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调整利益关系。处理社会矛盾纠纷既要重视法律调节手段，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又不能绝对化、简单化，不能把依靠政治优势可以解决的矛盾都引向司法渠道。要处理好越来越突出的矛盾纠纷与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主要依靠各级党政组织、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形成党委总揽全局、各部门齐抓共管、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格局。根据上述精神和我县实际，就如何发挥政治优势、多元化解社会矛盾纠纷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善于依靠政治优势，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当前社会正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往往涉及多层次的社会关系、多样化的矛盾主体、多领域的利益冲突以及体制、机制、政策、观念等多方面的因素。解决这些矛盾纠纷，受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制约，不是一种手段、一个部门所能做到的，必须分流处理，建立和完善多方面、多层次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要在党委的领导下，依靠各级党政组织、各有关部门和社会组织，运用政治、思想、经济、行政、法律、民间等多种手段搞好矛盾纠纷的预防和化解工作。

　　二、发挥政府行政确认和行政指导作用，做好矛盾纠纷源头预防。

　　从当前我县的社会矛盾纠纷类型来看，大量的矛盾纠纷发生在农村，这些矛盾纠纷中尤其突出的是涉及村级集体资产分配纠纷和自然资源（土地、滩涂）权属纠纷。这些在以前价值微几、不为人们利用的自然资源，随着城市化建设推进，其价值往往是成百倍增长，自然就成为人们利益冲突的客体。据了解，目前有许多村级集体组织或村民为争夺自然资源财产利益而纠纷不断、矛盾尖锐，有的纠纷甚至长期存在。另外，目前一些农村组织在分配村级集体资产中也不断引发纠纷，甚至形成群体。产生上述矛盾纠纷的主要原因，就是目前我县有不少的土地、滩涂尚未定权发证，存在权属不清，对村级集体资产分配缺乏规范。因此，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行政确认和行政指导的作用，抓紧做好自然资源的定权发证工作，制定村级集体资产分配指导规范，正确引导和规范农村基层群众自治，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农村矛盾纠纷。

　　三、发挥党政组织统筹协调作用，及时化解复杂群体纠纷。

　　群体性的矛盾纠纷往往具有人数多、涉面广、影响大、情绪不稳定、矛盾易激化等特点，而且这些矛盾纠纷往往还涉及多种复杂原因、多个复杂问题，不是一种手段、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必须充分发挥党政组织统筹协调优势，由党政组织牵头，各有关部门参与，运用多种手段加以化解。如发生在我县芦浦的一起土地权属等纠纷问题，不仅纠纷主体涉及当地四个村数千村民，以及当地一家养殖公司和众多养殖承包人，而且纠纷内容涉及土地滩涂权属、承包经营、侵害财产权、征用补偿、损失赔偿等等，纷争利益大、纠纷时间长、矛盾激化，调处这些矛盾纠纷,不是一种手段,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需要县里成立专门工作组并协调各个部门加以统筹处理。

　　四、发挥基层调解组织作用，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第一道防线”。

　　据了解，我县近年来的基层调解组织建设有所轻视，其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的职能在萎缩，有的村居、单位调解组织不健全，调解人员水平不高，有的调解干部未尽职，有的调解组织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以致大量的矛盾纠纷直接涌向党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发挥政治优势，就是要注重发挥调解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作用，使矛盾纠纷多一些调和解决，少一些“对簿公堂”，把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基层调解组织建设，健全组织、明确职责、配备人员、加强培训、提高能力，使其真正发挥政策法律宣传员、经济发展护航员、矛盾纠纷化解员和突发事件消防员的作用。

　　五、不能把依靠政治优势可以解决的矛盾纠纷都引向司法渠道。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既要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又不能绝对化、简单化，一味地将矛盾纠纷引向“对簿公堂”。因为在当今法治仍不完备的现状下，司法的职能作用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且司法职能在行使、运用过程中还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尤其是在法律权威尚未在全社会真正树立，人民群众对法律信仰尚未形成的背景下，司法渠道解决纠纷的法律效果与当事人期望效果或实际社会效果之间必然存在相当差距。况且司法裁判作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最后一手”，也不能将社会矛盾纠纷一开始就引入最后一道屏障。另外，目前一些法律制度不足，也往往使司法裁判因缺乏法律依据而显得无能为力，如涉及村级集体资产分配纠纷中的村民资格确认、分配资产的内容、分配原则、程序和方式等，均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篇6

　　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探索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长效管理，整合社会各方面资源，构筑“大调解”格局，经区委研究决定，成立区、街两级社会矛盾调处服务中心，区、街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运作二个月以来，共受理纠纷92起，直接调解24起，成效非常明显，化解了大量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在维护稳定工作中起到积极作用。一、“大调解”机制运转良好（一）、领导重视,短时间内高效规范组建调处中心四月下旬区委贺南南副书记组织政法委、综治办、司法局、局、六个街道的综治主任、司法所长等同志到南通参观学习，书记办公会专题研究“大调解”运作方案，并提出尽快筹建区、街两级调处中心要求后，区、街主要领导就把筹建社会矛盾调处中心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街道工委、综治办都非常重视，多次召开工委会，研究如何抓落实，克服人员少、办公用房紧张等困难、落实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的组成人员、办公用房。五月份在宝塔桥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先行试点基础上，六月上、中旬区及各街道调处服务中心先后正式挂牌成立，标志我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建立。（二）、以打造街道平台为重点，构建区街两级工作机制区领导多次召集政法委、司法局、局领导研究建立全区“大调解”机制，起草下发了建立区街两级大调解机制的文件。区、街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按高标准、高起点进行筹建。一是有两级领导机构。成立下关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任组长，区政府常务副区长及分管区长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综治办、司法局、局及各街道等单位的主要领导。6个街道都成立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领导小组，由街道工委书记任组长，综治办主任、所在地派出所所长任副组长，成员包括街道各科室负责人。二是有两级工作机构。区、街道都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各街道综治办主任担任调处中心主任，司法所长担任副主任并负责日常工作。街道、综治、司法、公安各派一人参与中心日常工作，。三是有固定办公场所和经费保障。区、街中心先期投入资金计14万元，其中区调处中心投入资金3万元，宝塔桥街道调处中心投入资金5万元，其他街道调处中心投入资金1万元以上，区街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都达到三室，有的达到五室，宝塔桥街道调处服务中心落实150平方米办公用房，各调处中心有5-9名人员参加调解工作（三）、建章立制，明确各调处中心及成员单位的工作职责区、街调处中心实行三项职权三个结合六项机制十六项制度的工作模式：明确两级中心具有“三项职权”即：1、矛盾纠纷调处分配权，2、矛盾纠纷调处督办权，3、“一票否决”建议权。强化矛盾纠纷高效率调处的“三个结合”即：1、直接调处与分流调处相结合，2、归口调处与联动调处相结合，3、属地调处与联合调处相结合。完善依法调处社会矛盾的“六项机制”即：1、分级调处机制，2、联动调解机制，3、配套调解机制，4、定期排查机制，5、岗位培训机制，6、专家咨询机制。建立保障调处工作运转的十六项制度，区、街调处服务中心制定各项工作制度即：1、值班接待、社会矛盾纠纷受理登记制度，2、社会矛盾纠纷移送和归口管理制度，3、重大、疑难纠纷报告制度，4、矛盾纠纷调处规则，5、社会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制度等。（四）、统一管理，规范运作程序区、街调处中心按区司法局规定的内容和形式，对接待室、调解室、办公室、谈心室、听证室统一布置，主要的内容包括：调处中心工作职责、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的义务、调解程序、矛盾纠纷流程图、来访者须知等制作展板、公示上墙；司法局统一印制《案件受理登记簿》、《调处通知书》、《矛盾纠纷调处登记簿》、《矛盾纠纷分流通知书》等七本台帐，供区、街调处中心统一使用。区调处中心坚持区领导接待日制度，区主要领导张书记、贺书记都亲自参加接待群众来访，赵区长因到市里开会还安排其他领导来中心值班，使一些矛盾纠纷能及时解决。幕府山街道聘用一个有法律大专文凭具有一定调解工作经验同志参与中心接待工作。（五）、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成效明显区、街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运作二个月以来，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接待纠纷当事人46批次340人，统一受理纠纷41起，分流纠纷36起，中心调解5起，督办纠纷4起；6个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接待纠纷当事人66批次245人，统一受理纠纷51起，分流纠纷32起，中心调解19起。宝塔桥街道一低保户沈宜华，1999年3月住房由下关区房产公司 拆迁，并协议一年后安置在象山小区，20__年协议到期时，安置到燕江园小区，沈认为房产部门违反协议，且重新安置的又是旧小区房子，坚决不接受；拆迁五年来沈一直与区房产部门交涉无果，近期准备赴京上访请愿。街道调处中心及时介入，一方面会同社区干部三番五次地耐心地做沈的工作，给予情绪稳定；另一方面积极地与区房产部门及区局沟通联系，并且拿出解决矛盾的建议，六月上旬沈家安置在燕江园小区，并由区房产部门给沈一定的经济补偿，该矛盾终于得到了圆满解决，沈夫妇二人专门订做了一面“排忧解难热心为民”的锦旗和500元现金送给街道调处中心同志（现金被退回）。二、两级中心运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各方面认识有待提高。一些职能部门人员认为调解、维护稳定就是调处中心、司法所的事，有纠纷就向调处中心推，没有认识到调处中心与职能部门在大调解中的联动关系，部门责任应加强，行政调解不应弱化。二是街道专职调解人员不足。街道调解中心主要靠综治办、司法所人员，而综治办、司法所只有3—4人，压力大，他们还要承担司法、政法、610、综治、等工作，人员少、兼职多。民警没有参加街道调处中心值班，需要民警参加调解就电话通知，原因是派出所治安民警来值班就要把治安纠纷、110接警纠纷带到中心来调解，这样工作量更大，而这些纠纷在中心调解也没有力度。三是调解技能有待提高。“大调解”是新事物，目前熟悉法律掌握调解技巧的人还比较缺乏。有些基层调解人员对调解的技巧、程序掌握还不够熟练，造成有些简易的纠纷当事人对其没有信心，中心受理后不同意分流到其他单位部门或调委会，只认准中心。三、完善“大调解”机制应采取的对策（一）、提高认识，加大“大调解”机制完善的力度要加强对新时期“大调解”工作的性质、地位、作用认识，许多社会矛盾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化解，就可能发展，影响社会稳定，要强化分级管辖，强化联动协作，强化系统配套，强化协调督办，完善“排查疏理及时、调处责任明确、预警处理灵敏、应急处置快速、协调督办有力”等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机制；要充分各职能部门发挥作用，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积极主动做好大调解各项工作。（二）、扩大宣传，把方便群众的好事办好调处中心的宗旨就是要让群众享受就便统一受理化解矛盾的好处。调处中心成立时间短，许多居民对调处中心还不了解，有纠纷还是到相关的部门、单位吵闹，不知道如何解决，要做好宣传工作、扩大调处中心影响，一是向宝塔桥街道调处中心一样发放矛盾纠纷调解服务指南，二是通过新闻媒介宣传调处中心作用、任务，三是宣传调解成功的典型纠纷，使当事人信任调处中心，四是积极参与调处所在区域内的重大纠纷扩大影响。让群众了解如何就近、便捷，让群众参与“大调解”，提高“大调解”运作的效能，把为民的好事办好。（三）准确定位，重点打造街道调处平台不动摇区、街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运行二个月来，6个街道调处中心接待受理总数不多，区调处中心接待量很大，因此要按照区关于建设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工作要求，发挥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作用，要发挥街道调处中心人员素质高，协调能力强，便于处理疑难复杂矛盾纠纷问题，贴近社区、贴近居民，便于当事人来访，便于中心调查取证的优势，使街道矛盾纠纷调处工作上水平、上台阶。要像幕府山街道要求调处中心做到：小纠纷不出社区（企业），大纠纷不出街道，重大纠纷请区中心来人帮助解决。这样才能方便群众，减少群众麻烦，让人民满意。（四）、严格责任，发挥分级管理作用建立纵向到底的区、街、社区、调解小组，横向到边的政法单位、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调解信息网络，在协调处理各类矛盾过程中，各部门、单位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确保各类矛盾纠纷早发现、早协调、早解决。努力形成“社区民间纠纷在社区，企业内部民间纠纷在企业，跨社区（企业）民间纠纷在街道，治安纠纷在公安派出所，行政管理纠纷在主管部门，较大纠纷在街道社会矛盾调处中心，重大疑难纠纷区统一协调”的分级管辖、综合协调的“大调解”格局。（五）、加强培训，提高调处社会矛盾的能力调解水平要上台阶，调解员的素质是关键，通过集中培训、以会代培等形式提高调解员水平，区司法局购买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制作的《人民调解程序》教学光盘，下发到各街道调处中心，区司法局统一制定培训计划，区、街中心成员由区集中培训，社区、企业调解员由于人员多，由街道组织、区派人授课。每个月初定期召开区、街中心工作人员会议，通报上月的情况、分析调解成功纠纷经验，找出调解未能达协议纠纷的不足，会诊疑难纠纷，讨论近期共性的热点矛盾纠纷。（六）落实专人，提高“大调解”机制的运作效能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服务中心要增加专职人员，都是兼职人员不利于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力争落实编制和人员。在大学生招聘、军队转业干部分配人员时要优先考虑到调处中心，要继续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如电脑联网、配备打印机、传真机等提高工作效率的办公用品，经费要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保证中心正常工作需要。XX区司法局基层科：XX二0__年八月六日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篇7

　　[关键词]纠纷解决；司法救济；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10-0013-02

　　实现社会和谐与平安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不断追求的理想。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完善我国现有纠纷解决机制，本文试通过研究域外多元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特点和运行的经验，寻找对健全我国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有益的启示。

　　一、美、德、日ADR机制的建立

　　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是英文Altertave Dispute Resolution的意译，缩写为ADR(以下简称“ADR”)。ADR起源于美国，原指20世纪六七十年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西方国家是最先走上探索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道路的，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稳定增长、国内弱势群体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以及经济实体之间竞争激烈，使其原有的社会矛盾和新产生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人们按照原来形成的司法争端解决方式的惯性思维处理纠纷，这些国家法院便处于居高不下的诉讼浪潮包围之中。为了及时处理纠纷并节约司法资源，各国开始寻找非诉讼解决方式可行之路，西方国家ADR机制便应运而生，其中。美国、德国、日本较为典型。

　　美国是ADR的发源地。美国是西方有名的“三多”国家(诉讼多、律师多、凶杀多)。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民事诉讼爆炸现象的到来，美国产生了一项致力于发展其他纠纷解决办法并将其与正式的诉讼一起运用的运动。在美国，“代替性纠纷解决”已被定义为“并非由法官主持裁判而是由一个中立的第三人参与协助解决发生争执的纠纷的任何步骤或程序”。美国的ADR分为两种：一是司法ADR，即在法院内附设仲裁、调停等制度，这种ADR也被称之为“诉讼之内的ADP”。但是，由于这种ADR是属于未经判决而解决纠纷的程序，因此，将ADR视为诉讼外解决机制。二是民间ADR,即仲裁和调停。仲裁是当事人双方依据仲裁协议委托仲裁机构进行仲裁解决的方式。调停是当事人双方在第三人参与调停下解决纠纷的方式。美国ADR与传统司法解决方式互相配合组成了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成功地缓解了司法部门诉讼压力，提高了纠纷解决效率，使社会矛盾纠纷得以及时化解，因而得到其他国家的学习仿效。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德国统一和经济的发展，德国各种社会矛盾和诉讼数量急剧增加。德国也开始建立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方面，德国出现了形式多样且独具特色的ADR。一类是根据法律设立的ADR，分为两种情况：强制性ADR，这是前的必经阶段，所适用的案件有：发明专利的纠纷、著作权使用费的纠纷、不正当竞争的纠纷、自动车事故补偿的纠纷、职业培训的纠纷、雇主与经营协会的纠纷等；非强制性ADR，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包括仲裁、中介人、汉堡公共情报和解所、工商协会、手工业协会、律师协会调解所。另一类是没有法律规定的ADR。具体有：个体手工业者工会主持的ADR、旧车行业仲裁所、建筑业协会ADR、房产租赁调解所、医师协会内设ADR、仲裁鉴定等。德国的ADR具有程序简单、低廉迅速等特点。

　　日本是将传统调停制度与现代ADR成功嫁接一体的国家，具有较完整的多元纠纷解决系统。日本的ADR有三个系统：司法ADR，即在法院附设调停制度，日本的调停制度分为民事调停和家事调停；行政性ADR，是各种常设性的纠纷解决机构，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吸收各界代表参加，解决涉及公害、劳动、建筑质量和消费等领域的纠纷；民间ADR，是一种自治性的纠纷解决机构，包括商事仲裁、海事仲裁以及各类产品责任中心等。日本ADR与诉讼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解决纷争网络，该体系被日本学者小岛武司称之为“正义的综合体系”，为当事人解决纠纷提供了多种选择方案，这对化解日本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美、德、日ADR机制的特点

　　通过西方三个典型国家ADR的介绍，从中可以看到它们创制ADR具有四个共同特点。

　　首先，ADR具有替代性。ADR是在传统诉讼之外用来诉讼解决纠纷的一种新的方式，是解决各国在进步发展中所共同遇到的“诉讼爆炸”问题一种最佳替代方式，也是人类理性在自我解决矛盾纠纷中的一种有益创造。西方ADR的出现和发展表明，建立在法治原则基础上的各种诉讼制度，虽具有能够为各种社会纠纷冲突提供现成的法律救济渠道，但是，司法救济所奉行严格程序主义的精神，使诉讼成为一种“既费钱又花时间”的法律救济“奢侈品”。ADR则可以为当事人提供代替诉讼救济。快捷解决纠纷的服务。

　　其次，ADR具有选择性。各国在探索多元争端解决机制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类型的ADR，经过实践检验，成熟的ADR已经被民众解决争端普遍接受和采用。ADR作为民众自发创制的解决纷争各种办法，对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纠纷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余地。同时，每一种ADR的采纳也是当事人双方自愿选择的结果，自主选择解决纠纷的方式对于解决彼此矛盾纠纷更具有道德和行为的约束力。

　　再次，ADR具有便捷性，ADR与诉讼制度相比最大的优点之一是方便快捷，它没有严格诉讼程式和周期，当事人可以通过自愿选择ADR方式解决各种争端。在当代西方司法改革的趋势中，“司法便民”已成为各国完善司法制度的一个检测标准。与司法救济便民性改革相比，ADR自产生就有天然亲民性，形式多样的ADR，本身就是各国民众自发探索的成果，因此，通过当事人自愿选择ADR，可以快捷地解决纠纷。ADR所具有的便捷性也符合现代社会一切方便公民的价值取向，能够为民众所接受。

　　最后，ADR具有高效性。ADR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发达诉讼制度与口益增长的民众法律诉求不相适应。司法救济制度有着完整严格程序规则，当事人若选择诉讼方式解决纠纷就必须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漫长诉讼运行周期，事实上一个案件从法院受理到终审裁决再到执行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ADR是西方各国在解决司法资源有限和民商纠纷与日俱增的矛盾中，创造出来的能迅速，有效、公正解决各种轻微或简易纠纷的制度。ADR所具有的高

　　效性符合现代社会追求“公正与效率”的需要，它为人们及时解决纠纷、避开诉讼提供了方便。

　　三、西方ADR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西方ADR经验对我国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四点启示：

　　1，积极应对社会矛盾，寻找多元化解决争端的办法。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是在不断克服或解决矛盾和困顿中实现的 西方国家是最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其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民主政治的残酷拼杀、社会成员民族、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格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信赖、为权利而斗争理念的指引，使得西方社会既充满活力也充满矛盾。以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不满长期存在种族歧视制度，开始旷日持久的“民权运动”，并由最初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演化为激烈暴力冲突。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日益不满，罢工、抗议、集会、诉讼此起彼伏。面对社会不断动荡，美国政府开始寻找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办法。它们除了继续发挥各种公力救济手段作用外，还积极挖掘私力救济的潜力，ADR就是美国在探索多元化解决纠纷中的重要成果。ADR不仅为解决社会各种纷争提供了现成方式，更主要的是它为美国社会自我克服危机、修复社会裂痕、实现社会安定找到了可行之路：这样的经验对世界各国解决本国矛盾都具有示范的作用。

　　2，正视法治社会弊端，打破诉讼迷信观念。西方国家自建国立宪之始就将“法治”作为治国方略，西方拥有极发达的法治理论和实践。人类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表明，法治确实优于人治。但是，法治也有其不足之处，西方国家探索ADR的初衷就是看到了法治社会弊端――过于迷信司法解决争端手段，结果在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漫跃马拉松式诉讼等待中，人们得到的或者是“迟到的正义”或者是“看不到尽头的正义”。在人们反思法治的代价和不足中，各国找到了低廉、高效、便捷的ADR。ADR的出现不仅明显地缓解了西方司法部门难以应付“诉讼爆炸”“诉讼洪峰”的困扰和包围，而且为社会各主体提供了解决纠纷切实可行的方式和渠道。

　　3，充分利用本土资源，构建符合本国国情的ADR。各国在探索ADR机制时，既注意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又不完全照搬，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构建。例如，美国的法治资源比较丰富，美国在构建ADR，时创造了司法ADR的形式。美国从联邦法院到州法院都程度不同地建立了“法院附设型的ADR”，以至ADR被称之为“美国民事诉讼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日本保留的儒家和谐文化比较多，其在构建ADR时，注意了ADR与传统法律文化和原有制度之间的衔接。日本的调停制度是先于美国而产生“法院附型设的ADR”，它在日本社会解决纠纷争端中一直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篇8

　　“早”字当头，唱响调解为民主旋律

　　“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减少了”，“生活好了，离婚的也多了”，“马路修宽了，邻里间却陌生了”，“招商引资多了，污染也下乡了”，这些变化，正在深刻改变着当下社会生态和诉求结构。海安县通过大力开展“一线访查、一网覆盖、一站受理”三个一工作法，使大调解在服务群众中释放出正能量，调解员在为民办好事、办实事中放开了手脚，找到了自身价值。

　　一线访查早掌控。畅通县领导定期约见网民、干部赴村下访、民生热线等群众诉求十大渠道，实现纠纷苗头一线掌控。针对群众身边多发易发的“小过节、小误会、小矛盾”，实施“一二三四五”工作法，即开展一线访查、条块两级管理、红黄橙三色预警、老干部老舅妈调解员特派员“四员”联动，分层分类分级分片分次“五分”调解，绝不让小事拖大。以“送小家温暖、促大家和谐”为主题，开展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专项排查，把家庭中有留守人员、外地媳妇、上门女婿、涉黄赌毒人员以及外来人员家庭列为重点对象，逐一走访，对因家庭纠纷报警3次以上的22户重点家庭建立专门档案，进行跟踪调处，有效防止民转刑案件发生。

　　一网覆盖早预防。一是建立社区网格化管理机制。农村以村民小组为单元、县城以50户左右设立单元，选聘5334名网格员担任矛盾纠纷信息员。网格员走村入户，发现隐患苗头及时上报，专职社工同步录入网格化管理平台，确保矛盾纠纷第一时间汇报、第一时间协调。二是建立调解员与网格员互动机制。全县553名专职调解员和235名综治特派员全部下沉到基层网格内，在为群众打造15分钟调解服务圈的同时，对网格员上报的矛盾纠纷，按类型实行分层、分级、分类调解。三是建立网上调解机制。整合政府服务热线、大调解信息网、海安石板街、海安论坛等网上资源，24小时受理群众各种诉求事项，倾听网上的民意呼声，实现矛盾纠纷排查全覆盖。

　　一站受理早化解。县财政投资一亿多元对县镇村三级调解平台进行升级改造。推进区镇社会矛盾调处中心标准化建设，配齐配强专业调解力量。235个城乡社区，统一建设一站式服务平台。即便是节假日，群众也可通过“调解一键通”。实现调解员上门服务。各专业调解组织按照“一站式受理、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的原则，健全完善首问负责、首接负责制，确保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受理、第一时间化解。

　　“小”处着手，夯实化解矛盾主阵地

　　基层是矛盾纠纷的源头，更是化解的重头。化解不及时，就会“雪球”越滚越大，成为矛盾纠纷的“堆积中心”，甚至积重难返。近年来，海安县注重在基层小环节上下大力气，以小带大，有效破解长期以来困扰基层基础上的“瓶颈”问题，让小基础撬动大和谐。

　　做实小项目。一是社会管理心防工程。依托汪浴宇心理疏导与调解个人工作室，以心理协会为平台，整合资源，先后在30多家单位举行心理疏导专题讲座，成功进行心理疏导2185人，心理矫治1261人，心理危机干预88人，破解了一批稳定难题。二是空中大调解。利用法治热线栏目，走进电台介绍大调解，通过电波与群众零距离接触，就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宣传，现场解答老百姓来电咨询。三是配备调解指导员。在13个专业调处机构配备专业调解指导员，开展业务培训，指导参与矛盾纠纷的调解、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实现诉讼调解和专业调解的良性互动。

　　做活小机制。一是动态排查机制。以区镇调处中心为主体，组建精干的下乡巡回调解小分队，开展“下乡排查、下乡培训、下乡调解”活动，对突发或重大复杂的矛盾纠纷提前介入，主动调处。2012年以来，小分队下乡72次，及时化解苗头15件，帮助解决问题69个。二是联动联调机制。县一级建立公调对接、检调对接、诉调对接、援调对接联动调处机制，各区镇普遍设立公调对接工作站、片区检察室、片区法官、法律援助工作站，把各类矛盾纠纷关口前移，就地化解。三是群众参与机制。成立县综治协会、心理协会、老舅妈调解队、夕阳红调解队等群众性志愿调解组织，抓苗头，点人头，做到矛盾纠纷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化解。仅全县821个老舅妈调解队去年就成功调解婚姻家庭纠纷1676件。

　　做精小队伍。一是专职调解员队伍。邀请调解专家、资深法官对专职调解员采取“化整为零”、“片区集中”等方法，讲法规、话实务、解实例，培养一线调解能手。二是调解志愿者队伍。壮大老舅妈工作室、片区法官、综治特派员、青少年法制教育馆阵地，整合计生信息员、妇女代表、退休老干部、老教师等调解志愿者资源。全县108名老干部，先后参与调处迁坟、鱼塘承包、精神病人溺水身亡、癌症老人交通事故等76件敏感纠纷。三是信息员队伍。发挥环卫工、农村保洁员、投递员等1.1万名“红袖标”队员优势，统一配发工作手机，将手机号码分类编组，加入县短信平台统一管理，发现矛盾隐患及时报告。

　　实效为本，提升矛盾调处生命力

　　工作中，海安县坚持注重规范制度，强化法理情并举，严格绩效考核，提升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实效。

　　强化法理情并举。开展“涉乡情矛盾村居先调”。对婚姻、赡养、继承、邻里等涉亲情、乡情民事案件，法院在收案后立案前，委托村居专职调解员对部分民事案件进行先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由法院予以司法确认，被群众誉为家门口的“法庭”。注重调解与普法相结合，组织各级调解组织深入到矛盾纠纷多、工作难度大的镇村进行现场调解，向群众宣传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增强广大群众法治意识。春节前，县劳资纠纷调处中心深入到企业、工地现场调解劳资纠纷，成功调解民工讨薪纠纷51起，为1823名民工追回工资1468万元，起到了“化解一件，教育一片”的效果。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制度篇9

　　一、加大矛盾纠纷网格化建设力度，进一步细化网格单元

　　全区共建一级网格1个，二级网格8个，三级网格73个，四级网格521个。配有网格专职调解员56名，兼职调解员656名，信息员782名，达到了调解网格百分之百全覆盖，实现了全区调解工作网格化。并依托网格优势，提升矛盾纠纷化解能力，建立了公示制度。在全区网格内对网格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公示，确保网格内群众明白知悉，方便群众反映情况和寻求服务。制作公示版1185块，制作经费3.5万元。明确了网格负责人、调解员和信息员的工作职责、工作任务、工作指标，制定了网格调解员和信息员的考核奖励办法。每一个网格负责人能做到熟悉了解责任区内每一户家庭情况，第一时间掌握责任区内矛盾纠纷信息，并及时会同社区调解委员会进行调处和化解。使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对于矛盾纠纷隐患较多的社区，配合有关部门，宣讲法治，切实做好群众工作。能主动参与突发事件和的预防和应对，制定事前预防预警、事中应急处理和事后调处工作措施，形成有效的突发事件源头治理和应急处置长效机制。

　　二、抓好重大矛盾纠纷风险评估制度

　　对征地补偿、房屋拆迁等方面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进行综合研判，及时了解掌握情况，制定风险化解方案，落实工作责任和措施，对存在的矛盾隐患进行有效化解。对排查出来的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实行领导包案、挂牌督办，落实矛盾纠纷调处责任制度，强化调处责任落实。

　　三、专项排查和常规性排查相结合，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做到能够及时化解的就地解决，对涉及范围较广、调解难度较大的矛盾纠纷，采取先稳控并报告上级部门，后联合相关部门及时化解的措施，有效化解纠纷，防止和避免了工作中走过场、搞形式、敷衍了事等现象发生，实现了村（社区）每周、街道每半月、区每月一次的集中排查、针对特定地区或特定领域带有倾向性矛盾纠纷的专项排查和针对重点类型、重点区域的重点排查。

　　四、积极整合调解资源，进一步加强“大调解”机制

　　按照“整合资源、整体联动”的要求，各级调解组织积极加强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实现矛盾纠纷排查、登记、化解、结案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形成上下贯通、工作互动、资源共享的工作格局。积极开展区法律服务“四万”工程，整合我区优秀法律服务人员、调解员深入企业，帮助企业建立健全预防和处置突发事件的工作预案，强化对可能引起、突发事件的重大矛盾纠纷的预警预告能力，提高预防和化解的主动性。

　　五、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

　　按照分层分批培训原则，通过集中培训，以会代训，庭审旁听，以案说法等方式开展常用法律法规、调解工作技巧、调解文书制作等方面的业务培训，注重加强网格化管理知识和技能的培训，不断提高调解员素质，增强网格化管理能力。6月28日，司法局和区法院联合组织举办了全区人民调解员培训暨召开调解网格化工作推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