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萨拉辛杀人事件之“水仙花”情结

　　摘 要：《萨拉辛》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一小作品，讲述了萨拉辛因爱而死的悲剧命运。而在这部作品中，萨拉辛杀人事件背后，有深刻的意义属性，即萨拉辛的“水仙花“情结。

　　关键词：萨拉辛；同性恋；情结

　　《萨拉辛》是一部短篇的小说，作品出自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讲述了萨拉辛因爱而死的悲剧命运。书中萨拉辛是位雕塑家，自小喜爱雕塑，聪明无比，却缺少母爱。其雕塑作品被巴黎上流社会所认可，被派往罗马继续深造，在罗马大剧院里碰见了歌星赞比内拉（Zambinella），惊为天人，对其一见钟情，并许下誓言：“此生要么娶她为此，要么就去死”。从此，萨拉辛疯狂地爱上了赞比内拉，并对其进行疯狂的追求，但一直遭到拒绝。陷入爱情幻想的萨拉辛一直渴望得到赞比内拉的爱，但她的拒绝让萨拉辛痛苦无比，最后萨拉辛质问她，才得出事情的真相：她不是女人，是一个自小被而献身于歌剧的男伶。接受不了真相的萨拉辛绝望无比，欲用短剑刺死赞比内拉，被其保护人拦住，混乱之中，短剑刺向了萨拉辛。萨拉辛最后身亡。而此故事并不是采用直接书写的，而是通过书中一叙述者“我”试图取得侯爵夫人的好感的交易产生的。

　　在这一短篇小说中，萨拉辛的杀人事件，并最终走向毁灭，有着深刻的意义。在这里，我们将对这一杀人事件进行分析。

　　一、

　　小说《萨拉辛》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外省风俗中一个小故事，一开始并不引人注目，直至法国结构主义巨匠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开一门研讨班，对《萨拉辛》进行讨论研究，最后总结并写成书――《S/Z》。

　　在拉康那里，主体（自我）是一个幻象的公式，是无意识本身的一个产物，但不是总体①；而巴特看来，“S”（Subject）是被的，是一种自我的缺失。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具有其符号化的身份，其能指是社会所赋予的，能指的背后是其社会意义的所指。这一点可以看出，巴特是接受索绪尔的思想。任何主体都是社会指令的认同，具有社会的各种标签，比如，一个教授，在学校是教师，在家是父母，是子女。而这些社会身份指令是我们各种欲望的叠加。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是生存意志起决定作用，我们的各种欲望、需求都是受生存本能的支配、操纵的。相反，把我们的意义做减法，我们才能是一个纯粹的无欲望体。在现代社会，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是在各种庞大而复杂的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的细枝末节中产生的，这一主体，在社会里用律令、规则自己的欲望；对此，拉康说NO。这里的（Castrate）的对象是社会的能指，是一种“权力”。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Z”这个符号代表的是什么意思了，即纯净的个体。“Z”可以是“Zero”的缩写，意思为“零”、“零度”。“S”是主体（Subject）的简写，“/”代表了切割、差异、分裂之功能，也是一种；“S/”是被划杠的主体，一个被的主体，经过无数次切割、分裂后为一个纯净的个体，回归到“Z”（Zero）。

　　赞比内拉是代表着一个、异化、非主流的主体，是不确定的、不透明的，但在萨拉辛把他的爱对象化后，赞比内拉这一对象的局部的某一特质在幻想中无限放大后，平凡升华到了一个崇高的境界时，她在萨拉辛的眼中已经成为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对象，是他的爱情的一个真理。当这种神圣性的“真理”被现实无情揭穿、摧毁后，萨拉辛产生了毁灭“真理”强烈的杀人动机，并付诸于行动，但最后失败了，自己反遭身亡。

　　所以，萨拉辛作为一个欲望主体，与“原我”的分裂，使他产生了幻想，：他把爱的关系投放在一个者――并试图用这个“残品”缝合自身的分裂。

　　二、动机（Motive）

　　其一，爱情动机。按照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讲，“爱是属于较为高级的需求层次，这一需要如果得不到满足，个体就会产生强烈的孤独感、产生极其痛苦的体验”②。在他看来，动机分按照不同的角度为七大块，是由内在条件和外界诱因形成的。对于萨拉辛的爱情，我们可以提出一个疑问：他是真的爱赞比内拉吗？如果真的爱她，为什么在知道她性别的真相后，欲杀死对方而后快呢？显然，萨拉辛爱的不是赞比内拉，而是爱他自身需要的东西，这种需求恰恰是在赞比内拉身上所拥有的。于是，萨拉辛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便把需求投射在赞比内拉身上，产生了爱的投影。但是这种投影得不到回音，他多次的表白被遭拒绝。

　　纳西斯式情结，指的是一种自恋行为，后来成为同性恋的代名词。古希腊神话中美少年纳西斯（Narcissus），异常俊美，令无数少女怦然心动，少女们向他示爱，但都遭到拒绝。他的高傲和俊美，引来了异性和同性的怀恨在心与嫉妒。

　　其二，杀人动机。为什么对赞比内拉的爱已到极致，然而在知道事情的真相后，萨拉辛却欲杀死对方？因爱生恨？尊严？绝望？

　　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界定“双性特征”时，指出：“双性，即每个人在自身中寻找到两性的存在，这种存在依据男女个人，其明显与坚决的程度时多种多样的，既不排除差别也不排除其一致性。”③赞比内拉的是男性，又有女性部分特征，是个“双性”；萨拉辛自小缺少父爱，是母亲把他养大，他是没有俄狄浦斯式弑父之情结的，可以看出，他是缺少“男性”的提携，是“父系”的缺席，他的双性并不明显，只是呈隐性。萨拉辛的孤独、自恋在赞比内拉身上找到了心灵上的对应、投影，找到了自己欲望的回音处。巴尔扎克对赞比内拉的处理，将赞比内拉的男性特征，使其女性化，并让萨拉辛爱上，这便成了一个阳性和一个偏阴性的阳性的关系，萨拉辛和赞比内拉的爱实际上是阳正和阳负的同性之恋。这对我们的自我理解构成了一种暗示：

　　所以，回到上面所提出的问题，这里可以得到很好的回答，萨拉辛的杀人事件并非是因为受到欺骗的愤怒或因爱成恨或尊严，而是为了毁灭证据――他同性恋的证据，而赞比内拉就是萨拉辛同性恋的证据。

　　三、误读（Misreading）

　　其一，性的误读。

　　小说中，赞比内拉男扮女装的性别模糊背后，寓意深刻。赞比内拉原本是男性，却了男性特征，偏向于女性。这种性别的双重矛盾，固然是一种分裂，而这种分裂造成了赞比内拉非主流、非正常化：他（她）不能像常人一样享受爱情，他（她）不能给予或得到他者的爱。

　　赞比内拉性别模糊，尽管女性化特征明显，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读，但真正最大的误读是：萨拉辛对自己的误读，即对自己性别爱好的误读。等到他发现了真相后，他自以为是地认为，爱情这一“真理”的幻灭，带来欺骗的愤怒和自尊及人格的羞辱，便欲刺死对方来证实自己的清白、抚慰自己的一无所有。

　　其二，语言的误读

　　面对萨拉辛的求爱，赞比内拉用各种语言拒绝，并暗示自己不是女人，但是萨拉辛在语言上又一次误读了。莫里斯?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谈到语言时，指出语言：“是一个在对其他人的感知中起着关键作用的文化客体”。

　　在拉康看来，在尚未与他者相遇、并进行语言交流之前，主体只能采取含糊的“原我”状态。萨拉辛在遇见赞比内拉之前，是一个纯粹的雕塑家，很少与别人打交道，不太懂人情世故。可以说，他在语言方面，是个蹩脚者。在萨拉辛陷入了爱情的幻想中，他把赞比内拉的的各种方式进行的暗示：“她不是女人”，都误读了，并自以为是认为把对方的不忍心伤害当做是一种爱。

　　所以，语言的模糊、不确定性让萨拉辛误读了赞比内拉（包括她的肢体语言），最后性别上的误读最后也是经过语言来揭示真相的。

　　四、小结

　　萨拉辛因爱而死的爱情悲剧，总是让人不胜唏嘘。这里有其可悲、可怜、不幸之处。然而，这一文本的解读中，其萨拉辛杀人事件背后有着深层的意义。

　　者赞比内拉性别模糊，却成了萨拉辛的爱情对象，缝合了他“双性”的分裂，是他主体的“另一个自我”；他的爱情动机是同性恋对象化的行动，但是他误读了赞比内拉的性别，在语言上也误读了；最后得知真相后，他产生了杀人动机，并付诸于行动，企图毁灭“另一个自我”，来否认伦理上的“失误”。这些不自觉的行为，揭示了萨拉辛“水仙花”的情结――同性恋倾向。

　　这里以独特的视角，采用阿尔都塞和拉康的“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方法，借助新批评的细读法，通过对《萨拉辛》这一文本话语的“空白”、“没有言明之处”的挖掘，找出文本表层系统下面的深层结构含义，从萨拉辛的杀人事件入手，以萨拉辛与自己、萨拉辛与赞比内拉、赞比内拉的不同角度剖析，从而论证出萨拉辛的自恋中隐喻着“水仙花”之情结――同性恋情结。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论证不够严谨，逻辑性不强，该结论仅为个人初步拙见。（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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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法）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 金瑶梅：《阿尔都塞及其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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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王建军、李国山、贾江鸿编：《欧美哲学通史近代哲学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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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自述》，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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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中国友谊出版，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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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汪民安：《罗兰?巴特》，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0] （法）巴尔扎克：《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郑克鲁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1] 李青宜：《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注解

　　① 在拉康的主体图式中，他认为：“每个人都不可能是总体。如果每个人是总体，那么，每个人就各自待在一边，不可能聚集在一起，大家也不可能组织起来”（Lacan，J.1978[1954-1955]，第285页）。

　　② （美）马斯洛：《马斯洛人本哲学》，成明编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8，第55页。

　　③ 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