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权力与疯癫

　　一　疯人的出航

　　伴随中世纪的结束，麻风病从西方基本消失。而在中世纪的盛期，麻风病人比比皆是，在各大城市，麻风病院数以万计。它的奇异消失，并不是长期以来简陋的医疗诊治手段的结果，十字东征军的结束部分地阻断了来自于东方的病原，但是来自社会的强行隔离，才是麻风病人不复再见的真正原因。

　　麻风病人虽然被排斥在外，但是基督教依然将此作为对上帝愤怒和恩宠的一种表征，愤怒和遗弃来自麻风病人犯下的罪行，因此罪行的存在，上帝降下了愤怒和病痛来惩罚人类，因此他们被排斥在人群之外。但是上帝并未完全将之遗弃，上帝的恩宠依然存在，只要能够忍耐这种痛苦，并持之以恒地忏悔和祷告，即使离开了教会和人群，上帝依然在你的身边，不会将你抛弃。

　　就这样，麻风病人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但是排斥麻风病人的方式与方法却保留了下来。并且持续地作用在一系列的边缘人士身上，如贫苦流民、罪犯和所谓的精神错乱者。这种将人区分的方式是一种社会排斥，在不同的文化类型中持续地延展，背后折射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新型整合方式。某种程度上，它并不依靠政府机构来进行贯彻，而是整个社会体系在心照不宣地践行着这种整合方式。它隐秘地流淌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内，隐晦地进行着。

　　在文艺复兴时期，来自于古老的亚尔古英雄传奇的愚人船载着理想中的英雄、道德上的楷模，被膜拜的对象开始了伟大的起航。通过航行，船上的人或者获得财富，或者赢得名声，他们成为真理的代表。这些文学上的想象变换到真实的现实场景之中，船上坐着的不再是理想中的英雄，而是一些神经错乱的疯人。疯人不能被当地的人所容纳，所以他们被迫从家乡出走，上船从一个地方航行至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他乡他们开始过着轻松自在的流浪生活。但是疯人的漂泊和背井离乡背后的意义不能用单纯的社会安全来体现它的意义，更是一种仪式感。水，是洗涤不洁的解药，是精华。“航行使人面对不确定的命运。在水上，任何人都只能听天由命。每一次出航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疯人乘上愚人船是为了到另一个世界去。当他下船时，他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因此，疯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疯人航行在茫茫的大海之上，绝对的孤独在他们疯狂的内心肆意地跳动，天地之间不可捉摸的孤寂感袭来，这一刻，他是最自由的，也是最无助的。当他走下船的那一刻，未知是最深刻的标签。何处是他的故乡？何处有他的故乡？

　　疯人的航行与西方精神世界的古老动机联系了起来，从奥德赛在海上沉浮的那一刻开始，疯人似乎洞悉了西方世界隐秘的文化内涵，在文艺复兴开始之初，他们被赋予特殊的使命，以一种强势的姿态侵入欧洲的文化之中。疯人站上了历史的舞台，变成了重大的现象，“其意义暧昧纷杂：既是威胁又是嘲弄对象，既是尘世无理性的晕狂，又是人们可怜的笑柄。?”

　　相较于中世纪，疯癫平庸、默默无闻，丝毫不显山露水，被掩盖在光明之下。文艺复兴时期，疯癫之于世界，是反基督的胜利，是撒旦的胜利，他穿行于极致的快乐与痛苦之间，体验着生命的两极，在两端摇摆。人们面对着疯癫开启了一个隐秘的世界，他们面对的是自身隐秘不可知的本性。

　　在故事和道德寓言中，在文学、哲学中，疯癫在各个方面召唤着人类，人们对其痴迷，像柏拉图笔下迷狂的诗人，人们借它说出事情的真相，借它制造让人发笑的喜剧效果，借它去刺穿理性的锋芒，为人们争取一口喘息的机会，争取表现自我的机会。“疯癫变成了诱惑：它体现了不可能之事，不可思议之事，非人之事，以及一切暗示着大地表面上的某种非自然的，非理智存在的蠢动。?”

　　同时，疯癫也成为人类一切弱点的领袖。自恋、谄媚、健忘、慵倦、享乐、痴呆、懒惰……这是它的绝对特权，它统治着一切轻松愉悦的事，但是这并不是危险的，相反它是浪漫的。即使它在讽刺知识的时候，它也是对于某种无用的知识的惩罚，知识是荒谬的，在故纸堆和无意义的争论之中，知识迷失了自己的方向，疯癫正是对这种知识的惩罚。文艺复兴时期，人与疯癫之间的关系如此友好，疯癫是人类窥视自己真实欲望的一面智慧之镜，人在严肃克己的外表之下发现自己的多面性。“疯癫不再在大地的角落伏击人类，而是巧妙地潜入人类。?”这是疯癫最自由与最伟大的时刻，它居于高位，人类借此洞察真理，洞悉命运，它是受到人们喜爱的。

　　而中世纪的到来，击穿了疯癫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作品中的超然地位，疯人不再航行于茫茫的大海之上，不再处于世界的边缘，以一种黑暗的形式揭示世间的真理，也不再是不可捉摸的，他停驻了下来，进入了医院之中，成为理性的随从。在疯人院里，理性安排着疯人的位置，一群被理性武装的大脑将疯癫分为种种形态，记录下这些形态并且进行研究成为一种有趣的工作……禁闭所如同当初的麻风院，在巴黎，大概每一百人之中就会有一个人遭受到禁闭的命运。疯癫在社会上的地位逐渐地被确立了下来，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疯癫遭受全面的压制。自称“愚人王”的儒贝尔，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激烈交战，而他的律师证明他是“一个无知的傻瓜、一个空葫芦、一根木棍、一个大脑不完整的人，他的脑子里既无发条也无齿轮?”，?在理性时代，疯人再也不复当初的骄傲，一蹶不振，从此背负种种的污名。

　　疯人在文艺复兴时期乘坐“愚人船”出航，航行于茫茫大海之上，欧洲文明借由疯癫拓宽了自身的限度，它接纳了疯癫表露出来的种种非理性的表征，扩大了文明的内涵。疯癫没有作为一个他者被排挤，相反它被友好地接纳，在它的身上，它显露出来的启示性、善意的弱点、痛苦、悲伤、死亡，在各个领域里受到追捧，特别是在文学、哲学和艺术领域，引发了压倒性的迷恋。“从任何意义上看，这个世界在17世纪初对疯癫是特别友善的。?”可在疯人船的时代过去一个世纪之后，疯癫已开始被驯化。“现在它参与对理性的评估和对真理的探索。它参与对立性的评估和对真理的探索。它在事物的表面，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一切表象的运作，通过现实与幻觉的混淆，通过模糊不清的网—总在编织又总被打破的，即将真理和表象统一起来又将它们分开的网—发生作用。?”

　　“我常常见到这种疯人在大街小巷中高声叫骂。”

　　规训与禁闭的时代已然来临。疯癫病人住进了收容院。福柯向我们表述了疯癫在文艺复兴时期和理性时代的不同遭际，而我们不禁要追问的是，这一切为何会发生呢？文明如何失去了多元的维度而强化了理性的一面？

　　?二　疯人的禁闭

　　17世纪的到来，伴随着禁闭所悄无声息的出现。禁闭这种手段，从专政王权开始，逐渐渗透于人们的司法意识之中。疯人被这种制度所困，他们结束了在海上漂泊的日子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黄金时代，同穷人、失业者、囚犯羁押在同样的场所，成为被遗弃的所在。可是，执政者又偏偏吹嘘这正是对疯人的一种解救。这真的是一种解救吗？

　　1656年，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时刻。这一年，在巴黎建起了总医院。这个乍看起来只是行政改革的一项意义重大的措施，看似是时代的进步。它必须接纳那些自愿而来或者是被权力机构运送而来的人，为这些人提供最低标准的食宿，照看他们的饮食起居，保证最基本的健康。但是总医院绝不单单是一个医疗机构，“他们对总医院内外的巴黎所有穷人行使全权，包括命令、管理、商业、治安、司法和惩治的权力。?”它承担着多样的职能。在医院内，它更是负担起了原本不该有的行政和司法的职能，医院被赋予了这样一种职责，裁决、审判和执行，他们制定的医院条例在这个空间之内拥有绝对的效力，来自外界的压力无法动摇这个效力的实行，这是个独立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它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那么，这样一个医院的存在是否还与医疗有着密切的关系呢，它还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场所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它是该时期法国正在形成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联合的秩序的一个实例。它与王权有直接联系，正是王权将它完全置于市政权力之下。?”

　　很快，开始于巴黎的这种医院扩散至法国各地。到法国大革命前夕，三分之二的外省城市建立起了这种医院。伴随着古典时期的到来，这种机构遍地开花，它是政府和教会的一种勾结。很快，整个欧洲流行起了这种禁闭制度。英国、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监禁之所遍布，流浪者、无业游民、疯癫者，他们被放置于统一的宫墙之内。这种一夕之间将一部分人隔离出去，划分为一群奇特的人的情感来自于何处呢？或者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使得在理性支配下的人选择了这样去对待疯癫？为疯癫提供了这样一个新的场所？

　　或许是这样一个原因的存在，即，使所有的没有工作的人必须去从事一项工作，从而获得生存下去的能力。这其实是一种劳动的要求。让我们回顾一下禁闭开始的历史。总医院的建立给自己制定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制止游手好闲的现象。17世纪初，经济复苏需要劳动者的付出。这个时候，社会上的漂泊者、士兵、失业工人的价值开始得到体现，“失业者不再被驱逐、被惩办，有人对他们负起责任了，国家承担了责任，但他们以付出个人自由为代价。在他们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不言自明的义务体系：他们有被赡养的权力，但是他们必须接受禁闭对肉体和道德的束缚。?”因此，禁闭实行之初，绝不仅仅是在对准疯人，它将一群漂泊无依的人以一种不加区别的方式规整在一起，首先要面对的是17世纪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那么除此之外，禁闭还意味着什么呢，在经济之外，它还获得了另外一层意义。在经济复苏的时候，这种禁闭意味着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而在经济发生危机的时刻，它又用这种方式收容了没有工作的人，杜绝了社会混乱，维护了社会秩序。古典时期就是用这么含混的方式使用着禁闭这种手段。

　　可是这种权力的使用是有效的吗？也许我们可以看看19世纪的收容所，这个时期，收容穷人的场所已经在欧洲基本销声匿迹。如果这个手段是行之有效的，它一定会实行下去，而它的不复存在，正是证明了它们的彻底失败。原因何在？按照古典时期的解释，劳动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而是与道德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人类堕落之后，将劳动作为一种手段，以此来达到赎罪的目的。因此，劳动的目的不在于生产出自己的果实，而在于给自己赎罪。“我们对劳动后的丰收和独特果实的希望，每时每刻都可能落空。我们指靠着变化无常的上天发慈悲，普降甘露滋润禾苗。?”因此，游手好闲是一种原罪，自从亚当和夏娃偷食了禁果，被赶出伊甸园，人类已经犯下了原罪，游手好闲也成了傲慢的一种表现。据此，将这些游手好闲之人关押至禁闭所被赋予了道德上的含义，强制这些人进行无休止的劳动，正是对他最恶劣的一种惩罚。

　　可是在这些禁闭之中，疯癫居于何地呢？它早已经被挤压至一个小小的角落，但是这也并不能证明将疯人归至游手好闲这个群体之中是没有意义的。从一开始，他们就要被迫和别的被羁押之人一样，从事无休止的，没有任何利益的劳动，要和别人一样服从劳动规章制度的安排，但是必须要注意的是，疯人毕竟是特别的群体，他们根本没有工作的能力，也不可能跟得上这样一种劳动的节奏。到了18世纪，人们发现，必须为疯癫提供一种特殊的场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对疯癫的感受还是与天马行空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到了古典时期，人们第一次通过对游手好闲的谴责和在一种由劳动社会所担保的社会内涵中来认识疯癫。?”古典时期的疯癫到底指涉着一种什么样的神秘内涵呢？那就是他自愿在资产阶级的伦理之外为自己寻找存在的场域。如前所述，工作不仅是一种自然劳动，它更是与伦理和道德紧紧地联系了起来。愿意主动去改过自新，去承担工作的人，和人类的道德公约达成了协议，愿意遵从此协议成为自己活下去的理由。它铭刻的是资产阶级的重要思想，“美德也是一种国家大事，可以用法令来振兴美德，可以设立权力机构来确保美德受到尊重。?”?在英国的劳动院里，除了劳动之外，会用很多的时间来对他们进行道德的监督和宗教教育。劳动院会被指定一名教师在每天早晚的规定时间内进行祷告。每到周六、周日的时候，他要向被禁闭者发表讲话，用英国新教的教义教诲他们。信奉宗教者认为，如今的年轻人之所以如此迷乱，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缺乏宗教的教诲，他们受到自身种种人性弱点的束缚，宁愿屈服于这些弱点，而不愿意听从父母和宗教的教导。因此，禁闭包含着宗教的教义，以一种治安条例和种种权力的手段来给这个社会塑造一种和谐的假象。他们为这种禁闭增添种种的道德和美德，以成功地粉饰政府和宗教妄图打造完美城市的目的。

　　自此，禁闭，这个17世纪开始逐渐创造出来的制度，它看似是一种经济措施，背后更是一种社会防范方法，对于屈于角落的疯癫，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此时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感知疯癫；此时，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的问题。?”疯癫的认知方式被改变了，从一种奇怪的角度，它和贫困、工作、道德、伦理捆绑在一起。它早已不复是文艺复兴时期想象王国的宠儿，它被驱逐出去，它被放逐，理性冷冷地嘲弄着它，看着它在自己的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从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开始，理性的地位一再高昂，人们惊喜地从它的自身发现价值，一洗被赶出伊甸园的屈辱，竭力地标榜自我的存在。疯癫如卵击石，看着理性对自己实行着绝对的统治而毫无还手之力。这是专制政府有预谋地串通社会对权力的一次使用，疯癫无助地“被关押起来，在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

　　福柯认为17世纪出现的禁闭制度是经济复苏需要劳动力和稳定社会治安的需要，而社会边缘人员就成了这些需要的牺牲品，为了能够更好地控制这些人员，统治者为这项制度披上了道德和伦理的外衣。而疯癫者，这个与其他边缘群体截然不同的社群，也被强制性地纳入其中，成为被禁闭的一员，而与道德、伦理、工作等联系了起来，他们再也不复文艺复兴时期受到推崇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了。正是在这种统治策略的高压之下，疯癫的内核开始发生转变，逐渐成为理性的附庸。

　　?三　疯人的遭际

　　让我们仔细考察一番疯癫的特征，它在禁闭之中总是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人们对它有着特殊的感受。它首先涉及丑闻，在理性时代之前，对丑闻的审判必须在一个公众的场合进行，犯罪之人在公众场合进行的光明正大的忏悔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看客来说是可以抵消罪恶的。只有这样，才算是完成了一场罪恶的历程。相反，禁闭的出现，让罪恶的意义发生了颠倒。将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似乎具有传播恶行的力量，而只有禁闭起来，遗忘罪恶才能阻止罪恶。比如在一起投毒案中，国王认为为了避免带坏世风，不应该进行公开的审讯，而是要进行秘密的审判。

　　可是，在逐渐对罪行不公开的处理中，疯人再一次成为例外。对疯子的展示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从中世纪开始，疯人已经成为被展示的对象，甚至发展为巴黎和伦敦的一种特色制度。医院甚至在周日的时候公开展览精神病人，参观费是一便士，参观者多达十万人。“在这里，疯癫打破了收容所的沉寂而成为一种表演，从而变成一种娱乐公众的公开丑闻。非理性被隐匿在禁闭所的沉寂中，但疯癫继续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而且比以往更耸人听闻。?”疯癫以一种耻辱的方式重新被人们接纳，它早已不同于文艺复兴时期，在文学、艺术和哲学中透过种种形象展示出来，洞察世事真理。相反，它成为被观看的存在，它不是理性的产物，恰恰相反，作为非理性的种种形态，它被看作是兽性的。

　　在禁闭院里，疯人惨居于囚室之中，在他的囚禁之所，他的生存环境令人发指。他的全部家当只有身下的草垫，没有任何活动的空间，在这小小的和下水道平行之地，他只能蜷缩成一团，任凭各种小动物在自己的身上爬过，甚至有被这些动物咬死的风险。某些被认为特别危险的疯人处境更加凄惨，他们全身绑满了镣铐，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活动。他们被认为是兽性撅住了心灵，因此很多时候，他们像动物一样被对待，像狗一样被拴在囚室中。这些极端的做法，意义再明确不过，禁闭疯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对他们进行矫正，而是从对社会是否有威胁的角度对待他们。疯人身上的兽性给人们带来了深深的恐惧，这种兽性被定义为另一个世界的标志，是和人性相背离的东西。

　　疯人在古典时期不是病人，是兽人。到了18世纪末，人们还认为，疯子能够抵御自然界的很多痛苦，比如饥饿、高温、寒冷……图克在参观劳动院的时候发现，当时的温度是零下18℃，而很多疯人却是赤身裸体的，但是他们并没有什么生理性的疾病，反而在身体上是非常健康的。这种医学上无法给出的解释让人们对于疯人的这种能力侧目，他们的头脑中理智混乱不已，可是在自然上却得到了恩惠。

　　因此，无法用医学解释，无法被改造的疯人只能被实施纪律者用残忍的训诫进行强制教育。在有的劳动院中，如果有的疯人拒绝按照社会正常标准吃饭、睡觉，他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比如鞭打；相反，如果他能够按照标准行动，那么他就被允许坐在实施纪律者的身边，这是一种荣耀。“疯癫的自由兽性只能被这样的驯戒来驯服，即不是把兽性提高到人性，而是使人回到自己身上的纯粹兽性。?”人变成了牲畜，非理性地听从着理智的命令。因此，古典时期，各个角落盘踞着这样的观点，即兽性是疯癫的自然本性。

　　在整个古典时期，疯癫作为一种兽性被凸显出来，疯人遭受着惨无人道的对待，那么这个时候的疯癫被人们赋予了怎样的特征呢，通过疯癫到底要告诉人们什么呢，疯癫在哪个方面更具有独特的意义呢？当古典时期的基督教谈到疯癫时，只是为了给真理之光再增添些许的光辉。它重新改写了疯癫的含义，“疯癫是上帝在其肉身中所承受的最低人性，他借此表明在人身上没有任何非人性是不能得到救赎的；这个堕落的极点因神性的在场而受到赞美。这就是疯癫在17世纪依然传授的教训。?”疯癫从其他非理性形态中排众而出，向人们展示着如下意义：人类自身的堕落接近于兽性，而上帝则能够拯救人类，疯癫成为上帝印证自身仁慈最远涉及的对象。疯癫被重新确立了意义。疯癫不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它再现的是人的堕落的过程，从人性到兽性的狂乱。这种设定，使得古典时期跟其他的理性主义时期相比，能够更有效地推行理性，以防范非理性。

　　让我们再考察一下疯癫发生的基础。首先我们要把目光转移到激情上来。激情和疯癫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在笛卡尔之前，激情被认为是肉体和灵魂的聚合处，在这里，肉体和灵魂发生碰撞，互相对对方起作用。激情会引起身体的某种运动，比如愤怒会使得胆汁增多，悲伤会使得身体中的忧郁液分泌过多。激情不再简简单单地只是疯癫发生的重大原因之一，更甚者，它成为疯癫发生的基础。古典时期认为“激情使疯癫成为可能，但疯癫却以一种特有的运动威胁着使激情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

　　其次，谵妄也成了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它和疯癫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让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认为自己杀死了自己的儿子，因此，他宣称，上帝为了惩罚他，派了一个魔鬼来诱惑他，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周围的人会看不到这个魔鬼的存在。这种疯癫的表现，是通过谵妄来实现的。那么为什么这个人会有这种谵妄呢？是因为这个人带着自己儿子洗澡的时候，儿子溺水而亡。于是他认为自己有罪，上帝会派魔鬼来缠绕他，这种念头的不断重复使得他确信魔鬼的存在。这个人的念头似乎是荒诞的，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他的话语逻辑的时候，又会发现他建构起来的这一套思维方式是有严密的逻辑的，似乎在疯癫之中包含了某种真理性的东西。“这种谵妄语言是疯癫的结构方式，是肉体或灵魂的一切疯癫表现的决定性要素，因此也是疯癫的终极真相。?”在古典时期，疯癫中存在着两种谵妄，一种是精神疾病所带有的某些症状，另一种不是那么容易显现的，但是经过我们的分析，可以发现它的存在。这种比较隐蔽的谵妄存在于心智的变动之中。古典时期相信的是，一切古怪的、荒唐的行动之中背后都有疯癫在起着作用，而这种疯癫的表现则是通过谵妄话语，这种话语涵盖了整个疯癫领域。“这种谵妄既是肉体的又是灵魂的，既是语言的又是心象的，既是语法上的又是生理学上的。疯癫的所有循环都在这种谵妄中结束和开始。正是这种谵妄从一开始就以其严格的意义将这些循环组织起来。?”

　　那么为什么谵妄的话语表达方式被认为是疯癫的真相呢？古典时期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也许可以通过与谵妄相近的经验，即做梦来进行考察。何为做梦？做梦和疯癫似乎有着相同的运动机制，当人刚刚进入梦乡的时刻，许多雾气涌至大脑深处，十分模糊，不能捉摸。当这个阶段过去之后，运动似乎变得有序了起来，梦境逐渐产生，入睡者觉得自身在一个真实的环境之中，看到的是确定发生的事情。在睡眠发展的过程中，和疯癫相比，二者之间的机制是相同的，“有同样的雾气和元气运动，同样的心象释放过程，在现象的物理性质和情感的心理或道德价值之间有同样的对应关系。?”疯癫被认为是梦境之中沉醉不醒的一种状态。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真理本身来分析疯癫。《百科全书》中认为自然真理的存在是我们的感觉对于自然对象之间的一种准确联系。而疯癫者能够感知到的比如说天使的合唱，可是天使是不存在的，那么他便远离了真理的存在，被认为是一种疯癫。而道德真理被认为是存在于道德对象之间或者我们与道德对象之间的一种联结。据此，各种过于自我的行为，比如自恋等，也就成为一种疯癫的状态。而其中，盲目更是疯癫的一种突出的特征。何为盲目？它意指的是那种犹如睡眠一样的昏沉的状态，疯癫就是如此的不可捉摸。

　　从以上考察来看，我们无法明确理出疯癫发生的基础，它完全是非理性的。但是矛盾的是，虽然疯癫是非理性的，我们无法从任何的现象表征去发现它的痕迹，无法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当我们在考察它的时候，我们又如此矛盾地发现，对于疯癫进行一种理性的把握也许又是可能的，因此它显现出来的是一种完全有序的分类，遵从某种可以通过逻辑表达出来的语言。当笛卡尔堵住了五官，避免了疯人的眩晕感，他获得的是理性的光辉，而疯人则尽力张大双眼，将目光投向的是茫茫黑夜，他也许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他宣称自己看到了想象的东西。这也许就是非理性和理性的关系吧。光明和黑暗一分为二，它似乎预设了人类生存之景的巨大分裂，“一切事物要么是清醒的，要么是梦幻的，不是真理就是蒙蔽，不是光明的存在就是黑暗的虚无。这种法则规定了一种必然的泾渭分明的秩序，从而使真理得以存在并一成不变。?”这也许就是古典时期的伟大成就，在神圣语言之中，疯癫在混乱不清地喃喃私语，被排斥在现实之外。

　　因此，疯癫从伟大的悲剧表演之中消失，《安德洛玛克》成为疯癫的最后一人的担当者，以后，沉默成为主宰，在理性面前，非理性节节败退，疯癫消失了。

　　让我们在非理性中再次了解一下疯癫被禁闭的意义。疯癫者在狭小的禁闭室内遭受到种种非人的待遇，他们身上显露出来的兽性让人恐惧，作为与人性或理性相对立的特征，人们想出种种办法对疯癫者的兽性进行压制。但是人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让疯癫者能够恢复人性，而是将这种兽性控制在人性的掌握之内，以达到对兽性驯服的目的。所以，禁闭的目的在于对疯癫的压制，让疯癫在社会秩序中再也无法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最终被归于虚无。再次执着于追问这些问题也许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一连串的提问也许会让我们迷失方向，不如回到古典时期的文化话语中，在这些地方，也许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疯癫的最本源的体验和感受。

　　?四　疯癫的形态和治疗

　　本讲中，我们来探讨在古典时期的文化语境中，疯癫呈现出来的具体形态，以洞察疯癫流露出来的特征。忧郁症、躁狂症、歇斯底里和癔病症是疯癫的四种基本形态。

　　忧郁症。什么是忧郁症呢？举例来说，就是有的人认为自己是一种玻璃器皿，因此他在走路的时候，总会小心翼翼地避开人，免得自己被打破。这种病症就是忧郁症的一种表现形态。16世纪以来，人们对于这种病症有着不同的定义，到了18世纪，忧郁症被认为是这样的一种结合，即某种程度的谵妄和忧郁质的结合，“因此，忧郁症患者喜欢独处，躲避人群；这就使他们更沉溺于他们谵妄的对象或屈从于支配他们的感情，与此同时他们似乎对其他一切都无动于衷。?”后来，18世纪末，忧郁症又经历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它依然是一种表象的、经验式的、感觉式的产物，没有了谵妄这个表征，但是呆滞、绝望和某种恍惚等被归入忧郁症之中。

　　跟忧郁症相比，躁狂症处于怎样的状态呢？忧郁症者的头脑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他懒得思考；可是躁狂症正好相反，他的头脑被层出不穷的想法占据着，无数的想法蜂拥而至，冲击着他的大脑。二者的病症都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不同的是，与忧郁症相伴的是悲伤和恐惧，而躁狂症面对的则是放肆和暴怒。躁狂症者的神经时刻都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之中，面对寒冷的天气，躁狂者甚至会撕碎自己的衣服，因为他的神经系统处于一种激动的状态，这种精神上的状态影响到他的身体，使得他并不惧怕寒冷，相反，他需要寒冷的天气来冷冻他炽热的大脑。这种和现实世界脱节的感受，是他们头脑中的谵妄取代了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的感受传递到他们的大脑之后，形成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图像，而是有着一定的缺陷，他想象中的画面取代了现实。

　　这种躁狂症还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直觉。躁狂症者的大脑总是显得很松脆，部分医生认为那是因为某种体液丧失过多而形成的。在一次尸体解剖中，从躁狂症者的大脑中取出的脑髓跟正常人的相比，存在着一些重量上的差别。因此，有的医生在治疗此类患者的时候，会采用这样的方法，比如在病人的头上浇冰水，那是因为，躁狂者全身的血液沸腾、躁动不已，冰水能够迅速地起到一种镇定的效果。这样放松的神经便能够回归到一种正常的状态。

　　“因此，忧郁症的世界是阴湿、滞重的，而躁狂症的世界则是干热、躁动和松脆的。?”这两种病症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有时可以相互转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这两种病症的认知，多来自于一种感性认知结构，随着实证主义的到来，这种认知结构渐渐被淘汰。

　　歇斯底里和癔病症。这两种病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以上两种疾病。其一，它们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被视为疯癫；其二，它们是否具备着相互之间的对偶关系。即使在古典时期的末期，有些医生依然没有把他们归入精神病的范畴。歇斯底里是亢奋的精神处于一种不受控制的状态，它们在爆炸，在进行一种不规律的运动。而癔病症则属于敏感神经的骚动、失调。虽然有的医生不同意将它们归入精神病，但在古典时期，更多的努力则在于将这两种病状看作是一种对立关系，从而都归入到精神病的范畴之中。让我们来看一看威利斯关于歇斯底里的有价值的论述，“它必须承担无数其他疾病的过失……当我们碰到一种少见的症状时，我们就宣布，其中必有歇斯底里的踪影。这往往是掩饰我们对医疗对象无知的遁词。?”到了18世纪末期，这两种病症已毫无争议地成为精神病。

　　歇斯底里被认为是一种兴奋状态，一种可以引发全身痉挛的状态。癔病症是一种干热病。确定这两者的病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躁狂症和忧郁症困难许多，它们特质的不稳定性让人在对这二者进行辨别的时候是如此的犹豫不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和躁狂症、忧郁症是一种意向式的整合不同，歇斯底里的研究走向的是道德价值和机体作用。在18世纪，病理学上并没有什么新的理论革新，但是，主体却突然受到修正，肉体空间的动力学被情感道德取而代之。这种观念之下，关于歇斯底里和癔病症的观念开始被并入到疯癫之中。具体而言，这种改变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关于肌体和道德渗透的动力学；二是关于肉体连续性的生理学；三是关于神经敏感性的伦理学。到了19世纪，歇斯底里和癔病症作为精神疾病得到了完全的确认，这种确认赋予了疯癫新的内涵，即罪孽、道德制裁以及正当惩罚。

　　“总之，构成古典疯癫结构的整个纵向体系，从物质原因到超越物质的谵妄，都将土崩瓦解，而散落在由心理学和伦理学争相占领的领域的整个表面。?”

　　因此，考察过疯癫诸相，忧郁症、躁狂症、歇斯底里和癔病症，我们发现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在将这些病症并入疯癫时，采纳的并不完全是生理学或病理学上的依据，而是意向性的整合或者道德式的归属。这种现象导致的后果便是在之后的岁月，它们被归结到心理学的层面，而不再只是一项单独病症的承载。这是人类加诸其上的道德层面的意义，而不只是病理学层面的特征。这种病症的认知反映了在医学领域，理性力量的介入和知识学的发芽。医治疯癫并不在医院进行，古典时期治疗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医治心灵，而是对整个人的治疗，虽然是一种物理治疗的方法，但是其意义却借鉴了道德观念和道德疗法。具体来看医治疯癫的种种方法：

　　强固法。当人处于疯癫状态之时，元气处于一种无规律的运动中，这种无规律是因为元气没有足够的力量去遵循自然引力，因此要使元气重新获得活力，这种活力不仅要生机勃勃，而且要服从自然规律。因此，有人想出使用铁这种物质来达到这种效果，铁本身蕴含两种特质，既柔软又坚实，其他物质都没有这样的性质。迪奥斯科里斯将一块烧红了的铁扔进水中之后，就使得静止的水有了一种流动的效果。这种带有哲学意味的解读被用在医学治疗中，有的人长期服用含有铁的药物进行治疗。当然后来的医学证明这种方法并没有什么效果。

　　清洗法。最理想的当然是进行一种彻底的清洗。如何进行呢？用一种明亮清洁的血置换忧郁症患者身体内过量黏稠的血液，这样就能达到治疗的效果。这种荒诞的办法实行了不久之后就消失了。之后医生还想出了各种各样在今天看来稍微有些离奇的方法。比如在身体的表面制造创伤，这样内在的疾病就会向身体的表层转移，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最常用的药物应该是一种苦药。“它磨蚀疾病在肉体和心灵中所沉淀下的各种无用的、不健康的和不纯净的东西。?”服下苦药之后，不健康的东西就会转移，人就会治愈。

　　浸泡法。这种方法的实行与两种观念相关，即基督教的洗涤罪恶的观念和生理学意义上的浸泡观念。到了18世纪，这两种观念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混合体。当文明生活使得人产生了精神疾病的时候，回到洁净的水中似乎蕴含了特殊的意义，它让人回归的是一种自然纯朴的状态。不只是在18世纪，浸泡法在中世纪已经出现，将躁狂症者浸入水中数次，直到其归于平静。水的优点是如此的显而易见，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帮助恢复身体的平衡，因此，水一度被看作是万能的。疯人被赶至茫茫大海之上，也是希望水的净化功能能够让他们恢复健康和理智。从医学理论上看，水确实具有显而易见的优点。它具有收缩、加热和冷却的功能。但是到了18世纪末，“水是万能的”这一论调逐渐遭到人们的质疑。

　　运动调节法。运动自古便被认为是有益身心健康的。古希腊时期的雕塑呈现出来的健美肉体代表了人们对于运动的崇尚。因此跑步、骑马、散步等活动被认为在调节神经不正常的躁动、紊乱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疯癫者恢复心理平衡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走进大自然中，远离发病的环境，在乡下或者外乡优美宜人的自然环境中恢复神智，重新获得心理上的一种平衡。因此，对于疯癫者，医生经常建议他们出去旅行，希望旅途中看到的优美环境和对身体的锻炼能够让他们恢复健康。

　　上述的四种疗法多是从物理学的角度进行的诊治，除此之外，还有利用话语，从真理和谬误的角度进行诊治的方法，包括唤醒法、喜剧表演法、返璞归真法。

　　唤醒法。即用一种暴力的或者循序渐进的方式将理智慢慢地强加到疯癫者的身上。到了古典时期，唤醒法逐渐改变了其内涵，唤醒的内容变成了让疯癫者记住道德律令，遵从法律。医生索瓦热认为错误的道德哲学使得疯癫者丧失了理性，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应该去遵从的东西。当他们愿意和大众一起去遵从真正的善，遵从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的时候，他就慢慢地恢复了理性。与索瓦热不同，医生皮内尔认为，在治疗的过程中，唤醒疯癫者去认识真理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而疯癫者真正要做的是盲目地服从医生这个权威而已。可见，和上述疗法相比，医生的作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从生理的层面对病人进行诊治，更重要的是，他在道德层面对疾病进行了重新定义。这种定义逐渐成为一种潮流。

　　戏剧表演法。即先假装接受疯癫者的言论，且顺应此逻辑往下推演，但在结尾的时候，会发现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出现危机，使得疯癫者正视自身的冲突，由此否定自身，来获得治愈。福柯认为，喜剧表演法可分为如下步骤：将非现实的意象和被感知的现实合并，在这一步，两者是无冲突的；这种话语继续进行，在这种延续中，发现了矛盾，出现了危机。举例来说，一个病人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于是他停止了进食，整个人奄奄一息。为了打消他的错觉，于是安排了一场表演，这个表演是“死人宴席”，这种恐惧感使他开始进食，恢复了神智，疯癫的症状也随之消失。正是这种戏剧的表演方式驱逐了疯癫者的臆想，从而获得了神智的清明，压抑了病态的存在。

　　返璞归真法。即营造出一个简朴但又理智的环境。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疯癫者摒弃了激越的情感运动、满脑子无意义的遐思，而回归到一种平和的、纯粹是劳动引发的“自然状态”。这是福柯本人很欣赏的一种疗法。它否定了一切人为施加的无论是病理上还是道德上的疗法，凭借的是完全的自然恢复。圣皮埃尔罹患了一种怪病，发病的时候，他能看到两个太阳，为了治疗这种困扰他的怪病，他用了很多名贵的药材，可是始终没有疗效。最后他是如何治愈的呢？他通过阅读卢梭的著作，知道了人生来是应该工作的，因此他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再苦思冥想，而是去从事体力劳动，走进大自然，在和自然的接触中，逐渐地被治愈了。这种疗法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它要求的是人不要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一种平和的心境中，达到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

　　以上两大类的疯癫治疗方法各自从不同的层面对疯癫进行了狙击。无疑，后一类更接近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诊治方法，它不是从生理层面，而是从心理层面对疯癫进行治疗。这种治疗是道德和心理上的，并渐渐地成为一种潮流，成为后来精神病学诞生的开端。但是在福柯看来，这正是心理层面和道德层面规训的开始。

　　五　疯癫的区隔

　　如前所述，古典时期，疯人、放荡者、罪犯等边缘人士混杂在一起。经过18世纪，人们历经漫长的时间，对于疯癫的看法逐渐形成一套新的概念体系。它不再被看作是一种原始的堕落或者某种兽性的东西，相反，“它被置于人在考虑自身、考虑他的世界以及考虑大自然所直接提供的一切东西时所划定的距离之中。?”也就是说，当人所处的环境或者自身的情感发生变化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疯癫，因为这是和自然本性的一种决裂。人们将疯癫同一系列的关键词并列。

　　疯癫与自由。很长时间，忧郁症被认为是英国人所特有的，英国人在幸福的怀抱中依然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最初人们把这种原因归咎于英国恶劣的天气，但是人们后来发现这并不能解释所有的行为。后来人们开始从政治和经济方面来寻找原因，认为财富和制度应该为这一现象负责。后来斯普尔兹海姆认为心灵的自由比其他的原因更应该为英国人的自杀负责。“每件事都遭到反对，对立使人情绪亢奋。无论在宗教、政治、科学和其他一切事物中，每个人都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必须遭到反对。?”越来越自由的处境可能使人陷入疯癫之中，使人不能接近真理从而沉迷于利益的法则之中，远离了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世界。人不再关注自身，相反，开始痴迷于金钱、感情、欲望。并且这种观念的建立是在专制君主制复辟时期，因此，将疯癫归结于自由是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

　　疯癫、宗教与时间。宗教对于信徒们的统治力量不言而喻，因此，在一些医生看来，过分的虔诚和过于强烈的信仰，过于严厉的道德要求，是忧郁症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以《百科全书》中的例子来说明，传教士激烈的言辞对于意志薄弱者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他们甚至能够引起后者头脑中思想的变化。在蒙特利马，一次传教活动使得一些妇女陷入了传教者所宣扬的种种恐怖的意象之中，并且有的人完全拒绝治疗，她们认为自己已经无药可救，已经身处地狱之中，宗教原本是通过彼岸世界让人在此岸世界多多行善，但是对于彼岸世界过多的恐怖的宣扬反而适得其反，即使宗教也不能拯救这种恐怖的情景。因此，有的人认为宗教起着不好的作用，即对于情感的一种掌控，但是也可以根据这种对于情感的掌控来进行治疗。当牧师遇到很频繁的来忏悔的疯癫者的时候，就通常可以安排苦行或者说是朝圣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因为这种方法可以改变环境。“只有始终如一的宗教环境才能使人避免以各种僭越的极度谵妄形式出现的精神错乱。?”

　　疯癫、文明与感受力。知识是文明的产物。知识在一定程度上驱逐了蒙昧，但是完全的书斋生活也会使人陷入一种怪圈，书斋中的生活使得人集中于抽象的思辨活动而在体能方面完全欠缺。梯索认为，经常劳动的人会在体质方面变得强壮结实，这样容易健康长寿。可是读书人呢，长久的不锻炼使得他们的脑子僵化，没有办法进行连贯的思维，这样就会容易痴呆。知识越抽象，疯癫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知识和感官的联系过于薄弱，激发大脑的紧张感，人体就会失衡。除了知识，感受力也在使人脱离感官。感受力越来越受到各种社会生活习惯的要求，比如说巴黎妇女起床的时间就和大自然的时间严重脱节。当她们睁开美丽的眼睛才发现一天中最好的时光——清晨已经悄悄溜走。在剧院中，贵妇们特别喜欢那些煽情的场面，在这样的场景中，她们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荡，以至于感官发生了紊乱。因此，“在各种损害妇女健康的原因中，最近一百年来小说的无限倍增也许是最主要的。……一个女孩在10岁时就用读小说取代跑步，到了20岁就会成为一个忧郁的妇人，而不会成为一个贤妻良母。?”

　　从与疯癫并置的关键词来看，疯癫发生的原因已经完全是心理上的，心理是最主要的原因，疯癫已经被完全地社会化、道德化了。但是到了19世纪初，情况又发生了改变。人们会发现这样离奇的场景，精神学家和历史学家被一种愤怒的情绪所支配。这种愤怒情绪恰恰来自对精神病人的待遇，他们大声疾呼，?为什么要把精神病人投入监狱之中，难道不应该为他们所遭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而感到耻辱吗？

　　整个19世纪都回荡着这样的声音。在英国、德国、法国，在欧洲各个地方，特别是实证主义者们，他们开始宣称，是他们最早将疯人从与罪犯相混杂的可悲状态中解放出来，把非理性与罪犯区分开来。看似精神病人开始受到人道主义的待遇，开始受到人们广泛的同情和关注，可是，福柯证明这是一种浮夸的说法。很多年之前，就有人说过精神病人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为精神病人所处的这种苦难的环境感到惊讶和难过，他们切身处地地为精神病人发出声音。“从1720年到法国大革命，疯人被逐渐移出监狱的现象可能就是这些抗议的最明显的成果。?”再仔细地辨析一下18世纪和19世纪疯人们遭受的待遇，就会发现这样一个结果，即18世纪的人抗议的是把疯人和罪犯关在一起，是对罪犯的一种折磨，这些疯子日夜地折磨着这些罪犯。而到了19世纪，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心，则是对疯人的一种怜悯。

　　这种明显的差别揭示了在两个不同的世纪，疯癫意识是如何转换的。这种转换并不是在人道主义运动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也并非科学需要的压力之下演变的，我们要深入到禁闭本身去探寻这种新的疯癫意识的出现。与其说它是人道主义的博爱情怀的显现，或许更要探明的是一种政治上的意图。18世纪的时候将犯人和疯人羁押在一起，犯人日夜受到疯人的折磨，犯人感觉到一种屈辱，他们的理性受到压制，一种即将疯癫的幽灵时刻萦绕在他们周围，他们担心自己会受到疯癫的感染，自己的精神状况也会变得不自然，其实“这将疯癫混同犯罪的可耻做法既是一种野蛮地对待受惩罚者的巧妙工具，又是专制主义施展淫威的象征?”。疯人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人，他们更倾向于被看作是一种工具，一种专制主义用来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疯癫作为压迫的主体和对象，一方面成为在荒诞的禁闭世界中无法摆脱的代表，另一方面成为各种禁闭措施的典型对象。疯癫和禁闭紧紧地联系了起来。疯癫似乎永远遭受着被禁闭的命运，而禁闭也因为疯癫有了必须存在的理由。

　　可是，禁闭遭遇到了另一个更深刻的危机。它并非来自于自身，而是在整个政治和经济领域中逐渐显露出来的。当贫困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被认识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种认识，如果穷人能够多劳动而少消费，这样国家就能够富强起来。这样，一个社会对于穷人的需要就成了必然，穷人开始被重新看待，不仅在道德上，他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形象；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开始了对穷人的社会和经济作用的整合。当新兴工业需要劳动力的时候，穷人在民族之中就重新有了地位。

　　因此，禁闭开始成为一项重大的决策失误，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人们认识到将一部分人禁闭其实损耗了劳动力，并且不被禁闭的人创造出来的一部分财富要被拿出来用于禁闭的开销，对于国家经济是个大的损害。“充分利用穷人、流浪汉、流放者和各种‘移民’，是在国际竞争中使国家富强的一个秘诀。?”于是，呼吁释放禁闭者的声音开始一浪高过一浪。

　　在18世纪的进程中，疯癫和禁闭开始逐渐地剥离，虽然对待疯癫的一系列非人道的手段并没有消失，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疯癫已经处于一种自由的状态，人们将其同其他被禁闭者分离，并承认其特殊状态。它开始孤零零地存在于禁闭的高墙之内。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立法者结束了禁闭，但是对于疯癫者该如何处理呢？监狱、医院还是家庭救济？

　　在改革的第一阶段，在对待道德问题、家庭冲突、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开始少用禁闭的方式，但是在不触动禁闭原则之下，禁闭仍然保留着这样一个主要的意义，即拘留疯人。在改革的第二阶段，《人权宣言》公布之后，国民议会和制宪议会开始了这样的大调查，即除非是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否则不得以任何借口去逮捕任何人。禁闭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可是疯人的存在依然成为一个问题，一方面不能再将疯人和罪犯羁押在一起，另一方面又要给疯人以特殊的待遇，照顾他们的特殊性。于是，在改革的第三阶段，1790年3月，一系列重要法令开始公布。对疯癫者做出了明确的安排。“因痴呆而被拘留者，将自本法令颁布之日起三个月内，由检察官提出起诉，由法官按正常方式进行调查，并且视其情况由医生进行诊断，医生在监督下宣布病人的真正状况。最后，在做出实事求是的判决后，他们或者被释放，或者被送到指定的医院加以照看。?”至此，疯人得到了法律层面的安置。

　　可是，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很长一段时间是混乱不堪的。疯人的陡然放出，给社会治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使得这一段混乱的时间内，疯人受到了各种随意的摆布。疯人被医生认为带有温和的兽性，不适宜一个人单独地行走，提醒人们要注意这样一个群体。内务部为此也是大伤脑筋，而专门管理疯人的精神病院尚未出现。其实，离精神病院诞生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

　　六　精神病院的诞生

　　精神病院的雏形可见于法国医生图克和皮内尔的收容院。图克的收容院是一个实行道德和宗教隔离的场所，负罪感成为疯癫者进行自我批判的良药，他们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是一个罪人，犯错的永远是自己而不是他人。“这种负罪感使疯人变成永远可能受到自己或他者惩罚的对象。承认自己的客体地位，意识到自己的罪过，疯人就将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主体，从而恢复理性。也就是说，疯人通过把自己变成他者的客体对象从而恢复自己的自由。这种转变过程在劳动和观察活动中都可能完成。?”因此，图克的收容院中，疯人进入了这样的一个责任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疯人要进行工作，通过被赋予“道德治疗”目的的工作，疯癫者能够重新回到上帝规定的秩序中，从而主动地将自己的自由服从现有的道德和法律。工作的目的当然不单单只是工作，甚至工作都只是次要的，背后强加赋予的道德的控制才是主要目的。

　　疯人处于一种被观察的位置，被用来观察他们的可怕外表和表露出来的兽性。疯癫者作为被观察的对象，不可能对此做出任何反应，他们被理性监视和审判着，甚至希望在这样的环境中能够获得某种尊敬。当然这种尊敬要在理性和宗教道德的支配之下才能获得。凭借着这种手段，图克收容院中的精神病人犹如未成年人，一举一动都处于监视之中，他们被认为特别是在思想方面需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图克的收容院特别强调一种家庭的观念，在一个大家庭中，家长制得以复活，拥有着绝对的权威，时刻对疯人进行着监管。这样，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冲突就被置换成了对于牢不可破的古老家庭观念的冲击，而在非常重视家庭关系的现代社会，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交战就变成了妄图打破古老家庭观念的一种形式，这是现代社会所不能容忍的。不得不说，图克是非常高明的，他的有效的置换，将家庭、道德、理性、宗教牢牢地引入对疯癫者的规训中，且这种规训是非常彻底的。

　　皮内尔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和图克不同的是，皮内尔并没有把宗教和家庭观念引入到他的收容院中，他认为宗教恰恰在某种程度上是导致疯癫的重要因素，比如说有些人会因为宗教的因素，情绪处于过度亢奋的状态，由此导致了癫狂的发生。如果将宗教从疯人的头脑中驱逐，便能够让他们情绪恢复稳定，疯人可以重新恢复健康。那么，在皮内尔的收容院中，什么起着主要作用呢？那便是美德。这是一个纯粹道德的领域。为了保证道德纯粹，皮内尔使用了三种手段。一是缄默，当一个疯癫者被放出来之后，他开始大喊大叫，放声高歌，但是他逐渐发现，对于自己的这种吵闹，周围人保持着一种冷漠的态度，慢慢地，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特殊，开始感受到大家对他的忽视乃至敌视。因此，虽然他身体上的束缚除去了，但是在沉默的目光中，他其实戴上了更深的枷锁，那就是大家的注视和无声的谴责。这和小孩的哭闹是同一个道理，当大家都注意到这个哭闹的孩子的时候，通常会发现，他哭得更加厉害了，可是，一旦大家都离去，孩子自己也就渐渐地停止了哭泣，因为他发觉大家对他失去了关注。因此，通过缄默，皮内尔发现了一个对付疯癫者的好办法。二是镜像认识。这借鉴了拉康的理论。在观看和自我观看中，疯癫者惊奇地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疯人。除了周围人的理性目光，他更感受到了来自自我的审视。举例来说，比赛特尔有一个疯人自以为自己是国王，他总是用命令的口气和周围人讲话，一天，看护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自以为自己是国王，为什么不停止对自己的拘留，反而要和各种各样的疯人混在一起。此后，看护每天都提出同样的问题，最终，这个问题逼迫着这个疯癫者看到自己身上的荒谬之处，渐渐地，他意识到自己的荒诞之处，自己根本就不是什么国王，这些只是个人的臆想而已。几个星期之后，他康复回家了。三是无休止的审判。皮内尔的收容院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这个王国拥有着自己独立的司法体系，惩罚手段不依照外在的法律，而是自我构建的。“总之，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疯人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天网恢恢的审判世界；他必须懂得，自己受到监视、审判?和谴责；越轨和惩罚之间的联系必须是显而易见的，罪名必须受到公认。?”疯癫者永远处于一个受审判的位置，他时刻遭受着谴责，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疯癫者再一次经历着疯狂，只是这一次的疯狂是以道德的名义进行的，于是，翻转的背后，是一个永远疯狂的世界。除了对疯人无休止的审判，将医务人员的职责进行神化也是皮内尔的一个举措。在病人的面前，医生有着高高在上的权威。他掌握着病人的入院权，他不是凭借着专业的医护知识，而是凭借着一种属于道德范畴的人格魅力，在病人面前拥有着权力。一个处于发疯状态的病人到处乱跑，企图伤人，但是皮内尔成功地将其安抚下来，靠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魅力。对医务人员的神化重建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联系，并且也重新确定了精神错乱在医学界的新地位。

　　福柯这样评价图克和皮内尔的收容院，“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的疯癫与无序的关系。医生正是从这些关系中汲取了医治能力。正因为如此，病人发现，在医生—病人的结合关系中，通过这些古老的联系，自己已经被交给了医生，而医生则具有了几乎是神奇的治愈他的能力。?”普遍意义上看来，世人对于这种收容院的出现无疑是鼓励的。在实证主义时期，医生享受着越来越大的权威，弗洛伊德成为传奇式的偶像。“弗洛伊德一方面消解了疯人院的各种其他结构的神秘性：废除了缄默和观察，废除了疯癫的镜象自我认识，消除了谴责的喧哗。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开发了包容医务人员的那种结构。他扩充了其魔法师的能力，为其安排了一个近乎神圣的无所不能的地位。?”图克和皮内尔施行的一系列诊治疯癫的方法渐渐地被人们遗忘，可是两人都同意的将医生神化这一概念被无限地凸显，医生和病人的关系越来越奇特和畸形。在病人的眼中，医生是一个魔法师，他具有消除精神错乱的力量，病人完全地服从医生的权威。病人自身参与建构了对医生的神化。而在医生的眼中，他当然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并没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医治疯人，某种程度上也不甚明了自己的这种神奇的地位从何而来，是谁赋予的，但是他又不能不承认这种力量，因为，人不能否认自身。

　　图克、皮内尔、弗洛伊德，三个人的努力将病人完全地交付给了医生。医生被赋予了神圣的地位，特别是后来精神病院诞生之后，体系化的知识和学科的构建使得医生的权威更加绝对。对于病人，医生有着说一不二的权力。从此，曾经划破夜空的非理性除了个别情况，几乎不再表露自身，只有在荷尔德林的诗中，在萨德的呢喃中，我们能够隐隐约约地看见个别的影子。萨德的书中，主人公自我禁闭的城堡中，各种最本原的欲望堂而皇之地上演，人们骤然发现这种欲望的呈现本身就是自然赋予人的一部分，它本应该肆无忌惮地呈现，在这个城堡中，人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人的本性得到解放。这在世人看来的疯癫其实正是最大的清醒，从笛卡尔时代建立起来的“思想”对于人的统治让人变得遵守规范和原则，人们觉得思想才是统治人的本体。可是人的最深处的本体怎么会是思想决定的呢？它明明是人最深处的欲望的表露，是自由自在的，遵从于自己本心的。“人类疯癫的产物不是属于自然本性的表露，便是属于自然本性的恢复。?”在萨德的城堡中，看似淫乱荒诞，实则真实纯粹。疯癫仍然时不时地从固若金汤的防范中逃逸出来，在疯人的口中，在凌乱的现代艺术作品中，在形形色色的人们不理解的事物中时时地显露出来，为真正的自我打开一个缺口。

　　“疯癫的策略及其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是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为充满斗争和痛苦的世界是根据像尼采、凡高、阿尔托这样的人的作品大量涌现这一事实来评估自身的。而世界本身的任何东西，尤其是它对疯癫的认识，不能使世界确信它可以用这类疯癫的作品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在日月相交之处，疯癫半遮半掩着面庞，冷冷地注视着沉浮于理性的人群，伺机而动。这个世界注定逃离不开它的存在。

　　七　颠覆疯癫

　　梳理完《疯癫与文明》这部书籍的内容，对于疯癫，福柯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呢？开篇他对于漫长的中世纪和振奋人心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在中世纪，疯癫不显山露水地存在着，默默无闻，但是它在这个时期并没有被看作理性的对立物。因为在中世纪，宗教处于一种绝对的权威地位，这个时期，理性还是一个积极意义上的表达，它和非理性一起被宗教压制。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疯癫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现象。疯癫是大地表面某种令人不安的存在，而它存在的意义则在揭示一个秘密，一个无法企及的真理。它在戏剧中、艺术作品里、文学著作中，以一种戏谑的态度揭示着这个世界的真理。而这个真理的世界，之前被认为只有理性和人类优秀的大脑才能揭示。可是，现在，疯癫带着启示而来，人们借助疯癫，对宇宙中最深切的秘密表达最直觉的感悟。

　　这种有价值的认知终止于17世纪中期，对疯癫的恶意开始抬头。古典时期，开始把疯癫看作对人类理性特征单纯的否定。疯癫开始和非理性画上等号，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认为感观可能会带来欺骗性，是不可靠的。笛卡尔是理性思考的代表，他拒绝感觉、知觉上的体验，认为只有理性思考过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而疯人的思想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正常的思考，他们的思考是天马行空的，脱离了规则和条约的束缚。因此，从观念上，疯人开始和正常的、被认为是理性思考的人区分开来。这种观念的形成导致禁闭开始大量地产生。巴黎总医院的诞生被福柯看作是对待疯癫的一个标志性记号。除了观念上的不同，形体上，疯人也开始和正常人进行隔离。禁闭表现出了在肉体、伦理和道德上的约束，至此，疯癫再也回不到文艺复兴时期的辉煌时光，它不再是神秘的非理性的象征，不能再自由自在地顺着河道漂流，而被关进了高高的院墙之内。疯人被认为是完全动物性的，他们受到激情的操控，在这种操控之下，疯人精神错乱，不能控制自我的行为。疯人和形形色色的罪犯关押在一起，但是他们受到的待遇并不相同，疯人反而被认为是对罪犯的一种折磨，是低于罪犯的存在，罪犯要求将自己同疯子隔离，免得被疯人骚扰和传染。罪犯在禁闭所中被掩埋、被遮盖，可是疯人却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展示，他们远离了上帝和理性的庇佑，是堕落的象征。

　　到了现代，对待疯癫的态度和古典时期相比又发生了翻转，这种翻转在福柯看来是话语结构的转变。法国大革命之后，禁闭体系的失效使得疯人也从禁闭的环境中走出来，重新回到人类社会中，不再被看作是动物性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疯人重新回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形象，他们依然是违反道德的人，他们应该对自身怀有一种负罪感，为自己和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格格不入而感到羞愧。因此，他们被送至一个新的医疗机构，即后来的精神病院，在那里，接受一种道德上的治疗。医生对于病人有着绝对的权威，这是现代社会对疯癫进行压制的关键所在。

　　福柯，这位剑走偏锋的哲学家，对于疯癫的声音是如此着迷，他深入历史查找这个声音的发展流变。他反对传统历史研究思路，在自己独特的知识考古学中，对“疯癫”这个概念进行了重新的考察和探究。他震惊地发现在常规的疯癫书写背后，疯癫在理性的压制之下遭受了多大的不公正对待！于是，他在荷尔德林、尼采、阿尔托等人的作品迸发出来的惊雷闪电中，在萨德荒淫无度的宫殿中，看到了疯癫以另一种形式在艺术家的作品中吟唱，重新隐蔽地复活，迸发出理性永远无法透析的真理，对抗着巨大的道德禁锢。

　　所以，与其说福柯是从客观材料出发写出的这本心血之作，它更像是一部文学作品。连例证的找寻都是在文学作品之中，福柯借助荷尔德林、萨德、布朗肖等人的书写，源源不断地表达对启蒙和理性的憎恶。如在布朗肖的作品中，这位以死亡为永恒主题的作家，他的作品理性与谵妄交织，光明与黑夜起舞。这位现代主义作家，对福柯产生了重大影响，福柯的写作中处处可见其影子。因此，很难说《疯癫与文明》是一部历史著作，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反历史的，它反对的是已经固守成规的历史定论。一般历史叙述注重时间，而福柯更倾向于在空间之内建构疯癫的历史。他让疯癫在其中与理性对立，通过疯癫的命运，对理性进行质询。

　　从启蒙运动开始，启蒙张扬的是理性的有效性，理性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人们赋予理性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被认为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和宇宙秩序中保持有效的一种手段。但是，在福柯的历史考察中，理性的面目发生了翻转，它的高高在上的面目被拉下神坛，理性真的具有一种所谓的普遍有效性吗？福柯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疑惑，我们也对此有着自己的疑惑。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中，是否真的存在着遥远时期柏拉图提出的理念，是否真的存在着一个终极能够指引我们，让我们达到对真理的追寻呢？在寻找理念中，我们给自己建构了许多概念，一系列的规则，认为这些存在让整个社会更加井然有序，人们可以更加优秀，生活可以更加幸福，可是历史事实也许已经证明了并不是如此，事实上，这个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好，这个世界也没有变得更坏。并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事物，即使是理性，在不同的评估原则中，它依然是多变的、不稳定的、易碎的。

　　就此，通过对疯癫的梳理，福柯揭示了理性不太光彩的一面，它从来不像自己宣称的那样公正，相反，理性和权力、利益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疯癫正是理性通过权力被建构起来的概念。“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预示了他日后的一套权力—知识的理论图式：知识是被权力建构的，它并非是对世界真相一劳永逸的捕获，知识处在变化中，它在不停地转换自身的视角，它无法独立于权力，独立于偏见，独立于利益，独立于知识的主体。?”总之，知识并非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是完全客观中立的产物，恰恰相反，它也是被建构的结果，你所学习到的知识，也带有一定的倾向性，是一定立场、观念的表达，不同的意识形态中，知识的面目也是不同的。关于世人对疯癫的认知，不就是知识被理性和权力支配的最好的例证吗？

　　因此，对于《疯癫和文明》的认知，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从猎奇的心理出发，去看一段边缘人的历史，恰恰相反，更应该注意的是它背后对于理性和非理性对立的展示。疯癫承担了对于理性和启蒙批判的重任，它承接了尼采的思想，接下了尼采揭示的人们理应承担的重任。在尼采那里，人被禁锢在道德秩序和规范之中，久而久之，开始变得抑郁和狂乱，于是阻碍了所有发泄渠道的人类只有向自身开炮，把自身逼向绝望的境地之后，才有了向死而生的可能。福柯在疯癫的身上发现了人类自我解放的火种，可是伴随着精神病院的诞生，越来越规范化的管理将疯人再次永远地囚禁，人类永远没有了解放自我的通道。福柯痛心疾首，他强烈反对这种体制化的束缚，于是他开始了对体制的批判，可是现代社会精心设计的机制，在经济体制的辅助之下，更加的完备，也更加的牢不可破。体制真的有瓦解的时候吗？

　　从对禁闭、理性、启蒙、知识、制度、体系、道德、规则的批判中，福柯的《疯癫与文明》诞生了，他狠狠地敲响了西方文明社会的丧钟，继尼采高呼“上帝死了”之后，大声疾呼“人死了”。是的，人死了，死在人类自创的知识和理性之下，死在对于人自身真正涌动着的非理性的力量不自知的傲慢之下，死在这个冷冰冰的社会中。那么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让我们重新回到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还能够骄傲地说出“人啊，你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理性还没有后来那副令人憎恶的、绝对权威的面孔，疯人还能够站在舞台上，以俏皮的语言诉说宇宙的真理。那个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出版于1961年的《疯癫与文明》被福柯寄予了厚望，他希望自己的发现能够得到史学家的承认，可是结果并不理想。随着“五月风暴”的到来，这本书开始受到重视，成为运动的旗帜和号角。但是这也遭到了传统史学家的一系列批判，有的史学家明确指出福柯所举的例子大多出自文学著作，并没有历史依据，比如说对于“愚人船”这一形象，有的史学家质问福柯，这在历史上是真实的吗，福柯支支吾吾并不能回答。并且疯人开始禁闭的时间，也并不是从17世纪中期开始的。但是这类的质询并不能阻挡福柯这部书的光华，他不仅更新了史学研究的新路径，而且有自身独特的历史探索方案。当然，这并不能说这部书是严谨、无漏洞的，事实上德里达就抓住了不少漏洞对其进行了攻击，福柯本人也在后期对这本书进行了清算。但是，福柯在其中对理性进行的不遗余力的攻击还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条重新审视理性和非理性的通道，在这条路上，我们重新认识何为理性？何为启蒙？何为知识？当话语从口中说出的时候，它的背后又彰显了怎样的权力呢？我们确实生活在规则之中，这套规则的建构某种程度上便利了我们的生活，可是如果能够改进，进而完善，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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