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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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以两宋“双城”的视角来观照“包公”“济公”系列小说，能为我们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包公与济公皆为明清通俗小说中的传奇人物，以两人为中心的系列小说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两大文本系统。“开封包青天”和“钱塘济颠禅师”都带有鲜明的城市属性，两个系列都以宋代都城生活为主要背景展开叙事，呈现出一北一南两大都城的文化特色。两类小说在都城文化和人物属性的互动上颇为相似。笔者认为，城市与主人公之间展开多维度的互文与对话，威严气度与谐谑趣味参与建构了小说中开封与临安的城市美学形象。

　　一、小说演变，人物游历

　　包公即包拯，北宋仁宗时著名大臣，以为官清廉和善断疑案著称。关于包公的故事自北宋起就在民间流传，并且有戏曲、小说、民间传说等诸多体裁。下文笔者主要以明清有关包拯的公案类小说作为研究对象。

　　

　　《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是公案类包公故事的开端，也是明代第一部公案小说。该书由明代中期松江华亭人安遇时著，于万历二十二年朱氏与耕堂刊刻，万历二十五年万卷楼翻刻并改名《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可见《百家公案》自刊印起便广受欢迎。

　　如《密捉孙赵放龚胜》便广受欢迎：“话说江西南昌府有一客人，姓宋名乔，负白金万余两，往河南开封府贩买红花”

　　

　　在《百家公案》文本内部，由于各篇之间大多独立无关联，包公游历之范围极其广泛，其南至廉州，北至定州，东达越州，西抵成都，足迹遍及三十多个城市。

　　明代另一部关于包公的公案类小说《龙图公案》)继承了大部分《百家公案》的故事内容，将此前的七字回目改为三到四字的小标题，语言风格也进行了统一，改为更贴合生活叙事的话本体。在游历版图中，包公的游历范围有了进一步扩大。

　　

　　版图重心也随之发生改变：河南继续保持主中心地位，浙江超越河北上升为次中心，整个版图从内陆扩张到沿海，江南成为仅次于中原的重要区域。就包公故事的发展而言，《龙图公案》的版图变化不仅打破了《百家公案》重北轻南的格局，还预示着“中原—江南”叙事趋向的逐步构建。

　　将从明至清的包公故事串联起来，便可发现其游历版图大致呈现“由散而聚”的特点，版图的扩张与收缩目的都在于强化开封的政治中心地位。

　　

　　在文学记载方面，现所知济公故事最早为明晁瑮《宝文堂书目》所著录的《红倩难济颠》平话，此篇未见传本。《济颠语录》实乃济公小说的奠基之作，虽冠以“禅师语录”,但体裁上则是话本小说。

　　全书只有一卷，系统地讲述了济颠出生、出家、发狂至圆寂的全过程，并且有“醉酒宿娼”与“化钞造殿”等经典情节，文中济公游历范围与现实生平基本一致，即以临安为中心，于天台至临安一带往来。

　　

　　明天启的《济颠罗汉净慈显圣记》是冯梦龙对《济颠语录》的改编，为《三教偶拈》的一部分，但没有宗教“显圣”的特征，只是在语句和内容上更加简洁流畅，认为该书内容与《济颠语录》大体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第四则以下写到余杭径山以及嵊县等地，活动范围从临安城内扩大至城外，人物行迹迈出杭州，呈现游走四方的态势。

　　在书中济公以浙江与苏南为主要游历地域，游历版图随着故事内容的拓展显著扩大。《济公全传》的游历版图可细化概括为“一点四线”,即以临安为中心，辐射出“临安—曲州”“临安—天台”“临安—常州”“临安—镇江”四条路线。

　　

　　因此对比杭州与北京两个济公版本的游历版图，可以发现济公的游历范围随着文本故事的发展呈现出“由聚到散”的基本特征：前期的杭州系统以临安为中心，直至《麹头陀传》才迈出杭州形成“临安—天台”的浙东游历路线；后期的北京系统进一步扩大至江浙漫游，范围涉及江南地区的主要部分。

　　根据以上小说中包公与济公游历范围之变化可知，在外部空间上二者均构建了“人物籍贯—都城”的游历路线，并分别确立了开封和临安两个地理中心，进而描绘后续的游历版图，而两大都城自始至终都占据着中心的地位。

　　二、城文化涵养，人物城市化

　　

　　北宋的开封与南宋的临安都属于政商一体的特大城市，除了百官云集的官僚系统之外，还是经济繁荣的手工业、商业中心。但开封较之临安又有明显差异：开封地处中原，受传统中原文化浸染，依礼乐以治世，强调政治与伦理；

　　临安位于江南，商品经济繁荣，民喜逸乐，世尚柔靡机巧。南北地域的历史传承孕育了不同的城市风格，开封与临安同样秉承了北毅南柔的精神气质，小说主要人物活跃于城市空间，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

　　

　　这一由内到外的影响，反映在“包公”与“济公”系列小说当中，便是城市风格与价值取向对包公与济公形象的塑造，可称之为人物形象的城市化。明清时代去宋已远，因此开封的景观描写难以做到细微真实，基于历史的想象是作者主要的叙述策略。

　　如《百家公案》中：“光阴撚指，不觉上元节至，游人似蚁，千门万户，花灯装起。韶华天付与，共赏六街三市，月光如水。”

　　

　　此词描绘了开封上元节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的景象。以诗词概括情状是明清作家的一贯笔法，而程式化沿袭套用也出现在开封的景观描写之中。

　　如《百家公案》包公惊叹道：“果是个好去处，人物富贵，甲第相连，曾闻道东京城里，有三十六条花柳巷，二十四座管弦楼。”

　　

　　不仅是街市少有细节真实，开封城内的宫廷建筑也大多出于想象，与历史不符，小说提到的南清宫、仁寿宫、玉宸宫、万寿山和金銮殿等，皆未见于《东京梦华录》。由此可见，包公故事中的开封虽贵为国都，但已渐成想象，借繁华热闹的文化印象在空间上凝聚为一种历史追忆，更多承袭的是对昔日梦华的深情。

　　在小说家笔下，北宋都城开封是一个聚合了政治、商业、伦理等多重主题的复合性城市空间。首先是商业主题。宋代的重商风气弥漫于开封的城市生活当中，商业环境相当成熟，经商便捷且模式多样。

　　

　　再就是伦理主题。男女情爱是开封故事的主要题材内容，有着极其强烈的警示意义。往来开封的商人大多是悲剧形象，往往途遭迫害或家中生变，鲜有成功获利者。而文人在开封的艳遇，则烘托出城市的传奇色彩。

　　包公判案对家庭伦理问题尤为关注，许多公案围绕父子、兄弟、夫妻产生的家庭矛盾展开。婚恋观念之差异易造成家庭矛盾，包公法判尊重父母之命，但也维护儿女真情，反对嫌贫爱富。如《续姻缘而盟旧约》中两位官家子女相恋私奔被发现，严刑拷打酿成惨案，包公路遇冤魂为其正名；

　　

　　兄弟之间的纷争往往因为家产分配，如《断哑子献棒分财》,石全欺负弟弟生来口哑，企图侵吞家产，包公用计挫败其图谋，使得财产平分。父子、兄弟间的矛盾大多是利益驱使，而夫妻问题往往源自情感缺失。

　　对于夫妻关系，包公推崇包容和睦、相敬如宾，他在《巧拙颠倒》中表明婚姻无全美之事，生活小事应处之以宽，只有巧拙相济、知足常乐才是维持生活和美的良方。但夫妻之间一旦严重违背道德礼法，包公的处罚便相当严厉，《三侠五义》中男女出轨判吕佩责杖、皮熊斩绝、柳氏官卖、毕氏凌迟。

　　

　　家庭是实现社会公道的基本单位，因此调和利益、肃清风气是包公断案的出发点，公堂法判旨在优化社会秩序、树立伦理规范，这也契合儒家伦理对公序良俗的强调和恪守。

　　在包公的开封故事中，无论是商业主题还是伦理主题，大都统一于政治化的公案主题之下。在政治秩序中，层级森然，各级官员服从于朝堂上皇帝的发号施令。在各级官僚系统中，皆是等级井然，作为首都的开封相比有着更为浓重的政治色彩。小说依托判案叙述，借官民身份的差异成功构建起公堂空间的俯瞰视角，气象威严。

　　

　　作为开封人物的代表，明清公案小说中的包公在形象演进上存在动态发展的过程，其性格特征从单一走向多元，逐渐摆脱神怪气质而近于常人。《百家公案》中的包公近于巫贤，其身兼辅政大臣与通灵判官两大特殊身份，具备通判阴阳两界的权力，因此常在神灵与凡人之间交替，时而见马头旋风，借阴床托梦，时而作公差模样，微服私访。

　　济公系列小说中的临安有着极其鲜明的世俗色彩，整个城市空间如同一个阔大的世情舞台，包罗万象却又温润平和。城内外商旅往来、五方杂处，西湖边诗情画意，雅俗共赏，市民趣味与商品经济带来的活跃气息相互融通，呈现出灵动机敏的特点。

　　

　　往返于俗世之间，济公身上有着游侠气质与传奇色彩，看似漫无目的但维护正义自有标尺，只要路见不平，见其违背公义，便一拍脑袋“此事我不能不管”。面对底层百姓，倾囊相授，救人危难；面对权贵显要，毫不畏惧，只要作奸犯科，必然惩戒。

　　济公与绿林侠客交往频繁，收雷鸣、陈亮为徒，一同游历四方行侠仗义，为绿林豪杰树立行善标杆。而罗汉转世的身份设定，也让济公一登场就极具传奇色彩，定身施法，刀枪不坏，搓泥成药，皆是非凡之举。

　　

　　但济公的传奇不仅在其身份特殊，更在于言行举止超越凡俗，他从不掩饰自己与行首同宿的事实，治病救人也不分男女，但却从未破色戒。济公的传奇性格在于他不守戒律却自有戒律，与看似无章却有章的临安城市形象相辅相成。

　　三、人城之“互文”，都城人格化

　　都城是研究时代文化的一个独特视角，王国维就曾说：“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

　　

　　互文理论以影响为其核心要素，在本文中，如开封和临安这两个都城都成为“文本”,它们与“包公故事”“济公故事”这些文学意义上的“文本”形成了某种奇特的对话关系。

　　城市故事的讲述塑造着城市文化，城市文化贯通历史与现实，又涵育着城市民众的独特气质和情感。在城市与代表性人物故事之间展开多维度的互文与对话，以此彰显城市的主体气质，既能城因人兴，亦可以人喻城。

　　

　　包公小说将人物的活动场所从开封府放大到整个开封，审判公堂上的等级意识便转化为城市生活中的秩序意识，对法判的服从也进而放大为对秩序的遵从。小说先天赋予了包公不怒自威的形象特点，因此公堂之上的判官对话语权有着绝对的把控，满足百姓对秩序的集体诉求。

　　而市民百姓对社会秩序的遵从与期盼，又进一步反衬并强化了包公及公堂的庄重威严，上层的威厉与下层的守序呈现出一体性，肃穆威严之感便悄然从人物特征转化为城市特点，“包青天”与“开封府”在《三侠五义》等作品中达成文化形象上的统一。

　　

　　从文化空间角度来看，作为权力机构的“开封府”很大程度上覆盖和替代了世情百态的开封城，作为权力象征与国家缩影，开封对于书中人物而言虽然略显抽象，但又确实对现实生活施加巨大影响，它既是实现主人公人生价值的理想所在，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功能性空间。

　　随着小说中的包公逐渐上升为政治化符号，明镜高悬的开封府同样在文本内部凝聚为核心空间，皇权政治的权力意识与清官文化的爱民情结彼此交织，使得严明自律而庄严肃穆的开封形象跃然纸上，为民请命、刚正不阿也沉淀为城市所特有的精神品格。

　　

　　从历史背景来看，包公能成为清官文化的代表源于时代的要求。清官文化兴起于宋代，五代十国极其恶劣的官僚体制给北宋提出了整顿吏治的迫切要求，加之有宋一代以文人治国，朝廷对贪官污吏的预防与处理更加严苛，官员品行清廉的重要性被不断放大。

　　包公的主要事迹发生在开封府。作为天子脚下的政治中心，开封府向来被市井细民所畏惧，但是作为高阶官员的包公却因其铁面和亲民的特质，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拥戴。

　　

　　南宋临安是全国经济中心，经济富庶，文化繁荣。相比于开封，临安的市井气息更加浓厚，但就城市意象而言，西湖才是整座城市的精神寄托。小说中的西湖真实立体、方位明晰，它见证了城市民众的悲欢离合。西湖文化的底色是婉约温润的，而雄豪刚健则是西湖文化的另一面，这种品格同样与许多著名人物和事迹联系在一起。

　　当妖魔与凡人、才女与豪侠、忠臣与奸佞同时出现在这片湖光山色当中，看似单调的山水便显得多元立体，以和合包容为特征的城市文化获得了细致的展示。

　　

　　结语

　　明清小说中有多种“双城记”,如明代至清中期的开封与杭州，此类“双城记”构成了贯穿整体、前后接续的序列。笔者着力探讨的包公与济公系列小说即是对应开封与杭州的故事叙述。明清小说的开封和杭州与宋元时期相比，在发展演进中出现了重大的分化。在小说特色方面，双城的小说叙事都以世俗化和市民化为基调，但作品的规模、数量和名作比重却呈现迥异的面貌。由此，我们应和着城市的生动脉搏，抵达了城市的心灵深处，得以品察与感悟天人相合、传承不息的城市文学精神。

　　参考文献

　　《百家公案》

　　《龙图公案》

　　《三侠五义》

　　《济公全传》

　　《文学中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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