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史国史地方史书写中的别样气象

　　家史国史地方史书写中的别样气象

　　——《根脉》读后

　　文/梁静

　　

　　芦转萍的长篇小说《根脉》准确讲是一部中国19、20世纪交替过程中50余年的历史紧密相联的家族史、地方史，傅、吕两家三代人的命运起伏，是中国历史在山西汾阳一个细节的再现，一段私密于自身又不可不言说的史实。虽然是小说，却因为芦转萍恰到好处的艺术处理而显得十分真实，又一次有力的证明了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而这部秘史中所述及的一些内容，是属于每一个汾阳人你知我知却并不一定为正史所包容的。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对载入或不曾载入正史的历史以文学的想象和艺术的笔法进行加工之后的有力补充，本就波澜壮阔、腥风血雨的20世纪前半叶，在芦转萍大气磅礴、开合有度的从容叙述中，淘洗出的是汾阳这片土地上具有的风土与人物，在重返现实主义的今天，这样一个文本，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时过境迁，厘清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是后来者的责任，以书写家族史的形式进入，是最容易的一种，也是最彻底的一种，同样，以这种形式进入，也是较泛滥的，易流于普通的一种，相较已然成为经典或十分成功的作品，如何在家族史这一类型题材的书写中出奇置胜，不同寻常，又给人以启示，其实是非常考验作家功力的一件事。

　　作为从未有过写作经验就创作出长篇小说《根脉》的芦转萍，个人认为，是极其成功的。私以为，这是近年来家族史、地方史、中国史写作中的另类文本，出自女性之手，并不着眼于小处，尽力去除着民俗地方志式书写中知识堆砌的枯燥，既区别于传统历史小说以帝王将相为主、细节铺陈离奇想象的大历史的书写，又区别于新历史主义下个体解构、故事性很强、人物塑造凝聚式着力的写法，初读平淡无奇，却于缓缓流淌间蕴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沉吟不决般地气韵在字里行间流转，有些《白鹿原》的传说感，《百年孤独》《尘埃落定》的史诗感，又有点《荆棘鸟》因为爱情的命运感，《倚天屠龙记》更为广阔的历史风云感，越是往后，《根脉》越是以芦转萍自己的方式吸引着读者，这种艺术的真实仿佛萧红笔下的《呼兰河传》，不动声色，民间视角，气定神闲，流露出作家对历史理性克制又区别于即有作品的思维习惯，自有一份独特的味道。

　　父权文化的女性式认同

　　芦转萍是有担当精神的，有责任感的，更是有写作雄心的，她很明确地将小说的地点置于了真实的汾阳，这一设置其实是一柄双刃剑，写好了能够使之因一部文学作品而声名远播，影响深远，仿佛《白蛇传》里的西子湖畔，断桥相会，又仿佛《吕梁英雄传》中的吕梁，《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乔家大院。

　　相反，小城狭小空间形成的封闭性，会带给写作者相对的局促感，造成作品格局和视野上的局限性，而芦转萍从汾阳走出，定居成都二十余年的经历，恰好规避了这一风险。

　　离开并反观汾阳这片土地的生理和心理上的距离，给了芦转萍更为客观观察并反思这座城市的冷静，生于斯长于斯的情感所系，又使她在面对这些风物时，饱含深情又近乡情怯，笔墨中虽有克制不住的介绍与阐释的热情，却也能较好的收放，并未冲淡作品的文学性，使其变成一部地方民俗志，而是较好地将家族史与地方史融为了一体，在中国历史的滚滚脉动中荣辱与共。作家有着自己非常明确的旨向，即汾阳人的根脉所在，这根脉是什么，如同小说结束，以傅启山和方丁香向儿孙辈追溯两家可能都是明代朱氏皇族后裔收尾，探讨的仍然是“我们从哪里来”的这样一个文学母题。

　　但这仅仅是汾阳人的根脉所在吗？在《根脉》的研讨会上，王春林先生提出，《根脉》的故事和人物，去掉汾阳两个字，它可以是中国任意一个地方的人和事，自然，芦转萍想要表达的根脉所在，是整个中国人的根和脉，是“儒家文化、血缘情结、家族意识和对大地的本能热爱”【1】，沉淀出的中国人的文化性格。

　　作家以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价值观切入家族史，什么样的家族史形成什么样的历史观价值观，通常是家族史小说需要探讨的问题。每一部家史，都相当于中国历史这个大组织中的一个细胞群，细胞群里每一个细胞的分化、组合都与这个组织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百年的中国近现代史所经历的变革，让中国人对家国认知的关系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所持观点各有千秋，芦转萍所持有的，个人以为是禀持了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家族文化理念的，以《根脉》为题，即是很明显的宣示。

　　作家对传统文明的眷恋，通过傅启山夫妇、父子、傅清云，吕俸先夫妇等很多主要人物的塑造传递了出来，比如傅启山和吕俸先作为生死相交的朋友，在对阴宅阳宅问题的态度、选择和处理上，其目的就是要多子多孙、科举入仕、光宗耀祖，科举废除后，吕尚文可以进入燕京大学读书时，傅启山替吕俸先高兴的是孩子可以光宗耀祖了。

　　吕俸先则不与原配原房也好，愿意娶不能生养的丁香为妻也好，理由都是他家有隔代遗传的疾病，宁可不生，也不要病孩，他解决这种遗传疾病的方式是，建造一处符合某道士言及的阳宅和找到一处合适的阴宅，因而他把他祁县的祖坟迁到了傅启山家的所在的村子里。傅家二代长子傅家祯对婚姻的选择上，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能进得家门的女子要相似于姐姐傅清云，可以像奴仆一样的为这个大家庭付出，一切以一个家族能久远传承为核心。

　　作者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父权社会下，妇女身份的低下以及她们在命运面前的逆来顺受，这些女性对于命运的挣扎痛苦、时代巨变中的错愕惊诧，都以相对温情的笔墨处理掉了。傅清云在不幸婚姻中守寡九年才会考虑再结婚，无论婆家娘家，都在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中行进，女性遵从妇德的意识根深蒂固，而且仿佛还是一种有效的保护伞，只要遵从，就不缺你吃也不缺你喝，婆家娘家可以随意来走，十分的人道。

　　福仁在代替傅家祯当汾阳医院建设工地上的负责人时将做饭女子强奸一事，也轻描淡写地处理成了福仁的梦游，宝罗对安安的性侵，最后以宝罗娶了安安了结此事，既维护了安安和宝罗的名声，又成全了一桩姻缘，似乎十分人性化，人情化，其实，其基本倾向仍然是父权至上的，一切温情的表面都隐藏着女性的隐忍。到了丁香49岁怀孕回到桃花镇静养一节，丁香十分感慨出一句话，“女人还是要被养起来的”，则将这种意识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同时，所生双生子中的女婴直接死亡，男婴留下，用老天对吕俸先公益修庙行为的补偿，再一次认同并强化父权意识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志，在皆大欢喜又顺理成章的情节走向中传递出一种古老的、不必置疑的价值取向，十分具有迷惑性。

　　与此同时，作家笔下也塑造出了方丁香、程响、傅清月几个具有一定反叛倾向的女性，比如方丁香不能生养，反而遇上了同样愿意不要孩子的吕俸先，并因为是药房的老板娘而成长为了一个女大夫；程响受汪昇影响加入共产党，在逃离抓捕过程中有意识地运用女性的方式利用父权思维对两性关系的规则使自己成功的嫁给了傅家褀，保全了自己，在汪昇出狱后再次找到她时，义无反顾地又一次投身于革命。傅清月在随同汾阳医院控制疫情中临阵处理村民矛盾的镇定，最后在日本兵追究医疗责任中被愤怒和激动地枪杀，都让傅清月这样一个有胆有谋有担当的女性形象跃然而出。

　　从对女性人物塑造上，我们能够看得出，对男权文化意识形态认知的态度上，芦转萍有一种无意识的靠近，并且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带有乌托邦般美好情怀的所在，仿佛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那份温暖与温情，唯美与向善。尤其是在家族题材和一定历史背景下的这种写作，这种无意识则表现的更加明显。因为芦转萍创作这部小说想要传递的主旨，是对“根脉”的理解，汾阳人的“根脉”是什么，就是传统中国礼教统治下所延续下来的这种习俗、民风，这习俗这民风即使有瑕疵，却仍然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汾阳儿女，包括芦转萍本人。

　　这是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深深地植根于这片厚土，这与90年代以来我们所看到家族历史类小说又有所不同，没有对历史强烈的批判，却也并不真正的认同，这是一种自然的情绪流露，带有着作家对这个故土、国家与民族深沉与广博的爱，对于曾经的过去，那是和她有关的过去，比如毕业于汾阳中学的她，就有强烈的兴趣、愿望和使命感将这段历史化为文学，好让人们永远纪念，这是她作为汾阳中学学子回馈母校的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当母校为芦转萍的《根脉》召开作品研讨会时，就如同贾樟柯创办吕梁文学季，和莫言一起受到汾阳师生夹道欢迎时，那份荣归故里、光宗耀祖的状态就是傅启山、吕俸先一生所追求的梦想，这种中国文人农耕文明时代形成的价值观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当下的时代，无论男女，兼济天下的冲动和行为会在任何一种需要下油然而生。

　　中国文学的“家族叙事”从《红楼梦》为始，巴金、老舍、张爱玲、李佩甫、陈忠实、王安忆、莫言等作家都曾在家庭叙事中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了经典作品，家族主题在不同作家笔下的嬗变与现代性的追寻共同交织，是这些作品共同的特点，同时经历了一个反思父权文化到重新审视父权文化的过程，直到陈忠实《白鹿原》的出现，在将民族精神、民族命运和个人生命紧扣一起的书写中，对父权文明有了一个区别于以往家族叙事的全方位的的阐释，虽然陈忠实对家族文化的留恋可窥一斑，但他也对封建农耕文明的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

　　当看到芦转萍的《根脉》以旗帜鲜明地对父权文明的高度认同和剔除反思意味的书写时，着实忐忑不已，暗忖这是不是一个时代的召唤，抑或是当代复古思潮的某种影响，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和警惕的存在和需要探讨的文学话题。

　　历史叙事中的日常生活

　　尽管父权文化被作家无意识的接受并在此基础上的创作是《根脉》历史观、价值观的基本呈现，虽然作家“有着强烈的历史意识，想要探索社会、历史、民族存在及生命存在的复杂性”【2】，但在具体的文本实践中，却将女性作家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历史、思考时代的特征充分的体现了出来，洋洋洒洒的50万言，书写历史却并不疏离于历史的真实自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常生活细节化的客观描摹，在对汾阳风土人情的异常熟稔和离开家乡二十余年后区别于常住居民的在外人士特有的思乡之情的共同作用下，一种更加趋于理性的看待家乡的态度和情感体验以美好记忆和充满怀念的方式克制有节地流淌了出来，既不是鲁迅式的俯视，也非全面讴歌的仰视，这是一种平视，有着作家情感参与和关照的作品。

　　作家有意识地将发生在汾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影响汾阳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与笔下相关各色人物紧密结合，如义和团运动杀洋人与傅启山为洋人收尸、吕宝罗养父养母属教会工作人员、丁香的叔叔的去逝有关，基督教会筹建汾阳医院、汾阳小学、中学时买入土地与曹先生的从中周旋有关，与吕宝罗、傅家祯、傅清月的命运紧密相联，阎锡山治下推进的最早的乡建运动与乡村学校的建设与傅家祯投身乡村教育事业、傅清月等众多汾阳小孩在上世纪20、30年代普遍接受到高小教育有关，汪昇、程响等同学代表的早期共产党秘密的罢课闹革命与傅家祺宁静的中学生活被打破和他的婚姻有关，洋人盗取壁画等文物与吕尚武赴津查案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与安安被掳成为慰安妇、傅清月被枪杀有关等等，以全知视角切入，让普通人物在历史中再现，日常生活骤起的波澜更显那段历史的激荡不宁。

　　芦转萍的笔调平实、流畅，安静、温暖，高贵、纯粹，虽是首次长篇尝试，却笔力老到，结构完整，情节紧凑，布局合理，看似闲笔的地方并非无用，都为后边情节做了铺垫，越往后读，越发思路清晰、明朗，人物性格愈发鲜明。

　　这种历史小说以日常生活书写为重点着力的写法，给了历史小说更多非虚构细节展示的空间，写实的意味更加强烈，“非常自然地传达出了乡土中国生活中最朴素的情感与包容力，将民族文化中最有魅力地一面充分展示了出来。”【3】芦转萍很好地将个人经验的叙述融入日常生活，奥斯汀的影子不时在我眼前晃动，那种于历史于无形的个人化表达，在平民世界的冷暖感知中以常识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的呈现，给了我们一个不曾认知的地方史甚至是中国史，让我们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审视那段已经盖棺定论了的历史。

　　我们或许会思考，在汾阳这样的一个小县城，封建文明是怎样在与西方文明相互交织的过程中完成了现代文明的转型的，这转型或许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激烈，也并非博弈的，充满了仇恨的，而是温情脉脉的，充满了人情味的，渐趋渗透在平淡生活中，与平民的生存与生活紧密相关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利益考量的结果，比如大灾之年傅家祯带领全村人去修美国人主导修建的汾军公路，教堂、汾阳中学等是为了给村民找出一条活路，比如热心投入到汾阳医院的建设是因为汾阳人民能够受到西医治疗这样的希望所鼓舞着，又如能够去汾阳高护学习是傅清月对未来有希望的生活的美好憧憬一样，一切的改变都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国外，是基督教会，国内，则是阎锡山三十余年的自治，整个中国十分混乱的时期，山西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上位列前茅，相当稳定，是当时全国的模范省，阎锡山在山西进行了三十余年的乡村建设，尝试推进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了很多的乡村学校，这对于整个山西在建国之后的农村改造，包括对汾阳文脉的传承都是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的，傅家祯就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践行者。

　　作家以傅吕两家人的视角进入每段历史，以亲历者的笔调客观而准确地记录了近半个世纪的汾阳历史，我们以平民的视角和判断看到和发现了众多的历史风云人物的另一面，史迪威、阎锡山、冯玉祥等，他们的出场不再是宏观的历史主宰者，而是平常人的形象，并不高高在上，比如吕俸先为考查冯玉祥副官是否适合与傅清云的婚姻时对冯玉祥表里不一的分析而得出不可结合的判断，比如史迪威在村民眼里的形象十分直爽可爱，甚至可以随意调侃。

　　因为这些没有过度艺术描摹的日常化的书写，让我们已经熟知的脉络清晰的历史更加富有意趣，这里是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处于过程之中的日常生活，对于日常生活下的人的活着而言，什么最为重要，安全、平静，一切在即有秩序之下按部就班就是正常，不管是美国人、阎锡山、冯玉祥、国民党、日本人，还是共产党，对于过日子来说，谁能让人民日子越过越顺畅，谁是真正为人民的吃饭、生活、就医、上学、就业真正着想的，让大家每天活着都开心着、自由着、有盼头着，人民就认谁，这是日常生活书写下最朴素的人民的心声。

　　梁鸿认为，当代作家在进入历史语境的能力是不够的，无论是历史书写还是当代生活史的描摹，“都浅藏着一种与己无关的淡漠”，这也是当代小说越来越不能让人深入其中的原因之一。而芦转萍恰恰相反，因为汾阳与她有关，又因为同贾樟柯一样，是返乡游子，因而这份情感更加浓烈，所以她的笔下情绪饱满，“在这当中，最重要的是主体性的介入，思考主体通过不断深入历史来建构自身或反思自身，并最终转化为对世界的存在感受”。

　　芦转萍在历史的思考中，在家国的认知的过程中，将自己“对世界的存在感受”通过《根脉》表达了出来，这是许多中国作家在进入历史语境中很难做到的，那种与己无关的淡漠，常常让文本割裂于历史的真实，而芦转萍让历史小说以日常生活进行的表达，或许恰恰提供给了我们新的经验，可以解决历史小说写作中淡漠疏离，无法进入语境的一种方式，这也正是芦转萍对当代历史小说的有益探索。

　　注释：【1】【2】【3】梁鸿，《“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作 者：梁静，笔名骁驰。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首届签约文学评论家,山西省作家协会、摄影家协会会员,文学创作二级。曾在《文艺报》《文学报》《文化月刊》《民族艺林》《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妇女报》《中国文物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社会学家茶座》《黄河》《黄河文学》等报刑发表作品,部分文章被中国文学网、中国作家网、中国网络文学联盟、新浪、网易等网站转载。出版有文艺评论集《交叉小径》《唤醒批评》。鲁院2016年山西中青年作家高研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2018年全国民族文艺评论人才培训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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