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文心·美丽书写 ｜ 生态话语建构的三重向度-孙乐乐 山西生态文学研讨会作品选

　　（来源：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原标题：大地文心·美丽书写 | 生态话语建构的三重向度-孙乐乐 山西生态文学研讨会作品选播（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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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话语建构的三重向度

　　——以生态批评理论为视野

　　孙乐乐

　　话语是适合我们来谈论、抒写和表达世界的编码形式，也是我们理解世界的共有方式，它嵌入符号中能使在场或不在场的受者在解码时形成连贯的故事或叙述，从而建构意义。生态批评理论近年来不断发展衍生出不同流派，西方学界根据生态批评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三波”论。它们自身的话语形态各有侧重，但无论是第一波追求荒野——人与自然理想关系的话语形态以及第二波人与社会环境关系的话语论争还是第三波跨越式的话语模式都是人类认识、理解自然的方式，其属性都离不开生态话语的构建。抛开生态批评在不同语境、阶段中涉及的环境具体问题，其理论也没有脱离人与自然关系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理论三个向度的问题。生态批评理论从非人类生命、人类语言文化表征以及理论实践性中关注到话语的重要性，不仅在言说的主体层面反思语言符号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在人类语言表征的话语形态中不断批判反思，试图在生态话语的构建中激发人们保护环境的实践力。

　　一、物之“言说”：生态话语网与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

　　生态后现代主义吸收生态学与新物质主义的理论基础重新思考是否只有人在用话语表达一种意义的问题，赋予非人类物质主体性。在物质转向语境下，物质生态批评（material ecocriticism）诞生，以解构人类的中心言说。人往往坚信只有人在说话，人与其他动植物是有区别的，只有人是会说话的生命体。在物质生态批评视角下，人只是自然世界中“物”之一员，话语不仅仅在人的意义范畴之中，所有生态圈中所有物质的表达与符号传递都可构成一个生态话语网络。

　　话语的基本属性是表达（utterance），而在非人类世界中都存在着符号交流与表达。非人类世界的符号交流也构成了自身的话语体系，物质生态批评在物的叙事、施事能力中肯定了非人类世界中的“物质性表达”（Material expression），那些信息流构成了物质世界的话语体系。杰弗里·科恩（Cohen Jeffrey Jerome）早在探究物质的叙事言说能力时，肯定了任何物质都有产生话语的机制，他以石头为例，认为石头是“多变的物质”，石头具有言说的欲望，石头拥有“一种施事能力，一种欲望”。物质是有能量的，物质释放能量的过程也是展演的过程，展演就会在在场与不在场中显现符号。因而我们说物质皆在言说，在活性能量中传递信息并表达意义，这些具有意义的言说构成了话语的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不只有人在言说，任何符号都构成意义并传递着信息。此外，话语不同于语言之处在于它处于复杂的编码与解码的关系网之中，而生态圈使所有生命在共享符码中形成话语网，在交流中传递着意义，形成一个价值系统。任何物质都有自己的编码形式，用自身的内在经验、施事创造力和活力展示符码，不同的受事者也有不同的解码方式。物质之间进行解码的方式也不同，传递的意义也就不同，在这些话语意义的交织中构成了复杂的关系网。

　　物-物之间交流的话语进而建构了我们的话语。生命形式和物质在自我表达、内部关系的交流中也构成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也可以说，我们的生活、话语、文本和叙事相关的认识论都是物质在整个生态网交流的结果。在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中与自然的复魅下，我们认识到人类作为自然中的“物”，其语言只是语言之第三层，人类作为物网中的一员在倾听“道”之言而进行语言创制。物质世界不仅仅以声音为符码传递信息，其本身充满了意象、符号、意义与意图等，当人在生物圈中与非人类物质进行接触、认识的时候，必然需要对其进行解码，从而形成对它的话语理解。即我们不无时无刻沉浸在物质的叙事当中，物质的所有话语将我们包围。斯威姆（Brain Swimme）进一步打破物质与话语的对立性，每个生物都是一种故事，进而在与玛丽·伊夫林·塔克合等著的《宇宙之旅》一书中认为物质的叙事使我们更能认清自己，肯定话语是所有物质言说的结果。在这个物质执行其叙述的世界里，人作为物质无法置身事外，“人类基本上是被选的、杂交的和与异质物纠缠在一起，总是与其他机构、其他身躯和其他生物进行协商”。人在自身的语言系统中无法主观的命名和臆断地言说，都在与物质的交流中寻求本真。因此，人的文化体系中的话语不是脱离自然而孤立存在的，话语不仅仅限于人类的社会文化范畴。甚至可以说文化不再是人类单独的产物，包括人类与非人类自然的所有物质都在通过内在互动生成意义。万物的话语在与物质的意义交融下对人的话语建构有利于颠覆西方传统意识形态中语言与现实、文化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

　　从本体论的角度肯定非人类话语的存在价值奠定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哲学根基，也成为生态批评建构话语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物质的叙述与话语意义将语言的人类中心主义降落下来，从而否定了传统思想中叙事能力为人类专利的论断。从而将话语的范畴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在生态符码中呈现一个话语的意义网，，解构着人的语言主导一切的观点，实现生态后现代主义所宣扬的自然“复魅”（re-enchantment of nature）进程。物质的叙事话语可以纠正我们的言说方式，通过认识除人之外的生物所表达在场/非在场的意义，从宏观到微观中都在呈现着话语的力量，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启迪我们该如何言说世界。

　　二、表征的限度：生态含混的话语批评

　　我们从语言的本体论、存在论的角度对物之言说的话语意义作了探讨，但语言内部也有人的修辞张力，因而从人的表征角度反思生态话语极为重要。事实上，在我们的语言表达中很多时候看似在用生态话语建构一种和谐生态关系，表征的背后却充满了悖论、歧义、含混，并没有起到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话语所带有语言属性内部与话语主体生态观念都呈现出人类语言表征的限度，这就需要从话语诗学、话语政治学反思人在表征自然的时候遇到哪些问题并试图改变自然表征背后不利于环境改善的话语。

　　话语具有强大的力量，会产生一系列生态涟漪效应，话语的表征直接影响了在场或不在场受者的生态意识。人再现语言之本质以及在与万物进行交流的同时，会形成模糊语言（fuzzy language），表达含混的生态思想，话语形态使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加剧。模糊的生态话语源于全球语境下的生态恶化的冲击给人们造成的思想困境。面对社会的巨大变化，人类在环境危机面前的意识中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人类既想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生活舒适感又面临无力调和好与环境关系而造成自然体验的遗憾。卡伦·劳拉·索恩伯（Karen Laura Thornber）将这种生态的思想与非生态的思想共存，对自然复杂而又矛盾的态度称之为“生态含混”（Ecoambiguity）。而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对待自然的态度、行为与结果的复杂性与矛盾性都通过人类话语呈现出来，尤其是在文学叙事当中，因而“分析作为一种话语方式的文学如何处理显而易见的生态退化的原因和结果，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必要的”[5]vi。

　　除了话语中隐含的人类中心观念之外，甚至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看似反映自然的词语其实是反生态的，存在各种各样的消极生态话语。话语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理论就是研究话语如何构建我们的思想观念的研究，通过对话语如何产生意义以及如何通过话语实践建构现实世界进行语义、语法的探究，这为文学生态批评对文本分析提供了一个语言学和伦理学尺度。面对生态破坏突出的问题，必须重新撕开生态话语给人们造成的定见，拒绝对自然含混的表征，对话语进行协商与改变。模糊的修辞话语反作用于含混生态思想，加固了环境危机的思想困境，不重新反思生态话语，我们不知道思维如何被建构和操控的。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家吉米·基林斯沃思（M. Jimmie Killingsworth ）与杰奎琳S·帕默（Jacqueline S.Palmer）就已经关注到修辞话语是导致“自然异化”的重要原因。我们时时刻刻被这种话语塑造和建构着。福柯以及社会批判理论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主张并不是主体产生了话语，其实是话语造就了主体，即“你以为你在说话，其实是话在说你”。生态话语的背后也是表征权力的运作，当大量的生态话语在文学、图像、影视等等领域表征自然时，也建构着一种环从语言情境。人所遭遇的环境困境问题是在文化单位中思考和行动所产生的，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很少不受语言和符号信码的影响，所以将语言、话语、修辞环境讨论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如何拒绝或者反抗这种对非人类的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的含混的表征呢?首先，我们需要将我们对自然的表征过程呈现出来。对于生态文学家、摄影家、电影制作者等生态话语的编码者来说，要用实践来破除环境的想象表征。拿自然写作来说，很多模糊、含混的观点大都是一种怀旧主义的想象书写，我们需要用一种实践的话语来表达亲近自然，这有助于认识并尊重它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话语。表征的过程呈现出来也有利于作为解码的读者具体分析哪些是合适的，分析话语背后深层的蕴含的生态思想的问题，避免陷入话语构建的定见当中，在清晰的认知当中进行话语再生产。在拒绝模糊表征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将自然、非人类的生物通通敞开，拒绝不明晰的想象，这种即我们需要用实践话语去反思我们自身的表征是否有问题。同时，也要注意这种实践过程中的弊端，人在发现与探寻中要尽可能以非人类视角的内部眼光进行交流，要避免对自然生命的干扰。其次，人的表征出了问题也是我们的语言过于脱离自然，人必须先在表达之前学会倾听。在于万物交流的过程中回应并建构我们的话语体系。我们需要将自然视为一个主体，在对话中用忽悠进行回应时，必须考虑到我们对其的表征是否合适。越来越多的生态主义者呼吁“听听鸟儿的歌唱吧”，甚至产生了一些学鸟语的人，这都给予与生物圈中非生命交流的合法性与科学性。越来越多的生态批评家认识到“全世界都应该学习、认识动物的语言，尤其是鸟类语言，这对了解大自然的奥秘十分重要”。此外，要拒绝含混，最直接的是针对环境问题直接言说。正如斯洛维克所说“不浪费纸张，简明直接的说，并尽可能使用清晰而优美的语言”。尤其在文学的生态表达与自然表征中，要认识到过于乌托邦的生态理想对于环境危机的麻痹之处，既要建构一种和谐的生态话语，也要谨防生态话语在受者解码自然时产生距离感。

　　含混生态批评让我们重新反思生态话语，认识到对自然表征存在的内在问题。但需要指明的是，人的模糊的表征并不是彻底负面作用的。索恩伯看到了人的表征的话语含混与思想的两难性，我们也应认识到模糊的表征在具体情境中的确定性以及对人与自然建立共同体产生的积极效用。面对环境危机，人类认识到理性话语中自然的缺失在场，开始为自然代言并逐渐修正话语表征。最重要的是无论何种表征的话语都需要实践效果的检验，否则只是语言的游戏并不能改变环境危机的困境。

　　三、“以言行事”：生态话语与环境行动力

　　人重新反思了语言本身是人与自然建立联系的重要渠道，且人在命名中具有一定的应用局限性，那么如何将话语应用到人的行动中，以行动重新改善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呢？最后我们要认识到生态话语如何落实到改变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行动问题上，即我们到底要建构一种怎样的话语影响生态实践。

　　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解释或理解世界时，实际上就是话语运作的过程，在话语意义中形成了对自我的了解及自己赖以判断价值、真假和正误的能力，也就是说人们的话语通过作用思想直接制约着行动。奥斯丁（J. L. Austin）的以言行事观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思考这个问题。奥斯汀不仅仅是认为话语本身是施事行为，当对“说者、听者或者其他人的感情、思想或行为产生某些影响，并且在说这些话时可能原本就有计划、有意图、有目的地创造这些影响”，这样就履行了一个“话语施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话语施效目标和话语施效结果处于复杂的互换关系中，一个施效目标可能是另一个话语施事行为的话语施效结果。生态话语一则要使人们相信生态的重要性，要么直接产生环保行动的效果。即话语产生最好的生态效果就是使人们意识到环境问题，并积极地投入到环保行动中去。环保行动我们完全无法使用非话语形式达到，比如以武器这样的行为达到震慑的作用，因而我们必须使用话语生态达到施事效果。

　　奥斯汀在其后期理论中发现任何话语都具有施事倾向，都是施行话语。也就是说，生态话语本身就是一种生态行动，起着生态实践的作用。但我们认识到模糊话语往往遮蔽其施事性，生态话语也很难落到生态行动中。奥斯汀为了进一步区分话语与行动之间的阐连，他将施行话语分为显性施行式和隐性施行式。显性施事话语往往是新闻话语此类有明显的直接立场，但在生态话语中，一些显性生态话语呼吁人们进行环保实践，但往往造成麻木状态而没有产生实际行动。环境变化以及危机的数据的确让人触目惊心，但人们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觉得自身无法逆转，不采取任何行动而置若罔闻，甚至产生“暴力美学”的审美倾向，以一种戏谑心态理解环境灾难。隐性施事话语往往是修辞的，时本文重点提到的模糊话语，很难直接产生实践效应。隐性施行式话语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因为人们不是必须把它当作一道指令，因而这种话语是不完善的行为，也就是说听者不用必须理解而失去了行动效应。

　　要使话语在更大的能量驱动下作用到行动，也应使话语唤起人的情感能量。对于人对话语的解码接受来说，情感故事的生态话语更能起到施效作用。继物质生态批评对人类中心话语的解构之后，情感生态批评（Affective ecocriticsm）在回应物质话语的同时也在探究人使生态话语施效。情感生态批评提出了情感叙事学（affective narratology），探究读者是怎样感同身受地想象和感受生态的。从生态文学作家的创作角度来说，生态作家不能为了写作而写作，需要将自己的生态实践转换为故事型话语。生态批评家亦需要这种话语策略，他们肩负着以批评话语中更新人类的社会公共话语，通过话语改变人的意识，从而再作用到话语的责任。作为“生态批评行动主义”的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就进行了故事型叙事话语的批评实践，他认为要“以讲故事的方式探讨诸如气候变化、人口爆炸、物种灭绝以及生物多样性等抽象复杂的议题”。他将自己的环保事件（如对可口可乐饮料公司的产品的抵制）纳入到话语叙事中。生态话语要产生施效行动，不仅仅是达到话语理解的程度，还要通过环境情境唤起行动的情感欲望，需明白的是在整个话语体系中“我们的现实感、我们对我们是谁和我们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解通常是由故事而非数据建构的”。因而，我们需要故事话语的力量。故事带动着我们的情感，“物质故事能够产生一种话语结构与意义是因为话语中所蕴含的情感力量，我们倾听话语需要情感，言说话语亦需要情感”。这样，生态批评的话语便有可能降落到生态实践，更能有效地产生话语施效行为。

　　生态环境的改善行动是我们人世世代代的职责，我们有必要强调一种伦理型的教育话语策略。生态批评自诞生以来一直关注生态教育，探究生态批评教育（ecocritical pedagogy）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教育课程设置中不仅仅教授生态批评理论，且已经将“生态行动”的范畴纳入进去。生态批评课程中的教学话语不仅仅是影响如何做生态文学研究的生态行动，也具有落实到环保行动的机制。这种话语不仅仅是在课堂的教学中实现，还在社会中新闻话语等等进行渗透，呼吁人们参与到生态行动中来。在课堂中，不仅仅是一批精英分子的自我娱乐，他们关注到了地方生态话语、媒体生态话语等等，为生态话语行动提供了多维向度。一些实践型生态批评家和环保主义者的生态教育话语能使“学生重视行动高于理论，激进主义高于学术，口头重于书面交流，实践重于思想”。将通过教育话语，学生构建生态社区，以积极的思想重构世界，以批判性的眼光破坏生态话语权力的集中进行环境正义的行动。这些在生态批评教育话语中建构的话语力量都是话语行行动的重要部分。

　　话语的生态性渗透物质符码、主体表征乃至实践行动的各个方面中，生态批评在理论的构建中也在构建自身的生态话语向度。物质生态批评、含混生态、情感生态批评等范畴中都可以理解为话语批评的三种向度，生态话语构建的三个向度也是生态批评的跨越式发展的根基。生态话语的建构并不是生态批评理论单独构建完成的，在关注话语如何打破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关注生态话语表征的背后可能勾连着权力、微观政治等一系列问题。这意味着生态批评不仅基于伦理立场，还应该在探寻生态话语生产机制的过程中开展跨学科式的理论构建，在语言学、话语分析理论中汲取滋养进行范式革新，进一步探寻人类话语的生态性。

　　作者简介

　　

　　孙乐乐，甘肃平凉人。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生态批评理论、生态符号学。在多个刊物发表关于生态批评理论的论文，在《喀什大学学报》上发表《论马莱茨基的实验性生态批评》（第二作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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