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大咖孙绍振的解读及一些逻辑谬误

　　文/李生宝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余华的成名作，它最早发表在《北京文学》1987年第1期。以荒诞的手法叙写了一个十八岁的小男孩初次出门远行的生活经历。

　　王蒙先生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写出了“青年人走向生活的单纯、困惑、挫折和随遇而安。”

　　在孙绍振先生的《踏上人生的旅途，寻找精神的“旅店”》一文中，作者把“荒诞”和“反常”设定为此文解读的两个关键。

　　其实，这两点只要是有一定鉴赏能力的读者都能感受到，而孙先生在此文中把他惯用的“孙氏解读法”演绎得淋漓尽致。

　　据他自己曾经的追溯，此种学问的研究方法来自于来自于朱德熙先生，并且孙先生给它一个有趣的命名——朱德熙式剥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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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绍振先生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一篇探索性小说，即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有所突破。

　　这种突破首先表现在情节的反因果性。

　　当车上的苹果被人抢了，“我”本能地去和抢夺者搏斗，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司机的表情却“越来越高兴”，“我”被打得“跌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而司机却“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抢劫者开来拖拉机把卡车的零件都拿走了，而司机却“把我的背包抢走了。”

　　这样的反常，在常理中是不存在的，除非司机是一个“神经病”，而“神经病”又如何能驾驶汽车呢？

　　孙先生解读的定位，从读者一般认识出发，但又不局限于此。他解读的目的就是把大家还没有搞明白、弄明白的“反常”解释的更加清楚和合理，而这个解释，显然并非是孙先生的首创。

　　所以，孙先生在开始就引用了夏中义先生的解读——小说中冲突的性质是童年经验与成人世界。

　　“何况在一个本质暴力的世界，唯一的存在方式只可能是暴力。抢劫者和被抢劫者在这样的世界面前可以是‘同谋’。受虐着同样也施暴着。以暴抗暴，以此取乐，暴力的循环获得了滋长的蔓延的土壤。”（夏中义主编《大学语文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P18-19）

　　孙先生认为这个解读还可以深入，以充分理解文章的荒诞性，即通过“反常”的梳理引向“荒诞”的解读。

　　《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反常”，除了情节的“荒诞”和“人们违反常识”外，作者在语言上也进行了“探索”，不是普通的惯常表现，而是在语言的趣味性上下足了功夫，如：

　　“这年我十八岁，我下巴上那几根黄色的胡须迎风飘飘，那是第一批来这里定居的胡须，所以我我格外珍重他们。”

　　“我”被打后的描写——“鼻子软塌塌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

　　“我就这样从早晨里穿过，现在走进了下午的尾声，而且看到了黄昏的头发。”“我看到那个司机高高翘起的屁股，屁股上有晚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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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枚不胜举。

　　其实这些特别的语言用“趣味性”来概括仍然显得不足，这些语言也是“反常”的，但这种“反常”似乎未被孙绍振先生纳入“探索性”的行列。

　　而他对“荒诞性”探讨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即“荒诞的聚焦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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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十八岁出门远行》一文的荒诞是多层面的，而其中的集中点在什么地方？

　　或许很多读者都没有思考过。

　　文本的荒诞本来是一个阅读感觉，而对于多重“反常”的层次蕴含中去探讨“荒诞的焦点”，这就对读者来说是个深刻的解读能力考察题。

　　孙先生认为，《十八岁出门远行》一文荒诞的焦点“不在抢劫者的快乐，而在被劫者的快乐”。

　　显然，孙先生并不觉得“语言的荒诞”是本文“荒诞”的焦点，或者说是“本质”，孙先生的观点是聚焦于文本形象的“情感”之上的，非常具有创造性。

　　孙先生用三个层次的理由来阐释自己的认识：

　　“首先，被损害者对于强加于己的暴力侵犯，毫无受虐的感觉，相反却感到快乐；

　　其次，被损害者对为自己反抗抢劫付出代价的人，不但没有感恩，相反还加以侵害，并为之感到快乐；

　　再次，除了施虐和受虐，还有更多的荒谬渗透在文本的众多细节中。”

　　我们对此三个理由再进一步分析，第一个理由是从情感角度讲被损害者表现得荒谬，第二个理由是从行动角度讲被损害者的荒谬，第三个理由是许多有待挖掘的的荒谬。

　　这种认识是有创造性的。但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

　　“被劫者”就是“受虐者”或“受损害者”吗？

　　在“抢苹果”事件中，“被劫者”本来是“司机”，后来“司机”也成了“抢劫者”，而“我”则成为“被劫者”，文中到底有没有写到“我”被抢劫后的快乐呢？

　　似乎没有。

　　整个事件中的“我”，从“愤怒”到“愤怒的力气都没有”到“遍体鳞伤”到“恐惧”，没有看到一丁点的快乐，反而是“绝望”。

　　所以在这里，孙先生文中的“被劫者”的概念内容（范围）是含糊的。

　　其实仔细梳理文本，我们发现，“被劫者”和“受损害者”应该指“司机”和“我”，而“受虐者”仅仅指“我”，而“司机”后来也变成了一个荒诞的“施虐者”。

　　从这个角度讲，孙先生在此部分的解读分析，就缺少一个合理的逻辑。

　　其实，孙绍振老师的很多文章，都是跳跃性过多，“他明白而读者不甚明了”的情形时有发生。有些人调侃地说，这就是“孙氏特色”。

　　“不明白这一点，就看不明白余华为什么要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来看这种现象。”究竟要明白哪一点呢？

　　“余华之所以不写鼻子被打歪了的痛苦，那是因为他要表现人生一中特殊的状态——感觉不到痛苦的痛苦：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痛苦不已，呼天抢地，而在性命交关的大事上麻木不仁。这是人生的荒谬，但，人们对之习以为常，不但没有痛苦，相反乐在其中。”

　　什么是“感觉不到痛苦的痛苦”？“感觉不到痛苦”那还有痛苦吗？“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痛苦不已，呼天抢地”明明不是“痛苦不已”吗？怎么又说感觉不到？

　　这又是孙氏逻辑的误区。

　　所以，顺着孙先生的思路，避开他的逻辑谬误，准确地讲，应该最让我们诧异的是“司机的快乐”，他的这种“自虐式的快乐”是发展的，来源于文中他的角色发展变化。

　　从“受虐者”变成了“施虐者”，从“被劫者”变成了“抢劫者”，这种发展暗示的是“人的成长”，从“我”——一个孩子的眼中，体察“人的成长”，从“被虐”到“主动施暴”，这个发展当中有多少“麻木不仁”的“历练”啊！而此次经历才真正是“我”成长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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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绍振先生解读文章的结尾部分简单涉及了《十八岁出门远行》一文的“语言”。

　　我们通常以“诗意的语言”来赞赏文学作品语言的美丽和耐人寻味，而孙老师提到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形式——反诗意，就是用一种调侃、反讽、“丑化”的方式来塑造情境——“要造成一种煞风景的趣味”。《十八岁出门远行》一文中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

　　“我看到那个司机高高翘起的屁股，屁股上有晚霞。”

　　本是一个美妙的黄昏，却被一个“高高翘起的屁股”煞了风景，但这种“丑化”中却又有“诗意的味道”。

　　显然，这种“反诗意”的语言行为，绝不是简单的“调侃”。

　　我们再回到文本，联系那个司机的所作所为，些许“悲伤”和“沉痛”就冒了出来。

　　另外，文中”迎风飘飘的黄色胡须”“挂在脸上”的鼻子等富有艺术特色的语言描写，在孙先生眼里，都有特定的、诗意的“象征”。

　　特别是文本中“旅店”的特殊意味，非常耐人寻味。

　　这个在文中重复了15次的“词语”，其作用和“搭车”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找“旅店”才“搭车”，然后才有了“我”后面一系列的行为，以及“我”看到的一系列“荒诞”的情景。

　　所以，孙先生认为，“汽车”象征着“人生的险要，人生的荒谬，精神无处安放。”

　　他的这个认识，涉及到对文本结尾部分的解读。

　　孙绍振先生甚至认为文本结尾的叙写是对“人生荒谬”的消解——“可到了这里，突然没有了荒谬感，没有了邪恶，相反有了诗意的、温暖的归宿。

　　而这个归宿恰恰就是象征着心灵没有归宿的汽车 。”这种看法非常有趣，而且新颖别致。

　　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一文的结尾，“旅店”和“汽车”其实已经融为一体了。

　　旅店和汽车都有“藏身”“休憩”的作用，而到最后让“我”温暖的却是这个发生过“悲惨故事”的汽车，而这个汽车已经“遍体鳞伤”，“我”也遍体鳞伤，“汽车”只是“我”的一个外壳。

　　“汽车”对“我”而言，“成了我心灵的‘旅店’，成了我精神健全、心寓温暖的确证。”

　　所以，对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我”来说，“遍体鳞伤”的身体和“遍体鳞伤”的心灵就是这次出门结果的最好证据。

　　而这个结果，就是“我”十八岁永远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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