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代，寒门子弟凭借什么突破门阀垄断、完成崛起？

　　公元502年，梁武帝新任命的益州刺史邓元起要上任了。他兴奋地从建康出发一路向西，奔赴帝国遥远西陲的重镇成都。路过江陵时，刺史大人想要带上母亲一同赴任。不料母亲坚决不肯同往，理由倒不是安土重迁，老太太突发异词：“贫贱家儿忽得富贵，讵可久保，我宁死不能与汝共入祸败。”

　　邓母这话殊不可解。邓元起乃是梁武帝开国的从龙之臣，战功卓著，很受信任，乃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为何要说“共入祸败”？

　　邓母并没有未卜先知的超能力，这话的根源，要归结到东晋南朝寒门士人的矛盾心态。

　　什么矛盾心态？南朝寒门崛起后，政治上虽然站起来了，心理上却仍然匍匐着，在王谢高门的文化魔影之下，自我定位依旧是暴发户。

　　暴发户嘛，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说不定哪天就败了。邓家老太太饱经世故，这么说可以理解。

　　

　　梁武帝。来源/电视剧《琅琊榜》截图

　　衰而不败的高门士族

　　

　　高门衰落、寒门崛起是南朝不可逆转的潮流。从刘宋开始，皇族们的家世、地望一个比一个低。刘宋好歹还能攀上汉高帝刘邦，齐、梁萧氏没皇帝可攀，便认了萧何当祖宗，陈朝没好意思追认陈胡公当祖宗，一来没这么干的，二来确实也约略显示出，门第背书功能大大降低了。

　　东晋时王、庾、桓、谢四大高门士族轮流当轴执政，又有袁氏、褚氏、郗氏等北来大族作为辅弼，高门士族政治垄断达到空前水平，皇帝只垂拱而坐，可谓政由士族、祭才皇帝。

　　

　　东晋门阀士族政治垄断。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片段

　　经过百余年的演变发展，东晋高门士族逐渐与实际政务、军务脱离，士族腐化到了极点，中枢重臣不亲政务，低层庶务又懒得管，更不要提像当年王敦、桓温一样大马金刀率队征战，政务军务都太麻烦，且交给爱干的人干去吧。

　　他们甚至和农业生产都脱离了。颜之推《颜氏家训·涉务》中提道：

　　“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羁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垄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則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士族、庶族，说到底都是地主，农业生产都不管，这是把根本命脉都丢了。

　　当孙恩卢循大乱一起，加上野心家桓玄篡位，士族们架不住一波又一波冲击，以刘裕为代表的京口武将集团骤然崛起。刘宋王朝的建立，可以视作高门士族衰败的分水岭，自此之后，高门士族逐渐变成王朝的政治点缀，再没有左右政局的力量。

　　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两晋百余年来，士族政治垄断带来了强大的文化影响，许多人天生认为，高门士族就是高贵，人家天生就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普通老百姓天生就该低他们一等。

　　所以士族虽然退出了政治核心，却仍在文化领域霸居高位。死而不僵，言之在此。

　　宋武帝刘裕称帝的第三年，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与众多高官显贵欢饮，觥筹交错间，他看见卫将军王弘（东晋名臣王导的曾孙），刘裕突然来了一句：“我布衣，始望不至此。”

　　刘裕一生，遗憾的事不多，大概只有两桩：一件是丢掉了关中，另一件就是出身不高，在真正的顶级高门面前抬不起头来。

　　

　　宋武帝刘裕。来源/网络

　　这可不光是嘴上说说而已，这种文化自卑真真切切体现到政权运作中。

　　当初刘裕击败桓玄夺取大权，刘记政权新生，急需任用大量人才。在扬州刺史人选上，刘裕的自卑显露无遗。扬州刺史是京师行政、卫戍长官，东晋以来例由皇亲国戚或中枢高门士族担任，是当政者权力版图的核心部分。按理说，此职应该从京口二十七将中选一个心腹，但出人意料的是，最终佩符上任的是王谧。

　　王谧何许人也？与上文提到的王弘同是琅琊王氏，王谧是王导的孙子、王弘的堂叔。这位已经没有什么政治实力的王氏后人，纯是靠祖宗积威才当上扬州刺史。

　　后来王谧病死，刘裕继续犯迷糊，想让另一高门、陈郡谢氏的头面人物谢混继任扬州，若非刘穆之及时提醒，刘裕自任其职，险些酿成大权旁落的危机。

　　孙恩起义虽说对以王谢为代表的高门士族带来巨大打击，但高门根脉犹在，尤其是文化上的影响力无可动摇。齐高帝以青徐武将身份攫取最高权力，却一反武将特点，对文化学习异常重视，子孙中出了许多著名文士，二十四史中占据一席的《梁书》，就是萧道成的孙子萧子显所作。

　　

　　琅玡王氏。来源/电视剧《上阳赋》截图

　　其实，揆诸当时大势，齐政权当务之急是如何解决中央与方镇的军政权力分配，革易刘宋以来的弊病。萧道成重视皇族文化学习虽非坏事，却不是急务，说白了就是力量用偏了。南齐享国日浅，与此不无关系。

　　若说萧道成不是合格的政治家，倒也未必。学习文化、向传统高门士族靠拢的深刻原因，在于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崛起了，但政治底蕴、文化底蕴没有同步成长起来，内心是苍白的、虚弱的、不自信的，缺乏社会认同。

　　直到梁朝时，高门士族文化上的影响力还在。据《宋书》《南齐书》《梁书》不完全统计，宋齐梁三代，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颍川庾氏、阳夏袁氏、阳翟禇氏等两晋以来的高门，任尚书、诸卿、大将、刺史以上高官者60余人。高门士族衰而不败，令人侧目。

　　寒门崛起多靠军功

　　

　　南朝寒门崛起，不光是士族本身烂了，与社会大势也有很大关系。南朝社会最重要的政治生活是对抗北朝：抵抗北朝南侵，或是主动北伐。

　　有人或许会说，这哪是政治生活？分明是军事活动嘛。从狭义上看确实如此，但南朝与北朝的战争大大超越单纯军事范畴，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南四朝政治局面。

　　简言之，敢不敢北伐是朝廷战略气魄的标志，敢于和北朝硬刚，朝廷才会有更强大的凝聚力。能不能挡得住北朝南侵，是朝廷战略能力的体现，打得赢才有生存壮大的机会。所以不管是宋武帝、梁武帝这种真有实力的，还是宋文帝、陈宣帝这种假装有实力的，乃至于齐明帝这种只会窝里横的懦夫，有事没事都要拿北伐当旗帜，换取政治上的分数。

　　军事活动由此派生出许多政治功能，皇帝要借此证明皇位是合法的而不是欺负孤儿寡母抢来的，权臣要借此积累政治威信、为篡权作准备，寒门大将要借战争笼络、培养派系实力。

　　举国言战，那么战就是主流政治。

　　万事万物只要跟主流政治挂上钩，就必然在塑造社会结构上发挥作用。

　　寒门崛起，就是南朝战争的一个重要结果。

　　当然有许多论点说，士族不亲庶务是寒门崛起的原因，这么说没错。南朝许多寒门士人都是从诸如记室、舍人、书佐做起，这是大势。

　　但只靠这些行政佐员实现政治崛起，需要一个极漫长的过程。要想快速进入核心权力圈，军功才是捷径。

　　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四位皇帝走的是这样的路子。但我们不准备以他们为例子说明问题，四位皇帝能登上帝位，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具有一定历史偶然性。他们的成功，背景板是无数在军功路上挣扎的寒门人士。

　　讲一些更代表性的例子，比如江东大姓沈氏的崛起之路。

　　吴兴沈氏是江南有数的大姓豪强，田产丰厚，家族人多势众，但和衰落中的王谢高门相比，远非一个数量级。政治上、文化上无路可走，所以沈氏早早走上了军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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