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君父之仇”到“九世之仇”，《公羊学》的理论为何在宋代盛行

　　本于诛讨乱臣贼子、维护君臣之义的目的，公羊学认为臣子应复君父之仇，即便九世、百世亦不在话下。这对于讲求尊王、严明君臣分际，又屡败于辽、金，心怀匡扶之志的宋儒来说可谓正中下怀，故《公羊》复仇思想在宋代极为流行。

　　一、公羊学的复仇思想

　　复仇行为源自人情本能，但儒家复仇思想并非仅停留于此，而是认同复仇所体现的五伦关系，同时也以社会伦理、亲亲、尊尊等概念规范与约束复仇行为。《礼记》《周礼》《公羊传》中都能看到有关复仇的论述，“所异者，诸经概述常人应复之仇，《公羊传》则侧重臣子复君父之仇，而忽略其他”。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臣弑君、子弑父之事屡见不鲜，《公羊》主张复仇正具有诛讨乱臣贼子的用意，不同于《穀梁》，《公羊传》主张有条件的复仇，对复仇的前提、标准都有限制与说明。

　　其一，公羊学认为诛讨弑君之贼、为父报仇是作为臣子义不容辞的职责。其二，《公羊》认为虽九世、百世仍应复仇，同时对复仇行为作出了限定。其三，当复仇的对象为君主时，是否可以复仇，《公羊》提出“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的观点，见于伍子胥复仇之事。

　　从以上三点可知，《公羊》复仇思想的目的在于诛讨乱臣贼子；主张有条件的复仇，认为复仇既要在尊王的前提下进行，同时也认可亲亲关系大于尊尊，当父无故受诛时，可向诸侯国君复仇。相比之下，《穀梁》与《左传》无论对齐襄公、鲁庄公，还是伍子胥的复仇行为，立场均与《公羊》有别。

　　二、父子君臣：两宋复仇义的基本问题

　　宋儒推重《公羊》复仇思想，本于诛讨乱臣贼子、维护君臣之纲的目的，可以说，“父子君臣”之伦是宋儒强化复仇思想的出发点。在君臣关系中，宋儒更强调君之权威，因此在论及复仇思想时，特别强调臣为君复仇的义务与责任，同时，宋儒也喜言父子之伦，强调子为父复仇乃天性，不过仍以尊尊规范亲亲，当复仇中父子君臣之伦出现矛盾时，君的神圣性仍然不可侵犯。宋儒复仇思想的强化，也直接体现在对讨贼复仇行为的褒贬中。

　　宋儒推重公羊复仇思想的根本在于强调君父之纲。学者指出，《公羊传》中的“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乃“宋代学者在复仇议题上的共同坚持”。

　　首先，宋儒强调讨贼复仇是臣子对君主的绝对义务。其次，较之前人，宋儒在论述复仇思想时，往往由父子关系延伸讨论君臣关系，在他们的逻辑中，父子亲亲为君臣尊尊之本，两者并不对立，而为一有机整体，亲亲的目的在于尊尊，君的权威始终是最高标准。

　　再次，宋儒大力褒扬《春秋》中的讨贼之臣、批评未讨贼之臣，彰显君臣之义。

　　复次，如上所举，宋儒直接继承或略为调整了一些《公羊》复仇相关的义例，不过，他们也善于抛弃陈说，自成一家之言，当讨贼复仇成为他们所看重的《春秋》大义时，便以此为中心解释《春秋》书法。

　　最后，还需补充说明弑君之贼与国君身份重叠的问题。

　　由以上论述可见，宋儒对《公羊》复仇之义的推重旨在通过讨贼复仇强化父子君臣的纲常伦理，最终维护君王的权威。王应麟曾在《困学纪闻》中点出此义：“‘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仇，非子也’，‘仇者无时焉可与通’，此三言者，君臣、父子、天典、民彝系焉。公羊子大有功于圣经。”宋儒正是通过发明《公羊》复仇思想，将父子君臣、人伦纲常联系起来，进而维护以君王为轴心的社会秩序。

　　三、易世则释：北宋时期对《公羊》九世复仇说的检讨

　　公羊学复仇思想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九世复仇”说。宋儒对九世复仇思想大多不支持。即便如此，两宋仍可见大量对九世复仇的讨论，不能因为多为反对意见便置之不论。本节先论北宋诸儒对九世复仇说的检讨。

　　北宋诸儒通过对传文的检讨，批评九世复仇说不近人情、不符合圣人之意、理论上也无法自圆其说。《公羊》于庄四年“纪侯大去其国”条下阐发九世复仇之义，而宋儒在此条经文下或贬纪侯不能死国，或褒纪侯去国而存社稷，他们的阐释重心转移到纪侯身上，对《公羊》的九世复仇说或者完全不提，或者极力反对。

　　北宋初期对于九世复仇的看法大略如上，大体而言，是在认可臣子应为君父复仇的前提下，主张当其身而报，易世以后则仇怨可释，这种看法多出于对《公羊传》自身理论体系的检讨，同时也是因为政治上还不像南宋那样有强烈的讨贼复仇需求。

　　四、抗金复仇：南宋政治与《公羊》九世复仇

　　宋末学者戴表元在《春秋法度编序》中记载：“自渡江来，以为（《春秋》）复仇之书，不敢废也。”晚清廖平也说《公羊》复仇思想在南宋时期被“转相传述，视为常语”。的确，靖康之耻以后，由于抗金复仇成为朝野上下的共同目标，故学者无不借《春秋》言复仇，尤其是随着世代变迁，是否可以为先祖复仇，主战还是主和，这些政治生活中的争议也透过对《公羊》九世复仇说的态度体现出来。

　　宋儒对九世复仇的引述与推崇，都出现在高宗朝以后，这是因为只有当靖康之难中的君父之仇已经过去一个世代以后，才需要用到九世复仇理论来主张抗金复仇。自孝宗朝开始，《公羊》九世复仇之说就被推上抗金复仇的前线，士人往往借此来表达他们政治态度，主和者以为不当复先祖之仇，主战者则大力鼓吹九世复仇理论，可以说，《公羊》九世复仇说伴随着南宋的历朝君臣，见证了从孝宗隆兴北伐、宁宗开禧北伐，再到理宗端平灭金的每一次朝廷争议与军事行动。

　　结语

　　《公羊》复仇思想在宋代十分盛行。宋儒对《公羊》复仇思想的继承，首先体现在仍以君臣之义作为诠释的内在逻辑，这是两宋复仇义的基本出发点。本章重点论述了《公羊》九世复仇说的延续，宋儒取此说者虽不多，但其实为宋代春秋学与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北宋对九世复仇的反对与批评多出于对传文本身的检讨，而南宋则多与抗金复仇、以雪国耻的时代需求相联系，故前者多紧扣经传，议论较为平实；后者多结合时事，争论极为激烈。

　　在民族矛盾高涨之时，学人总会借《春秋》复仇之论抒发愤恨之情，也希冀由此燃起国人斗志，观元人灭宋后，高斯得（1201-1275）、家铉翁的著作中亦展现出强烈的复仇思想，大力赞与九世复仇说；至于近代日本侵华之后，仍不乏借《春秋》言复仇者，颇可见《公羊》思想籍由时代需求而产生的持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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