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当兵母亲参军，已认定牺牲的父亲逃回家，母子对其监视一年多

　　

　　1938年四五月间，平度古岘镇来了一支游击队，待了十几天又走了。这支队伍待的时间不长，却留下了很好的名声，当地人称它为“善人队”，因为它与别的部队不同，到哪里都不祸害百姓。

　　一直想当兵的王福如动心了，把这个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说，要是共产党的队伍就好了，共产党是穷人党，专门为穷人出气。王福如有个义父是共产党员，义父被抓捕时，他父亲帮助他逃脱了。母亲懂得的这些道理，都是义父告诉他们的。

　　过端午节的时候，这支部队又来了。王福如去应差，亲眼看到他们对老百姓是真的好，回家和母亲商量后，就参军了。

　　本来这只是一个穷小子为翻身参加革命队伍的故事，但是几个月后，一个人的出现，让事情就有了特别的意味。

　　重阳节的时候，他父亲忽然来部队找他了，不止是来看他，他居然也要参军，而且要求和王福如在一块当兵！

　　原来父亲1937年秋被沈鸿烈部拉去当兵后，随部队天天跑路，说是去抗日，连鬼子的影子也没看到，跑到徐州后就跑散了。父亲回了宿县老家，本想来古岘把娘儿俩接回去，没想到儿子参军了，老婆也不愿回去。父亲把路费留给了老婆，来部队看儿子，一看觉得不错，就也想当兵了。

　　部队接纳了王福如父亲，满足了他的要求，把他编入儿子所在连队，这样他就能时时看到自己儿子了。

　　父子参军的故事成了部队佳话，大家就称他们为父子兵。这对父子兵互相鼓励，彼此督促，在部队共同成长。虽然相互间偶尔闹点小意见，但父子间的感情丝毫不受影响。

　　再后来，父子双双入党，又双双进步。儿子当了六班长，父亲当了五班长。1938冬，他们家所在的刘家庄来了鬼子，母亲到部队来找父子俩，随之也参军了，组织上安排她到后勤部被服厂工作。

　　这一家三口参军的故事就成了全营的美食，营教导员在全营宣讲这个故事，全营都为这个革命家庭而高兴。开娱乐晚会，父子俩总被哄上台表演节目。两人没有表演的天赋，出了不少“洋相”，可都很乐呵，尤其是父亲，本来不会唱歌，高兴之下，居然会捏着嗓子唱歌，粗一声细一声老跑调，笑得大家捂肚子，可父亲一点也不在意。

　　1940年春，王福如被提拔为三排排长，父亲调到营部担任侦察班班长。父子俩见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

　　这年七月，二鬼子高炳旺率其全部人马闯入蓬黄栖边区根据地，在大崔家扎下据点。王福如所在团奉命要在敌人立足未稳时将其拔掉。王福如所在排为连队突击排。

　　战斗在雨夜展开，夜里十一点战斗打响。因为敌人发现了他们的动静，偷袭变成了强攻。战斗打得很激烈，到拂晓三排才占领了村子西北角。

　　营长派二排接替了他们的阵地，命令王福如排从纵贯村子南北的大沟插进。全排进到阵地中间的一片坟地，占领了要害位置，但连长不幸中弹牺牲，王福如担任起了指挥重担。

　　他指挥全排猛烈阻击后面敌人增援，把敌人切成了两块，但他们也就成为了敌人攻击的重点，受到三面敌人的围攻。战斗从早晨一直打到上午十一点多，他们击退了敌人的三次冲锋。

　　敌人第四次冲锋规模更大，有两个连的兵力。王福如全排奋力阻击，但仍然没有把敌人顶住，敌人冲过了火力封锁地带，也避开了营的火力狙击。

　　王福如命令全排上刺刀，准备手榴弹。孰料正要投弹时，敌人先扔过来一排手榴弹，但王福如没有改变命令，反而令全排立即投弹。因为敌人投弹后会习惯性卧倒，王福如决定抓住这个时机，突击上去。

　　全排战士一跃而起，不顾敌人手榴弹在堑壕爆炸，把手榴弹扔向敌人队里。一排又一排手榴弹像冰雹一样砸向敌人，阵地前二三十米以外的地方什么都看不见了，爆炸的火焰吞没了大地，筑起了一道飞鸟难越的屏障。敌人被炸得丢了魂，连滚带爬往回窜。后面一个拿驳壳枪的家伙把这群吓昏头了的士兵赶回来，又遭到同样待遇，连那个拿驳壳枪的家伙肚皮也朝了天。

　　这时，王福如全排只剩下十五个人了，更严重的是全部子弹只有一百来发，手榴弹只剩二十四颗了。凭这样的火力是挡不住敌人的，王福如非常着急。

　　下午一点多，敌人又来了，而且是从他们的右后方这个最致命的弱点摸过来的。全排还活着的同志都做好了把敌人拼下去的准备。

　　就在这时，在敌人反击方向响起了爆炸声，连指导员率领部队向敌人发起了反击，同时从营指挥部方向冲来一支队伍，人人摆着一个大包袱，飞速地向王福如排阵地跑来。

　　待队伍跑到阵地，王福如才发现，是他父亲带着营侦察班来支援他们来了，还带来了他们急需的弹药。王福如看见父亲左边褂子上有两个小窟窿，问：“怎么啦？”父亲摸了摸衣服，说：“哦，这里吗，不要紧，没打着。”

　　有了侦察班的支持，敌人对阵地的有一次突击被击退了。一直到黄昏敌人没有再发起进攻。第二天，王福如全排撤出了阵地，敌人的这个据点随后也被拔掉了。

　　战后，旅首长宣布了对王福如和三排的嘉奖令。战士们说，应该建议上级表扬老班长。但王福如没有同意，他说他们的光荣是继承牺牲了的副排长他们的，这份光荣老班长他们有份，一二排的同志也有份，但没理由特别提出对老班长他们进行表扬。

　　1940年冬，父亲被调入了团侦察排，王福如所在营外出执行任务，父子俩就此分开了。

　　1941年3月，王福如在牙山战役中负伤，6月伤愈出院，他和其他伤员日夜兼程往部队赶。在距离部队只剩最后一天行程时，他遇到了营部的一个侦查员。

　　当时是早晨，他正刚走出村头，就遇到了这个同志。两人聊了几句，这个同志突然说：“老班长牺牲了，你听说没有？”

　　王福如脑袋一下子一片空白，问：“你说什么？”

　　“好像是在大泽山鬼子年关‘扫荡’时牺牲的。”

　　王福如脑袋里像什么东西轰地爆炸了，他想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泪水却忍不住流了下来。

　　侦查员同志拉着他坐下来，同行的同志也都过来安慰他。

　　侦查员同志通知告诉他，他也是调到团侦察排后听同志们说的。这年2月，鬼子年关“扫荡”，侦察排和旅部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拂晓遭到鬼子袭击，侦察排被鬼子堵在屋子里了。后来部队都撤出来了，他们还在那里打。部队撤到山头上时，看见那房子起了火，但枪声还在响，最后想了几颗手榴弹就再没动静了。

　　部队派出两名侦查员去打听消息，老百姓没有看见他们冲出来，院子里有七八个牺牲的同志，但没有王福如父亲；十几个同志烧焦在屋子里，已难认面目。在废墟里找到一些驳壳枪零件，有一个是王福如父亲枪上的。部队也据此判断王福如父亲和其他同志，是在子弹打完把枪破坏以后才牺牲的。

　　侦查员同志最后说：“老班长他们打得真坚决。同志们都说他们真是好样的。”

　　听了父亲牺牲的经过，王福如从悲痛中走出来，越听越振作，杀敌的勇气倍增。

　　当晚，他到了团部，与政治处张主任见了面，从张主任那里得到证实，父亲确实是牺牲了。张主任还想他致歉，说这事当时就应该告诉他的，但因为牙山战役，王福如连担任了主攻任务，想等战役结束后才说的，没想到他受伤了，才一直拖到了现在，希望他能谅解。

　　首长诚恳亲切的话，让王福如感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使他受到了安慰和鼓励。他表示，回去后一定加倍努力工作，绝不闹情绪，绝不辜负组织上的希望。

　　父亲牺牲的消息，王福如一直不让组织告诉母亲，他担心母亲受不了这个刺激。母亲问起父亲时，他只好不断编造假话来骗着母亲，他为此心里很是痛苦。

　　1942年冬，一个大雪天，母亲听到一些风声，跑来找他。王福如瞒不下去了，把实情告诉了母亲。没想到母亲因为这个刺激，精神受到很大创伤，住了好几个月的院，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影响。组织上照顾她的身体，免除了她的工作，在1943年秋按烈士家属待遇把她安顿下来。

　　然而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发生了，父亲“死而复生”了。

　　1944年春，一天中午，母亲正在烧火做饭，突然看见父亲从门口进来了，吓得母亲夺门而出，没命地喊“见鬼了，见鬼了，来人啦”。

　　邻居都过来了，父亲也被母亲惊得呆住了。父亲大概明白了眼前的情况，就提王福如的乳名，邻居也来劝她，说大白天哪来什么鬼啊。把父亲领来的乡亲也说，人是他领来的，不会错，只怪自己没提前说一声。

　　大家这样七言八语地一说，母亲冷静下来，把父亲从头到脚看过一遍，才真正相信父亲是活着回来了。

　　母亲由于受到刺激，又病了，但有了父亲的照顾，病没几天就好了。

　　过了一个月，王福如收到母亲寄来的挂号信，得知父亲活着回来了，还准备去军区政治部报到，简直不敢相信。他把信看来看去，最后终于承认这事是真的，心里扑通扑通直跳。

　　当同志们得知他父亲还活着的消息，纷纷过来向他表示祝贺。但是这时，不知道为什么，王福如心里总有点发虚。

　　此时王福如已担任连副指导员，不再是以前那个易冲动的战士，遇事会有许多考虑。父亲这事，他老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想，八路军战士、党员，怎么能叫敌人敌人活捉呢？还是父亲丧失了气节，在危急时向鬼子投降了吗？被俘两年多，父亲干了些什么呢？为什么现在回来，是想利用自己儿子这个关系来内部做特务工作吗？

　　问号一个一个蹦出来，出来一个就敲得他的心里一声响，到后来，他脑子里尽是乱七八糟的声音，什么都想不下去了，心情很是低落。

　　侯指导员看出他的心事，把他拉到屋里，对他说：“不要想那么多，或许真的没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也没关系，只要自己有警惕，相信组织一定会把问题弄清楚。”

　　侯指导员的话，让王福如渐渐放宽心，心情也一点点好起来。

　　晚上，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终于拿定了主意。他是党员，是政治工作者，不能只会孝敬父母，不懂对敌斗争。敌人骂他们这些人不懂仁义道德，不要父母，但是为了孝敬父母，就出卖祖国，为了“保卫”家乡就向敌人屈膝顺从吗？他决心协助组织弄清父亲的问题。

　　如果父亲真是领受特殊任务而回来，他一定动员乃至强迫他向组织坦白，争取从轻处理，拒不坦白就断绝父子关系。如果父亲只是投敌自首，也要动员乃至强迫他向组织承认错误，按军法进行处理。如果趋势没问题，也就尽快帮助父亲恢复关系进行工作。

　　过了几天，母亲领着父亲到了王福如的驻地，他带着戒备心理接待了两位老人。

　　趁父亲去政治部的时间，他开门见山和母亲谈起父亲的事。

　　他问母亲，父亲有没有告诉过他是怎么回来的。

　　母亲说，父亲说了。当时子弹打完，房子起火以后，屋里剩下十一二个人，大家砸毁武器后，每人拿着一个手榴弹往外冲。有的牺牲了，有的受伤被抓住了，有的没受伤但一出去就被抓住了。父亲也受了伤，但刚跑出街门口就被两三个伪军按住了。

　　到了平度城，父亲受到鬼子严刑拷问，灌辣椒水，抽皮鞭，门牙打掉了。不管怎么打，他都说自己五十多岁的人了，是给八路军游击队做饭的，不承认是真正的八路军。

　　后来，父亲又被押到潍县、济南，继续审问，但没有在平度那么挨打。到了41年底，他就和许多从根据地抓来老百姓一起，被装上火车，押到东北密山煤矿做苦力。

　　43年秋天的一个雨夜，父亲和另外五个人，偷爬出铁丝网，在当地老百姓家扛长活，积攒了几个路费，这年开春才回来。

　　王福如觉得母亲简直是在按父亲说的样板，一字一句地背给他听。

　　他问：“父亲说的，您信吗？”

　　谁知母亲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她信，因为她不止一次逼问过他父亲，他是不是鬼子派回来的，他都赌咒发誓说不是，而且，她相信他父亲的人品。

　　母亲说着，留下了眼泪。

　　王福如慌了，赶忙安慰母亲：“您别难过，我只是提醒您以后多留心父亲的行动......”

　　母亲说：“我早打算过了，就是你父亲真的丧了良心，妈妈也绝不会丧良心来害自己的亲骨肉......”

　　王福如说不下去了，他这个贤德的母亲把什么都想明白了。

　　经过组织一定时期的审查了解，组织把父亲暂留在政治部总务科工作。期间，王福如几次找父亲谈话，都无结果。父亲倒是没受到他的影响，工作很积极，精神也很愉快。

　　王福如和政治部的同志也研究了好几回，都没找出父亲的什么疑点。但作为儿子，王福如总是有点不踏实。

　　终于，他敞开跟父亲谈了一次。

　　他说：“爹，您回来几个月了，组织上、同志们都对你非常好，你要真的是敌人派遣回来的，或是自首过，就应该向组织坦白。我是你儿子，不会害你......”

　　父亲马上打断了他的话：“我绝没有向组织撒谎。让组织长期考验我吧，你也可以长期监视我，总有一天会查清楚的。”

　　事实也如父亲所说，组织经过一年多审查，证实父亲确实没有问题，他也如1945年4月重新恢复了党的关系。

　　鬼子投降以后，王福如也随部队挺进东北，不久，父亲母亲也来到东北，父亲和他在一个纵队工作，母亲当了保管员。1947年，母亲因病在通化去世，战事频繁，王福如一直不知道母亲墓地在哪里。父亲后来又跟着部队入关，渡江，南下。

　　1951年5月，王福如调往军区政治部，父亲因年届六旬，复员回乡了。

　　回去时，家乡正闹饥荒，他留了点口粮，剩余的三千多斤复员粮全部送给了乡亲。

　　又过了一段时间，父亲给王福如来信，说自己当了县人民代表，还说每天忙得不得了，经常开会，村里谁家有事都要喊他去，就连找个对象也要他去说情，跑来跑去跑得腿痛，可是心里很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