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彪续写《史记》，完成了数十篇传文

　　班彪续写《史记》，完成了数十篇传文。东汉建立以后，国家渐趋稳定，班彪才学卓异，又好写作，偏爱史籍，他看到《史记》一叙史实截止到太初年间，虽然不乏有人续写《史记》，但是多鄙薄浅俗，所以决心自续《史记》。他用心采集此前史书遗漏的史料和一些不同的见闻，或纠察过失，或采纳精华，完成了数十篇传文，称为《后传》。班彪续写史记的原因有二。

　　

　　一是班彪对《史记》十分推崇。班彪认为《史记》一叙了从汉朝开国到汉武帝之间的史实，这是司马迁的功劳。而且《史记》一书长于思辨而不浮夸，质朴而不粗鄙，勘称“文质彬彬”，这些足以说明司马迁是一代良史。二是在班彪看来《史记》还是存在一些问题。从思想倾向来讲，班彪认为司马迁尊崇黄老而鄙薄五经，轻视仁义之理而羞于沦于贫穷，轻贱贞节之举而贵重世俗的事功。

　　从编撰体例上来讲，《史记》的常规体例是王上应归于本纪，公侯应归于世家，杰出的士人应归于列传。但是《史记》把未登帝位的项羽列入本纪，未封公侯的陈涉列入世家，淮南王刘长衡山王刘赐都是藩王却列在了列传中。此外还有“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也就是说《史记》中还是存在着叙事不严谨之处。基于以上原因，班彪决定续写《史记》，在写作过程中，“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惟纪、传而已”。

　　

　　曾经“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的王充应阅览过《后传》，他在《论衡·超奇篇》中说：“叔皮续《太史公书》百篇以上，记事详悉，义浅理备，观读之者以为甲，而太史公乙。”班彪去世以后，班固返归家乡，继续班彪的未竟事业。班固后被人告发私修史书，因此被捕，班超也到京城为其兄辩白。汉明帝察明事实之后，命班固继续编撰这部史书，这部史书也被正名为《汉书》。

　　《汉书》中至今还保留有班彪的作品，分别是《元帝纪》、《成帝纪》、《韦贤传》、《翟方进传》和《元后传》。贡禹提出了庙制改革的两个要素，一是定宗庙迭毁制度；二是罢毁郡国庙。贡禹的上书一石激起千层浪，拉开了西汉中后期庙制改革的序幕。至元帝时，全国六十八个郡中有一百六十七所祖、宗之庙。在京师地长安区有一百七十六所陵庙。昭灵王、武哀王等人和皇帝合并的陵园庙祭也有三十所。

　　

　　综合元帝和丞相韦玄成、匡衡等人的讨论，郡国庙应当被罢弃的原因有：一、中央集权的加强。设置郡国庙最初是因为加强与同姓诸侯王的血缘纽带，震慑异姓王，强化中央集权。即元帝所说“往者天下初定，远方未宾，因尝所亲以立宗庙，盖建威销萌，一民之至权也”。匡衡所说“往者有司以为前因所幸而立庙，将以系海内之心”。

　　文帝、景帝、武帝持续致力于削藩的措施，到元帝时，各地诸侯势力已被严重削弱，完全无法与中央势力抗衡，已无需以建郡国庙的方式来达到“建威销萌”，“系海内之心”的效果。即匡衡所说“今赖宗庙之灵，六合之内莫不附亲，庙宜一居京师，天子亲奉，郡国庙可止毋修”。二、收回祭祀特权，明确宗法等级秩序。元帝称“令疏远卑贱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惧焉”，匡衡言“郡国吏卑贱，不可使独承”，也就是说诸侯王、地方官吏的支庶、臣仆身份是不能祭拜大宗、王上的。

　　

　　祭祀不仅是是宗族内最庄重肃穆的仪式，更是体现宗族法则、秩序、凝聚力的精神领地。故收回祭祀特权，严格宗族等级秩序，就是保障皇帝大宗的正统地位，树立其在族内的绝对权威。而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天下的共主，独享祭祀之权也有利于强化百姓对中央皇室的绝对信仰和崇敬。三、有其诚则有其神，无其诚则无其神。元帝引《论语》之文言“吾不与祭，如不祭”。韦玄成等人附和元帝之意，并加以发挥。

　　作为一种礼仪形式，祭祀是内心感情得体、适度的表达，祭祀祖先则是后代向祖先表达崇拜、敬畏之情的庄重仪式，王上如不亲临祭祀仪式，使他人代劳，也就失去了祭祀的意义。从天子情感的表达上来讲，郡、国庙的设置也是不合理的。罢弃郡国庙的改革得到了上至皇帝下到儒生士大夫的普遍支持而得以顺利实施。宗庙迭毁制度是指随着皇位的不断传承，超越一定世数的祖先宗庙会被毁弃，毁庙中的祖先神主迁移到太祖庙中，陪祭太祖之灵。

　　

　　皇帝宗庙的迭毁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因引用的礼学典籍的不同和现实权利纷争的影响，充满了波折。罢毁郡国庙一个月之后，元帝又下诏讨论贡禹曾提出的论宗庙迭毁之礼。至元帝之时，京师中有九座重要的皇帝宗庙，分别是太皇庙、太祖庙（高帝庙）、孝惠庙、太宗庙（孝文庙）、孝景庙、世宗庙（孝武庙）、孝昭庙、皇考庙、孝宣庙。贡禹的建议是亲庙留存四座，祖宗之庙留存三座，实行五庙迭毁制。贡禹应当是把太祖庙和太宗庙列入不祧之祖，世代供奉，不会被毁弃。

　　至于同样亲尽的太皇庙为何未被毁弃，则未曾有其他补充说明，可能贡禹把太皇庙也算作了祖庙。关于毁庙制度，元帝的基本设想是“盖闻明王制礼，立亲庙四，祖宗之庙，万世不毁，所以明尊祖敬宗，著亲亲也”。亲庙留存四座的含义比较明晰。但是“祖宗之庙，万世不毁”则有歧义。其一、太皇庙是否在祖宗之庙之列？贡禹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其二、祖宗之庙包括太宗庙和世宗庙吗？韦玄成等四十四人明确主张“天子五庙制”。高帝刘邦受命而王，应为其立太祖之庙，永不毁弃。在同宗之内，最初裂土封侯和受命而王的祖先才会被尊奉为太祖。据此，刘邦之父显然不能被尊奉为太祖，只能以血缘始祖的身份陪祀于太祖之庙，即“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周人在太祖庙和四亲庙之间又设立了文、武二“世宗庙”，宗庙同样世代不毁。

　　汉朝也有太宗庙和世宗庙，但是韦玄成等人则不赞同这二宗之庙在不毁庙之列。因为“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庙不毁，与亲庙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当亲尽而毁”。后稷为始封之君，文武二王则是受命而王的君主，“王者始受命，诸侯始封之君，皆为太祖”，韦玄成等人似乎是把后稷、文王、武王都归入太祖之列。

　　

　　元帝的高祖（武帝）、曾祖（昭帝）、祖（皇考）、父（宣帝）是应当被留存的四座亲庙。这四座亲庙的昭穆顺序依次为穆、昭、穆、昭。韦玄成等人的设计的“天子五庙制”相对于君政传统而言，显然更重视宗法传统。一是因为未曾登基为帝的史皇孙介入了昭宣二帝庙之间，割裂了连贯的君统顺序；二是因为西汉前期王上倍加推崇的“太宗庙”和“世宗庙”被列入毁庙之列。针对韦玄成等人的“天子五庙制”的设计，其他大臣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鉴于文帝、武帝赫赫的文治武功，许嘉、尹忠等人建议应增设太宗之庙、世宗之庙。尹更始等人不同意皇考庙列入四亲庙之中，不应当介入昭穆的排列之中。综合这三类人的意见，正体现了他们不满于韦玄成等人宗统大于君统的宗庙设计。皇帝宗庙制度的设计应以皇帝宗法行辈为基准，以皇帝的贡献为参考。韦玄成等人的庙制改革中，除太祖庙是宗统和君统统一之象征，四座亲庙完全依照血缘关系排列，这种设计更多体现的是亲亲之仁，而不是尊尊之义，故许嘉等人提出异议。

　　

　　而皇考庙的问题则既涉及宗统和君统的矛盾，也与现实权利纷争缠绕在一起。第一个矛盾前已阐述。在“巫蛊事件”中，戾太子及其部分家人被害，戾太子之孙即之后的宣帝刘询幸免于难。武帝立其少子昭帝，但昭帝年仅20早逝，之后经过各种势力的较量、妥协，刘询最终继位为汉宣帝。宣帝初继位，就下诏议其祖谥号。宣帝出于血缘亲情自然会对蒙受冤屈的祖父刘据有着亲厚的感情，但是也只能同意刘据的谥号定为“戾”。

　　宣帝得继大统的正统性根本来自于他的曾祖武帝，他不能任意改变武帝时的根本性政策。太子刘据“巫蛊事件”事件被定为“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救难自免情有可恕，子盗父兵且抗拒追兵理所难免。元帝采纳韦玄成的“天子五庙制”建议，认为应保留太祖之庙和文德茂盛的文帝太宗之庙，亲庙则分别为武帝、昭帝、宣帝之庙，除太祖庙之外，昭穆之序分别为穆、穆、昭、昭。

　　

　　元帝的方案体现出了他想调和“尊尊之义、亲亲之恩”的努力，但是还有不足：一是他没有实现自身存亲庙四的设想；二是在保留三亲庙的情况下，作为元帝祖父的皇考之庙在亲尽毁庙之列，这对西汉“孝治天下”的治国纲领有所伤害。元帝的庙制议案，显然更侧重于君统也就是“尊尊之义”。韦玄成建议应定为“天子七庙”制。太祖之庙和太宗之庙作为祖宗之庙可世代不毁。

　　而景帝虽然没有“宗”的地位，韦玄成把高帝、景帝、文帝同列在“祖”的范畴，景帝之庙也可世代不毁。韦玄成主张实行五庙迭毁制，故留存四座亲庙，分别是孝武、孝昭、皇考、孝宣诸帝之庙。太皇和孝惠亲尽，宗庙可毁，太皇的神主应该埋藏在园陵之中，孝惠帝神主应迁到太祖庙中。除太祖之庙，其余六庙的昭穆顺序分别为穆、昭、穆、昭、穆、昭。七庙制的设计保留了祖宗之庙，以彰显对国家有过特出贡献的祖先，也保留了四座亲庙，为天下臣民作出孝亲表率。

　　

　　不足之处则在于景帝没有“宗”的地位，却有“宗”的待遇，而武帝“宗”之地位则没有得到肯定，以至于武帝庙将来要被撤销。韦玄成的奏议得到了元帝的认可。永光五年（前39），“十二月乙酉，毁太皇、孝惠皇帝寝庙园”。但是疾病缠身的元帝梦到祖先谴责其罢郡国庙之事，不安惶恐的元帝最终决定：郡国庙撤销后不再恢复；取消皇帝宗庙迭毁制，罢毁的寝庙重新修复祭祀；重新肯定武帝的世宗地位，从而消弭武帝庙亲近而毁的危险。

　　成帝初继位时，匡衡奏请“孝惠、孝景庙亲尽，宜毁”，得到认可。但不久以后成帝因无嗣，恢复了太皇寝庙，并恢复了高后时制定的对皇帝宗庙“敢有擅议者弃市”的法令。此后成帝朝未有庙议。哀帝时，孔光何武等人建议继续进行庙制改革，撤销擅议宗庙的禁令，并且提出了新的方案，即“天子六庙制”。太祖之庙和太宗之庙作为祖宗之庙保留，并保留四座亲庙。保留宣帝庙、元帝庙、成帝庙没有异议，但是另一座庙是应保留皇考庙还是宣帝庙，他们没有明确说明。

　　

　　刘歆等人则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天子七庙制”，天子七庙制既是礼法规定，又可严格尊卑等级，尊隆皇权。他进一步解说天子七庙是指除太祖庙之外，应设六亲庙。依君统而言，应是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诸帝庙；依宗统而言，应是武帝、昭帝、皇考、宣帝、元帝、成帝诸帝庙。“宗”庙不在这七庙之中，数目也不用确定，应视王上功业而定。

　　西汉一朝，对国家有卓荦贡献的是太宗文帝和世宗武帝，刘歆等人主要论述了武帝的杰出功业，似乎是因为文帝太宗地位已愈加稳固，武帝世宗地位则屡屡受到忽略质疑。刘歆等着重阐释了武帝庙应作为宗庙长久祭祀的原因：首先，武帝功德兼备。他南灭百粤、北攘匈奴、西伐大宛，安定了边境，捍卫了领土。同时又兴作制度，进行封禅，削弱诸侯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

　　武帝具备了圣王被祭祀的条件即功施于民、以劳定国、能救大灾。有人提出可以“宗其道而毁其庙”，但是刘歆等认为这样会造成名实不符，尊崇祖先的心意表达也会落空。其次，孝宣皇帝崇立孝武皇帝的功烈，为武帝立世宗庙，世世不毁，哀帝也应当遵循祖先成制。刘歆等人的奏议得到了哀帝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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