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武士 武士解析

　　“武士”、“兵”、“侍”.如果要将平安时代后期以来的和武道有涉之人的存在、以武为职能的集团或其成员以辞典中表示武士的词汇来表达的话，大致就会用标题上的几个词语来表达吧。顺便一说，虽然“武士”这词汇作为武官、武人的总称在奈良时代已散见于文献，但是到其作为一个社会身份拥有特定的涵义时已是十世纪以后的事了。一般“もののふ”（武者）、“つわもの”（兵）、“さむらい”（侍）等词汇被使用为武士的同义词。其中“もののふ”和古代的“物部”相通，一般指以武力奉仕国家公权之人。从武器——即战斗用的器具、用具的意思转用的“つわもの”=“兵”一语也多被使用。特别是由于“兵”的用例从十世纪中叶时开始作为对以战斗为业者的称呼而固定下来，并作为操掌兵器者被社会所认知的缘由而成为了担负武力之人的的称呼。另外从在侧近侍奉贵族、诸家的“さむらい”者的语意出发，作为其私人从者的“侍”这一词语也被广泛使用。此三辞语源虽异，但在其乃对有关“武”之人的总称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从这个意义来看“武士”这一词语作为齐备了以上三者的共同属性的社会的、实态的称呼在平安后期以来固定了下来。只不过就“侍”一词而言，后世如何且不论，在早期的用例中它并不一定具备“武”的属性，比起“兵”、“武士”这些词汇被更为广泛的使用。在《今昔物语集》（卷27-18）所见的事例就显示了这一点。问题是“兵”和“武士”的区别。这两者时常被混用，虽也有统一用为“武者”的情况存在，因为在史料上“兵”在意指武士的词语中最为先行，故而在今天人们将武士的先驱形态理解为“兵”。一般而言，在从“兵”到“武士”的转换之间夹着一个是否存在“所领”的观念的问题。拥有“所领”的武的领有者——在地领主的成立与武士的登场在这层意义上被理解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这样，这个“在地领主”又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即是在中世封建社会中，居住地方，拥有武的强制力，支配农民的存在。虽然有从领主制的成熟度出发将“兵”阶段定义为私营田领主，并把武士阶段定义为在地领主而加以区别整理的方法，但是这并不全面。重要的是，从领主制的尺度来衡量的话，“兵”应被理解为其成熟以前的司武之人。正如《今昔物语集》（卷25-1）中“从前，在朱雀天皇御宇，在东国有个名唤平将门的兵……经常身佩弓箭、多集悍兵为其伴，以合战为业”的描写一般，兵乃是“以合战为业”之人，在其语义上以战斗为其世业的职业战士的一面相当之强。和后来登场的武士不同，在“武士团”这一金字塔形纵向关系上尚处在未成熟阶段的专业武人即为“兵”。当然，在“兵”阶段，军事集团（武士团）的未组织性构成了其特征。

　　以上提到的“兵”和“武士”的区别都止是相对而言。从“武艺”这一职能层面来说的话无论兵和武士本是一回事。正因如此两者才多被混用。但是笼统地讲，兵在个人层面上专业武人这一侧面更强一些。总之，笔者将在将“兵”理解为武士的祖形这一认识基础上，将此二者理解为广义上的同义词来继续谈这个话题。

　　检验武士的产生关于武士的产生，过去的诸研究都立足于其由来于田堵、名主等有力农民为保卫自己的开发地而武装起来这一见解上。可称为“农民自卫论”的这一见解称开发农场主武装起来的兵成为了武士。确实，在教科书宣讲的常识中此类记述非常显眼。但是，现在这种观点已有必要被大幅修正。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农民的价值观忌讳血污，加上从记载了“兵”和武士的由来和生性的诸史料中并不能确认到农民武士化的事例几点中指摘出来。虽然说武士在中世社会中最为完全的形态当然是领主，但是不可能所有的领主全都是武士。尤其因为在诞生期的武士的固有属性是“武力”，作为武的领有者的他们的本质乃是使用其武力解决种种纷争的“承包人”。就这点来讲还是从兵、武士发展为开发领主这一模式来理解武士的产生才比较能接近实际情况。要而言之，在兵、武士诞生之时“农民自卫论”所论述的路径并非其主要路径。也就是说从“头牌农民”向领主变貌，为了自卫为积蓄武力而武士化的观点和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在这里为了不致被误解而要强调的是，以上提到的问题彻底只限定于诞生期的兵和武士。在武士团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构成武士团的下层武士当然也有农民武士化的途径存在，这点亦不能否定。一般来说武士团的首领（栋梁）及构成其中心的武士，基本都是郡司级土豪及国衙的在厅官人，或是土着受领的末裔。特别平将门、平贞盛、平忠常、藤原纯友、藤原秀乡、源满仲、源赖信等被尊为武士之祖的人们的出身大多作为土着受领的子孙，在当地颇负一定声望。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在近年被称为“边境军事贵族”的原由。这样的“兵”们，象从“平将门·藤原纯友之乱”中的武力构成所显示的那样，不存在象后世武士团那样的强固主从关系。从这点看从兵到武士的转变（武士团的形成）是在前九年、后三年二役之后吧。无论是在《陆奥话记》中所见之源赖义麾下的“坂东精兵”们，还是后三年之役中源义家指挥下的坂东武者们，都可以说是以强固的主从关系为前提的战斗集团。在规定主从关系的要素中，同主人的私人关系已全面地登台。在将武士团成立以前的武士=兵的关系作以上理解的基础上，笔者将就“武士是什么”这一最初的问题设定，再从另外的角度试作讨论。

　　武士的出身证明身涉武力，这规定了兵和武士的存在的本质。对于以杀伤为业的他们来说，其武力有时向单纯的非法暴力转化的情况并不少，失去了武威正当性笼罩的武力，即等同于单纯的暴力。在这一点上，由于以发动武力的正当性被社会认知且容许的状况为前提下，武士的武力亦会获得其正当意义。散见于收在《今昔物语集》中的“兵说话”的“兵之道”的表现也是作为社会存在的武士所具备的武力被进一步的提炼和加工的情况，必须将之予以考量。从《徒然草》第80节中作为对世间“好武”风潮之讽刺的“非生于其家者，好之无益”一语可知，行使武力要被社会承认，生于“兵之家”是一个关键要素。

　　连以威慑有名的大盗贼袴垂保辅而勇名四驰的藤原保昌都因“非出甲胄世家”而有“没有子嗣，有人说也许他家并非其家的缘故”之评（《今昔物语集》卷25-7）。可见对“兵”来说“家”这种“出身证明”（社会、民众层面的认知）亦成为了必要。因此“兵之家”与“武器之家”之外之人的武勇，会作为非法的反社会行为遭到严厉的批判。这和《今昔物语集》卷29-7一节中“从前，有个主殿头名唤源章家，虽然不是出身兵家，但生性暴悍、朝夕以杀生为务，举动乖张、不通人情”一段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生性暴悍”也好，“朝夕以杀生为务”也好，都是对章家并非兵家出身而事武勇的批判。“兵之家”确实在一个方面是被给予了“杀人执照”的存在。但是在此同时，由于这也伴有着杀人、暗杀这一黑暗的侧面，故对“兵道”的自觉，也是以杀伤为业的武士所共有的一个侧面。那样，让这样的武力成为必要的社会、历史条件又是怎么样的呢？

　　“武”的承包' 形成了武士的前身的兵所登场的平安后期，今天作为“王朝国家”的阶段被人们所认识。形成了中世国家原形的这个时期，也是古代律令制嬗变而向中世过渡的时期。这个“王朝国家”的统治原理一般被理解为“包干”体制。例如伴随着中央政府对国司的大幅的地方庶务委任而产生的受领租税承包，或又如在庄园中田堵、名主等承包年贡等，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出现了和律令制有着明显差别的状况。这样的情况在军制方面也是一样的，在统一的军团制度崩溃以后，地方社会的混乱甚嚣尘上，群盗、海贼横行，田地纠纷频发，政府希望能寻求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特别是八世纪末以来作为同虾夷作战的兵站基地东国地域离中央的距离遥远，在九世纪末到十世纪群盗蜂起相继发生。兵、武士的出现便是伴随着对武力的以上的社会、历史的要求而对武力的“包干”为前提的。顺带一提，在兵、武士登场的王朝国家阶段，也是各权门的分立日益明显的阶段。这正值担当政治的公家、担当宗教的寺社势力并且作为军事权门的武家等之后中世国家权门的原型开始形成的时期。由于这些权门在自己的专门分野中通过各自的职能构成了中世日本国家权力的一面，故作为军事权门的武家最终树立了镰仓幕府，逐渐确立了“自我”。

　　研究史的回顾近年来武士论的特色正如以上所所指出的，在过去领主制论的积蓄下添加了国家论、军制论的视野，到达了提出作为社会存在的武士形象的阶段。如同前述，以农民自卫论为轴的武士形成史和战后中世史领主制论的进展相辅相成，逐渐成为了有力的通行观点。到这一步，学界乃是重视武士的社会形态乃“开发领主”，将武士规定为在地领主来讨论武士在中世过渡阶段的历史作用。在此过程中，着眼于国家公权的新的武士论被人们所注意，武士形成史上所有的公权（职、国衙权力）的意义得到了阐释。这样，七十年代以来通过国制史、社会史的观点，“武士是什么”的问题再一次地被提出。近年来可以概括为武士职能论的见解，反映了这个阶段的研究状况，和过去的武士=在地领主论不同，它将武士定义为以武艺奉仕统治阶级的专职者或专职集团。这为我们能够在武士的经济=领主制的侧面以外着眼并理解作为社会身份存在的武士，研究其存在横亘了整个中近世时期的武士阶层全体的性质提供了新的观点。最近在以上的研究史蓄积的情况下，吸收了地方史、地域史研究的成果，涵括了和以前领主制论、职能论的关联，从军制史角度的武士论也被提出来了。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