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亡在崇祯手里，崇祯冤不冤？明末百姓：一点不冤！

　　明朝

　　明朝亡在崇祯手里，崇祯冤不冤？

　　这个问题在如今网络平台与传统纸质传媒上面有着各种解答，这些解答大多精彩绝伦令人拍案叫绝，其价值断无人可以否认。

　　试着粗略总结归类这些解答，大致可以分成两种。

　　在经济财政方面重点列举各类收支数字，排列种种账单；在政治军事方面着重分析官场里百般人情世故，战场上双方胜负异数。

　　不难看出一点，这些解答都是以国家、朝廷、军队……一些大角度大前提为出发点为我们分析崇祯亡国的缘由，而构成历史主体，最终推动历史进程的人民百姓却很少提及，即使刚好谈到这点，往往也是“民不聊生”、“水深火热”一些冰冷的套话，难以给读者一种具体直观的印象。

　　“民”如何“不聊生”？“水”有多深？“火”又有多热？一笔带过而已。

　　站在云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快意实在太过吸引人了，地里如虫豸一般存在的老百姓们谁愿意撇下一眼看看他们平白无奇的生活？百姓惨死在封建王朝乱世之中，似乎注定就是“平白无奇”、司空见惯的事情，并不值得投下关注。

　　百姓劳作

　　这没有对错，只是人性使然。

　　好在当日终究是有人愿意将目光投在百姓们的身上，也好在如今有不少人愿意去翻出那些被压在枯黄典籍中许久无人关心的文字。

　　1

　　崇祯上台前一年，天启七年的河南真阳（今正阳）正有一个外地人路过。

　　自晨发……四十里中一望皆黄茅白草，察所过之处，皆行地亩中，亩之疆界尚在，而禾把之迹无一存者，计耕作久废矣。

　　近四十里农田全是野草，这个荒芜的景象令外地人感到震惊，他问了问身边的轿夫，轿夫回答：

　　（本县东南西北）如此者十有八九。息县（隔壁邻县）较好，然如此者亦十有四五矣。

　　之后外地人到了驿站，休息时间里他忍不住心中疑惑问旁人：“一路而来都是荒废的田地，为什么这里的人都不种？难道不用交税？”

　　众人：“还能不交税？前此皆膏腴之业（都是肥沃的好田）。”

　　外地人更奇怪了：“那不种地怎么能交得出税？大家应该都种田才对啊！”

　　

　　众人接下去的一席话给这个外地人好好上了一课。

　　“县里专门将差事摊派到家里有牛马者的头上，差事又全是出钱出力的义务劳动，大家实在受不了就偷偷把牛卖了，这下差事是轮不到自己头上了，可没牛田也种不了，一面种不出东西，一面官府还要收田税，除了外出逃命还能怎么办？

　　人跑不跑官府他不管，要收的税他是一分都不能少，找不到那些逃走的百姓交税，官府就把税摊派到他们家里人身上，如果一户人全跑了，官府就找他们邻居们收税，邻居们跑了，就找他们亲戚，所以现在人是越跑越多，田也越荒越多。”

　　人去则田无主，故不耕。人去而粮犹在，则坐赔于本户，户不堪赔则坐之本里，或又坐之亲戚。

　　

　　外地人听完后，马上发现问题不对：“那干脆把田卖了换点钱啊！田也可以让别人来种，不用这样荒废在那里。”

　　众人笑笑，看来这个外地人还是太年轻。

　　“官府派税派工按田地大小来算，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田从自己名下去掉，谁敢买？”

　　夫差徭政为有田地者苦耳，今赔者欲弃其产而不得。况受其业，而粮即派其家，能堪之耶？

　　外地人心不死，继续问：“本县官府胡作非为，没人上访吗？再说总有别的领导过往这里吧？他们看到外面这副样子难道就不奇怪？难道就不追问一下？”

　　众人：“有人曾上访过，但被暴打了一顿，之后就再没人敢了。别的领导来来往往当然是有的，但问就没人问过了。”

　　到此，外地人长叹一口气，无语。

　　如果说这是天启七年的事，和崇祯有什么关系？那么接下去发生在崇祯元年的延安府饥荒，这场造成当地无数百姓死亡的天灾人祸，崇祯应该是万难推脱了。

　　奉命入陕调查灾情的官员将沿途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之后作成公文上报了崇祯。

　　灾民

　　“（延安府）去年一年无雨，植物焦枯，八九月份的时候，百姓争相采蓬草果腹，蓬草颗粒如糠，味道苦涩，百姓没办法只能靠这个活命。

　　十月份后，山间蓬草全部吃完，百姓无奈开始剥树皮吃，各种树皮参杂在一起，吃下去将将不死而已。

　　挺到年终，树皮吃尽，百姓又开始进山挖一种叫“青叶”的泥块吃，“青叶”味道极腥而且难以下口，不过只要吞下一点点肚子就饱了，但几天之后人往往就会因为腹胀死亡……

　　……还有怪事，小孩或独自出行者通常一出城门，就无故失踪，直到后来发现有人在城外吃X肉，才明白之前那些失踪者的去处……

　　……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X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

　　天灾带给延安百姓的这些苦难，当真是闻着伤心见者流泪。

　　如果说上天自有其一套运行规则不受人为控制，饥荒中不幸的百姓实在是有一种“注定”的命运，那么接下去官府的所作所为，似乎原本可以“人为”的不那么落井下石。

　　吃土

　　“……一户人家只剩一二人，这一二人必须交一户之税，一甲（十户）只剩一二户人家，这一二户必须交一甲之税，以此类推，一里（十甲）一县都是如此……”

　　……如一户止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而赔一户之钱粮；一甲止有一二户，势必令此一二户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

　　延安官府不愿或无法赈济灾民也就罢了，居然与真阳官府一样将在逃百姓的税额压到未逃百姓身上，这种“官逼民逃” 的情况到底是这两处地方特有？还是从河南到陕西诸地盛行？

　　在没查到确切材料前很难说清，但是结合第二年（崇祯二年）李自成就在陕西揭竿而起，之后农民军便杀不完赶不尽的史实，答案又似乎显而易见了。

　　2

　　除去对广大农村百姓的压榨，官府对其他阶层人民的剥削也“一视同仁”。

　　明末良将卢象升巡视山西边防，当看到基层士兵的惨状时，他不禁“潸然泪下”。

　　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袴者，有少鞋袜者，臣（我）见之不觉潸然泪下。

　　缺衣少袜而已，怎能称得上“惨”？身为一军之将的卢象升好像有些小题大做了。

　　卢象升紧接着补充道：

　　“……况时值隆冬，地居极塞，胡风朔雪，刺骨寒心，微臣（我）马上重裘，犹然色战难忍，随巡员役，且有僵而堕马者。此辈（士兵们）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

　　

　　当日山西冬季气温到底有多低我们不得而知，知道的是卢象升身着“重裘”依旧冷得不行，知道的是他身边有随从因为手脚冻僵而直接从马上摔下来。

　　长年驻扎在此的兵士们不仅没有像样的衣物御寒（身无挂体之裳），而且连每日一餐饱饭都很难吃上（日鲜一餐之饱）。

　　基本生存条件得不到保障，从军当兵应有的饷银薪酬自然更不用再作奢望。

　　“……其饷银自去年十一、二月到今（本年冬季），分毫未领也。”

　　基于以上种种，卢象升会对兵士的遭遇示以同情，并落下泪水就不足为怪了。

　　欺压百姓的是各地官府，剥削士兵的则是军队将领，明末各军各部中，大多将领都有着“吃兵肉，喝兵血”的传统，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不管是银钱还是米粮，所有本该用于部队日常运转的物资，通通进了将领们的私人口袋。

　　靠着这些从士兵身上剥削下来的财富，他们一则享受起奢靡的生活，二则向各级地方或中央官员行贿，借以升官或者逃避战败罪责。

　　与被官府逼迫弃田逃亡的百姓一样，军队将领们这种肆无忌惮毫无底线的剥削促使士兵们也开始纷纷逃亡。

　　在继农民、士兵之后，城市小商人们也开始被官府列为压榨对象，崇祯十年左右朝廷下令：

　　“暂借民间房租一年”

　　商铺

　　此时各地官府已经很难从荒凉的农村里再挤出一点油水，收到中央这个绝佳的敛财命令，他们立即开始趁火打劫自行加码。

　　按朝廷意思，不论商户门面大小，每一门面统一征税一钱银子，而到了地方上则变成了“门面内一房征税一钱”，即如果一间门面内有三间房便需交三钱银子的税。

　　地方官府凭空一句话，便一下子将百姓们的负担翻了数倍，明朝朝廷任意剥削固然可恨，但地方官府狐假虎威火上浇油同样罪过难恕。

　　3

　　终于，毫无节制欺压百姓的报应终于在朱元璋老家凤阳显现了。

　　朱元璋开国登基后，为表示自己没有忘本曾特意下旨：

　　凤阳、临淮二县民徭、赋，世世无所与。（粗略解释便是世世代代免赋税。）

　　凤阳

　　照常理来推论，有了这样的利好政策，朱元璋老家凤阳县的百姓应该是衣食无虞，也应该是坚定拥戴明朝朝廷的。

　　但是，当崇祯八年农民军正在攻打颍州（今安徽阜阳）时，300里外的凤阳县百姓居然主动派出代表找到农民军首领，在向农民军提供凤阳周边明军情报的同时，百姓代表还希望农民军尽快进攻凤阳以解放当地百姓。

　　一个世世代代累受“皇恩”的地方，竟然暗中联系叛军并请其来攻，这是凤阳县少数“唯恐天下不乱”的暴力分子所为？还是明军所设下的圈套？

　　也许事情的真相就在崇祯四年南京礼部右侍郎上奏的公文中。

　　“凤阳号称帝乡，……臣（我）入其境，见土地多荒，庐舍寥落，罔陵灌莽，一望萧然。”

　　简而言之，崇祯四年的凤阳一片荒凉景象。

　　“尝咨其故，皆言凤土确瘠……一遇水旱，弃如敝屣，挈妻担子，乞活四方。”

　　凤阳这个地方土地贫瘠，一遇到水灾旱灾，百姓就只能外出讨饭活命。联想当年朱元璋家中受灾讨饭的情景，300多年下来，凤阳依旧还是那个凤阳。

　　“……户口既以流亡，逋赋因之岁积。催征则绝其反顾，招集又疑为空言。有司束于正额，不得不以逋户之丁粮派征于见在之赋长……”

　　接下来又是地方官府的传统操作，人走税不烂。

　　外出讨饭当然可以，回乡自然也是欢迎，但欢迎之后就开始进入主题了：请你把之前欠下来的税给补了。

　　凤阳百姓当即表示，其实在外面讨饭也挺好。

　　凤阳皇陵

　　天下官府都是一个师傅教的，收不到逃跑百姓的税，便将差额派到未逃百姓身上继续收，然后结局各地也是一样，人越跑越多，田越荒越多，整村整县萧条一片。

　　在上面一个收“门面税”的例子不难看出，中央朝廷有着一套自己的规则，而地方官府也有一套规则。

　　凤阳百姓确实不需交朱元璋口中的那些赋税，但本县朱家皇陵的营建、修葺、维护，逢年过节的祭祀祷告，那些所需要木材石料、金银铜铁、瓜果时蔬……哪样少的了当地百姓出钱出力？不过就地方官府换个名号或者名称继续压榨罢了。

　　明朝朝廷自然会将皇陵日常开销算在国家支出一项中，但参考之前卢象升看到士兵悲惨的遭遇，到底会有多少银子被实实在在用在它们该用的地方，很难乐观想象。

　　钱是已经入了私人口袋，但皇陵里的事情却还没做，除了让凤阳百姓们“辛苦”一下，凤阳地方官府还能找谁呢？

　　“来而不往非礼也，”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历来是人类最本能最朴素的情感之一，凤阳百姓们也在适当的时候引来了农民军，好好“辛苦”了一下本地的各位大人。

　　战斗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农民军突袭凤阳县，县中明军毫无防备，当即被斩杀4千余人，凤阳知县脑子相当灵活，眼看大事不妙直接换上囚服钻进了牢房里，估计是想着农民军向来有开牢房放囚犯的举动，所以来个鱼目混珠。

　　果然，攻下凤阳后农民军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精神，开始按老传统释放囚犯，但凤阳知县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当场让人认出，最后被乱棍打死。

　　4

　　连老家凤阳百姓都如此反抗明朝朝廷，全国各地的情况不妨可以试想一二，尽管此时已经陷入了人民百姓滔天的怒浪中，可崇祯却仍然在加紧剥削百姓的道路上狂奔。

　　在崇祯上台的17年中，重要加税有三次，分别是崇祯三年“辽饷”加税，崇祯十年新增“剿饷”，崇祯十二年新增“练饷”，其他诸如“门面税”一类苛捐杂税无法计数。

　　而真正可以改善民生，有效缓解社会矛盾的举措始终寥寥无几。

　　可以说每次下令增税的圣旨都是大明朝和崇祯自己的催命符，下的越多越快，死的就越急越彻底。

　　崇祯

　　以我们后世第三方角度或者说是上帝角度来观察，身居高位的崇祯有时做一件事或不做一件事并不是全凭自己的好恶而决定的，许多事情都是形式所逼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他有自己的苦衷，有自己的无奈，有自己的历史与阶级局限性，这些谁都不能否认。

　　可是，当无数百姓被逼死、饿死、杀死，他们的妻儿任人鱼肉，他们的父母听凭凌辱，谁又能理直气壮地站出来要求他们——这些被害者、受压迫者，去理解皇帝那些种种基于“宏观”的决定并自我安慰“命苦不要怨”呢？

　　到底是谁将他们变成“土匪强盗”？又是谁将他们进一步逼为好血嗜杀的“叛军”？始作俑者们大可以借助笔墨将属于自己的解释一一书写在史书之上，而百姓们却不能（或很少），除了将满腔的悲愤化作一声不屈的怒吼留在那个到处“人吃人”的黑暗时代中，他们什么都没有留下。

　　崇祯亡国到底冤不冤，百姓：冤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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