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断臂老汉正在看仓库，突然接到赴京命令，周总理：授你少将衔

　　1937年5月的一天，苏鲁和王维洲乘坐一列小火车由渭南出发，准备前往太原，行驶途中，苏鲁故意谈起了抗战话题，旁边的一位大爷劝说道：“说抗战也要分场合，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还不得让咱们亡国啊！”

　　王维洲不屑地说：“日本人没什么了不起，长城抗战和绥远抗战，不都给中华民族争了气嘛，西安事变，蒋介石已经答应联共抗日了！”

　　突然，一位身穿黑色制服的青年跳了出来，并厉声指责道：“你们是在为共产党宣传，你们是共产党！”

　　苏鲁微笑着解释说：“兄弟，要说我是共产党，那还不够格，我是不想当亡国奴，兄弟也是中国人，我想你也不愿意当亡国奴吧？”

　　霎时间，车厢内响起了“不当亡国奴”、“不当汉奸”的呼声，特务见状，只能悻悻地回到了座位。

　　抵达太原站后，苏鲁和王维洲走下了火车，并用上级交代的暗号，联络了上了中共党员薄一波……

　　

　　苏鲁本名苏达余，1901年11月，苏达余在湖南浏阳蕉溪乡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出生，家庭的贫困磨炼了苏达余坚毅的性格。

　　15岁时，苏达余来到长沙城内，租了一部人力车，跟随王震一同做苦力，毛主席在长沙开展工人运动后，饱受剥削的苏达余加入了斗争的队伍，成为工人运动的骨干。

　　马日事变发生后，苏达余被迫返回家乡，从事地下工作，在此期间，苏达余参加了淳口游击队，并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1929年10月，王震从武汉返回浏阳，组织浏阳的武装斗争，淳口游击队被改编为浏北支队，归湘东游击队统属。

　　出任支队的司务长后，苏达余积极协助王震，在浏阳地区进行武装斗争，第二年，王震带领苏达余来到江西，加入湘东独立师。

　　此后，由于苏达余作战勇猛、富有智谋，其职务也由排长升到团长，并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

　　从1934年8月起，苏达余开始跟随部队战略转移，先是参加了西征，后又率部北上长征，在数次战斗中，苏达余都表现出了顽强的作战精神，受到红军领导的赏识和称赞。

　　有一次，王震在接待军中的老乡时，曾动情地解释说：“当年，苏鲁和我一同拉车，一同打仗，别看他职位不高，功劳却十分卓著！”

　　

　　长征期间，苏达余不慎患上了伤寒病，不得不进入医院接受治疗，康复之后，苏达余坚持走完长征，并跟随红军主力部队来到陕北。

　　1936年12月，苏达余奉命进入抗大学习，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学习生活，结业后，苏达余接到了秘密前往山西的命令。

　　第二年5月，苏达余坐上了前往太原的火车，准备按照以上级交代的暗号，与中共党员薄一波取得联系，由此，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接头工作完成后，薄一波当场安排苏达余前往国民师范军，担当军政训练班的教官，负责为即将组建的山西新军培养骨干。

　　军政训练班虽隶属于中国共产党，但是，却是以阎锡山的名义开办的，吃穿用度都由阎锡山负责，多年的死对头成了长官。

　　许多干部的内心对此感到不适应，训练班开设一段时间后，不少干部纷纷离去，回到了老部队，剩下的人也提出了类似的申请。为了安抚这些人，薄一波一一与他们沟通，想以此稳定大家的思想，一天午饭过后，薄一波遇见了闷闷不乐的苏达余。

　　

　　薄一波故意装作不认识苏达余，并好奇地询问道：“同志，怎么称呼？”

　　苏达余颇为气愤地回答说：“我叫苏达余！”

　　薄一波打趣道：“啊，你叫‘苏大鱼’？怪不得你天天想着溜，原来你是这里的一条大鱼！”

　　苏达余的情绪依旧没有消除，薄一波建议道：“你这个名字不好，我帮你改个新名字的吧，看你以后还想溜吧！”

　　“我这个名字好好的，改名字干什么？”苏达余质问道。

　　薄一波解释说：“我想让你这条大鱼压在日本鬼子上面，灭一下他们的威风，鱼下面加一个日字，就给你改成苏鲁吧。”

　　苏鲁连声称好，还爽快地应允道：“就是要把日本鬼子压下来！”

　　说完，苏鲁瞬间想通了，并歉疚地说道：“我平时比较冒失，头脑有些简单，你这么一改，让意识到了做事要以民族利益为重，这个名字可以时刻提醒我，做事情不能莽撞！”

　　经过这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苏鲁的态度和思想都有了明显的转变，不仅安心从事手中的工作，还与薄一波一同做其他干部的思想工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阎锡山为了保住在山西的利益，同意了薄一波先前提出在晋绥军内建立山西新军的建议。

　　

　　1937年8月，军政训练班骨干组成了山西新军，番号是青年抗敌决死队，苏鲁奉命来到一支大队中担任队长。

　　阎锡山对这支部队并不放心，想以安插国民党干部的方式，分化共产党在部队中的权力，部队的军事主官均由晋绥军将领出任。

　　待到决死队正式成立后，内部的国民党军官骄横跋扈，不仅重重打击异己势力，还设法排挤政工干部，企图控制部队。

　　9月的一天，决死队奉命出军从事宣传工作，途中，3名队员因为书写标语，未能及时返回留宿营地，

　　当时，薄一波正在总部开会，总队长徐继章决定私自处理3人，便将3名队员抓了起来，并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公审会。

　　3名队员气喘吁吁地赶回来，却被当场判处死刑，苏鲁于心不忍，连忙起身为3名队员辩解，可徐继章却丝毫不领情。

　　苏鲁据理力争，徐继章却悠哉地解释说：“这三人夜不归宿，就是犯了罪，既然犯了罪，就应该枪毙！”

　　

　　这番话彻底激怒了苏鲁，苏鲁大声怒斥道：“好，既然这样，我也问你，你前几个夜晚同样没有回营，是不是也要枪毙？”

　　徐继章蛮横地狡辩道：“我是总队长，是你的长官，谁给你的权利这么和我讲话，告诉你，顶撞上级，同样要治罪！”

　　话音刚落，徐继章就摆手招呼几个下属，要将苏鲁押下去，几个特务还叫嚣道：“快，将他们一同压下去枪毙！”

　　“我看你们谁敢？”苏鲁怒目瞪视道。

　　霎时间，台下的政工干部和大部分决死队队员一同起身，并掏出手枪，对准了徐继章，徐继章和几个下属瞬间脸色苍白。

　　原本徐继章想以总队长的身份压制苏鲁等人，却不料众人根本没将徐继章放在眼里，徐继章脑子一转，连忙解释说：“既然这三人有大家作保，说明他们对抗战还是有功的，但是夜不归营总归不好，就将这三人从轻发落吧，我现在宣布，这三人暂时记名枪决，日后再戴罪立功！”

　　徐继章靠着灵活的头脑，临时想出了这个并无先例的办法，不仅保住了性命，还在众人面前下了台阶。

　　

　　不过，徐继章的总队长威风已经尽失，为了保住最后的颜面，徐继章不得不连夜收拾行装，连夜离开了决死队。

　　徐继章离开后，决死队开始扩编，队伍达到了一个师的规模，苏鲁的职位也从军事教官，变更为一总队三支队队长。

　　然而，阎锡山仍然不死心，又派遣鲁应麟接任了纵队长的职务，试图掌控这股日益庞大的力量，苏鲁再次选择与顽固的“敌人”斗争。

　　1938年5月，薄一波前往晋南开会期间，鲁应麟借机串联国民党军长王静国，以袭击日军的名义，将决死队带到了同蒲铁路。

　　鲁应麟指挥决死队强攻日军阵地，这种以卵击石的行为，令绝对蒙受巨大损失，还没等决死队恢复元气，鲁应麟又命令决死队强攻临汾城，借日军之手消灭决死队的行为，已经昭然若揭。

　　苏鲁察觉到鲁应麟的阴谋的后，坚决地不服从命令，并联合广大决死队队员予以抵制，同时发动群众与鲁应麟斗争。

　　

　　苏鲁先是指示士兵委员会的代表与鲁应麟谈判，后又亲自找到鲁应麟说：“我代表三大队全体成员向你提出，没有薄一波政委的指令，我们不会执行攻打临汾的命令！”

　　鲁应麟指责道：“连一个大队都管不了，再有闹事的，你直接枪毙！”

　　“鲁队长，要是把队员逼急了，咱们都得完蛋，你可不要后悔！”苏鲁以警告的语气恐吓道。

　　回想起徐继章的前车之鉴，鲁应麟自知阴谋败露，只能效仿徐继章，匆忙地逃回阎锡山哪里……

　　1949年4月下旬，已经是18兵团184师副师长的苏鲁，跟随部队攻打太原外围的红房子据点，由于未能占据有利地形，184师的连续十余次攻击，均出现了失败的结果。

　　攻占红房子据点，是拿下太原的前提，为此，苏鲁主动请缨，率领突击排，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再一次发起了攻击。

　　在苏鲁的指挥下，突击排果断冲向了敌人的雷区，排长排除了两颗地雷后，战士们纷纷沿着通道前进。

　　然而，没走几步，排长不慎踩到了敌人的连环雷，随着雷声响过，排长、政委和几名战士纷纷阵亡，苏鲁也身负重伤。

　　

　　战士们小心翼翼地找到苏鲁时，发现苏鲁的左臂已经被炸得粉碎，红色的血液不断喷涌，战士们连忙将苏鲁送回部队治疗。

　　剩余的战士们大声呼喊：“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为苏师长报仇！”

　　突击排的战士们群情激奋，高举着红旗，一举攻占了红房子据点。

　　战役结束后，苏鲁由于伤势过重，被送往战地医院抢救，医生分析完伤势后，决定为苏鲁截肢，就这样，苏鲁三分之一左臂被锯掉。

　　太原解放后，解放军继续向大西北进军，警卫员邓天顺赶到医院，探望失去左臂的老首长，得知部队已经开赴西北，苏鲁嘱托道：“部队走得越远，你们越要做好手中的工作，要更加英勇作战，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

　　邓天顺一边摸着苏鲁的袖子，一边暗自啜泣，苏鲁却微笑着安慰邓天顺说：“为了解放太原，死了那么多人，我只是失去了一只胳膊，这算不了什么！”

　　“可是，您以后怎么指挥打仗啊？”邓天顺担忧地说。

　　苏鲁豪气地回答道：“怎么，剩一只胳膊，还不能干革命了？”

　　邓天顺离开病房后，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而苏鲁看着这位已经成长起来的指战员，却为他感到自豪……

　　

　　新中国成立后，苏鲁奉命担任山西军区的副司令员，并干了5年多的治军工作，1955年春，苏鲁接到了新的任命。

　　当时，苏鲁刚完成征兵任务，正准备带领机关人员进行春耕工作，省领导找到苏鲁说：“你年纪大了，又有残疾，组织考虑让你离职休养！”

　　一番思虑后，苏鲁决定执行组织的命令，但仍想发挥余热，便建议道：“领导，我闲不住，要我休养的话，我会因为没事干而闷出病的，我请组织将我调到仓库，我去看守仓库！”

　　省领导连忙摆手拒绝道：“这不合适呀，怎么说你也是军分区副司令，就是看守仓库的库长，也不过是团级的职务。”

　　“这有什么啊，上上下下，以前打仗不都这样吗？”苏鲁解释道。

　　看着态度坚决的苏鲁，省领导只能同意了他的请求，不久后，苏鲁接到了出任495库库长的调任令，苏鲁的内心十分开心。

　　任职命令正式下达后，苏鲁带着全家搬离了长治市，来到太原的剪子湾仓库定居，开始了看守仓库的生涯。

　　

　　1955年9月的一天，苏鲁正像往日一样在看守仓库，突然，通讯室的同志告诉苏鲁立即前往北京，说是中央领导的命令。

　　抵达北京后，苏鲁才知道是要参加授衔仪式，而且是周总理亲自下达的命令，周总理还表示要授予苏鲁少将军衔。

　　授衔仪式当天，苏鲁怀着忐忑的心情，跟随大家来到人民大会堂，周总理目光扫过苏鲁左边空荡的袖子，关切地说道：“今天，我要代表人民感谢你这位独臂将军！”

　　说完，周总理紧紧地握住了苏鲁的右手，授衔结束后，老领导又找到苏鲁谈话，希望他能前往二线工作。

　　苏鲁再一次服从组织的安排，退居二线工作了20年……

　　1976年12月，苏鲁因病去世，邓天顺在追悼会上：“苏鲁是一位优秀的首长，也是一位人民的好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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