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一生三大错，错杀了一个人，错用了一个人，错过了一个机会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朱由检，是明光宗朱常洛第五个儿子，是明熹宗朱由校异母弟弟，他17岁登基称帝，在位17年，大明江山就轰然倒塌。北京城破之际，崇祯皇帝曾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然后在万般无奈和遗憾中选择自缢身亡。事实果真像崇祯皇帝所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吗？其实不然，他一生最大的三个错，就是错杀了一个人，错信了一个人，错过了一个机会。

　　一、崇祯错杀的人。说起崇祯错杀的人，很多人可能都说是袁崇焕，其实不对。明朝末年，臣属之间党同伐异，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这不仅仅体现在东林党和阉党之间，更体现在东林党与非东林党官员之间的争斗。如何彻底解决党争，崇祯皇帝做的并不好，他上台伊始，打击阉党，诛杀了魏忠贤，此后东林党得势，他们所站的角度是以本党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朝廷的利益，所以明朝的最终灭亡，东林党要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

　　再反过来说魏忠贤，魏忠贤揽权之后，虽然对付异党的手段残忍，但确实是一个能做事做得成事的人。崇祯的哥哥明熹宗在临死之前说：（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可是崇祯不仅没听，还诛杀了魏忠贤。后来李自成包围北京，太监曹化淳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就连崇祯自己也曾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图，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也就是说，崇祯虽然惩治了魏忠贤，但局面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大臣们把私利看得比朝廷利益都重。崇祯此时可能有些后悔，又命人将魏忠贤的遗骸收葬到他当年选定的墓地香山碧云寺。不管魏忠贤到底是怎样的恶贯满盈，但是在临死之前的崇祯心里估计觉得自己错杀了魏忠贤。

　　二、崇祯错用的人。崇祯在位时期，面对北方的后金政权，群臣们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一心匡振社稷，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起初崇祯极为信任袁崇焕，在朝廷对奏之时，袁崇焕说：“方略已具疏中。臣受陛下特眷，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崇祯说：“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 袁崇焕说了句不该说的大话，五年平辽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不过崇祯信以为真了。

　　事后，深知崇祯性格的给事中许誉卿问及此事，袁崇焕说：“圣心焦劳，（五年平辽）聊以是相慰耳。”许誉卿提醒：“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袁崇焕这才自知失言。所以后来，袁崇焕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条件，“不以权力掣臣肘，不以意见乱臣谋”。其实这是袁崇焕在为自己找退路。可是崇祯却不这么认为，赐给袁崇焕桂尚方剑，假之便宜。袁崇焕把话说得太满，崇祯平边心切，也不顾是否可行，一味下注，而后又感觉亏了本，以至认定袁崇焕辜负了自己的信任。不管袁崇焕是不是被冤杀的，在崇祯眼里自己是错用了袁崇焕。

　　三、崇祯错过的一个机会。历史上有很多王朝都有偏安之举，比如晋朝和宋朝。明朝末年，朝廷之上也有南迁的议论。按照当时的局面，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权力中枢，不可谓不是明智之举。这个南迁的建议是由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崇祯听了之后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后来在周密思考之后，崇祯皇帝又询问了南迁的具体步骤。

　　此后，崇祯表态说：“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帝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他有南迁的打算。可是在朝廷智商，崇祯对众臣说：“李明睿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于社稷，联将何往？又功朕教太子先往南京，诸卿以为如何？”当时的朝臣中有人反对“南迁”，并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不杀李明睿，何以治天下！”最后崇祯碍于颜面妥协了，罢了南迁之意，可以说是当断不断必受其乱，错过了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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