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伪满少将的回忆 释放同窗二

　　

　　接上回形影不离。

　　这年冬季，部队又开始大讨伐。这天，司令部的一个步兵营从安图县讨伐回来，在抚松县东五十华里的深山峡峪搜捕一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押回行辕司令部。由于行辕司令部法官缺席，董国华责成我负责审问处理这批被捕的“嫌疑犯人”。

　　我来到临时拘留室，只见这四十多人（其中三十多名男人）面容憔悴，衣衫褴褛。这时已是阴历十月，寒气逼人，不少人还着夹衣，冻得浑身发抖。其中还有一名朝鲜妇女和两名不足四岁的儿童。忽然，我发现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正目光炯炯地盯着我······这是一张多么熟悉的面孔——对，是他！是我在讲武堂的同学刘桂林。一九三一年，我们两个在北京由抗日救国会负责人王化一介绍，分别到辽西两支抗日义勇军当参谋，后来我走了，他仍留在那支抗日义勇军工作。

　　“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站在我眼前的这四十多人绝不是什么一般老百姓，而是地地道道的抗日义勇军。

　　我一直害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刘桂林的突然出现，使我升官的美梦和全家人的生命财产可能毁于一旦······我必须马上把他们打发走，走得越快越远越好。这倒并不是我“大发慈悲”，而是担心刘桂林这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毁掉我！

　　我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审讯”，它可能给我带来好处，也可能给我带来灾难，但这是不可回避的。我命令勤务兵首先把刘桂林找到我的办公室。办公室除了我之外，还有一名姓成的属官作备忘录。

　　“你叫什么名字？原籍在那儿？”我明知故问，“要说实话！”

　　“我叫刘桂林，辽宁省新民县人······”

　　“我问你······”为了不让他“胡言乱语”，我急忙接过话头：“你是什么时候搬到抚松县来的？”

　　刘桂林胸有成竹地说：“一九三四年，我们县的辽河涨水，田地荒芜，别无生计，投奔亲戚来到抚松······”

　　“你跑到深山沟里干什么？”

　　“一九三五年冬天，我上山打柴，把良民证丢了。”刘桂林看了记录员一眼，接着说：“没有良民证的人被皇军抓住，就要按抗日游击队治罪，所以只好躲到山上来开荒种地，求条生路。”

　　“你说的都是事实吗？”

　　“全都是事实。”

　　“你们四十多人怎么汇合到一起的？

　　“他们多数是在深山沟里开荒种地的农民，发现部队进了山，怕抓去当劳工，在逃跑时碰到一起了。有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碰到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