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画卷映射的家国大义 读梁晓声的长篇小说《父父子子》

　　《父父子子》/梁晓声/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2月

　　□禾刀

　　从1930年代写到1980年代，从东北白山黑水写到美国唐人街，从“九一八”写到抗美援朝，再写到北大荒……随着阅读的深入，就像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慢慢舒展，贯穿五十年、跨越四个家族四代人的故事跃然纸上。

　　与前不久狠狠刷了一回屏的《人世间》倾注寻常百姓日常烟火气息不尽相同，《父父子子》中东北高氏、孙氏、赵氏，以及纽约赵氏四个家庭四代人跨越半个多世纪悲欢离合的背后，始终有一个大写的“家”，即国家。而投射在这个大“家”上面的，则是四个家族同仇敌忾、无以割舍的民族大义。

　　这个故事时间跨度半个多世纪，前后涉及四代人，没有一个角色贯穿始终，家族传承才是这个故事叙述的重点。四个家族中，高家分量更重，几乎经历了各个重大历史事件。早年高家深耕东北特别是哈尔滨，“九一八”后日军侵吞东三省，高家面对淫威没有妥协，而是放弃不切实际的实业救国梦想，一面巧妙地与日军周旋，一面支持地下工作。正是高家的这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孙赵两家亦深受感染，前仆后继地投入到抗战一线。

　　抗日战争的烽火同样烧到了海外华人的心上。唐人街青年赵世杰原本有一个音乐梦想，得知民族危亡消息后，放下进入百老汇的难得机会，毅然参加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最后以身殉“国”。赵世杰参加飞虎队有两次“瞒”，一次是瞒着家人私下报名参军，另一次是瞒着家人提前启程，前一次瞒是民族大义驱动使然，后一次瞒则是因为不忍目睹离别的悲伤。

　　相较于父亲高鹏举在国内的“土生土长”，高坤从小在唐人街长大，回到国内的高坤似乎缺乏充足的思想准备，当挫折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时一度失忆，之后前往苏联才医好这一创伤。高坤的失忆更像是他思想的一次重构，而前往苏联又像是他精神的一次重塑。自此以后，他的信仰才更加坚定，这也为他日后在面对新挫折时不屈不挠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而支撑高坤重新站起来的，恰恰是民族大义这一精神支柱。

　　民族危亡面前，有人挺身而出，有人怨天尤人。对此，梁晓声借赵家之口指出，“中国人不全是阿Q，阿Q哪个国家都有。要讲什么劣根性，也是全人类至今多少都有的现象。”在梁晓声看来，唤醒阿Q虽然必然，但这并不构成个体舍弃民族大义的先决条件。反倒是，当更多的人为了民族大义舍生忘死时，可能激醒那些麻木不仁者。

　　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时，梁晓声说：“以往一谈到中国历史，更多的是苦难、悲情。但是我觉得不唯有苦难，不唯有悲情，还有那么多大义大勇的人物在历史中出现过。”在梁晓声的笔下，大义大勇是一种强大的力量。无论是面对日寇还是反动势力，抑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特殊时期，胸怀大义大勇的人总能汇聚一股股势不可挡的力量，披荆斩棘，破浪前行。

　　许多细节极耐人寻味。在写到庆祝二战胜利时，唐人街的游行队伍出现了这样一幕，“没有欢呼，没有口号，没有笑脸——鼓声敲得震天响，引舞人和彩狮相互默默地舞，大人默默地行， 孩子们默默地跟……”“默默”二字将人们的复杂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华人们因胜利感到高兴，但许多华人家庭也因此失去了亲人。在过往作品叙事中，虽然不乏对华人以种种方式参战的描述，但鲜有作品能够深入华人的心理世界，毕竟每一个鲜活生命的背后，都有一个焦灼不安的家庭。

　　故事最后，高鹏举的妻子赵淑兰回到国内安度晚年，而历经劫难的高坤也重新找到了伴侣，这样的结局似乎迎合了圆满的叙事传统，又似乎预示着大义在这个家族架起了新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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