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潜｜带领湖南和平解放的“老上司”

　　在创建新中国、人民政协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民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中的一员，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在重要历史节点，回顾民革和民革前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民革中央主席 万鄂湘

　　《民革前辈与新中国》｜ 连载第8期

　　民革中央宣传部 编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1949年加入民革。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委员，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各界代表会议协商会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人民主席、省长，中央人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民革第二届中央常委，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9年9月初，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一片忙忙碌碌的景象。9日这一天，毛泽东忽然放下手头的工作，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乘车离开中南海，直奔火车站。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全国大进军，各地的政协代表、进步人士纷纷抵达北平，新中国马上就要宣告成立，毛泽东的忙碌，用日理万机形容毫不夸张。这次，让毛泽东推开其他要事去车站迎接的这个人，确实不一般，他就是被毛泽东尊称为“老上司”的国民党元老——程潜。

　　

　　▲位于长沙市芙蓉区白果园的程潜公馆，现为湖南和平解放史事陈列馆。

　　投笔从戎，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

　　程潜生于湖南醴陵一个躬耕世家，接受过较为系统的国学熏陶。面对腐败无能的清一次次割地赔款，忧国忧民的程潜极为愤慨，他慎重思考后，决定投笔从戎。1904年8月，程潜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取官费留学，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到日本不久，程潜就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等从事反清救国革命活动的留日学生，并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加入同盟会。

　　程潜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后，与共产党人有过许多密切的交往与合作。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程潜作为湖南省代表出席会议。程潜与毛泽东、李立三、林伯渠、李维汉等湖南籍代表都是老相识，会上相见，相谈格外融洽、亲切。特别是由于毛泽东1912年前后曾在程潜所属的湖南新军二十五旅当过兵，因此一直非常敬重程潜，尊其为“老上司”。

　　孙中山逝世后，程潜继续拥护三大政策，以实际行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北伐战争时，程潜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林伯渠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程潜真诚地同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合作共事，抵制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一次，国民党内的右派要他交出第六军的共产党员名单，他义正词严地拒绝：“只要是能打军阀的，都是好战士，我就要用！”不许他们查问将士的政治身份。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大批共产党人、革命志士惨遭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当时，程潜在宁、汉、沪三方在南京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中任委员，并被推为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14位主席团成员之一，还被任命为军委会委员和常委、担任首届主席。他同情共产党人，利用手中权力，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程潜仍然秉承孙中山遗愿，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他在西安任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主任时，与时任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时常往来，掩护共产党人、进步人士从事抗日活动。1940年5月，程潜调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后又一度代理参谋总长之职。他家住在上清寺附近，离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不远，周恩来、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常去看望程潜，坦诚交谈，共商抗日大计。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及广大共产党员英勇抗战的行为，令程潜极为赞赏。他深有体会地说：“我完全同意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主张。持久战是救亡的根本，国共合作是图存的关键。”

　　与毛泽东彻夜长谈，“喜从中夜挹明光”

　　1945年8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后的第13天，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制止内战，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到重庆同蒋介石进行了历时43天的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在这期间，一天晚上，程潜前往桂园拜访毛泽东，两人就形势发展、和谈前景、国共合作的可能性等问题各抒己见，直至夜深兴尽方握手告别。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到程府回访。没想到毛泽东会亲自登门，程潜甚为感动，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您现在是共产党主席，怎么能劳您大驾！”毛泽东笑着回答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再说，您还是我的老上司嘛！”这天晚上，两人又一次促膝长谈，从悠悠往事到此次重逢，从国际形势到国内政局，彼此直抒胸臆，畅所欲言。

　　两次秋夜长谈，使程潜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内心深处愈加增添了对毛泽东的钦佩景仰之情。毛泽东在谈话中不仅对程潜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还对他寄予殷切的厚望。交谈快结束时，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颂公，您是国民党内资深望重的元老，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下届国大选举时，您老可以参加副总统的竞选嘛！竞选成功了，可以为老百姓谋点利益；不成功，也没有什么，可以回湖南搞和平运动嘛！”毛泽东的话对程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后来果真参加了副总统竞选；竞选失败后，即如毛泽东所说，回湘主政，倡导和平，最终领导起义。追根溯源，和平起义壮举的最早萌芽即始于此次山城之夜毛泽东与他的倾心长谈。

　　1963年12月26日，程潜写组诗奉贺毛泽东七十寿辰，其中的“我本多年邀默契，喜从中夜挹明光”一句，即指毛泽东在重庆与他的倾心交谈，对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如同在黑暗中挹取了光明。

　　回湘主政，“打不能，跑不行，只有和”

　　1948年7月，蒋介石为钳制桂系，任命程潜为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辖湖南、江西两省及湘、川、黔边区，并兼湖南省主席。蒋介石给程潜的任务是“剿共”和牵制桂系白崇禧，企图用程潜牵制桂系力量、稳定大西南。但蒋介石对程潜十分不放心，同时又派了他的亲信李默庵、黄杰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刘嘉树任长沙绥靖公署参谋长，杨继荣任长沙绥靖公署高参，监视程潜的活动。桂系白崇禧更是拥兵自重，又与程潜有历史恩怨，也常向程潜施加压力。回湘后的程潜处境维艰，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他对于湖南家乡父老连年遭受战争戕害深为痛心，试图摆脱南京反动的控制，谋求局部和平，“力求湖南人民免于炮火之灾害，地方免于流血与糜烂”。

　　为了掌控湖南政局，在湖南实现民主与和平，程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排一批主张和平自救的人士参政；以阻挡解放军南下的名义，组建军队；改组参议会和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逼迫积极反共的原议长赵恒惕、原主任委员张炯辞职；成立湖南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以统一协调各方力量，促进湖南和平自救的开展；撤销“‘戡乱’救国委员会”和各县自卫队，释放关押的政治犯；实行“二五”减租，停止征兵，采取拖的方式不完成南京派给湖南的军粮任务。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湖南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人心较为安定，局势亦较稳定，湖南和平运动的局面初现雏形。而程潜也成功地将湖南的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为推动湖南的和平民主运动创造了条件。

　　中共湖南省工委对程潜的历史和主政湖南的种种举动进行了分析，认为程潜是可以争取的对象。1948 年 9 月，中共湖南省工委成立了军事策反小组，省工委书记周里为领导，与程潜是醴陵老乡的中共地下党员、湖南大学讲师余志宏具体做程潜的工作。

　　1948 年底，经余志宏安排，深受程潜器重的省顾问方叔章在家中设宴，前来赴宴的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程潜的亲近下属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司令肖作霖、省秘书长邓介松、省物资调节委员会主任程星龄、民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肖敏颂等人。席间大家讨论湖南时局，认为不能再打仗了。曾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李达说：“颂公（程潜）应当替三千万湖南人民着想，只有走和平的道路。”事后，方叔章、肖作霖、程星龄等将此次家宴的情况告诉给了程潜。方叔章还对程潜说：“如共军来了你走哪条路？打吧，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被打垮了；跑吧，去美国你没有钱，去香港你也住不了多久，到台湾蒋介石不会要你，怎么办呢？”接着又道：“当然，你还可以讲和，这又不是投降。”程潜回答：“打不能，跑不行，只有和。”随后，中共又设法通过与地下党有密切联系的程潜族弟程星龄做程潜的工作，还安排思想进步的程潜长子程博洪回长沙劝说程潜。中共湖南省工委所做的这些工作，对程潜影响很大。

　　收到毛泽东喜信，起义顺利成功

　　虽然程潜决心在湖南起义，但情况复杂，斗争形势尖锐，究竟如何实现这一壮举，程潜心里也没有底，他决心直接与毛泽东取得联系。同时，指定程星龄代表他同中共湖南省工委保持联络。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时局声明，提出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这在程潜部属中引起很大震动，主和、主战两派争执激烈。程潜已决心走和平道路，他大声呵斥叫嚣要上山打游击的主战分子：“真是寻死！”不久，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八项和平主张，暴露了“假和平，真内战”的真实面目。旋即，奉中共中央军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一举解放南京，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江南。在这种形势下，程潜倾向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态度更加坚定，并考虑到，和平起义必须要有适当的人为自己掌握兵权。于是，他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学生、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从武汉调回湖南，共商和平大计。

　　6月，程潜派程星龄等人去香港，与程潜交往甚深的湖南籍知名人士章士钊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会见了程星龄，双方围绕程潜和平起义的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章士钊还亲笔写了一封信托程星龄转交程潜。在信中，他转达了毛泽东对程潜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真诚态度，还特意提到陈明仁死守四平街的往事，转达毛泽东此前与他的谈话：“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程潜随即转告了陈明仁。这封信对增强程潜与白崇禧斗争的信心、消除陈明仁的疑虑起到了很大作用，两人决心携手共进，实现湖南和平起义。

　　6月中旬，程潜起草了关于湖南起义的备忘录，承诺“一俟时机成熟，潜即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湖南地下党组织立即将程潜主张和平起义的态度电告中共中央。7 月初，党中央、毛泽东从湖南的实际出发，作出了“极力争取程潜，用和平方法解决湖南问题”的决策。在收到程潜的备忘录后，毛泽东于 7 月 4 日亲自复信程潜：“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并表示“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程潜拿到由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派人辗转送来的毛泽东的回信，反复看了几遍，心情无比激动，高兴地说：“湖南的问题，去年就开始酝酿，由于没有得到毛主席直接的指示，宝盖子还没有揭开，顾虑很多。现在有了这封信，真是湖南人的喜信！喜信啊！”

　　此后，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和关怀下，程潜与陈明仁互相配合，周密策划，与蒋介石、白崇禧巧妙周旋。8 月 1 日晚，程潜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揭露蒋介石和桂系的罪恶，呼吁西南、西北各省国民党军政长官以及李宗仁、阎锡山、白崇禧等改弦易辙，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一通电不仅在湖南引起震动，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和平起义通电，宣布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率部脱离广州，表示“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共同为建设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还发表了《告湖南民众书》《告全体将士书》，号召拥护和平、参加解放大业。程潜、陈明仁这一革命行动受到全国人民赞扬。毛泽东、朱德向程潜等起义将士发出贺电：“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1949年11月湖南省军区司令萧劲光在长沙车站接见从北京返回的程潜（中）、陈明仁（右）。

　　8月5日，是古城长沙永远铭记的日子，是长沙人民伟大的节日。这一天，长沙和平解放了，长沙的天亮了！当晚10时许，人民解放军一三八师从小吴门进入市区，长沙十万群众夹道欢迎，锣鼓声、鞭炮声响彻云霄，欢声笑语不绝于耳，长沙城成了欢乐的海洋。

　　长沙和平起义，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一个伟大胜利，它不仅带来了湖南全省的和平解放，而且还促使国民党集团上层人士纷纷效仿，极大地动摇了华南、西南、西北地区的国民党残余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进程。

　　中共慎重安排，任湖南省省长14年

　　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亲自草拟电文，邀请程潜来北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程潜乘坐的专列于9月9日抵达北平时，出现了文首那一幕。当晚，毛泽东还在中南海设宴为程潜洗尘。19日上午，毛泽东又到程潜下榻的北京饭店看望程潜，与他亲切交谈。共进午餐后，毛泽东邀请程潜游览天坛，并约陈毅、粟裕、罗瑞卿、张元济、陈叔通、陈明仁等同游。

　　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幕，程潜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大会，并随后加入了民革。在会上，他回顾了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的经过，深有感触地指出“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团结，才把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打倒下去，才把帝国主义者的压迫扫除出去，才能彻底肃清封建残余，才能根本铲除官僚资本主义”。他表示：“今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召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把建国大业搁在大家肩上，我们今后便应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全国人民一致团结，一致努力，在最短期内把反动残余力量彻底肃清，对内实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民主专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努力发展生产，造福人民；对外则与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促进世界持久和平。”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程潜被选为中央人民委员。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程潜进京并如此受毛泽东重视、礼遇，在各界人士中引起不小震动，对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迅速解放和国民党将领的起义，产生了一定影响。

　　

　　▲程潜（左四）等人与志愿军英模代表合影留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有关程潜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等问题都事先婉商，慎重安排。考虑之周到，待遇之优厚，完全出乎程潜的预料。毛泽东在召开政协会议的前一天就对程星龄谈了对程潜工作和生活的打算，说：“颂公在军政界搞了几十年，旧部多，需要安排而又可安排的，要尽可能地予以安排。可能还有人向他要点钱，或者他自己想送点钱给老朋友或老部下，都得替他想到，免得他为难。现在决定按月送给他特别费大米五万斤（折成五千元），任其开支，不受任何限制。颂公年纪大了，免不了留恋家乡，他在长沙有所房子，我们替他在北京也准备了一所房子。在湖南有个职务，在北京也有个职务，可以在长沙，也可以在北京。只要他参加一些重要会议，不要搞具体工作，让他过好晚年。”

　　程潜对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他的殷切关怀和优厚待遇非常感激，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就是自己长达半个世纪革命所追随的事业，他全身心地投入这一伟大的事业中。他积极参加国家重大协商，以七十多岁的高龄，怀着“敬恭桑梓，造福人民”的豪迈气概，勤于参政、忠于职守，利用自己的声望，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0月20日，程潜参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第一次会议，会议主要内容为讨论今后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和建军问题。程潜对今后如何肃清残余国民党匪军和建设新的国防等问题发表了意见。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飞机多次侵入中国东北领空，沿鸭绿江右岸扫射建筑物、车站、车辆及人民以致伤亡，形势极为严重。程潜极为愤慨，发表谈话说：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中国人民，是不怕任何挑衅的，必定能够打败任何侵略者，坚决解放台湾。

　　1950年9月16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主要议题是讨论《土地改革法》，制定中南区土地改革的实施方案和实施办法。担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程潜作了发言，他高度赞扬中南军政委员会自成立以来的工作成就，表示热烈拥护土地改革并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努力。

　　1953 年1月13日，为进行《宪法》和《普选法》的起草工作，中央人民委员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程潜任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宪法草案讨论时，程潜作了题为《我国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的发言，他指出：这个宪法草案是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起草的，“我在两个多月的学习和参加讨论中，能够有机会比较深入地钻研宪法草案的精神和实质，同时学习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因而对宪法草案得到了一个基本的认识。”他认为，这个宪法草案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宪法学说的一般科学原理，结合中国的历史和国情而制定出来的。它深刻反映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质，肯定地指出了国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方向，它是以“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共同纲领的发展”，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