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溪杂记》看杨廷和与“大礼议”的关系，议礼罪臣形象的突显

　　在天启崇祯时期，关于杨廷和与“大礼议”的讨论已然不复隆万时期众彩纷呈。

　　其原因除了上节所讲的私史主题的变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时间久远，此时距嘉靖初年已有百年，时过境迁，朝野之士无论是对于杨廷和还是“大礼议”都较为陌生，不似隆万之人有感情与经历的倾向和基础。

　　

　　《杨文忠三录》不再以士林之范被重刊，故而这一时期鲜见关于杨氏的传记或书序。在经世思潮下，杨氏的有关治国理政的奏疏被选刊，但议礼之事已经不是时人关注的重点。

　　王琼《双溪杂记》的流播仍在继续，且较之隆万更为常见，一些私史中出现了《双溪杂记》的某些关于杨氏的负面说法，之前王世贞、杨志仁等人所作的驳证不见效果。特别是贿刘瑾而入阁及复宁王护卫等事成为杨廷和于正德朝的负面形象的重要案例，而谏止武宗回銮、拒草威武大将军敕、定策迎世宗等正面记载与之同在一文，这是天之前的文本的间性影响。且在相关的负面说法中出现杂糅删改的特点，这应该与《双溪杂记》诸多删节本的出现有关，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私史编纂的抄撮之风。

　　

　　过庭训的《本朝京省人物考》在史道、阎闳篇中记载了史道、曹嘉、阎闳弹劾杨廷和之事，称此三人为“馆中三杰”。过庭训在孙懋与王琼之传中又记载“给事中孙懋建议选兵为江西备，留中日久，兵书王琼请如议行之，杨廷和默然”。这两处记载的有关说法无疑都来自《双溪杂记》。但是，过庭训在《杨廷和传》中却没有采录《双溪杂记》中关于杨氏的其他负面记载，反而是记载了杨氏谏武宗、擒江彬、定策迎世宗、辞太傅、谏斋醮织造等正面事迹。

　　

　　张铨的《国史纪闻》叙事止于正德，亦有参王琼之说。关于复宁王护卫事，张铨亦采《双溪杂记》的说法，“（正德九年三月）兵部尚书陆完故与宸濠善，又受钱宁指，遂援祖训言当复宁王护卫，杨廷和亦入宸濠魄，不令宏知，拟旨竟复之。”又载杨氏遣驸马崔元等削宁王护卫事，将孙懋请选兵防备疏留中默然事。”而拒绝草威武大将军敕、定策迎世宗与擒江彬事作为杨廷和正面形象的主要记载也有。

　　特别是关于杨廷和入阁之事，有杂糅之迹。其载“（正德二年）冬十月以杨廷和为户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直文渊阁。廷和既去南京，上忽问杨学士安在。杨廷仪闻之，因以重贿结刘瑾，乃召廷和入阁参预机务。南京尚书入阁自廷和始。”武宗问杨学士安在之说乃是出于《行状》，而杨廷仪贿赂刘瑾之说则出于《双溪杂记》，张铨在此处糅合二说，这使得关于杨廷和入阁事又有了一种新的说法。

　　

　　徐昌治的《昭代芳摹》关于杨氏的记载参照了《双溪杂记》《明伦大典》等书，其以杨廷和负面事有六：一是复宁王护卫事、杨廷和密遣崔元劝谕宁王事；二是陆完、秦用本与宁王交通，以内阁杨廷和曲庇得充军；三是因杨氏与王琼不和，王守仁平贼功久不议赏：四是杨廷和令科道官劾王琼，遂票旨以琼勾引奸夷，欲令法司因此中伤之；五是史道、闫闳、曹嘉为“馆中三杰”，杨廷和、蒋冕、毛纪为“阁中三党”的说法；六是杨廷和主选庶吉士，以濮议为试题暗植势力。

　　另外，徐昌治关于杨廷和入阁的记载又有新说法，略不同于《双溪杂记》。王琼称是杨廷仪谋于刘宇，又托朱瀛，并且是杨廷仪以白金贿赂刘瑾，而徐昌治则记载是杨廷和复谋于刘宇，托朱瀛求刘瑾取入阁。

　　

　　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所记载的正德部分参王琼之说，以复宁王护卫之票拟出于杨廷和，又与诸近幸谋去费宏，同时，沈国元也记载了杨氏请武宗回銮、拒草威武大将军敕、定策迎立世宗事。江旭奇《皇明通纪集要》中关于杨廷和出票拟复宁王护卫事与《双溪杂记》记载也基本一致”，谏回銮事、拒绝草大将军敕等正面事迹亦被采录。

　　综上而言，从王琼《双溪杂记》到李默《孤树哀谈》再到过庭训等人的撰著，杨廷和的负面话语在各笔记或传记文本中所占比重整体上渐趋减少的。贿赂刘瑾而入阁与票拟复宁王护卫二事成为此时期私史中关于杨氏负面形象的主要内容，而关于这两件事杨志仁等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辩驳。

　　

　　张铨、徐昌治关于杨廷和入阁事的记载源于《双溪杂记》杨廷仪贿赂刘瑾的记载，但进行了改写，也就是在《双溪杂记》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建构。正反两种话语同时出现在一个文本中也说明作者企图摆脱两极话语的陷阱，在自我理解的基础上对原有的各种记载进行了选择重组，对杨氏形象进行重构。

　　关于宁王事，《明实录》本身没有详细记载，王琼归咎于杨廷和，薛应又提出梁储代杨廷和受过的说法，加上当时费宏被调出内阁等事，使得此事真相扑朔迷离，难以考辨。另外，在诸家文本中，杨廷和谏武宗回銮、拒草威武大将军敕、定策迎世宗、擒拿江彬等事成为《杨廷和传》中的共同内容，也就是说这些正面事迹得到了普遍认可，这或与杨氏《行状》《明实录》的传播有关。在国史与家史的双重证据下，杨氏的一些劳绩已经被广泛认可接受。

　　过庭训等人关于杨廷和与“大礼议”的记载大同小异，文本趋同，基本是承袭了《明伦大典》的说法，隆万时期赵贞吉、王世贞等人为杨氏脱罪的努力付之东流，“议礼罪魁”成为杨氏的标签。如天启时给事中杨所修的奏疏中竞言：“辅臣杨廷和欲擅拥立功，力主异议，率群臣伏阙大呼，声震于内。”杨所修奏疏里出现了基本史实错误，杨廷和早在嘉靖三年（1524）二月致仕，如何率群臣哭门于七月？

　　

　　其对“大礼议”的了解已模糊至此。其又言“杨廷和欲擅拥立功”、“本末邪正”，则是承世宗敕定杨氏之罪的说法。杨所修在奏疏中有基本的史实错误，但顾秉谦在主持纂《三朝要典》时并没有加以修订，这可以说代表了当时部分士大夫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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