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嵩：“80后”一代的情感纠结与救赎

　　“80后”一代的情感纠结与救赎

　　——读《亲爱的蜂蜜》

　　宋嵩

　　“80后”是情感无比纠结的一代。在他们的身上，天然地背负着若干解不开、也无力去解的悖论。他们或许是第一批被“爱”包裹着成长起来的中国人，理应最懂得“爱”为何物；然而，当他们长大成人，却惊恐地发现自己丧失了表达“爱”的能力。曾经的获得，并不能正常转化为今日的输出和给予；随之而来的，便是这一代人结婚率的持续走低和离婚率的居高不下。传统的婚姻与家庭模式，曾被视为人类表达爱意的终极途径，但是在“80后”逐渐成为社会中坚的今天，这一看似亘古不变的真理，却在不断经受质询和挑战。

　　《亲爱的蜂蜜》所呈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关系：一个单身妈妈和一个离过两次婚的同龄男子试图建立并维系一种准家庭关系，这看似是对传统“核心家庭”模式的冲击，最终却又回到了最传统的家庭模式；缔结这一关系的双方——两个“80后”——都是过往婚姻生活的失败者，而充当二者之间黏合剂的，却是一个只有三四岁的小女孩。

　　作为小说的叙述人，注册会计师熊漠北先后经历了两次婚姻：前一次纯粹是在尚不明了“爱”为何物的情况下，意气用事而又被人利用，充当了一回“救火队员”；后一次则让他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总是会爱上“来自不同世界的人”，方凿圆枘，也就是好友老杨所说的“费死劲了两个系统它也不能兼容”的状态。对于前者，爱意恰如击打火石迸发出的火星，只是它点燃了本不该点燃的东西。它点燃的可能是一堆篝火，为旅人在漫漫长夜带来光明与温暖，但也可能会引爆整整一座仓库的汽油，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熊漠北忽略了，在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人类的爱意要受到“法律”的约束，生物原始冲动的后果会以契约的形式加以确认，并从此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这个社会又不是单纯由“法律”来支配的，和它并存的还有“伦理”“道德”这些约定俗成的要素。契约的达成和解除在“法律”上也许只是一个手续的问题，但是对于约定俗成的“伦理”“道德”而言，它的意义远远超过各种登记表格上“婚姻状况”一栏里“已婚”或“离异”的简单表述，这也正是熊家父母视儿子的“离过两次婚约等于坐过一次牢，非重刑的那种”的原因。而他的第二次婚姻所面临的“两个不能兼容的系统”的状态，更是日渐成为“80后”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一种常态。他们被“爱”包裹着成长起来，但因为上一辈（或上几辈）亦不能对“爱”有一种清晰的认识，他们所接受的也只能是长辈一厢情愿给予的。现在回顾“80后”一代的成长过程，全社会有关“溺爱”的争议似乎从未消弭；这一代成为“爱”的试验品，也许是幸运，也许又是最大的不幸。作为独生子女的熊漠北，他的童年可以被视为众多城市“80后”的缩影：独享着来自父母的关爱，物质生活得到了尽可能的满足；为了给儿子争取一个保送上重点初中的名额，母亲甚至放弃了再生一个女儿的梦想。这样的付出与牺牲，不可谓不惨烈，不可能让人不动容。然而，当“关爱”过度集中于物质，就往往会忽略了其他因素，而那些因素或许会对一个人的成长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小学二年级时的“月见草事件”，给熊漠北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阴影——“你终将被辜负。因为辜负你，是这天地之间，一件非常小的事情。”——日后承载着这样的消极、悲观心态去面对婚姻和家庭生活，再加上第一次“婚姻”失败所带来的刻骨铭心的伤痕，熊漠北和牙医李绡的婚姻注定会面临失败的结局。

　　作为这一“准家庭关系”的另一缔约方，电视剧制片人崔莲一的身上则奇妙地融合了两种典型的“80后”成长模式——先是个性张扬、叛逆不羁，将曾经困扰了无数家长的“早恋”难题公开摆在台面上，后来在面临足以影响自己一生的抉择时却又完全服从于家长的安排，嫁给了父亲所看好的青年飞行员。然而，“崔上校”将“成机长”视为择婿的理想目标，仅仅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驾驶刚刚引进中国的波音787客机，而“小成能替我飞 787，我就没有那么遗憾”。也许我们身边有诸多姻缘，就是以这样一种荒诞的形式、凭借一句貌似真诚的玩笑，在他人的主导下草草缔定。叛逆或是顺从，无不从一个侧面证明了“80后”在对“爱”的认识和表达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偏差，并促使他们以一种草率的态度来对待婚姻、家庭乃至人生。当下的诸多社会问题，很难说与这种态度无关。

　　这就是所谓的“原生家庭阴影”，在当下的社会，“原生家庭”给人的心灵带来的负面效应被放大再放大。几乎每个人都从中走来，却又永无走出这个阴影的可能。爱意或缺失或偏执，制约着人在社会中的行为，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位置。在小说中，熊漠北清楚地意识到，“爱”至少应该是“不怕”——“如果做不到，‘爱’迟早会在各式各样的恐惧里被消磨成为各式各样的算计。”一个人理应生而拥有免于恐惧的权利，但恐惧并不仅仅意味着刀锋与黑暗，它有时披着“爱”的华衮；更多的时候，人们以“爱”之名，行互相戕害之事。这种戕害，始于人们为“爱”赋予“价格”，并在将其加以量化之后以等价交换的原则加以衡量。对于熊漠北而言，这种可以铭记一辈子的“衡量”，便是妈妈当年歇斯底里的控诉：“为了让你保送不用去考试妹妹不能来这个家了”，“你觉得什么都理所当然该给你你不用珍惜是吧”……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熊漠北心底那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对“跟别人一起吃川菜”的恐惧，也是源于这种“衡量”和“等价交换”的原则——他所担心的，是至亲至爱肝胆相照的人能否“接受”一个痛快放松丑态毕露的自己；他似乎一直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基于“等价交换”的原则，接受了来自亲爱的人的“爱”，就应该回报以得体的行为，而非毕露的“丑态”。作为社交准则，这本无可厚非；可是，它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同样适用于婚姻（家庭）关系这一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之中？老杨那一番“每个人都有一个价格”，核心在于“你能为他/她付出多少”的理论，想必是精辟而高效的；但这永远都只能是“算计”，而绝非“爱”，正如他永远无法理解自己的妻子为何一直都对童年时那只“三块五的发夹”耿耿于怀。在他看来，在1986或者1987年那个年代，“一个发夹卖三块五的价钱真的是很贵了”，他只认为那个发夹是一个可以被衡量并标价的商品，却对它所代表的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意无感。而他对成为两个小孩的爸爸一事的最大感受，也只不过是“见不得一个成年人一动不动，不帮忙干活儿”，归根结底仍然是对“成本”的斤斤计较。

　　所幸，在这个一切感情都可以被衡量和估价的社会，还有天真的小女孩成蜂蜜被上天派来拯救情感与爱意已接近枯竭的熊漠北和崔莲一。这个现代社会里的“原始人”，一个说着“蜂蜜版中文”、将“为什么呀”发成“为沙玛亚”的“四头身”幼童，就像她的名字“蜂蜜”在人类的先知们心目中所代表的那样，成了人世间最美好事物的化身。崔莲一曾经的过往，叛逆与屈从，迷惘与无措，都被她对女儿无条件的爱所替代。“蜂蜜出生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问过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活着，以前常常问的。现在——反正在蜂蜜长大成人之前绝对不能死，就对了，人生再没意义我也不能死。整个人的精神有了一块特别特别硬的石头当底座……总之，我以前的人生里，绝大部分的痛苦都是因为我想要那些我不配得到的东西，是蜂蜜救了我。”而熊漠北对崔莲一所萌生的爱意，毋宁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蜂蜜的单纯所感染，并进而对那个发誓要将自己的一切无条件地奉献给自己女儿的单身妈妈、“那个被蜂蜜深刻塑造过的她”所打动，一种无法标价的“爱”触发了另一种和它相似的情感。化学课堂上的“相似相溶原理”，在人类的情感领域奇妙地有了共通。

　　与笛安此前那些充满了离奇的情节和过于饱满的情感的作品不同，《亲爱的蜂蜜》在情节上显得过于简单。或许读她之前的作品，会有一种在罐里挖一坨蜂蜜而吮指的欢畅愉悦感，而《亲爱的蜂蜜》却像一杯温吞的蜂蜜水，带给人的是一种似有若无的甜。她也没有忘记给平淡的日常生活增添一丝波澜，我们因此看到了成蜂蜜误吞求婚钻戒的那一幕。一切都是有惊无险，到头来还是一个happy ending。面对从蜂蜜的粪便里捞出的蒂凡尼钻戒，杨嫂笑言“好得很”“婚姻本来就是这样”时，是否会再一次回想起童年那只“三块五的发夹”？时光一过三十多年，“80后”一代曾经获得的爱，有价的或无价的，都已在记忆中淡淡散去。他们所能做的，惟有将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传递给下一代，并以此来为曾经纠结不已的自己寻到救赎的可能。

　　（本文系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特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