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4个开路先锋团，团长政委授什么军衔？陈赓大将军衔最高

　　作者：相忘于江湖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主席的《七律·长征》，把长征的艰辛和豪迈表现得淋漓尽致。中央红军2万5千里长征，有4个红军团先后担任“开路先锋”角色，为突破敌军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立下功勋。

　　中央红军长征时有8.6万人，突破3道封锁线后剩余6.5万人。突破第4道封锁线湘江以后，红军再次伤亡过半仅剩3万余人。湘江战役后，红军连续召开3次会议，即通道、黎平和猴场会议。

　　这3次会议做的是同一件事：纠偏，也就是纠正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

　　主席提出不再钻敌军圈套、北渡长江和二六军团会师，而是转向敌军防御薄弱的贵州，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同时，建议召回被博古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重任红军总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

　　此后，主席指挥红军和敌人辗转腾挪，红军4大先锋团先后登台亮相。

　　

　　黎平会议纪念馆

　　1、红1团、红4团强渡乌江

　　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向乌江挺进。

　　按照部署：右路纵队，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九军团在回龙场渡口过江；中路纵队，红一军团2师、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在江界河渡口过江；左路纵队，红三军团在茶山关渡口过江。

　　右路纵队担负开路先锋的，是红1师1团，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

　　当地流传，要过乌江，必须要有大木船、大晴天和好船夫。

　　但是，杨得志和黎林在周边的村子里找了一个遍，不要说木船，就是一个船桨、一块木板都难找到，船渡显然行不通。架桥也没有任何材料，即便有架桥材料，也很难在水流湍急的江里架桥。

　　最后，工兵连用就地砍伐的竹子制成竹筏，在火力掩护下突破了敌军防线。

　　中路是红军渡江的主要通道，先锋是红2师4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

　　耿飚和杨成武观察发现，正面之敌防备森严。但是，江界河渡口上游500多米，有一条小路敌军疏于戒备。于是，他们佯攻渡口，主力摸到上游偷渡。但是，前2天的泅渡都被敌军发现并炸毁绳索。

　　直到第三天，在第二次泅渡的2连连长毛振华接应下终于成功。

　　最顺利的还是左纵队红三军团，茶山关渡口的敌人不战而逃，让出了通道。

　　

　　强渡乌江

　　2、红6团化装奇袭智取遵义

　　强渡乌江之后，总参谋长刘伯承亲率红6团扑向遵义。

　　红6团隶属于红一军团2师，师长陈光，政委肖华。红6团的团长是朱水秋，政委是王集成。1935年1月6日下午，红6团打掉了距离遵义东南30里的一个据点，全歼敌守敌1个营。

　　朱水秋、王集成审问俘虏，得知并无一人漏网，于是按照刘伯承“多动脑子”的指示，决定化装奇袭、智取遵义。刘伯承欣然批准，红6团遂由1营长曾保堂等化装黔军，让几十个俘虏带路赚开了城门。

　　红6团智取遵义，在长征史上写下了十分精彩的一笔。

　　3、干部团土城“救驾”，巧渡金沙江

　　遵义会议期间，干部团负责会议期间的警卫工作。

　　主席重掌红军以后，大家一致决定在土城给川军一个教训。但是由于情报失准，敌军实际参战兵力不是3个团而是3个旅。结果，原本红军占优的围歼战，打成了势均力敌的遭遇战。

　　土城战役堪称红军时期开国将帅参战最多的一次战斗。后来的7大元帅、200多位开国将军悉数上阵，就连总参谋长刘伯承和总司令朱老总都提枪到了一线，就差主席没有持枪上阵了。

　　危急时刻干部团“救驾”，这支1500人的生力军一举打退郭勋祺的猛攻。

　　随后红军三路大军抢占金沙江，红一军团在龙街渡、三军团的洪门渡都出师不利，最后还是干部团通过2天急行军280里，抢到7条木船和37个船夫，7天7夜把2万多名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

　　

　　智取遵义的开国少将曾保堂

　　4、红1团抢渡大渡河，红4团飞夺泸定桥

　　通过彝民区以后，红1团急行军80 公里抢占了安顺场。

　　利用找到的1条船，在刘伯承、聂荣臻见证下，杨得志、黎林决定由1营长孙继先带领熊尚林等17勇士强渡。神袍手赵章成2炮炸毁对岸碉堡，2炮命中对岸川军，突击队18勇士趁机攻占对岸滩头。

　　尽管拿下安顺场渡口，但是2万红军至少要一个月才能渡过去。

　　主席命令红4团抢占泸定桥，在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带领下，一个昼夜急行军240里，再次打破红军的行军记录。1营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勇士，攀踏13根铁索链向东桥头攻击。

　　在夹江而上的红1师、干部团配合下，红4团胜利占领泸定桥。

　　5、红4团过草地当“向导”，夺占天险腊子口

　　由于红4团在飞夺泸定桥表现的大无畏精神，深得主席信任。

　　此后，爬雪山、过草地，红4团都是红一军团甚至红一方面军的“开路先锋”。1935年6月12日，红4团又被选为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和红四方面军9军25师74团在会宁附近会师。

　　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以后，北上遇到最后一道险关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两边悬崖峭壁中间一条腊子河，唯一通道是座木桥，敌人有2个营据守，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挡住了红军北上道路。就连红四方面军，都不相信红一能闯过去。

　　这一次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又是红4团，他们找到一条羊肠小道突破了险关。

　　

　　飞夺泸定桥

　　湘江战役后，红1、4、6团和干部团成为开路尖刀。

　　从历史渊源看，红1团源于秋收起义部队，红4团的前身更是大名鼎鼎，源于叶挺独立团；红6团的历史稍短，但在长征中的表现也很出色。干部团，则汇集了红军排以上的干部精华。

　　这4个团的团长和政委，解放后都被授予什么军衔呢？

　　红1团团长杨得志，抗战时任八路军865团团长、344旅代旅长，解放后授上将。

　　政委黎林，曾任宁都起义部队红14军政委，后改任红24师政委、红6师代政委，长征中任红1团政委。长征到达陕北后，任补充1师政委、陕甘宁独1师代师长兼政委，1937年病逝于延安。

　　红4团团长黄开湘，1935年11月病逝（高烧误杀自己）。政委杨成武，解放后授上将。

　　

　　朱水秋和警卫员

　　红6团团长朱水秋，抗战时任朱德警卫团团长。1938年底到武汉手术，被湘鄂赣特委组织部长罗梓铭要到湘鄂赣任军事部长。1939年6月12日，第九战区包围新四军通讯处，枪杀涂正坤、吴渊，活埋罗梓铭、曾金声、吴贺泉和赵禄吟，制造了“平江惨案”。

　　因事外出幸免于难的朱水秋，隐姓埋名回到老家当了农民。

　　政委王集成，原本有希望授中将，解放后被告，后授少将。

　　干部团团长陈赓，解放后授大将，政委宋任穷授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