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那么勤奋，明朝还是灭亡了，值得同情吗？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4月25日，在紫禁城后万岁山（今北京景山）的寿皇亭边，崇祯皇帝望了望身旁的老太监王承恩，长叹一声，随后自挂黄绫，在槐树下终结了不甘心的一生。这一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创立的大一统王朝宣告灭亡。

　　作为末代皇帝，朱由检的一生乃至于所做出的每一个决策都受到后世的种种争议与猜测。有人对他报以同情惋惜，有人认为他太过倒霉，替前几位皇帝收拾烂摊子，但亦有人批评其一手造成国破家亡的悲剧。

　　为避免落入“以今论史”的窠臼之中，在评价崇祯皇帝前有必要了解其登基前的明朝境况。虽然万历皇帝、天启皇帝被后世大加批驳，但他们的政绩却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差。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后，重新设立了万历晚期撤销的部分税收机构，国库因此更加充裕。

　　

　　▲崇祯皇帝剧照

　　专心致力于做木工的天启皇帝，把朝政放手交给内阁与宦官，只在特定情况下露面。于是远在外地的武将可以相机决断，不必被“纸上谈兵”的朝廷瞎指挥，辽东局势所以也还过得去，与后金作战互有胜负，但总体上偏好。客观地说，虽然朱由校不务正业，但却收到了比他亲政还要好的效果，赋税体系稳定，大多数官员愿为朝廷做事。

　　然而在崇祯皇帝登基后，他为肃清“阉党余毒”宣布废除工商税，江南士绅们和东林党人高兴得无以复加，称赞朱由检是“仁君圣主”，可是由此带来的国库空虚、军饷断绝，却直接导致了明朝对后金战争的频频失利，尤其是在历时两年的“松锦大战”中，大明倾尽国力打造的九边精锐损失殆尽，关外城池除宁远外悉数陷落。

　　无奈之下，崇祯皇帝只得打自己脸，不断对各地加征赋税，然而却恰好赶上灾荒，大多数人正需要朝廷抚恤赈济，生活无以为继的百姓只能揭竿起义，导致明朝内外交困、疲于应付。崇祯皇帝若想同时做到“剿贼拒虏”，就必须选用优秀将领，而他却恰恰做不到这一点——崇祯皇帝用人不看才华只凭个人好恶。

　　朱由检刚登基时，兵部尚书是天启年间立下赫赫战功的阎鸣泰。不过很快他就被御史们举报是魏忠贤党羽，于是崇祯皇帝将他撤职抄家，并流徙边疆永不录用。接着，他任命宠臣王在晋为兵部尚书。

　　

　　▲“闯王”李自成蜡像

　　由于明朝军队严守锦州，数次攻城未果的后金军队便转道从喜峰口入关。对此王在晋心知肚明，却拒绝在喜峰口设兵防守，结果将皇太极率领的清军放入关内。如此严重的战略失误，崇祯皇帝仅仅是将他削籍除官，增援王在晋的袁崇焕却被凌迟处死。

　　再换了好几任兵部尚书后，朱由检又将心腹臣子杨嗣昌推了上去。杨嗣昌上任后，采用“剿抚并用”的策略，指挥洪承畴、孙传庭将李自成围困于山中，并将张献忠幽禁于谷城。眼见着形势转好，朝廷却调洪承畴北上冀辽，孙传庭则被诬下狱，李、张二人又有了卷土重来的机会。自觉有负圣恩，羞愧难当的杨嗣昌服毒自尽，但篓子还是捅下了。

　　在崇祯一朝，最擅长治军的莫过于卢象升、袁崇焕、孙传庭三人，可惜崇祯皇帝却太敏感多疑，既错失无数良机，又错杀无数将领。从喜峰口入关后，皇太极率部直扑京畿，卢象升调集天雄军前来勤王，却因崇祯皇帝的猜忌无法获得援军，最终被围困至死。镇守蓟辽、屡败后金的袁崇焕因小人谗言，就被崇祯帝怀疑有谋反之心，果断下诏凌迟。

　　在平叛过程中立下大功的孙传庭，因上疏劝阻朝廷征调秦军北上蓟辽，就被革职下狱三年，李自成因此日益坐大。三年后，无人可用的崇祯皇帝才将孙传庭放出来，让他带着5000残兵去抵挡“闯王”的50万大军。前者以身殉国后，崇祯皇帝居然怀疑他是诈死，既不给其家人抚恤，又不授予任何谥号，几乎凉了天下人的心。

　　

　　▲崇祯皇帝及王承恩剧照

　　无数忠心报国的将领都被崇祯皇帝处以极刑，剩下的臣子终日战战兢兢，抱着朝不保夕的心态开始大肆贪腐，哪里还肯为国家尽心尽力？于是在执政后期，崇祯皇帝悲哀地发现自己除了每日清坐于朝堂之上，再无事可做。反观同样风雨飘摇的清朝，连咸丰皇帝和慈禧这一介女流，都能让汉臣执掌军政大权，结果迅速镇压了已占据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国。就豁达放权而言，朱由检被甩了一条街。

　　客观地说，崇祯皇帝是个勤政节俭的君主，但却更是个猜忌多疑、薄情寡恩、理想主义严重的皇帝。如果他能多为百姓考虑，少折腾一些，或许农民起义还不至于那般声势浩大。想当年，隋炀帝杨广以弱冠之年便统一全国，还修筑运河沟通南北、北伐高句丽以保障东北安定，如此雄才大略的皇帝因为太过折腾都亡了国，何况是能力尚不如前者的崇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