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明朝四大罪臣之首，被李自成酷刑折磨五天五夜，最后脑裂而死

　　“……酷刑五日夜，脑裂而死。”大明帝国的最后一任首辅，身居高位，手握重权，最后却因何落得如此下场？于旧朝尸位素餐，见风使舵，不求国兴但求私全；于新朝极尽谄媚，油嘴滑舌，酷刑吐银贻笑大方。

　　叹言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不谏言，养昏策，危急关头却又不想背锅；无真才，仍欲仕，敛财未满却又受困自缚。最后只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魏藻德(1605-1644)，字师令，号清躬，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北明最后一任内阁首辅。崇祯十三年(1640)状元，传位入仕，三年后，升到大学士。次年又诏加兵部尚书兼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其人工于辞令，有辩才，深通崇祯谋略。

　　在位期间尸位素餐，无甚建树，却因善于迎合帝王心思而被崇祯重用，然既无救国良策，又无侍明忠心，庸庸碌碌坐等明灭以侍奉新朝，最终投敌后惨死狱中。

　　

　　一、贪腐贰臣——直接死因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城破，李自成率军入宫。为惩罚旧朝官吏，顺便募集军饷，李自成委派心腹大将刘宗敏主持对明朝官吏的拷掠索饷工作。魏藻德正是因此碰到了这位魏家丧钟的敲钟人。

　　刘宗敏出身贫苦，幼年因官府逼税以致家破人亡，父母惨死，沦为乞丐，受尽欺凌。多年江湖奔波，眼见亲历明末官吏们的丑恶嘴脸，使得刘宗敏对贪官恶吏更加深恶痛绝。同时，长久以来的折磨逐渐令他养成贪财好色、心胸狭隘、睚眦必报、手段狠辣的个性。

　　

　　而魏藻德正是刘宗敏向来恨之入骨的那类明朝官吏。崇祯末年，李自成步步紧逼，情况危急、财政欠缺之时，崇祯曾命官员主动捐款以“助饷”，魏藻德却率先跳出来表示自己为官清廉，从不贪腐敛财，因而家无余钱，后被逼无奈，才拿出五百两银子权当表态，并陈列数因以反对崇祯征饷，最终导致此事不了了之。

　　

　　然而魏藻德当真没钱吗？崇祯征不出来的魏家家底，刘宗敏的刑具却很快征了出来。刘宗敏接到索饷令后，迅速命人赶制五千副夹棍，用来严刑逼饷。城破后安坐家中等待侍奉新朝的明朝最后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最后却等来了刘宗敏的亲自严刑审问。

　　刘宗敏只上了两次夹棍，魏藻德难忍拶刑十指俱断之苦，便交出白银一万七千两，涕泗丑态全然不似当年朝堂上自夸清廉时的凛然高姿。

　　

　　审讯时，刘宗敏责骂魏藻德：“正是你在首辅之位上祸乱朝纲，才导致明灭！(刘宗敏责以首辅致乱)”魏藻德辩解道：“我只是一介书生，不懂政事，又摊上个无道昏君，才这样的。(臣本书生不谙政事，又兼先帝无道，遂至於此) ”刘闻言大怒：“你不过一介书生，几年不到就能坐到首辅位置上，崇祯哪里负了你了，你这样说他无道？(汝以书生擢状元，不三年为宰相，崇祯有何负汝，诋为无道)”

　　

　　刘宗敏虽然也绝非善类，但一来自己也身为新朝决策层之一，在痛恨手下不忠一事上，无论新旧朝，决策层均有共情；二来刘虽不一定自守，但心中也略有些忠义之道，看不起魏藻德这种贰臣；三来又有逼银以肥私与充饷的现实需求，多方动机加持下，刘宗敏继续严刑逼饷。

　　随着用刑次数增加，魏藻德又陆续交出白银数万两，然而刘宗敏绝不相信一个内阁首辅仅有几万两白银，继续连施酷刑。魏藻德坐上首辅之位时日不长，国即旋灭，尚来不及大贪暴敛，为免皮肉之苦，已然散尽家财，刘却仍然不信。

　　

　　魏藻德难以忍受，便献出自己年仅十四的女儿，才入军营一天便被折磨致死。刘宗敏继续紧逼，命叛军抄其家、辱其妻，杀其子，又日夜以酷刑招待，逼魏藻德吐银。最终，被榨干的魏藻德在连着五日夜的拷打下脑裂而死。

　　

　　二、无真才——非死不可

　　恶臣魏藻德正好碰到痛恨恶臣的刘宗敏，魂归黄泉便是意料之中。然而即便魏藻德没遇到刘宗敏，惨死也大概率在所难免。于乱世之中为人臣子，有真才实学当属要事。况且身居首辅高位，处于斗争漩涡之中，更应有一技傍身。

　　魏藻德并非一无是处，作为崇祯十三年的状元，他“善辞令，有辩才”，且思路灵活，有悟性。然而他却将本领用在了巧言令色和迎合圣意的邪路上。当年殿试时，崇祯以边患何解提问，众人皆言各法，唯魏藻德以臣民需忠君爱国这等讨崇祯欢心的废话应答，博得了皇帝青睐，一路过蒙拔擢，坐上首辅之位。

　　

　　殿试华而不实的应答思路某种意义上也是魏藻德其后履职思路的伏笔。魏藻德在位期间尸位素餐，不为国家解危建实言献实策，只蜻蜓点水说些空话套话，不以兴国为己任，只以揣摩皇帝好恶为目标。实际上，魏藻德的才学也仅限于此，他对于明末复杂的内外危机并没有什么独到看法，他没有能力解决，甚至并不关心，他唯一关心的只有自己的仕途。

　　然而，无论新朝旧朝，在乱世飘摇大征踏伐之际，需要的都不是魏藻德这般鹦鹉、弄臣式的人物，没有真才实学支撑的能言善辩最终会因多嘴带来杀身之祸。从这个角度讲，魏藻德的死是必然事件。

　　

　　三、不背锅——作茧自缚

　　实际上，即便明不灭，魏藻德仍在崇祯手下当差，最终也很可能免不了惨死之灾厄。他的领导——“诸臣误朕”的崇祯，并不是一个他自认为的明君。缺乏驾驭管理之术的崇祯向来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有功则是自己决策有方，出问题就是臣子的错，袁崇焕就是一个典例。

　　

　　臣子背锅本非稀奇，但皇帝也需适可而止，如果过度甩锅，就无人敢做实事了。在这种领导手下当差，做对没有奖赏，做错就得被杀，身为臣子，自然最好不多言、不献实策，免得承担责任，坐等这个王朝倾覆后换下家便是。

　　魏藻德深谙此道，并凭此平步青云，但也最终要因此付出代价——魏藻德过于精明，以至于他不想背任何黑锅，即使情况万分危急之时，而这势必引起崇祯这个甩锅者的不满。

　　

　　李自成大军攻城之前曾派杜勋前来议和，崇祯急召魏藻德问策。魏藻德却一改往日侃侃而谈之态，跪地一言不发，崇祯暴怒，气得推倒龙椅。将崇祯的套路摸得一清二楚的魏藻德当然知道崇祯已有投降之意，只是不想背负卖国骂名，想要魏藻德来提。

　　魏藻德自然不肯背锅，一言不发，试图蒙混过关。此前南迁出逃之辩也是如此，魏藻德绝不肯提出南迁，替已经想逃的崇祯背弃守京师的锅，以避免明朝万一没亡日后算账。

　　

　　即便明朝气数已尽，也没必要死在这条快沉的船上，大可投奔新政权。然而魏藻德机关算尽，最后却将自己逼上绝路。曾经春风得意的状元，万人景仰的首辅，最终落得个家破人亡、屈辱身死的下场，不可不为之唏嘘。魏藻德的死既是作茧自缚的个人悲剧，也是明末污浊难当的官吏生态的缩影。透过魏藻德，我们得以管窥大明帝国轰然倾颓的内在动因。知小礼而无大义，又当何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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