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的性格：关于其政治人格缺失的分析

　　任何人的性格，大体来说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不能因为个人性格契合工作岗位就说是好性格，反之，不契合就说人家性格有缺陷。

　　崇祯大抵也是如此，如果要论，大概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崇祯的政治人格有瑕疵。

　　权力的控制性造就了个人人格，高度专权的皇帝也就成为了专制时代最有个性的人，君主的政治人格也就成为实际政治权力运行中政治伦理的主要表现。

　　崇祯皇帝于此却极为不幸，在个人操守、行政风格尤其是从权力行为展露出的人格特征上，表现出严重的多疑、暴虐、自大、妄想、偏置等人格障碍。

　　多疑

　　崇祯的多疑是学术界的一致意见，在记录崇祯史实的著述中，对其政治人格的基本评价第一点就是疑惧，不相信一切人。

　　崇祯出山时环境险恶，在客魏势力的裹胁中胜出，必要的防范是韬晦权术的基本功，本无可厚非，但一疑惧心理针对一切任务，必然使得自我走向恐怖。权力走向暴戾。

　　崇祯刻意求治，经常鼓励诸臣工大胆建言，但臣下一旦有所建言，他却习惯性地怀疑臣下谏诤动机与幕后活动。

　　如，当某大臣攻击或赞颂另外一位大臣的事迹与品德时，必以为是党攻或结党；当直截了当批评君政时，比以为是大言钓誉。总之，只要不合己意，就是别有用心，居心不良，最后造成愈求建言、愈疑臣下，愈得谀言、愈为自大、愈为怀疑的恶性循环。

　　暴戾

　　暴戾与多疑是一体两面的病态心理表征。

　　崇祯朝四年，辽东局势开始恶化，陕西匪患日甚，国家进入国事日非、疲于应付的艰难时期。日理万机的崇祯焦头烂额，原先积累的权威资源丧失殆尽。为了维持稳定，控制权力，他就将焦虑、怒气、怒火转化为腾腾杀气，崇祯朝由此进入了十多年的恐怖政治时期。在这一时期，崇祯的政治人格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喜怒无常

　　喜怒无常是专制时代常用的一种政治权术。崇祯疑惧群臣结党，经常力排众议，破格提拔低级别官员，在朝议时鼓励谏诤、辩驳、似乎有明君风范，但一旦抓住权柄，哪怕是些微瑕疵，亦痛下辣手，予以严惩；一旦任用，务求急效，稍有差池、延缓、立马撤职查办，甚至诛戮。

　　2、嗜杀

　　以喜怒无常对付群臣，是权术的应用，但权术只是智慧、技术，需要心理较量，杀人立威更能求得实效。崇祯从在国事上，从不有任何的示弱、示愚，国事日非只能以杀人免责，再见权威。厉行“用重法以绳群臣”的重刑主义。

　　据不完全统计，崇祯年间换了50个大学士（其中处死2人、充军2人）、11个刑部尚书、14个兵部尚书。诛杀总督7人、巡抚11人。所以时人张岱批评说，崇祯“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

　　专制时代的政治权术，杀人立威是树立皇帝权威的一种有效手段。人都有贪生怕死的本能，掌握群臣生死权力的帝王，如能理性运用，却能造就群臣俯首、万民惧服的秩序局面，秦始皇和朱元璋时期就是典型。

　　但恐怖政治与个体生命尊严相悖，一味强迫服从甚至违背本意、良知和利益的强制性屈从，会使社会成员的尊严受损、人格分裂乃至扭曲，多以明哲保身的庸碌哲学处世，扼杀社会活力与创造性，导致社会的侏儒化。

　　无信

　　崇祯朝政治伦理的另一大缺失在朝廷失信，或者说信用破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治民税负政策的朝令夕改、变本加厉的摊派，一是治臣政治行为的有始无终、反复无常、

　　崇祯在治民政策制定上，过分强调汲取社会资源以应付迫切的稳定问题，取重税盘剥主义以支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和行政经费，导致自耕农破产，兼之官员贪腐、特殊利益集团转移负担，社会出现严重不公平、不平等，激化了官民矛盾，使农民群相为盗，为明末强大的农民暴动提供了最大的人员支持和群众基础。

　　另一表现是统治阶层内部的信用破产，即上下级之间尤其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崇祯皇帝的信用破产。

　　之前英明自诩、众人景仰的权力主宰成为官员争权夺利的工具性凭借，敷衍搪塞、欺上瞒下、阿谀奉承等欺瞒式品格成为官场的基本伦理，缘由的对朝廷忠诚、工作的贤能和操守的清廉不仅成为奢侈物，而且很有可能演变为晋升的绊脚石，成为政敌攻讦、诬陷的重要砝码，官场的政治生态急剧恶化。

　　而这与崇祯用人不专、任人不信有官，更与其出尔反尔、信誉破产密不可分。

　　崇祯在政治人格上的瑕疵导致了政治伦理的丧失。君主政治的核心在专制，皇帝以独享利益、独占权力资源、独立行使权力形成独裁政治，其一言一行均为权力场的铁律，权力运行模式为封闭型、自我循环的决策、执行与监督模式，君主言行是形成仕风的决定性因素。

　　崇祯的问题，就在于他因为权力，出现了政治人格的缺失，导致了明末政治生态的每况愈下。而至于他的性格，或许没有权力光环的加持，他也跟我们一样，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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