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世说新语》，看魏晋新兴士族的困境

　　魏晋时期虽然政治混乱，但是却出现了一大批名士，谢安、嵇康、阮籍等人，都是被后人称颂至今的名流士子。

　　为了赞扬这些名士，魏晋时出现了许多形容高洁品格的词语，其中就包括“雅量”一词。

　　“雅量”被用来形容一个人气量宽宏，同时宠辱不惊，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保持自己的仪态。

　　

　　这个词在魏晋时期属于非常高标准的赞赏之词，只能用在一些名士身上。不过这种词随着时代的发展，通常都会逐渐泛用化，如今自然没有魏晋时期含金量高。

　　魏晋时期的名士非常注重人格，为了追求自己向往的品格，甚至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很多魏晋名士也确实因此殒命。魏晋名士最向往的人格，自然是当时被众人推崇的玄学人格。

　　所谓玄学人格中的玄学，自然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意义。玄学一词的含义，在不同时期有很大区别，今人认为玄学是一种迷信，但是魏晋时期，玄学只是一种哲学分类。

　　

　　至于玄学人格，其实就是魏晋时期人们眼中美好的人格，雅量也在这一范围之内。

　　《世说新语》一书，是以魏晋时期名士们的人格美为立足点，强调并推崇这些人格美，并给不同的人格品行做出了高低评判。虽然只是一本笔记小说，但是在历史上地位不低。

　　玄学人格的美好，其实并非天生，而是来源于魏晋名士接受的贵族教育和自身的人格追求。多数闻名于世的魏晋名士，纵使经济条件未必优越，却都接受过较好的贵族式教育。

　　贵族式教育重视修养，所以魏晋名士多数颇有文人风骨，很受后人推崇。至于魏晋名士的人格追求，更偏向于玄学思想，立足于老庄思想，结合了儒道关系，内涵十分复杂。

　　

　　不过魏晋名士追求的人格最终导向非常明确，那就是圣贤和逍遥的结合体。

　　其中的圣贤，自然是效仿古代先贤的高洁品质，是魏晋名士对年代更早的古代贤者生存状态的羡慕。毕竟和这些人相比，魏晋名士的生存境况确实不尽如人意。

　　至于逍遥，则是魏晋名士迫于形势不得不逃避现实的结果。魏晋时期被认为是古代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混乱的时期之一，名士们大多数都是文人，没有武力傍身，在这种时期最容易被当作牺牲品。

　　面对这样的境遇，即便是颇负盛名的魏晋名士，诸如谢安等人，也不得不收敛自己的脾气，做出谦和的样子。

　　

　　为了让政治漩涡中的人对自己放心，名士们自然要避祸，如此一来，只能追求逍遥。

　　为了避祸，名士们还要展现出自己无欲无求的一面，证明自己没有野心。

　　或许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被现实境况逼得无可奈何，名士们称自己更倾向于用自然的规律消解各种欲望，其中自然也包括仕途的欲望。

　　即便是生死之事，在名士们追求的人格中，也可以通过自然的规律消解。因此，外界对名士们的要求更加严格，就连亲人逝世也不允许他们表露出太多情感。

　　

　　这样的人格追求，其实是违背人性的行为，只是魏晋名士们并没有太多选择。他们身处的时代，不允许这些名士完全随心所欲地生活。

　　在所有魏晋名士中，名气最大的莫过于谢安，他在当世和历史上的声望都非常高，被认为是玄学人格的理想状态。

　　谢安本人出身权贵之家，算是名门望族的子弟，可惜他的处境并不如意。

　　

　　谢安身上既背负着家族的荣誉，也背负着东晋国家的命运，这重重枷锁，都让谢安不得不小心行事，严于律己。

　　他是谢氏家族中的优秀子弟，在朝堂上也有重要地位，这样的身份对他的很多行为都有许多束缚。

　　此外，谢安少年成名，在文坛上被很多人关注，来自文坛的压力也必然不小。他政治能力优秀，是当时文坛名士中少有的朝中重臣，又性情正直，身上背负着文坛的希望。

　　不管谢安本人如何考虑，为了护住自己的家族和国家，也为了护住自己的名声，他都必须保持宠辱不惊的状态。当然，谢安本人也非常优秀，始终没有丢掉自己的名士风度。

　　

　　谢安的仕途也有失意之时，他从不曾因此而愤懑；东山再起之时，谢安也不曾因为他人的声音迷失自己；即便是赴“鸿门宴”时，谢安也能够保持从容的心态，不因任何意外失了自己的风度和体面。

　　如此行径，确实比较劳累，可是这种喜怒不形于色的本事，才是谢安能够在官场上留存下来的秘诀。

　　事实上，谢安的内心并不能做到真的丝毫不受外界影响，他也是个正常的人，怎么可能没有任何人类该有的情感和感受。

　　

　　只是迫于时局，谢安并不能将这些情绪表现出来，只能默默压下这些情绪。

　　就连面对自己家中的奴仆时，谢安也不敢轻易表现出负面情绪，因此谢安在外一直有包容下人的名声。

　　即使下人犯错，谢安也很少苛责他们，这也让很多家中的奴仆开始懈怠，甚至没有尽心做事。

　　一次，谢安刚刚为兄长送葬之后，冒雨回家，因为天色不好，道路泥泞，行车并不安稳。不巧车夫又喝多了酒，导致车子失控，下车后的谢安怒不可遏。

　　

　　这也是谢安为数不多的失态，往日里不愿苛责下人的谢安将车夫痛骂一顿，心情极度郁闷的他难得表现出了自己凶狠的一面。

　　其实谢安的这种反应很正常，毕竟刚刚经历亲人离世的痛苦，又碰到如此误事的下属，很难不动肝火。

　　然而对于谢安的这次失控，外界的评价竟然是他不该如此，《世说新语》提到此事时，甚至还直接表达了对谢安此举的批评之意。

　　由此可见，当时的名士们被外界要求很高，就连这种悲痛万分的时刻，也不被允许有太多情感外露。

　　

　　从这件事中，就能够看出魏晋时期一些新兴士族的困境。

　　这些士族虽然属于新兴力量，但是根基不足，无法在面对外界时挺起腰杆，只能不断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以免外界对自己有负面评价。

　　当时的社会现实，也让这些新兴士族们不知该如何自处。毕竟当时社会混乱，政局中有各种各样的陷阱，名士们被各方奸佞围追堵截，根本没有多少退路。

　　偏偏受过良好教育的名士们大多心怀报国之心，政治抱负极高。

　　

　　这使得他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内心的政治追求让他们对时政非常在意，另一方面现实的境况又让他们不敢对时政表现出关心。

　　且当时的社会环境对百姓并不友好，名士们大多自小受家天下的教育，对社会有一定责任感。

　　亲眼看到民不聊生的景象，名士们自然也挣扎着想做些什么。尤其是新兴士族，见到的民间疾苦更多，自然想做的事情更多。

　　偏偏现实不允许，纵使如谢家这样的大族，也很难完全依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在士族之中，新兴士族处于鄙视链底端，并不受多数老牌家族待见。

　　

　　在老牌士族眼中，新兴士族并不属于自己的队列，排挤他们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新兴士族增加，其他士族的利益就会受到损伤，上层社会的利益只有那么多，一旦分的人变多了，每个势力得到的利益就变少了。

　　在其他士族的排挤之下，新兴士族其实也可以不努力融入这些圈子，但是除了这条路外，他们并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

　　彼时并没有一个强势的国家出现，即便凭借军事力量上位，也很可能因为朝廷的覆灭而被牵连。

　　

　　武不成，文更不可能。纵使有些士族中有不少名士，但是这些名士多数只空有名头，没有实际上的权势护身，就成了其他势力眼中的活靶子，下场悲惨。

　　魏晋名士们不敢议论时政，因为议论时政的人，多数已经到了九泉之下，比如孔融、嵇康等人。谢安不敢表露出自己的情绪，自然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些人的先例。

　　无奈之下，名士们开始了自己消极的反抗之举，对玄学人格的追求，其实就属于一种反抗。

　　虽然这种反抗声音不大，但是士子们也希望通过这种追求来影响世人，让社会在面对很多事情时保持宽容的心态，如此一来就能够慢慢接受一些不同的思想。

　　

　　其实不只是新兴贵族，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在魏晋时期的处境都很不好，这是当时的现实所致。

　　受现实所困，这些人只能被迫接受，并始终保持逃避现实的状态，以此显示自己的清高和超脱，躲避灾祸。

　　中国知网；《世说新语》名士形象研究；张珊珊；渤海大学；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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