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不为“五斗米”折腰，还是不为“五斗米道”折腰？

　　大家都知道陶渊明的名句“不为五斗米折腰”，小编今天就给大家分析下这里的“五斗米”到底是指“五斗米道”还是真的就只是指五斗米。

　　陶潜，字渊明，东晋末人。他的父亲当过安城太守，但是在他八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陶渊明二十九岁那年出任州祭酒，但他生性闲散不堪吏职，不久就辞职而去。三十六岁于又出任桓玄镇军的参军，却又适逢母亲去世，只能辞官回家守制二年。四十一岁时他当上了彭泽令，当官不久就有督邮来县里视察，胥吏告诉他要正装束带相迎，但他却说：“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便挂印而去，此时他才当了八十五天县令。从此以后他回归故里、再不出仕，直至六十三岁去世。

　　陶渊明视名利如粪土，他清高豁达、放荡不羁的精神一直为后人所称颂，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散淡意境也常常引起后人的共鸣，但是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都被注解为是不屑于区区县令的微薄薪体，这却是不对的，因为县令的体禄在汉代为六百至八百石，东晋也不会太少，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岂是只有“五斗米”而已？这里的“五斗米”应该是指盛行于东晋南朝的五斗米道。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根深深地扎在先秦时代的巫术、阴阳五行、周易八卦等本土文化里，而两汉时期盛行的黄老之学、谶纬神学又为其增添了营养，到东汉时终于形成道教的维形——原始道教。东汉的原始道教主要分为两支，一支是张角在东部青、徐八州创立的太平道，后因发动黄巾起义而被作为邪教取缔；另一支是张陵在汉中地区创立的五斗米道。

　　原始道教常常用画符、念咒、治病、健体、长生、久视等方法来传播教义，发展道众，张陵及其继承人张修用的方法是让病者处在静室中闭门思过，因为病家要交五斗米作为入道之费，所以叫做“五斗米道”。张修之后张鲁成为五斗米道教主，他为人宽厚，建立义舍，其中放置有义米、义肉，往来道众可以任意取之，只要求“量腹而已，不得过多”。这时正当黄巾起义，中原地区“百姓死亡，暴骨如莽”，而张鲁所在的汉中简直是个世外桃源。张鲁要求道徒信众“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对犯法者原谅三次以后再行刑，处罚也就是修道路百步就算补过。即使在战事纷争的年代汉中地区依然是“市肆贾平亦然”，“巴汉夷民多便之”，所以五斗米道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后来，张鲁投降了曹操，被封为汉中太守，五斗米道也因此得到朝廷的承认，成为合法的正教。

　　由于北方战乱频仍，五斗米道也迁到了江南。东晋南朝时期五斗米道一直以正教的姿态活跃在社会上，在王公贵族中也广有信徒。东晋南朝达官贵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常常用个“之”字，例如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祖冲之、裴松之、桓放之、刘牢之等等。有人指出，这是因为道土画的符咒末笔形状很像草书的“之”字，所以道教信徒们为儿子起名特别喜欢末字用“之”字。这个推断极有道理。琅哪孙氏世奉五斗米道，东晋孝武帝时孙泰成为五斗米道教主，官至辅国将军、新安太守，后因图谋不轨而被诛杀，从而引起其侄子孙恩发动起义，可见五斗米道在朝廷内外势力之强大。

　　然而陶渊明并不相信道教“白日飞升、长生不死”那一套，他是儒生，相信的是“生死由命，富贵在天”，他的这种思想在他的《形影神三首》中有明显的流露，但是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及时行乐、唯有杜康”。陶渊明好酒是很有名的，他在自传体作品《五柳先生传》中就说自己“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像他这样的脾气性格，自然不愿与笃信五斗米道、整天神神道道的官员们为伍。他生性豪放、自由散漫、不受羁糜，情愿弃官归隐，也是很好理解的。陶渊明的诗歌写得很好，他传世的诗篇有一百二十余首，其中大部分都是描写田园风光的。他的田园诗平淡恬静，与当时诗坛文坛流行的讲究词藻、华丽空洞的辞赋骈文相比，让人如沐春风，清新可人，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他的诗评价很高。

　　陶渊明的文章也写得很好，除了《五柳先生传》以外，最脍炙人口的就数《桃花源记》了。他在文中描写了一个理想社会、一个世外桃源，然而那只是一个虚拟世界。在现实生活中他既不抗争，也不改造，虽然不慕荣利，但只是消极地回避退隐。他的诗文可以供人咀嚼，而且回味无穷，但是却毫无人生的激情，不能给人以生命的激励。这就是清高淡泊，既不在乎有没有五斗米、又不愿为五斗米道折腰的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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