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鲁迅与梁实秋吵了次狠架，谁也不让谁，这一吵，就是8年

　　1926年，梁实秋从美国回来后不久，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叫《卢梭论女子教育》。

　　这篇文章，主要针对卢梭的《爱弥耳》，梁实秋不认同卢梭的一些教育观点。他在自己刊登的那篇文章写，卢梭论教育一无是处，唯其论女子教育，的确精当。

　　梁实秋说，卢梭论子女教育是根据男女的性质与体格的差别来。男子和女人，因为他们的性质体格不同，所以他们的教育也不能相同，什么样的人，施以什么样的教育。最后他写，卢梭论女子教育，就是没有撇开事实的理论。

　　梁实秋写的这篇文章，刚好被鲁迅看到了。鲁迅是卢梭的铁杆粉丝，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如今梁实秋这样大力抨击他，自然引发鲁迅的不满。

　　

　　没多久，鲁迅写了篇《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回击梁实秋。梁实秋看到后，自然知道此文是针对他的。

　　梁实秋当然不服，洋洋洒洒写下《文学批评辩》来回击。不久后，鲁迅写了篇《文学和出汗》。梁实秋当即接了一篇《论思想统一》。梁实秋写完还不踏实，又写了篇《论批评的态度》。

　　梁实秋的这两篇文章，鲁迅很不屑，只回了短短数字。梁实秋是不服气的，他又写了篇长文，叫《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这篇长文过后，紧接着又跟了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

　　两人的论战越发升级，硝烟四起。鲁迅看了这篇很生气，回了足足7页纸。

　　

　　但很快，这场论战，由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左翼作家冯乃超也加入了进来。

　　冯乃超看不惯梁实秋身上的西方「精英贵族」气息。他在文章里写：「然而，梁实秋却来说教……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资本家的走狗」让梁实秋看了很不悦。

　　他马上回敬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

　　梁实秋这几句回得俏皮，而且包含了用心很深的寓意。

　　鲁迅看了梁实秋这篇文章，只笑了笑，他说「乃超还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就有了那篇著名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其中一段是：「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篇文章的力度很大，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当事人的预计。可以说，也是这篇文章，后来直接把梁实秋逼到了香港。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把梁实秋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1949年，解放前夕，梁实秋离开了大陆，去了香港，后移居台湾。临行前，他对王越说，「当年鲁迅要打的‘丧家狗’、‘资本家的走狗’指的就是我，新中国成立了，怎么样对待我，实在心中无底。我还是先到香港看看再说。」

　　鲁迅于1936年病逝，自然也就没有看到梁实秋「落荒而逃」的场面。两人的论战到「骂战」，长达八年之久。鲁迅去世后，自然也就停了火。梁实秋保持了沉默。直到1970年。

　　

　　鲁迅去世34年后，67岁的梁实秋提笔写了本书，叫《关于鲁迅》。他说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当时许多年轻的朋友想让他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至于大家为什么让他写，有几点。

　　一是当初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

　　二是从前曾他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他以当事人的身份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说到底，还是梁实秋自己想写。如果他不想写，谁也不能逼迫他。

　　在书里，梁实秋就他自己的看法，对鲁迅进行了评价。在他看来，鲁迅的作品，比较精彩的是杂文。鲁迅的杂文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用意深刻，文笔老辣。缺点是没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

　　鲁迅的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Ｑ正传」，其余的主要败在结构上，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

　　

　　那本书里，梁实秋的言语间虽然看上去比较客观，但似乎也在变着法的，在某种程度上，宣告自己是赢家。

　　从这段话，就可以看出意味来。

　　梁：「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

　　鲁：「有一种主义我并没有骂过。」

　　梁：「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这是他们笔战时，梁实秋在回击鲁迅《不满于现状》一文的一段话。很明显地，对于鲁迅不回答这件事，梁实秋有些洋洋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