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段治国自述：军娃轶事

　　编发：拂晓哨位（fxsw2021）

　　来源：段治国供稿

　　

　　作者段治国戎装照（曾在61师183团服役）

　　儿时轶事

　　(略有删节)

　　现如今我已迈入古稀之年，但童年、少年时的许多事并未随着岁月的流失而淹没，因为我是在跟随父母在军营长大的，所以那时的许多故事都与军营有关，今天回忆起来有些是无知调皮或好奇促成的故事，说出来让人忍俊不禁。

　　看病、立志

　　因父亲的部队行军打仗(剿匪)没有固定的营房居住，四岁前我一直跟随奶奶和三姑住在陕北老家。尽管父亲在部队的官做得不小，可那时没有工资，部队实行的是供给制，生活非常苦，特别是在陕北农村，更是日子过得艰辛，没有奶，全靠奶奶和三姑用面糊喂养我。由于缺乏营养，加之没有医疗条件，身体常有这样和那样的病，有了病有三个办法：一是扛，小点的毛病扛几天也就过去了。二是土法治疗，发热就睡在热炕上盖上被子发汗或是其他土办法，四岁那年刚记事。头上生疮，流脓被几个大人压在炕栏边上，用剃头刀割破挤出脓血，然后涂上旱烟锅中的烟油。三是讲迷信，奶奶和三姑在我生病时去村口送鬼叫魂，或叫来阴阳先生。胡弄一番，总之没听说过医院，更不知医生是怎样给人看病的。

　　1954年我四岁，父亲从西北军区临洮速成中学毕业待分配工作，回到陕北老家接我先是到兰州，住在西北军区大院，后来父亲被正式任命为陕西省合阳县兵役局政委，我们全家又搬到了陕西合阳县。到了合阳时间不长的日子我就有病了，发热咳嗽、流眼泪、打喷嚏，父母见我烧得厉害，不像是一般的感冒发热，便带我去了合阳县医院看病，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有许多穿白大衣人的医院，医院竟然是和天主教堂在一个院子里，滑稽的是一面有人在医院看病，一面有人在教堂祈祷，医院里到处飘散发出淡淡的消毒水味，我觉得特别好闻。穿着白大衣的医生护士看起来好像是军队的人一样，只不过军队的人穿着统一的黄军装，一个医生听了父亲对我病情的介绍，将一支玻璃棒放在我口里说是测体温，并一再叮咛我不能咬，而后又用一个我叫不上来名字的长木管。【听诊器】放在我的胸部上听了又听，换了好几个地方，最后是背部。完了又让我张开嘴。用一个木头板压着舌头看了又看，那个木头板，弄得我 十分恶心差点吐出来，最后又撩起衣服仔细地看了看，摸了摸，开了一张单子说是让父亲带我去查一下血，到了查血的地方(检验室)手指头上被扎了一针，挤出少许的血，前后大约有一个小时左右，医生诊断，我得的是一种当时非常可怕的传染病“麻疹”，而麻疹这种传染病在疫苗没有问世前几乎没有人能幸免。

　　医生对父亲说我的体质差、瘦弱容易有合并症发生，特别容易有肺炎发生可以住院治疗，也可以带点药回家治疗。要吃点容易消化的食物，不能外出，小心受风寒等等注意事项，由于父母忙，我就回家治疗了，用现在的话说叫居家隔离了。妹妹承担了我的看护任务，监视我喝水、吃药，不让我出房门，如果要上厕所大便，妹妹就用一件衣服包住我的头，拉着我的手送我去厕所，小便就在家里，妹妹去倒尿盆。

　　看病时，那淡淡奇特的消毒水味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那些穿着白大衣工作的医生护理人员形象，每天在我脑海里无数次的出现。医院对我来讲是那么神秘的，为什么能把有病的人治疗好？却成了那时我最想弄清楚的问题，也正是这次生病、看病，让一个仅有四岁的乳臭未干的我立下了长大一定要当个医生的志愿。为了实现这个志愿，后来吃了许多苦、受了许多罪，放弃了无数次可能比当医生会更好的工作。正是这次看病许多年后，我由一个住院医师走到了主任医师、教授。

　　伙伴

　　1954年，合阳县一无工业，二无先进的农业。人民生活还非常艰辛。所有的党政军机关办公用房大都是旧中国留下破房烂院，到处是残垣断壁，而且用房特别紧张，许多机关挤在一起办公。由于没有专门的办公地方，兵役局一开始和县印刷厂挤在一个大杂院内，没有武器库、没有宿舍，干部们的办公室都兼宿舍用。不要说汽车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印刷机的轰鸣声常常影响兵役局的工作和休息。(大约1956年盖了新的兵役局院后搬出印刷厂)随军的家属们住在县西北角叫一个张家巷的村里，有一院没收的地主院落，院内有十来间大小不一的房子，所有家属共用一个大房子作厨房砌锅垒灶做饭，其实兵役局虽然都是干部，但真正按照条令能随军带家属的并不多，也就三、五户。多是临时来队住一段时间就走了，再后来又有了新的规定兵役局只有父亲一人能带家属，院里只有我们一家人了。

　　张家巷虽然和县城连成一片，但还是农村。我们住的院里没有孩子只能去和村里的孩子玩耍，他们都讲的是地道的合阳话，而我讲的是陕北口音的家乡话，他们听不懂，我也听不懂他们讲的话。村里领头的一个男生是个胖子，说我是“河南人”，他们觉得只要不是说合阳话的人，都是从河南逃荒来的，所以就欺负我和妹妹。他们人多，又抱团在领头胖娃身边， 我奈何不了他们，特别是他们看我年龄小，身体瘦弱个子小，没有力气，而妹妹比我小一岁更不敢招惹他们，他们看我们兄妹胆小怕他们，他们更加得意，常常把我和妹妹堵在路上欺负我们。村口有一个醋房，奶奶和妈妈常让我去那买醋，路上他们常常堵住我把装醋的瓶子抢过去一人一口，喝过大半瓶，害得我受奶奶、妈妈的责备，以为是我喝了，或是不小心倒了。他们玩游戏也不让我和妹妹参加。在村边的苜蓿地里追野兔子，他们叫上我却故意把我引到坟地里，然后他们跑了丢下我一个人。合阳县南北各有一个涝池，张家巷村靠近北面涝池，他们知道我不会游泳，却非要拉我下水，弄得我衣服裤子湿透了，还骂我胆小鬼，种种欺负我和妹妹的事儿都让我憋在心里，我发誓等我长大了，有力量了，好好揍他们一顿。

　　但事情来得特别突然，特别快，特别出乎意料。还没等我长大也没有等我有力气就来了。那是一天中午，那时的农村一般是吃两顿饭，中午是不吃饭的，不上学的孩子们都在村里玩。因为父亲要上班，我们吃三顿饭，中午吃完饭我也溜达出门，看见领头的胖娃带着他那几个虾兵蟹将把一把凳子放到地上，用一块脏毛巾当幕布，演唱秦腔，听不懂他们唱什么，我凑到跟前领头的胖娃正扯着嗓子手舞足蹈地演唱，旁边几个人用布做的人表演，看见我挤进来，领头的胖娃骂我“河南旦”干啥里，滚，你听得懂吗？说话间挥拳打了我一下，其他人也起哄，大声叫喊“河南旦，推车车，勾子一拧三节节”看着他们得意的笑脸，我势单力薄，打不过他们扭头走了。回到家里闷闷不乐坐在院子里想着“报仇”的事儿。妹妹见我吃亏回来还安慰我，“别理他们，等咱们长大了再打他们报仇”，但我心里却过不去，一心想着报复的办法，突然间，我看见门边立着根竹板，约有二、三寸宽，二尺长，我立刻拿起竹板去找胖娃“报仇”。巧了，刚迈出院子大门就看见胖娃一伙五、六个人朝我这边走过来，有说有笑，我想可能是讥笑我胆小，我立刻藏在大门口，待他们一伙从门口过时，我几步冲出去，说时迟那时快，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举起竹板朝胖娃头上砍去，没想到竹板像一把锋利的刀剑将胖娃头上砍破，血哗哗的流了下来，包括胖娃在内的所有人被我的突然袭击吓蒙了。一时间大家不知所措，我看见胖娃脑袋上流出血也吓得够呛，但我还是强装镇静说“我不是河南旦，我是陕北人，谁让你们打我”，约莫半分钟有人清醒了过来说：“找他爸、妈去”，于是一伙人又拉胖娃进了家属院，妈妈不在家，奶奶听说是我把人家头打破了，赶紧抓了一把白面给捂到胖娃头上，在人们的慌乱中，我见形势不妙，逃出院子。去了城边的麦子里，胡乱转了一天，不敢回家。天快黑了，我饿得也不行了，终于坚持不住了，只好冒着被爸妈打一顿的危险，回到家里。院子里，家里安静的出奇，妈妈去扫盲班上课了，爸爸没有回来，只有奶奶和妹妹焦急的等我，后来才知道许多人都出去找我，怕我有什么闪失。见我平安回家，奶奶赶紧给我把坐在锅里的饭端给我，我已经饿得前心贴后背了，狼吞虎咽三下五除二吃完饭。奶奶告诉我，我逃跑后，爸妈回来带胖娃去了县医院，包扎了伤口。还给人家买了点心。胖娃家长也没有说什么，爸妈也没有再提这件事，由于我打破了胖娃的头，成了张家巷的“名人”“厉害人”“歪人”，胖娃一伙再也不敢欺负我和妹妹了。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胖娃偷着带我和妹妹看他家养的蚕，我第一次见到农民是怎样大规模养蚕的，胖娃家后院有一棵杏树，麦子熟了的时候，杏子也黄了，胖娃让我和妹妹去他家后院摘杏子，从那以后他们也不再叫我河南旦了，胖娃一伙，终于弄清我的口音是陕北话。而且知道了我的父亲是县里一个“大官”，再往后我们又成了合阳县第一完小的同班同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合阳张家巷再次见胖娃时，胖娃已不再胖了，摸着当年留下的伤疤大家笑谈儿时的乐趣。胖娃说：“治国你一竹板把我打怕了，张家巷的娃们都怕了”，背地里大家说：“不敢再惹河南旦了”，后来又变成陕北“愣娃”了，那家伙是个“土匪”。当年胖娃的几个手下，听说我来了，陆续赶了过来说起儿时满地追野兔，涝池洗澡，偷吃生产队地里毛豆和胖娃打架是那么开心，那么亲切，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只是儿时的伙伴再次见面时，已是白发悄悄爬上了头，张家巷已不是儿时破烂不堪的农家小村，合阳也早已不是贫穷落后、无电无水无路的儿时合阳，旧貌换新颜，相信等我再次来黄河西边上的合阳时，古城一定变得更美好。

　　上学、银元、古墓、大刀、劳动

　　1957年秋，我上了合阳县第一完小，入学的程序虽简单，却有难度。首先是对一般知识的考试，报名时老师会让你说出自己几岁，父亲、母亲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家中有几口人等问题，尔后是语文、算术的简单考试，语文是自己写、认出二十个汉字，算术是有一百根小木棒，你得数清楚。这些，对于我和妹妹都不难，因为在上学前父亲有时间抽空就教我和妹妹认识字，加上兵役局有一间图书室我和妹妹看完了我们能够看懂的一切书，也学会了三位数内的加减。父亲参加革命前没上过学，所以对教授我们兄妹学文化知识非常重视认真，故而上学考试非常顺利，况且妹妹“毕业于”合阳县幼儿园大班，也算是有知识的人了。

　　开学前妈妈给我买了一个用线编织的书包，结实耐用，用家里的花布头为妹妹拼接做了一个书包，妹妹特别不高兴，认为我的书包好看，她的书包土气。嘴撅脸掉特别不高兴，妈妈哄妹妹说你看你扎小辫儿用的是红色的绸带，那可贵了，还有你的花裙。哥哥都没有，再说哥哥上学保护着你，像解友给爸爸当通讯员、警卫员一样，别的小同学就不敢欺负你了，妹妹毕竟小，听了妈妈的话，也就不再纠缠书包的问题了。我也真的像妹妹的保护神一样，在学校处处护着妹妹，也真的没有同学欺负妹妹了。

　　开学的那天，我拉妹妹走进学校的大门在一个年级班上课，学校的一切对我们都是那样新奇。许多东西也是第一次见到，课余时间，高年级的同学在操场做田竞运动及各项活动，体育老师的发令枪和兵役局魏局长叔叔的左轮手枪一样，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不发射子弹，只能冒一出股烟，还有单杠、三羊、木马、跳高跳远的沙坑，大胆的男生、女生把秋千荡到了天上，还有篮球、乒乓球。天哪，总之许许多多我在外面不曾见过的东西学校都有，我和妹妹虽然是“大地方”(兰州市西北军区大院)来的可还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几天几夜都兴奋的睡不着觉。怪不得父母亲要让我们上学，原来学校是这么好玩的地方。

　　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课，只有语文、算术，体育、美术、音乐，每天只上六节课，这些课我最怕的就是美术课，这方面，我天生愚笨不开窍，什么也画不好，从小到大连个茶壶都画不好，做手工也是笨手笨脚，总是不及格……唉，我天生不是当艺术家的料。越是这样，我越对美术课没有兴趣，其他课都门门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白天处处是红旗招展，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工地，建工厂、建学校、建医院、盖高楼大厦，办高级农业合作社，晚上人们忙着上扫盲班、学文化、开会讨论怎样走社会主义，所以学校也不是单纯上课。反右，街道、机关学校里贴了许多大字报，叫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由于才上小学识字不多，搞不懂大字报都写了些什么，听高年级同学说有给校长的大字报，好像还提到我们班主任陈巧花老师，总之一切来得太快太多，我的小脑袋装不了那么多，也不想搞懂那些。但有一天听说有人也给父亲写了大字报(父亲是县兵役局政委、县常委)说父亲对待同志冷若冰霜，脸上从无笑容。”妈妈不让我们打听，我真想给父亲写大字报的人一脚，认为他根本不了解我的父亲，哼，走着瞧。诶，总之政治上的事搞不懂。

　　我们除了上课，还有许多事要干，参加农业社的劳动是一项非常主要的社会活动和学校对学生热爱劳动的实际教育。那年全国农业大丰收，秋天地里金黄的是谷子、糜子、玉米、白色是棉花的海洋，还有芝麻及我叫不上名字的秋庄稼成熟了，大人，小孩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喜悦，丰收了人手不够，又没有机械，又不能眼睁睁让粮食棉花烂在地里，所有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全部支援秋收，下地干活，叫龙口夺食。田间地头，红旗飞扬，歌声嘹亮。车拉人背将收割的庄稼送上场，摘下来的棉花堆得像山一样，农民看到了集体的力量，看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优越性，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是当时最鼓舞人心的口号、行动的指南。农民将头遍棉花摘完。 棉桃上还残留着不少的棉花，就是我们小学生的任务了，自带干粮和腾空的书包，按照指定的区域拾棉花。同学们从地头排成一行逐步向前，摘除棉桃中残留的棉花，一开始劲头十足、大家有说有笑还有人唱起了刚刚学会的少儿歌曲，“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啊，吹着我们，我们像小鸟一样来到花园里，来到草地上，鲜艳的红旗，美丽的衣裳”.......情绪高涨，摘花的速度也非常快，地头堆放的棉花渐渐成了一个小山包，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首先是秋老虎的太阳晒得人没有了精神，密不透风的棉花地里更是热，口干、口渴可没有水，农民伯伯送了一桶小米米汤，班主任老师命令大家不让喝，说是义务劳动不能吃农民伯伯的东西。再说大家没准备什么东西没办法从桶里舀出米汤来。其次是棉花地里蚊虫特别多，咬的同学们身上，胳膊上到处都是包痒的难受。第三是最最关键，要命的就是成熟的棉花桃壳是非常坚硬的，桃瓣刺手，摘了不久，同学们稚嫩的手指上起了肉刺，一碰干硬的棉桃壳就是钻心的疼，同学们大多数七、八岁，在家哪干过这农活，但没有人敢吭声，可摘棉花的速度却是越来越慢了，每天摘下来的 是越来越少了。班主任陈巧花老师不断地从地的这头到那头催促同学们多摘、快摘，就这样在秋老虎的烈日下，我们饥渴交迫，大约摘了十多天棉花，同学们个个十指伤痕累累成了伤兵。望着农民伯伯场上晾晒的雪白的棉花，心中却喜悦不起来，手疼啊。最令人恐惧其实不是摘棉花，而是后来堆放在学校操场上如山一样的棉杆，从上面剥棉杆皮勤工俭学，剥棉秆皮已是严冬季节，不仅冷，手痛，更要命的是剥棉杆皮特别费裤子，用不了多久，每个同学的裤子叫棉杆磨破了许多洞，那时候大多数的同学只有一条裤子。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注定了要有许多磨难……

　　1957年，“反右”遍地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有些地方成立了人民公社。公私合营对私有企业的改造，社会就是这样轰轰烈烈，走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由于成立高级社，推广农业八字宪法，深翻土地，合阳又有了惊天的发现，某日在某处。深翻土地挖出一小水缸银元，紧接着又发现一个古墓，我又一次没有上学，去体育场看了那一小缸银元，不知有多少块，反正是满满的一小缸，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听观看的大人们议论说是解放合阳时地主埋藏的，是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罪证，具体是哪个地主埋藏的没有人能说清楚，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会有五、六百块银元。对于合阳渭北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县当年应该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上午看完银元下午马不停蹄赶往一另个农村，随着人流下到一座挖掘开的古墓中去，古墓是被深翻土地的农民发现的，墓口用多条宽约一尺、长约六、七尺的石条封堵着，当石条撬开后发现了古墓，没有太长的墓道，下去后有三孔青砖箍的窑洞，中间的那间稍比两边大一些，整体窑洞和我们日常住的窑洞大小一样。地面墓道口有打烂的陶器，其中可辨认的有可以装粮食的陶瓮，盛水用的陶缸残片，墓中地面均是由一尺见方的方砖铺就成，可以看到是用了石灰勾缝，做工精细，窑洞有门有窗，可惜门都被破坏，不知是早先盗墓的，还是这次发现开挖古墓的人所为，听观看人及守护现场的民兵介绍，中间窑洞是男主人。两面是妻妾。只有靠东边的窑洞中，有残留的棺木，腐朽程度非常严重，用手轻轻一捏木头就粉碎成末，其余两个窑洞并无棺木，守护古墓的民兵讲，刚开挖时中间窑洞有随葬的布匹和绸子。墓被打开后立刻碳化了 。我也学着大人的样子，用手摸了摸如石头般硬的所谓布匹绸缎，整个墓中基本没有什么东西了，也许在遥远的年代被盗空了。据说古墓没有考古的价值。后来被填埋了，古墓周边什么也没有，而奇怪的是离古墓约有十米远的地方有几十颗高大苍劲的松柏树，难道松柏树下还有更大更古老的古墓吗，我想了许多年、许多年……

　　反正一整天因看挖出的银元、古墓，没有去上学，估计后果是严重，但童年的好奇心还是战胜了逃学的后果，过了不久又去看一把大刀。上学时听班里年纪稍大的同学传说由于深翻土地，某一村又挖出一把大刀，说大刀是三国时蜀国大将魏延的兵器，还说大刀足有二百多斤重，如今就放在县图书馆中，图书馆离我家十分近，就在县委院子前边，我脑子里成天想着那把二百来斤的大刀究竟是什么样？可是图书馆是周一至周六上班，周日休息，得有个借口不去上学去看大刀，于是在一天早上吃完饭，我对父母和妹妹讲肚子痛，并且弯着腰显得真的非常痛。还说一走路更痛了，父母见状让妹妹去学校给班主任请假，准备带我去医院看病，想着去医院会不会打针，真后悔编这个谎言，父亲因为忙让通讯员解友借了辆自行车带着我和母亲去了县医院，经过医生再三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本来就不痛)说可能是肚子里有蛔虫回家喝点醋，我以为就完了，谁知医生拿出几根针扎在我的腿上、手上，而且不断的提插捻转(后来长大学医了，知道那是足三里和合谷穴)还问我有啥感觉？别提扎针的痛苦了，酸麻、胀痛什么滋味都有，扎得我大声喊叫，好不容易扎完针，医生嘱咐了一些什么饭前便后要洗手、要讲卫生之类的废话，还让再过几天来打虫，总之为了看大刀受了很大的“罪”，看完病回到家时间尚早，瞅了个机会一溜烟跑出兵役局院子直奔图书馆，果然看到许多在人看立在墙边的一把大刀，好大的刀呀，刀柄有碗口粗细，仅刀头有一米多长，宽度约有一尺左右，刀上有我认不得的铭文，观看的人也议论纷纷，我在想古人该有多大的力气，使用这么样一把大刀作战打仗，看来现在人就是不如古人健壮高大有力气的，我小心问周围的人是 魏延的大刀吗？没有人回答我。突然间图书馆的一位工作人员看见我，大声问我为什么没有去上学，我说有病了肚子痛，那位工作人员是我常去借书看书认识的，但他却用满腹狐疑的眼光看着我说“该不是逃学了吧”，我赶紧趁人乱哄哄的逃出图书馆，一路上想着那把现代人拿不动的大刀，我要生在古代多好，我也能有一把这样的大刀，该是多么自豪、威风，其实那把大刀和三国名将魏延没有丝毫关系，而是许多年前立在一座庙里的器物，后来庙荒废了，倒塌了，一年又一年被人遗忘了，在庙里的废墟上人们耕田种地，而1957年深翻土地大刀又重见天日。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回合阳专门去了一趟现在叫博物馆的老图书馆询问大刀的下落，年轻的工作人员一脸茫然，都说不知道。有一位年纪和我差不多的管理工作人员告诉我大刀还在］只是放在仓库里了，看来是有很长时间没有关注它了，唉！大刀呀大刀，你何时再重见天日，让我们仰视你的雄姿。

　　

　　上世纪50年代，地处渭北地合阳县自然条件差，县城三面环沟，出去县城，仅翻越金水沟一上一下十里路，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稍微像样的公路，县城里没有一座超过二层的楼房。记忆中最高的建筑是天主教堂的塔式建筑，城里和农村连成一片，根本没有市政规划。晴天，街上浮土有半寸厚。人车过后，尘土飞扬，刮起风来遮天蔽日，雨天满街的泥泞不堪。虽然解放七年了，可是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非常低的，吃水也非常困难，县城南北有两个涝池，用来解决牲畜饮水﹑群众洗衣问题。吃的水要靠井，由于三面是深沟，打井要非常深才能出水，而且水质不好，氟也重，氟斑牙的人张口就见，许多漂亮的姑娘不敢张口笑，水如此困难洗澡就更不用说了。1957年夏末，集县财政之力修建了一个浴池(也就是一个大池子) 1﹑3﹑5男的洗，2﹑4﹑6女的洗，周日休息。男人还行，1、3、5有人买票，花钱洗，每张澡票五分钱，许多人还是舍不得，所以洗澡的大多数还是有工作的人，尽管不多还是有人。而女人呢？你让她脱得光溜溜一丝不挂，多少个人挤在一起洗澡还是不行，思想解放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尽管说都知道用热水泡泡洗个干干净净是痛快、是舒服、是享受，但每当2、4﹑6女性洗澡时人却寥寥无几。宁可在家用洗衣盆烧点水擦澡，也不去澡堂！眼看这样下去浴池入不敷出了，只好调整男女洗澡时间，1﹑2﹑3﹑4为男，5﹑6为女，新的问题又来了，结果男的时间多了，可又没有那么多的人洗澡，最终开不下去了关门大吉。

　　1957年夏收快开始了，麦子长势喜人，那一年风调雨顺，全县上下包括机关干部，学校都准备镰刀，木铣，碾平麦场，抢收麦子，让丰收的粮食粒粒归仓。那时常常看报纸上，电影上，人们口中传说人家苏联种地收割都用上了拖拉机。就像人们描绘的幸福生活那样，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但真见过拖拉机的人没有几个，什么时间种地用上拖拉机也是农民兄弟的甜美的梦想，有一天晚上县委领导在父亲办公室开会，说地区明天会派一台能收割麦子﹑又能犁地的拖拉机来合阳，现场演示农业机械化的真实场面，地址定在城边的张家巷村，找一片面积大﹑平坦点的地演示，通知各高级社社员代表﹑干部参观，拖拉机的名字叫斯大林80号，为了看真实的拖拉机，上午没有去学校(逃学了)，准备收麦子的那块地头，已经有许多人等候，县长﹑县委书记﹑县上各部门领导，各高级社的负责人﹑社员代表，插在地头的许多面红旗和彩旗，在金色麦浪的衬映下格外艳丽，真是风展红旗如画，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看到了父亲的身影，我赶紧躲进人群中……终于在千百人翘足引领的焦急而又好奇等待中，有人喊“拖拉机”来了，我赶紧钻出人群也向大路上张望，果然远方有一个看不清，响声震耳的大家伙，慢慢走来，拖拉机来了，拖拉机来了，整个现场人声鼎沸，锣鼓喧天。人声锣鼓声拖拉机的轰鸣声混合成巨大的声浪，淹没了主席台上土扩音器的声音。当这座像小山样的铁疙瘩来到地边时，人们才看清它的全貌，有5--6米高，把一个不太宽的路面占的满满的，身上带着认不得不知道干什么的东西(收割机部分)，后面挂着5---7个犁头的大犁，更让我吃惊的是，拖拉机不是电影中看见的前面两个小轮子，后面两个大轮子的家伙，而是两面都是巨大的铁链子，像坦克一样，走在路上发出哗啦啦的金属响声，震得地面发抖，嘿嘿，(咱乡里人认不得那是履带式拖拉机)拖拉机熄火后，停在一片早已准备好的麦地边，县长讲话，讲什么也听不清楚，主要是不懂，但是有几句我记住了。他说，这是苏联老大哥生产制造的，送给我们中国农民的拖拉机，名字叫斯大林80号，能收割，能犁地，人家苏联老大哥的集体农庄早都用上了，今后我们中国农村也会种地，收割，施肥打农药不用人了，就用这种斯大林80号拖拉机，那时候我们每一个高级社都会有1--2台，这就是种地不用牛﹑电灯不用油的共产主义社会……

　　后来真的演示了收麦子﹑犁地，人们跟在拖拉机后面兴奋地看着说着，听有人说麦秸打在地里可惜了，烧锅做饭没柴烧了，有人说割的麦茬太高了，浪费了，也有人说麦茬高是秸秆还田当肥料了，最令人不解的是麦秆，麦衣子都出来了，那麦粒到哪里去了？当拖拉机停下来，从一个长管子里吐出黄澄澄干干净净的麦粒时，人们无比惊讶，再不用碾场，扬场了，只要晒一下就好了，参观的人顾不上也不在乎收割机，在收割时扬起的巨大尘土，津津乐道谈论拖拉机的巨大能量好处，演示完收割麦子马上进入犁地，那时拖拉机携带的犁还没有液压提升装置，需要一个人坐在后面的犁架上掌控深浅，后面的人也被履带扬起的尘土吹成了“土地爷”了。当地面的硬土被巨大的犁头翻起后，参观的人跟在后面又是一番议论，有人说犁得太深了，生土都出来了，明年庄家长不好；有人说，土坷垃太大了难以耙平﹑不好打碎；有更多的人说好，土地就是要深翻，咱们的二牛抬杠才能犁2--3寸深，到底还是机械化好；最后是县委书记总结，当父亲发现我跟着人群兴奋地跑来跑去，还以为学校的学生也来参观了，那么为什么这个大家伙叫斯大林80号拖拉机呢？县长为什么说他是苏联造的呢，长大后才慢慢知道了他的前世今生。

　　生产制造斯大林80号履带多功能拖拉机，是前苏联斯大林格勒的一个重要的拖拉机厂，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筹建，是和列宁﹑斯大林等一样资格的苏联革命领袖捷尔任斯基，因此也叫捷尔任斯基拖拉机厂，是前苏联最大的拖拉机厂。1941年6月22号法西斯德国突袭苏联，德军进攻夺斯大林格勒时，也把拖拉机厂作为进攻毁灭的重点，当时保卫拖拉机厂，有一个步兵师另加一个混成旅，上万发好炮弹落在工厂区，数千名工人牺牲，1500名工人直接驾驶来不及喷漆和安装瞄准镜的坦克上了战场，到最后人死的越来越多，没有坦克兵前来接坦克，工人只能装一辆自发地坐上驾驶室上了战场，在紧要关头敌人仅距离工厂几百米，为了不使工厂的机器设备落入法西斯德军手中，工人给机器设备安放了炸药，随时准备炸毁工厂，这场人类历史最血腥最残酷的保卫战，以双方各伤亡几十万人的代价，最终以英雄的苏联人民的胜利而告终。1946年，苏联人民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上使工厂复工，我们看到和50年代使用的多种型号拖拉机，军队装备的坦克大部分就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其中包括斯大林80号多功能拖拉机。

　　1960年青海省黄南军分区盖好了部队家属院，我们告别了住了近两年的藏族村落四合吉村，欢天喜地的搬到连粉刷墙的石灰味还没有散去的新房。黄南军分区分东西两个院子，西院是领导机关﹑电台﹑马厩操场和一些仓库；东院是警卫部队，俱乐部部分办公区，家属院，最后边是约十亩大小的菜地。东门最前边是警卫部队，机关人员的训练场。有一些木马﹑单杠﹑山羊等训练器材，平时为了安全，西边大门不开，只有为部队送给养弹药的车队来时才开门放车队进来，平时所有人员均从东边大门出入。东边大院前面有一排平房，住着一个排的骑兵，是军分区的警卫排，警卫部队会每隔几个月轮换，营房里干部战士的被子叠得像豆腐块一样，床单铺的平平的。7.62骑枪、50式铁把冲锋枪、马刀整齐架在每间房子进门的枪架上，骑兵们的翻毛马靴排列在房檐下，尤如士兵列队一样，对于营房中这些整齐划一的情景我不感兴趣，从小跟随父母在部队渡过见得多了，觉得不足为奇，这排平房最西边有一间值班室，房子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部电话机，一部手摇警报器，那个家伙和我在电影中看到的一模一样，对此我十分好奇，因为值班室时常有人，所以连摸都没有摸过，我常常问警卫排的人摇警报器费劲不？多大力量能摇响？它发出的声音有多响？全军分区都能听见吗？它的声音像什么？像吹号？还是像汽车的喇叭？没有人能确切的回答我，因为真的没有人摇过它，但是有一个陕北籍的战士告诉我摇警报器劲小了不行，得有力量才能发出声音，另有一个河南籍的战士告诉不能随便摇，如果摇动警报器它发出的声音连几百公里外的省军区都会知道。关于这点我不相信，它又不是无线电，怎么会传那么远，肯定是哄我们这些小孩的，总之这个报警器对我是个极大的迷，我时时注意它什么时候会响，响的时候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因此也常常放学后去值班室看看，哈哈，皇天不负苦心人，机会就在那么巧的时候来了。

　　暑假的一天下午，记得还是周日做完作业，顺道溜达到警卫排营房，值班室破天荒的没有人，那个让我朝思暮想的警报器，静静的躺在桌子上，看着那个家伙我不由自主鬼使神差，三步并作两步冲到桌子前拿起警报器轻轻的摇了一下，并没有发出声响，咦！为什么没有声音，是不是坏了？还是……顾不得想那么多，我又用劲摇了一圈警报器，这次警报器发出刺耳尖利的响声，就这短短十几秒的响声，警卫排的战士已挂刀、提枪，集合在平房前，东院许多在家的干部们携带武器向操场或其他什么地方跑去，原来警报声就是战斗号令军分区所有干部战士都会按照战时部署，听到警报声后立刻按照要求进入各自岗位。(人家早已演练过，只是由于演练时我们在学校上课，并没有见过)看到自己闯了祸，不知所措的呆呆地站在值班室，手里还拿着那朝思暮想的警报器。这时一名上尉军衔的干部冲进值班室，大声喝斥问我为什么摇警报器，我低着头没有回答。我认得，他是军分区后勤部一位协理员，干部朝我屁股踢了一脚说还不走，我这才清醒了过来，借机跑出值班室。由于自己的好奇心与无知，害的父亲在军分区机关军人大会上主动做了“教子不严”的自我批评。值班的协理员做了擅离岗位的检讨。事后军分区李福魁副司令员对父亲说“你儿子不错呀，帮咱们检验了一下机关战备情况”用河北话说忒“淘气”了，连平时脾气特别好的政委张裕茂叔叔见了我都说不敢再调皮了，你看你害的大家虚惊一场，你爸爸还为你做了检查受了批评。打那时起，我再不敢轻易去值班室了，但是我有了对同学吹牛的资本，我说“你们知道不，我那天去摇了警报器，连几百公里外的省军区都知道了”全军分区都进入战斗岗位。说这话时我仿佛自己是发现了叛匪，摇动了警报器报警的英雄一样。几十年过去了，我对当年摇警报器一事想起来忍不住偷偷发笑，儿时是多天真啊。

　　从小跟着父母在部队长大，不仅对部队方方面面熟悉，而且对当时部队特别是地方部队的武器装备也非常熟悉能够叫出当时部队装备枪类大多数名称，甚至对打什么口径的子弹都清楚，但对于马克沁重机枪也只是听父亲讲过，从电影中见过，从来没有见过真实的马克沁重机枪，更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是带轮的，有的是带架的。父亲说是一个叫马克沁的人发明的，所以叫马克沁重机枪。

　　青海省黄南州地区经过1958年4月25号解放军55师163团﹑165团﹑炮兵306团对循化、同仁县隆务寺等战役歼灭3000余叛匪迫使叛匪头目夏日仓投降。后叛匪改变策略，化大股为小股，化整为零与我军作战。1959年冬季，趁我军冬季休整时间再度聚集，根据实际情况兰州军区命令以师﹑军分区划片包干歼灭叛匪，大约于1960年春天，有消息说叛匪要攻打州委，县委，军分区。学校立刻放假，这是因为州上的民警支队﹑军分区的骑兵支队﹑民族民兵骑兵连都悄悄进入河南蒙族自治县，在以孕布龙为团长的民族工作团配合下，歼灭了再次聚集的叛匪。州上兵力空虚，叛匪得知后准备趁虚而入，攻击州县党政军机关，省军区青南指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派解放军陆军55师165团一个步兵营入驻军分区驻地，填补骑兵走后的空缺，州党委等机关人员发放枪支补充弹药，大门口堆起沙袋，设岗站哨，步兵营大张旗鼓在军分区旁边的空闲地操练。震慑敌人，有些地方挖了战壕，军分区后边山上碉堡里驻了一个加强班。通讯方面除了电话外，另外配了步谈机无线直接对话。总之情况紧张，空气里弥漫着战前的火药味(部队不停的打靶射击训练)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突然有一天军分区大门口架起了铁丝网制成的拒马，更叫人惊奇的是，在警卫排值班室门口，有一挺真正的马克沁重机枪摆放在那里，每天夜黑之前，战士们会将机枪抬到离大门口几十米的地方，白天我和军分区的其他孩子们无数次去看那挺马克沁重机枪，不断问战士水从哪灌进去，怎么放出来，有水枪管会不会生锈，枪是哪儿来的，怎么以前没见过，那一条帆布子弹带要多长时间打完？等等问题，偶尔有个别干部、战士回答一下，最多的是赶我们走。我们全家同时也非常担心，带部队去河南蒙旗剿匪的父亲的安危……

　　也许是对这挺看起来并不新的马克沁重机枪性能的怀疑，更有可能是要对藏在暗处叛匪、特务一个震慑，军分区领导——李聚魁副司令员(我们称他一把手司令，因为战争年代他的右侧胳膊被打伤后截肢了，只有一条胳膊 )决定把那挺机枪抬出去校验。八个战士轮流大摇大摆﹑前呼后应抬着这挺重机枪到军分区东边一块空地上，那儿也是来支援的165团步兵营训练的地方，架好机枪100多米外放置了胸靶，最令人吃惊的是校验机枪的人竟然是李聚魁叔叔本人，一只胳膊能操作重机枪吗？不仅是我们小孩怀疑连抬机枪的战士们、围观的老百姓可能都和我的想法一样，只见李叔叔坐稳后，一只手拉动枪栓，子弹上膛、瞄准、按下板机长、短几个点射枪声震耳欲聋，那时762的子弹声音很大很大，射击后一片寂静，报靶哨声响过后，大家屏住呼吸等待结果，一分钟好漫长，看到报靶人发出光头的信号后大家不约而同笑了，我也傻傻的笑出了声，李叔叔一脸严肃(平时就那样)。掉过头问我，你小孩子笑什么？我仰起头看着李叔叔不善喜笑的脸说，“你单手操不稳机枪，机枪震动那么大，你把不稳所以推了光头，”万万没想到，平时让我害怕的李叔叔一脸正经说那好啊，我一只手把不稳你来帮忙，握稳另一面枪柄和我扣动扳机再打一次怎么样？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看着李副司令员偷偷用眼瞟了一瞟那只空空随风摆动的袖子，“敢摇报警器的小子，不敢打机枪吗？”李叔叔挑逗式的再次问我，我想当时在场的人也惊讶了，司令员让一个10岁的孩子帮助他射击，我胆怯地说那你不要告诉我爸爸，他大笑起来，“又不是偷摇警报器，来吧小伙子”，就这样一老一少一人握住一面枪柄，瞄准操枪当然还是李叔叔。两只一大一小紧握枪柄的手听李叔叔发出击发的口令，手指去扣按扳机，枪响了，不知击发了几颗子弹，报靶仍然是光头，其实李叔叔并没有真用力，扣动扳机是一位长者对一位少年的慈爱，满足了一个懵懂孩子对枪的好奇与渴望。是一位首长，一位老兵对未来士兵的期待，是一位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战斗英雄对将来可能成为将军的子弟一种启蒙培养，也许都是、或者都不是……但真切地在我十岁那年，我扣动了扳机打响了世界著名的生命收割机——马克沁重机枪，它为我奠定了八年后从军的道路，我永远忘不了那只随风飘动的空袖子……

　　1958年4月18号黄南州原州长夏日仓，海南州政协原副主席占得尔与甘肃南部反动头人，国民党潜伏人员空投特务发动了甘南及青海黄南、海南地区叛乱，攻击人民政府杀害干部、共产党员、袭击解放军、民警，烧、杀、抢、虐、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罪行累累，几天的时间叛匪发展到几万人。其中也有许多不明真相的牧民群众被裹挟参加了叛乱。危急时刻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发出命令，坚决消灭叛匪，保卫人民政权，保护广大牧区各族人民生命财产，恢复社会安定，调集了解放军步兵55师、11师、61师、62师、163师、134师、骑一师、骑五师、兰州军区各骑兵独立团，共计28个步骑团，工兵团。舟桥团，3个汽车团、29个民族民兵连。地方武装民警支队一个野战医院及空军等五万人部队进入甘南、青海平叛。在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铁锤打击下，甘南地区取得了决定性的第一阶段胜利，同时在1958年4月25号，由163团、165团、306炮兵混合团加黄南军分区骑兵支队、民警骑兵中队、地方民兵连发起循化战役，首战死敌3000余人，乘胜进军同仁县隆务寺，迫使叛匪头子夏日仓投降。甘肃、青海均取得了平叛第一阶段胜利。但是任何反动派都不会甘心失败，都不会自动投降，他们从1958年九月份后改变了策略，大股变小股，化整为零，分散活动与解放军打起了游击战，敌人变了，我们军也变。剿匪平叛部队在原有玉指、果洛指、青南指的基础上，以师、军分区为单位分片包干， 步兵驻防、骑兵追击发动群众，宣传“四不”政策，瓦解土匪，每天都有走投无路的叛匪缴械投降，但是到了59年的冬季，残余的匪徒乘剿匪部队回收整休，又集中人马作乱。那年的青藏高原冬季格外寒冷，大雪一场接一场，军分区所在的地方地势高更加冷，潜伏的敌特探知黄南骑兵支队进入河南蒙旗，准备进攻，州政府、州委、军分区 机关，消息传来一下子紧张起来，学校放了假，军分区加强了警戒，55师调来一个步兵营，加强对黄南地区党政军机关的守护力量，夜里常常能够听到枪声，看见叛匪发射的信号弹。就是大白天街上也是少行人，终于在一天夜里枪声大做，枪声里裹着青藏高原冬季特有的风声，持续了约大半个小时，枪声平息，风却仍旧怒吼着.....长夜漫漫，家属、孩子们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有多少叛匪进攻、是否有亲人、解放军、民警、干部、人民群众受伤或是牺牲……天亮了、风未停、雪还在下，原来夜里叛匪准备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用少数人佯攻同仁县一个公社，企图调虎离山 ，让步兵营去增援造成州机关、军分区，兵力空虚，然后一举打下州机关和军分区，甚少对黄南州政府首脑机关造成人员伤亡，建筑破坏、工作瘫痪一阵子，可是叛匪的这点雕虫小技早被首长识破，只派出少量兵力汇同同仁县公安局民警中队驰援攻击的公社，敌人看到不能达到目的向别处开始逃窜。在追击过程中同仁县公安局副局长、藏族人民的好儿子，一个百万翻身农奴后代的公安局副局长坎本中弹牺牲……

　　几天后坎本局长的追悼会在州人委礼堂举行。我们州机关子弟小学的少先队员参加了烈士的追悼会。在国际歌声中，人们向坎本遗像三鞠躬，聆听了领导对烈士的生平介绍及悼词，最后在痛断肝肠的哀乐声中，人们缓缓排队走过烈士遗像，与家属、亲人握手慰问，悲壮的哀乐与时而传来坎本爱人撕心裂肺的叫坎本名字的呼唤声，眼泪从大人到小孩眼中夺眶而出，当我从身着藏袍怀抱儿子的坎本局长爱人身边走过时，我没有正视她的脸，也没有像别人一样和他握手，而是面对她我深深鞠了一躬，轻声说了声阿姨你不要太难过，多年后我才知道坎本的爱人是一个普通的藏族妇女，她听不懂汉语，但多年来我一直坚信坎本的爱人，一定看懂、听懂了大家的期望。一定明白了坎本的牺牲重于泰山、死得其所。生的平凡，死的光荣，也一定会坚强地生活下去。果然，2015年当我在离开黄南54年后故地重游，拜访当年房东时真切地听到坎本的孙子，在黄南人民检察院工作，其余亲人也健康平安，我站在落日的黄河边，望着巨变的同仁县古城。想起了童年，想起了坎本，想起了千千万万为了青藏高原的安康、人民的幸福，流血牺牲。

　　

　　1959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由于 1958年的大丰收，人们从各方面都没有做好应对灾年的准备，青海地广人稀自然条件恶劣，粮食产量非常低，加之从1958年4月份开始的甘肃甘南及青海省黄南﹑海南﹑最后波及玉树﹑果洛整个藏区的持续叛乱，对青海原已脆弱的农业基础破坏是难以叙说清楚的。天灾人祸的程度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粮食实行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公粮任务，口粮成了问题。常常用土豆﹑野菜补充，而居民更是可怜。成年人每月20斤面，而且是以青稞面为主，白面只有2--3斤，油每月三两，肉，菜基本没有。有也是洋芋﹑白萝卜﹑莲花白，但又非常少，这几种菜也是青海仅能种植的，并且有季节性，许多人由于长期吃不饱﹑营养不良出现浮肿，也听有人说某地有人“饿死了”，原本生活就非常困难了，但当时的青海省委却向党中央隐瞒了青海缺粮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导致国家在不掌握实际情况下，错误地从河南向青海移民，进一步造成粮食的供应紧张，真可谓雪上加霜。那时无论大人﹑小孩天天想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吃饱，不再饿肚子，为了节约体能﹑减少消耗，每天，天一黑人们早早上床睡了，农民苦能在地里想点办法，最苦的是城镇居民了，除了那点供应粮什么也没有。那年的夏天，父亲带领黄南骑兵支队去了河南蒙旗剿匪，母亲因病去了西安，我和妹妹被安排在隆务寺小学住。吃食堂，学校伙食非常不好，一天三顿没有副食，没有油水的炒面糊，对于我和妹妹这样一个正在需要营养长身体的孩子，特别是没有父母、亲人照顾。一个月就饿的我浑身无力，走路打晃。妹妹虽然比我小一岁，可食堂打的那点稀糊糊也填不饱她的肚子，常对我说：“哥，我饿”，我也只能将自己的面糊糊分一点给妹妹，偶尔有馍，我给妹妹半个，尽到做兄长之职责。并且安慰妹妹爸妈回来，咱们就不会再饿了，夏天野菜慢慢长出来了，野草也复苏了。地里到处有人挖野菜充饥。由于没有副食﹑没有菜吃，有一天学校动员学生上山，去地里挖野菜。挖的野菜一半交学校，一半可以拿回家，学生的积极性可高了，当天下午除了每人一碗面糊糊外，打大半碗野菜，可能是学生并不完全认得有毒的植物，做饭的炊事员又没有细心挑选，用开水一过就让大家吃，吃完晚饭，我像往常一样早早睡了，到夜里先是腹痛﹑恶心，呕吐，宿舍里都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不懂事的孩子，没有人关心照顾或询问我，第二天我就起不了床了，(由于学校条件差没有真正的床，我是睡在一个不知从哪儿拆下来废弃的 花格窗子上)没去上课，妹妹起先没有注意到，中午没见我打饭到宿舍找我，发现我脸肿了起来，不能动了。喉咙肿的不能说话。见状妹妹吓得大哭，赶紧找了班主任，班主任是个女的，丈夫是同仁县公安局的，她答应我父母，照顾我和妹妹的。但大人总是比小孩有经验，看过我的情况说是野菜中毒了，那个时候也常有中毒的人，也有因中毒治疗不及时死人的，于是我们班十几个男生，用我的床浩浩荡荡抬着我去了州人民医院。护送我去州人民医院有一个叫许小英的女生，个子不高，长得很好看，圆圆的脸。湾湾的眉毛。双眼皮。大眼睛。雪白的牙齿。脸上有一对酒窝笑起来更好看。她爸爸就是州人民医院院长，母亲是州人民医院总护士长，她的父亲是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旧社会青海本地能上大学的人凤毛麟角，家中也肯定有钱人家，但不管怎么说，许院长是拥护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积极工作的知识分子，不仅入了党，而且在刚解放那时是青海省人民医院院长，喜欢喝酒，据说是拒绝给马步芳潜伏下来的特务治疗，导致特务死在医院受到处分，下放到黄南州人民医院当院长，老伴也随着他来了黄南，而我的同学许小英是他们老两口唯一的宝贝女儿掌上明珠，真是捧在手里怕丢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由于家庭条件好，许小英平时衣着打扮与一般同学不同，显得洋气，加上人长得好看，热情大方。老师﹑同学都喜欢她，妹妹和她也是好朋友，在她的指挥下，同学们把我直接抬到她家，连“床”放在她家的木地板上，许小英的爸爸仔细询问了情况，因为我说话困难，都是同学们、妹妹替我讲病情，用今天医生的话讲是“代述”，经过检查诊断为野菜中毒，由于没有家长﹑老师，再用今天的话说，是没有具体监护人(当然也没有钱)住不了院，给我免费(也可能是许院长自己出钱了)开了许多口服药，其中有一种黑色丸药至今还记得，同学又浩浩荡荡把我抬回学校宿舍。咽部肿得连面糊糊都灌不下去，丸药吃不下去，况且吃药连口开水都没有，妹妹怕我中毒死掉，寸步不离守着我，哭呀哭，在我生命的紧要关头，许小英同学真不愧是医生的女儿，她把大丸药捏成非常小的粒粒，每天从家里带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热瓶和妹妹一起照顾我。喂饭、喂药、倒尿盆(其实就是我的洗脸盆)。病情一天天好转，首先能喝下去面糊糊，头脸慢慢消肿了，全身也慢慢不肿了，可以下床了，可以自己上厕所了，最后可以上课了……当病真正好的时期全身脱了一层皮。数月后，爸爸从剿匪前线回来，来学校接我们，看着我们兄妹穿着极其脏的衣服，饿的皮包骨头，难过的说不出话来，在给我洗澡时摸着我瘦骨嶙峋的身体，手在微微颤动，久久没有抬头看我。特别知道我野菜中毒军分区管理科竟然没有人看望、看病照顾(剿匪干部不在家时管理科负责孩子们生活)我父亲怒不可遏地对周龙司令员、张裕茂政委大发雷霆，一定要让分区领导处分管理科人员失职。虽然从那天起我和妹妹一起在军分区和爸爸吃小灶再也不饿了，但终因中毒饥饿导致免疫功能下降，染上了肺结核被送到到几百公里外的西宁陆军第四医院住院，治疗数月回来，我因半年没有上学留级了。六十多年过去了，但我永远忘不了抬我去州人民医院的少年朋友，忘不了妹妹担惊受怕、失声痛哭的样子，更忘不了许小英同学。1963年我考上青大附中竟然在校园中再次遇上比我高一级的许小英同学，而她数年后，毕业于青海省卫校成了一名儿科医生，2008年却因乳腺癌夺去了她的生命，身为医生的她救人无数却不能医治自己的疾病。上世纪七十年代当她知道我也是一名医生时并未感到惊讶，只是轻描淡写说“小时候你的身体不好，想着你会选择从医之路的，果然没有猜错”而我永远记住她的善良、友好、大方、真诚和那对浅浅的酒窝……

　　1960年黄南州。由于自然灾害收成不好，普遍缺吃少穿﹑生活的艰辛仿佛也影响了大地复苏春天的到来。那个年代无论是部队、机关还是学校发动生产自救、开荒、种地。解决生活困难是头等大事，能种粮食、蔬菜的地方不管是多大，还是房前屋后都被开垦了。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养猪﹑养鸡﹑养鸭。大有一种一九四二年边区人民大生产的形势。要劳动，虽然生活艰苦还要不时对付叛匪，但那时的人民的精神面貌还是积极向上的，机关、部队、学校处处歌声飞扬，歌也不像今天的流行歌，上句和下句不相关，唱了半天听不懂什么意思，歌手嗲声嗲气，最后没有了生命力。在激情燃烧的歌声中战天斗地。

　　要劳动就要有劳动工具，各部队、机关、学校都购买了不少简单的劳动工具，如铁锨、镐头﹑锄头等。为了劳动方便工具不丢失，有些单位发给个人保管，调离单位还要移交。军分区后院有一块十亩大小的地，干部和战士种了洋葱﹑白菜﹑萝卜，我也从机关找了一把铁锨在厕所不远的墙边种了十几颗白菜，每次劳动完我都会把铁锨像大人们一样，擦得干干净净藏在地里，学校也要劳动自带工具，我就扛着那把铁锨在学校劳动，这把铁锨不是部队统一发的那种园头，而是一把普通的民用直头铁锨。翻地很好用。有一天班里一位家在农村的男同学仔细看了我那把铁锨说要买我的铁锨，我脑里一热就一元钱成交，心想回军分区机关再找一把铁锨能劳动就行了，我对一元钱的诱惑没有经得住考验，当然那时的一元钱还是非常值钱的，有一天和妹妹吵架卖铁锨的事儿被妹妹向父亲揭发，父亲十分严厉地问我“铁锹是部队的，是公家的财产，怎么能私自卖掉？卖了多少钱？钱呢？”我胆怯对父亲讲“卖了一元钱”，买了几个棒棒糖还给了妹妹两个。平时父亲总是一脸严肃，不与我们开玩笑，一副上级对下级﹑领导对战士的样子，因此在父亲面前我非常拘谨，无论在外面多么调皮﹑打架﹑上树掏鸟窝﹑逃学，特别怕父亲知道。这次卖铁锨的事，父亲非常生气，命令我面壁思过，我没有按照父亲的要求站好，盛怒之下父亲抬手给了我巴掌，父亲1.8米的个子身体健壮，他的一巴掌可不轻，像暴风般的大巴掌打在我脸上时，我半天也未缓过神来。一会的功夫半个脸肿得不能看了，好几天都不能消肿，为此母亲好几天不理父亲，每天用热毛巾给我敷脸。打完我的第二天父亲给了我一元钱，让我把铁锨赎回来，而赎回来的那把要命的铁锨被父亲立在门口一个多月，让我每天上学走时﹑放学回家都要看一看。知道自己的错误。哈哈，妹妹虽然揭发了我卖铁锨，但没有阻止，而且还吃了我买的糖，同样受到父亲严厉的批评，妹妹心里就别提有多委屈了。从我们懂事起，父亲就不断地教育我们兄妹热爱共产党﹑热爱人民军队，讲艰苦奋斗﹑遵纪守法﹑乐于帮助别人﹑爱护公物，不准拿公家的一分钱东西，还常常说小时候拿公家的一根线，长大就会偷公家一头牛。要有理想，有道德，长大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高兴的时候会教我们唱部队的军歌，父亲的嗓音很好唱起军歌雄壮有力。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想父亲的严厉，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父爱，不管别人对父爱是如何理解，我想说的是父亲言传身教的革命家风教育犹如细雨，润物无声，我们兄妹三颗小树苗在这种雨露滋润下健康成长。父爱融入我们的血液中，使我们兄妹在各自的工作中清清白白，干干净净光明磊落地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生命征程。

　　

　　1961年青海黄南地区的叛匪基本被消灭，经过短时间在家休息。因鼻腔肿块，父亲又去了趟陕西陆军疗养院手术治疗后休养了一月之久，回来后调海西军分区工作，到任前有了一个变化，那就是青海省军区接到举报，青海省大通县武装部在过去几年的平叛中有领导私分了缴获的物资。且数量大、次数多，因此兰州军区决定父亲先去大通县武装部查问题，完后去海西军分区上任，为了调查工作方便,父亲被任命为大通武装部部长，原来的李部长﹑赵政委，几个副部长，暂时留任协助父亲做调查工作，省军区政治部有人随时来了解调查的结果，经过一年的调查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李部长做就地转业处理，任大通县副县长。两个副部长也分别转业回陕西、山西去地方工作，当然可能都受到党内处分，详情记不清了。赵政委处分后留用，继续任大通县武装部政委，在调查处理武装部领导班子的一年中父亲多方奔走﹑争取资金，在省军区和县委支持下，盖起了武器库，一排能住十户人的家属用房，翻新了部分旧房，最后在工程将要结束时，又盖了几间办公用房，彻底解决了武装部用房问题。办完这些事儿也到了1961年底，黄南军分区一名叫葛正贤的科长接替父亲工作。要过年了一方面父亲在省军区政治部领导的监督下移交工作，另一方面积极为我们准备搬家去西宁市宏觉寺街59号家属院居住作准备事宜，而他也准备赴青海海西军分区到任，送行会完后父亲先送走省军区政治部的领导，而后又和前来告别县委书记常子俊﹑部里的新旧领导﹑干部在办公室里话别，告别的人中父亲发现赵政委没有来，因为当天就是大年三十，除夕夜了，父亲叫上我一起去了赵政委家，进门发现有部里七﹑八个人在赵政委家里讨论什么，房子非常小，七﹑八个人就坐满了，并且显得非常拥挤。大家看见父亲的到来起立让座，赵政委对父亲讲我们几个正在商量，留父亲过完年再搬家，最早也得过完初五再走吧，大人们的你一言我一语。挽留父亲。没有人招呼我这个小孩，说话间，又有两三个人进来，原本拥挤的房子更显得小了，我看墙角有个小板凳挤了过去坐下来，就在我坐下来的时候，我发现靠墙角立着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那个年代武装部很少有56式半自动步枪，民兵配备的主要还是老旧的762步枪﹑老套通﹑三八大盖，汉阳造，捷克轻机枪﹑汤姆式冲锋枪﹑五零式冲锋枪，还有少量的六零迫击炮等旧式武器。由于长期生活在军营中，我不仅对这些野战部队淘汰的武装熟悉，有许多还会拆卸，而且对当时部队装备的56式半自动步枪﹑冲锋枪﹑班用机枪﹑54式手枪也都非常熟悉。其实枪械对于军队内的人并不稀奇，许多领导干部家中就有制式的配枪，也有从多种渠道弄来的枪。那个年代枪支管理，也不像现在这么严，当然军队干部家中有枪的事，地方上许多人不会知道也不会理解，军人子弟对武装的熟悉热爱，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那是他们的血液中流淌着父辈一样的军人热血、军人的情节﹑军人的梦，我只是好奇武装部，怎么有一支56式半自动步枪。要知道，1961年许多野战军尚未换装56式枪械，想着想着不由自主，我拿起那支枪，平放在腿上，仔细看了看枪，顺手拉动了枪栓，然后右手食指去勾动扳机，当抢的扳机被勾到三分之二时，我突然觉得拉动枪栓时好像在灯光下，有一类似子弹的东西，随着枪栓回位上了膛，也想起了如果没有子弹枪栓会被弹仓簧卡住，回不了位，这就是说，我拉动枪栓时一定有一粒子弹上了膛，想到这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为了弄清是否真有子弹，我再次拉动枪栓，拉动枪栓的瞬间，一粒子弹跳出枪膛，看着跳出枪膛落地的那粒子弹，汗一下子从头上冒出，心提到了嗓子眼，当我用颤抖的手捡起那粒子弹，怎么也压不回弹仓里去，这时有一位坐在我旁边的干事看见我摆弄枪压子弹，立刻把枪接了过去，麻利地将那发子弹压回弹仓，关上保险。再次将枪立在墙角，叮咛我不要再乱动，我在巨大的恐惧中走出赵政委办公室，远方有人在放炮，枪声一般的亮，让我陷入深深的后怕。尽管除了我没有人知道我曾经差一点点，将扳机勾到底，击发出一颗永远不敢想象后果的子弹，那么多人，如果枪真的响了，有可能击中的不是一个人。会像糖穿葫芦那样击中多人。曾经一件真实的故事，青海驻军某部一位团长的儿子，玩弄警卫员的手枪，走火打死了路过的一个干部，父亲被撤职，儿子进了少年劳动管教所，那位年轻干部被这从天而降的事故，永远定格在26岁……那一夜11岁少年的我第一次失眠了，从此往后不管多么喜欢武器，再也不敢随便动枪了，总是会先验枪确认有无子弹，也包括后来自己当兵在部队，十分谨慎使用和擦拭枪支，枪可不是随便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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